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打亂原本的計劃，兩姐妹今年必須留在台灣升學，一個插大三，一個升大一。

但還是要繼續為出國讀書做準備💪
#yolo

今天是李總統99歲冥誕，他是台灣現代歷史重要的人物，透過 #台灣智庫 與 #李登輝基金會 合作舉辦一系列論壇，並且在今明兩天舉行研討會，有系統地探討李登輝在台灣的角色，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寶貴資產，來深化台灣的民主、提升民主品質。

推動 #李登輝學，因為李登輝可說是探討台灣民主的鑰匙，以他作主題，可以更深入了解台灣民主的發展，在現有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台灣民主，推動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

98年前的今天，這位台灣民主化的關鍵人物誕生，此後，若要了解近代台灣的政治、文化、歷史，都不可能跳過對李前總統的討論。也因此，了解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一種體制、一個時代，其實是為了瞭解台灣，是為了了解我們為什麼成為今天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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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11/9系列活動的前導講座直播開始，我們陸續討論出李登輝在政治領導、憲政改革、經貿戰略、農業改革、公民參與等的貢獻與成果，我們可以快速地回顧：

#11月9日前導直播回顧：揭開提煉歷史的工作
回顧整個系列活動初始，11月9日，我們以「時代精神、歷史意識與政治領導：從李登輝學到學李登輝」為題，進行了一場前導直播，邀請詩人李敏勇、作家范疇、導演魏德聖，分別從不同的宏觀脈絡對談李登輝學的意涵。李敏勇老師撰寫了關於李登輝前總統與彭明敏先生的歷史小說《夢二途》，他在直播當時的一句話特別令我印象深刻，他說：「（李登輝）之後我們怎麼樣去建構現在所謂的寧靜革命，或是寧靜革命要怎麼樣真正有成果，如果沒有接續地完成，就會變成歷史的頓點，這非常的可惜。」

而《2022台灣最後的機會窗口》的作者，范疇老師則表示，台灣智庫開啟關於李登輝的社會探討非常有助於「提煉歷史、面臨當下、打造未來」。這非常精確地說出了李登輝學的研究旨趣。2024年，則是台灣進入大航海時期的400週年，現在魏德聖導演在籌拍的《台灣三部曲》，就是要說台灣四百年的故事。那是世界第一次的大交流時代，打造了台灣的海盜性、海洋性，是一種掠奪的英雄主義性格，但也是短視的表現。現在，我們珍視這片土地，台灣就是我們的永恆居所，加入世界四百年的台灣經歷過幾個外來政權，現在要告訴世界，民主在這裡生根茁壯，而且台灣可以貢獻國際，李登輝學也是寶貴的台灣故事。

#11月15日國際兩岸座談回顧：政治領導如何在危機中平衡前進
在李登輝學第一場座談會，我們討論了李前總統的國際兩岸策略、台海危機的今昔。最近，美國國務卿龐佩奧發表了聲明，解除過往畫地自限的對台交往「內規」（internal guidelines），其對行政單位所頒發的台灣「接觸準則」（contact guidelines）也全部作廢。台美關係正常化又往前跨了一大步，這在李登輝的時代是難以想像的。1999年李前總統提出「特殊國與國關係」，在國際亟欲與中國展開交往，以為把中國納入自由世界就可以讓中國民主化的氛圍中，台灣因此開始被稱為「麻煩製造者」，中國對台恫嚇都歸咎於台灣的挑釁。

然而，李前總統巧妙地藉國內的民主化改革取得國際認同，用國際的認同鞏固政權正當性，在改革黨國威權體制的同時，尋求對外關係突破，由「三不政策」走向務實外交、元首外交，從推動《國家統一綱領》，設定高難度的統一門檻，到建立兩國論，不斷將兩岸關係國際化。儘管，在李前總統卸任後，台灣對外關係仍被認為扈從在美中關係之下，台灣也難以再走上被統一的路線，服貿在國民黨完全執政下仍被公民運動擋下，就是深刻的例子，因為自由民主已經在台灣成長。

