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學家Margaret Mead 在1935年出版的《三個原始部落的性別與氣質》中指出，男女在社會所展演的性別角色並非是天性或生物學的發展，而是與該社會的文化與習俗有關。我們可以從不同社會文化的道德、倫理、風俗與傳統等所謂的生活常規，看見在不同的社會歷史或文化互動情境中，對於性別角色分工、規範、權利與義務的不同期待。

近來阿富汗在塔利班重掌政權後，婦女社會地位與人權議題備受關注，也讓我們進一步思考「女權運動」的意義與價值。在Ted Talk的這場演說中，講者朗姆達斯講述了不同國家的女性，在試圖維護她們的文化傳統的同時，如何努力改革這些傳統中壓迫性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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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什麽女性一方面 被文化習俗不懷好意地壓迫着， 而另一方面， 她們又是許多社會中文化的保護者？ 戴面紗或裹頭巾 是象徵屈服 還是抗拒？ 有這麽多的女人和女孩子 被打、被強姦、被致殘 每天都有， 而人們把各種各樣的原因 歸咎與榮譽、宗教和國籍。 女性還能憑什麽去改植樹木， 去重建社會 去領導全新的非暴力運動， 從而為社會帶來改變呢？ 難道進行改革的女性和 保留傳統的女性不是同一類？ 還是說她們是同一類，而且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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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的美國， 沒有人知道阿富汗在哪。 她對我說：“與這身長袍無關。” 她是我所聽説的主張女權的 最堅定的分子。 她告訴我，在她的社區裏， 由女性舉辦的地下學校， 而她自己所在的機構，阿富汗學習學院， 也在巴基斯坦開了一所。 她說：“穆斯林人都知道的第一件事， 是可蘭經要求 而且大力支持文化學習。 穆罕默德希望每個信徒 都能自己閲讀可蘭經。” 我有沒有聼錯？ 主張喚醒宗教 是女性的權利？ 不過薩奇娜反對被標記。 她總是裹着頭巾。 但我也曾和她一起漫步在沙灘上， 她披散的長髮在微風中飛舞。 她每次講座前都會以祈禱開場， 但在一個女孩子12嵗就要被嫁掉的國家裏， 她確是一個單身，活躍， 經濟獨立的女人。

而且她是一個非常實務的人。 她說：“這些頭巾和衣服， 給了我自由去與那些在這工作中 與一些人交談並得到他們 能起到關鍵作用的支持和協助。 當我要在難民營開一所學校的時候， 我去找了教長。 我跟他說：“我是一位信徒，而女人和孩子 在這可怕的條件下 需要靠他們的信仰來生存下去。” 她俏皮地笑笑說： “他覺得很榮幸。 於是他每週來兩次我的中心 因爲女人不能到寺廟去。 而當他要離開時， 婦女和女孩子們總是跟在後面。 我們開始了一班小型的掃盲班， 開始讀可蘭經， 然後開了數學班，然後英語班，再然後電腦班。 幾周后，難民營裏的每個人 都來上我們的課。” 薩奇娜是一位老師。 在當時的阿富汗教導女性是 一門危險的行業。

她在塔利班的襲擊名單裏。 每次她穿越那個國家的時候，我都替她擔心。 我問起她關於她的人身安全時，她只是聳了聳肩說： “朋友卡維塔，我們不能讓自己害怕。 看看那些年輕的女孩子回學校時 即使被人潑往臉上潑硫酸的情景。” 聽到這，我微笑着點了點頭。 我意識到我自己正看着婦女和女孩子們 用她們宗教的傳統和慣例， 把壓迫和機會 變爲工具。 她們的道路在她們腳下， 向著成爲不一樣的阿富汗人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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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因爲女權運動 不像其他幾乎所有的社會運動， 並不是反對一名暴君。 這反對的不是統治階級， 不是侵佔者也不是殖民者， 它反對的是關於女性一些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假設， 經常性的， 阻止了我們前進。

