［為什麼台北市酒駕少？是市長好厲害？］

剛才看到以台北市柯市長為中心的民眾黨，拿酒駕肇事的事故數字，在新聞浪頭上企圖誇自己好棒棒。

我是台北市長大的人，參政的契機是協助研擬都市計畫政策。我在金門當兵、在高雄寫都市政策和擔任工務局秘書、現在是桃園市的立法委員。

講酒駕，就一定要談［大眾運輸］，因為，［喝酒後搭上大眾運輸，就不會酒駕，也不會有酒駕肇事］。

大眾運輸一定是公共投資，不會賺錢，不管是公車、鐵路還是捷運，甚至計程車。

我小學的時候台北市開始建設捷運系統、30歲工作時高雄才開始捷運動工、44歲時桃園第一條機場捷運才得以通車，台中市捷運剛剛啟用，台南市的還在施工！

再來講公車，台北市幾乎完全都會，戶籍居住260萬人，進城上班時高達700萬人，再晚還是有乘客，大致上公車補貼偏遠和高齡就可以。出了台北，哪個直轄市的非都市地區晚上還有足夠的公車？算我輸民眾黨沒關係。

退而求其次，再來講計程車，出了台北的鄉村地區，計程車就不會滿街繞來繞去了，晚上哪裡攔計程車？可能連UBER都叫不到咧。
鄉下地區如果遇到就抓酒駕可以記點當業績，交通警察只要晚上8點以後站在當地那一兩家小餐廳旁邊，就會有應酬完想騎100公尺回家的鄰居，自動送上業績。

酒駕，絕對錯誤，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原諒！但是，民眾黨拿數字來蹭新聞，餵鄉民吃血饅頭，我非常不以為然，台北市大眾運輸的得天獨厚，是因為他是首都，全國人納稅養起來的，便利了台北，酒駕犯罪的就是納稅的鄉下人了。
台北市的數字，絕對不是他們的黨主席特別厲害。

