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台灣的軟體業不強? ]

我寫這樣的文章，或許會冒犯很多軟體業的前輩，因為我並不是從這個領域出身的，對於某些狀況的理解可能有所謬誤。我也不過開了一個小公司，卻膽敢對前輩的公司指指點點。但我身處於這個產業當中，我很期待這個產業可以茁壯，所以非關心這個問題不可。我也很期待我的文章能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得到前輩的指教，甚至一起構思如何開創新局。

台灣的軟體產業強不強? 就2019的政府統計數據來說，台灣的軟體產業總產值為三千八百億(資訊服務業936億，程式設計業2867億)，資訊電子製造業的產值是七點二兆。從市值來比較，半導體製造業最大的公司台積電市值11.75兆，資訊服務業最大的公司精誠資訊市值222億，相差了五百二十八倍。台灣程式設計業最大的公司是訊連，市值是94億，是台積電的一千兩百五十分之一大。軟體公司不大是因為行業特性的關係嗎? 肯定不是，全世界最大的軟體公司是微軟，市值是1.63兆美金，是台積電的四倍。從這樣的數據看起來，說台灣的軟體業不強應該是個客觀的事實。

為什麼用市值的高低來衡量公司強不強呢? 一、這是公開可查的資訊，調查比較容易，資訊也比較容易驗證。相較之下，新創公司的估值就是個非常難查證的神祕數字。二、市值對一個公司經營者來說，代表了公司可支配的資源。公司經營的核心關鍵，在於獲取資源，還有資源的交換、轉換。有越多的資源，就可以做越多的事情。一個市值高，本益比(Price to earning, P/E ratio)高的公司比較可以去併購一個本益比低的公司，倒過來做，很困難。三、我才疏學淺，沒有真的學過怎麼評比軟體公司，姑且先用這個標準來立論。

從國際大廠競相在台設立研發中心，擴大攬才規模就可以知道，台灣明明就有很多優秀的程式設計人才，為什麼軟體業不強呢 ? 我分享自己身處軟體業，觀察到的台灣軟體業的幾個現象。

1. 台灣市場對於軟體及服務定價過低，而且人才過度充沛。從需求面來說，因為定價低，所以客戶很喜歡要求廠商客製化。從供給面來說，因為台灣有足夠的人才，所以可以接受客戶各式各樣客製化的要求。這是軟體業最慘的一種賺錢方式，也就是不斷地接客製化的專案。客製化的專案賺錢是線性的，公司要多賺錢，一定得要多請工程師，因此公司很難長到很大的規模。相對來說，投資人比較不喜歡這樣勞力密集的公司。以精誠為例，2019年稅後淨利18億，目前市值222億，本益比是12，而台積電的本益比是34，微軟的本益比則是37。高度客製化的要求讓台灣的軟體市場非常破碎。我舉醫療資訊系統為例。台灣的醫療資訊系統市場非常的畸形，醫院通常都是用自己寫的醫療資訊系統。台大、長庚都是如此，榮總體系的醫院甚至都還不是用同一套系統，台北榮總、台中榮總、高雄榮總都各自寫了一套。醫院都自幹了，廠商有甚麼生存空間? 為什麼醫院可以自己寫呢? 因為台灣有太多CP值高的工程師了。美國的醫療資訊市場完全是個不同的樣貌，基本上是被兩家巨型公司Cerner以及Epic瓜分。台灣的診所資訊系統市場是另外一種畸形。診所不會想要自己請工程師來寫資訊系統，但是也不想付太多錢。診所的資訊系統一年只收費兩萬多元。這價格實在是誇張到一種欲哭無淚的境界。所以西醫資訊系統的市場大概養了三個比較大的公司，牙醫資訊系統的市場大概也養了三個比較大的公司。因為可以賺的錢實在是不多，所以這些公司也都不大，資本額最大的大概是五千萬，小的大概是五百萬。能賺的錢不多，程式的設計自然也很難跟得上時代，所以，診間的程式都還停留在十幾年前Visual Basic 寫出來的藍底白字的版本。講到這裡，我的感想真的只有一個慘字可以形容。

2. 軟體的包裝跟行銷、以及授權談判都至為關鍵。因為台灣的軟體市場實在是不怎麼妙，也很少公司有產品銷售到海外市場的經驗，所以產品設計、行銷、以及商業開發的人才都不多，於是造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因為做不出很強的產品，所以只能透過高度客製化的服務來滿足客戶，就了就完全喪失做出可以行銷世界的產品的能力了。台灣可能有足夠的工程師一起做出一套很強的產品，偏偏這些工程師都是一個一個地在幫個別的客戶做客製化服務。

