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櫃台北中華新館的前身新生大戲院毀於54年前的一場大火

1956年底開幕的新生大戲院於1966年1月19日發生大火，造成30餘人死亡、20多人輕重傷、財物損失約六千萬元，是台灣光復以來市區內最嚴重的火災。

1954年10月9日，周陳玉樹看中了台北市新生報業大樓現址這塊395坪的土地，設法讓當時省營的台灣新生報（接收自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經營的《台灣日日新報》）把這塊地租給了他新設的新生營業公司，條件則是由他免費替新生報蓋一座大樓，其他土地則給他蓋新生戲院，經營20年後再無條件送給台灣新生報。

位於台北市衡陽路與中華路口的新生大廈，是戰後全台第一座超過20公尺高的大樓，也是第一座採用波狀鋁皮鋼架的建築。工務局原本核准的建照是五層樓，用途是戲院，於1955年3月動工興建，但到了1955年12月8日，業主又要求變更設計，申請增加餐廳、舞廳和百貨公司等用途，由於安全問題，歷經台北市工務局黃千里、莊琮耀和林永倉三位局長才核准。

1956年12月31日，歷經兩年籌備的新生大戲院正式開幕，台北市長高玉樹蒞臨揭幕，吳驚鴻、黃曼、夷光等三位女明星受邀剪綵；不過開幕當天僅舉行揭幕儀式，並沒有放映電影，到了隔天（1957年1月1日）才售票開映，當日共放映七場：9:00、11:00、13:00、15:10、17:20、19:30、21:30。

新生大戲院於開幕翌日（1957年1月1日）正式對外營運，首映的電影是派拉盟影業的《金殿福星》（The Court Jester），戲院所啟用的神鏡大銀幕（Miracle Mirror Screen）以及4台35瓦擴聲機等先進設備，充分提供了高級的娛樂享受，不僅大大滿足了觀眾，也開啟了新生大戲院的黃金歲月。

新生大戲院的內部設備按照國際標準設計，共有座位1600個，簡潔時髦的流線外觀，吸引了大眾的目光，電影的魔力因為電影院建築本身的巨大而更為彰顯。

新生大廈臨衡陽路的百貨店及餐廳部份採用鋼筋混凝土，臨中華路的戲院部份則用波狀鋁皮鋼架。這種建築的特色就是牆壁不用水泥和磚，而是用波狀的鋁皮於外，中間夾裝木板，再用隔熱及隔音甘蔗板裝飾屋內，所以戲院雖位於西門町鬧區車聲鼎沸的中華路旁，坐在裡面卻完全聽不到戶外的噪音。隔音設備超好的新生戲院，讓觀眾更能享受看電影的樂趣，周陳玉樹因此由房地產大亨進而成為電影大亨。

於是他趁勝追擊，買下武昌街二段兩側的茶葉工廠，在台北戲院旁蓋了二十幾棟樓房，又在台北戲院右對面蓋了樂聲戲院（1964年8月6日開幕）和毗連的樓房，並出售附近多餘的土地（日新、豪華戲院一帶），其中樂聲與豪華之間的地皮，賣給了煤業大亨李建興（日新戲院的創辦者）；由於周陳玉樹在買賣契約附有但書，規定購得土地者一定要蓋戲院，於是，與樂聲戲院位於武昌街同一側的豪華戲院（1965年1月8日開幕）與日新戲院（1966年9月27日開幕）相繼成立，西門町的電影街亦因此形成。

之後，周陳玉樹又轉戰圓環附近的寧夏路，興建國聲戲院（位於台北市寧夏西路11至15號），於1966年7月28日開幕。

1966年7月28日下午，麗聲影業公司新建的國聲戲院在台北市寧夏路舉行揭幕，由立法院院長黃國書主持典禮，寶島玉女張美瑤蒞臨剪綵。當天放映的電影為《美國國家安全局》（Blindfold），由天王巨星洛赫遜（Rock Hudson）與義大利肉彈C.C.克勞黛卡蒂娜（Claudia Cardinale）主演。周陳玉樹創立的國聲大戲院位於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11至15號，當年地處熱鬧的建成圓環旁邊，人聲鼎沸，生意興隆。不過進入1990年代之後，隨著圓環的沒落與商圈的東移，國聲大戲院終告停業而走入歷史，並於1996年改建為大樓。