這些觀念我幾年前在交通委員會講過，在酒駕修法時也講過好幾次，只是，媒體和輿論對這樣的觀點沒有興趣。

從政要心存善念，要看到台灣弱勢疾苦的那一面，算我拜託天龍黨了。

【重返○○】黃崇凱／但不能想起太多

圖◎吳怡欣

2019年的最後幾分鐘，我在台南市區一家沒有名字的酒館。室內爆棚，許多人沒地方坐，店貓鑽進來客堆放的羽絨外套，穿行窗外，從煙霧熱烈交談的陽台吸菸區繞了進來，找不到一個角落窩著。我問朋友十年前在哪裡跨年，朋友露出被迫面對三角函數習題的表情，好像沒人可以準確回想起來。
　
我記得的是二十年前20世紀結束的午夜，我跟高中同學在往淡水的捷運上跟一大群陌生乘客互祝新年快樂。那列捷運中途停下，車廂廣播傳來司機急促的倒數聲，像是臨時決定那樣，帶點喘地從九開始數起。那時我回嘉義蹲重考班不到一個月，每天擠公車通勤，在兩百人的大教室裡分到一小塊位置，聽著全台跑的名師授課，在布道會般的氣氛下，反覆參詳考試拿高分的祕密。我忘了怎麼收到通知，在那個B. B. Call褪流行（我沒有），小海豚手機正在興起（我也沒有）的通訊過渡期，讀淡江大學的高中同學號召大家到台北跨年（難道是誰寫信給我）。當時沒多想上去要住哪裡，重考班年末最後一堂課結束，我跳上客運巴士，一路晃上台北。由南向北的高速公路，像是從很深很深的地底往上的電梯，我在一個方形鐵盒緩緩迎向最亮的夜空。
　
找到同學住處，發現他的學生套房門口疊了有十幾公分那麼高的鞋子，沒人清楚知道等等要去哪裡、怎麼移動。有同學說，當然去市政府那裡啊，我們這些桃園來的、新竹來的、台中來的、嘉義來的毫無地理概念，只能跟著走。所有開往市區的捷運列車都塞滿人，一路塞到台北車站換線過程中，有些人沖散了。擠上藍線列車，隨著人潮吞吐推擠到市政府周邊，又沖散一些人。我跟搭著彼此肩膀的兩、三個同學決定放棄，打算折回淡水，但無法估算時間，就這樣在捷運上像一包冷凍雞肉被拎到新世紀的起點。
　
到了夏天，我重考完，聽說讀淡江的同學兵役體檢出心臟雜音，還來不及進一步安排檢查，某天午後他突然心口絞痛昏倒，被送到北港的媽祖醫院。他沒再醒來，幾個星期後過世。
　
2005年的最後一晚，我在巴黎的旅館房間，跟當時共處一室的女友嘔氣不說話，偶然想起那個早逝的同學。我從沒到過那麼冷的地方，而在將近兩個星期的旅行後，我非常疲憊。旅行之初，我一抵達戴高樂機場就轉高鐵往女友住的小城翁傑待幾天。接著我們一起到史特拉斯堡、日內瓦、尼斯，完成法國東部外掛瑞士的大縱走，最後回到巴黎。起先幾天，我們懷著些微焦慮跟彼此相處，擔心自己和電話裡、信件裡的形象不符。因為我們真的不是那麼熟。但戀愛濾鏡開到最大，一切都很好。我向熟識的學長借了十萬元好讓我開立存款證明，以便申請申根簽證買機票。我向我媽說我非到法國找這女孩子不可，拜託借我旅費。那陣子我病急亂投醫似地丟文學獎比賽，讓我那僅有的幾篇爛小說四處流浪。沒有一篇中獎。我蹺了兩星期的研究所課程，不遠千里為的是專程戳破我的幻想大泡泡。我本來以為我是去合唱那首陳綺貞的〈太多〉，一起上巴黎鐵塔、寄明信片給彼此，到羅浮宮看畫。結果一項也沒達成，只有在羅浮宮外面的玻璃金字塔周圍頂著冷雨寒風走來走去。回程飛機上，我才明白自己唱的其實是巫啟賢的〈太傻〉。還不到夏天，那段短促的感情就像包廂時間快用完時，潦草唱個幾段就切歌了。
　
有兩、三年，我幾乎每星期都會從公館出發，騎摩托車過橋，沿著中永和旁邊的環河路找那時在蘆洲經營卡拉OK小吃店的媽媽拿零用錢。媽媽做了大半輩子的紡織女工，婚後生完兩個孩子，在農村糾集一批主婦開設代工廠專攻絨毛娃娃，據說代工品質一流。90年代曾有玩具製造商到對岸設廠，找她去做管理職，她說我又不認識字去那裡做什麼。但我很確定她識字。她曾經堅持下工後每晚騎機車到嘉義市區讀小學補校，從ㄅㄆㄇ學起。有次我跟著她去上課，順手和她一起作弊應付隨堂考試。課程結束，我媽拿到畢業證書，據說是全班第三名。媽媽在兩個兒子上大學後，突發奇想北上蘆洲找地方開卡拉OK店。她獨自找店面、搞定一切，開張營業，居然生意不惡。隔年我爸就隨著妻子的腳步，在店裡做起頭家，幫忙上菜、敬酒，招呼客人。我總是在週末傍晚六、七點到蘆洲，店裡偶有三兩來客，打完招呼隨即上二樓，窩在客房看電視。我國中時在家聽過我媽深夜call-out給電台節目，握著麥克風似地對話筒唱歌。她坐在裁縫車前，歌聲迴盪在漆黑的鐵皮屋內，穿過其他裁縫車、裝訂絨毛娃娃眼珠的橡膠槌、分堆放置的組裝零件、拆解的樣品模版。如果拿著電話分機聽，大概會有多聲道環繞感。她似乎跟電台主持人、常常call-in到節目唱歌的其他聽眾也成了朋友。我想她真的很喜歡唱歌，也很喜歡交朋友，才會想開一家唱歌的店。
