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搶站

乍暖還寒的初春，今日狂風雷暴、明天轉涼、後日又回暖；流感高峰期的公司咳嗽像是交響樂一樣，小弟也無奈敗陣。

原本今天打算射波，無奈要見客，拿了Dom哥的首肯，遲了一點上班。

平日早上八時之前我已經買好譽滿香港站的摩打手 (他應該不是複姓加藤)的早餐，一啖火腿一邊掃新聞，一邊看overnight的email一邊聽morning meeting。今天我差不多九時才到奧運站上地鐵。我已經很多年沒有試過在繁忙時間，不論上班或下班，迫地鐵。

人多不在話下，在爭分奪秒的香港，流星踭，暗踩腳，胸頂背是基本生存招式。要擠好幾班列車才可以上車，大家也是猙獰地眉頭深鎖，彼此呼吸着大家暖和的二氧化碳，雖然隔着衣衫但也感受到四方八面過分親密的溫暖。低頭族蠶食香港，加上隔音非常出色的入耳式耳機，大部份香港人在地鐵車中也是理得你死，別阻我煲劇/轉珠/睇J圖。

戴著口罩，發着微燒的我差一點便焗到暈，腳軟跌低又怕被身旁那個自覺有幾分姿色的阿姐叫非禮，坐面前沒人敢坐的關愛座又怕今晚上動新聞。最後還是死頂動也不動。變成了沙甸魚的這兩個站，可謂是最遙遠的距離。

東涌綫只有好幾個站，越近香港站自然越貴。買得越近中環（除了社會階級的認同感之外），無非也是想返工不用那麼擠，可以瞓晏一點，時間鬆動一點。但可笑的是，經過荔景及南昌站之後，繁忙時間要在奧運站上車已經非常困難，九龍站的成功人士可能還要等好幾班列車才可以順利到達中環-- 最後也要提早一點起床返工，那三、四萬元一尺的價值真的只是落在那些金色塗漆的大堂上？當然九龍站的人上人也許大部份不需要朝九晚五上班，是expat和國語人及其情婦們的天下。

沿綫的物業一向都有需求。只要配套得宜，南昌也許會變成下一個一氣呵成的巨型藍籌奧運站。相對啟德甚至何文田站，我更看好南昌站這個上蓋項目，飽飯冇嘢做也花一點時間去研究那被公屋包圍的地盤，並為消磨時間而排隊睇樓（在此殷切的為小弟的白撞向𡃁模經紀道歉）。

第一口價單以九龍區來說是「合理」，令南昌站變成難搶站，什麼A1/A2投資上億的富豪也排不到，就算我入兩張票根本冇可能入到貨。這些機會不是屬於我的。只好吃葡萄和驚嘆香港人的錢究竟從何來？

香港自稱中產的人已經患了買樓成狂的精神病，一班慈父孝子扶老攜幼接貨。見阿仔俾成億人地賺，連誠哥都感動流涕。授命於天的国产㭍㭍㭍未出發先興奮，但如果被花旗開口中今天又加辣但只懂去加差餉的話，這個真的連2.0都不如。燒娥十八掌有多少斤兩有待觀察，但15%一出台已經彰顯1.0的弱智；現在想藉三陪差餉促使投資者沽出手上單位，增加二手市場供應？幾球野都阻擋不住那些億萬富豪，嗰皮幾野得？（omg!真係架？真係嘅？）唔洗D「專家」估計，常識就是這個成本將會轉嫁至真正用家，即加差餉會令業主加租，甚至直接在租約標明差餉由租戶支付。

我也認同樓價易升難跌：華人社會、息低槓桿高、QE令銀行水浸、缺乏供應這些都是陳腔濫調。依我見，其中一個主流比較少探討的原因是classical conditioning，中文大概可以翻譯成古典制約反射：樓市的循環由十多年變成了現在短了很多，並一浪高於一浪，每一個香港人在短短20年看見97, 03, 07等大風浪後樓市跌得有多殘也會反彈創新高，「磚頭是最好的投資工具」這個概念一次又一次重複洗腦，根深蒂固。

現在最有能力買樓的就是過去20年靠槓桿在樓市翻了幾翻的黃金一代，他們才會孕育出「有樓有高潮」的下一代 (https://www.facebook.com/haydenchongblog/posts/802038773280412:0)。所以這一個條件反射就會令香港人一見到樓市回軟就會入市掃貨，推高樓價，周而復始。這feedback loop只要一直存在而沒有很大鑊的外圍環境影響這個觀點反射的話，什麼辣招也是徒然。指天椒也只是杯水車薪。