3. 講起台灣軟體創業成功的案例，真的是少得可憐，所以投資人興趣也不是很大。我跟資工的人討論起台灣軟體創業成功的案例，趨勢科技總是第一個被提起。趨勢科技的市值是兩千四百億台幣，是亞洲最大的純軟體公司。可是，趨勢科技是在美國洛杉磯創立，總部在日本，股票在東京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的公司啊。訊連就真的是台灣土生土長的軟體公司了，但跟趨勢比起來實在是小非常多，而且創業也是二十四年前的事情了。過去這二十年來，台灣的軟體創業出現了非常大的斷層，在二十世紀末網路科技快速崛起時，曾經有過資迅人以及網勁這兩個公司。資迅人像是煙火一般，快速崛起也快速殞落，曾經從英特爾、高盛、花旗等大公司募集將近七億元的資金，卻在創業六年後跟著網路泡沫化一起消失了。網勁沒有這麼絢麗的歷史，也撐得比較久一些，但終究在2014年也停止營運。軟體創業成功的例子不多的狀況下，投資人對這個產業自然不會有太大的興趣。這又成了另一個惡性循環，投資人不願意支持，沒有足夠的資金可以組建頂尖的團隊來做產品研發，當然也產生不了成功的公司。別誤會，我不是在怪投資人。我現在也開始逐漸換位思考，想像一下如果我是投資人，我敢不敢投台灣的軟體公司。說實話，我自己會很猶豫。如果台灣軟體新創成功案例很多的話，那投資人真的沒甚麼好猶豫的。這是現實。

4. 台灣政府對於推動軟體產業發展的政策好像還不是很夠力。政府想要幫忙軟體業已經很久了，民國六十八年的時候就成立了一個資訊工業策進會，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資策會。資策會對於推動台灣軟體產業發展似乎成效不彰，當然也受到了各界批評。比如說曾任資策會副執行長的王可言砲轟資策會的酬庸文化，說資策會裡的領導人普遍缺乏帶領台灣軟體服務產業取得國際競爭力發展的熱忱。或是義美的高志明總經理批評資策會壟斷政府資源，優先掌握政府軟體專案的資訊，與民爭利。我對於資策會的這些批評因為沒有第一手的經驗和資訊，不確定該如何看待。但是資策會的員工有一千八百人，遠超過除了精誠(員工人數三千)之外其他的軟體公司，這件事情我真的想不透。如果資策會對於推動台灣軟體產業的發展不夠力的話，那就不要再投入那麼多的資源在這了吧，可以想點別的辦法呀。資策會裡面許多的軟體工程師釋出之後，多創立一些公司，或許還更能帶動軟體產業的發展。經濟部工業局為了推動軟體產業發展，也曾經規劃”軟體工業五年計畫”，這個計畫總共執行了兩期，從1993到2002年，這個計畫獎勵性質多過補助，但對於推動軟體公司上市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精業於1995年上市，凌群、友立、資通於2001年上市，昱泉於2002年上市。這對於軟體業來說似乎是個輝煌的年代。但，時至今日，在台灣軟體公司的市值還是遠遠低於電子製造業。

那台灣的軟體業，要怎樣才能變強呢? 我覺得要期待整個生態系都變好，大家一起成功是緣木求魚。我覺得有一家新創公司非常成功之後，就有機會打破我上述的種種惡性循環。我這樣想的原因是，我認為這跟拓荒一樣，要期待一片荒野全被整成好走的步道，不如期待一個拓荒者走出一條路讓大家跟。一個新創公司獲得巨大成功之後，這個公司的人才帶著成功的經驗再去創造或是協助其他的公司，像是當年PayPal mafia一樣。有了幾個公司成功之後，投資人對於軟體業有信心了，比較願意做早期高風險的投資，進一步提高軟體新創公司成功的機會。這樣就會有正向循環了。

不過問題回來了，軟體新創公司該怎麼得到巨大的成功呢? 我要給答案資格還不夠，因為我的公司還沒有獲得巨大的成功，但我的策略是這樣的:

1) 挑戰困難的問題，因為消費的根本在於花錢解結問題，問題越大越困難，客戶越是願意花錢去解決這個問題。困難的問題不見得一定很大，但是需要有能力的人花心思才有辦法好好解決。困難的問題本身就造成了一個很重要的競爭壁壘。