然而，新生大戲院的波狀鋁皮鋼架建築雖超級耐震、隔音佳，卻不防火；就在國聲戲院開幕的這一年的年初，新生大戲院發生了一樁毀滅性的憾事。

新生大戲院原先設計的樓梯就僅有三座，戲院這邊靠中華路二座，靠秀山街那邊一座，遇緊急事件時疏散就很勉強了，大樓後來增加了用途，一樓是建新百貨公司，二樓是凱莉咖啡廳，三、五、六樓是渝園餐廳，四樓為「萬國聯誼社」（萬國舞廳），大樓內這麼多營業場所，卻只能共用一座樓梯和一座電梯。

早在1957年1月8日，在新生大戲院旁的台北中山堂光復廳，台北市議會舉行第三屆第七次臨時大會時，市議員黃奇正、陶佩潛、陳愷、趙邦平、方志平、蔡永、王振堯等二十餘人，就輪番抨擊高玉樹市長對新生戲院的安全問題拖延放水，高市長也反駁說新生戲院開幕以來，發現了許多問題，他自己也深感不滿，已指定工務、警察兩局，會同其他有關單位成立小組，對戲院作全面檢查後要求戲院作一次徹底的改善，但這一「改善」就是9年。

1966年1月19日（農曆小年夜) 下午1時50分，新生大戲院正在播映福新公司出品的第一部國語片：林福地執導、陽明與焦姣主演的《海誓山盟》時，大火忽然從靠衡陽路那邊的四樓樓梯口儲藏間竄出，旋即迅速延燒，由於整棟大樓外牆完全沒有窗戶，還蓋上一層巨幅電影廣告牌，消防水根本無法灌入，只能放任火焰在內燃燒。

衡陽路這邊又只有一座樓梯與一台電梯，結果樓梯被大火截斷，電梯則因停電而無法動彈，新生戲院這邊的安全門又無法打開，造成四樓萬國舞廳和五樓渝園川菜餐廳全毀，裡頭幾乎無人能倖免。幸好火災發生的時間是在下午，餐廳裡沒客人，舞廳裡的客人數目也不多，否則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大火發生時，台北市警察局、憲兵隊、警備總部派出大批治安人員，西起西門圓環，東至衡陽路與延平南路交叉口、北自武昌街與中華路口、南至桂林路，整個西門鬧區全部戒嚴，連所有平交道柵欄都一律放下，禁止行人越過中華路，以免因圍觀而造成交通阻塞。台電城中服務中心也切斷西門鬧區的供電。

台北市警察局出動了全市26部防車，加上陽明山、台北縣、基隆市、桃園縣等警局支援的24部消防車，松山機場也支援了三輛空軍所屬的泡沫消防車。所有北台灣能動用的消防車都來了，但最高的水壓只能射到35公尺，而新生大戲院的位置卻是高達60公尺。於是，等到下午六時，警方宣布「火勢已被控制」時，新生大廈早已全部燒光了。

晚間消防人員清理現場，在四樓萬國舞廳內發現連性別都無法辨識的焦黑屍體24具，六樓渝園餐廳2具。台北地檢處首席檢察官焦沛樹於在晚間9時，率領檢察官曾丁壽、胡致中、王剛及法醫高坤玉、宮可仁，指揮警員在火場勘驗，並將屍體一一編號，然後送往極樂殯儀館及市立殯儀館料理善後。

經過反覆查證終於確認死者身份，有24人死在四樓萬國舞廳，有2人死在六樓渝園餐廳廚房，還有4人則是跳樓後分送台大及馬偕醫院不治。另外消防隊小隊長曾光榮在雲梯上，被跳樓的萬國聯誼社職員唐進之拖到地上，送醫後也宣告不治 。

