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在大家說國語嗎？你講什麼語言誰決定？】

今天原本是台灣語言史上重要的日子，這是史上第一天立法院引進通譯，讓「所有國語」均能在國會殿堂上溝通無礙。然而，立委3Qi.tw 陳柏惟 特別以其母語台灣台語質詢國防部長邱國正，但部長竟拒絕使用通譯，並且自行提出一番「國會應該講國語才好溝通」的論點，但這其實已與《#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以及國會設置通譯的精神背道而馳。

■國語已經不等於華語，自然語言一律平等
還在國語=華語嗎？ 這除了是語言歧視與延續殖民暴力外，更已經違法了！根據2019年的《國家語言發展法》第三條：「本法所稱國家語言，指臺灣各固有族群使用之自然語言及臺灣手語。」第四條則規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也就是說呢，華語、台灣台語、台灣客語、台灣各原住民族語*，均平等被列為「國語」。未來當然個語種通行程度不一，但各語言均需被尊重、傳承、教育，就如同瑞士將僅佔0.5%的羅曼什語列為官方語言之一一樣。

■若無外力干涉，原本台灣約3/4人講台灣台語
在1992年，台灣的人口比率為：閩南系台灣人73.3%，客家系台灣人12%，中國移民13%，台灣原住民1.7%（黃宣範，1993）。而在1940年，台灣的人口比率為：閩南系台灣人76.0%，客家系台灣人14.1%，中（華民）國人0.8%，原住民4.3%，日本移民5.3%。若照各族群比率，原本台灣優勢的語言為台灣台語（亦即閩南語，但已和福建閩南語有字彙腔調的不同）。若再以瑞士為例，瑞士64%人口母語是德語，20%法語，6.5％義大利語，雖各語種受平等保障，但德語也在瑞士媒體、文化等領域佔最大優勢，照自然市場法則，要不是外力干涉，這也是原本台灣台語會有的地位。

■日本與中國人強行讓台灣接受外來語言，但中國人手段更殘暴全面
1945中（華民）國軍事佔領台灣，於1946年4月2日設立「臺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直接把官方語言從日語改成華語，並推行「說國語活動」，但初期並未嚴格排除台灣各語言使用，但佔領台灣短短5、6年後，1950年代後從教育界開始嚴格禁止「方言」，強性規定使用華語，並查禁原住民文字印刷，爾後講台灣語言者，會在學校、職場受到罰款、懲戒、羞辱、迫害歧視。日本時期也推動日文，但允許雙語教育，也就是學校可以用官方資源教授漢文。直到日本佔領台灣42年後，開始強力推行日語教育，設立「國語講習所」取消漢文課，但對語言的控制，仍未如中國殖民政府徹底。

■台灣語言不死，但正在凋零
儘管日本、中國兩殖民政權前後推行「國語政策」，但台灣母語經過百年迫害，仍保留下來，當然人口越少的原住民語、客語受創越嚴重，台語雖然不死，但卻也逐漸消逝。根據洪惟仁教授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執行的《9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2010）的調查結果，都會區家庭中華語對本土語言已經有明顯優勢，例如明顯在台灣台語區的高雄，在家講台語的比率遠低於母語背景比率，更有些區已經是以華語為主。然而，反過來說，即便在70年華語殖民之後，雲、嘉、南、高鄉村區域，仍有許多行政區過半人口在家完全不講華語。

家庭是母語的最後防線，洪惟仁教授就曾寫道：「家庭是語言最後的堡壘，華語是外來語言，居然能夠向下擴張到家庭語言的地盤，不論華語使用率多少，都意味著族語在家庭領域中『失守』了」

有一種最常見論點是說，語言是工具，只要能溝通就好，根本不用保留少數語言。然而，這一來是將外來政權殘酷消滅優勢語言的錯誤正當化，二來破壞了多元文化保存的可能性。更大的謬誤，則是將多語言國家中的溝通，扁平化成「強迫大家只學一種語言，遺忘母語」，而不是建立「不同語言使用者之間也能溝通」的制度（包含大家學會第二、第三語言；即時通譯輔助等制度）。