走出這個人疊人的車廂，剩下半條人命的我脫下口罩才拿回正常呼吸。經此一役，我明白什麼是背對背的「世界零距離」，我這一刻的目光卻落在匯璽入伙之前要極速離開奧運站這一個住址。因為我想像不了如果又有好幾千伙人跟小弟去迫已經非常擠擁的地鐵和商場會是怎樣的一個光景。

如果每一朝也是這樣的話，沒有病也會焗到病。

Ps. 圖為經紀為該地產項目的內部文件

所謂大師。

【音樂節序：音樂大航海仍在進行中 】　作者／黃大旺

　　從2015年11月初開始，在台北不同場地接連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在台灣的表演藝術類節目中即使不是破天荒的頭一次，至少已經是勇氣可嘉的大冒險。作為演出的第一彈，主辦單位邀請了德國著名的長笛演奏家馬克‧阿班‧若茲（Mark Alban Lotz）吹奏兩種長笛、一隻短笛（piccolo）以及印度竹笛（bansuri），先舉行工作坊，再與台灣即興樂圈兩大怪物─薩克斯風手謝明諺與鋼琴手李世揚「對決」。若茲的即興演奏經驗相當豐富，不僅在於爵士的領域，更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故在此借題發揮，略論什麼叫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其實說穿了沒有多麼了不起，只是許多人聽到即興都只會想到爵士樂，想到爵士樂就聯想到都會夜生活，想到都會夜生活就聯想到紅酒，想到紅酒就想到生活情調，於是爵士樂就變成了生活情調與優越品味的代名詞，在台北成為一種小資階級與音響發燒友的浪漫禁臠，放諸四海都顯莫名其妙。

　　顧名思義，即興演奏就是不靠視譜，也不靠記譜，完全從第一個發出的聲音開始，以自己的即時想法開枝散葉「即時作曲」的演奏型態，聽起來可能跟亂敲亂打很像，但是合乎定義的即興演奏，在亂敲亂打之中，多半存在著自己的規則，即使沒有讓聽者習慣的四四拍子和十二平均律，都還能找得出演奏者的思考脈絡。與其去理解背後的意涵（有些錄音或演奏，演奏者會以文字說明），不如用心去感覺，即使未必是享受，但只要敞開心胸、放下成見，即使不是那麼浪漫、優質、高品味的雅痞音樂，都具有自己的血肉與靈魂。

　　其實即興表演的能力，早就根植於人的情感表達能力之中，只是後天的各種行為制約、道德禮教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一開始，音樂與舞蹈還不是為祭典、儀式服務的表演，打擊樂器與笛類、弦樂器是依照經驗逐漸改良，才有了我們認識的樣子。各種音樂形式，乃至於中世紀黑暗時代歐洲的吟遊詩人，還是絲路綠洲都市賣藝的樂手歌手，除了細心準備表演內容以外，也必須要有一些即興，才能得到觀眾的打賞。

　　而且在莫札特、貝多芬出現之前的古典音樂，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前後的古典音樂，由於樂譜的不發達，以及對於歌唱的偏重，樂手依照主旋律即興演奏和音，乃是司空見慣之事。後來有類似協奏曲與奏鳴曲等型態出現，獨奏的裝飾音（cadenza）往往需要即興演奏（記譜法發達以後，才有作曲家或演奏家譜寫裝飾樂段）。再者，根據音樂史紀載，莫札特與貝多芬等大作曲家，都很擅長即興演奏，或是以即興演奏發展作品。十六世紀住在義大利的西班牙作曲家奧提斯（Diego Ortiz , c.1510 – c.1570），就曾經在羅馬發表《古大提琴演奏之裝飾論與變奏論》（Tratado de glosas sobre cláusulas y otrosgénéros de puntos en la música de voilones nuevemente puestos en luz, 1553），不僅提出了許多主題裝飾變奏的譜例，更透過里切卡爾（ricercar）這種更複雜的旋律，開拓了即興演奏與作曲的可能性。到了十八世紀以後，為古典音樂奠定重要基礎的莫札特或貝多芬這些人，其實都以即興演奏聞名於世。

