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羅倫斯靜物女神】

文藝復興時期因為人文主義興起，翻轉了中世紀以來的藝術創作主題與表現技法，權貴品味和藝術家才能的結合也造就眾多經典作品；然而藝文發展蓬勃熱鬧如文藝復興時期，肯定不會只有單一表現，除了眾所周知，圍繞在宗教主題、神話故事、歷史事件和肖像畫等大師傑作之外，到了文藝復興晚期，靜物畫越加受到歡迎。

當時身為絕對少數的女性畫家喬凡娜･加佐尼（Giovanna Garzoni，1600-1670）就是靜物畫領域中的佼佼者，也是義大利藝術史上最重要的女畫家之一。人家不僅技藝高超，甚至成就傑出，收入豐厚，成為托斯卡尼第五代大公斐迪南二世･德･梅迪奇（Ferdinando II de' Medici，1610-1670）宮廷內的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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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凡娜是最早投身靜物畫的女性畫家，因為傑出表現獲得時人一致推崇。實際上喬凡娜作品非常多樣化，包含肖像畫、袖珍畫、宗教和神話題材，和古代大師傑作複製品，但她始終以風格獨特的靜物畫最為人熟知。

她最常使用的作畫媒材是蛋彩和牛皮紙、羊皮紙，那些色彩妍麗姿態生動，細緻入微栩栩如生又充滿感官趣味的動植物描繪，深深獲得貴族贊助人喜愛，梅迪奇家族就曾多次委託喬凡娜作畫，把她的作品拿來裝飾自家別墅和宮殿。

有了梅迪奇加持，喬凡娜作品身價更是水漲船高，眾人爭購。17世紀義大利藝術史學家利奧內･帕斯科利（Lione Pascoli，1674-1744）曾表示，喬凡娜受歡迎的程度讓她可以為作品隨便開價，但照樣還是有一堆人收購買單。

相異於同年代女子幾乎終生遵守傳統規範，甚至受教有限，謹守傳宗接代之〝重責大任〞，無知又封閉，才能傑出、性格更不凡的喬凡娜則是在義大利四處，如羅馬、佛羅倫斯、威尼斯、那不勒斯和都靈（Turin）等地進行學習或者發展事業，或許還可能遠赴法國。她的一生見識之豐富，成就之豐碩，肯定曾經讓許多受限於古板窠臼的女子羨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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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凡娜的職業盛世，或許可以歸功於天時、地利、人和各種條件配合得當而造就，當時的人文背景就是其中重要因素。

儘管之前許多藝術家都把觀察自然現象作為靈感來源，但是要到16世紀現代科學雛型誕生時，例如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和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的天文學理論、數學、物理學、醫學、地理大發現和金屬活字印刷術發明等重要事件帶動科學長足進展，才提供了觀察和解釋自然世界的嶄新方式。

還有，托斯卡尼的自然美景和傳統，孕育當地人鍾情於植物花卉和園藝種植的興趣，到了文藝復興時期串聯科學發展，自然更有助於研究植物科學，再融合梅迪奇家族對於藝術的熱愛融合，便孕育出精彩的靜物畫成果。

梅迪奇家族的〝植物熱〞從早期的柯西莫･德･梅迪奇（Cosimo di Giovanni de' Medici，1389-1464），和有〝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之稱的羅倫佐･德･梅迪奇（Lorenzo di Piero de' Medici，1449-1492）開始，都已經對植物學產生興趣並贊助植物學研究，再到200年後喬凡娜所服侍的托斯卡尼大公斐迪南二世･德･麥地奇，更是修復了曾經衰落的比薩和佛羅倫斯植物園，同時擴建比提宮（Pitti Palace）和波波利花園（Boboli Garden）。