1966年2月17日，台北地檢處檢察官蘇嶸華、曾丁壽、胡致中、王剛等四人專案偵查終結，以被告周陳玉樹既以新生戲院用途申請建築及使用，卻將大樓二、三、四、五、六樓之部分，分別出租他人開設凱莉咖啡廳、渝園餐廳、萬國舞廳等公眾聚集場所，又將六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門及五樓通往戲院內部之太平梯堵塞，致火災發生後造成重大死傷慘劇，實難卸其過失致人於死傷之刑責，惡性殊屬重大，請科以重刑，以昭儆戒。另外，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業務經理謝培松與總經理徐芝珊，也被一併起訴。由於起訴的同時，受難者與萬國舞廳和新生戲院已達成和解，業者發給每名死亡者二萬五千元，家屬中無工作能力者（男子60歲以上，女子50歲以上，小孩18歲以下）每名在加發撫慰金五千元；殘廢者比照死亡辦理；受傷者醫療費概由業主負責。

1966年4月3日，台北地方法院判決，萬國聯誼社舞廳電工胡聰金依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判刑四年，業務經理謝培松，總經理徐芝珊各依過失致死罪判刑一年，新生大樓業主周陳玉樹則無罪。承辦推事陸祖光指出：「按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確切之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被告周陳玉樹否認堵塞五、六樓太平門及太平梯，稱均係該大樓承租後所為，與他無關。查渝園餐廳經理周毅，在檢察官調查時稱：『五樓通往新生戲院原有一門，是我們圍的。』與被告周陳玉樹所供相符，可見與周陳玉樹無關，應予諭知無罪之判決。」

周陳玉樹在被宣判無罪後，將殘存的新生大戲院建物拆除重建，於原址改建成新聲戲院與麗聲歌廳（黎聲戲院的前身），並於1968年落成啟用。

新聲戲院於1968年1月29日下午3時舉行開幕典禮，由立法院長黃國書揭幕、影星上官靈鳳與韓湘琴剪綵，號稱是「自由中國第一家設有自動電梯最新型豪華戲院」，首部放映的電影為1967年發行的美國西部片《西部新天地》（The Way West）。

麗聲觀光大歌廳於1968年5月17日開幕，當天演出的歌星包括了冉肖玲、余天、李黛華、金陵、秦蜜、馬安琪、婉曲、陳蒂、謝雷等人，除了歌唱外，還有魔術表演，營業票價為25元。

新聲戲院自1968年1月29日開幕之後，鬧鬼的謠言便不斷傳出，但其實新生戲院大火罹難者中，根本沒有任何一個是電影觀眾。事實上，新聲戲院的生意會差，是有比鬼更可怕的生物。

1981年3月24日，少女王代麗中午在看《天才開溜》時，放在座椅扶手上的右手掌被重達一台斤的大老鼠咬了一口，痛得大叫而驚動了鄰旁的觀眾，大家都站起來要幫忙驅走這隻兇悍的老鼠。但這隻大老鼠卻不怕人，鬆了口卻依然在座位間穿梭竄走，吱吱大叫。王代麗趕緊到國泰綜合醫院敷藥，並打了破傷風預防針。

新聲戲院王姓負責人卻發表聲明：「應該不是老鼠，而是被貓咬傷，因新聲戲院裡有四百多隻貓。」問題是戲院裡又為什麼要有這麼多隻貓？不過是貓是鼠，有鬼沒鬼都不重要了，因為新聲戲院終究和新生戲院一樣，都走入歷史了。

進入80年代後，由於其他新歌廳相繼開幕，麗聲大歌廳的生意受到不小的影響，在1981年3、4月份警政署宣佈開放西餐廳演唱後，其票房更形遜色，遂於1981年9月1日起暫停營業。

1982年6月25日，麗聲歌廳原址改裝而成的黎聲戲院盛大開幕，第一部放映的電影是約翰法蘭肯海默（John Frankenheimer）執導，史考特格蘭（Scott Glenn）與三船敏郎主演的美國片《雌雄寶刀》（The Equals，另名 The Challenge）。

1988年5月7日，祝融竟再度造訪此地，整修中的新聲戲院被燒成了廢墟，造成兩人輕重傷，自此，新聲戲院便歇業，而戲院內的老天祿則遷移至武昌街二段現址。2002年原址改建為目前的商業大樓，即錢櫃KTV中華新館的所在地。