　
那時我也很愛唱歌，三不五時約同學挑便宜的通宵時段唱整晚。但我從來不在我媽的店裡唱歌。我討厭每星期都要騎車到蘆洲拿零用錢。我討厭那家卡拉OK小吃店，我甚至不覺得那是可以唱歌的地方。我討厭到了蘆洲店裡整晚只想窩在二樓房間的自己。我跟爸媽沒太多話好說，於是每週來找他們就只是為了零用錢，讓我變得更厭惡自己。只要我能忽略他們「錢怎麼用那麼快」的輕微抱怨，我就能要到兩千塊。SARS爆發期間，城裡人人戴口罩，電影院、KTV這類公共娛樂場所生意慘澹，自然也包括我媽那家店。那陣子的週末，我總會看到我爸稀釋一水桶漂白水，拿著拖把勤快拖地，要不就拿著酒精噴槍、抹布，擦拭店內桌椅。我只是在一旁看著，從沒出手幫忙。我知道店的生意不好，我知道我的學費是親戚湊錢幫忙出的，但我還是要來拿我的兩千塊。有時我甚至不過夜，拿了錢就掉頭騎回宿舍。
　
在我整個大學四年加研究所四年總共八年的學習年代，我爸媽只來過學校看我一次。雖然他們的主要目的是要去看師大路的超高人氣皮膚科診所。他們讓朋友送進城，來我宿舍，東看看西看看，最後像對沒錢開房間的小情侶爬上我宿舍的單人床睡午覺。他們睡到傍晚起來，我幫他們叫了計程車到師大路。送走他們後，我發現我們沒說幾句話，我沒帶他們到校園走走，也沒買福利社的牛奶或冰淇淋給他們嘗嘗。後來聽我媽說，他們等到將近半夜才看到醫生，醫生看不到五分鐘就打發他們領藥了。
　
我媽在我大學最後一年頂讓蘆洲店面，準備回鄉開一間更大的卡拉OK小吃店。她的大計除了開店，還要找地蓋新屋，串連各路親友，打算弄民宿套裝行程。我乍聽覺得真是異想天開，在這個每逢大雨就淹水的海邊鄉里，哪有什麼景點可看？海岸堤防外，隨著浪潮推擠的是漂浮垃圾、保麗龍碎粒和消波石粽，沒有一片可以活動的沙灘。堤防內是切割成一塊塊的養殖魚塭，只有細得像血管的小路延伸連接。靠近鄉公所的街上有當時唯一一家便利超商，各村落都只有一、兩條街能擺上菜販肉攤，間有賣羹麵、炸粿之類的攤商、小吃店。我那時想，難不成有人會專程來看「汪洋中的一條船」鄭豐喜的爬行路線？或者有人要看亞洲鐵人李福恩國中時候練標槍跳高跳遠的操場？還是要探訪秦漢當年拍電影飾演鄭豐喜任教的口湖國中教師辦公室場景？或者包幾架膠筏載客看每隔幾年就來一次的淹水，附贈全身防水撈海藻的工作服可下水體驗救災？反正我媽就是有信心做民宿能成，她照樣開店，慢慢看地，找朋友打牌聊天。
　
那年夏初口湖鄉做大水，我毀棄了一個女孩子的心，投向另一個即將飛往法國的女生。我媽找到一塊法拍魚塭地，打算填土蓋房子，規畫在這間大平房弄五間套房，內含寬敞的飯廳、客廳，完全以日後的民宿想像來設計。我年初向她要錢補習日文，年末又跟她借旅費到法國。隔年我沒等到對方回來，我的日文拖拖拉拉學到五段動詞就停滯，直到補習班會員資格過期。我總是這樣隨便浪費我媽辛苦賺來的錢。
　
在我困於感情、寫作和一無是處的課業期間，我媽生病，我媽跟我爸吵架，新房子施工走走停停，我媽開車到處拜訪親友。有一小段時間，我會到三重的老公寓看她。那是設有神壇的迷你宮廟，起乩的神要她吃蓬萊蕉還什麼神祕草藥治病，要她在神壇下打地舖睡覺養病。一年過去，我媽依然走跳各地，我申請到浙江大學交流三個月。我天天揹著筆電到分配的研究室看書、看電影，到校外吃五塊人民幣一盤的雞蛋炒飯，有時騎著龍頭歪一邊的腳踏車，奮力避開洶湧人車，繞西湖一圈。浙大認識的朋友常跟我聊侯孝賢、楊德昌、蔡明亮和馬英九。我跟媽媽通過幾次電話，她都說還不錯。
　
回到台灣，我得在年限最後半年寫出論文。我媽愈來愈頻繁進出醫院。那年的總統大選，我媽要我相信台灣選給民進黨，我陪她到投票所，心裡不以為然地投了廢票。當晚她靜靜睡著了。當年的美國職棒大聯盟開季，王建民投得極其神勇。我媽在清明假期後的一天清晨，永遠睡著，成了新房子第一個離開的人。那之後，王建民跑壘受了大傷。我總算趕上期限交出論文畢業，在夏天入伍。那個夏天來了六個颱風，據說幫《海角七號》創下票房紀錄。我在嘉義中坑新訓中心打掃營區好多次，穿了好多天又重又臭的軍用雨衣。結訓前抽籤，我志願到南沙太平島，但體檢沒過，沒成，回到雲林海邊服完兵役。大概是我媽不讓我去的緣故。