2) 組成頂尖的團隊。困難的問題，只有頂尖的人才才能解決。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人才的問題。遇到好的人才，我一定是用盡所有辦法，死纏爛打的也要請他加入團隊。我曾經等過兩年，才說服了一個非常稀有的人才全職加入團隊。雲象的人才素質非常高，絕對不輸台灣頂尖的大公司，這是連之前在聯發科擔任高級主管的同仁都認同的。因為我們有了很強的團隊，我們才有辦法挑戰一些世界級的問題。比如說骨髓抹片的AI分類計數，或是超高解析度(目前記錄是六億兩千五百萬畫素)影像的AI計算。

3) 找到志同道合的投資人。或許是我運氣好，也或許是我選擇得很嚴格，我找到了充分認同我對於公司發展方向的規劃，並且充分信任我，支持我的投資人。雲象股票的價格，雖然跟美國以及日本相比還是有一段落差，但是就台灣的新創而言是很高的，要找到願意投資我們的投資人並不簡單。但是一旦找到了，我們的合作非常的愉快，雲象也不斷地締造佳績。這是非常好的正向循環。

4) 學習和學界以及政府合作。因為台灣的投資氛圍不好，軟體新創公司必須要想盡辦法從各處或獲取資源。我為了人才的培育以及獲得，曾經到成大去教了AI。這讓我有機會介紹雲象給還沒有畢業的同學認識，在他們被大公司搶走前，吸引他們來雲象實習。我兩年前播的種，現在竟然收成了，有一位我當年教過的同學，到台大資工念完碩士之後，到雲象任職。我很開心，因為他是同一批面試的候選人裡面表現最好的。我覺得這是學界跟業界合作一個非常好的示範。我也還在嘗試在學界找到兼任的教職，持續這樣的合作模式。政府其實一直都在推動產業發展，雖然有些政策可能不見得合適，但只要能得到些許的支持，對公司的發展都會很有幫助。我們得到經濟部技術處以及台北市產發局的補助之後，計畫執行單位還協助連結其他的資源，這對公司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因為這些資源並不是我們平常接觸的到的，也為了我們帶來了新的效益。

以上，是我回顧雲象發展至今，覺得對我們來說有用的策略。我們還在持續努力當中，期許雲象能成為台灣軟體創業成功的典範之一，為台灣軟體業的發展盡一份心力。台灣的軟體產業環境好，裡面所有的公司才會跟著一起好。我很希望，在未來，台灣的軟體人才畢業後的第一志願，是台灣的軟體公司!

【真正的冤大頭】
我很重要的親人骨折了，我帶著他去看醫生，我陪著他開刀。

我選擇了一間我不大熟悉的醫院，但是我選擇了熟悉的醫生，這位醫生是我自己的大學同學，台北榮總骨科楊傑思醫師，班上同學骨頭有問題都是找他。

開刀前，同學跟我解釋開刀要用些什麼東西：
「這個東西比較貴，要自費，好處是……」
「這個東西使用起來比較……，偶爾會……，因此這個東西比較便宜」
「以前還有這個東西放進去可以不用拿出來，但是因為……，所以現在台灣已經沒有這個產品」

老同學解釋的內容重點是：同樣功能的東西，只要材質不同、耐用度不同、故障率不同，價錢就不會一樣。

同學也怕我多花錢，主動跟我說：「雖然比較貴，可是因為效果比較好，如果有商業保險可以考慮使用，如果沒有商業保險，那就用比較便宜的就好了，反正東西一定堪用！」

其實親人沒有足夠的商業保險，但是我替親人選擇了效果比較好但是比較貴的醫材，畢竟是放進身體裡面的東西，我覺得多花一點錢是值得的。

昨天，我看到新聞的大標題寫著：「別當冤大頭！健保自費醫材八月起設收費上限」

新聞內容寫著：全民健康保險法授權健保署可針對健保部分給付、同功能類別的醫材訂定民眾自費差額上限。

如果要比喻這件事，大概就是「國家幫忙把所有功能相同，都是可以填飽肚子的牛排訂好價錢差額，王品牛排、茹絲葵牛排、西堤牛排、我家牛排、夜市牛排都不能收取超過國家訂定的價錢。」

大家有沒有想過？
雖然肉品的本身是否高級影響了牛排的定價，但是同樣一塊牛肉在不同的地方會產生出不同的價值，現場的冷氣空調、吃東西的環境是否乾淨、餐具的精緻、主廚的技術、桌邊服務甚至現場鋼琴演奏都是定價的考量因素。

時間久一點，高級的牛排覺得這個國家定價根本不符成本，無力改變之下，乾脆不賣了！
有一天當你生日的時候，你想要奢侈的對待自己，想要找個安靜涼爽氣氛佳的地方吃一頓牛排，卻發現找不到任何一間高級的牛排可以吃了！

