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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推薦》《人類簡史》作者尤瓦爾·赫拉利：新冠疫情將改變我們的死亡觀嗎？恰好相反！—原載Guardian

*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 在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人類在死亡面前只能乖乖就範。一直到現代晚期，多數宗教和意識形態不僅視死亡為我們無可逃避的命運，也視其為人一生意義的主要來源。關乎人類生存的許多最重要的事件，發生在你呼出最後一口氣之後。唯有此時，你才學到生命的真實奧秘；唯有此時，你才獲得了永恆的拯救，或蒙受恆久的詛咒。在一個沒有死亡的世界——也就沒有天堂、地獄或輪迴——諸如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之類的宗教將毫無意義。

在歷史上絕大部分時候，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都致力於賦予死亡以意義，而無意戰勝它。

《吉加美士史詩》、俄爾甫斯和歐律狄刻的神話、聖經、《古蘭經》《吠陀經》以及其它各種數不清的聖書和寓言，無不耐心地向沮喪的人類解釋，稱我們的死乃是神的意旨，或是源自宇宙或大自然母親，我們最好懷著謙卑和感恩之心來領受這一規定。或許某一天，神會以某種宏大且形而上的姿態廢黜死亡，如基督的再臨。

但謀劃這等大災變，顯然超出了僅有血肉之軀的人類的能力範圍。

此後科學革命來臨。

在科學家看來，死亡不是什麼神聖意旨——它完全是個科學技術問題。人類死亡不是因為上帝要人死，而是因為某些技術性不足——心臟停止泵血、癌症毀掉了肝臟、病毒在肺部複製……為這些技術問題負責的又是什麼？其它的技術問題。心臟之所以停止，因為心肌供氧不足；癌細胞之所以擴散，是因為某些隨機的基因突變；病毒之所以進到我的肺部，因為公共汽車上有人打噴嚏。

這一切都不涉及任何形而上的宗教或是生命哲學成分。

此外，科學相信每個技術性問題一定有解決方案。我們不需要等待基督再臨克服死亡，靠一群實驗室的科學家就行了。

傳統上死亡是身著黑袍的牧師與神學家的專利，如今負責的則是穿白衣服的普通人。如果心臟一時不跳了，我們可以打強心針加以刺激，甚至移植一個新的心臟；如果癌細胞肆虐，我們可以靠放療化療免疫治療將之殺死；如果病毒在肺部擴散，我們可以用某些新藥予以抑制。

確實，眼下我們還無法解決所有的健康技術問題，但我們正在努力。人類中最優秀的頭腦不再為死亡的意義而殫精竭慮，我們更忙於延長生命。研究導致疾病和老年的微生物學、生理學和基因系統，以及開發新藥和革命性治療手段。

在延長生命的鬥爭中，人類取得了重大成功。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全世界的人均壽命預期從不足40歲到72歲的飛躍，在某些發達國家更超過80歲。兒童逃離死神之手，尤其成功。

直到20世紀，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兒童會在成年前夭折，痢疾、麻疹和天花等兒童疾病，對年少者而言乃是家常便飯。

在17世紀的英格蘭，每千名新生兒中約有150人活不過一歲，能活到15歲的僅有700人。如今，英國寶寶每千人活不過一歲的只有5人，能順利慶祝15歲生日的有993人。全球兒童死亡率已跌至不足5%。

人類捍衛和延長生命的努力如此成功，以至於我們的世界觀也發生了巨變。傳統宗教認為來生是意義的主要來源，18世紀以降的諸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女性主義等對來生則全無興趣。那些共產主義者、資本主義者和女性主義者，他們認為死後究竟會發生些什麼？在馬克思、亞當·史密斯或波娃的著作尋求，找不到答案。

現代意識形態，仍賦予死亡以核心地位的唯有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更具詩意與決絕性的那一面做出承諾，為國捐軀的人將永遠活在集體記憶中。

但這個承諾過於含混，許多民族主義者都難以釐清其內涵。你如何能真正「活在」記憶中？如果你已死，你如何知道人們有沒有記住你？伍迪·艾倫曾被人問起，他是否願意永遠活在影迷心中，艾倫答道：「我寧可活在自己的小房間。」

甚至於許多傳統宗教都改變了重點——它們不再突出來生上天堂之類的元素，轉而強調它們在此生能為你做些什麼。

眼下的大流行病是否會改變人類對待死亡的態度？

大概不會。情況恰恰相反，新冠可能只會讓我們為保護人類生命而加倍用功。對新冠的最主流文化反應並非聽天由命，而是某種憤怒與希望的混合體。

當流行病在諸如中世紀歐洲這樣的前現代社會爆發，人們當然是珍惜自己性命的，並且會為愛人之死倍感沮喪，但當時主流的文化反應是聽天由命。心理學家可能會稱其為「習慣性無助」。人們告訴自己這是上帝的意志——或者是對人類諸原罪的神聖報復。「上帝知道一切。我們這些惡人是罪有應得。你將會看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不要憂愁，好人自會在天堂里有好報。不要把時間浪費在尋醫問藥上。這場疾病乃是上帝降罰於我們，那些認為人類可以憑自身才能戰勝流行病的人，不過又在自己的諸多罪狀之上，再添了一宗自大之罪。我們之輩豈能阻撓上帝的安排？」

