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ING ART PUBLIC，從雪梨的博物館聊起來】打包！

上一篇說到雪梨的旅行，有關博物館的部分是讓我印象深刻的。

好友VC曾經工作的〈新南威爾斯藝術博物館〉（Art Gallery of New South Wales，AGNSW）是最後一天必訪的地點，從bills餐廳一路步行，跟著google map幾乎快走到車道，看到拔地而起的巨型火柴棒意味著終於到達。入場免費的AGNSW絕對是澳洲重要的博物館之一，其建築外觀立面有古典的愛奧尼柱式，彷彿是間古老的博物館，但進入到館內會發現呈現出一個與外觀截然不同的新穎又當代的空間。

博物館成立於1874年，原本是以展示繪畫與雕塑為主的傳統博物館，後來加入了原住民文化、包括日本與中國的亞洲藝術，並且還有當代藝術。在四層空間裡豐富多元，從地面層以澳洲藝術、原住民與托利斯海峽島民藝術為主，往下層則是亞洲藝術廳，地下二樓又是另種氛圍的當代藝術，寬敞的展覽空間且在展廳間也都有很好的窗景，逛起來舒服也過癮，包括CAFÉ與商店都值得流連。

即將邁入150週年的博物館將在原館址的右邊腹地有個大型的「Sydney Modern Project」預要計在2022年完成，這是由SANAA設計的大型建案，將讓博物館轉型為博物館園區，提供更多面向的展示與空間體驗，受到很大的關注也令人期待。

回到入口的愛奧尼柱間，懸掛的海報是藝術家夫妻檔Christo and Jeanne-Claude曾在雪梨Little Bay以「包裹」來創作的地景藝術《被包捆的海岸》（Wrapped Coast，1968-1969年）。海報上寫著「MAKING ART PUBLIC」，意味著藝術要讓全民共享，而當時的這件作品也是「Aesop雪梨概念店」開幕時一個重要概念與致敬對象，同樣有著對環境的關注，對環保的倡議。

雖然說藝術家在2020年過世了，但他的心願：「將巴黎凱旋門包裹起來」（L’ARC DE TRIOMPHE, WRAPPED）也即將在明天（9/18）開始展出至10/3，作品使用了可回收的布料包覆，且以不接受贊助而以出售作品的費用來支付創作（Respect!）。
人在巴黎的朋友Viki捎來了這張照片，讓我想起了兩年前的中秋雪梨記憶。也祝大家中秋快樂，假期平安。

譚新強：Galileo的教誨：人類非宇宙中心點
文章日期：2021年5月21日

【明報專訊】人類非常自以為是，一切以自己為中心的動物。自古以來，不止大部分人都以為大地是平或者是方的，他們更以為天上的星星、月亮和太陽，都是圍繞着我們而運轉的。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以望遠鏡觀察得來科學證據，支持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太陽中心論，他就被教廷批鬥和逼害了20多年之久。

即使現代人也有同樣自以為是的主觀願望。不少人偏見地以為近數十的所謂新發明，例如互聯網、手機、AI、機械人和加密貨幣等，都必然是人類史上最偉大和最重要發明。更有不少人甚至相信所謂加速回報定律（Law of Accelerating Returns），認為重要科技發明的速度不斷提升，很快就將達到人網合一的所謂「奇點」（Singularity）！

客觀點來看，這些科技發展雖重要，尤其互聯網和手機，令到日常生活更方便和豐富，但怎可能比火、蒸氣機、電力、電話、汽車和飛機等更重要？有人曾問過李光耀，什麼是偉大發明？他的答案是對新加坡而言，最重要的發明是空調！他認為在熱帶地區，如沒有空調，工作效率非常低，經濟發展必更困難。你可能以為李光耀此言是開玩笑，小小一台冷氣機，怎可能那麼偉大？但事實擺在眼前，新加坡是熱帶國家中，極少數（差不多唯一）能達到發達國家水平的國家之一，成功原素當然不止空調這麼簡單，但他立國不久即決定盡快在所有政府辦公室裝置空調，肯定對提升政府效率有極大幫助。