在「國語平等」後，不代表台灣台語就能取得壓迫其他語言的地位，反而是以各語言為母語者，都能在台灣國內各場合等到尊重。在發展神經學的實證證據中，不少證據指出，雙語（或多語）成年人大腦皮層區域、皮層下灰質和連接之白質束結構比單語者更完整。更早學習多語，對刺激大腦發育，讓兒童養成對多元文化認識與尊重都更有利，這也是瑞士、加拿大等多族群國家朝向的方向。

*註：台語過去稱閩南語，但已和福建閩南語有字彙腔調的不同；同樣的，華語雖以北京話爲基礎，但腔調和字彙亦和實際北京人說話有很大差異。

當雙語教學以及國際化成為台灣教育機構以至於台灣社會上談論未來與競爭力時的主要論述，這中間隱含著（或明顯的）語言價值與意識形態，是否需要被提到公共領域的討論中，經過正反意見的辯論來得到結論呢？目前看來，關於雙語教學以及國際化在教育場域中，並沒有經過上述的過程，也不是只被設定為是未來目標而已，而是已經成為了執行以及經費補助的指標。忽視教學以及語言背後的意識形態，不管是對將來的學術發展或一般性的文化認同，都勢必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使用哪一種或哪幾種語言一方面都需要務實的面對溝通以及協調整合的問題，可以另一方面也要認真的面對語言價值以及語言意識形態的問題，而不是將務實的需求順理成章的轉化成為意識形態，來要求人們應該接受某一種語言或某幾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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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的元旦，中華民國總統在電視上發表文告談話，用的會是哪一個語言？
回答這個問題前，必須要先設想一下2030年中華民國是否還存在。樂觀的假設是，在美國的支持下，「中華民國台灣」持續維持現狀。那麼2030年元旦那一天是哪一黨執政？我問了一位選舉賭盤的大組頭，他說，
「教授啊，你哪會遮戇，問這款問題，當然嘛是民進黨！」
「阿彼个時陣總統是啥人？」我繼續追問。
「應該是燦哥胖周瑜。」他從台語轉成了華語。
「Really? Why him?」（台灣的詐騙集團很國際化，英語沒在怕的啦。）
「阿就蔡英文上佮意伊啊！」於是我理解了燦哥為什麼要努力減肥。
「阿William Lai咧，伊敢無機會？」（我想的是力推英語為官方語而且最受獨派青睞的賴清德。）
「伊嘔，機會是有啦，fat chance!」
我當場Orz，但也因為頭撞到地，夢就醒了。
所以我們開場白的問題就更明確了：「2030年的元旦，中華民國台灣總統鄭文燦在電視上發表文告談話，用的是哪一個語言？」如今蔡賴政府如火如荼推動「2030雙語國家」，在2030年到來的那一天，台灣會成為「雙語國家」嗎？燦哥總統會用英語對國人發表談話嗎？

簡答題，台灣的現狀是幾語國家？台灣人最喜歡考試，尤其喜歡考選擇題，所以大學英檢畢業門檻都只考選擇題。好吧，四選一：
（A）單語國家
（B）雙語國家
（C）三語國家
（D）多語國家
我在一門通識課中問過4、5百個大學生，得到的答案以D最多，但也有少數同學選A跟B。選A的人認為台灣只有一個官方語，是單語國家，這似乎合理，但事實是台灣從沒有法定的官方語。選B的理由是國台語是台灣人最常使用的兩個語言，其他的語言很少聽到，這當然不是正當理由。

台灣是多語國家，有數據為證。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有83.5%的人在家中會說「國語」（華語）、81.9%說台語、6.6%說客語、1.4%說原住民族語、2.0%為其他。各語言的加總為175.4%，顯示平均每人會使用1.75種語言。

台灣是多語國家，且有法律為證：《國家語言發展法》！法定的國家語言目前確定的有19種：台、客、阿美、泰雅、排灣、布農、卑南、魯凱、鄒、賽夏、雅美、邵、噶瑪蘭、太魯閣、撒奇萊雅、賽德克、拉阿魯哇、卡那卡那富以及台灣手語。馬祖地區所使用的「閩東語」尚待確認，而「國語」是不是國家語言的一種，是極具爭議的。