而如今人們的態度處於另一個極端。

每當有災禍奪走許多人的性命——火車事故、高樓火災甚至於颶風——我們都傾向於認為這是一場可防範的人為失誤，而非神聖的懲罰或無可逃避的自然災害。如果火車公司沒有削減安全預算，如果市政府施行了更可靠的防火規範，如果政府投放救災物資的速度能更快一點，那這些人的生命就可以被挽救了。在21世紀，大規模死亡自動成為了法律訴訟和調查的理由。

我們對待瘟疫的態度亦復如是。

儘管有一些宗教佈道者會把艾滋病視作上帝對同性戀人群的懲罰，現代社會把它當瘋言瘋語。如今，我們一般認為，艾滋病、伊博拉病毒、及新冠病毒流行的傳播源於一連串系統性失敗。我們假定人類有必要的知識和工具來遏制這類瘟疫，如果傳染病失控了，那是因為人類無能，而不是神的憤怒。

新冠疫情也當然不例外。這場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但譴責遊戲卻已然展開。

各國開始相互指責，有競爭關係的政客之間也相互敷衍塞責——責任就好比是一枚保險已被拉開的手榴彈。

憤怒之外，也有殷切的希望。

我們的英雄不是安葬死者以及讓災難變得合理的牧師，我們的英雄是救難的醫師護士，而我們的超級英雄則是實驗室裡的科學家。正如影迷明白蜘蛛俠和神奇女俠終將打敗壞人並拯救世界，我們也十分確信只消幾個月或者一年，實驗室的偉大人們將能拿出有效的新冠治療手段甚至於疫苗。屆時我們就能向可惡的新冠病毒證明，誰才是這顆星球上的頭等生物！

從白宮到華爾街再到義大利的陽台，每個人嘴邊都掛著同一個問題：「疫苗什麼時候就緒？」

這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而非有無。

等疫苗真正到位且流行病結束，人類在這場大流行疾病吸取的最主要教訓會是什麼呢？

最有可能的一點是我們需要在保護人類生命方面，進一步加大投資。我們需要更多的醫院、醫生和護士。我們需要準備更多的呼吸機、防護衣和試劑盒。我們需要在未知病原體的研究和新型療法的開發上投入更多資金。

我們不應再被打個猝不及防。

有人可能會說，這些教訓走偏了，危機應當教會我們謙卑，我們不應對自己對抗自然之力的能耐太過自信。這些反對者當中有不少還沒走出中世紀思維，他們一方面宣揚謙卑，另一方面卻百分百堅信自己已經知道一切正確答案。

某些固執的人難以自圓其說——某牧師負責川普內閣每周的讀經活動，他甚至主張這次的流行病也是上帝在懲罰同性戀者。

但大部分傳統的衛道士，如今更加信任科學而非古老經典。

天主教會指示信徒遠離教堂。以色列關閉了各大猶太教堂。伊朗規勸人們不要前往清真寺。所有的宗教都暫停了公共祈禱儀式。這一切都是因為科學家在估算後，建議關閉這些神聖的場所。

當然，不是任何警告我們人類已陷入自負的人都夢想回到中世紀。甚至於科學家也會同意，我們應當抱持更加現實的預期，不要盲目相信醫生可以幫我們擋下一切威脅生命的禍害。

作為一個整體的人類雖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強大，但個人仍需面對其自身的脆弱性。或許再過一至兩個世紀，科學就能無限延長人的生命，但目前而言仍無法實現。除了少數億萬富翁的寶寶，我們所有人如今仍會在某天死去，仍會失去摯愛之人。我們必須承認人生苦短。

許多個世紀以來，人們把宗教當成一種防範機制，相信自己將在來世得到永生。如今的人，視科學為另一種防範機制，相信醫生應該會拯救他們，自己永遠能安居於住所。對此我們需要維持一種均衡。我們既要相信科學應對流行病的能力，也要肩負起直面個體必死性及人生無常性的重擔。

眼下的危機可能確實會讓許多個體對人類生命及成就的短暫本質，有更強的體悟。但作為一個整體的現代文明，卻更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用力，它體認到脆弱性之後的反應，將是構築更堅實的防線。我不覺得眼下的危機結束後，哲學院系的預算能有什麼顯著提升，但我敢說醫學院和健保體系的預算，一定會大漲一波。

這可能就是人之為人，所期待的最好結果。政府無論如何都不擅長哲學，那不是它們的領域。政府的重點理應是構築更優越的公衛體系，推動哲學思考屬於個體的抉擇。

醫生無法替我們洞悉存在的奧秘，但他們能為我們爭取到更多的時間對付這些難題。

如何利用好這部分時間，最終取決於我們。

本文原載於《衛報》，原標題為「Yuval Noah Harari: 'Will coronavirus change our attitudes to death? Quite the opposite'」。

<西蒙波娃忌日》1908.1.9-1986.4.14

她的全名是 Simone Lucie Ernestine Marie Bertrand de Beauvoir，我們一般只稱她Simone de Boauvoir.

