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1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原始佛教」,佛教史的最初階段,一般指從佛陀證道傳教或佛滅後開始,指的是釋迦牟尼開始說法,建立僧團,一直到根本分裂後部派佛教形成之前的歷史階段,此時的教義與釋迦牟尼原始的教義相去不遠,被認為是最初始的佛教核心教義。現存所有佛教典籍都是第三次結集之後記載下來的,因而初期...
⭕️第401次專注,持咒經行思惟「原始佛教」,佛教史的最初階段,一般指從佛陀證道傳教或佛滅後開始,指的是釋迦牟尼開始說法,建立僧團,一直到根本分裂後部派佛教形成之前的歷史階段,此時的教義與釋迦牟尼原始的教義相去不遠,被認為是最初始的佛教核心教義。現存所有佛教典籍都是第三次結集之後記載下來的,因而初期佛教主要研究對象仍是部派佛教三藏。現代佛教研究學者,又將此時期稱為原始佛教、根本佛教。這幾個術語經常被混用,學者經常賦與它們不同的定義。但亦有將根本佛教一詞用作佛陀傳道時期,而原始佛教一詞用作佛滅後100年左右的使用方法。這個術語最早為日本佛教學界使用。現代佛教研究學者,以歷史觀點來對佛教進行研究,但因為學者間採用了不同的定義與名稱,造成原始佛教這個術語有很大爭議,也經常與初期佛教、根本佛教混用。一般來說,這幾個術語,都是指向佛教部派開始分化以前的時期,也有學者將此時期泛稱為前部派佛教此一時期分為前後兩期,一是佛陀住世到入滅當年的第一次結集,二是佛滅後到阿育王時部派分裂以前。廣義上,這兩階段都被稱為原始佛教,有學者主張細分,將第一時期稱為根本佛教,又稱最初期佛教、佛陀的佛教;第二時期為狹義的原始佛教。有學者認為在文獻上難以區分這兩時期,主張無需細分。佛教研究者主要透過比較文獻學、語言學與考古學資料,比對源自不同部派的文獻,探覓這些部派文獻當中,擁有的共同說法。他們希望能夠透過這種研究,還原出佛教最早階段的樣貌,了解部派間爭論與分立的由來,以了解佛教在歷史中的發展。在1890年代之前,原始佛教這個說法並沒有被人提出來。南傳上座部與大乘佛教信徒,各自認為自己傳承的經典才是最正確的。初期佛教的說法,最早出現於英國佛教學者托馬斯·威廉·里斯·戴維斯(Thomas William Rhys Davids,A.D. 1843~1922)著作《Early Buddhism》一書。他將釋迦牟尼過世之後,一直到阿育王在位晚期,定義為初期佛教。英國學者主要以巴利藏為最早的佛經,結合考古發現的阿育王柱銘文,以此來分析佛教的歷史變化。日本佛教研究學界,接續早期西方學者的成果,進一步以此來與漢傳佛教典籍比對。1910年,姊崎正治出版《根本佛教》,使用根本佛教之詞,意指釋迦牟尼在世,直到根本分裂之前。1924年,木村泰賢在探究初期佛教之《原始佛教思想論》中,提出「原始佛教」的說法,並將相關研究介紹到日本佛教界。木村賢泰認為研究「原始佛教」,主要目的在於探求,何者為代表「真正之佛說」。他主張以阿含經與律藏來探求原始佛教。接下來的日本佛教學者,如松本史朗、宇井伯壽等,都同樣使用原始佛教一詞,成為日本佛教研究界中的術語。日本學者首次採用梵文經典、巴利文經典與漢語經典對校的方法,逐步找出原始佛教原貌,但是他們仍然接受巴利藏是最古老來源的說法,同時提出了大乘非佛說的看法,許多漢傳佛教經典也被認為是偽作。日本佛教研究傳入中國後,引起漢傳佛教界的震動。虛雲法師、歐陽竟無、梁啟超等人,重新開始對漢傳經典的研究。其中,呂澂與印順法師認為,巴利藏傳承自分別說部,並不能說是最古原型。呂澂發表《雜阿含經刊定記》,確定四阿含經是依《雜阿含經》為根本,而《瑜伽師地論》中的攝事分,是依《雜阿含經》次第而造。印順法師發表《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同樣確認四阿含中以雜阿含經最早,九分教中以修多羅、祗夜、記說三者為最早。他隨後發表的《雜阿含經論會編》被認為是原始佛教研究的里程碑,因為他以《瑜伽師地論》攝事分,還原了漢傳《雜阿含經》的原始編集次第,這與南傳《相應部》次第相類似,確定這兩部經典擁有相同來源,同屬上座部傳統。大眾部所傳的雜阿含次第,較接近原始經典,但是已經失傳。在印順法師的研究中,發現《雜阿含經》及《相應部》當中的「七事修多羅」——『因緣相應』、『食相應』、『聖諦相應』、『界相應』、『五陰(蘊)相應』、『六處相應』、『四念處等道品相應』,根源於說一切有部的傳說,是雜阿含經當中最早成立的部份。他承襲日本原始佛教學者的說法,將佛滅百年間的佛教,定位為「原始佛教」,再另外將佛陀時代的佛教稱為「根本佛教」。他主張,現存的《雜阿含經》及《相應部》都是來自部派的誦本,經由經典對照,將可探求出原始佛法的樣貌,但是不能說這些經典即是原始佛法。現代佛教研究學者,主要是透過經典間對照的方法,企圖還原出原始佛教的樣貌。主要使用的經典為來自分別說部傳承的巴利藏,對照漢傳佛教保存的各部派經典,主要是來自說一切有部、根本說一切有部、化地部、法藏部與大眾部等。藏傳佛教保存的藏傳大藏經,在尼泊爾發現的梵文佛經,敦煌文獻中保存的吐火羅文佛經,考古發現的阿育王詔令以及在阿富汗發現的犍陀羅佛教原稿,也是研究的重點。佛教研究者,發現不同部派傳承的佛經中,某些片斷與偈語是共通的,顯示這些段落是由更古老的佛教文獻中摘錄出來。這些文獻的核心部份,經過比對,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敍述中,則根據不同部派,加入自己的解釋。這顯示,這些佛經都有共同的來源。經過文獻比較,學者發現,所有佛教經典,中心教義也都是類似,這些共通教義,在部派未分化前就已經出現。但是也有部份共通原始教義,在部派佛教出現之後,因為被忽略而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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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僧玄奘是不是在成都大慈寺修行剃度?