「雙」就是「二」，「一雙筷子」只可能是兩支。所以，「雙語國家」沒有絲毫含糊，就是「二語國家」，不是「多語國家」，也不是「單語國家」。那麼蔡賴政府想要打造台灣成為「雙語國家」，而且2030就要實現，台灣人要問的第一個問題難道不應該是：請問，這「雙語國家」的「雙語」，指的是哪兩個語言？

政府高喊「雙語國家Bilingual Nation」，卻沒有人提問：「Excuse me, what two languages are you referring to?」這清楚的反映了英語和華語的霸權地位，在台灣人的心中已經形成了一種直覺：台灣若要成為「雙語國家」，唯一可能的「雙語」就是英語和華語！

然而，這個直覺可能只對了一半，因為在「2030雙語國家」的願景中，唯一確定的只有英語。2019年1月11日行政院公告的重要政策是：「2030 打造台灣成為雙語國家—厚植國人英語力 提升國家競爭力」。同樣的，從蔡英文、賴清德以及潘文忠的政策談話中，提到的語言只有「英語」和「英文」，絕對聽不到「國語」、「華語」或是「中文」這些字眼，更別提「本土語言」或是「台語」、「客語」、「原住民語」、「台灣手語」。

這個政策的執行，教育部負起了「雙語教育」這個最重要的使命，在「教育部推動雙語國家計畫」的政策說明中，「英語」出現了60次，「雙語」出現11次；「中英文」0次、「中文」、「國文」、「國語」、「華文」、「華語」通通0次。

既然是獨尊英語，何需欲蓋彌彰，為什麼不能提出誠實一點的口號？例如，「2030厚植台灣英語力」、「2030台灣人說英語」、「2030英語讚讚讚」、「2030英語強強滾」。因為台灣人對於一件又一件「國王的新衣」早已麻木無感。

（以上引用自網頁原文）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51/article/10793

【尚未追上之前——媒體作為賦權與集體創傷療癒的一種路徑 (上)】

首先要感謝社會科學實踐種子論壇的邀請，很開心也很興奮可以在眾多推動各項權益實踐與媒體識讀的場合裡，用自己的方式說出自己的觀點，少不了自我介紹一下：
Uninang Mihumisang ! Inak ngan hai tupaun-tu Talum.
我是來自Buan月亮說話的Talum，故鄉高雄桃源部落的Bunun。

Buan月亮說話是一個很年輕的自媒體，過去一年多的時間，我們跟很多朋友一起關注跟批判了很多層面的議題，稍微舉幾個例子，比如獵槍與狩獵涉及法律規範與傳統文化衝突的問題，去年金鐘獎主流媒體下標達悟族露屁股蛋的文化素養議題，身分證件單列族語名的訴求，也談加分政策，也談部落長照健康議題，也從布農文化出發，與現代社會進行觀點的交流。我們一直在做原住民族議題的批判，很多時候會被看成是比較基進的，在台灣社會裡也並沒有那麼討好，尤其挑戰主流媒體與社會主流觀點的這些事件，對我們來說反映出的是一個主要問題，原住民族在這塊土地上，它是不是可以，有一天變得不那麼理所當然？不會因為漢人社會如何原住民族就應該要如何的那種理所當然？反過來說我們一直在澄清的，也是某種程度上避免這種物化跟異化的過程——最近這幾年原住民族文化看起來好像更多人重視了，可是在文化之下的基礎——土地跟權利是否回復了、是否願意在這個基礎上去開啟更艱難的討論，這才是我們認為必須不斷提醒大家直面歷史傷痕的原因。