佛羅倫斯的梅迪奇大公們長期對於自然科學和藝術的熱情支持，都滋養了喬凡娜創作靜物畫的有利環境。

梅迪奇宮廷向來有眾多知識分子、藝術家和科學家交遊往來，藝術與科學如此緊密交織，而17世紀宮廷中人對於科學研究和圖像都非常感興趣，喬凡娜剛好趕上了佛羅倫斯這股追求自然科學，尤其是植物學和園藝學的熱潮。她的作品迎合梅迪奇家族的藝術興趣，完美聯結自然科學與藝術，因而大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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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有檸檬的一碗靜物》（Still Life with Bowl of Citrons，late 1640s），足以見識到喬凡娜功力如何強大。

一樣是敷彩於牛皮紙上的蛋彩畫，畫面中央有一大碗水果，這是喬凡娜的構圖特色。她也擅於運用細密精巧的微小色點，精心打造物體質感的差異性。兩種不同品種的檸檬連枝帶葉被放在略顯破損的陶瓷碗裡，檸檬表皮的粗糙質地、堅實的樹枝對照果實圓潤外形、精緻星形花朵和精描呈現的綠葉，在紋理和形狀都有彼此映襯之效。

喬凡娜刻意藉此展現她對自然的精確觀察、處理顏料的能力和嫻熟的技巧。而畫面前方的花朵和昆蟲都是為構圖增添趣味之用，而非如荷蘭靜物畫那樣隱含警世意涵。

然後，你看那輕薄透明如綢紗般夢幻纖細的昆蟲翅膀，不正是顯示她掌握顏料和筆觸的能力有多驚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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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喬凡娜的技藝養成過程，學術界尚未有定論，不過一般認為她應該受到了義大利前輩畫家雅各波･利戈齊（Jacopo Ligozzi，1547-1627）所影響。喬凡娜和利戈齊相同，都為梅迪奇宮廷服務，以動物和植物標本作為繪製主題。這時期的藝術家，即使是義大利藝術家，依舊奉北方文藝復興大師杜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為自然主義繪圖大師，喬凡娜也是如此。

她可能收藏杜勒作品，並且跟著臨摹，另外也研究北方靜物畫大師如博舍爾特（Ambrosius Bosschaert the Elder，1573-1621）、范･德･阿斯特（Balthasar van der Ast，1593/94-1657）之作，這些都是為了更加增進技巧和表現。

其實就連大公本人也派人在歐洲各地收購荷蘭和法蘭德斯靜物作品，甚至延攬阿爾斯特（Willem van Aelst，1627-1683）和希里克（Otto Marseus van Schrieck，1613-1678）等北方畫家來到佛羅倫斯工作，進而使得北方的藝術風格影響了托斯卡尼本地畫家。不過相較之下，托斯卡尼的靜物畫卻更加自然主義，因而喬凡娜的靜物畫雖然師法北方藝術著重精緻細節，卻不帶有道德訓示之意味。

為了精準觀察詳加捕捉，喬凡娜肯定會在工作時使用放大鏡協助觀察物體和作畫。

儘管畫面不大，然而由於精工細描，過程複雜，往往耗時甚久，甚至可能在日復一日的繪製過程中，親眼見證眼前的水果麻豆們從青澀漸趨成熟的轉變。使得喬凡娜的靜物畫就主題或是尺寸而言雖屬小品之作，卻是精心打造絲毫不含糊，也具備極度賞心悅目的觀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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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1年，喬凡娜約莫51歲時搬移至羅馬定居，但仍為梅迪奇宮廷效力。托斯卡尼大公斐迪南二世和大公夫人，以及大公的兄弟們，都是喬凡娜遠在佛羅倫斯的忠實粉絲，他們依舊熱愛喬凡娜作品，並頻繁下訂單。

