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滯留印尼的16歲難民女孩：阿富汗人有很多心理創傷，我希望能當心理學家幫助他們】

16歲的阿富汗難民艾克巴利說，阿富汗女性的處境在過去20年有許多改善，「但是現在一切都變得非常糟糕」。她最近在新聞報導和社群媒體看到阿富汗的狀況都非常難過，「我幾乎不敢看相關的消息」。

艾克巴利一家人仍在印尼等待到第三國安置的機會。她說，難民生活很辛苦，她無法計畫自己的未來，「我希望當心理學家，阿富汗人有很多心理創傷，難民也是，很需要心理上的支持，我希望幫助他們」......

❙深入多元觀點，你值得更好的無廣告體驗：https://bit.ly/3fKivGr

#塔利班 #女性 #印尼 #難民 #心理學家 #創傷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東亞國家百年生育政策的反思〕

東亞文化中，歷來有重視生育的傳統，近年生育率持續低迷，讓大眾對於生育補助等相關政策有諸多討論，不久前也有某護理師譏諷他人沒有生小孩報效國家引發的爭議。

但這樣的生育文化，其實在這百年間，也有不小的轉變，今天我們就以1920年代為開端，回顧並反思東亞各國的生育思潮和政策。

▌節育思潮登陸中國

1922年，美國著名節育運動者Margaret Sanger訪問中國，並舉行了公開演講，她在演講中，闡述了「節育」的概念，大力宣傳使用科學方法避孕的節育，並進而論述了生育節制的意義、節育的概況及不同的生育觀。

Sanger主張「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並不在參政權，而在能夠支配自己的身體。」因此反對傳統以墮胎、殺嬰的方式限制人口，也不贊同馬爾薩斯以禁慾、晚婚來節育的主張，而應以使用保險套、子宮帽等物品阻隔精子流動的機械法來進行避孕。

除了對於婦女解放的關懷外，她也認為節育不只能幫國家控制人口的數量，也有助於提升國民的質。

▌撼動知識分子的演講

Sanger的演講不僅帶動了後續諸多機構正式在中國推行節育，更引發知識界一系列對於人口和節育問題的重視，掀起了一波婦女解放狂潮。包含《婦女雜誌》在內的諸多雜誌甚至為此發行了〈產兒制限專號〉，讓節育觀念的討論正式躍上公眾視野。

知識分子為何如此踴躍地參與這場節育運動？

民國史學者呂芳上教授分析，節育這個來自西方，打著科學旗幟，又以婦女解放、社會改造做號召的運動，正迎合了亟欲追求現代化的五四知識分子們棄舊迎新的心理需求。

▌支持or反對？

節育學說在中國開始提倡後，有擁護者，也有反對者，因為推動節育觸動了傳統習俗中的兩大禁忌，一是公開談「性」事，一是「絕子絕孫」、「無後為大」的忌諱。

圍繞著節育展開的討論反映了近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新舊觀念衝突，生育和婚姻的觀念衝突更是核心之爭。

支持節育者的主要論點包含：節育控制人口能使國家興盛、有利於婦女解放等等；反對者則多從傳統有後主義的思維出發，認為節育和傳統生育觀念不符、會造成性氾濫及違反天地好生之德，也不乏有論者抱持富國強兵的國族思維，主張「產兒限制是民族自殺」，將削弱國家和民族的力量，因此反對推行節育。

▌節育與婦女解放的糾葛

到了1930年代，社會大眾已逐漸接受節育觀念的傳播。但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在Sanger的觀點中，避孕理應是保障女性權益及達成婦女解放的手段，本應被視為「權利」的工具，卻在政府的介入下，這項權利彷彿轉變為義務。

家庭間的私事被公共化，變相再度成為對女性的壓迫，使她們再度交出了自己對於生育的掌握權，只不過不是交給夫家，而是交給國家。

這樣的糾葛在二戰後越演越烈，尤其是在戰後的東亞諸國。

▌東亞的人口控制政策

到二戰為止，人口一直被視為是國力的象徵，節育也從未正式成為國家政策。但在1950年代後，人口爆炸之聲響起，經濟發展掛帥下，人口的迅速增長被認為是制約國家進步，走向現代化的瓶頸。

此外，美國觀察接受美援的盟國，發現美援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被近乎失控的人口成長所抵銷，這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因此他們積極施壓被援助國推動節育計畫。