另一方面，在這樣的場合也很誠懇地邀請大家一起投入到原住民族文化敏感度的媒體識讀工作，我想再舉一個例子，我們前些日子開啟了一個專題調查，以關鍵字原住民/天分/天賦/樂天...來看，2000年以來有許多論文，期刊論文到學位論文，領域涵蓋音樂、運動、教育、法律及文學，都以類似的論調指出，原住民族因為樂天或者因為天性/天分如何而用來支持自己的研究——這是一個令人痛心的調查結果，原住民族各族群各部落族人的差異，在學術的殿堂上，尤其是以社會科學為基礎的這些研究中，被誤用誤讀、被省略的這些善意種族歧視，很有可能在未來的十幾年內，繼續產出對原住民族觀點不利的學術成果。如果大家有印象，從2018國小翰林課本宣稱「原住民族的大自然概念大同小異」，到最近有教材稱原住民為山胞，其實大家應該會看到台灣社會，從媒體到教育、從嚴肅的學術殿堂到日常的刻板印象言論，對原住民族的身心都造成許多的傷害，遑論在歷史中消滅與剝奪原住民族文化與語言的政策結構傷害。

而這些難題，每一項都無法用幾天幾個月的時間輕易扭轉。Buan月亮說話做的事情很渺小，希望提供給那些受到歧視或者想要消解歧視的朋友，一個立場清晰的平台與空間，提供一些知識與思辨的資源，也提供一些思考的方法；比如對於加分政策的質疑，我們可以從替代路徑的思考，告訴他們原住民族過去承擔被殖民的血淚都是一種已經被替代的風險，我們在這個島嶼活下來的人，都一樣承擔著過去族群衝突的血淚，而加分政策可能是一種解決的方式，我們可以去討論如何修正政策，而非指責同樣被政策壓迫的原住民族人。

因此我們仍然在做的事情，與過去三十年原運前輩做的事情一樣，透過一種自我賦權的過程，去爭取權益，也試圖去藉由批判與反省，讓原住民族集體的創傷有彼此療癒的機會。今天來自阿美族的心的工寮也在這裡，我想推薦大家也去關注他們的工作，在這塊土地上，有很多像他們一樣的團隊，願意在部落去打開族語與文化學習的管道，能夠在部落裡有機會學習文化知識是一件非常可貴的事情，尤其在現在多數原住民族青年都在都市討生活，部落若能獲得大家的支持，就能繼續長出自己的樣子。

昨天是一個會期一度的施政總質詢，我特別在國會殿堂上，與蘇貞昌院長討論我們的母語正面臨的危機。

我給蘇院長看了幾個數據。第一，依照聯合國的語言活力分類標準，台語在我們這一代已是不安全等級，如今二三十歲一代的年輕人更是已達到明確危險，至於更小的孩童呢？已經到了嚴重危險的程度，等到下一代出生，台語恐怕已瀕臨滅絕。

但是政府似乎還沒察覺到這個危機。以文化園區來看，原住民文化園區最早受到重視，目前國內已有30座，客家語也已達到24座，而台語呢？僅有一座。我個人並不贊成廣設文化園區，因為效益還待評估，但這已足以表明政府對於各族群語言的態度。

過往我們都認為，台語是全台灣最多數人使用的母語，因此不會有危險，可是不受重視的後果，就是語言的斷層幾十年越來越明顯，台語居然成了「多數的弱勢」。

蘇院長說他非常重視母語，因此孫女的母語都非常流利，他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鏡，因為台語已經面臨滅絕，必須要有意識的傳承才能流傳下去。

我也要求政府改變態度，從現在起，我們要將台語視為隨時可能消失的語言，擬出如教材、課程的方案讓年輕一輩的朋友有資源可以教育他們的下一代。讓台語這個保存台灣數百年來生活記憶的語言，繼續成為我們共同的溝通方式！

《知識份子在知識文化上的『衣不蔽體』》
～高金素梅2020.09.04 國立台灣圖書館

謝謝主辦單位，「原住民族相關舊籍史料」的展出，來的正是時候。最近，大家都看到幾件新聞，關於歧視原住民族的新聞。
第ㄧ件是藝人羅小雲在廣播電視金鐘獎公佈入圍名單的記者會上的「吼吼吼事件」。

