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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的學問怎不如福澤諭吉管用|知史百家
歷史春秋網
作者:程萬軍
晚清中國,在學問上聲望最高的官員,既不是科舉落榜生袁世凱,也不是一生沒留下一本像樣著述的李鴻章,而是準狀元郎、官至總督的清流領袖張之洞。
政見上,此人既不保守,也不激進。品性上,清廉自律。學問上,著述頗豐。在很多讀書人心目中,是官學雙豐、時代大師級人物。
就政治派別而言,張之洞總體屬於晚清洋務派,他主持的南方,搞洋務比李鴻章主持的北方早。其理論水平也高於李鴻章。以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大多干吏,理論不成體系,而洋務派中唯一像模像樣的文字東西,是張之洞作品《勸學篇》。
《勸學篇》主要寫了什麼?其中心思想可用書中一語概括——「中體西用」。何謂「中體西用」?張之洞在《勸學篇》闡述得比較清楚,即:在中國傳統政體政教不變的情況下,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實現強國。
具體說來,什麼是「中體」?那就是帝制儒教。堅持中國兩千年封建君主制,堅持傳統國家核心價值觀孔子儒教。而「西用」呢?則主要指歐美「火器」,堅船利炮,先進的軍事裝備。
張之洞的《勸學篇》,為他在國內圈了大量的粉絲。其中不乏一些學術達人。比如,張之洞帳下有個幕僚名喚辜鴻銘,是個翻譯家,精通多門外語,號稱學貫中西,但卻是「中體」的堅定維護者。後來清廷被推翻後,他堅持不剪辮,以「小辮學者」著稱。
辜鴻銘喜歡辯論,可謂張之洞手下的「首席辯士」。作為能言善辯的「文化怪傑」、香帥的擁躉,辜鴻銘不遺餘力地為「中體西用」之「洞見」鼓吹,留下了不少辯論「佳話」,其中一宗甚是辛辣——
公元1898年,卸任內閣總理大臣的伊藤博文造訪清國,南下拜會張之洞,香帥令辜鴻銘隨同出席,並令辜將他的成就——儒教經典教材《論語》英譯本送給伊藤博文。張之洞和辜鴻銘本以為,收到此禮的日本客人會贊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不料率直的伊藤博文卻對辜鴻銘一通搶白:
「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
喜歡辯論的辜鴻銘並不感到難堪,順勢反彈:
「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
伊藤博文聽了,一時無言以對。
這段舌戰辜鴻銘引以為得意的辯論勝例。伊藤博文雖然縱橫天下,可辯才不及辜鴻銘。從形式看,的確是辜鴻銘佔據了上風。但從本質上分析,辜鴻銘的辯詞,卻是明顯的詭辯。把孔子之教與「三三得九」的算術混為一談,有典型的張冠李戴、驢唇不對馬嘴之嫌。儒教不是自然科學,甚至不是社會科學,除了發揮教義的作用外,充其量只是教育學的龍鱗。如何跟「三三得九」相提並論?如果說孔子的理論是永恆的,那麼堅持孔子理論兩千年的中國應該長盛不衰才是,怎麼被放棄儒教的蕞爾小國打得潰不成軍呢?!
張之洞、辜鴻銘的「學問」到底管不管用,歷史早已給出答案。
甲午戰爭爆發前,身為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對大清戰勝日本非常樂觀,「小日本、窮日本」是他的日本觀。為此,他曾向急於求戰的光緒皇帝提出不戰而勝之計:「只要我們召回公使禁止對日貿易,這個資源匱乏的小國,就會陷入窮境。用不了一年,他們就會不戰自亂。所以我們強化海禁就夠了。」
事後證明,張之洞之計,就是個笑話。
有人評價張之洞是個巧宦,勸學也不過是投機、中庸之道的左右逢源。而依我看來,張之洞的勸學更像東施效顰。因為在他之前,早有一位日本學者出版了同名書作《勸學篇》,二人「撞書」了。
不過,卻不存在抄襲問題,而只是暴露水平問題。因為日本的這本勸學,不僅對東方國家學西方之本釐清,而且還把東方「人的近代化」說得通透。
這位日本作者,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現行日本最高面值紙幣:一萬日元上的老人頭——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比張之洞大兩歲。出身士族。與張之洞不同,福澤諭吉雖是一位士人,卻不是士大夫,他一生沒任什麼官職,但這卻成為露臉的事。因為這正是他想要新士人生:獨立。
