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有制定規則、積極管理，熱門路線才有未來 》

最近登山圈子最大的新聞，莫過於新北三重山岳協會明知沒有申請到天池山莊床位與營位，卻依然招生成行，惡意鑽漏洞擠爆天池山莊的事件了。4/24日，他們率領52人浩浩蕩蕩前往天池山莊，教團員逢人問起就要撒謊說「我們是要睡檜林保線所」，最後一行人晚間七點才抵達天池山莊，要求莊主收容「迫降」，引發眾怒。

從事前有團員詢問，就不斷的避重就輕、說謊，不願正面說明就是沒有抽到位置，打算整團人到天池「偷睡」；到東窗事發上新聞後，甚至還偽造協作道歉啟事被抓包又秒刪文神隱，至今仍未見該協會有誠意的道歉，素質與心態之惡劣，不忍直視。

但這不是個案，今天只是三重山岳協會多行不義而自斃而已，類似的事情在稜線上是無窮無盡、行之有年。追根究底，就是主管單位「不願意管理登山商業團」、「少有嚴格執行的有效管理」，與「沒有足以威嚇違規者的懲處手段」三個原因所造成，可以說是登山法規不完善所造成的不積極放任。

舉個案例，過去雪霸國家公園曾經粗暴禁止「第一天住翠池與雪北山屋」，被山友嚴正抗議後才取消。為何會出現這種不合理的限制？追根究底，就是上述的「技術性迫降」實在太多，造成大量翠池與雪北山屋的名額浪費。我就曾經在天氣很好時，在雪北山屋遇過申請網站明明顯示當天客滿，但到山屋發現只有6個山友加我7人。其他人呢？「技術性迫降」三六九山莊了，好個漂亮的操作啊！

另外，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南湖地區與奇萊主北，更有「比預定出發日期多提早申請幾天」的玩法，因為這樣可以提早申請，提早佔到山屋，真正上山那天被問起時，再隨口胡謅說「有事耽擱」，就好了。

這種行為也形成了共犯結構，在許多惡質商業團以此等手段佔用山屋只為成行時，想要守規矩的團根本難以遵照一般遊戲規則申請所需日期，因為早已先被此等鑽申請漏洞的團佔滿，堅持不住的只有同流合污一途，更造成自組隊難以順利成行。

更讓人無力的是，因為經費問題，國家公園體系目前只有玉山主峰線有真正的「莊主」可以執行強而有力的管理，比如說阻擋太慢的單攻者硬撐上主峰。其他地方呢？抱歉！多半只有志工，他們只有勸導功能，有人要技術性迫降也只能摸摸鼻子幫忙喬床位、營位，沒有實質的管理權力。本文的照片，就是長年被超額申請的惡質商業團紮營紮的亂七八糟的雲稜山屋，屋外帳篷海的奇景，更遑論南湖圈谷就算有保七執法，在連假時可以紮到超過70帳的「榮景」了。我們的高山生態根本無法負荷如此沈重的遊憩壓力，更遑論早已大打折扣的遊憩品質，這些，真的是我們上山的時候，想看到的景象嗎？

我們成立國家公園，不就是為了有一個單位能妥善管理我們的山林嗎？

但諷刺的是，當下的國家公園與林務局面對這種亂象，可說是幾乎束手無策，現有的處罰手段對商業團更是不痛不癢——「少許住宿費罰金與停權一年。」

拜託，僧多粥少的熱門路線，除了不小心被騙的無辜初心者外，那種惡質商業團帶的大都是「一生去一次」的高山觀光客，被停權一輩子都沒差好嗎… 至於領隊被停權，找一些剛畢業的大學生或者協會成員當免洗領隊不就好了，有差嗎？

在法規不全、管理不力與代價輕微的現況下，難道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簡單又美麗的入門路線，在少數無良業者與偷跑者的摧殘下，漸漸失去往昔的美好嗎？

憑什麼晚一點出生或晚一點開始爬山，就只能看到那些不守規矩的人所破壞後的殘羹剩飯？這真的是一個文明國家該有的樣子？

行政院大喊「向山致敬」已經近兩年，也該開始著手治本之道，給予山岳主管機關合用的法規與權力，妥善管理各個熱門路線了：

1. 熱門路線山屋營地與登山口專人駐點管理：

山岳環境有著資訊不流通性，因此無法監督使用者的行為，也是許多亂象之所以發生、南湖大山區域長期超限利用的根本原因。與其相信人性，再被人性嘲諷，歷史已經告訴我們「莊主駐點」才是讓熱門路線保有秩序與美麗的唯一選項。