而也許這是女權運動最終的禮物， 就是這裡的人事其實帶有政治色彩。 所以，正如愛蓮娜羅斯福（羅斯福總統夫人）曾經談過的人權問題， 對於性別平等也是一樣的， 就是這些都會從家附近的一些小地方開始...
...
在我講的這些小故事中， 這些個別的故事中， 我看到了全世界的女性正在譜寫 一曲不同凡響的史詩。 她們如一根根細綫 織入一塊彈性的布料中， 幫助維持社會穩定， 織入希望。 而如果我的心在歌唱， 是因爲通過在這些細小的片斷， 人們能不時地瞥見 整個世界，一個全新的世界。 而女性不可否認地在前進的道路上。

（文字引用自https://www.ted.com/talks/kavita_ramdas_radical_women_embracing_tradition?language=zh-tw）

【白浪的瞥見】
身為一名白浪（漢人），有一段時間我總是極度羨慕著原住民可以信手捻來就講出自己的故事，部落的故事、家族的故事、遷徙的故事、獵人的故事，那些舊事在口齒唇舌之間被反覆練習，聽起來一切如新。

最近因為布農獵人王光祿釋憲案和特赦案，讓我想念起多年前和一群布農人一起入山的尋根之旅。男人們帶上了女人、小孩以及少數漢人，進入八通關古道一處溪谷。儘管那條路我已經走過幾次，但總是一五一十地走在路徑清晰的步道上，從沒想過要上攀或下切、沒想過要踏入獸徑、更沒想過要走上一條布農的回返之路。

隊伍在早晨入山，部落族人沿途拍照，其中最具備遊客資格的我，反倒成為那個拿著相機為他們留念的人（其實很喜歡他們喊我一聲「欸那個拍照的」）有的男人揹著鐵架，有的男人頂著頭帶（tinaqis）[1]；女人和小孩一身輕裝，有時隨地撿起一根樹枝，親與子就牽在一起了。

同行之中，有一位安靜又敏銳的布農族長輩，布農名為Nas Qaisul Istasipal，漢文名字是「林淵源」[2]。路途中，林大哥曾多次回答我對植物名的提問、以及布農人都怎麼叫它，他多次下切到地勢較低的地方撿拾乾柴，不經易地流露出獵人的機敏和警覺眼神，除了這些少數又短暫的時刻，大多時間他都是質樸寡言的模樣——靜靜地卸下鋁製背架、靜靜地劈柴、靜靜地走著。到達營地後，我和朋友Ｙ發現林大哥一直默默坐在一顆大石旁為大家煮水，我們忍不住笑著說：「大哥也太可愛了，到底要煮幾鍋熱水才會停手啊？」

這一支尋根隊伍主要是為了帶部落的孩子回到祖居的山林，傳承布農的生活經驗和傳統歌謠（多出我們這幾個漢人大概僅只是個意外吧？）大夥入山，穿的是平常穿的衣服、平常穿的布鞋和拖鞋，蓋的是平常蓋的棉被，用的平常用的鍋子、平常拿的菜刀。部落族人領路，我們偏離步道，上攀，進入一段植物高度及膝、沒有既成的路徑、最好手腳並用的典型中級山環境。越過了一條窄狹的稜線，便聽見溪水的聲音，很快地，一大片藍白相間的帆布棚就等在前方。

到了溪畔的營地之後，男人開始處理乾柴、起了爐灶、洗菜切菜的，準備餵飽這嗷嗷待哺、小孩與青少年占一半以上的大家。無事的孩子們很快就跳進溪水中納涼嬉戲，幾個大人坐在溪邊的大石上釣魚，孩子在溪裡也抓到了魚，全被煮進隔天早餐的鮮魚蔬菜湯裡。（個性總是小心謹慎的Ｙ卻在此刻連人帶相機地意外落水，成為歷久不衰的笑柄。）