　　提到中國，漢人最具代表性的即興演奏是古琴。無關於江南貿易都市名商巨賈的風雅，古琴有譜可以參考，但不是最理想的記譜法，彈奏者可以知道左右手的位置，如果沒有老師帶進門，或是參考錄音可以記住，光憑臆測速度，是很難彈成一首像樣的曲子的。尤其聽者的想像力豐富，光是看人操琴就覺得好有品味，左手按絃或顫音的細部動作，以及古琴特殊的擦絃聲（小音量樂器，故需要極端安靜的環境），再加上房內的薰香（什麼時候開始的？），由操琴者及時判斷的部分，往往被聽者忽略；古琴音樂的欣賞，如果沒有演奏者或解說者的引導，很容易就成為紫砂壺、沉香、七子餅之類的風雅，大爺說一句，你就模仿一句；沒有了大爺，你什麼都不是。

　　到了二十世紀，既然在作曲技法上有了更長足的進展（由白遼士到印象派，由華格納、馬勒到荀白克、魏本與貝爾格，由穆索斯基到史特拉汶斯基……由有調到無調），古典音樂就已經不再是那些什麼「春之聲」、「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了。巴黎音樂院教授奧立維耶‧梅湘（Olivier Messiaen, 1908 – 1992）的另一個身分，是巴黎聖三一教堂的管風琴司琴；他在鋼琴與管風琴的即興演奏中，大量模仿了各種鳥類的鳴叫聲，這些即興演奏留下的旋律，也被引用於他的許多作品之中。義大利貴族後裔，「頻譜樂派」（école spectrale）的精神導師─賈沁托‧謝爾西（Giacinto Scelsi, c.1905 – 1988）使用鋼琴與早期的電子合成器（主要是ondioline）即興演奏並錄音，並交由其他的作曲家採譜完成各種配器的作品，多半由一個單音發展成為密集而高動態的音牆；這樣的作曲流程，對於日後以更進步技術分析聲響，並且譜成聲音色澤豐富作品的作曲家，帶來的啟發可說非常深遠。出身自前蘇聯韃靼共和國，拜師於蕭士塔高維契的女性作曲家索菲亞‧古拜都琳娜（Sofia Gubaidulina, 1931 - 　），也曾經在一九七○年代，與志同道合的另兩位作曲家維克多‧蘇斯林（Viktor Suslin, 1942 - 　）、瓦切斯拉夫‧阿爾徹莫夫（Vyacheslav Artyomov）合組融合各種民族樂器與人聲的即興合奏團「阿斯特亞」（Astraea），錄音作品屈指可數，在二手唱片市場上千金難求。

　　新大陸的古典音樂，不僅從美國民謠或黑人靈歌取得經驗（蓋希文；柯普蘭），還有更加挑釁的即興演奏。來自法國，歸化美籍的瓦雷士（Edgard Varèse, 1882 – 1965）的曲風，一則完全無視調性與音列，二則旋律好走不等拍，三則導入各種特別的編制，比方說全打擊樂編制、手搖警報器、倒吊在半空中的鼓（以濕布上下摩擦栓在鼓皮正中間的竹棒發出聲音，巴西傳統樂器cuica），乃至於電子音響、預錄磁帶，在他的作品中都習以為常。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七月，瓦雷士與包括約翰‧凱吉（John Cage, 1912 – 1992）、現代音樂理論家詹姆士‧譚尼（James Tenney, 1934 – 2006）、「開放形式」代表厄爾‧布朗（Earle Brown, 1926 - 2002）等當時美國最前衛的作曲家，以及一群前衛音樂的愛好者，請來了包括低音提琴手查爾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 1922 - 1979）、小號手亞特‧法默（1928 – 1999）等當時活躍的爵士樂手，進行一種特別的嘗試：在完全沒有樂譜的情形下，由瓦雷士本人「指揮」即興演出，並且把這些無調性、無節奏的和聲錄下，放進日後的電子音樂作品中。作為一種完全原創的音樂類型，自由即興的精神就是不斷開創未知領域；瓦雷士也曾經因為作品難以被當時的觀眾理解，而在首演時接受音樂廳滿場的噓聲與謾罵（《沙漠》﹝Dèserts﹞一九五五年巴黎首演，薛爾亨指揮合奏團）。同一時期，想要追求音樂上突破的爵士樂手們，也不再滿足於既有的各種形式。薩克斯風手查理‧帕克（Charlie 'Bird' Parker, 1920 – 1955）一度想要拜師瓦雷士門下，當瓦雷士完成了上述《沙漠》的巴黎首演回到紐約，帕克很可惜已經飛向彼岸。同樣在紐約的薩克斯風手奧內特‧柯曼（Ornette Coleman, 1930 – 2015）也企圖在爵士樂中加入更多當代音樂的元素，最後造就了他自由爵士一代宗師的地位。一九四九年，雷尼‧崔斯坦諾（Lennie Tristano, 1919 - 1978）與弟子們的六重奏，在紐約嘗試六人同時即興演奏，成為自由爵士過早開放的一朵奇花；一九六○年代美國的爵士樂日趨複雜，火花飛散到歐洲，更形成了歐洲自由爵士的百花齊放，乃至於東歐國家如東德、波蘭或立陶宛，都曾經舉辦自由爵士與即興演奏的國際音樂會。