歷史上堪稱偉大冒險旅行家、享譽國際的宗教學者玄奘西行十多年取經回到中原主持翻譯,因為他精湛博學,被人尊稱為「三藏法師」。經過元代雜劇和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廣泛傳播,玄奘在民間就變成婦孺皆知「唐僧三藏」了。但是,玄奘法師西行取經之前,曾在成都修行五年,到20歲出頭正式在成都的寺廟受戒剃度,然後才有遊歷四方和去天竺印證佛學源頭的宏偉理想。奇怪的是,1000多年以來,不論民間人們口頭相傳還是學術界多數觀點都認為,玄奘是在成都市中心的唐代古寺大慈寺修行並受戒剃度,但諸多古籍史料留下的說法卻能夠證明這一說法並非事實。
一、少年玄奘隨哥哥長捷到成都修行
玄奘的出生年份並不確定,一般傾向於西元596年(另一說是602年),家鄉是河南偃師緱氏鎮。祖父陳康為北齊國子博士,父親陳慧在隋朝初年當過江陵縣令,家境算是普通。
玄奘的俗名叫陳褘,之所以會出家為僧和二哥陳素有關。南北朝到隋朝依然是佛學鼎盛時期,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大興佛寺的典型,文帝楊堅傳說本來就出生在寺廟,小時候由一個尼姑帶了好幾年。煬帝楊廣在江南拜著名天台宗祖師智顗大師為師,智顗勸諫楊廣為安定江南做出很大貢獻。
佛寺興盛為安撫亂世裏的百姓提供一個寄居的環境,當時算是某種救濟疾苦的組織。由於這種社會背景,一表人才的陳素很年輕就在洛陽的淨土寺出家,學問深厚,人稱長捷法師。少年陳褘跟二哥陳素在淨土寺做小沙彌五年,深受兄長的影響。由於玄奘的成就超過哥哥,後來也就為玄奘的出生添加了一些離奇的點綴。玄奘是家裏四位兄弟姐妹中的老四,傳說母親懷他的時候身體欠佳,生他的時候遇到危險,突然屋頂上傳來三聲鳳凰的啼叫,玄奘母親才度過難關平安生下他。父親覺得這孩子不同一般,就找相士來看相,相士連連稱讚說:「此子寶相莊嚴,出生時有祥瑞庇佑,日後成就非同凡響。」
還有一個故事是關於他出家的。隋煬帝下詔要在洛陽度僧人27名,其中有個13歲的小童年齡太小,不在入選之列。大理卿鄭善果在淨土寺遇上他,略帶調侃地問道:「你小小孩童出家究竟想做什麼?」那小童從容不迫地回答:「小子要繼承如來的智慧和使命,把他流傳在世間的佛法發揚光大。」鄭善果見他人才出眾,大為驚訝,當即破格錄取,並向同僚誇讚:「此子得度必能弘大佛門的教化。」這個小童就是日後的玄奘。
因隋煬帝年間各地義軍打來打去的動盪,洛陽在王世充佔據之下,經常受到滋擾,長捷出於避亂,也是出於求學的念頭,聽聞幾位同鄉高僧大德都在成都佛寺,於是就帶着十五六歲的玄奘千里迢迢到了四川。
二、玄奘在大慈寺修行只是傳說
大慈寺自唐朝以來曾經是成都歷史上有見於記載的規模最大的寺廟,比今天的規模大幾倍,整個春熙路、鹽市口商業街區全都在大慈寺的範圍內。
大慈寺最早始建年代,據宋代普濟《五燈會元》所載,是來自印度的僧人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時間大約是四世紀中期,但不一定真實可信。而起初的寺廟名稱也不可考證。因為大慈寺真正得名來自唐玄宗入蜀避亂,這個名字是皇帝賜名的「敕建大聖慈寺」。
據說唐玄宗來到成都以後,偶然見大慈寺僧人英幹在街頭施粥,救濟窮困百姓,並為當時中原的戰亂祈福。當時已經年屆七旬的玄宗在逃難過程中,堂堂大唐天子親身經歷過吃不上飯,忍饑挨餓,反而接受百姓救濟的尷尬境地,為此深受感動,然後得知舊交無相禪師在這裏,請他跟著玄宗到行宮內殿居住,賜田一千畝,敕書「大聖慈寺」匾額,讓無相負責主持擴建大慈寺。因為無相禪師先後在成都建造過多家寺廟,有淨眾寺、菩提寺和甯國寺。
幾年下來,重新擴建的大慈寺房屋達到96院8542間,一度是成都最繁榮的寺廟。到會昌年間,武宗打擊天下佛寺,因為大慈寺有唐玄宗的御筆題額,故「不在除毀之例」,是當時成都唯一保存下來的佛寺,自然也成了整個四川規模最大的佛寺。不光唐代如此,到宋代也如此。大慈寺壁上有各種如來佛像1200多幅,天王、明王、大神將像260多幅,佛經變像114幅,所有畫像「皆一時絕藝」,蘇軾譽為「精妙冠世」。宋李之純的《大聖慈寺畫記》稱:「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大聖慈寺之盛。」到今天依然是成都極為罕見保留有部分唐代原貌的古跡。