96飛彈危機過後25年的今天，兩岸情勢依然緊張，國內也是本土政權完全執政；但不同的是，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台灣認同趨向穩定多數，防中與抗中成為主流民意，而國際社會也在美中角力、數位轉型，以及這一年來嚴峻的武漢肺炎疫情中，看到中國的威脅。台灣民主治理的體制、地理戰略優勢、防疫表現亮眼、在高科技產業供應鏈與乾淨網路中能扮演關鍵角色，已經使各國對台戰略產生質變。

#11月28日憲政改革座談回顧：分期付款式民主轉型成就與未逮
談過外交兩岸，接著我們回過頭來看內政議題。李登輝學座談會的第二場主題就是憲政改革，李前總統主政時期「穿著衣服改衣服」的六次憲改，可算是他留給台灣最寶貴的資產，也是他認定的未竟之業。

綜觀過去的修憲過程，憲政改革工程非一黨一人可促成，領導者之遠見必須配合政治正當性、民意所趨、朝野合作三個國內因素，再加上一個外部因素：國際局勢，才能抓住憲政時機推動修憲。李前總的六次修憲妥善處理這些面向，他除了要「穩定國民黨內部鬥爭」，還妥善「回應野百合學運」、「適時和在野黨合作」，以及「開拓國際空間」，援引各種憲改動力才能促成。

以此觀之，目前台灣有絕佳憲政時機。政治正當性而言，台灣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民主深化，行政或立法權力正當性都已不是問題；民意趨向而言，小英政府有史上最高民意授權，且台灣認同穩定居高；朝野合作而言，一來民進黨完全執政，二來各政黨之間對修憲有一定共識；就國際局勢而言，台灣地位比起李前總統時期提升許多，民主治理、經濟發展和防疫成果都讓國際肯定台灣，再也不是「麻煩製造者」。在絕佳的憲政時機上，屬於台灣的憲政改革勢在必行，而且需充分討論。

李前總統說：「台灣應該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合乎台灣現狀的憲法，一套更能夠落實台灣民主，實現主權在民的選舉制度，以及一個更符合台灣土地與人口比例的國會與政府架構。」我們是否能再迎來一個憲政時機？讓我們都以台灣為主體來思考，用實踐理想的毅然決然，和享受生活的理所當然，讓台灣盡早走向一個「正常國家」。

#12月12日經貿戰略座談回顧：再探戒急用忍爭來的時間與空間
接著，我們談到李前總統的經貿政策，而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過於「戒急用忍」，這個政策的出現和總統直選、國際與兩岸關係走向正常有密切的關聯。最近，網路上瘋傳一張2002年的手寫字條，是黃適卓董事長公布當年蔡英文總統謄寫的備忘錄，訴說著李前總統卸任後，朝小野大的阿扁政府面臨要求讓台積電赴中生產的巨大聲勢，李前總統籌組的台聯建言延續戒急用忍的理念，延緩「護國神山」台積電八吋晶圓廠的西進。若不是二十多年前，李前總統「戒急用忍」經貿戰略的超前部署，或許美中貿易戰中我們也會成為受制裁的對象；數位轉型下受制於中國最多的，可能是台灣；而疫情下供應鏈斷鏈受害最深的，也會是台灣。

「戒急用忍」是1996年李前總統在台海飛彈危機之後脈絡，提出的對中投資主張。許多人理解的「戒急用忍」是禁止赴中投資，但其實真正的意思是要審慎評估、放慢腳步，因為對單一市場過度依賴、技術、資金、人才被掏空的後果，台灣經濟體承受不起，且台灣當時西進的速度已經是世界數一數二的飛快。但是當年不論是國內企業，或國際大廠，都汲汲營營要進入中國市場，在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其高速成長的經濟更是強大的吸力，好像不跟中國做生意就會被世界淘汰。逆勢而為的「戒急用忍」等於直接與企業作對。不過，各國對中投資涉及的是可大可小的經濟利益，中國對台灣的主權聲索卻未曾改變，李前總統認為，民眾和國家經濟，不能和個人的企業同等看待，所以，那時他的態度很堅定。