同樣的道理，自費醫材的定價，真的不是只在於醫材的功能，各個醫院不同定價也是因為反應倉儲管理、開刀人力使用、以及過期耗損成本，甚至還要考慮醫生的開刀能力，如果完全一樣的醫材，在開刀技術成熟的醫院裡面賣得比較貴，說真的大部分的人真的願意多花一點錢。

健保系統過去幾年已經讓不少好藥物在台灣消失了，在醫材部分，是不是可以簡單地讓健保歸健保，讓自費醫療市場可以具有反映成本的定價權利，不想多花錢的人可以在健保系統下得到合理的醫材；高標準要求的人可以自行比較醫院、醫師以及價錢之後，由自費市場花錢得到想要的醫材，而不是由健保署統一定價，結果隨著時間過去讓好醫材成本入不敷出而從市場消失！

我一直在想
有一天我老了，同樣骨折了，這次我的骨科醫師同學苦笑著跟我說：「不用選了！全台灣目前只剩下這個東西可以用了，以前還有一些效果比較好但是比較貴的，現在都不進口台灣了。」

如果新聞說多花錢就是冤大頭，我反而想說
多年之後，想要自己身體健康，卻遍尋不著效果好的醫材可以使用在自己身上，只能選擇便宜貨，才是真正的冤大頭。

相關新聞連結
https://health.udn.com/health/story/5999/4623208

#名人堂 - 陳亮恭
住宿型長照機構的原罪？

衛福部公布一○六年老人狀況調查，顯示我國是高度仰賴家庭照顧的社會，長者照顧以配偶、子女為主，住宿型長照機構的比例僅佔百分之五，這個數字在歷次調查差異不大，可謂是全球最低。日本自八○年代以來即維持在百分之十，日本在長照保險實施後住宿型長照需求上升，但為了管控長照財務，長輩常須等候數年方能入住。
在儒家文化薰陶之下，台灣是一個高度尊老的社會，自古以來家庭便是照顧的主體，西周時期即訂有法律處罰不孝的兒女，漢代董仲舒更立下「存留養親」的判例，家中若有高堂父母奉養，子女即使犯法也先留在家照顧，至父母辭世後執行刑罰，避免長者因子女犯錯而被另類遺棄，形成社會國家另外的負擔。
然而，在高度尊老與依靠家庭照顧的文化下，還是不免需要住宿型的長照，西元五二一年梁武帝設立了「獨孤院」，演變至隋唐的「悲田院」，乃至宋代以後的「養濟院」，就是以失能或久病的長者為主的照護機構，經費從政府預算到寺廟香油錢、地方政府經費、大善人捐款與自費入住，內容從單純的照顧孤苦到結合醫療的長照服務，乃至於私人長照機構齊備。歷史說明儒家社會依然需要住宿型長照的發展。
僅有百分之五的長者居住於住宿型長照機構的台灣，讓全球對於台灣家庭照顧的量能感到敬佩，但也常有疑惑，對於複雜個案而言，真的有辦法在家中得到優質的照護嗎？研究證明，中度以上的失智長輩在家中的照顧品質並未比機構好，不是家人不用心，而是這些長輩需要各種專業服務與大量人力，居家型長照服務往往難以因應，而社區型長照不見得能充分照顧複雜個案。然而，政府所推出的長照2.0卻排除了住宿型的長照服務，僅仰賴地方政府的社福預算（過去長照1.0的設計），針對低收入與中低收入戶重度失能長者補助住宿型長照。
以台灣的社會狀況而言，厚植居家與社區的照顧量能絕對是正確重點，也投入了大量經費，但入住機構的複雜個案卻由家屬自費支出，對於中產家庭而言，長輩入住護理之家、失智專區．乃至於養護機構都可能是住不起的負擔。由於政府補助住宿型長照不足，為減少民眾的負擔，採用行政力量或道德勸說管制收費標準，在萬物皆漲的情境下，經營日漸困難，讓具有高複雜照護需求長輩的家庭有走投無路的感嘆，除了自己四處尋找資源，每月需張羅一筆照顧費用，卻多數仍找不到合適機構，就算願意付費卻還一床難求。
在發展社區與居家型長照的大旗之下，住宿型長照機構的發展未受足夠重視，但這些長輩的照護需求與家庭負擔又該何去何從呢？台灣的家庭照顧量能極大，也願意照顧家中長輩，但現今家庭結構已非農業社會，薪資多年未漲的情況下，一般家庭支付費用更形窘迫。政府設計制度應針對家庭的需求而規劃，而非僅是落實學術理想，長照需要讓每個家庭能夠安心、讓各種照顧模式均衡發展，更需要為中產家庭減壓，是該認真思考補助住宿型長照的時候了（作者為台北榮總高齡醫學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