在這樣的脈絡下，臺、日、韓等東亞各國紛紛展開全國性的家庭計畫，以人口壓力及經濟發展考量壓倒「母性自主」之說，由國家與醫療高度介入節育行為，帶來急速的人口轉型。

▌臺灣的家庭計畫

臺灣的人口問題自1950年代開始浮現，人口增加太快、密度又太高，在這樣龐大的人口壓力與經濟發展對抗下，節育論戰再度爆發。

政府先於1965年首度認可了節制生育概念，並成立「家庭計畫推行委員會」，正式以官方機構推行避孕方法，並在美國的壓力下，以「促進農村衛生」的理由，協助超過60萬名婦女採用子宮內避孕器進行節育。

1969年，政府正式制定人口政策，讓1970至80年代成為政府介入節育最甚的時期，在「兩個孩子恰恰好、一個孩子不嫌少」的口號下，人口增殖數大幅下降，到了1983 年提前達到「出生替代」的目標。

▌少子化與助孕科技公費補助

然而到了近年，矯枉過正的結果，反而使原先積極控制人口的東亞各國面臨生育率過低的窘境，尤其臺韓兩國更是長年盤據生育率最低國家的位置，並持續探底。

國家這時又得轉變為積極鼓勵生育的角色，並將目光注視到體外受精（IVF）等人工協助生殖科技上，吳嘉苓的跨國研究團隊就發現，少子化成為臺日韓三國施行公費補助助孕科技的重要推力，三國也分別於2015、2004、2006年推出相關的國家政策。

這固然是對於許多難孕家庭的福音，但女性主義者也警覺當國家介入助孕補助，尤其是結合促進生育政策後，可能造成的強迫性母職現象。

▌結語

綜觀百年來東亞的人口政策發展，不難發現生育控制的決策權從來不屬於女性與個人，而是牢牢掌握在男性、家庭、族群或國家的手上。

早年，節制生育對女性而言，本屬犯罪行為，其後在節育運動的倡導下以解放女權的號召推展，但結果是使權利在國家的介入下變成了義務，之後更在與經濟和少子化的掛鉤下，成為東亞國家生命政治的介入對象。

當然我們也並非無視出生率過低的現象和國家鼓勵生育的不得已，只是希望提供一個反思的視角，並期待有朝一日，生育與否的決策權能真正掌握在當事人手中。

「孫曉雅接任 AIT 新任處長，外交女力持續茁壯！」

美國在台協會（AIT）今日正式宣佈，將由孫曉雅女士（Sandra Oudkirk）接任美國在台協會處長，更是 AIT 歷年首任的女性處長。
　
我認為，這樣的任命，對於投身於公共事務的女性，是非常振奮鼓舞的！
　
事實上，單就外交官這個領域來說，過去我國甚至還有 10 %的外交特考男女比例限制，直到 20 多年前限制解除後，女外交官的數量才急遽增加，在部分年度的外交特考中，錄取比例甚至遠超過於男性。
　
過去以來，這些女性外交官的傑出表現，往往可能因為長期外派輪調的制度，讓「女性應該要承擔家庭照顧的責任」，限制了他們出任更高階層工作的機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中也提到：「婦女往往不被給予參與國際事務的機會，因為假定要承擔家務，他們必須照顧家庭中受撫養的人，而無法接受任命。」
　
在台灣，這樣的現象更是嚴重。女性在職場上，常遭到「是否能兼顧家庭？」、「工作表現是否因為家庭而受影響？」等等的種種質疑，去年蔡總統公布的95%男性比例的新任內閣名單，也反映出我們的最高行政機構，對於多元族群參與政治的包容度，以及我們對參政的想像。
　
但我相信，當更多的女性投身公共事務時，這樣的現象，一定能夠逐漸被打破。
　
2019 年時任美國國務院紐澳副助卿的孫曉雅女士曾來台，出席台美第一次的「太平洋對話」，當時蔡總統親自接見時就說，在台美這樣的對談合作下，更能提升女性賦權的力量！
　
我也期盼這次美國國務院的任命，會成為繼蕭美琴女士後的另一個典範，讓我國的「外交女力」繼續茁壯，甚至也期待未來能夠有女性來出任我國的外交部長！
　
最後，我也想藉著這個機會，談談昨天美國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在座談會中提到的「美國支持與台灣發展強有力的非官方關係，不支持台灣獨立，我們完全了解其敏感性」。​這樣的說法，自然在台灣掀起了非常大的輿論關注。
　
不過，其實這樣的方向並未違背美國長期的對台政策，去年美國大選期間，我曾提到，近年來美國逐漸強硬的對中政策，其實仍沒有改變對台灣「戰略模糊」的方針，而台灣走向「國家正常化」或台美關係的實質轉變，始終都是一條很長的路。
　
事實上，除了國際關係的走勢，國內如何持續凝聚共識、甚至是透過修憲提案的過程促進更多討論，都是我們的未竟之業，也是我們需要繼續努力的工作。
　
總歸而言，這些都無礙於台美持續深化合作，用穩健的腳步來推動實質進展，我想這點，在最近的疫苗捐贈中已經展露無遺。
　
我也期待在孫曉雅女士上任後，能夠促成更多交流，進一步厚植民主自由陣營的夥伴關係，在後疫情時代，建立穩固的民主堡壘！