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場座談會，李安妮董事長特別補充一件有趣的故事。她說她曾問父親「戒急用忍」的意思，李前總統只是淡淡地回：「我也不知道啊，你們讀中國書的才知道。（台語）」李安妮董事長解釋，原來李前總統不是刻意引經據典，但要強烈地對國人表達，赴中投資不能急，要以台灣當前經濟戰略作為前提。李前總統的智慧與遠見庇蔭了後代，除了得到經濟優勢，還保住了主權存續。在經貿戰略上，我們有幸能夠在李前總統的基礎上，也要肩負起責任，建立國家品牌，做民主的科技重鎮，也從防疫大國走到觀光大國，展現台灣的軟實力。

#12月26日農業政策座談回顧：農為國本到農業轉型的產業永續
而李前總統推動台灣經貿走向國際的同時，也注意到城鄉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流失、台灣小規模經營的小農與兼業農難以應付國際自由化競爭等課題。農業專業背景出身的他，特別重視農民的福祉和農業的發展，他曾說：「不管我在什麼位置上，我永遠都是農業人」。

農業政策可說是他最早展現政績的領域，1973年擔任政委時期，他就透過不斷研究、倡議，廢除了強迫農業產值投入工業部門的「肥料換穀政策」。李前總統也希望培育農民成為有技術，且有經營管理能力的農業主力，1981年，在他擔任臺灣省主席任內，就提出「八萬農業大軍」政策，以培力農民，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儘管李總統在2000年卸任，他還是持續關注農業議題。當時一次金改，想一步到位解決農漁會信用部的經管問題，引發熱烈反彈。李前總統認為農業金融雖需改革，但要慢慢調整體質，而不是直接衝撞。後來促成農業金融法，同時成立全國農業金庫，讓農業金融監理一元化，並解決逾放比過高的問題。

2014年，我在競選台中市長時，李前總統還曾陪我到東勢農友家座談。我記得他殷切地關心台中農業，並強調要幫農民解決休耕地的問題。他還說，補貼機制已經過時，政府應該鼓勵青農自立。他認為，如同太陽花學運一般，台灣需要青年世代共同打拼，才更有發展機會。「農為國本」是他身體力行的理念，他用他的專業，一輩子關懷這片土地和其所養育的人們。

#1月9日公民參與座談回顧：從爭選擇的自由到做自由的選擇
到了上週六所舉辦的第五場座談，我們討論公民參與。或許你會問李前總統是政治菁英，他和公民參與又有什麼關聯呢？回到台灣智庫展開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初衷，李登輝學指的是李登輝作為一個個人（Individual）、一種體制（Institution）、一個時代（Era），關於台灣民主轉型的研究，而公民參與在民主鞏固的過程和民主社會的運行，都扮演重要角色。

作為台灣民主化的推手，在體制內，李前總統從政時期以「民之所欲，長在我心」作為治理國家的依歸；在體制外，他卸任後以「新時代台灣人」的公民身分，持續倡議理念20年。不論作為一種體制或個人，他都相當重視公民參與，而作為一個時代，他更是促成公民參與環境的關鍵人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終結萬年國大、落實總統與地方首長直選，談李前總統對台灣民主化最大的貢獻，絕對少不了他把台灣從威權帶向自由的指標性作為，但顯然他自己也認為絕對不止這些，他曾說：「所謂的民主主義並非只是握有投票的權利，而是人民主動參與政治時，透過監督政府才得以實現。」

我是野百合世代的，那個時候，我們沒有選擇的自由，連參加讀書會都可能被搜查、逮捕；連在校門口的肥皂箱上演講，都要先做好被處分懲戒的準備。電影《返校》最恐怖的地方不在於它的恐怖元素，而在於它所反映出的真實面。所以解嚴後，公民社會得到一點解壓，90、91年代風起雲湧的學運試圖衝撞體制，公民運動碰上了政治機會，才迎來動員戡亂時期的終結，回歸憲政體制，有機會修改憲法。逐漸地，在李前總統主政下透過修憲，台灣人才可以選擇自己的政府、民意代表，靠著一棒又一棒的接力，我們終於爭到選擇的自由。