　　即興演奏不僅講求腦筋動得快，也要讓自己發出來的音色與其他樂手調和。台灣古典鋼琴界的叛徒李世揚在2012年冬至與法蘭德斯資深鋼琴家佛列德‧凡霍夫（Fred van Hove）於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的現場演奏，兩人的平台鋼琴對置，並且將共鳴響板拆除，周圍的觀眾都可以看到演奏雙方的細微動作。這場台灣少見的鋼琴決鬥，光看照片會以為是兩個調音師傅在比誰調音快，在當時的演奏中，實則包含了非常豐富的音響對位與和聲；再加上「預置鋼琴」手法的充分使用，充分擴增了鋼琴演奏更多的可能性。據說即興演奏在歐洲，不但已經成為演奏廳常見的節目，還有不少幼兒園或是安養院，會把即興演奏排進例行節目表。

　　第一屆台北即興音樂節除了上述的洛茲與台灣即興演奏家合奏以外，還有董昭民老師與荷蘭特殊歌唱家馬克‧凡‧佟赫仁博士（Mark van Tongeren）的論壇（詳見節目資訊，以下同）、荷蘭人聲藝術家亞普‧布隆克帶來的聲音即興表演（受到包浩斯主義建築師Kurt Schwitters啟發，拆解語言要素成為類言語人聲）、本土樂手與海外來賓的交鋒，最後的壓軸，則是來自瑞士的木管演奏家漢斯‧柯赫（Hans Koch）與電子音響操作者湯瑪士‧彼得（Thomas Peter）的二重奏。這一連串的即興演奏音樂會，既不是沒有樂譜就可以胡作非為，更不是拿到樂器就可以亂吹；在聲音中音樂的輪廓可以變來變去，甚至會帶給人聽爵士樂的感覺，但就如同節目名稱所述，今天不是來跟你們講爵士樂的，我們在音樂的探測船上，探索前方未知的目標。

【音樂節序：音樂大航海仍在進行中 】　作者／黃大旺

　　從2015年11月初開始，在台北不同場地接連舉行的「第一屆台灣國際即興音樂節」，在台灣的表演藝術類節目中即使不是破天荒的頭一次，至少已經是勇氣可嘉的大冒險。作為演出的第一彈，主辦單位邀請了德國著名的長笛演奏家馬克‧阿班‧若茲（Mark Alban Lotz）吹奏兩種長笛、一隻短笛（piccolo）以及印度竹笛（bansuri），先舉行工作坊，再與台灣即興樂圈兩大怪物─薩克斯風手謝明諺與鋼琴手李世揚「對決」。若茲的即興演奏經驗相當豐富，不僅在於爵士的領域，更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故在此借題發揮，略論什麼叫做「超越爵士範疇的即興」。其實說穿了沒有多麼了不起，只是許多人聽到即興都只會想到爵士樂，想到爵士樂就聯想到都會夜生活，想到都會夜生活就聯想到紅酒，想到紅酒就想到生活情調，於是爵士樂就變成了生活情調與優越品味的代名詞，在台北成為一種小資階級與音響發燒友的浪漫禁臠，放諸四海都顯莫名其妙。

　　顧名思義，即興演奏就是不靠視譜，也不靠記譜，完全從第一個發出的聲音開始，以自己的即時想法開枝散葉「即時作曲」的演奏型態，聽起來可能跟亂敲亂打很像，但是合乎定義的即興演奏，在亂敲亂打之中，多半存在著自己的規則，即使沒有讓聽者習慣的四四拍子和十二平均律，都還能找得出演奏者的思考脈絡。與其去理解背後的意涵（有些錄音或演奏，演奏者會以文字說明），不如用心去感覺，即使未必是享受，但只要敞開心胸、放下成見，即使不是那麼浪漫、優質、高品味的雅痞音樂，都具有自己的血肉與靈魂。