我國法規制定應符合「明確性原則」，讓人民得預見其行為之法律效果，使政府執法明確，以實現規範之目的，然而，國籍法用「品行端正」作為歸化要件，用語空泛，有改善空間。再者，我國為吸收更多外國人才，現行申請歸化條件過於嚴苛，應予以檢討。另外，考量各國體制、公民忠誠度所制定的參政權限制，也應重新檢討合宜的年限限制，以符合兩公約精神。最後，在部長允諾檢討的同時，要求部長能正視這些問題，並在兩個禮拜內向院長報告。

內政委員會今(25)日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民進黨立委蕭美琴、邱議瑩、李昆澤等18人委員共同連署提案之「現行國籍法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修正草案，也已交付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審查。民進黨立委蕭美琴針對現行國籍法部分條文修正案向內政部長李鴻源質詢並要求相關部會盡快研擬修法方向，及早落實保障移民權益。蕭美琴表示，現行國籍法為歧視性立法，因允許台灣人取得他國國籍時，可擁有雙重或多重國籍，但新移民歸化我國卻需先放棄原有國籍，這不僅是歧視待遇，在申請歸化過程中也易造成無國籍人士，因此政府應放寬並修正國籍法。

蕭美琴表示，台灣現行擁有雙重國籍的人不在少數，可大致分為三種情形；第一種情形例如總統的女兒可以自由地享有他國國籍甚至多國國籍而不需要被迫放棄台灣國籍，可以拿他國護照進出台灣甚至世界各地，但仍可以享受台灣國民同等的權利與義務；第二種為默認型的雙重國籍，例如中國籍人士僅需要使用戶籍證明申請歸化台灣國籍，同時仍可以使用中國護照自由暢行其他國家，然現行的國籍法並未能規範中國籍人士的國籍管理問題。第三種類型則是歸化我國的新移民，被迫放棄原生國籍，只允許其單一國籍。同屬中華民國國民，卻因歧視性立法，造就新移民面臨被迫放棄原屬國籍，並可能造成無國籍的問題。

蕭美琴表示，台灣社會移民人口越來越多，尤其婚姻移民來台的人口比例逐年增加，但許多新移民可能面對數個月甚至數年時間因依法放棄外國籍，在等待歸化期間成為無國籍狀態，影響其權益至深。蕭美琴認為，台灣已進入高齡化社會，新移民對台灣人口結構以及勞動市場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政府必須擬定一套更完整且友善的移民政策。蕭美琴進一步引用經濟學人報導表示目前因應全球化的發展，許多人求學工作的地點抑或者生活的地方都與原生母國有所不同，因為生活需求或是工作需要可能因此需要取得多重國籍，但這並不影響其對於母國的情感及連結，文章的結論更表示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多重國籍的發展是經濟自由主義發展的洪流中不可避免的趨勢。

然而檢討台灣現今的國籍法剝奪他人保留原屬國籍的權利，顯然不符國家發展需要，嚴重違背世界潮流，更限制了台灣國際化的腳步。蕭美琴委員更進一步呼籲以自由主義掛帥的行政院長江宜樺可以積極針對現行箝制自由的法規及早做出修正調整，刪除第九條要求歸化者須放棄原國籍之規定。

此外，針對參政權部分，蕭美琴委員認為已取得我國籍者的新住民有權參與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政策決定，不僅符合國民平權原則，也有助於社會進一步融合，因此現行法令對參政權的限制也應有重新檢視的空間。現今台灣的新移民對於台灣偏鄉的貢獻與付出甚鉅，其對於地方的公共議題不僅展現高度關心更期待有更進一步參與的可能性。然而現行法規仍剝奪新移民參政權，限制新移民參與公共政策的權利，顯然不符合民主國家的精神。在其他國家我們看到很多例證，諸如現任德國自民黨黨主席是越南裔的難民，更是現任經濟與科技部長; 近期我們也看到台裔美國人紐約主計長劉醇逸參選紐約市市長，在在都展現了民主國家對於多元社會的包容。因此，蕭美琴委員主張，國家不應該在國籍法上限制新移民參政權，相關配套法規應當於選罷法中修正調整。她也主張至少在地方層級的選舉，應放寬新移民參政的年限，讓新移民有均等積極参與地方公共事務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