台灣今天公民社會的活力是30年前無法想像的。李前總統曾提過「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就是身為台灣人，卻無法為台灣盡力的悲哀。他說，「台灣人長期以來，有著自己無法治理自己國家的悲哀歷史」，而他生為台灣人，也曾處於想為自己做些什麼卻辦不到的年代。這裡指的，當然是公民參與、政治參與，而他在卸任後已經可以用「新時代台灣人」公民的身份參與，我們也習以為常地用各種方式對公共事務發表看法。「生為台灣人的悲哀」已經轉變為「生為台灣人的幸福」。

但這不代表我們可以一直確保我們能做出「自由的選擇」，而這是我們恆常的追尋。制度沒有完美，台灣人當家作主後，對國家與社會的想像為何，如何藉一次又一次的公民參與改變政治，面對巨量的資訊和更純熟的資訊操弄，又如何防衛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這些是我們必須時時刻刻、在方方面面，都要面對的課題，因為民主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接力賽。擔任台中市長時，我透過青年議會、社會創新等方式擴大公民的參與；現在擔任交通部長，我以「人本交通，連結共好」的理念，投入營造公民社會的環境。不論在什麼位置，擔任什麼角色，都能投入和促進公民參與，這也是李前總統精彩一生的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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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簡短地回顧我參與幾場座談會之後的心得。除菁英觀點，其實先前台灣智庫所作的三次民調，也充分地反映出現階段台灣人民對李總統極高的正面評價。對李總統當年的各項政績，不論是國際兩岸、經貿戰略，亦或是民主轉型，都給予極為高度的肯定。而特別的是，30歲以下的青年，所給出的正面評價，幾乎都高達八成，甚至到九成以上。這樣的趨勢，我們也在前幾場座談會的參與者和這次研討會的報名者身上看到。許多青年朋友的參與，代表年輕世代對理解台灣過去的渴望，以及對找尋台灣未來的關切。而這，正是我們舉辦「李登輝學」系列活動的最大目標：希望能探索「時代的課題」，激起「世代的對話」。

再次感謝這系列活動的所有參與者，許多舊雨新知因為李登輝學在此相會，可能是出於對李前總統傳奇一生的好奇、對李前總統下的政治體制有興趣，或是想要了解李前總統的時代，但我們一定有個共通點，那就是對台灣的關懷。在進行三次民調，從人民的眼光看李前總統的貢獻；舉辦五場座談，用世代的對話探討台灣的今昔之後，現在我們將展開兩天的研討會，邀請大家一同聆聽專家學者對李登輝的見解與定位。

這個研討會不會是個結束，而是透過李登輝學，提煉歷史、擘畫未來的開始。

2050年是「氣候末日」的起點，為何台灣青年對氣候變遷「高感知」卻「低行動」？（12/24/2020 The News Kens關鍵評論）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極端氣候現象增加的強度與頻率，即是受到全球減排之成效影響，換言之，台灣在面對與解決極端氣候現象中扮演的角色，皆是不可置身事外的一員。

文：熊淳儀

2020年全球經歷了一場又一場的巨變，除了大家第一個會想到的新型冠狀肺炎（COVID-19）外，接二連三的大火、暴雨、高溫、蝗害，對於世界上許多地方造成了生存上的危機。

台灣在2020年之中，幸運地避開了肺炎的侵襲，我們似乎是上天眷顧之地一般，過著正常的生活。然而台灣今（2020）年並非毫無感受到這些氣候異常的衝擊。面對一個沒有颱風的颱風季，今年的台灣面臨了缺水的危機；今年台北市也創下歷史高溫，事實上過去最高溫的十個年份，便有八個發生在過去十年。