夜裡，在布棚底下，老人家說起瓦拉米的故事，林大哥一反日間的寡言，解釋「瓦拉米」在布農族語是「跟我去」的意思，日本話的意思「蕨類」，然後要哥哥林水源教孩子唱母語歌，先是一首充滿Uninang 的布農之歌，再來是一首和日本兵作戰後回家唱的歌，然後是「黑熊的歌」。一位大姐也說起家族抗日的故事，而這些舊事的紀念碑和駁坎，至今仍駐足在瓦拉米古道上。

更深更深的夜裡，漢人、女人、小人都入睡了。山裡傳來零星槍響，是男人外出打獵的聲音。清晨六點醒來，一隻紅棕毛色的飛鼠和一隻山羌已經被安放在營地一側的石頭上。「喔！原來飛鼠長這樣！」部落的朋友扯了扯牠的背膀。這是我第一次近距離看見飛鼠。因為太心驚打獵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當場還極其愚蠢地用上「啊，我吃素啦！」推託，以免被招待野味（完全是多慮了，動物都是帶下山才處理）。

吃過早餐，收拾好營地之後，我們下山。本來以為是一路直下，但其實不然——半夜打到的獵物還暫存在四處，男人們得要沿途找到牠們，然後揹下山。山林經驗貧乏的我，在山裡早就搞不清楚東南西北，對於他們竟然不做任何標記就能找到獵物深深感到不可思議。

動物的血液還是溫的，獵人將牠們收進袋裡，我則交出了登山包的雨套，將動物覆蓋起來。身為一名連肉鋪都不太敢去、連豬頭羊頭都不敢正眼對視、連塊生肉都不敢碰的白浪，布農人能夠親手獵下動物、親手放血、親手將「動物」轉換成「肉品」的過程，都一一鮮明了我對狩獵的想像，一一抹除了我對狩獵的無知。

最近幾年我開始接受登山訓練，總覺得在山裡沒有一件事情是容易或理所當然的。要能夠認得山頭、能夠在山裡存活、辨識植物、解讀動物留下的線索、判斷危險的地形能否安全通過，都需要反覆入山，並且經歷一些磨難才會慢慢懂得。而布農人過去活動在中央山脈的深處，如今，曾經豐厚的山野經驗也在當代靜默地流失、斷裂，必須一再地透過「復興」、「重返」才能勉力傳承。

2016年，林淵源大哥因鼻咽癌過世。我只見過林大哥這麼一次，他的樣子在我心中卻是莫名的雋永。他不但是布農族裡有名的獵人，所乘載的深厚傳統文化和山林經驗，使他成為一位出色的巡山員、布農文化的傳承者、生態與文化研究者的領路人，其中最為人知的，是他在1998年開始便協助屏科大黃美秀老師進行台灣黑熊的野外調查。在爭執不休的狩獵議題上，林大哥早已切切實實地揭示了傳統獵人與生態保育者兩種身分並存的可能。

後來再回到部落，和布農朋友Ｗ一起來到部落的高處，途中經過了月桃、颱風草、野生百香果。我們面著玉里鎮坐下，俯瞰著遠遠的市區，聽著剛剛忙完農事的Dama（布農語，對男性長輩的尊稱）說起布農傳統和部落故事。臨行前，Dama送了我一塊石板當禮物，還說收下會心想事成之類的話⋯⋯（當下非常震驚，因為石板真的有夠重，很苦惱要怎麼帶它回台北。）

如今，這座布農部落背倚著海岸山脈和秀姑巒溪，遙望著祖先曾經生活的地方。身為一名白浪，我仍深深羨慕著。

註解：
[1] 頭帶是布農族人重要的背負工具。與頭帶搭配的負重方式稱為「頭額頂載法」：將一條頭帶頂載於前額，以頭部力量撐住，將背簍等背負工具靠額頭搬運。用額頭頂重物這個動作為patinbunguan。東西較重、背負的行程也比較遠的狀況下，頭帶可以讓族人在背負重物時走得比較久。（資料來源：《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