　　其實即興表演的能力，早就根植於人的情感表達能力之中，只是後天的各種行為制約、道德禮教不允許我們這樣做。一開始，音樂與舞蹈還不是為祭典、儀式服務的表演，打擊樂器與笛類、弦樂器是依照經驗逐漸改良，才有了我們認識的樣子。各種音樂形式，乃至於中世紀黑暗時代歐洲的吟遊詩人，還是絲路綠洲都市賣藝的樂手歌手，除了細心準備表演內容以外，也必須要有一些即興，才能得到觀眾的打賞。

　　而且在莫札特、貝多芬出現之前的古典音樂，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前後的古典音樂，由於樂譜的不發達，以及對於歌唱的偏重，樂手依照主旋律即興演奏和音，乃是司空見慣之事。後來有類似協奏曲與奏鳴曲等型態出現，獨奏的裝飾音（cadenza）往往需要即興演奏（記譜法發達以後，才有作曲家或演奏家譜寫裝飾樂段）。再者，根據音樂史紀載，莫札特與貝多芬等大作曲家，都很擅長即興演奏，或是以即興演奏發展作品。十六世紀住在義大利的西班牙作曲家奧提斯（Diego Ortiz , c.1510 – c.1570），就曾經在羅馬發表《古大提琴演奏之裝飾論與變奏論》（Tratado de glosas sobre cláusulas y otrosgénéros de puntos en la música de voilones nuevemente puestos en luz, 1553），不僅提出了許多主題裝飾變奏的譜例，更透過里切卡爾（ricercar）這種更複雜的旋律，開拓了即興演奏與作曲的可能性。到了十八世紀以後，為古典音樂奠定重要基礎的莫札特或貝多芬這些人，其實都以即興演奏聞名於世。

　　提到中國，漢人最具代表性的即興演奏是古琴。無關於江南貿易都市名商巨賈的風雅，古琴有譜可以參考，但不是最理想的記譜法，彈奏者可以知道左右手的位置，如果沒有老師帶進門，或是參考錄音可以記住，光憑臆測速度，是很難彈成一首像樣的曲子的。尤其聽者的想像力豐富，光是看人操琴就覺得好有品味，左手按絃或顫音的細部動作，以及古琴特殊的擦絃聲（小音量樂器，故需要極端安靜的環境），再加上房內的薰香（什麼時候開始的？），由操琴者及時判斷的部分，往往被聽者忽略；古琴音樂的欣賞，如果沒有演奏者或解說者的引導，很容易就成為紫砂壺、沉香、七子餅之類的風雅，大爺說一句，你就模仿一句；沒有了大爺，你什麼都不是。

　　到了二十世紀，既然在作曲技法上有了更長足的進展（由白遼士到印象派，由華格納、馬勒到荀白克、魏本與貝爾格，由穆索斯基到史特拉汶斯基……由有調到無調），古典音樂就已經不再是那些什麼「春之聲」、「藍色多瑙河」、「維也納森林的故事」了。巴黎音樂院教授奧立維耶‧梅湘（Olivier Messiaen, 1908 – 1992）的另一個身分，是巴黎聖三一教堂的管風琴司琴；他在鋼琴與管風琴的即興演奏中，大量模仿了各種鳥類的鳴叫聲，這些即興演奏留下的旋律，也被引用於他的許多作品之中。義大利貴族後裔，「頻譜樂派」（école spectrale）的精神導師─賈沁托‧謝爾西（Giacinto Scelsi, c.1905 – 1988）使用鋼琴與早期的電子合成器（主要是ondioline）即興演奏並錄音，並交由其他的作曲家採譜完成各種配器的作品，多半由一個單音發展成為密集而高動態的音牆；這樣的作曲流程，對於日後以更進步技術分析聲響，並且譜成聲音色澤豐富作品的作曲家，帶來的啟發可說非常深遠。出身自前蘇聯韃靼共和國，拜師於蕭士塔高維契的女性作曲家索菲亞‧古拜都琳娜（Sofia Gubaidulina, 1931 - 　），也曾經在一九七○年代，與志同道合的另兩位作曲家維克多‧蘇斯林（Viktor Suslin, 1942 - 　）、瓦切斯拉夫‧阿爾徹莫夫（Vyacheslav Artyomov）合組融合各種民族樂器與人聲的即興合奏團「阿斯特亞」（Astraea），錄音作品屈指可數，在二手唱片市場上千金難求。