近20年科技無助提升生產效率
若以生產效率的趨勢來判斷近20年科技發展的成效和重要性，不幸客觀結論就必然是頗為失望，甚至驚訝。因為不論美國或中國，過去20年的勞動生產率（labour productivity）增長都不斷放緩（見圖1及圖2），就如數以萬億美元計的IT投資，每人手中一台超級電腦，都提升不了我們的生產效率。更不需遑論AI結合機械人，再加5G，所有工廠都應變得更自動化，需要的工人極少，理論上人均生產效率必定急速提升。

這麼多「超偉大」發明，怎去解釋生產效率增長率不加速反放緩的重大謎團？我認為可探討3個可能性。

（1）從1970年代開始，個人電腦（PC）開始崛起和普及，企業投入大量資源，期望生產力效率大幅提升。但長近20年的投資期，效果一直是失望的，在互聯網普及前，大部分電腦幾乎可算是獨立的，主要用途只包括文書處理（word processing）、電子試算表（spreadsheet）和簡單資料庫（database）等，即使有通訊功能，也只限於速度極慢、撥號連線的modem。在這個單打獨鬥的環境下，大部分PC亦是一台昂貴的高級打字機，對生產力提升當然有限。後來隨着互聯網崛起、寬頻普及，企業開始看得到大量投資IT的回報。當然互聯網的發展，提供了創立大量新企業的機會（但即使如此，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的生產力增長也一直放緩）。

同一道理，過去30年的新科技發展，將有重新提升生產力效率的一天，可能只是時辰未到。我贊同有此可能性，但到底現代科技，缺乏什麼催化劑，防止它們完全體現潛能？我也沒有準確答案，部分可能是投放的量未足夠，例如5G，大家一直期待網絡速度馬上提升10倍以上至Gbps級別，但事實上在美國和中國的用戶體驗極差，平均速度提升50%不到，某些情况和地區，甚至比4G更慢，亦較受障礙物如牆壁阻礙接收。應用方面更缺乏「killer apps」，據說在中國的流行5G App是Speedtest，就是用來測試通訊速度！現時平均每個基站服務約7000用户，當然寄望繼續增加密度，到了某個水平，希望能較成功體現5G功能。除此，高頻率的mmWave網絡仍在起步階段，高頻率才可真正大幅提升速度，但不幸物理上，mmWave穿透力更差，要實現IoT夢想，實時遙控高速機器，進行精細手術和應用於交通系統等，仍面對極大挑戰。

（2）人均生產效率增長放緩，有可能是定義和數據準確度的問題。會否是不可以金錢來量度近代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所有好處，除經濟增長外，亦有助改善人類健康、延長壽命，以及提升快樂感？有可能，事實上在過去200多年，全球人類壽命的確上升很多，從不到30歲升至現在的70多歲；但大部分應該是公共衛生的改善，尤其自來水的普及，農業進步導致營養改良，以及接生技術和環境改善，大幅減低嬰兒夭折率等，而非來自先進癌症治療法或基因工程技術。當然，近年英美的平均壽命更出現下跌趨勢。快樂的定義更抽象，跟科技發展更沒有一個必然關係，去多幾次日本就一定開心啲？著名人類學家Steven Pinker認為，原始的hunter-gatherers，以狩獵為生，不用花太多時間工作和計劃生活，平均快樂度反而比生活較穩定和富庶的農業社會高很多。原因是農業需要長達一年的工作計劃、播種、灌溉、收割和儲糧等等，全年忙碌，亦需全年憂慮天氣和瘟疫等。現代人更惨，不止需要計劃一年，未上幼稚園，已需要開始計劃人生，每年每月每日都有無窮無盡的所謂工作、責任和煩惱。

有人企圖解釋，可能分母也有問題。人均生產力增長減速，或者是因為現代經濟高度自動化，需要工作的人愈來愈少，即是失業，underemployment和不需工作的人愈來愈多，所以人均生產效率就被拉低了。這個解釋有兩個問題，首先在這次COVID大流行前，以美國為例，失業率跌至3.5%的50年新低，何來工作人數在減少？近月隨着美國疫情減退，失業率又再急速下降，所以此論點不成立。