第二件是政大校長郭明政在外賓面前致詞說：400年前的台灣社會，還是衣不蔽體的原始社會。

羅小雲事件讓我生氣，但這種生氣常常隨時會發生，幾十年來，錯誤的教育、隱藏的歷史、只有口號的「多元文化」，讓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尊重ㄧ直停留在只有表象、沒有內涵，即使是蔡英文總統對原住民族的道歉也是如此。2016年8月1日，小英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兩個月後總統府前的國慶大典，司儀介紹原住民族說：現在是『阿撒布魯哥』進場。『阿撒布魯』是閩南語的外來語，什麼意思？請大家自己查。

但是，國立大學校長在外賓面前的講話讓我驚訝～「衣不蔽體的原始社會」。我要公開告訴政大郭明政校長：每個原住民族族群都擁有美麗的傳統文化、共有分享的生活哲學。只不過，我們被殖民了400年，土地被搶走、文物被掠奪，傳統文化被強迫斷鍊了。你可以去世界各大博物館與台灣的各博物館參觀，看看我們400年來被掠奪走的服飾文物，精緻的程度會讓你讚嘆、慚愧。

我要勸告『郭明政校長』，不要再為你的無知辯解了，用心研讀這次主辦單位展出的「原住民族相關舊籍史料」，今天下午來學習『郭明正老師』的專題講座。下ㄧ次，別再讓大家看到你在『知識文化上的衣不蔽體』。
謝謝主辦單位這次的展出，期待你們再接再厲，寄望你們能正確導正台灣社會對原住民族的歧視。