[2] 林淵源在玉山國家公園擔任巡山員長達25年，在占地10萬3千公頃的國家公園內，每月定期用雙腳巡邏著將近百分之40的山林範圍。林淵源具有豐厚的山林經驗，對園區所轄地與日治時代古道極為熟悉，孩童時期就被傳授狩獵技巧，年輕時的山野能力過人，縱橫東部山林，擁有「小泰山」稱號。

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於民國74年成立，81年設置南安管理站，林淵源於80年6月由臨時人員改聘為正式工友，負責第一線的生態研究、登山救難及古道修復等工作，玉管處於85年成立「黑熊專案保育小組」以來，致力於臺灣黑熊保育及生態研究，林淵源成為主力成員之一，受到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黃美秀教授倚重。此外，玉山國家公園許多人文、生態的研究案中，林淵源都是研究人員重要的搭檔，包括執行新康區動物相調查研究的周蓮香教授、研究布農族舊社建築及分佈的林一宏教授、古道研究學者楊南郡教授研究八通關古道，林淵源都參與其中。（資料來源：台灣國家公園）

（文：吳宜靜；繪圖：thej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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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提到萬華你首先想到的是什麼？#疫情與萬華汙名化〕

從萬華區的茶室爆發新冠肺炎群聚感染後，5/24三立新聞台某節目在節目標題中使用「萬華病毒」引發爭議，遭民眾向NCC檢舉有污名化萬華之嫌。

▌什麼是汙名與汙名化？

汙名一詞原意是熱鐵烙下的標記。這些標記通常被打在奴隸、罪犯或叛徒—有污點的人、不潔者—身上。今天這個詞的引申義被廣泛使用，即恥辱和詆毀的標記。

在196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厄文·高夫曼出版了《汙名：管理受損身分的筆記》。高夫曼分析了「被污名化」的人對自身的感受，以及他們與「正常人」之間的關係；探討被污名者如何處理來自他人的排斥以及他們傳遞出的各種信息。

所謂汙名，定義為：「擁有一種使對方受到貶低的特質，透過此特質與某種道德規範連結過程，把完整平凡的普通人變成帶著汙點、價值貶損的一個人」。以及汙名化則是：「是一種針對社會上一些特殊的族群，一般人對其抱持的一種惡劣信念與態度」，其具體特徵有以下四個：

❶貼上可供辨識的標籤

將標籤貼在特定族群，使他們與其他人有所區隔。例如：瘋子、有疾病者。

❷標籤指涉不受歡迎的屬性

社會將標籤連結到不受歡迎的屬性上，例如：瘋子是危險的。

❸被貼上此標籤的人被視為異類

被貼上標籤者，會形成一種「我們」與「他們」的對立感。例如：我們不像那些瘋子。

❹被貼上此標籤的人遭受歧視

例如：在我們的社區中不得建造瘋子的收容所。

▌萬華的歷史

事實上萬華由於早在西元1709年，泉州移民從新莊拓墾到此，以「艋舺」稱之，成為台北第一條市街的雛型。

貴陽街是艋舺興盛的起點，早期漢人常到此地與平埔族人交易蕃薯，舊稱「蕃薯市街」；日治時，改名發音相近的「歡慈市街」，並被劃入風化區內，因此街上有不少的妓院。

華西街是萬華區另一條大名鼎鼎的街道。這裡是船夫與碼頭工人的落腳處，也因此娼寮與酒樓林立。

在淡水河淤淺之後，嚴重瘟疫加上民間械鬥不斷，使得艋舺的經濟優勢逐漸消退，因此這裡也聚集了不少商場失意人、行旅病人、離鄉窮苦者，最終形成「乞丐寮」，住有乞食為生的無家者。

最早在1740年就落成的龍山寺，後來又有如青山宮、清水祖師廟等出現，這些當地香火鼎盛的廟宇經常發放物資與許多善心人士捐贈，讓許多無家者得以藉此溫飽。

介紹完相關的歷史，幫各位壯士們總結一下：萬華由於獨特的歷史發展背景，導致萬華地區駐紮更多容易遭受汙名的族群，例如：萬華的「五流」，流鶯、流氓、流浪漢、流動攤販、流動工人。