梅迪奇家族延續至斐迪南二世時，實力已經大不如前。這位個性溫和，卻在對外事務顯得無能的大公在那個紛爭不斷傾軋未停的年代，根本無法在羅馬教廷、法國和西班牙等強權之間捍衛利益，堅守佛羅倫斯的完全獨立，並且眼睜睜看著伽利略被教廷迫害，嚴重打擊了梅迪奇家族聲望和身為科學贊助人的聲譽。然而幸虧他老人家自己對藝術和科學充滿濃厚興趣，加上需要藉此作為加強聲望之手段，斐迪南二世從1628年掌權直到1670年去世，始終淋漓發揚家族贊助藝術人文的傳統，大力實施一連串文化政策，而喬凡娜正好躬逢其盛。

喬凡娜的畫作向來精心構圖，色彩鮮麗，具有強烈裝飾感，她常常會將相同元素以不同方式組合在許多作品中，再加入有趣細節和各種巧妙安排而創造出嶄新效果，營造視覺、味覺和嗅覺等感官新體驗，透過她的眼睛與畫筆重新打造自然本質。

另外，喬凡娜的靜物畫也反映時代趨勢，結合本地動植物和異國情調，像是東方瓷器、中南美洲植物花卉和來自平洋的鸚鵡螺等，增添欣賞的愉悅和畫面興味，也用來暗示金主梅迪奇家族的財富和園藝技術，另外更具有作為宣揚托斯卡尼物產富庶、物資豐饒之政治宣傳作用。例如喬凡娜筆下的朝鮮薊就有此意味，朝鮮薊原產於中東，15世紀便在義大利廣泛種植，尤其是托斯卡尼地區，畫出各種朝鮮薊，就是用來標誌托斯卡尼物產的榮耀。

既是美不勝收可愛多彩，又能強調政績發揚光大，喬凡娜也太惹人愛了，難怪一直被梅迪奇家族捧在手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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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其一生，喬凡娜的事業始終維持不墜，可能還比許多男畫家來得出色，1666年，她立下遺囑，將全部遺產饋贈給羅馬畫家協會「聖盧卡學院」（Accademia di San Luca），條件式必須將她安葬在聖盧卡協會的教堂墳墓裡。4年後，喬凡娜去世，留下許多至今看來仍讓人動心不已又大感驚奇的精彩作品。

歷經數百年沉寂，從1960年代開始，喬凡娜又開始獲得注意，只要有她的作品出現在拍賣會上，通常都會造成多人競標的盛況。要是有機會，我也很想把喬凡娜筆下的美麗世界帶回家啊~

有趣的是，由於詳實反映17世紀托斯卡尼動植物生態，她的作品也常常被與托斯卡尼食譜並列設置，作為圖解說明，進而引發食慾。

下回如果你翻到一本古代托斯卡尼食譜，可能也會是欣賞佛羅倫斯靜物女神翩翩才華的好時機，順便想像數百年前，它們在梅迪奇家族別墅曾經擁有的風光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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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生也做賊：剃頭梳髻的明朝倭寇多半是中國人｜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亂了一百多年的日本戰國時代，無處不燃戰火，無人能得安寧，田園荒蕪，屍骨遍野。喪家野犬般的浪人、無糧可種無魚可打的流民、爛命一條的無賴，把目光投向了大海彼岸富裕而軟弱的中國，一艘艘倭船出發了！

明朝軍民對這些「髡頭鳥音，赤體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為恐懼，而在異國他鄉幹壞事，來自日本的倭寇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1.亂世日本太難混了！

看過黑澤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對電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紛亂的日本戰國時代，喪失了家主的武士們猶如喪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為了飯糰就可以用生命戰鬥。

嘉靖年間，日本國內的情況正是《七武士》的背景年代，就像被搗翻的螞蟻窩一般混亂不堪。

名義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實權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養著，完全是寄人籬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從足利義滿後，一直處於風雨飄搖中，1467年連綿十一年的應仁之亂結束後，征夷大將軍已經空有名號毫無實權，聽任有實力的權臣擺佈。