即便如此，台灣民眾大部分還是過著與往常一樣的日子：上班、上課、滑手機、抱怨老闆、抱怨政府等等，物質豐饒的生活讓台灣民眾可以輕鬆地掌握「out of sight, out of mind」的思維模式，氣候變遷在台灣民眾的眼中顯得很遠。因為氣候變遷是加州的大火、中南半島的淹水；是非洲的乾旱、歐洲的熱浪，但氣候變遷不會影響台灣的我們的日常，所以沒關係。日子還是要過、錢還是要賺、還是要出國旅遊（在疫情前）。

然而真的是如此嗎？氣候變遷真的不會影響我們嗎？本文筆者將先針對氣候變遷會如何影響台灣簡述，再針對我國政府氣候政策做論述，最後針對我國青年如何在這一場全球災難之中缺席做反思。

台灣在氣候變遷中將會承受到相當大之衝擊，因為副熱帶地區之氣溫在改變的氣候之中，相較於其他地區上升速度屬最快的，而我國正處於副熱帶的範圍之中。

綠色和平先前做出一份報告，其中說到當海平面在不進行任何防範措施下，將於2050年淹沒台灣多處地標。先姑且不論讀者對於綠色和平之觀感為何，海平面上升在未來一定是台灣要面對的議題，而嚴重程度取決於世界各國減排之成效，而當中當然也包含了台灣。

再者，今年全國缺水的議題對於中南部農民及部分居民造成了不便，甚至於財產的損失。極端氣象現象從各方面科學研究顯示，在未來只會頻率增加、強度增強，那麼台灣有可能置身事外嗎？

除非科技進步到現今人類無法想像的地方，否則極端氣候現象必然成為台灣未來亟需面對的問題，而如同前述，極端氣候現象增加的強度與頻率，即是受到全球減排之成效影響，換言之，台灣在面對與解決極端氣候現象中扮演的角色，皆是不可置身事外的一員。

面對未來氣候變遷帶來之各類不確定性，我們的政府做了什麼呢？台灣其實做了不少，但還做得不夠多。

針對我國政府對於氣候變遷所做的措施，應該分為兩者來檢視，第一為提出的政策及法案，第二為實際的作為。

回顧文獻可以發現，我國其實從1990年代開始便有提出一系列針對氣候變遷、永續發展、綠能產業、減少高碳排產業的政策與計畫。例如1998、2005、2009及2014四次全國能源會議，2006年經濟永續發展會議，2007年產業科技策略會議，2008行政院永續能源綱領等等。

而在這些會議之中也制定了各類減排計畫、能源轉型計畫、產業轉型計畫、排碳基準點，而且順勢推動了《能源管理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溫室氣體減量與管理法》等法案，環保署也建立了溫室氣體登錄平台、碳交易平台等。看似台灣走在很前面，我們的政府在過去做了眾多努力與全球肩並肩對抗氣候變遷，然而實際上成效十分有限。

過往研究發現，即便台灣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者──高耗能產業（其中又以石化工業為主）急需轉型，然而其並沒有轉型，反而有逐漸擴張的趨勢；而我國政府對於此高耗能、高碳排產業之擴張未有明顯之阻擋手段。

當政策之推行目的是希望能夠減少碳排，然而在實際運作中政府卻未阻止相關產業擴張之矛盾現象出現時，台灣便處於一個原地打轉、停滯不前的處境；而其中一個造成台灣產業轉型困境之原因，是我們引以為傲的低水費、低電費、低油價。

或許讀者沒有共鳴，認為油電費在過往幾年的新聞中不是常常漲價嗎？在此處筆者提供一個概念，在沒有產油的台灣，每公升汽油0.92美金，而在相同未產油的西歐各國，每公升汽油大多落在1.5美金上下；而歐盟水費平均為台灣的三倍以上，台灣電費更為世界第三低。