唐朝剛剛建立的武德元年(618),玄奘與哥哥長捷法師來到成都,在成都各個著名寺廟拜訪高僧,印證交流和學習探討,見於記載的有寶暹、道基、智震、道因等人。玄奘進步很快,據說他隨寶暹學《攝大乘論》,隨道基學《毗曇》,隨智震學《迦延》。武德五年(622)春,玄奘在成都大慈寺的東律院正式受戒並坐夏學律。
玄奘前後在成都五年,究通諸部,常在大慈、空慧等著名佛寺講經,為蜀地僧俗所景仰,初步顯現出一代高僧風采,也表現出青年學者的睿智和廣博。但玄奘並不以此感到滿足,對佛學各種學問的好奇和疑惑,渴望與更多高僧交流印證的念頭一直纏繞在他的心中,於是他泛舟三峽,取道荊州再回長安,實現他赴西天取經之壯舉。
千百年來,玄奘在大慈寺受戒剃度的說法一直廣為流傳,但近年專家學者對成都歷史文化的研究所得,可能事實並非如此。
三、空慧寺與玄奘兄弟的隱秘關係
再回武德元年,玄奘與長捷法師經子午穀、劍閣至成都,當時並沒有到城中大慈寺,而是居住在城西的空慧寺,這一細節記載在慧立和彥悰為玄奘寫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第一卷中,「時天下饑亂,唯蜀中豐靜」,「法師兄因住空慧寺,亦豐神朗俊,體狀魁傑,有類於父。」儘管這一傳記有許多小說筆法,記錄內容並非百分之百真實,但許多關於玄奘的生平經歷還是被研究者重視的。
《法師傳》開篇就提到西蜀佛教的興盛,正因為隋煬帝時期的亂世,許多高僧都投奔西蜀相對安寧,同時南朝以來,成都佛教也發展很快,也才能吸引這些高僧紛紛前來,所以他們兄弟也聞名前往。當時玄奘還只是十五六歲的小沙彌,《法師傳》雖然添加了一些語言誇張地形容玄奘學問有如天才,引起許多蜀中僧人驚歎,但畢竟玄奘尚屬「應法沙彌」階段,還不具備資格獨行法事,按照規矩也應該是跟著哥哥長捷法師一起在空慧寺居住,也時常去其他寺廟拜訪學習。也許是空慧寺後來消亡,玄奘兄弟與空慧寺的淵源一直不被重視。
成都空慧寺是一所歷史悠久的佛學講寺,位於成都西郊某處,今天已經不可考證。以史料記載,空慧寺由石犀寺改建而來。石犀寺最早並不是佛寺,主要留存著李冰治水時鑿刻鎮水石犀牛。南朝蕭梁武陵王蕭紀(武帝蕭衍的第八子,在成都十七年)在成都正式改建佛寺,當時叫龍淵寺,是蜀中南朝寺廟的代表之一。據唐代道宣《續高僧傳》記載,蕭紀專門從洛陽請了高僧慧韶入蜀弘法,慧韶,俗姓陳氏,為洛陽潁川陳太丘之後,與玄奘兄弟屬於同籍同族的本家。慧韶奉邀至蜀,于諸寺講論,開道如川流。到唐朝以後,因為避諱高祖李淵的名字才改名空慧寺。正因為空慧寺的興盛與玄奘兄弟有莫大淵源,所以他們入蜀以後專門前往那裏瞻仰,也就居住在空慧寺。
《續高僧傳•玄奘傳》還記載:「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長捷法師在空慧寺中開法筵講席,「凡講《盤經》《攝大乘論》、《阿曇》、兼通《書》《尚書》、《傳》(春秋三傳),尤善《老》(《道德經》)、《莊》(《莊子》)長捷法師的講筵法席「為蜀人所慕」。當時僧官「總管酂公特所欽重」。
很顯然,唐朝剛剛建立時的大慈寺還沒有後來的名氣,地位遠不如空慧寺,以長捷、玄奘與空慧寺的家鄉淵源,寄居修行於空慧寺更合乎情理。只不過空慧寺毀于唐武宗時期,宣宗即位,重興此寺,改名聖壽寺。
北宋人吳師孟《大中祥符禪院記》與南宋馮檝《大中祥符院大悲像並閣記》記述了重興之聖壽寺規模,大略謂寺院占地七頃,共三十院。規模、佛寺一度媲美大聖慈寺。南宋紹興十七年(1147)季春,院中塑觀音像一尊,歷經五年方完工,是迄今為止成都市最大的雕塑觀音像。但由於空慧寺名稱已經不再使用,從此就淹沒了。
