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真的會懂每一個表演嗎？】 大家是不是以為當街頭藝人其實很容易？ 其實並不然，因為在過去的台北市裡，要當街頭藝人是要通過考試的，但大家一定會很懷疑，那些公務員真的會懂這些表演嗎？ 我們來看這個故事。 - → 究竟發生什麼事 有一位街頭藝人甲，他以彩虹書法作為表演，在西門町討生活，由於當街頭藝人，按照規定要當街頭藝人，必須要先向政府申請許可，並且通過審查後，在政府核可的地點進行表演。 甲認為政府核可的Ａ地點不好，因為這樣附近圍觀的人會影響到商家做生意，所以跑到Ｂ點進行表演，但因為這樣表演地點和政府核可的不同，因此遭到相關人員的「記點」，後來因為累積太多的點因此遭到政府開罰，遭到停止表演一年的處分。 後來甲進行訴訟，主張當初的記點的過程根本不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因為正常的記點程序應該是要請被處分的人簽名，但有好幾次都是中間偷拍的。 但行政法院的判決認定這樣的程序並沒有違法，且當事人真的違規多次，且規範就是如此認定，台北市政府算是依法行政，所以處份沒問題。 因此甲最後決定聲請大法官解釋，並且在釋憲聲請書上主張兩的論點。 - → 爭議點呢？ 整個爭議點在於2005年時台北市政府所立的《臺北市街頭藝人從事藝文活動許可辦法》中的幾條。 簡單來說，就街頭藝人如果要在公共空間表演，一定要得到政府的同意。 當事人主張，今天這樣的規定，根本就是對於人民的「工作權」、「表現自由」兩個人權的限制。 這兩個重要基本權，政府卻只用一個「自治規則」」來處理，實在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自治規則」是地方政府做成的，但如果是「自治條例」，就是地方議會做成的。） 所以當事人主張而若對於人民的「工作權」以及「表現自由」進行限制，應該要用法律，或是法律明確授權的條款來限制。 我們直接來看大法官怎麼回應。 - → 大法官怎麼說： 1. 大法官同意今天這樣的規定是限制到人民的「工作權」以及「表現自由」，甚至肯認「藝術自由」是一個高價值需要特別保障的言論 。 所以大法官認為這麼重要的基本權，起碼也應該要用自治條例，或是自治條例授權給行政機關，不然就會違反法治國的法律保留原則，因此都違憲。 2. 審查人民的表演這件事情，除非這個工作會涉及人民的生命身體健康，否則沒有意義，因此也過度侵犯人民的工作權。 且藝術價值高低，不應該要政府的公權力來取代表現自由，也因此違憲。 但稍稍注意的是，大法官認為政府還是可以審查「時間、地點、方法」，只是對於表演的內容是不能審查的。 最後，台北市政府也在年初將制度改成「報備制」，或許也是一種公共空間的解放過程吧。 - #憲法 #大法官解釋 #釋字806

《防疫時期的「非常手段」是否有侵害民眾權利之虞？》 編輯｜曾子薰 - ❙ 引起爭議的「萬華高風險族群」健保卡註記 據媒體報導指出，5月13日，為避免萬華茶藝室感染鏈持續擴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要求電信業者配合，針對4月20日至5月15日期間有萬華足跡史的民眾，發送60萬封類細胞簡訊（SMS），並透過數據分析比對，找到可能染疫的高風險族群，在健保卡上增加註記，消息一出即引起軒然大波。 時代力量邱顯智立委也在27日提出質疑，表示決定該項高強度措施的「萬華地區高風險族群註記專案會議」中，除了不見台北地方政府官員，亦沒有專責法制機構人員出席，恐怕有違法違憲的疑慮，更擔憂「我們是不是已經跨過那條民主法治的紅線了」。 面對這些討論，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於27、28兩日澄清，針對萬華高風險族群的註記將比照過去針對國外回來者的旅遊史註記，目的是為了找出潛在風險，也讓醫療院所可以更準確地掌握可能狀況，即時安排轉診與轉檢，純屬防疫考量，且到期（5月29日）將依法刪除註記，希望民眾不要誤解。 ❙ 因應防疫需求而生的「帝王條款」 當我們談論政府的防疫措施時，除了方便性與實際效用外，也不妨可以試著思考，當國家為求特定重大公益目的而大規模蒐集人民個資，是否應具有明確的法理依據和退場機制？未授權或未事前告知的資料蒐集又是否構成另一種權利侵害？ 2020年初，為及時控制COVID-19疫情，立法院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為防疫期間所可能面臨之情況處理提供法源依據，其中，本條例第7條寫道：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乃為避免未規範狀況出現之概括條款。然而，什麼樣的處置及措施才是「必要的」？綜觀條例全文仍未見其標準及定義，更沒有對於例外情形的說明，這條法律在明確性上的重大瑕疵，在立法前便不斷受到討論，一年下來，也成為許多爭議中的癥結點。 而針對個人資料的蒐集與處置，此條例第8條則規定，得依指揮官指示對「違反或有違反隔離或檢疫命令之虞者」實施「錄影、攝影、公布其個人資料或為其他必要之防治控制措施或處置」，同樣模糊未定，故容易使民眾無所適從，在疫情升溫的情況下，加強力度的管制與手段同樣因沒有衡量標準，令權利受限或個資在不知情狀況下被蒐集的民眾感到恐慌。 ❙ 資訊隱私權的討論與反思 論及權利限制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我們亦可回溯民國94年的〈釋憲603號解釋〉，戶籍法第8條曾規定，未按捺指紋供政府機關錄存者，請領國民身分證將不予發給。此規定被認為侵犯憲法保障之基本權，時任85位立法委員對此聲請釋憲，大法官並於該年度9月28日宣告該規定違憲，即刻失效。 解釋文指出：「指紋乃重要之個人資訊，個人對其指紋資訊之自主控制，受資訊隱私權之保障。」同時戶籍法中並未述明蒐集指紋的目的為何，即便為促進全體公共利益之考量而設此規定，仍不免有手段過當之嫌。 據此前例，編輯認為，指揮中心應將現行政策公開透明化，並詳細說明個人資料防護的機制、足跡資料的來源和保留時限，又或有無成立個資保護專責機構之必要，以稽核電信業者是否明確落實資安保護相關措施，這些都是非常時期下仍不可馬虎的重要保障，政府須謹守防疫需求與人民基本權利的中線，才能在抗疫有成之餘，符合民主精神與依法施政的治理原則。

從2021年5月17日開始，因為疫情緊張的關係，從雙北的四個法院（基隆、士林、台北、新北）開始，紛紛延後庭期，避免因為開庭而群聚感染。 學校老師可以在家裡透過視訊會議軟體幫學生上課，學生可以待在家裡連上網路跟老師互動。 那麼，法院可以遠距開庭嗎？法官、檢察官、律師跟訴訟相關的人，也可以跟遠距教學一樣，透過網路平台參與法庭的訴訟程序嗎？ 答案是不一定，因為法規先天的限制，司法院院會今天通過「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草案，希望可以在疫情期間解套。 當然這只是草案，通過與否、何時通過、通過什麼樣的規定，還是要經由立法院審議。 1️⃣何處是法庭？ 將要把法庭虛擬化，面臨到的第一個問題是，法律有沒有規定，開庭一定要在哪裡？在家可不可以？ 法院組織法第84條第1項規定：「法庭開庭，於法院內為之。但法律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所以，法官開庭原則要在法庭內，雖然但書規定了例外可能，像是法院組織法第85條第1項：「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或分院於必要時，得在管轄區域內指定地方臨時開庭。」 但沒這麼簡單，因為法院組織法也對法庭的席位、旁聽、服制有一定的規定。除非能排除相關規定，不然要讓法庭虛擬化、隨處不在，可會存在法制上的問題。 2️⃣視訊開庭行不行？ 除了法官以外，其他人能不能遠距加入法庭的程序，規定在各個訴訟法中，這個規定一直在放寬中。 比如，去年12月30日三讀通過修正，經總統在今（110）年1月20日的公布的民事訴訟法第211條之1第1項，擴大「擴大遠距視訊審理」。 原本民事訴訟，只有在訊問證人、鑑定人及當事人本人或法定代理人時可以透過視訊，修正後擴及到所有訴訟關係人。當法院認為適當時，可以透過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的科技設備審理，也就是透過視訊會議的方式開庭。 昨天（5月31日），行政訴訟法也修正，擴大遠距視訊審理的範圍到所有訴訟關係人。 民事跟行政基本上比較沒問題，問題在刑事訴訟。 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281條第1項分別規定：「審判期日，應由法官、檢察官及書記官出庭。」、「審判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不到庭，不得審判。」 前面提到，法庭的設置在法院組織法是有規定的，在刑事訴訟的審判期日中，法官、檢察官、書記官跟被告，都要出現在規定的「法庭上」，這樣加一加，刑事法庭內一定超過5人。 另外，現行刑事訴訟法規定可以透過視訊方式進行的，只有第177條第2項規定的「證人」，雖然「法院刑事遠距訊問擴大作業要點」擴大了這個範圍，但還是沒有辦法包括到審理中的被告、辯護人跟檢察官。 3️⃣司法院推出的特別條例草案 根據司法院院會今天通過「 傳染病流行疫情嚴重期間司法程序特別條例草案」的規劃，特別條例只有在疫情嚴重期間適用。 所謂「疫情嚴重期間」的定義是指：為控制傳染病之蔓延，依傳染病防治法之中央主管機關實施之相關措施辦理，致影響司法程序有效進行。 適用的時間跟地區，由司法院跟法務部分別核定。在核定的期間跟地區，排除掉法院組織法跟訴訟法的相關限制。 在刑事、少年案件中，法院、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在符合一定要件，可以透過遠距視訊進行訴訟程序。民事、家事跟行政事件，也都是可以透過視訊方式進行。 另外，各類程序的相關訴訟文書，可以透過科技設備的方式傳送。 由於刑事訴訟法規定在訊問被告、自訴人、證人、鑑定人及通譯，應「當場」制作筆錄，為了避免接觸風險，特別條例規定可以事後聽錄音補製作。 最後，如果法官審判或檢察官偵查還是有重大困難，可以停止審判或偵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