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諮詢報導

衛福部於2017年起全力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如今政策執行已屆滿四年，為了回顧攸關國民健康的重大計畫，本智庫於八月二十五日召開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馮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靜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惠、台中市前副市長林依瑩，就不同面向提供各自的見解與分析。

開場與會者就以自身使用長照服務的經驗，指出目前長照申請流程相當複雜，不易於民眾申請使用；根據被照顧者不同的情況，可服務的機構分為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B級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C級單位(巷弄長照站)；除了三級單位之外，在長照系統中還有個管師、照服員、復健師等不同的角色負責不同的長照服務。這樣的分級結構，對一般家庭來說相當複雜；因此，當有長照需求時，每一個家庭都需要耗費相當大的心力，去洽詢長照資源，並等候評估入戶，大多數的家庭都無法負擔這樣的成本。

談及整體長照執行情況，中央補助長照經費雖逐年增加，然而實際執行情況不甚理想。舉例來說，106年與107年執行率僅達五成左右，其中智慧健康發展計畫只有不到三成，108年為了拉高執行率，放寬補助條件致使執行率提高達92%，但缺乏稽核管控的政策補助，造成不少專家學者對於品質的疑慮。另一方面，中央為了補足長照經費缺口，設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並訂立額度目標，預計逐年成長至115年可編達736.48億。許多專家學者批評，今年僅預算400億的計畫，目標五年後要成長將近一倍的預算，迄今卻沒有穩定的財源，很難想像未來的長照計畫要如何實現。

根據研究統計，實際上在台灣照顧服務提供者，多數優先考量為家屬(61.2%)42萬人，再來是外籍移工(28.5%)20萬人、機構照顧(4.9%)3.4萬人、居家照顧服務(5.4%)。回到照顧現場，當家庭有照顧需求時，大多數人第一首選是從移工找起。此外，家庭照護類移工一方面不受勞基法管轄，同時也被長照政策體系排除在外，延伸出不少照護問題。
整體而言，台灣老年人口已達14.9%已屬於高齡化社會，每年家庭看護需求量都處於直線上升的狀態。若目前長照政策思維，都維持在將「長照服務視為商品」的話，恐怕只會創造出更廉價的服務品質，造成更惡劣的勞動條件。

長照2.0為實現在地老化，發展了龐大的照顧體系，但執行情形卻遭一線工作者批評不符實際需求，為了解長照政策執行情況，本智庫於九月八日召開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婦女新知秘書長周于萱、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副主任謝雅涵、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副主任張筱嬋，各自針對長照政策不同執行面做分析。

開場與會者先剖析目前照顧服務的家庭困境，根據研究統計，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中，粗估有231萬人受照顧責任影響，因「照顧」離職約有13.3萬人。這些人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家庭的照顧需求，還有離開職場所需承擔的後果；因此長照計畫的核心應以「照顧不離職」為目的，減緩這些人的照顧負擔。但事實上，目前政策限制僅能提供22小時居家服務，這對有需求的家庭來說遠遠不足。
另有與會者指出，目前所謂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發展未能符合初期的社區整合服務理念。有民眾不斷反映A級單位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甚至有許多A級單位的個案管理人員，連目前長照計畫能為個案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都不甚清楚。此外，目前支付制度為單項服務支付，當家庭需要洗澡服務，就申請洗澡服務；需要交通接送服務，就申請交通接送服務；服務提供相當片段且缺乏完整性，不力於支持照顧者長期照顧需求與生活安排喘息，建議考量開發包裹式照顧服務，以因應照顧者需求與區域資源不足的問題。


最後提及長照服務員的問題，為了快速擴張人員帳面數字，目前在長照2.0的政策規劃底下，訓練時數僅需90小時，進入門檻相對低。即使如此，大多數人接受完訓練後，也未必都會投入長照產業服務，原因在於相同的工作內容，在醫院從事看護工作，或是自行出來接案當居家服務員，其薪資水準都優於待在政府的長照體系裏面。因此與會者建議政府考量政策時，不應僅考慮如何解決家庭長照服務的需求，也應更全面的思考這些家庭照顧者的培訓問題，以及後續就業支持問題。


台灣長照目前的問題，並不僅止於供給面不足而已，而是有更多的問題在於長照供給者缺乏支持體系。以目前台灣家庭照顧者的樣貌統計，平均照顧時間高達9.9年，每天照顧時間更是高達13.6小時。這些人不僅面臨家庭照顧壓力，同時還要面臨受到照顧責任影響，因而減少工時的壓力，此情況在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當中，粗估就佔231萬人。若政府沒有提供健全的政策環境，並給予民眾有充分的選擇權，減少被迫成為照顧者的壓力，家庭照顧者的失能與崩壞，將會是另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少子化社會來臨伴隨著高教冰河期，甚至連國立大學碩博士都出現招生掛零的情況，為了解高教產業實際情況，本智庫於九月十五日分別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就不同高教產業面向提供現況與見解。


一開始與會者先談及整個大學發展歷史，至今已有九百多年，早期中世界的大學主要組成，是由一群學生對學術有興趣，找學術上有成就的老師教學，抑或是學者們對於傳授知識有興趣，找來一群學生來上課。無論何種方式都以學習為主體，直到美國地方州政府捐地給大學，要求成立理工學院，以此開始定調大學要為社會服務。後來台灣政府治理開始實施新管理主義，提供許多績效獎金補助，讓各個大學在指定的績效成績上做競爭，以至於學校為維護自身補助利益，各校之間不再合作。與此同時，私校在評鑑績效的壓力之下，為了追求補助與成績，會高薪聘請教育部門神(曾任職教育部高階主管的教授)協助學校評鑑。種種為應付評鑑績效的作法，衍生出許多高教問題。