空慧寺具體位置歷來也有爭議。據清朝一些史料觀點,認為年羹堯于雍正初年在原來空慧寺、聖壽寺的位置改建了將軍衙門,那麼應該就是今天成都市金河街、東西勝街及將軍衙門一片,這一說法參見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教授祁和暉《唐僧玄奘成都五年修習研究》的考證。(《西南民族大學》(人文社科版)2008年12月總第208期)。但另有一說法則是偏南的文廟街一帶,因為有唐代古籍《續高僧傳》點明玄奘「晚與二兄俱住益南空慧寺」,支持位置是成都偏南的地方。如袁庭棟的《成都街巷志》一書中,就是在介紹文廟街時順帶提到過空慧寺的情況。
四、玄奘在多寶寺修行而被誤認為是大慈寺
事實上,空慧寺的名聲雖然在隋唐時很大,但玄奘可能也並沒有與哥哥長捷住在一起。因為畢竟《法師傳》寫明只是「法師兄因住空慧寺」,而《續高僧傳》雖然支持說玄奘與長捷同住空慧寺,但求學與修行可能另有別處,更重要的是受戒剃度在空慧寺的可能性不大。
根據玄奘當時拜訪求學多位元高僧的情況,玄奘修行所在應該是成都城東的多寶寺。這也是一座成都名寺,由晉朝寶掌禪師興建,多寶寺位於城外僻靜的地方,而玄奘和長捷都是潛心向學的人,兩兄弟分別居住更有利於各自修行,這也比較符合研究學問的實際,這是其一。
多寶寺當時聚集高僧很多,其中有一個高僧道因法師年長玄奘十五歲,同樣是玄奘的河南家鄉人,俗姓侯。多年以後玄奘從天竺取經歸來,道因法師還被請到長安與玄奘一起翻譯經書,兩人交情極好。另據《大宋高僧傳》,玄奘請教學習的寶暹、道基兩位法師當時也都在多寶寺。這是第二點。
再次,多寶寺位於成都城郊外,當時要出城十多裏。更重要的一點證據是,多寶寺在成都城內另設有戒律院,正好與大慈寺毗鄰,玄奘正式受戒剃度就是當時多寶寺設在城內的戒律院。只不過唐朝中期以後大慈寺因得到玄宗李隆基下旨擴建而出名,吞併了城中原來的多寶寺戒律院地盤,演變為大慈寺的東律院和西律院(東律院原屬多寶寺的位置應該是大慈寺以東靠近府南河一邊),因此後人才會誤認為玄奘是在大慈寺受戒剃度,再後來就演變為玄奘一直就是在大慈寺修行,事實上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正因為成都的多寶寺當時有戒律院,各方高僧雲集,寺廟規模很大,所以具備傳授戒律的資質。而空慧寺雖然聲名遠播,但規模和受戒條件似乎還不夠。關於玄奘受戒剃度的推斷可見四川文史館馮修齊《玄奘在成都大慈寺受戒考論》(《西華大學學報》2009年4月)。另外明代曹學佺所著《蜀中名勝記》也記載,唐高宗儀鳳年間(676-679),空慧寺獲得敕建佛塔,當時在該寺獲得受戒者才700人,這時已經距離玄奘受戒有55年之久。雖然缺乏更多具體證明空慧寺受戒資質的資料,但推測空慧寺在唐朝初年應該還不具備剃度條件。
綜合來說,玄奘當年在成都多寶寺修行五年並受戒剃度的可能性更大,也能與大慈寺的流傳演變聯繫起來,應該是符合歷史實際的。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知史 #中國歷史 #玄奘 #唐三藏 #大慈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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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導師.十方典範
[如悟長老]
一、導師了無牽掛的走了
當代佛學泰斗、法門巨匠印順導師走了,走得並不突然,印老是在六月四日上午十時零七分,於花蓮慈濟醫院示寂,在醫院療治頗久一段時間,終因心臟衰竭示寂人間,離開我們走了,走得十分安詳,無牽無掛的樣子。
雖然,我們見面機會不多,尤其在我學成之後,一直忙碌於僧教育以及圓光寺寺務,殊少時間拜候他老人家,向其請益。但總是深深記得每次會面接觸到他老炯炯有神的雙眼,其眼中透露的眼神,總是那麼樣的慈祥,慈祥中有著關懷、安撫、惺惺相惜的神情,彼此没有多說什麼,也不便多說什麼。然未想到,就在聽到他老離開的那一剎那,從來没有想過,自己竟對這樣慈祥的老人,內心產生一股彷彿戀人般,依依不捨之情,孺慕之心可以想見。然而,從此時此刻起,我再也見不到印老那張清癯、睿智、祥和的臉了,那副平和卻又滲著無比關懷的眼神了!