有人指出，雖然表面失業率低，但有不少人不再尋找長工，只做點「零工」（gig），或只領救濟，所以人均生產效率被拉低。我沒有深入研究過，但我懷疑近年underemployment的情况，是否真的比以前嚴重。我的印象是從前較以農業為重的社會，鄉下的「閒人」更多，城市化才是提升人均生產力的最重要元素。

總括來說，我承認經濟數據未必能夠完全反映科技進步對人類的影響，但仍不可以此為解釋生產效率增長放緩的藉口。

人類發展漸近兩科學極限
（3）我認為最重要的解釋是人類發展已逐漸走近兩個科學上的極限。第一個是地球資源所能提供的可延續發展極限。人類發展，從古至今，尤其從工業革命開始，都可說是建築在耗用地球資源身上，尤其倚賴化石能源，最初是最髒的煤炭，後來是更好用但更有限的石油，再加上較清潔但難儲存運輸的天然氣。近年我們當然開始發現化石能源的碳排放，帶來嚴重氣候變化問題，如不能在極有限時間內解決，足可導致一次全球大規模動植物滅絕災難！

樂觀來看，這個危機當然也提供很多發展再生能源、電動車輛（electric vehicle, EV）、儲能、碳捕獲（carbon capture），以至「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技術的機會。但不能否認的是地球本身是個充滿有機化學（organic chemistry）的環境，最方便的能源必然是與炭相關的，石油的能源密度是任何電池技術的20倍以上。按《巴黎氣候協議》的計劃，人類必須在2050年前達到碳中和，談何容易？去年因疫情，全球碳排放確下降了約6.5%，接近但仍不到每年遞減7%的目標，今年美、中等經濟重開，有可能達標嗎？

另一個更根本的是物理的極限。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突破，毫無疑問是二十世紀初，愛恩斯坦的狹義和廣義相對論，和稍後由玻爾（Niels Bohr）、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和薛丁格（Erwin Schrodinger）等人所發展的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兩套理論非常偉大，亦有極大實用性，核能和核武正是它們的結合，是禍是福，見仁見智。但不幸過去60年，理論物理已可說碰到了堅硬牆壁，相對論與量子力學有非常根本性，甚至哲學性矛盾，聰明如愛恩斯坦，窮人生最後30年努力，也無法解決此問題。後人想出很多充滿創意的理論，例如超弦理論（Superstring Theory），但全都是紙上談兵，毫無實驗證明，所以於事無補。

物理極限對應用科技和經濟發展有很大影響。整個IT革命都是由半導體技術進步所推進。最有名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雖並非一條真正永恒不變的物理定律，但在過去50年，一直是芯片發展的一個指標。事實是每一代的芯片發展，雖仍在進步，但速度早已放緩，最初摩爾定律預期每9至I2個月，芯片密度即可翻一倍，近年已放緩至兩年以上。強如過去的老大英特爾（Intel），已停滯於14nm兩年以上，只有台積電和三星能繼續推前，能成功生產7nm芯片。即使台積電等能如期做到2nm，無疑必將接近物理極限，再縮小必將帶出各種量子世界的奇怪現象如「穿隧效應」（tunneling effect），極難控制芯片性能。

在應用層面上，影響也必極大。單是AI無人駕駛，已是個極重要的科技夢想，亦是Tesla股價的一個重要支柱。馬斯克（Elon Musk）教主是個頂級銷售員，他一直不斷告訴「信徒」無人駕駛是個相對簡單的ANI（Artificial Narrow Intelligence）應用，只需GPU或ASIC夠快，加上視覺數據，必可在短期內成功。按馬斯克的說法，年輕一代不需要學駕駛汽車，法律甚至將禁止人類開車，所有汽車變成AI無人駕駛的EV。

無人駕駛為極複雜AI難題
事實上，無人駕駛是個極複雜的AI難題，最近連馬斯克開始承認困難比原先想像中高很多。不止Tesla，大部分其他公司都碰到同樣問題，不少甚至已放棄。Uber和Lyft都計劃出售無人駕駛部門，Alphabet的Waymo，近日CEO和CFO等多位高層相繼辭職。德國各大汽車廠近日都推出質量非常不錯的EV，但並無太多AI功能。

