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總，台灣戒嚴時代的恐怖機關，最近拜憲兵濫搜事件之賜，成為熱門的關鍵詞；包括「警總再現」、「警總還魂」，各式的比喻形容，躍上媒體的版面頻道，藉以諷刺民主時代竟還有戒嚴遺緒的反差；不過多數國人可能沒有意識到，曾經鎮壓台灣人人權、滿手血腥的警備總部，雖然形式上業已裁撤，但是事實上，警總卻改以另一面貌繼續存在於政府部門，成為民意監督的死角。
了解警總的沿革者，大抵知道一九四五年在中國重慶成立的警備總部，是日本戰敗後，負責前來接收台灣、維持治安，同時遣返日本戰俘的單位，一九四七年爆發的二二八事件，出於首任總司令陳儀的劊子手，其參謀長柯遠芬說過「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為當時的大屠殺留下最悲慘的紀錄。
惡名昭彰的警總，更是兩蔣父子在台長達三十八年戒嚴統治的執行者，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以「抓匪諜」為名造成的各種大小冤案錯案，如今已經證實其實是蔣家打擊異己、壓制反抗、鞏固政權的統治工具。這個曾經製造孫立人案、美麗島事件的暗黑單位，在一九九二年因應動員戡亂時期終止而拆了招牌，但是相關業務與人員卻立即做了移轉，例如現在的海巡署內，就有警總的遺留組織，而這次的濫搜事件中，隱身在憲兵背後的指使—軍事安全總隊，前身是反情報總隊，更是警總中的警總。
國防部為了消弭社會反彈，新近公布的第一波調職名單，將政治作戰局保防安全處處長以及憲兵指揮部所屬的台北憲兵隊隊長調離本職，但是細究這次事件的始末，首當其衝的憲兵，由於具有司法警察身分，應是被用來做為「白手套」或「擋箭牌」的角色，躲在手套裡的那隻看不見的手，真正主導行動進行的，正是軍事安全總隊。昨天在立法院，國防部政戰局長證實了這個預判。這個層級不高（總隊長為上校），權力卻超大的奇怪單位，恐怕是到了該熄燈關門的時候。
神秘的軍事安全總隊，就位在台北市興隆路的國防部「興德山莊」內，在全國各地還設有機動組、地區工作組；這些年馬英九致力國軍「精實案」，憲兵一度差點要被裁光，後來考慮總不能請保全來守總統府，才保住命脈，但是軍事安全總隊卻得到厚愛，二○一三年四月，其人員由兩百多人擴編到三百多人，陸海空軍司令部回復設立反情報工作組，也增設了情報研析中心，行情可謂逆勢上漲。
軍事安全總隊如果與時俱進、素質整齊、專業充分、管理嚴格，對內可以整飭軍紀，對外可以因應兩岸交流擴大下所衍生的滲透風險，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大家不會深惡痛絕若此，但是軍中發生江國慶不幸的傷害尚未痊癒，如今竟逾越軍安範疇，膽敢拿一般民眾開刀，搞出此等背離民主法治的荒謬行徑，可見冰山一角，藏在水面下的問題有多龐大。軍事安全總隊是否積習未改，宛如毒瘤勢必割除？各界需要深入討論。
考察這些年的績效，軍事安全總隊也不是毫無成果，前陸軍少將羅賢哲等共諜案，就是這個單位協助調查局所破獲，基於其業務功能的保存，或可考慮將有關職掌回歸到國防部政治作戰局，強化保防安全處的功能，並協同陸海空三軍各政治作戰單位的保防工作，做進一步的整合，以接手軍事安全總隊裁撤後的任務所需。同時，不僅是組織的檢討，人員的去蕪存菁，深化法治教育，實務訓練，更是首要，否則換湯不換藥，改變不了以民主為糖衣、警總實已變形進化的事實。
台灣解嚴（一九八七年）已經快要三十年，如果僅以「白目」看待這次的濫搜事件，應是並未深刻認識軍事安全總隊存在於這個時空的乖離性，要治本，非對症下藥不可。

國防部發言人羅紹和少將宣布保防處少將處長趙代川以及台北憲兵隊隊長呂正芳調職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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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長高廣圻：將保防安全處處長、台北憲兵隊隊長調離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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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兵 #國防部 #高廣圻 #保防處 #憲兵隊

向27部隊的每位勇者致意

1947年2月27日晚間台北市發生緝菸血案，隔日2月28日駐守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的衛兵無預警開槍掃射抗議群眾，局勢至此急遽惡化。下午三時，政府發布戒嚴令並出動武裝軍警開槍掃射台北市街頭民眾。群眾佔領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即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現址），並透過電台向全台灣廣播說明2月27日晚間發生的緝菸血案，以及當天長官公署廣場的流血事件，並控訴一年多來的政治黑暗、民不聊生、貪官污吏橫行與軍警的暴行，呼籲全台灣民眾驅逐各地貪官污吏以圖生存。隔日起由台北市開始的反抗政府事件蔓延台灣全島，全台各地民眾紛起抗暴。