我國油、電、水價之低廉，反而成為產業轉型路上的絆腳石，當原先的生產方式不會因為資源的減少而損失利益時，企業很難有改變資源使用效率的動機。

而台灣停滯不前的溫室氣體排放，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台灣的低薪情況，在未來更有可能遭受到發展上的衝擊。因為產業沒有轉型的動機，也導致台灣產業常常只能透過薄利多銷的方式獲得利潤，而無法以高附加價值的產品，以少量商品賺取較高的利潤。

相對的，當利潤極低時，工資也不可能提高到哪裡。面對全球趨向綠色經濟的趨勢，如果台灣持續維持高碳產業的存在，將在國際貿易上遇到一定的困難。

歐盟預計於2021年6月討論進口碳稅的議題，並希望能於2022年正式啟用，當啟用後可能會使高污染產品進口時受到高關稅之貿易障礙。現今拜登成為了美國總統，勢必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也會加緊腳步將川普任內被削弱之環境政策重啟，而進口碳稅也是一個可能在拜登任期會推行的政策之一。若未來美國也跟上歐盟的腳步，台灣的貿易將會處處碰壁。

面對未來的種種不確定性，理論上將會遭受到最多影響的青年族群，會是最在意這類議題的。在國外也可以看到一次又一次由青年組成的氣候變遷遊行。

而台灣呢？根據筆者的觀察，台灣的青年普遍對氣候變遷冷感。身旁許多人並未意識到氣候變遷可能對台灣帶來的影響，更少人會聯想到低薪的狀況或許與氣候議題相關，甚至身旁有人未意識到台灣今年有缺水。

下文筆者將從四個角度，論證台灣青年在氣候變遷行動中缺席的問題：第一是「Fridays for Future遊行」，第二是美國大選的支持對象，第三是台灣青年的氣候感知與行動間之差距，第四為以核養綠公投。

自從Greta Thunberg開始發動Fridays for Future氣候罷課後，全球串聯已經18次遊行了，而參與人數也已經超過1200萬人次，台灣在其中參與了五次，但參與人次卻不到5000人。

全台扣除年紀可能太小的幼兒園及小學（雖然國外的遊行中，也可以看到這個年齡層的身影），總共有超過250萬名學生。不到千分之二的人有參與過氣候罷課遊行，而且這還是將參與的5000人全視為不同的人才有這個數字。這時筆者不僅要問，台灣的青年去哪裡了？

2020年另一件國際大事為美國大選，而台灣民眾於國際民調中，成為全亞洲最大的川粉聚集地。理由多半與川普強化與台灣的關係、增加對台軍售並開啟中美對抗的局勢。筆者了解這些行為對台灣的利益極大，也十分贊同台美應要繼續深化關係；然而從環境政見的方面來看（也就是大部分的人不會注意的角度），川普對於世界的破壞會大於貢獻。

比較川普與拜登的環境政策，可以發現川普主張繼續發展石油業，而拜登則主張推展綠能產業；川普也在2016至2020年的任內透過行動證明，自身不相信氣候變遷的立場。台灣民眾並沒有因此而不支持川普，這便與下一點有關。台灣的民眾普遍氣候變遷感知很高，然而當真的要付諸行動時卻時常缺席，此現象極為不尋常。

過去的研究發現，台灣的民眾身處於光譜的極端位置。台灣人對於氣候變遷擁有高感知（我們知道氣候變遷正在發生），我們也非常認同氣候變遷是人為的結果，且十分危急。然而在面對氣候變遷需要身體力行時，我們常常不會有任何動作，尤其年輕人更不會有行動。同時我們也不太相信我們的科學家。是什麼造成了我們的高感知，卻低行動呢？

筆者認為與當今方便的物質社會有關。雖然我們都知道氣候變遷的存在，卻因為生活上沒有影響而將它放置於代辦事項非常後面。再者，台灣的媒體對於氣候變遷的報導時常缺乏本土元素。加州、澳洲的大火雖然讓我們為當地的人及動物感到悲憫，然而對我們的生活基本上完全沒有影響，也無法產生共鳴。在無法產生共鳴的情況下，台灣人不痛不癢的繼續過生活也是顯而易見的後果。