福澤諭吉的初學是漢學。他的父親便是一位不算出名的漢學家。福澤諭吉出生時,父親剛剛得到了一部名為《上諭條例》的漢籍,於是給他起名「諭吉」。福澤諭吉家學淵源,少年時除了《史記》《漢書》《戰國策》之外,曾經讀過十一遍《左傳》。但最終他對漢學卻「恩將仇報」。自青年時代開始學習「蘭學」起,他就對漢學產生了疑慮,尤其25歲時遊歷歐美之後,就成為徹底的西學者。
1885年,五十歲的福澤先於張之洞十年,發表了著名的《勸學篇》,見識之深刻後者望塵莫及。
比如對民權的認識,張之洞認為萬萬使不得:「五倫之要,百行之原,相傳數千年更無異義,聖人所以為聖人,中國所以為中國,實在於此。故知君臣之綱,則民權之說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綱,則父子同罪、免喪廢祀之說不可行也;知夫婦之綱,則男女平權之說不可行也。」
而福澤諭吉則主張,人人生而平等:「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人生來就是一律平等、自由自在和沒有上下之別的。就這些人的基本權利而論,則是完全平等,毫無區別的。所謂基本權利,就是人人重視其生命、維護其財產和珍視名譽。」
還有對做官的態度,張之洞以為是青雲之志,而福澤諭吉則認為,要緊的不是依附政府,而是個人獨立:「一個國家所以能夠獨立,那是由於國民具有獨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舉國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氣,那麼國家無論如何不能強盛」。這是福澤諭吉《勸學篇》中,最具含金量的一句。
很多中國人以為,福澤諭吉是主張日本對外侵略的理論家,殊不知他對日本的首要貢獻,不是擴張,而是「獨立」二字。
福澤發表《勸學篇》時的日本雖處維新之中,但依然存有東方傳統,很多人都希望自己能夠飛黃騰達做個一官半職,在這種情況下,有機會做大官的福澤卻不願做官,就是要給年輕人打個樣,「做獨立的榜樣」。
福澤諭吉指出,人人想作官的弊端,那種情況猶如蒼蠅麇集在腐食上一樣。人人都認為不依賴政府就沒有發跡的機會,因而就毫無自身獨立的想法。他認定一個國家的強盛之道,首先在於強民,而強民的標誌,是國民具有獨立之心。
福澤諭吉把東方「人人想作官」的思想歸結為孔子儒教的遺害。所謂「青雲之志」就是祖先遺傳下來的官場迷信,他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從這種迷惑走出,懂得文明獨立的本義。顯然,福澤諭吉對傳統儒教是持排斥態度的。他稱儒學系東方近代化的桎梏,是「脫離實際的學問」。世上的事物千千萬萬,教師不可能將它們全部傳授給學生,因此,發展能力比傳授知識更為重要。所謂能力,即研究和處理事物的能力。而能力不是單一的,它包括記憶能力、推理能力、想像能力。這些是獨立的人與獨立的國家最需要的有用東西,而落伍的儒學是提供不了的、無用的。福澤諭吉主張日本拋棄漢學與儒教傳統,全面接受西洋文明。他說,「陳腐的漢學如果盤踞在晚輩頭腦裡,那麼西洋文明就很難傳入我國。」他眼中的近代文明和實用知識就是洋學,即西方科學。他大力提倡學習的西洋科學,與張之洞不同,其科學含義並不侷限於科技,而是涵蓋社會科學,相比數理化,福澤對法學、社會學等西學更為推崇。
福澤諭吉的《勸學篇》在近代日本影響巨大,受他影響,明治政府維新過程中明確提出「和魂洋才」的標誌性口號。即日本精神、西洋才幹。這個「洋才」包括政制、法制、上層建築方方面面。
堅決不做官、做獨立榜樣的福澤諭吉將著書辦學辦報視為自己三大事業。如今有著「亞洲第一私立學府」之稱的日本慶應大學,就是他在1858年時創辦。現在日本發行量很大的報紙《產經新聞》,也是由他在1882年創辦的《時事新報》合併而來的。
福澤諭吉的辦學宗旨是「獨立」。慶應大學的校訓是「獨立自尊、筆比劍強」。
他的辦報方針依然是「獨立」。「獨立不羈、不偏不倚」是《時事新報》公佈於眾的辦報精神。福澤諭吉說:「凡與此精神不悖者,無論是現任政府、諸多政黨、各工商企業、各學者團體,不論對方是誰,我們都將其作為朋友相助。若是違背此精神者,亦不問誰,皆作為敵人而排斥之。」
日本維新時代,教育家、報人福澤諭吉發揮了點石成金作用,用他的書、學校和報紙,催生了一批「近飛日本」的青年精英。他與日本政治家一道改變了日本。如果把國家比喻成一杯水,政治家改變的是杯子的形狀,而他改變的,則是水質。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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