日本全國分為六十八國（國類似中國的州縣），其中的五十三個藩國，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個大名佔據著。大名們強弱分明，強的佔據幾國率眾數萬，弱的佔據幾個村子率眾數百，為了達到權力的頂峰，整天你爭我殺，兒子殺老子、弟弟殺哥哥都不算稀奇。當時的情況往往是：今天家臣們造反殺了主子，明天卻被鄰居的大名殺死，後天當勝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兒子已經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進入了毫無綱常道德可言的所謂「下克上」的諸侯爭霸時代，整整亂了一百多年。戰亂中，屍骨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農民無法安心下田耕種，饑荒當然隨之而來。老百姓無路可生，強壯點的當盜賊或者參加宗教組織「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發源地，日本九州的情況怎樣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島，有肥前、肥後、平戶、大隅和薩摩等諸多藩國。如同日本各地一樣，九州島也是諸雄並立，空前混亂。北邊，豐前與築前的大內氏原本是九州最強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賢的政變滅亡了，而陶晴賢不久被九州之外強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殺。毛利元就順勢進入北九州，這就和另一個強藩—豐後的大友氏碰上了。南邊，薩摩的島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拚。西邊，肥前的龍造寺氏則和少貳氏內亂不休。

有戰爭就有失敗者，在戰爭中失敗、喪失家主的武士成了無米下鍋的浪人，怎麼辦？因戰爭無法謀生的漁民、流民，怎麼辦？下海！做海賊！與其在陸地上飢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運氣。

除了死裡求生，發財夢也是下海的另一個重要理由。當時明朝斷絕了官方的朝貢交易，導致海盜走私團夥日漸猖獗，中國的生絲、棉布、陶瓷、藥品等，都是日本的搶手貨，日本不少富商、無賴也打起了做海賊賺取厚利的算盤。不僅僅如此，海賊的背後還有大名的資助和庇護。日本歷史學家井上清這樣定義「倭寇」：「從十三世紀初開始，九州和瀨戶內海沿岸富於冒險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攜帶同夥，一方面到中國和朝鮮（高麗）進行和平貿易，同時也伺機變為海盜，掠奪沿岸居民。對方稱此為倭寇，大為恐怖。」

日本十九世紀著名學者佐藤信淵總結日本海賊的出處說：「從永正、大永時起，伊寧國因島、久留島、大島地方人士，飯田、大島、河野、脅屋、松島、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繼渡海到海外，從事海賊勾當以富家室；並以野島領主村上圖書頭為議事之主，各集其所屬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餘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諸邑，奪取種種財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國、九州濱海之諸浪人、漁夫、船夫、無賴等逐漸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數日多。後來，其眾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貢貿易正常的百餘年內，倭寇到中國劫掠的次數並不很多，因為日本的將軍、大名為了保護航路也進行嚴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貢貿易中斷以後，情況才為之大變。

明代，從日本到中國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從平戶的「五島」或薩摩出發，經過大小琉球（沖繩島和台灣），到達浙江、福建、廣東。當年日本遣唐使的船隻到中國，在海上要航行幾十天甚至數月，旅途之艱難駭人聽聞，我們在中學課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學生晁衡（阿倍仲麻呂），就是因遭遇風暴死於回國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們對季風的知識已經日漸豐富，加上船隻的製造技術有了發展，從日本出發，如果掌握好風向，只要幾天就能順利到達中國。

《日本圖纂》上這樣描寫當時的日本船：「日本造船與中國異……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橫風、鬥風，行使便易，數日即至也。」至於船的大小，從能載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載二百餘人的大船。

就這樣，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賊，滿懷對財富的渴望，乘風破浪地向大海彼岸進發—富裕而軟弱的中國，就是他們的目標。

2.真倭的姓名哪裡去了？

第一次看到倭寇的明代江浙沿海居民，沒有絲毫警惕性，像看動物園猴子一樣。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個普通的早晨，浙江嘉興鹽邑縣早起趕海的老百姓驚奇地發現，一艘長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灘，船上有六十幾個「髡頭鳥音」的怪人，還帶著槍刀弓矢。當地的巡海官軍百餘名圍了上去，問他們為何而來，無奈語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張小木櫃鋪上紙，用筆交談，船上一個懂漢字的人寫道：「我們是日本人，從本國而來，停船是因為舵壞了，想問你們借點糧食，等修好舵就走。我們不是壞人，不要逼迫我們，不然我們就和你們拚命。」