二、一生不為己 只為利他
印老──我最崇敬的導師,屬所謂「學問僧」之列──即是深入經藏、智慧如海、廣學多聞、著書立述、論辯外道,教育人才之經師、論師或律師,如古之龍樹、無著、世親、智者、羅什、玄奘、宗喀巴等歷代祖師及民國以來的太虛與印老。
印老著作等身,撰書四十多冊,凡七百多萬字,早期結集的《妙雲集》二十四冊,無人不知,啟發信眾無數,窮其一生讀書寫作,嘉惠後人,這樣的精神有幾人能及?他老肉身不在了,然他留給世間,留給我人眾多著作文字,無形資產卻是無窮,對我人的啟發和關愛亦是無盡。我們應該好好學習他,效法老人家治學著作之精神,一生不為己祇為利他的磊落胸懷!我們更應該努力增上,學習老人家高超卓越,為教為人,無私的思想、遠大的思想、崇高的思想!
走過近代中國苦難的印老,一九七三年以《中國禪宗史》,獲日本大正大學文學博士,成為中國第一位博士比丘。學者邱敏捷形容得好:「不以創建大型佛教事業,而以大量思想著作流傳在佛教僧俗之間的佛學泰斗……在佛學的建樹上,如果把印順的著作抽掉,當代中國佛教的文化資產將所剩無幾。」由這幾句話,可以想見印老對近代中國佛教文化思想之貢獻,也是印老對當代佛學思想衝擊,正向於權威挑戰,正以批判精神開闢出適應時代所需求的新路線。
三、是闢邪顯正的開路先鋒
從當年編《海潮音》起,他與演培、仁俊、續明等人,一直以犀利無比的筆觸,向保守、向傳統、向腐朽、向不義、向一切外道邪說宣戰,時時作毫不留情、毫不手軟的攻擊、申斥、反駁,是那樣的英勇,印老的姿勢,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慨,稱其為法將,誰說不宜?從而「闢邪顯正」就成為他老生命中的大事。他老是三論宗的大師,而三論宗主要任務就是「闢邪顯正」。他老的生命標幟,可說一生只為宣揚「正見」和「正思」的人間,給予莘莘學子以及有緣眾生。
印老與生俱來就有一顆無比清明的清淨心,平生整個心血都灌注在佛法上,這一點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學佛法,首要當具清淨心,一開始須果決地抛開所有無謂的妄想,一心熱切、精誠地去讚研,其餘則不暇多顧。如此一心一意,知見純正,當他祇不過三十多歲青壯時代,便全盤掌握整個印度及中國佛教的思想體系,所觀所行在在自然清徹,洗練出佛法的純淨面目,理會出佛法的真正源頭,見一般人所不能見,信一般人所不能信。深深了解到「法」,是釋迦佛所徹悟的圓滿真理(迥然不同於世間真理)。倘若能把世間、出世間的實相開顯得極其明晰,便能使眾生從有漏的黑暗無助,走向無漏的光明希望。其次「律」乃是透過正法的體察、諦審、印決,而作為建立僧團最完善的種種規則與制度,因淨律的殊勝作用是在「為令正法得久住故」。
印老一生重法、守律,公正不阿,不喜歡作一般世俗應酬,往來修行以外的事情,也不願接受外來的過份供養,更不肯作一絲絲、一毫毫浪費、奢華、不著邊際的作為。日常餐飲(後來因病平時多以飲汁一類甚為軟體之食為主)向來但求清淡、不求享受,名符其實不過是「療飢」而已,身上所穿著生活用品,都不過是一些最便宜的實用貨,在別人看來那樣的生活,實在已經到了清苦的地步;但他從不以為苦,因為他的生活重心是在「法食」。讀到好的經書刊物,寫出自覺滿意娛己益人的作品,內心即充滿著「法悅」,彷彿已享用過一頓世上最美好的飲食,「法食」既足,自然忘了疲累或任何不快,精神自然飽滿。好比世儒,顏回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也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這豈不也是印老的生活寫照嗎!
