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美國為什麼要「#對等外交」？ 聽聽美駐華外交官的遭遇】

9月2日，川普政府對駐美中國外交官實施新的限制，以推進美中關係的對等原則。多位前美國外交官對此表示認同，「早該這麼做了」。

採訪了三位曾在不同年代派駐中國的外交官們，他們在中國經歷了什麼？


▫️報導全文：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9032020125718.html

▪️川普政府對中國🇨🇳外交官祭出新規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9月2日發出新規，基於「對等」原則，下列情況都需要先經過國務院批准：

1. 中國外交官訪問美國大學

2. 會見美國當地政府官員

3. 在駐地以外的地方舉行超過50人的文化活動

聲明稱，多年來，美國外交人員在中國「面臨嚴重障礙，遠遠超出外交常規」。


▪️🕵🏻美國駐華外交官面對了什麼？


🗣「不管到哪裡都要先（向中國政府）申請，個人旅遊或公差，那是一個很官僚的過程。」

1990年代派駐北京的外交官、前AIT處長 #楊甦棣 接受自由亞洲電臺訪問時回憶道：「我當時負責中國的內政事務，每六個星期我會有至少7天到10天到中國各地旅行。我的態度是，盡可能去瞭解中國，聆聽當地人真實的聲音。」

不過，出行的層層審批及地方官員的隨時跟蹤、監控，總讓楊甦棣的行程不太順利。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採訪中楊甦棣突然冒出這句中文。

他說當時自己的小訣竅是利用傍晚五點，隨行監控的中國官員下班後，他會遛出被安排的酒店，找尋跟當地人談話的機會。

「我記得走在 #西藏 拉薩的小巷子裡，天已經暗了，但當地老百姓找我到家裡坐坐，我有了那趟旅程最真心的交談。」

楊甦棣說，在他三十多年的外交生涯裡，只有 #俄羅斯 及 #中國 對他國外交官有這樣的要求及對待。據他的瞭解，在中國的美國外交官處境近幾年越來越糟。

反覆與中方溝通未果後，對中國官僚機構累積的「沮喪」及「反感」情緒在駐地使館及外交官中彌漫。


▪️🧞‍♀️跟蹤、🧟監控、🧚🏻小動作


🗣「數十年來，我們一直在跟中方溝通，要求對等。中共持續說不，甚至是一種不在乎的態度。我們早就該這麼做（對中國外交官發出限制反擊）了。」

2016至2017年曾派駐在北京、擔任駐華高級國防官員的準將羅伯特• #史帕丁（Robert Spalding）告訴自由亞洲電臺。

數十年過去，派駐中國的史帕丁甚至已經沒有像楊甦棣那樣能夠到西藏、新疆等各地旅行的自由。他的多次旅行申請都被拒絕。

🗣「美國外交官的活動範圍通常被限制在派駐的城市，只能在非常嚴苛的申請下才有可能到中國其他城市，甚至包含私人行程。美國防部官員需要向解放軍對口單位申請（出行），外交官則需要向外交部申請。有時候同意、有時不同意，有時根本等不到回音。」

史帕丁提到，中國對美國外交人員的一些「小動作」更是讓人感到氣憤。他舉例，中共限制了美國的外交包裹大小，或是在外交人員的居所進行監控、派人尾隨外交人員等。


▪️層層限制 🙅🏻美外交官「根本沒有辦法進行工作」

曾派駐過中國的退役外交官、華盛頓智庫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 #戴博（Robert Daly）提到一段近期在中國的經驗。

2016年，美國大使館的文化交流活動，邀請中文流利且熟知中美文化的戴博到中國幾個大城市及高校進行公開演講，主題是分析共和黨、民主黨黨大會和美國政治。戴博告訴本台，他本來興致盎然地準備跟中國人民交流，如實地談談民主的利弊。

🗣「最後一刻，我到中國以後，一個個城市，長春、成都等（中國）地方外交事務官員突然通知說‘不方便’，活動全都給取消了。明明是原來中方都同意的文化交流活動。而且這（突然被取消活動）不是稀有的情況。」