我一向認為無人駕駛沒那麼簡單，應屬於AGI（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問題，即需要所謂common sense。人腦當然遠比電腦慢，但複雜度遠比芯片高，人腦neurons（神經元）數量超過1000億，synapses（突觸）數量更超過125萬億，更加是三維物體，連形狀和組織都對人腦的思考、性格和整個意識（conciousness）非常關鍵，遠比現時最先進二維為主，7nm GPU的540億原子粒多和複雜。即使未來用到2nm技術，能做出人類common sense的機會仍很低。不少AI專家認為，AGI需要whole brain simulation，或甚至不可以矽為基礎原料，改以用所謂wet ware，不知是否想以基因工程技術，在試管中培植出一個以碳為基礎原料的有機AI系統？聽起來，比Frankenstein（科學怪人）更恐怖！

我沒有答案，只想提醒大家不要過度自以為是，人類始終是渺小的，我們對宇宙的認知非常有限！

（中環資產擁有Tesla、Uber、Alphabet、台積電及三星財務權益）

中環資產投資行政總裁
[譚新強 中環新譚]

https://www.mpfinance.com/fin/columnist3.php?col=1463481132098

讀完, 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身價最高的華人畫家常玉，最終走的時候只是一塊水泥板，板上寫著編號，因為他連自己的墓也買不起。
文/李舒 /《山河小歲月》

在巴黎的某一天，我刻意起了個大早。

橫穿這座城市，四十分鐘之後，我到達了北郊。剛從地鐵出來，便感受這裡的蕭條。迎面走來的每個人都行色匆匆，臉上充滿倦怠和緊張。

經過兩個溫州人開的超市，躲過一個黑人，他迎面朝我走來，似乎想和我說點什麼，我嚇得掉頭走掉。我一度懷疑自己是不是走錯了，直到看到那個做墓碑的工匠，我才確定，今天的目的地應該不遠了——

Pantin公墓。

我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公墓，許多墳連名字也沒有。

這裡有許多都是租用墓地，租約期滿，遺骸就會被挪去另一個公用墓穴之中。

編號1296 TR 1966的墓穴主人，就曾經面臨過這樣的危險。

1966年，是常玉去世的年份。下葬時，沒有一個親人。付錢的是一個叫Jean Toan的越南人，他是法中社區服務協會的會員，和死者沒什麼交情，他付了三十二年的租金。

三十二年，1998年8月20日到期。

1997年，距離租約到期還有一年。一年之後，那墳冢中的亡魂，將要再次被打攪，他的遺骸要被送去別處——也許徹底湮滅，沒有人知道。

而這時，死者在大洋彼岸的朋友，正四處尋找他的墓地。

這位朋友便是赫赫有名的攝影師羅伯特·弗蘭克（Robert Frank）。他寫了一本叫《美國人》的書，被稱為現代攝影的「聖經」。

弗蘭克多方打聽，終於找到了Pantin墓園，他為墓地續費，並出錢雇人修葺已經荒廢坍塌的墳地——那其實稱不上是墳地，因為只有一塊編號為TR/1296/1966的水泥板。

如果沒有弗蘭克，那常玉也許只有這個編號，可以作為證明他曾經存在於世的痕跡。

我站在這墓碑前，距離弗蘭克修復這塊墓碑，又過去了19年，光陰荏苒。

終於這一次，他恢復了自己的名字——中文和法文都有。

他的名字叫「San Yu」，常玉。家鄉中國四川一個叫南充的小縣城，那𥚃的人們會把「常」念作「San」。

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個名字是一文不名的。他的畫作，在巴黎的市場里成捆出售，不過數百法郎。

1971年之前，我查到的台灣美術雜誌《雄獅美術》，席德進寫了寥寥數筆的常玉，評價還是「終生失敗的畫家」。他向常玉要了兩張素描，這時候，他肯定不會想到，常玉的畫作，在日後的拍賣市場上可以賣出1.28億人民幣的天價。