印老的生活清淡,崇尚自然,返璞歸真,如此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但他老不奢不侈、不驕不傲、不卑不亢、心性超逸、一塵不染,其高潔的品格,正足以證明是個生活最平凡不過的僧人,但也可說是平凡中之不平凡者啊!因為他老高尚的品性、瀟灑的氣質、廉潔的操守,加上謙和的待人,世上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四、遭寃屈卻逆來順受
《佛法概論》是印老的傑著,一九六五年,他應文化學院之聘,教授《佛學概論》、《般若學》,是我國第一位在大學任教的比丘。然而,世事難料,所謂「譽之所在,謗亦隨之。」當初印老由港來台,被聘為台北首剎善導寺住持,在黨國元老李子寛支持下,出席東京所召開「第二屆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於無形中卻開罪了他人,又因所著《淨土新論》及「大乘非佛說」的觀點,一時不見容於「傳統」僧侶(以大陸來台緇素為核心)。加上印老出席世佛會,被分派與日本留學之圓明法師為同一組,圓明認同印老的學養及見解,其後他在日本隔海批判大乘佛教,幾乎是以一人之力與所有大陸來台的長老緇素論戰,繼而引起島內留日台籍僧眾與大陸籍緇素間的相互攻擊,印老當然被牽涉其中,以致自身深陷險境而未察覺。當時台灣「白色恐怖」盛行,有因對教義爭辯不過,遂密告某人的思想有問題,這是極狠的招數之一,祇要查有「隱藏共產黨毒素」,將可毀滅一個人的聲譽乃至性命,為此不幸發生了《佛法概論》事件,印老被無端冠上莫須有的罪名。所幸李子寬出面折衝,印老不得不及時修改該書「不妥」之部份除罪,才使得一場禍災消彌於無形啊!
茲將《佛法概論》一書被指為「隱藏共產毒素」的部分(原書出版於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附錄於下:「傳說的北拘羅洲,是極福樂的世界。北拘羅洲的平等、自由,有點類似世界起初的人類社會。將此世界融入佛教的真理與自由,智慧與慈悲,即為淨土的內容。我們這個世界,經過多少荒亂,彌勒降生時,才實現為淨土。佛教淨土的真精神,如果說在西方極樂國,在兜率天內院,不如說重在這個世界的將來。拘羅洲的特質没有家庭──没有男女間的互相佔有,没有經濟上的私有。衣服、飲食、住處、舟車、浴池、莊嚴具,一切是公共的,儘可適量的隨意受用。大家都無我我所,無守護者,真的做到私有經濟廢除。男女間,除了近親而外,自由交合,自由離散,所生的子女,屬於公共。拘羅洲的經濟情況,男女關係,家庭本位的倫理學者,或者會大聲疾呼,斥為道德淪亡,類似於無父無母的禽獸。然而佛法說:這是無我我所的實踐者,是「能行十善業」者,是真能做到不殺、不盜、不邪淫、不妄語者,比家庭本位的道德──五戒,要高尚的多。拘羅洲的人,沒有膚色,種族優劣的差別,人類是一樣的平等。由於體健進步,人間再沒有夭壽的,壽終而死,也没有憂愁啼哭。這個世界,非常的莊嚴,非常的清淨,像一所大公園。土地肥沃,道路平坦,氣候冷暖適中,到處是妙香、音樂、光明。人類生活於這樣的世界,何等的幸福!這樣的世界,為無數世界中的現實存在者。原始佛教仰望中的世界,即是這樣的世界,而又充滿佛陀真理與自由,智慧與慈悲,這即是這個世界的將來。」這只是印老傳達佛教人間祥和、利樂的世界理念,未料其中卻暗藏了可怕的災禍。
五、胸懷磊落如如不動
平常人受到非議,大都立刻惱羞成怒,況受到嚴重的誣謗甚至陷害,一定雷霆大怒、六神無主、心思報復。印老卻冷靜以對,忍受委屈,甚至露出不以為意的態度,誠然是「八風吹不動」,這又是何等高超的修養!「忍得一時氣,可消百日災。」這一向是他老鎮定的思惟。
《法句經》說:「單單受人非議而無人褒獎,或者單單被褒奬而無人非議,過去未曾有,未來不會有,現在也没有,從古至今,這樣的情況不會有所改變。沉默受非難,多言受非難,少開口也受非難,社會上没有不受非難的人。」出家人自然也不例外,連人格聖潔超然的釋迦牟尼在世時,都曾受到各種非難和誹謗而無可奈何。
其實人大可不必為了想受人讚揚,或者為避免非議,刻意做到八面玲瓏、面面俱到,一旦如此,你必然會因而瞻前顧後,畏首畏尾,無法放手去做自己想做、該做的事,又如何能成大器?