在1987年派駐中國的戴博回憶，#六四 以前，是他印象中國最自由的時刻，人們還能有相對自由的交流空間。他觀察，#習近平 上臺以後，這個空間快速縮緊。

🗣「限制一年比一年多，美國國務院外交官的感受我是非常能瞭解的，他們根本沒有辦法進行工作。相反，在美國的中國外交官是自由的跑來跑去，利用媒體、社交平臺寫帖子，宣傳他們的想法、進入美國的地方政府、美國的大學…這是不對等的！ 」

戴博坦言，美國內部在討論如何回擊中國時也面臨難處：如何在反擊專制時，同時保有自身自由社會的優勢。


▪️🌼🌸華春瑩批美無大國擔當 美前外交官：詭辯

對於美國國務院對中國外交官的新限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 2日在記者會上反批美國干擾雙邊正常交往，無大國擔當，還說中國外交官在美國一貫「依法依規」，進行「正常活動」。

🗣「中國政府非常清楚他們在占這些便宜。當他們說中國外交官在美國遵守美國法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遵守中國的法律，這個是詭辯。」

戴博引用《禮記》的一句話回應：「#來而不往非禮也。」


▫️報導全文：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unshiwaijiao/jt-09032020125718.html

▫️國務院聲明：

https://www.state.gov/advancing-reciprocity-in-u-s-china-diplomatic-relations/?fbclid=IwAR0CfIstV2At1XzPuyRIBPbHWQmhS592qKDzb2W7N5DJ2hJR9E_JTLYzilU

教育局副秘回應歷史卷風波

全文：https://www.post852.com/?p=304643

中學文憑試歷史科一條關於20世紀初中日關係題目引起的風波持續發酵，教育局副秘書長康陳翠華昨晚發文回應，稱當局要求取消題目是要保障考生利益，認為試題在距離可接受的考核題目水平甚遠，未能有效全面客觀評估考生的成績，又指在侵略、屠殺、種族清洗等議題上不應引導學生討論其正面價值。

康陳翠華在文中以鴉片戰爭為例，指學生雖然可以認識其他立場對於鴉片戰爭的看法，例如指稱鴉片戰爭為中西文化衝突及英國拓展貿易結果的外國觀點，但在中小學基礎教育階段，教師須清楚讓學生知道鴉片戰爭後簽的是不平等的條約，以及在1972年，香港在聯合國會議上被剔出殖民地之列等等重要事實，「絕不能教學生以旁觀者自居，或教授不符歷史發展事實的觀點」。

在公開試試題中，康陳翠華稱一些牽涉大是大非的題目，例如侵略、屠殺、種族清洗等，完全不應引導基礎教育階段學生討論其正面價值，認為「不可能有國家會放在課本，甚至試題中讓學生討論其利弊，這是基於人類良知的共識，也是學生對承受慘痛經歷民眾同理心的教育」。

她提及今次引起爭議的題目（「1900－45年間，日本為中國帶來的利多於弊。」你是否同意此說？），認為1900至1945年間日本發動多次對華侵略，造成數以千萬計的同胞喪生，但有人嘗試合理化此命題，硬說此是開放題題型，考評技術層面可以容讓學生得出「弊」多於「利」，甚或百害而無一利的結論，形容是「完全失焦的詭辯」。

康陳翠華指，20世紀上半葉中日關係複雜，「即使是大學學者亦要慢慢梳理」，要求中學生在約20分鐘內「就自己所知」來處理這超越他們能力的題目完全不合理，也沒有意義。她續指，試題提供的資料偏向日本在20世紀初對中國的援助，資料的重要性與日本侵華暴行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加上資料分別出於1905年和1912年，但題目卻要求闡述1900至1945年間的事，命題偏頗，亦不理想，而由於設題已有問題，其信度和效度難以量度，故將題目取消是合理及負責的做法，亦符合學生的利益。

她強調，在教育的議題上教育局不是無關的第三者，也不是純粹資源提供者而不須負責教育的質素，因此教育局對試題表達看法和提出處理的意見，絕非以政治來干預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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