photo：吳怡欣。www.facebook.com/yihsinwuillustration/

#關於敦南誠品 誠品書店 eslite bookstore
我退伍後第一個工作，在敦南誠品樓上一家建築事務所，敦南誠品24小時營業，事務所的員工也全天不打烊。公司的電梯就是書店二樓廁所前那個堆放藝文資訊的電梯，不用走出大樓再走進來，所以不管幾點下班樓下書店都開著的陪伴其實很暖，即便不一定是要看書。
周末加班時從員工休息室的窗戶看出去，就是新光銀行階梯外那片小廣場，那時總有些很有風格的皮箱地攤在那擺著，警察也偶爾來抓，那些攤主們都型格滿載，賣些波希米亞風選品，當時我覺得這個地方應該是台北最有文化的地方吧(我說的是外面的攤販)。
後來離職後去印度旅行，回來後出版遊記，把這小段緣分寫在書裡自序。
很多事是美好的光鮮亮麗，但就像合身挺拔的西裝一樣，穿著其實並不怎麼舒服，但會得到其他身體不舒服但是精神上的舒服。誠品阿、建築事務所啊、忠孝敦化啊、台北啊、我啊，可能都有這些意味。
後來我每次去敦南誠品，都會習慣抬頭看看六樓是否還亮著，果然，不管幾點都會是亮著的。當然，事務所最近也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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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是為了讓旅途出現的配角

在一個提早下班的周四晚上，我約了J在古亭站的連鎖咖啡店見面，說是提早下班也已經是晚上九點了。J早我七年北上進入職場奮鬥，我想見識他如何治療我的工作低潮，雖然我知道問題只有自己才能解決，但至少能吐出淤積的沉悶，讓J替我分擔一些頭頂污濁的廢氣。

當時我是個菜鳥建築設計師，我的公司樓下有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書店，於是不論幾點下班，我都習慣搭電梯到二樓繞過新書區再從書店正門下樓回家。

晚上九點下班，書店正忙碌，滿是合身套裝和青春制服的穿梭流動；午夜十二點下班，還在看書的夜貓族多了一點雅痞味，不是精心打扮的時尚潮男就是飄逸長裙的波希米亞女子；凌晨三點下班，趕不上捷運的人彷彿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窩在書櫃角落，頭低得幾乎埋進了書頁裡；天亮六點下班，書店裡總有幾個穿著運動短褲的結實身影，我羨慕他們怎能過著早起運動兼閱讀的健康生活。而周日的凌晨四點是書店人最少的時候，可能連失眠者都乖乖上床哀悼著Blue Monday的到來。