影片來源：台灣電影公司、台視新聞

| 一喜一憂的小事 |

週五晚上我們已經準備好進入居家隔離的狀態，家裡冰箱、食物櫃盛況空前的「滿」。晚餐過後，外子的電話就響個不停，親朋好友因為居家隔離沒事打來聊天？我和女兒突然擔心起外子居家防疫這段時間，會不會變成跟我台北獨居的老母一樣，每晚無聊煲電話粥？

講了一個多小時的電話，總算結束。一些是朋友打來：「快點存點糧食啊！超市都沒貨了！」外子笑回：「這個不用擔心，我們家有隻倉鼠。」是在哈囉？又說我是倉鼠？

一會兒又一個朋友傳來影片，有人把一捲衛生紙藏在保險庫裡，他又回：「我們家有三個月的衛生紙！」

最後一通電話讓我們有些緊張，是我大姑打來的。大姑家中有一半以上的成員在醫療體系，執業醫師二位、醫療行政二位，還有我女兒正在念醫科第一年的小表姐。疫情爆發這段時間，大姑家中幾位成員忙得不可開交。

忙得不可開交還打電話來？因為他們知道外子有肺氣腫特別打電話來叮囑，現在開始連健身房都別去了！為什麼？因為家中二位醫生這幾日在醫院看到很多感染武漢肺炎的患者，情況不佳，完全不是流感！

外子一家人彼此說話都是點到為止、廢話細節不多的那種，如果大姑晚上特別打電話來，連女兒平常十分淡定的醫生大表哥對武漢肺炎的患者都有這種反應，那看來是十分恐怖的傳染病啊！