她詮釋了女性的角色，寫下經典作品，同時也實驗性地自身尋找愛、關係、慾望，不同的愛、知音⋯⋯與其說她在尋覓愛情，不如說她以自身的體驗，想解語愛情的魅惑謎語。

西蒙波娃的出色之處，在於她不只是為女性角色而活：她始終沒有忘記這點，但也沒有為此性別所困。她的書寫，更多是一個知識分子對世間的態度。

以下摘錄幾段她的文字：

* 愛我所愛，行我所行，聽從我心，無問西東。

* 人透過自己存在的缺失，為自己提出目標，而這個目標實際上只能靠人本身來實現。

只有以脫離世界，人才使自己出現在世界中，也使世界展現在人的面前。

我願意成為我所凝視的風景，我希望這片藍天、這片平靜的水面在我的身上出現，希望它們表達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我。

而我則停留在遠方；也正是因為有這個距離，藍天碧水才能夠在我面前存在；我的凝視，才會是一種歡愉，它才成為誠摯的撕心裂肺般的情感。

人為了獲得自身的真理，就不應該消除其存在的模糊性，相反，應該接受並實現這種模糊性：人只有在下列方式中才能與自我會合，即停留在遠離自身的地方。

這種轉變與斯多葛式轉變有著極其深刻的區別，相對於可感知的世界來說，它並不主張一個無內容的形式自由；它主張實實在在地生存，這並不否認我的自發運動，而只是拒絕將自我迷失在這個運動中。

任何道德的本質，就是把人類生活看作一場博弈，一場有可能贏也有可能輸的較量，向人們傳授獲勝的手段。

然而我們也看到，人的原始意圖就是模糊的：他想要存在，而正因為他與存在的意志相符合，他反倒失敗了。所有的計劃，即在其中實現願意存在的計劃都被否決，而這些計劃所圈定的目標，都成了海市蜃樓。

自由是一個源泉，所有意義和所有價值都可以從中噴發；它是證明一切生存的原始條件。

為自己生命尋找意義的人，首先必須要求和絕對要求得到真正的自由：在要求實現具體的目標和特別的計劃時，自由原則也應該放之四海而皆准。

自由並不是一個已經完全構建好的價值，能從外部向我建議一種抽象的參與。它需要我們不斷的填補，遠離，認知。

* 有一句古老的諺語是這麼說的：「不管結果怎樣，做你該做的事。」如果每個人真的做他該做的事，那麼每個人的生存將得到拯救，而不用幻想一個天堂，即所有人在死亡中，可以獲得和解的那個天堂。

* 任何有過真正愛情的人，有過真正反抗的人，有過真正慾望的人，有過真正意志的人都知道，所有他的行動，並不需要其他外部的任何保證。這些情感的可靠性來自於人自身的激情衝動。

* 「愛情」這個詞對男女兩性有完全不同的意義，這是使他們分裂的嚴重誤會的一個根源。拜倫說得好，愛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種消遣，而它卻是女人的生活本身。

* 很容易發現為什麼女人會墨守常規；時間沒有給她帶來任何新鮮的成分，它不是一種創造性的流動；由於她注定要重復，她認為未來只不過是過去的一種複製。

在週期性現象的這種表演中，時間的唯一作用就是要造成緩緩的衰敗：它使傢具和衣服破舊，它也毀掉了女人的面容；生育力逐漸被流逝的歲月所摧殘。所以女人根本害怕旨在破壞的時間，這種無情的力量。

* 男人爭先恐後地宣佈，對女人來說，愛情是她的最高實現。尼采說：「作為女人去戀愛的女人，只會更深刻地成為女人。」巴爾扎克說：「從高層次來說，男人的生活是名譽，女人的生活是愛情。女人只有把她的生活變成持續的奉獻，才與男人平等，如同男人的生活是持續的行動。」

但這仍然是一種殘忍的欺騙，因為女人所奉獻的，男人根本不在乎。

* 成人是什麼，一個被年齡吹漲的孩子。

* 服飾對許多女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它們可以使女人憑借幻覺，同時重塑外部世界和她們的內在自我。

* 有一天，女人或許可以用她的「強」去愛，而不是用她的「弱」去愛，不是逃避自我，而是找到自我，不是自我捨棄，而是自我肯定，那時，愛情對她和對他將一樣，將變成生活的源泉，而不是致命的危險。

但在這之前，愛情以最動人的面貌，概括了壓在封閉於女性世界中的女人，愛情使女人成為受傷害又不能自我滿足的詛咒。無數的愛情殉道者抗議命運的不公，因為它把荒涼的地獄當做最後的得救，提供給她們。

* 您到這個世界才不久，過不了幾年又要離開的，怎麼居然以為在這裡找到了歸宿？

* 我們依靠回憶、希望、距離、信件彼此相愛。

我們能使這愛情成為幸福的人世間的愛嗎？

或許我們一定要做到。此刻我相信我們會的，事實上它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