常玉的作品，初看是稚拙的，然而卻總讓我眼眶一熱，稚拙的背後，隱藏著畫家一顆最純淨的心，靜悄悄地在那裡。我愛他那雅致的設色，粉是不一樣的粉，藍也是不一樣的藍。

他愛畫女人，席德進的文章，揣測常玉是被女人和性毀掉的。我並不這麼認為，他更像是女人的密友，充滿真誠地贊頌著她們的美。只有徐志摩懂得常玉，《巴黎的麟爪》的文章，大約是常玉唯一一次袒露心聲：

「不錯，我真是窮，飯都吃不出，衣都穿不全，可是模特兒——我怎麼也省不了。這對人體美的欣賞在我已經成了一種生理的要求，必要的奢侈，不可擺脫的嗜好；我寧可少吃儉穿，省下幾個法郎來多雇幾個模特兒……美的分配在人體上是極神秘的一個現象，我不信有理想的全材……人體美也是這樣的，有的美在胸部，有的腰部，有的下部，有的頭髮，有的手，有的腳踝，那不可理解的骨胳，筋肉，肌理的會合，形成各不同的線條，色調的變化，皮面的漲度，毛管的分配，天然的姿態，不可制止的表情——也得你不怕麻煩細心體會發現去，上帝沒有這樣便宜你的事情，他決不給你一個具體的絕對美，如果有，我們所有藝術的努力就沒了意義……說起這藝術家審美的本能，我真要閉著眼感謝上帝——要不是它，豈不是所有人體的美，說窄一點，都變成了古長安道上歷代帝王的墓窟，全叫一層或幾層薄薄的衣服給埋沒了！」

他喜歡做四川菜，並且認為，中國菜餚之所以不能在世界嶄露頭角，是因為「外觀不夠美」。所以他做的中國飯，擺盤和造型都是藝術範兒的。他的法國朋友達昂吃過他的釀魚，還有豬腳湯，都大為贊嘆。他還建議常玉把自己的手繪菜譜寄給ELLE雜誌，常玉照辦了，然而石沈大海。

如今，在我們津津樂道於airbnb這樣的「分享經濟」時，他很早就和紐約的朋友約定，互相交換各自在巴黎和紐約的藝術工作室。

這位朋友，便是為他重新修復墓地的弗蘭克。

時間回到1948年。

24歲的羅伯特·弗蘭克已經在Harper’s Bazaar雜誌工作了差不多一年，他對為這份時尚雜誌拍攝時裝毫無興趣，於是決定辭職，打算去歐洲發展。

弗蘭克的目的地是巴黎。

他開始籌備自己的歐洲之行。芭莎雜誌的同事告訴他，有一個從巴黎來的叫常玉的藝術家準備到紐約尋找一個住所，可以和他交換工作室。他覺得這個想法很不錯。

這一年，常玉48歲。

常玉敲響了羅伯特·弗蘭克位於東11街53號的家門，兩位日後將會在各自的領域中載入史冊的藝術大家，就這樣成為了室友。

弗蘭克喜歡常玉，他驚訝的發現，這個中國畫家在生活中，其實很少談及藝術，他更願意談一種自己發明的運動——「乒乓網球」。這是常玉發明的一種結合乒乓球和網球特點的運動，其規則同網球，但是用一隻類似羽毛球的球拍來擊打比乒乓球稍大的球，球場面積要小於壁球場地，全場漆成紅色，以白線圍邊，在室內和室外進行皆可。弗蘭克曾描述過常玉在工作室內開闢「乒乓網球場」的情形：「首先常玉要求把房間所有的東西都搬空，接著他非常認真地乾了幾天，房間被漆上顏色，非常漂亮，可惜當時我忘記拍下來了。」常玉對這項運動真心熱愛，他四處推廣，雖然和他投稿給ELLE的菜譜一樣，失敗了。

弗蘭克和常玉在一起的時候，做飯是常玉的事，因為他喜歡烹飪。據說，有一次，常玉在哈林區花1.25美元買了一副豬腰和捲心菜、土豆一起煲湯，作為兩人的主食。這樣吃了幾天後，他們兩人的臉部和身體都起了水泡。「我意識到廉價的中國生活是危險的。」弗蘭克評論道。