海邊來了好多外國人！整個縣城的人都轟動了，扶老攜幼地趕去看稀罕，當時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點點嘻嘻哈哈，沒有一個知道害怕。到了黃昏，突然之間，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來，張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圍的官軍全部射死。旁觀者這才知道是海賊，發一聲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趕緊關上城門開始防禦。

上述描寫出自嘉靖年間明人採九德的筆記《倭變事略》，採九德是浙江海寧人，耳聞目睹了許多倭寇之事並記錄成書。對於倭寇的侵擾，除了朝廷官方的記載，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著作中有所涉獵。

但是，倭寇雖來自日本，日本人的姓名卻很少在明朝史料上出現，大多為「二大王」、「倭酋」、「船主」之類模糊稱謂。筆者手上的資料中，能確定是「真倭」的只有「門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稽天新四郎」、「辛五郎」、「日向彥太郎」、「和泉細屋」、「善妙」、「莊公」等寥寥數人，而且這些名字不一定確切。

真倭姓名少見，除了後面要提到的有中國人假冒外，還有兩個原因。

在近代以前，大多數日本人只有名沒有姓，有姓的只有士族以上的階層，而且全日本也沒幾個姓，如著名的源氏、平氏等皇族姓氏。一直到明治八年（1875年），政府頒布了強制性的《苗字必稱令》，規定了「凡國民，必須起姓」，否則受罰。說來有趣，這一下，造成了日本姓氏天馬行空般地海量發展。據統計，現代日本的姓氏數目超過了十萬，而中國十三億人，加上少數民族的姓氏，才不過一萬出頭。

日本的姓氏複雜，即使是日本人自己也不能非常透徹地弄明白。不過，他們的名卻簡單得多。拿日本男子來說，名多以郎、夫、雄、男等字結尾，以表示威武、英俊、忠信。而且多有表示排行的標誌，長子叫太郎，二子叫次郎、二郎，排在第十一位的就叫余一郎。上面所說的幾個知名倭寇，日向彥太郎肯定是老大，辛五郎則是老五，善妙則是和尚的法號。

除了日本人姓名複雜怪異外，明代人對日本也了解太少，沒有語言翻譯。抓到真倭後，「赴官司訊問，言如鳥語，莫能辨也」。當時，分辨是否真倭的方法主要是看穿著、語言以及長相。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倭寇侵擾上海地區，市民自發組織敢死隊數百人守城。當時正好漲潮水，倭寇不知深淺，輓著手在濠水中行動，準備連夜攻城，被潮水一夜之間淹死不少。第二天早晨，剩下的倭寇丟棄營壘從南浦逃走了。地方誌記載：「城中人見衣裾浮在水面，得六十七屍，皆受重創，頭顱腫大如鬥，口圓而小，色黝黑，知道都是真倭。」

千萬不要以為「髡頭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實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國流賊。嘉靖年間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領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國冒險家。嘉靖一朝，前線報捷奏章往往有「斬獲真倭首級若干顆，從賊若干顆」的文字，真倭就是貨真價實的日本人，從賊則是沿海地區三教九流的中國人。

真倭和從賊比例是多少？《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者十之七。」而萬曆年間編寫《虔台倭纂》的官員謝傑甚至發出絕望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3.剃頭梳髻的就是日本人？錯了。

當時一個崑山人被倭寇擄走五十幾天後逃生歸來，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見所聞：「船上大概兩百個倭寇，有福建、溫州、台灣、寧波人，也有幾個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佔十之六七。梳著髻的日本人只有十幾個。」兩百個倭寇中，只有十幾個真倭，明史說的「十之三」看來還誇大了。