總之,無論有人非議或是褒奬,能夠不受外在毀譽褒貶的影響,堅定信心默默完成自己該做的事,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才是全心全意學佛的應有修為。這種修為印老切切實實做到了,正如《法句經》所說:「心若一塊大石磐,不會被風所吹動,不論面對讚美或毀謗,亦毫不為所動。」對任何事物都能看得清、看得透,心如磐石,如如不動,這就是印老的寫照。他了然於人生的矛盾,看穿事物本性。由於他已然站在至高點,彷彿登上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埃弗勒斯峯,當站在那至高頂峯時,整片喜馬拉雅山脈都是敞開的,不只能看到自己走過的途徑,同時也能看到全山所有途徑。所有可以通往頂端的路,甚至可以看到與自己背道而馳的人,他們也正在跋涉、行進著,朝著頂峯前進。現在你看得到世間所有事物,乃因為這個高度的視野是全面性的,因此所有的分別都消失了,所有的哲學也都不見了,所有的認同與不認同也都變得毫無意義,因為,在全面的視野完整中,早已獲得了解脫。站在至高的頂點上,印老的視野無限寬廣,因此他的心胸也相對無盡的寬闊,能諦聽所有不同的聲音,能容忍四方八面衝著他而來的敵意,能大方的接受各種不同的意見。因為他的心,開朗、坦然、如如不動。
六、巨著《印度佛教思想史》
印老以其正大深廣而純淨的佛法思想力作,也是一代巨著《印度佛教思想史》,學佛著皆宜一讀。印老在該書自序中說:「我對印度佛教的論究,想理解佛法與方便法,而縮短佛法與現實佛教間的距離。」原來他把「佛法」與「佛教」分開來看,世尊所體證的「正法」即「佛法」。「佛教」呢?是經過時空、人事、地域等等發展,演化出的種種複雜現象。然而演化則是一般人類思想和業行的自然傾向,如果缺乏高尚的正見與淨思作引導指向,演化歷程中就必然每下愈況。從佛教現象每下愈況的演化,深察而遍知來龍去脈,則非具正知卓見者莫辦。
印老從平日精勤不懈奮發中正聞、深思、淨修,更本著夙世修來深厚的善根,積藏了無量無盡的智力、慧光,更以史的眼光來看印度佛教思想的發展與演化,完成了他畢生巨著《印度佛教思想史》,這在中國佛教界可說是創舉,前無先例。他老對印度佛教思想的勝解、深入,可說「全方位」的貫徹,從而將一切佛法精微的法源義脈全盤托出。不但如此,也將不了義的法義作適切的批判,另一方面對那些邪僻、荒誕、穢惡的若干劣行,也一一嚴斥痛呵、毫不留情。
他的的確確把緣起幻有,真實與性空,等觀等學。有為的緣起事相,廣泛複雜,普遍無所不在。他見地正確豁明,說得十分透闢,寫得尤其深入。書中將各種論題,正負兩面,敍列擇別,周詳公正,取捨得不存絲毫愛惡情見,真可說做到史家正直不阿、安危不見的特性。
閱讀《印度佛教思想史》,了解到印度佛法之所以興亡,應從佛法興起的源頭注心領會,體悟奉持,從佛教的衰滅末途,誓志振興,振臂奮起,搶救佛教,光大佛教,亡羊補牢,猶為未晚。
七、提倡「人間佛教」是高僧也是凡人
儘管品學超人一等,印老從不自滿,他認為自己不過是個凡人,在他眼中世間没有神,他老弘法七十餘年,没有自己的僧團,不受宗派佛學束縛,為理解教理,對佛法思想起一點澄清作用,而孜孜不倦地寫作、講述,無論是內修外弘,為的是希望掘發正信之佛法,並希望以正信的佛法在混濁惡世中作大清流,德化人心。印老畢生提倡「人間佛教」理念,有人認為他師承太虛大師之「人生佛教」,不過「人生」與「人間」仍有差異,前者輕鬼但仍重神,而印老則不談鬼也不談神。
原來印老在抗戰時期於四川,有一天讀到《增一阿含經》云:「諸佛皆出人間,終不在天上成佛。」當下確立他一生佛理哲學的核心。由於《阿含經》屬小乘經典,或者也為此讓他早年研究著述,和當時大乘為主流的佛教界格格不入,由是輒起爭議。不過面對爭議和風波,他始終逆來順受,表現出良好的風度。他總說因緣,種因得果,有些苦是得吃的。
回顧一生,印老曾形容自己:「如水面上的一片落葉,忽而停滯,又忽而團團轉,不論激流如何阻擋,仍是向前流去。為什麼這樣?不但落葉不明白,像落葉那樣的我,也不明白。事後才發現,自己的一切,都在無限複雜的因緣中推移。」在印老眼中,世間、生命,一切都不過就是因緣罷了,只有緣起,没有結束。
我們知道在學界,印老雖然低調,但没有人敢忽略他的學術地位;在教界,他在獨善其身及庸俗化的兩極之中不著二邊,而行中道,並為大眾點出「人間佛教」的方向。欣意要做一個平凡的人,不貢高我慢、不故弄玄虛、不虛偽矯飾、不忸怩作態,一切祇是自自然然、大大方方,實事求是,一步一步踏實地在苦難人間,為苦難眾生服務。他老始終認為這麼做是對的,這才是菩薩道。而他也很明確地從經典中印證,佛陀就是這樣而成佛矣!