我每天早上九點上班，但總不知幾點下班，還好書店像便利商店always open，滋潤我乾枯的下班風景，讓沿途不會只剩下計程車窗外一片漆黑的仁愛路。但我還是不喜歡熬夜隔天一早下班時，與早起上課的學生搭同班捷運，稚嫩的臉孔大大地羞辱了我的哀怨、醜陋與無能。

超長工時只是磨練我甘之如飴，我試著檢視起自己不快樂的原因。從我提出辭呈到離開的一個月之間，我的老闆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過，於是我才找到了答案，原來我們在對方眼裡都只是空心的體積，不再需要彼此的存在。看似綺麗的書店風景其實並不愜意，襯衫硬挺的領子總要沉重的黑西裝鑲在邊上才顯得亮白。我會留戀樓下的書店。
　
J一邊嫌咖啡好甜，然後說，去印度。
　
離職兩周內，我備妥簽證、腸胃藥和防蚊液，還來不及打預防針，出發。

出發前，除了刻板印象以外我並不認識印度，更別說文化熱愛。我只知道在印度一百元台幣就可以住上一晚，只知道沒多少存款也夠我離開台北好一陣子，知道那是個全然異樣的世界，習慣無法延續的國度，印度在台協會還給了個曖昧的關鍵字「Incredible！」。不了解也好，就完全縱身於陌生的旅行中，讓結果預留給一場實驗。什麼流浪、什麼夢想、什麼壯遊，這些浪漫的語詞都用不上，就單純只是一趟旅行，頂多稱為「長期的離開」，而離開除了距離的營造外，更建立於異樣之上，而未知就是再正確不過的異樣了。對初學者來說，至少要一個月才稱得上是長期旅行，當數字從1到31都輪過一次後，又開始重複時，「幾天」開始有些無法承受如此的時間分量，於是單位以「月」計後模糊了天與天的界線，才開始出現忽略歸期的度日生活氛圍。

朋友們以為印度是什麼龍潭虎穴，還號召了幾位好友為我辦場行前餞別會，我們幾個在合租的公寓裡大口大口吃著貧窮廚房煎出來的牛肉，C借我他的舊筆電，T借我登山包，L給我他從台南鹿耳門求來的媽祖平安符。早上七點的飛機，半夜就得從台北出發。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我們幾個人和一個大背包塞進一台小車，在凌晨四點前往桃園機場。我負責和司機聊天以確保他的清醒，其他人肚子裡的牛肉正發酵，躺在後座昏昏欲睡，有一搭沒一搭地問我去印度會不會拉到脫肛？會不會被騙到脫褲？會不會吃咖哩吃到吐？音量愈來愈小，愈來愈小。清晨五點天還沒亮，車子靠右切進國道二號，方向燈答答答的聲音清脆地在耳裡獨奏，我腦中閃過忠孝敦化還沒熄燈的六樓事務所和二樓書店，鬆了一口氣。我精神很好，告訴L：「我要去印度了。」

到了機場，離登機還有一個小時，我拿出筆電連上無線網路，在自己的部落格留言：「到印度去，五月十一號回來，希望回來的時候一切都不一樣了，我也是，台北也是。」

女歌手唱出「旅行的意義」以後，旅行好像變得萬能也令人心虛。圓夢、療傷、放空，似乎每個人都得為辦公桌前的空位想些理由填塞。離開加移動等於旅行，我為了旅行而旅行，為了移動而移動，為了離開而離開，「景點」是為了讓旅途出現的配角，於是我把自己放進旅途中，印度以下，風景以上。我，卡在印度風景之間，練習，觀察，筆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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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印度以下，風景以上。》by 船橋彰，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