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為主，但到了嘉靖年間，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國人了。

對假倭的身份問題，明人鄭曉是這樣總結的：「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相率入海從之。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一句話：三教九流，無所不包。

拿當時最有名的幾個倭寇首領來說：王直和徐惟學原先是私鹽販子；王直的義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許棟是逃跑的犯人；蕭顯、陳東則是不得志的書生。

書生也做賊？沒錯。看看下面這首詩：

「海霧曉開合，海風森復寒。衰顏歡薄酒，老眼傲驚湍。叢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寬。明朝睛更好，飛翠潑征鞍。」

這首五言律詩詞句清麗，意境恬淡，大得唐詩三昧，作者就是一個不知名的書生倭寇。採九德在《倭變事略》中記載，他曾親眼見到一夥四十餘人的倭寇中，有個善卜筮的書生，專門出謀劃策，這首詩就是倭寇撤退後他題在廟壁上的。如此文採令採九德大為感慨：「觀此四十餘賊，亦有能題詠者，則倡亂者豈真倭黨哉？」

對中國人冒充真倭的問題，明代史料上的記載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僅有二百人，真倭佔十分之一，其餘都是福建浙江無賴之眾，頭頂剪髮而椎髻向後，「髮型」和真倭並不一樣。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時候一同作戰，打完仗則分開吃飯睡覺。《籌海圖編》直截了當地稱：「今之海寇，動計數萬，皆託言倭奴，而其實出於日本者不下數千，其餘皆中國之赤子無賴，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說家馮夢龍在《喻世明言》裡有篇關於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畫得惟妙惟肖：「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兇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

4.海濱人人皆賊，誅之不可勝誅！

我們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頭跣足」，穿著日本服裝，連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還有個更重要的原因—掩蓋身份。生物學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頒的《大明律》對海外經商限制得很嚴格，它規定凡私自攜帶鐵貨、銅錢、緞匹、絲綿等違禁物下海，及與外番交易者一律處斬，而且禁止私人製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對於勾結外族的「謀反大逆」更是異常嚴厲：凡「謀反大逆」，一律首從皆凌遲處死，本宗親族祖父、父、子、孫、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異姓親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僕，凡年滿十六歲以上皆斬。

為了不被誅九族，倭寇必須千方百計掩飾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義者往往以綽號來掩飾真實姓名，像廣為人知的崇禎時期農民起義，起義領袖都用綽號：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闖塌天、不沾泥、掃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闖王」。在東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來掩飾身份。而對於地方官來說，自己轄區的人起來造反大大拖累政績，因此也樂於統統以「倭情」上報。

嘉靖年間持續到隆慶、萬曆年間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為害最烈的時期，史學界稱「嘉靖大倭寇」。在這一階段裡，從賊中「迫於貪酷，困於飢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體，而飢寒貧困的根源在於「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政策。

反過來說，嘉靖前期為什麼要實行嚴厲的禁海令呢？是因為正德年間少數葡萄牙走私販兼海盜對沿海城鎮、島嶼肆無忌憚地燒殺搶掠，加上中國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進行的走私貿易，讓明政府感覺貿易會帶來「南方之禍」，才變本加厲地實施禁海，最嚴厲的時刻連捕魚都不允許。禁海令是標準的因噎廢食，雖然並不是禁海招來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國倭寇。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東南濱海地區地瘠民貧，從宋元以來，當地居民一直將出海貿易視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運加上種種服務，可以說大海養活了起碼百萬計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話叫做：「海者，閩人之田。」一紙海禁令無情地把當地居民的「田」給剝奪了，飯碗跟著也砸了。在廣東，潮州、漳州地區一向是通商出海的發舶口，「潮漳以番舶為利」，不許貿易等於斷了他們的生計。對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來說，眼前擺著兩條路：要麼忍饑挨餓，要麼鋌而走險進行海上走私。