▌疫情與萬華

有點年紀的壯士們，應該還記憶猶存。

在2003年春，全台陷入SARS危機，自3/14第一起境外感染案例，到7/5台灣正式從世界衛生組織疫區除名，共有664個病例，其中73人死亡，造成全台長達四個多月的集體焦慮與恐慌。

當時台北除了和平、仁濟醫院因為疑似群聚感染而陸續封院引發許多爭議之外，萬華地區也有兩個社群遭到集體隔離：一是華昌國宅居民，居家與集中隔離者總計有775位居民；二是萬華地區的無家者，集中隔離者有160 位。

2003年5月，萬華里長聯誼會發佈聲明稿中說道：

「......遊民、流鶯四處流竄，成為SARS的散播者.......造成萬華區成為一級疫區，頓時成為空城，百業蕭條、人煙罕至。」

許多里長指責和平醫院危機處置不當，使疫情從中正區的院內移轉到萬華區院外，而無家者、流鶯等「偏差者」也被標籤為「SARS的散播者」。

之後由於發生不明發燒與死亡案例，當時聯合報更以頭條新聞發布「水染病毒萬華爆社區感染」，報導台北巿萬華區華昌國宅爆發社區感染SARS；在未經求證之下，蘋果日報更以「社區感染四百居民住以待斃」的聳動標題，渲染社區感染的危機。

當時許多居民與無家者以「疑似SARS案例」為由，被施以與和平醫院同規格的集體易地隔離措施，事後證實這兩個社群並未出現真正的感染案例，也未引發社區集體感染。

對於當時的居民與龍山寺無家者而言，集體隔離無疑是一種汙名化的展現。
先認定他們與其他族群的不同，再將他們視作「帶有疾病的」，並且將「帶有疾病的國宅居民、帶有疾病的街友」視為需要被處置的對象，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最後，再施以行為，也就是隔離。

▌反觀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

現今新冠肺炎疫情對萬華影響有哪些？在萬華茶室爆發群聚感染後，除了產業衝擊，負面標籤也不斷出現，網路上便充斥著許多對於萬華的歧視言論。

台北市議員吳沛憶指出，近來聽到許多萬華人受到歧視排斥，甚至有公司要萬華人去採檢才能上班。作家林立青也在臉書發文，他表示在這疫情之下，許多物流快遞不送萬華，讓各服務弱勢的團體變得很困擾。

同時，中華文化總會主辦的「萬華大鬧熱」活動官方臉書今天發文表示，「只有病毒才是這場防疫真正的敵人！」。

文總也發起「萬華加油VIVA BANGKAH」換頭貼活動，期待大家意識到汙名化的危險與錯誤，而非指責染疫的人。活動一推出後，馬上吸引許多破萬人的在地粉專、社團陸續響應。

相較於過去SARS疫情時期，今日對於汙名化的抵抗，也在萬華逐漸成形。


▌結語

蘇珊·桑塔格在她著名的《疾病的隱喻》一書中，指出當疾病成為污名化的隱喻時，將阻止病人們尋求完整的治療。

當肺炎被看成是對於參與茶室文化甚至做為八大行業的懲罰時，許多人便因為害怕被揭露、害怕被列在受歧視的名單裡頭而不願意篩檢就醫。

尤其如果所患的疾病即使「早期發現」也不保證有藥可醫治，那麼病人就與其忍受病痛，也不要因就醫而過著飽受歧視的生活。

新冠肺炎如果也成為一種污名化的隱喻，防疫工作將會更困難，因為人們將可能拒絕承認其過往的生活足跡。

面對疫情，我們應該以正確的態度與同理去對待正面臨高風險的人。我們不應該對疫情感到恐懼，而是更加勇敢，因為我們有機會對他人伸出援手，發揮作為社群協助的力量，才能戰勝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