[旅行的旅行] 行動傳播技術空間中的旅行：#當我們用GoogleMap找路時 / 李長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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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有人問我，你每次去日本的那些超級冷門的風景、傳說地點、氛圍氣喫茶老店，到底怎麼找到的，聽都沒聽過這些地方。剛開始，我會查詢中文與外文的旅行資訊，像是旅遊手冊、觀光網站，都是基本工作，可以給旅客一點基本的地理想像，如方位、氣候、規模、人文特色等。接著，我會做一件事—大量地運用google map細查地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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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人對空間權力的掌握，當旅人們從地圖繪製者的手中，搶回擁有地圖的權力，這將如何改變我們的旅行生活？然而，我們真正因為google map而搶回了對空間的掌握嗎？我們先從紙本地圖的使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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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本地圖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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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到了旅遊的當下才使用google地圖來找路，而是平常沒事時，就打開地圖滑呀滑，細察預計拜訪的地點，了解地理資訊。不過，在2005年以前，旅行時掌握地理環境的技術大都依賴紙本地圖，旅客與觀光客在出發前，會購買旅遊手冊、旅行文學，透過特定旅行專家與旅遊資訊編輯的視野，來觀看地方（林子廉，2009）。在那時之前，各種「旅遊天書」隨著出國人數的增加，而銷售量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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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旅行度假，不單僅是選好地方、買張機票、然後去就可以說「#這是我的旅行」，旅行的體驗是由生活中的不同媒介內容（電視、廣告、電影、書籍、旅遊手冊，現在還有社群網站）與你的真實旅程所交織而成（Urry, 2002）。當然也包含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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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是一種地理狀態的再現。我們覺得地圖模擬了真實的環境樣貌，但事實上，地圖是一種「#簡化」、「#挑選」、「#裁切」，尤其是紙本地圖，在有限的平面版面上，地圖的終極目標並不是一比一的還原，而是透過地圖繪製與資料整理，表現製圖者對大地的擁有權、解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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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從前的旅行中，我會在行前買一份巴黎的城市地圖，在台灣時就把旅行手冊上看到的景點標示在地圖中；並在旅程中逐一刪除，有時候還會用紅筆將散步走過的路徑畫上，以展示我對巴黎的熟稔程度。基本上，整張巴黎地圖我都畫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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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地圖的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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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Google Map正式上線，一開始只是電腦版，同一年裡很快地推出手機版本，並且加入Google Earth的服務，直至今日，google的地圖是Google公司流量第二大的營運項目。Google Map運用了地理資訊系統（GIS），整合地表空間幾何特性以及地理屬性等兩種資訊之資料庫， GIS 中記錄的資料藉由適當的軟體解譯後可重現地表相關地形與地貌，使用者可以免費且自由地在地圖檔上標記並添加註記。這個地圖很快地成為旅行者的最佳找路工具，可以用微觀與巨觀的視野，審視空間樣態（廖酉鎮、陳均伊，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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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傳統紙本繪製，#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GIS）的廣泛應用，省卻了實物儲存的難處，也使我們可以在同一空間的地圖上看到不同的主題的重叠和互動，我們更能按照我們的想法，在給定的地圖框架上任意標籤，製作對我們有意義的地圖（Lo,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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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不斷推出越來越豪華的地圖服務，像是「#交通資訊」、「#街景服務」、「#旅行規劃」，最近更加入虛擬實境的概念，將導航升級成「#AR導航」，透過 GPS 獲取用戶的位置，並使用街景資料產生「視覺定位系統」（Visual Positioning System，VPS），快速辨識周遭地標建築定位用戶位置，並在手機相機中以巨大的動畫箭頭結合街景，藉以更清楚地告知方向。這些方便的工具是積累在行動通訊技術、運算技術與人群使用習慣的大量應用與快速進步上，嶄新的地圖技術深刻地改變了旅行、旅人與城市的互動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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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與機器結合下的旅行：地理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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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機器在移動技術空間中，被結合成一種人機複合體，或是Bruno Latour行動網絡理論中的「人—物」，這讓人的體驗更加複雜。你有沒有一種經驗，就是打開Google Map後，隨著指標轉動身體，試圖協調數位與真實的空間方向。或是，跟著導航行走，耳畔響起「向左轉」，就毫不猶豫地走向左方的街道。又或是，最一般的情況下，使用者會打開軟體，了解地理定位下自己與週邊資訊（店家、車站等）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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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到隨身行動傳播科技時代，人與物結合下的移動與定位本身就是一種資訊，這些資訊詮釋了流動空間、網絡連結、移動過程的具體樣態。一方面，機器深刻地鑲嵌入人類的生活世界中，反過來說，人們亦透過機器產生全新、方便、延伸的特殊經驗。這種人機合一、日常鑲嵌的 #地理媒介（geomedia）（McQuire、潘霽，2019），在旅行實踐中更顯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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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eb2.0時代，藉由地理媒介所構連起來的網絡式公共空間，展示了人類時空感知的嶄新轉變。透過行動傳播與數位化的技術，遊歷的地點本身不只是被媒介再現，而是，這些地點本身就是媒介，在程式運算的框架下，人與人、人與城市有了全新的關係：Google Map的使用與資料的積累，很大的程度上，人們利用社會實踐、消費行為與協商互動來定義旅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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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這次我們旅行到關東地區，特地前往宇都宮吃餃子。