最終，弗蘭克沒去成巴黎，但和常玉一起共用工作室的兩年，他真心欣賞常玉的作品，並傾盡全力幫助常玉出售這些作品。

弗蘭克曾經試圖說服自己的表哥，一個法國商人，買常玉的一幅小畫。法國人不想出錢，只想用一台小打印機交換。常玉當然拒絕了，他說：「我不需要一台打印機。」1950年，弗蘭克還曾為常玉在紐約曼哈頓區的巴撒朵畫廊（Passedoit Gallery）舉辦了一次個展，展出常玉從巴黎帶來的那29幅畫作。

然而這次展覽的作品，一幅也沒能賣出去。

二

弗蘭克覺得很內疚，然而對於這種現象，常玉早就習以為常。

他已經48歲了，幾乎經歷了人生可以經歷的所有的挫折。

1921年，風華正茂的常玉和徐悲鴻、林風眠等一同赴巴黎「勤工儉學」。「勤工儉學」四個字放在常玉身上有點不太合適，他和其他人不一樣，他有做絲綢生意的長兄常俊民——常家大哥經營著四川最大的絲廠，為他在巴黎的小資生活提供一切經濟支持。

常玉的生活被其他留學生所羨慕，他穿著講究，除了繪畫，還喜歡打網球。大家最常見到的常玉，是一個人坐在穹頂咖啡廳後面的位置，面前的咖啡杯已見底，他和每個人說的第一句話總是：「你們今天好嗎？」

他有錢，於是經常請大家吃地道的中國菜。錢花光了，他也從不窘迫，朋友們記得，他會帶著一抹奇特的微笑說：「我今晚有個約會，能去你家借瓶伏特加嗎？」

與徐悲鴻等進入國立巴黎美術學校接受正統美術訓練的中國畫家不同，常玉選擇了進入一家私人學院「大茅屋畫院」。無論什麼人，買了門票就能進入畫院參加速寫班，每天下午2點到5點，或坐或站，對著模特畫畫。第一小時慢寫一次，第二小時慢寫兩次，第三小時畫速寫，模特每五分鐘換一次姿勢。學院裡沒有老師，只有負責掐著時間號令模特換姿勢的班長。常玉在這裡非常出名，他用毛筆作畫，有時不畫模特，專畫周圍的人，並且無論男女老少，一概畫成裸體，所以大家一遇到他，就會圍上去。

那時的常玉，可謂春風得意。

常玉的作品，也最早進入了歐洲主流社會。

1929年，巴黎大收藏家H·P·侯謝注意到了常玉的作品，他在日記里誇獎常玉「真是了不起，而且才正在起步中」。侯謝是畢加索、杜尚等人的經紀人。侯謝的大量購買，使常玉的作品開始被法國畫壇注意及收藏，並多次參與秋季沙龍及獨立沙龍展，特別是在歐洲地位很高的法國杜勒里沙龍（Salon des Tuileries），常玉在巴黎有了不小的影響，他的名字亦開始登錄在《法國藝術家名人錄》之類的年鑒中。侯謝經常在他的日記中記他與常玉的社交活動，例如與西班牙裔藝術家貝德魯·潘納一起射飛鏢，在常玉的畫室吃中國菜等。

侯謝在1930年4月7日的日記中提到：「在常玉家中吃飯。他從材料的準備開始，精心烹調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中國菜餚，真是迷人。他出示了數件於塗滿色彩的畫布上刮出圖案的新作品，我買了兩小件。」

這時，無論是徐悲鴻，還是林風眠，都遠遠沒能達到常玉的程度。他看上去，將成為第一個進入巴黎主流藝術界的中國人，乃至亞洲人。

三

可惜，時間不能永遠停留在1929年。

1931年，是常玉一生的轉折。

這一年，他的妻子「馬姑」因為懷疑他出軌，而與他離婚。這當然是最後的一根羽毛，瑪素對常玉大手大腳花錢的態度早有不滿，他甚至曾把妻子母親留下的遺物首飾送去典當行。

也是這一年，他的大哥常俊民罹患肝病去世了。常玉回了一趟四川老家，根據大哥的遺囑，他分到了一筆錢。但回到巴黎，他似乎忘記了，這是最後一筆錢，於是很快，這筆錢被他花光了。