3月2日，台中地區民眾收到楊逵和鍾逸人廣泛印製倡議召開市民大會的傳單，於台中戲院舉行市民大會，共同推舉台中市婦女會理事長謝雪紅為大會主席，會中強烈抨擊國民黨暴政。參加群眾決定遊行示威，利用消防車鳴響警笛呼籲市民響應起義。3月3日，謝雪紅在台中市參議會組成「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組織「人民大隊」，簡稱「民軍」。霧社地區一百多名原住民泰雅族人下山參與台中作戰本部。民軍的隊伍計有彰化隊、大甲隊、豐原隊、東勢隊、埔里隊、員林隊、田中隊、太平隊、獨立治安隊等等[7]。3月3日上午八時許，國軍於教化會館（空軍後勤部供應分站）出動武裝卡車在台中市區分途進行沿路掃射，採取兩面包抄，與民軍展開激烈槍戰，雙方皆有死傷。當日下午，各地民軍自電台廣播中獲悉消息，紛紛趕赴台中並支援作戰，與台灣中部地區多處國軍的軍事據點進行交戰，自下午四時激戰至晚上，夜雨中，槍砲聲震動全台中市，國軍部隊陷入重重包圍，試圖突圍失敗，國軍部隊於當日晚間十時許繳械投降。至3月4日，民軍共攻取台中市政府、台中市警察局、台中縣警察局、台中市憲兵隊、台中團管區司令部、台中軍械庫六處、台中廣播電臺、台中電信局、專賣局台中分局等重要機構。3月4日上午10時，台中水湳「空軍三廠」（第三飛機製造廠）少將廠長雲鐸與民軍談和並交出武器，此時台中市區以及近郊悉數為民軍控制。3月5日上午，虎尾、嘉義、高雄、台北各地的民軍都向台中作戰本部求援，作戰本部乃將彈藥交付支援作戰。3月5日下午，謝雪紅另組「特別志願隊」支援虎尾機場的戰鬥。3月6日，作戰本部將在地八部隊，及四百餘名青年、學生，與二戰後退伍的台籍日本兵等改組為「二七部隊」，由鍾逸人擔任二七部隊的部隊長。


這是一張1930年代的烏牛欄吊橋明信片，此處即為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戰場，圖中可見烏牛欄吊橋上面有汽車在行駛。

二二八事件之烏牛欄之役中，二七部隊警備隊與國軍廿一師交戰戰場現在的模樣。
二七部隊的基本隊伍，包含黃信卿的埔里隊、何集淮與蔡伯勳的中商隊（台中商業學校學生隊）、呂煥章的中師隊（台中師範學校學生隊）、黃金島的警備隊（獨立治安隊）、李炳崑的建國工藝學校學生隊、林大宜從農村招募當過日軍的農民、延平學院學生、吳振武的民主保衛隊離隊隊員，以及包含霧社地區泰雅族原住民青年的陳明忠的突襲隊等等。職務分配以鍾逸人為隊長、古瑞雲為副官、蔡鐵城為宣傳部長、黃信卿為參謀長、石朝耀為聯絡官、何集淮負責祕書處、吳崇雄為救護軍醫。

3月6日下午，二七部隊的埔里隊成功逮捕以蔡志昌為首的軍統特務份子四十多名，並將之拘禁於台中監獄。3月7日，二七部隊正式成軍，並駐紮於台中「干城營區」、進駐干城營房，同時修理戰車、高射砲、機關砲、迫擊砲，並整修機場。3月8日，二七部隊馳援嘉義的戰鬥。3月12日，二七部隊得知國軍大批增援部隊逼近台中的消息，考量自身實力有限，以及避免與國軍在台中市區進行正面的戰鬥因而波及台中市民，於是部隊轉往南投埔里，並改稱「台灣民主聯軍」。二二八事件期間，二七部隊除攻佔台中各政府機關之外，亦武裝支援嘉義、南投民眾反抗國軍的戰鬥。

二七部隊因得知國軍二十一師於3月12日已進逼台中。而當時已全盤控制台中市警、政、軍機關的二七部隊為避免與國軍於台中市區戰鬥而波及市民，毅然決定於3月12日下午三時起撤出台中，並將部隊，以及武器、彈藥、糧食、車輛等物資暫時集結於埔里國民學校，台中至埔里間卡車來往不絕，沿途民眾紛紛向民軍戰士致意。3月13日上午，台灣民主聯軍（即二七部隊）派出宣傳隊，分乘兩輛卡車到埔里鎮內各地進行宣傳；宣傳部長蔡鐵城（《和平日報》台中總社採訪主任）於車上演講，說明該部隊遷入埔里的任務，並號召埔里鎮民同心協力抵抗國軍21師。3月13日中午，台灣民主聯軍（二七部隊）本部進駐埔里武德殿（現埔里鎮公所位置）。3月13日下午三時許，國軍21師先遣部隊開抵台中，並侵占民間店鋪與住宅以為營舍。3月14日，國軍21師146旅436團之一部（兵力800人）進駐草屯，並繼續前進至水里龜子頭地方，企圖向埔里推進，二七部隊分隊於下午五時獲悉後在中途截擊，迫使國軍退回草屯。3月15日，另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營）由二水經集集前進至水裡坑（今南投縣水里鄉），並佔領日月潭與門牌潭兩發電廠。又一路國軍部隊（兵力一個連）試圖經由魚池地方包圍埔里。國軍分路夾擊二七部隊，並縮小包圍圈，此時埔里對外通道均為國軍封鎖。當時身為台中農學院學生的突襲隊隊長陳明忠於晚上十時率部夜襲，兵分三路，包圍魚池警察所，16日凌晨二時，與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第4連在日月潭附近發生激戰，國軍頗有傷亡潰退水裡坑。3月16日，增援國軍進攻埔里，警備隊指揮官黃金島率領三十餘名學生軍駐守烏牛欄吊橋西南邊600公尺處的南、北兩側小山巒迎戰，乘地利之便，由上午十一時激戰至黃昏，戰場上槍聲與爆炸聲持續不斷，國軍21師146旅436團第2營傷亡逾200人，此役重創國軍，史稱「烏牛欄之役」。不久後因當地原住民不支持游擊作戰，民軍孤立無援又無法與他處隊伍聯繫，又兩軍兵力火力差距過大、腹背受敵，加上彈藥用罄，於3月16日晚間遂行解散，結束了中部地區的武力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