印證佛陀真理,果決地選擇自己的人生道路,自利利他。他老是一代高僧,但也是凡人!不念經懺,不處山林,為現世,為時人。他老的思想,他老的理念,隨著時代的變遷,時間的挪逝,卻不知不覺在人間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成為台灣佛教界的主流共識。智者永不寂寞,睿智英明智慧似海的印老,一生堅持佛教人間化的佛陀本懷。他老擇善固執,文以載道。他老說過:「余學尚自由,不強人以從己。」不會因為自己智慧高,而強拉別人跟從,他老容弟子們隨各人不同心性去發展。數不盡的智慧寶藏──著作論述,幾乎全是為了提倡「人間佛教」而大聲疾呼。他老早年至為孤獨,甚至落寞,他老不在意。固然環境使之鬱鬱不得志,但不氣餒,有時獨排眾議,力不從心,但不喪志,受盡病魔恣意的摧殘痛苦不堪,但不低頭不悲觀,這就是人間的印老,教界的瑰寶,同時也是十方的典範!我們深深感佩到印老儘管早年孤獨,但在晚年則是「此德不孤,而譽滿天下」。
八、隨順眾生而慈悲度眾
印老隨順眾生,隨緣度眾的精神,可以看出他老的慈悲,慈悲不講求外表,主要發自內心。當年證嚴法師在俗為妙齡女子時,自行落髮,求受大戒不遂,前往購買《太虛大師全集》的因緣,透過印海法師拜見印老並說明來意,她要求皈依印老座下。印老一方面悲心特重為隨順眾生,一方面亦是獨具慧眼,二話不說應允下來,當下收之為徒,賜法名證嚴,又賜「為佛教、為眾生」六字箴言。不料證嚴法師深受印老的德召感化,努力興辦慈濟事業,且事業組織愈做愈大,利益全球苦難眾生,功德真是難以言喻。證嚴法師對印老的教導奉行不渝,在這滾滾紅塵中將「人間佛教」利益眾生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從這段佛門佳話,足以證明從來大菩薩(學佛趣求菩提、實踐菩薩精神者),都是胸懷隨順眾生、隨緣度眾,有求必應的悲心度量!
印老向來就是隨緣度眾,悲心無己的大心菩薩。他老是慈濟的導師!他老是十方的導師!他老更是僧伽教育的導師呀!
九、期盼早一點乘願再來
印老創立的福嚴精舍,從民國四十二年落成至今已超過半世紀,與台北慧日講堂相輔相成,呈現十足「內修」、「外弘」兼備的格局。當時續明法師主持靈隱佛學院的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九年春,接掌了福嚴精舍的住持。以後靈隱學院三年期滿,經過與印老、演培法師商討之後,以靈隱佛學院的畢業生為對象,成立中級性質的僧教育機構,定名為「福嚴學舍」,由續明法師任舍長。福嚴學舍是在一九六一年三月開學,修學期限三年,受學人數常保持在十八人左右。一九六四年學舍學僧畢業後,續明法師卸任精舍住持,應聘出國遊化。繼任的演培法師又經常在海外弘法,由常覺法師代理實務後,又將學舍恢復為精舍,僧教育也暫時停辦。直到一九六九年十月六日,第一屆福嚴佛學院正式開學,以「太虛佛學院」四十名學僧為班底,又另招收新生十名。然而,卻又僅辦了二年,便再度停辦,直到福嚴佛學院第二屆再續辦時,已是六年後的事了。
僧教育,特重在僧伽本份、知能與發心的教導和涵養。一旦養成高尚氣質、優良品學的僧伽人才,擔負起繼往開來、承先啟後的重責大任,佛教未來的遠景才能燦爛光明。反過來說,僧人受教程度若不高,素質不良,僧教育有所缺失,養成優質的僧才太少,佛教的前途在在堪虞。印老明白看準了這一點,他不斷期望佛教有所改革的同時,更加重視培植僧才興學護教,當初創立福嚴精舍的用意即在於此。福嚴精舍從初時創立到現在,一直是佛教徒心目中培養僧伽的搖籃。
印老圓寂了,其門人依照遺囑,將其法體自花蓮移靈至福嚴佛學院。六月六日下午四時在福嚴精舍舉行「印順導師圓寂迎靈接駕大典」,海內外印老的信眾弟子僧俗八百多人參加,諸山長老雲集,我懷著又崇敬,又悲痛的心情參與大典。一想到印老生前一向重視僧教育,其辦學的熱誠與艱辛過程,不是簡單筆墨可形容。更何況我當年也曾受教於福嚴學舍,法乳深恩,頂戴難忘!回想過去,想說、想寫、想敍述的事太多太多了,然而卻不得不停筆!我心不禁悲戚起來,說不出的惆悵,心想您老百歳嵩壽,現在走了,帶走您一身的病痛。您老是一生雲淡風輕,了無牽掛,灑脫而去,我們也該以歡喜心情送別人間;但平凡鈍智之我,對您老孺慕實深,內心竟是充滿著無限依賴不捨之情緒……我好難過,但只能强忍住眼眶中滾動的淚珠,不容它隨意掉下來。
印老,最崇敬的導師!您是點亮大眾心光的導師!您是十方學佛信眾的典範!您老說過:「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人間,為人間正覺之音而獻身。」您老是那麼的熱愛人間,關懷人間。所以,我相信您老不會讓大家痴痴的等待、苦苦的盼望──盼待您老再回人間,教導我們!指導我們!鼓勵我們!您老務請早一點乘願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