沒有了大哥，他以為侯謝會成為他的新支柱。然而沒有。

1932年，侯謝給他寫信說：「好像我們彼此都要多佔對方一點便宜。」

然後，兩個人結束了合作關係。

常玉不願意巴結那些畫商，也不願意為了客戶們的要求改變風格。日本人藤田嗣治雖然比常玉早來，畫的也是東方風格的裸女，他的作品一直被人視作不及常玉。然而，藤田在處理畫商的關係上很有一套，很快，他的作品開始流行了。而常玉依舊保持著一個藝術家的獨立個性，他曾經立下一個規定，來買畫的人，不准對創作風格指手畫腳，不准更改，畫前付錢，他甚至拒絕和畫商合作，聲稱「千萬不要上畫商的當」。

因為常玉的堅持，我們今天見到的常玉作品，是一以貫之的，從沒有一點一滴的媚俗，做他自己：

「我的生命中一無所有，我只是一個畫家。關於我的作品，我認為毋須賦予任何解釋，當觀賞我的作品時，應清楚瞭解我所要表達的……只是一個簡單的概念。」

四

1950年，常玉離開了紐約，返回巴黎。臨走時，他把那沒有賣掉的29幅畫都留給了弗蘭克，以答謝這位朋友的慷慨支持。

弗蘭克和他的友誼並沒有中斷，只要去巴黎，他都會去探望常玉。弗蘭克也介紹了一些朋友給常玉認識，這些朋友成了常玉晚年的摯交。

但常玉仍舊是孤獨的。

回到巴黎的常玉並沒有擺脫窮困，應該說，他已經習慣了窮困。他雇不起模特兒，於是剪下雜誌上模特兒的圖片，按照圖片中的姿態繪畫。他印不起名片，於是收集用過的地鐵車票，在票面上貼以小紙條，再寫上他的名字。

1966年夏天，常玉對好朋友達昂說：我開始畫一張畫。
達昂：是什麼樣的畫？
常玉：您將會看到！
達昂：那要等到幾時？
常玉：再過幾天之後……我先畫，然後再簡化它……再簡化它……

過了幾天，常玉邀請達昂去觀看，那是一隻極小的象，在一望無垠的沙漠中奔馳。他用手指點著這只動物對達昂介紹道：這就是我。達昂說，說完這句話，常玉笑了，那是中國人特有微笑。

這幅畫，叫做《奔跑的小象》，這是常玉最後一張畫作。

8月11日，常玉邀請幾位朋友來住處吃宵夜，照例還是常玉做飯。他用的是瓦斯爐，朋友離開之後，他沒有把爐子關好。

第二天早上，常玉曾經打工過的翠華樓老闆侯成庚去見常玉，敲門不應，又發現屋子里散髮著奇怪的氣味。公寓管理員打開房門，滿屋瓦斯味，而常玉已經躺在床上去世，胸口還橫放著一本書。

他一直戴著的那枚翡翠戒指，也不翼而飛了。

達昂的記事本里留下了常玉最後的地址：Ségur-67-11，沙坑街28號。我也去看了，一個標記也沒留下。

席德進介紹常玉的那篇文章，是重新發現常玉的開始。儘管，他對於常玉的評價並不高，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這樣一句話：

由徐悲鴻時代，經過趙無極時代跨越到了我們這一代，不知期間有過多少美麗的夢，美麗的愛情，這些都像巴黎的春天一樣悄悄逝去了。

……

1997年，距離常玉與弗蘭克的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去了整整半個世紀。在這一年，弗蘭克把常玉留給他的畫作在台灣拍賣，所得捐給耶魯大學成立了「安德烈·弗蘭克基金會—常玉獎學金基金」，用於每年資助兩名中國藝術青年在耶魯大學藝術學院學習。

想想年過七旬的弗蘭克終於找到了常玉的墓穴，站在那塊水泥板前，他的感想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