潑洗澡水連孩子一起潑了—禁海的弊端明擺著，當時有不少有見識的人都很擔憂。抗倭名將譚綸用了一個「老鼠洞」的比喻，說：「禁海越嚴，則獲利越厚，而趨之者愈眾。比如發現家裡有老鼠，一定要留一個洞，若是都堵上，連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

禁海，罷日本朝貢，明朝這兩大舉措看似是不得已而為之，但是帶來的結果，反而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因為本鄉本土，所以倭寇在東南沿海地區擁有令人難以相信的支持。作戰時，屢屢發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時地利無所不佔，如魚得水。而代表正義之師的官軍，反而不受歡迎，舉步維艱。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參加過抗倭戰爭的明人萬表記錄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賊，但貪圖其厚利，任其堆貨，且為打點護送。銅錢用以鑄火銑，用鉛制子彈，用硝造火藥，用鐵製刀槍……大船護送，關津不查不問，明送資賊。」「近地人民或送鮮貨，或饋酒米，或獻子女，絡繹不絕；邊衛之官，有獻紅被玉帶者……（與）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則拜伏叩頭，甘心為其臣僕，為其送貨，一呼即往，自以為榮，矜上挾下，順逆不分，良惡莫辨。」

所以也難怪謝傑發出這樣的驚呼：「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書的王世貞則對潮州、漳州、惠州地區的「民寇一家」斷言為：「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總督巡撫等高級官員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這真是一幅令人絕望的場景。

對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時人形象地諷刺道：「片板不許入海，艨瞳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人番，子女玉帛恆滿載而去。」

全民皆寇，問題爛在自己根子上，難怪防不勝防誅不勝誅。倭寇就是一顆消耗元氣的腫瘤，一直伴隨著明王朝走向衰落。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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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5/10 #我的西班牙防疫日記 #氣溫驟降

◼️ 治癒136166、PCR確診累積人數224290、死亡26621（今日增加812病例）

前幾天的氣溫像夏天已來到似的，我完全把西班牙的那句最有名的諺語「Hasta el cuarenta de mayo no te quites el sayo」給拋在腦後。沒想到收了冬衣一星期後，今天凌晨突然而下一場豪大雨，瞬間把溫度拉低。尤其在山區，有點冷，但又很喜歡雨後站在戶外的沁涼感，很清新，很有朝氣。

我的學生對西班牙的諺語蠻自豪的，覺得不只數量多，而且很多呈現出古人的智慧，還有氣候與季節交替之美。

就像這句「Hasta el cuarenta de mayo no te quites el sayo」來說吧，它的意思是還沒到五月四十日，別把冬衣收起來。當然，沒有所謂的五月四十日，只是傳統的口頭估計，約落在六月九日左右，因為夏天的溫度從那時起才會穩定下來。

我問過一個文學系的學生這句話的出處，他說很有可能是從一位叫Rodríguez Marón的詩人在1896年發表的幾個句子而來的：

“Hasta el cuarenta de mayo
no te quites el sayo;
Y si vuelve a llover,
vuélvetelo a poner. ”

簡易的翻譯就是：直到五月四十日不要收掉外套；如果再次下雨，你就能套上它。

我覺得這句話很有畫面耶，你想像：

在2020年以前的五月到六月初時節，大家看天色氣候都不錯，開始呼朋引伴外出聚會；但突然而來的一場大雨讓溫度下降，使人不只得找地方來躲雨，還懊惱怎麼沒隨身多帶一件外套來禦寒。然後、彼此就會說出這句諺語，發出會心的一笑。

就像我上週收起冬衣時沒多留意氣象報告，今天就得去翻箱倒櫃找出厚薄適合的衣服來穿。

所以，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好多西班牙人就會跟我說：「你忘了我們那句最有名的諺語嗎？它都已經說得那麼清楚了，你還真的已把冬衣收起來了啊？」好好好，我會廣泛學習西班牙的諺語，會好好地把它們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 西班牙，加油

🌍 這個美麗的世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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