在行前我們藉由Google Map的即時資訊決定乘車的方式，查詢車站附近所有的餃子店以及他的評價、照片、菜單，用街景服務來定位自己如何到達要去的「餃天堂」。然後在這家算是有特色的餃子店鋪，我們竟然在餃子裡吃到了一根鋼刷鐵絲，店家也沒有很認真地看待。就默默地打開Google Map說明了當下的狀況，並給予較低的星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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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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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情境是一種建構主義的場境，使用者們可能自知的情況下，#自願參與地理資訊的建構，這稱做自願式的地理資訊（VGI，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Sieber and Haklay, 2015），Google Map的VGI使得人們更有機會參與城市意義的詮釋，在公共參與的意義上，Google Map也是一種社群媒體，它建築在遊客、居民、店家等大量用戶的傳播意向性上。在McQuire與潘霽（2019）的「地理媒介」評斷便提到中，媒介傳播技術、隨身行動和城市地理元素的深度融合，共同造就了「#成為公共」（becoming public）的體驗，打開城市生活的審美維度，同時推動了「成為公共」的過程。城市中的社會關係和權力關係，不再僅僅依據根植於城市空間結構的生活形態，而是更直接地被轉化為主動的「傳播」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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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識論的角度來看，Google Map有著三種資訊類型：自然的資訊、技術的資訊與文化的資訊。自然的資訊，如同人們所可以感受到的地形等；技術的資訊則如道路、水系的測量描述；而文化的資訊則指涉各種人類的行為，如駕駛、消費等。透過運算平台，當然也包含IG、FB上的「#社會標註」，像是打卡、分享美照、「#」，使用者、物、與城市風景大量交織成數位形式與真實形式共存的存在，並且在公共性的概念下交往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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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我們還是可以想像與批判，一個反烏托邦正在進行。有時候我們不知道自己正是地理媒介的延伸，甚至不得不參與地理資訊的建立。當你想要運用導航系統時，其使用者本身正參與著車流量預測的演算過程。當我們行動時，我們也正經歷一種數據式的物化，個人與機器結合後，個人在時空中的所有作為都有可能面臨資本主義的收編，例如在Google Map上顯示個人化的位置性商業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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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動的社群與信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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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者們對Google Map的使用，構成了一種流動與移動的社群，這個社群強調的並非穩定的社會記憶，他們更欣賞獲得片刻的超凡體驗，與享受如遊戲般的過程，在虛實間讓自己更能夠掌握旅行的地方。從Google Map的旅遊嚮導設計就可以發現，Google Map將每一位參與地理資料建構的人們都當作「專家」，這個構想在另一個旅行APP「#TripAdvisor」裡也非常鮮明。你可以在「TripAdvisor」裡分享更多評價、文章與圖片，分享你在移動時的超凡體驗，以獲得「#頂尖攝影師」、「#飯店達人」等等標章，以提高個人體驗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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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批評家認為，我們太容易把Google Map、Google Earth上的作為，理解為一種全景全知的圖像、透明的秩序，甚至是前面討論的參與和賦權的工具（Kingsbury & Jones, 2009）。閃耀著令人暈眩光茫的球體，反映了人類的戴奧尼索斯的妄想，我們狂亂地航行，歡天喜地地喧囂，我們全心全意、不加思索地信任它，卻低估了虛擬世界對真實世界的集體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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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歸地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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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站在創用的立場，我還是傾向對科技保持信任。信任研究者Bostman（2017）在《#信任革命》中談到，只有「信任」，人類才能在進程上有超越性的變革。當然，對Google Map的信任早在2010年以後就幾乎被廣大的使用者們接受了，雖然偶而還是會看到我父親打開地圖導航後，然後罵導航太笨，繼續走自己的路。但無疑得，Google Map扮演了旅行實踐的重要推動角色，它把商品、交通、約會與各種推薦搓合起來，讓旅行同時是個人的行動，也是集體的社群參與。也因為這些更加錯綜複雜的信任，旅人們才能獲得更多足以創新生活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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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McQuire的地理媒介概念中，如果傳統大眾媒體帶給旅行者與地方的是一種想像的、再現的、去地方化的全球化幻覺。那麼這些隨身、隨地的地理媒介，像是Google Map，則在旅行者與地方之間形成更回歸地方化的關係，同時還包含了跨文化溝通的實現，透過這樣的地理媒介技術，更能提高人們對差異性與流動性的接受程度，還可以確保城市網絡中與他者共存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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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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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子廉（2009）。旅遊手冊如何影響遺產觀光客對於原住民石柱真實性知覺、旅遊動機及體驗。文化大學觀光系碩士論文。
2. Urry, J. (2002). The tourist gaze. Sage.
3. 廖酉鎮, & 陳均伊. (2013). 讓地圖活過來一 Google Earth 運用於地球科學教學設計之應用. 科學教育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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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ieber, R. E., & Haklay, M. (2015). The epistemology (s) of volunteere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a critique. Geo: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 2(2), 122-136.
6. McQuire, S., 潘霽（2019）。From Media City to Geomedia: Cross-disciplinary Insights into Information Society from a Pioneering Australian Scholar。資訊社會學研究，36。
7. Botsman, R. (2017). Who Can You Trust?: How Technology Brought Us Together–and Why It Could Drive Us Apart. Penguin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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