特別分享給在國外的各位，請大家好好保重！我們明天開始不去健身房了，為了維持體力抵抗力，我們打算清晨人少時去路跑。

（今晚又要睡不好了😔）
（昨晚馬克龍要求70歲以上老人家別外出之後，今早健身房的老人家們全不見了！只剩下我跟外子還有一個年輕媽媽。）

從歷史看中國黨狗官們的德性
轉》七十四年前的布袋封城
　
二戰後中國送給台灣的第一個大禮，就是各式各樣的傳染病。這個練蠱大國因為衛生習慣糟糕、公衛行政落後加上公共道德低落，導致百病叢生且疫情四起。
　
1946年，台灣在被中國（中華民國）劫收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就開始陸續傳出霍亂、天花（註一）、鼠疫與狂犬病等疫情。原來在日治時期因衛生習慣改進而早已絕跡的各種傳染病，突然在台灣開始大爆發。其中1946年時又以霍亂疫情最為嚴重。
　
嘉義布袋港因為距離中國廈門與汕頭的直線距離最短，在解除海禁之後，也成為直接與中國互通人貨的港口。加上日治時代存在的港口檢疫制度在中華民國來台後並未銜接實施，布袋港因此也被懷疑是爆發霍亂疫情的起點之一。
　
這群剛來到台灣的國民黨官員看到嘉義布袋開始出現霍亂疫情之後是怎麼幹的？跟現在的中國武漢處理方式一樣，一開始也是無視與隱匿疫情，等到疫情開始變嚴重之後再開始「封城」，然後叫一萬名嘉義布袋的居民在裡面等死。
　
當時管轄布袋港的「半山」區長蔣重鼎跟警察所長派了一堆荷槍實彈的警察把整個布袋港市給包圍起來，然後還在所有通往鹽水跟東石的路口部屬輕機槍陣地，將槍口對準布袋港方向，禁止任何人進出入。厲害了，你有看過這種「防疫」方式嗎？我還以為在看惡靈古堡哩。
　
這群中國官警甚至不讓任何醫療與防疫人員入內救助布袋港居民，更扯的是還不讓任何的食物與民生物資送入布袋港。是怎樣？讓裡面的人全都餓死病死就算「防疫成功」囉？
　
這種跟「中國長春圍困戰」一樣幹法的方式當然很快就引發布袋嘴居民的饑荒與求生意志。一堆人只好想辦法賄絡警察來逃出採買物資與食物。你說你嚴格執法徹底封鎖就算了，結果只要賄絡警察的人就可以走出封鎖線，請問這又是在哈囉什麼？那些不想賄絡或是無法賄絡的當地居民呢？當然就是衝啊，等著他們的就是外面的機關槍陣地。
　
曾經擔任「二七部隊」部隊長的鍾逸人當時是三青團機關報「和平日報」的嘉義分社主任，他聽聞當時嘉義布袋港的慘況，日後在回憶錄這樣形容：
　
「一些有辦法的人還是會鑽漏洞買通關卡，悄悄跑出來買米、買柴回來，一些沒有錢又沒有管道的人，便眼睜睜看著有辦法的人進進出出，把一袋又一袋的米搬進來，反顧自己，只有挨餓受飢，等著死神降臨的份。... 這些求生不得坐等只有死路一條的餓民，終於不顧一切集體衝破『防線』，接著，槍聲和慘絕的哀叫聲齊響宛如阿修羅場。」
　
鍾逸人在「和平日報」上詳實報導嘉義布袋的封城慘況，結果中華民國軍警卻是矢口否認，搞到鍾逸人只好親自跑去當地去找受害者與目擊者訪談，還把門窗上的彈孔指出來並把卡在其中的機槍子彈挖出來給大家鑑定，才打臉這些想要隱匿實情的中國人。國民黨特務劉啟光還因此特別跑去「關切」鍾逸人，叫他不要報導這件醜事。看吧，中國人根本沒變過嘛。
　
這樣子拿機關槍封城的防疫手段有比較厲害嗎？好像沒有耶！1946年從中國傳來台灣的霍亂疫情最終造成全台3809人患症，2210人死亡，死亡率高達58%。
　
本來霍亂在適當的衛生條件與良好的醫護照顧下，傳播率與死亡率還不會那麼高，但是因為中國人搞爛環境衛生還封城放槍，才會導致霍亂擴散迅速並且造成多人死亡。（註二）直到美國的醫療支援進來台灣之後，疫情才得到控制。布袋封城事件之後還接續引發警察為防疫而開槍傷人的台南新營事件，台灣民眾累積的怒火最後才會爆發成為隔年的二二八排華起義事件。
　
這些中國官員從來沒有把人當人看過，完全忽視尚未感染者與第一線醫護人員該有的保護與該投放的資源，抱著反正等裡面的人都死光就沒事的自掃門前雪心態，最糟糕的是還有一堆國民黨狗官趁亂大撈瘟疫財。
　
1946年從嘉義布袋爆發的霍亂疫情擴散到宜蘭的時候，時任宜蘭病院院長的郭章垣不但自掏腰包，親自率領醫療人員挨家挨戶施打霍亂疫苗，還緊急向剛成立的聯合國申請疫苗來救助台灣人。結果這批從聯合國送來救命的疫苗竟然就這樣被這些中國國民黨的狗官給沒收還轉賣給黑市。
　
郭章垣醫師氣到向這些中國狗官提出抗議，結果這些從「祖國」來的國民黨狗官們根本就不理他（誰理你們），不但沒有歸還救命的疫苗，還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羅織罪名，把擋到中國人（官派宜蘭市長朱正宗）財路的郭章垣醫師給槍斃在宜蘭頭城媽祖廟之前。所以別再跟我說中國人是文革之後才變壞的，文革之前就已經是這個死樣子了。劉仲敬所說的「中國窪地」在明清時代就已經是屎坑了好嗎。
　