另有與會者沉痛指出「政府喜歡把高教困境，歸類在少子化問題；這做法其實很危險，因為少子化是結果。不可能叫國民現在多生小孩來解決此事；執政當局不能把社會問題推給自然現象，然後雙手一攤表示束手無策」與會者指出高教私有化才是高教困境的背景根源，包含政府挹注教育資源不足，以及為節省成本縱容私人倚靠學費辦學，還有放任學校不計手段節省成本。各種私有化節省成本的手段，衍生出教學品質參差不齊、過高生師比等問題，嚴重影響本國高教品質。

與會者以自身私校多年經驗表示，我國私校高達三百多所，每年需照顧110萬名學生。政府干預私校相當密切，包含管制招生數量、教學品質、學雜費等等，但同時分配給予私校學生的資源卻相當稀少。整個教育資源在計劃經濟下分配相當不均。私校之所以今天會有經營上問題，在於與公校在招生市場上有著不公平的競爭，為了維持財務平衡，只能針對學生不斷減少教育支出，包含零學分服務學習、減少開課、大班教學、凍結師資等；針對老師則是不發年終獎金、扣減研究費、增加授課時數等。如此樽節支出，才能夠勉強持續辦學。

總結台灣高教問題，在於台灣大學數量太多，整體對教育的投資相當不足；以台灣為例，七間國立頂尖大學的預算加起來，幾乎僅等於中國二線城市武漢大學一年的預算經費。除此之外，政府隨著經濟成長，稅收逐漸增加，也因為少子化因素，學生數量減少，所以每一位學生能分配到的教育資源理應增加。因此政府應該要調整高教政策，從私有化思維轉向公共化的政策方針，才能夠解決現今少子化的高教困境。

【10月14日「培力女性身心障礙者機制與模式之探討研究成果發表」紀錄】

「培力女性身心障礙者機制與模式之探討研究」是由周月清教授以及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共同執行，在北中南、東部、離島進行六場座談會和焦點團體，與各地女性障礙者分享障礙和性別意識的概念，並收集對培力的想法。
在10月14日的成果發表會上，我們邀請學者專家，以及不同障別的女性，一起來參與，並給研究結果回饋。
　
一開始，由周月清教授發表研究的結論和建議，內容包括在焦點團體中得到的意見整理，並請行政院性平會民間委員代表陳秀惠女士，以及南華大學陳伯偉副教授進行與談。
其中陳伯偉副教授整場妙語如珠，以輕鬆且精闢的談話方式，引起台下障礙者們的共鳴，伯偉老師的言論熱了整場氣氛，他說：「生氣沒有關係，我們就是應該憤怒，憤怒是個動力！」通常障礙者被整個社會期待並框架著，障礙者應該要是溫柔的、感恩的、不爭不吵、溫良恭儉讓的形象，障礙者在這個很障礙的環境中，委屈成全社會的假象和平太久了，但障礙者也同樣有基本生活與社會參與權利，由憤怒轉為改變的動力，不再當沈默的被壓抑者。
　
第二階段由台灣障礙女性平權連線周倩如理事長分享對障礙女性培力的建議，並由監察委員王幼玲主持，邀請到包含聽障、聾人、視障、肢體、心智等各障別的女性與談，從自己障礙身分和性別身分得到的經驗上，談談對於培力課程的規劃建議。
每個障別的需求都不相同，謝素分分享了自己育兒時的甘苦，為了能聽到孩子的哭聲，三個月裡，助聽器沒摘下來過，因此讓聽力又掉了許多，但終於還是在一次累到沒聽見孩子哭聲，早晨醒來發現孩子發燒，吐了整床，心疼地責怪自己沒善盡母親的職責。他收起眼淚，繼續分享拜科技所賜的各項發明，讓聽障者帶小孩更加沒壓力，但是對於政府的手語跟聽打時數，他提出應該放寬申請資格，私人付費的活動無法申請聽打與手語的補助，這讓聽障者與聾人，無法參與許多進修課程，包含親子教育。也在他的分享中，了解手語跟聽打服務，應該擺在活動場地的同一區塊，這讓聾人與聽障者，在看手語翻譯時，如果需要轉身拿物品等突發狀況，也可以馬上切換看字幕。
視障女性代表分享自己擔負著女性在家庭中，扮演育兒和做家事的角色如何和自己的障礙互動，自己和孩子如何不斷互相學習，也讓社會學習。
而江雅雯分享了她參與自我倡導會議的故事，以及嘗試擔任支持者的過程，智能障礙者的人力支持，是其他障別的4~5倍，時間多用在將議題轉譯為易讀，與智青重複確認溝通的過程，在這階段的分享中，理解了不同障別的需求與獨特的文化。
　
分享實在是太精彩，時間太過短暫。最後幼玲姐提醒大家「女性障礙者本身就很有能力，我們一直談培力，但其實是激發跟給予自己潛能發展的平台。」是的，每個人都是重要的力量，生活中的障礙經驗，讓你我成為專家，站出來，說清楚自己需要的支持，是倡議的第一步，我們期待聽見更多女性障礙者的聲音，說出你的需求，一起使這環境更適宜、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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