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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即興(一)」
一齣戲如果在這個週末要上演了,經常在星期一開始裝台,星期二演員上台適應,星期三把舞台、燈光、音樂等等技術點整合順走,星期四彩排,星期五觀眾進場進行首演。這就是劇場界俗稱的劇場週。演員們會從星期二開始,一直到星期天演完,都在俗稱「黑盒子」的劇院裡工作,暗無天日,經常一轉眼已經晚上卻渾然不知,以為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片絢爛,如同台上的聚光燈餵養我們的慾望,想像就這麼可重複地,永恆放射劇組這群心靈的集體精神。有時候我們會在休息時間走出室內,因為在黑盒子的時光,不是現實的時空。一推開門,戶外的陽光和非空調的自然風湧入鼻息之際,我們演員就在這個時間,想想我們剛剛進行的戲碼情節,多麼濃粹,多麽震撼,多麼精緻,或是多麼奇怪,哪裡還不夠好,什麼是誇大,美學了嗎,徒勞無功的恐懼,自我感覺良好的蓄勢待發…..此時吹有自然風被市井氣味包裹的我們,仍把戲服認成是自己的真正膚色。戶外相對於劇院遮風避雨的室內,只是次要的背景,短暫的放鬆,重點還是台上,斤斤計較的時空技法。街頭即興表演就成了很特殊的經驗。
二十幾年來,我所學所做的是西方舞台劇為主,但大一時期竟然也參加過新竹玉米田劇團的《與東門神的對話》,在新竹市的做法是大小偶人溜冰鑼鼓遊街後,在東門城直接封街表演,而去湖口老街、南寮漁港、北埔義民廟、內灣國小操場這類場地時,是像工人一樣坐在卡車後面,迎著強大竹風,架起佈景,遊街么喝,聚眾開始演給鄉親看,關於新竹地區文化歷史與科技如何在新竹消長著。那是我這一生中,第一個環境劇場的演出;後來,大三參加汪其楣老師做的學製《海山傳說・環》,我們附帶去了些台北的高中和松江詩園等公共戶外場,甚至延伸到美國奧樂岡大學演出(當晚中場休息我與這群亞熱帶台灣學生還一起看到人生中第一場雪),身穿各族原住民服裝,講述神話和禁忌、傳說,跳起不同的舞蹈,節奏裡我也深信我就是原住民;在陳水扁做台北市長的任期內,捷運開通,當時我所就讀的北藝大和捷運公司合作,在中山站到北投站之間甚至台北車站內,進行街頭演出,有雜耍、踢踏舞、希臘悲劇服飾秀、布偶短劇,我則是小丑裝扮的默劇,體會了演員製造孤獨的風景與取悅人群的本質;921震災去日月潭附近的國小,一間間教室進行五分鐘的丑偶表演,我們認為至少給小朋友們一些安慰;踢踏舞可以接演選舉造勢場和商演,戶外演出給了戲劇學子一些零用錢和震撼教育;堯樂茶酒館、畢業後在松山機場、台南舊糖廠、早期華山烏梅酒廠,都做過戲劇、行為藝術或工作坊,了解了看與被看的學問,事件在景觀裡重建……,還記得一次颱風天在台中某個西餐廳裡,只有一兩位客人在吃飯,我們呈現一個身體聲音實驗劇,當時年紀小覺得荒謬至極還跟導演吵架……直到幾個月前《在棉花田的孤寂》於台北戲劇院與桃園展演中心戶外廣場,讓我重新反省與擁抱,其實所有的戶外街頭演出,訓練了表演者應該隨時決定,何時融入環境與觀眾互動,何時如同戴上耳機般隔絕人世:在這些不同傳統的黑盒子劇場中,因為來來去去的觀眾無從預期,多變的天候和空間歷史的重疊性,使得表演成為一種既放鬆又更需要表演內在精神力的實驗所。街上和劇場密閉黑盒子,對演員,似乎應該只是關門開門之間的事。
苗栗市三十多年來一直維持在元宵節舞龍火旁龍的傳統,我親眼目睹2019二月十六日,一個小鄉鎮的十字路口,為了迎接中正路的一場嘉年華,開了小卡車車上放了十幾張塑膠板凳、婦人從巷口鑽出搬了諾大的A梯,一家四口用摩托車卡位,輪流去買麥當勞然後在路邊一根根薯條吃完,拖鞋家族攏進婚紗店二樓,沾沾自喜享用大櫥窗最佳視角而眾人仰頭稱羨,火消車上火警人員也駕好他的手機準備拍攝,一群孩子爬到環保車腳踩特瓶為了看熱鬧,人群縫後看不見表演的鄉下人忍不住一起呼喊『表演!表演!』,然後表演者對不起自己的藝術良心(或虛榮心)只好再表演一輪。除了抗議、攤販、酬神、謝民或聚眾而生的兒童劇、歌仔戲、布袋戲,媽祖遶境和苗栗火旁龍、宜蘭利澤偶戲節的遊街……,這些傳統宗教風俗外,還有哪個時刻、誰的需要,人們得以創作更多「當代生活」的嘉年華?而演員,又如何擁抱回饋庶民文化的放鬆下的活力? (原載於《文訊》4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