講到大發瘟疫財的，就不能不提到戰後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的衛生局局長經利彬（中國浙江人）。在台灣爆發霍亂疫情的時候，也是最需要他發揮「長才」的時候，這位中國狗官幹了什麼事？他叫同樣爆發霍亂疫情的澎湖醫院的不能收治超過五分之一的免費患者，因為這會擋到他撈錢的財路。
　
經利彬還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領取了幾百萬錠要來救台灣人命的「抗瘧劑」（Atabrine tablet），結果卻在事後阻止公單位發放抗瘧疾藥片。因為他只想透過自己成立的私人公司來生產奎寧（quinine）並且販賣藥片好從中獲利。他甚至阻止醫院發放存在倉庫的藥品，然後再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收取倉庫保管費，果然是中國人發大財的標準路數哩。（見George Kerr所著的「被出賣的台灣」頁179-186）
　
國民黨狗官連救命錢都敢拿，就不用意外當時台灣很多公共用水的設備，像是水龍頭、水管、蓄水庫與抽水站的消毒器都被一堆中國人給偷走轉賣黑市的行徑。這也使得很多台灣人開始喝到未過濾消毒的自來水，加上日治時代屬於公共稅金支付的汙水處理與房屋消毒制度遭到中國人廢除，也因此間接導致霍亂傳染率的大幅提升。這種中國人來了之後，飲用水衛生就開始產生問題的事情也同樣發生在97淪陷後的香港自來水含鉛超標事件之中（2015）。
　
講到也被中國帶衰的香港，就不得不提2002年源自於中國廣東並且傳入香港的SARS病毒事件。當時中國政府也是刻意隱瞞疫情，導致港府低估風險，最終也在香港造成299人死亡，更使得香港經濟遭受重創。香港人因此對隱瞞疫情的中國政府開始心生不滿，在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湧現將近五十萬人的抗議人潮，這也是香港97淪陷後所發起的第一次大型抗中和平遊行。你現在看到的反送中勇武已經是後續無數次和平抗議失效後所產生的義憤反抗而已。
　
台灣在2003年時也很倒楣地收到從中國廣東傳來的SARS病毒而死了73人，還因此爆出時任台北市長的馬英九（藝人小S的最愛偶像）因為做出愚蠢封院決定，導致院內交互感染而造成7名醫院員工殉職與24名院內民眾死亡（1名自殺）的醜聞。馬英九此舉也使得台灣醫護的SARS照護死亡率成為世界最高。
　
和平醫院前兒科醫師林秉鴻就嚴厲批評馬英九：「把它當做中世紀黑死病一樣，圍村然後放火燒，原地隔離只會造成醫護死傷嚴重。」看吧，中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這一百年來都沒有變過，就是只會關門放狗而已。最後問題不但沒有解決，還讓疫情更加惡化。然後害死一堆人的bumbler後來還可以連任總統，現在還有臉對民進黨政府管控武漢肺炎疫情說三道四。
　
文末講個趣事好了，戰前台灣的垃圾車是拿來運垃圾的。（廢話）結果戰後中國人來了之後，垃圾車竟被中國人拿去載運贓貨到碼頭。那垃圾怎麼清運，就用人工手推車慢慢運啊。結果搞到市街一堆垃圾來不及運出而堆積成山，傳染病也跟著興盛。你現在知道為什麼1946年的宜蘭市民要自掏腰包拿錢給中華民國政府拜託他們買垃圾桶了吧。當然，結果錢是給了中國狗官，但是垃圾桶還是沒有下來。
　
講到這裡，你是武漢肺炎爆發後才第一次知道中國狗官專門幹這種勾當呢？還是妳只要聽到是中國人就不敢罵狗官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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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1946年2月，已經在台灣絕跡的天花再度從中國傳入台灣。造成罹患者共1561人，死亡315人，死亡率20.2%。隔年1947年罹患者更多達5193人，死亡總數1725人，死亡率高達33.2%。

註二：其實台灣也曾經在日本時代爆發過中國華南傳入的霍亂疫情，不過那是在大正年間的1919與1920年。當時的日本政府可沒有像中國政府一樣封城放爛，而是透過預防醫療體系、嚴格海港檢疫、隔離病房治療、大量製造疫苗、全面實施接種與整治衛生環境來滅絕傳染病，因此霍亂一病很快地就在台灣絕跡。只是沒想到二十幾年後，台灣因為被中（華民）國侵佔與劫收，一堆已經在台灣絕跡的病原體又被中國給重新「直輸入」到台灣來。請見秋惠文庫的老照片，大正8年（1919年）景美民眾在屋外等候施打霍亂預防針。https://www.facebook.com/FormosaMuseum/posts/2746228482081365

（圖為民報在1946年8月25日針對台灣霍亂疫情的報導-秋惠文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