最後，筆者認為儒家文化、長期的威權統治及大眾看待教育的態度，也造成了今天這一個現象。儒家文化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自在社會之中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各司其職、和樂融融；這種文化思維與社會功能論有異曲同工之妙，社會中所有的職位都有其存在的意義，我們也不應該要打破它。

然而這種思維卻造就了服從在上位者的後遺症，當在上位者在司其職時，平民百姓應該要安分守己、完成自己的任務。這樣使平民即便在政府運作出現問題時，大多數的時候也會保持沉默，而不逾越自身的「本分」，使監督政府的力量微弱，因此當政府無氣候變遷明確政策時，民眾也選擇了觀望。

又台灣長期受到威權統治，導致反抗、質疑威權在社會中承平時式微，唯獨在有重大事件時，才會有人反抗專家治理的模式。此外，在台灣的文化中，讀書是一項非常重要的人生任務──認真讀書、考上好學校、找到好工作、成就美滿人生，這個充斥著私利的思想導致學生不願意放棄部分的學業，投入社會進步相關運動。即便學生有意願，面對家長教師的雙重壓力，也可能因此卻步。

在這些多重背景的影響下，台灣的社會面對氣候變遷時，因為並沒有即刻的威脅感知，因此時常期待政府會先帶頭做，等政府開始做了，人民再緩慢跟上就可以。

2018年的公投案也是鬧得沸沸揚揚。在以核養綠公投議題上，當時公投的結果為贊成方獲得54.2％的票，公投通過。然而有多少人認真看過以核養綠所提出的能源配比？以核養綠主張2025年以再生能源10％、核能20％、燃氣30％、燃煤40％的能源結構供給台灣的能源。而蔡政府主張的2025非核家園則是20％再生能源、0％核能、50％燃氣、30％燃煤。

在以核「養綠」的主張之中，反而預計燃煤比會比現行政策高，而再生能源目標比現行政策低。試問「養綠」養到哪裡了？高達40％燃媒是筆者認為在以核養綠公投中最大的、也是未傳達給民眾的問題。台灣現在的電力正好大約四成為燃煤發電，而其造成的空污問題相信居住在火力發電廠周遭的讀者多少有點感觸。以核養綠以「養綠」為名，實為推展核能，誤導民眾以為自身站在歷史上正確的那一邊。

面對以核養綠的提出到後來的公投通過，若時任台灣青年有仔細研究此議題，不是應該要為了環保、為了未來，勇敢的站出來，在社群媒體上將被隱藏的真相揭露嗎？就如同當初同婚議題在網路上真假訊息的攻防戰一般，使議題被完整的了解嗎？請讀者回想，當時有這類的聲音出現嗎？

對於民眾缺乏參與氣候變遷運動，理當青年應該是感到備受威脅的。對於年長一輩的人們，氣候變遷並不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太多；但對於青年們，氣候變遷正危及著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

試想在2030年時自己會在哪裡？2050年時呢？這兩個年份是在氣候變遷中非常重要的兩年，2030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預計達成的年份，而2050年是氣候變遷重要的轉折點，是許多國家預計達到碳中和的年份，更有研究指出若無法於2050年前有效控制全球氣溫的上升，2050年將是「氣候末日」的起點。

台灣的青年們，2050年我們在哪裡？或許剛踏入知命之年，我們終於認識的「命」或許是所剩無幾在地球上的歲月。或許有些人準備退休了，但退休後日子也不會比較好過。或許有人有小孩了、有些人沒有，但台灣的下一代，尚未出世的那一代，將在更險峻的環境中生活。而今天當權的政治人物們的不作為，就是將今天的青年推向一個更危險的世界，讓未來的台灣走向風險更高的社會。

青年們，當議題有選票時，政府就會有相對應的動作了；這一回，一起讓氣候也有選票，促使執政黨與在野黨正視這個問題，不要再將青年們的未來一步一步輸掉。產業轉型不能等，綠色經濟不能等，綠能不能等，氣候變遷更不能等。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

完整內容請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5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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