　　新大陸的古典音樂，不僅從美國民謠或黑人靈歌取得經驗（蓋希文；柯普蘭），還有更加挑釁的即興演奏。來自法國，歸化美籍的瓦雷士（Edgard Varèse, 1882 – 1965）的曲風，一則完全無視調性與音列，二則旋律好走不等拍，三則導入各種特別的編制，比方說全打擊樂編制、手搖警報器、倒吊在半空中的鼓（以濕布上下摩擦栓在鼓皮正中間的竹棒發出聲音，巴西傳統樂器cuica），乃至於電子音響、預錄磁帶，在他的作品中都習以為常。一九五七年三月至七月，瓦雷士與包括約翰‧凱吉（John Cage, 1912 – 1992）、現代音樂理論家詹姆士‧譚尼（James Tenney, 1934 – 2006）、「開放形式」代表厄爾‧布朗（Earle Brown, 1926 - 2002）等當時美國最前衛的作曲家，以及一群前衛音樂的愛好者，請來了包括低音提琴手查爾斯‧明格斯（Charles Mingus, 1922 - 1979）、小號手亞特‧法默（1928 – 1999）等當時活躍的爵士樂手，進行一種特別的嘗試：在完全沒有樂譜的情形下，由瓦雷士本人「指揮」即興演出，並且把這些無調性、無節奏的和聲錄下，放進日後的電子音樂作品中。作為一種完全原創的音樂類型，自由即興的精神就是不斷開創未知領域；瓦雷士也曾經因為作品難以被當時的觀眾理解，而在首演時接受音樂廳滿場的噓聲與謾罵（《沙漠》﹝Dèserts﹞一九五五年巴黎首演，薛爾亨指揮合奏團）。同一時期，想要追求音樂上突破的爵士樂手們，也不再滿足於既有的各種形式。薩克斯風手查理‧帕克（Charlie 'Bird' Parker, 1920 – 1955）一度想要拜師瓦雷士門下，當瓦雷士完成了上述《沙漠》的巴黎首演回到紐約，帕克很可惜已經飛向彼岸。同樣在紐約的薩克斯風手奧內特‧柯曼（Ornette Coleman, 1930 – 2015）也企圖在爵士樂中加入更多當代音樂的元素，最後造就了他自由爵士一代宗師的地位。一九四九年，雷尼‧崔斯坦諾（Lennie Tristano, 1919 - 1978）與弟子們的六重奏，在紐約嘗試六人同時即興演奏，成為自由爵士過早開放的一朵奇花；一九六○年代美國的爵士樂日趨複雜，火花飛散到歐洲，更形成了歐洲自由爵士的百花齊放，乃至於東歐國家如東德、波蘭或立陶宛，都曾經舉辦自由爵士與即興演奏的國際音樂會。

　　即興演奏不僅講求腦筋動得快，也要讓自己發出來的音色與其他樂手調和。台灣古典鋼琴界的叛徒李世揚在2012年冬至與法蘭德斯資深鋼琴家佛列德‧凡霍夫（Fred van Hove）於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的現場演奏，兩人的平台鋼琴對置，並且將共鳴響板拆除，周圍的觀眾都可以看到演奏雙方的細微動作。這場台灣少見的鋼琴決鬥，光看照片會以為是兩個調音師傅在比誰調音快，在當時的演奏中，實則包含了非常豐富的音響對位與和聲；再加上「預置鋼琴」手法的充分使用，充分擴增了鋼琴演奏更多的可能性。據說即興演奏在歐洲，不但已經成為演奏廳常見的節目，還有不少幼兒園或是安養院，會把即興演奏排進例行節目表。

　　第一屆台北即興音樂節除了上述的洛茲與台灣即興演奏家合奏以外，還有董昭民老師與荷蘭特殊歌唱家馬克‧凡‧佟赫仁博士（Mark van Tongeren）的論壇（詳見節目資訊，以下同）、荷蘭人聲藝術家亞普‧布隆克帶來的聲音即興表演（受到包浩斯主義建築師Kurt Schwitters啟發，拆解語言要素成為類言語人聲）、本土樂手與海外來賓的交鋒，最後的壓軸，則是來自瑞士的木管演奏家漢斯‧柯赫（Hans Koch）與電子音響操作者湯瑪士‧彼得（Thomas Peter）的二重奏。這一連串的即興演奏音樂會，既不是沒有樂譜就可以胡作非為，更不是拿到樂器就可以亂吹；在聲音中音樂的輪廓可以變來變去，甚至會帶給人聽爵士樂的感覺，但就如同節目名稱所述，今天不是來跟你們講爵士樂的，我們在音樂的探測船上，探索前方未知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