最指標性的案例是嘉明湖，專職莊主團隊駐點管理後，從每逢連假必紮營紮到步道上全部都是帳篷一路紮到湖畔，到現在幾乎不會聽聞該區有偷跑與技術性迫降亂象，著實是所有管理單位都應該學習的案例。尤其是南湖大山線，每逢連假偷跑者幾乎快要和照規則申請的人數一樣多，太魯閣國家公園形同虛設，必須盡快與林務局協調建立登山口管制站，否則世界唯一的南湖圈谷特殊生態系危在旦夕。

三重山岳協會惡意迫降的主角天池山莊，則是今年才剛剛引進專職管理員制度，就是為了根絕「在步道上到處紮營」的亂象，但因尚在磨合期，才無法將這「沒申請的52人超大團」擋在步道口，拒絕其入山。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要有專人管理外，需要第二項的配合。

2. 有效的總量管制法源依據：

「絕對的自由，下場就是失去自由。」台灣簡單美麗又蘊含龐大商業價值的登山路線真的不多，大概就那十來條超熱門觀光路線而已：眠月線、水漾森林、松蘿湖、加羅湖、奇萊南華、玉山、雪山、嘉明湖、北大武、武陵四秀、大霸群峰、南湖大山等。如果缺乏管理，人人抱持著「這裡不用申請」的心態上山，到現場換來的就是悲劇——人山人海，連睡覺都有困難，營地仿若難民營，甚至造成嚴重的環境破壞，如南湖圈谷連假可以紮到70帳那樣扯。這真的是我們要的「自由」嗎？高山環境能承受幾年這樣的「自由」？「自由」是只要有山爬就好，其他都不重要嗎？

以玉山主峰為例，貴為全台灣最熱門、最難抽的路線，雖然長年被詬病限制自由，但只要抽到，每一個去的人都能保証享有一定品質的遊憩體驗：雖然很多但還能接受的人潮、大家都能有自己的床位、不用煩惱「搶不到地方睡」。我去玉山超過十次，景觀上大抵都長得差不多，對比因為戒茂斯線開通而湧入無限人潮，造成湖畔草地不斷沙漠化、步道加深程度倍速於過去、每隔一段時機去就會讓人感傷的嘉明湖，凸顯出了總量管制的重要性。

然而，現今只有國家公園有管制總量的權力，林務局缺乏相關法源而礙手礙腳，甚至會因為林管處的不同步而產生漏洞：三重山岳協會迫降天池事件就是一例，正因為他們謊稱要睡的「檜林保線所」是花蓮林管處的地盤，南投林管處無權過問，才會導致無法攔阻該隊伍上山的狀況。唯有從法制面改革，賦予主管機關總量管制的權力，並配合專人駐點，這些熱門路線的管理才會有未來。

否則，我們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這些被無限量使用的入門路線，遊憩品質與美麗一年比一年糟，在這一代親手葬送「簡單的美好」甚至「南湖圈谷的特殊生態」。

3. 「商用申請帳號」的設置與抽樣電訪中籤隊員：

目前申請系統並無法分別商業團與自組團，也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管理困境，其中最大的弊病，就是難以防止「人頭隊」的濫用。最經典的案例，莫過於玉山主峰「合法卻無良」的海量人頭隊佔位行為了。一些惡質商業團，會以手上海量的人頭資料申請隊伍一起下去抽籤，然後真正要上山的隊伍是用候補的，因為每天的候補隊伍並不是抽籤制，而是在備取隊伍取消後照順序遞補的。

這時候，只要有人頭隊中籤，靜靜的等待真正要上的隊伍在候補順序第一位時，取消申請，繳納少少的取消費用，就可以讓整團人順利住到排雲了。但如果有人手速比自己快，或者都沒有人取消呢？沒關係，在最後關頭取消人頭隊就好了，反正罰金和利潤不成比例。這卑劣的手段，早已長期造成排雲山莊床位的浪費，也是讓人疑惑總是有超過千人抽籤的排雲，為何時常到現場才發現有空床的主要原因。

當今商業登山缺乏管理，政府容許私人公司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就能利用屬於全民的公共財賺取自己的利益，甚至排擠了一般使用者的權益：長年搶山屋的神手速一般人難以競爭、包餐團隊永遠佔用營地最好的位置、海量人頭隊伍讓中籤率更低…等等。既然國家沒有要求商業團付出更多代價維護環境，那商業團就有義務接受管理單位的監督。

唯有接受適當的監督管理，保障好團的權益、嚴逞惡質團，商業體系才會健康，而不是讓唯利是圖的劣幣，驅逐有心守規矩的好團。

「商用申請帳號」就是這個脈絡下的產物，不對商業團作出額外的限制，但管理單位能確實掌握有無異常申請行為，如海量人頭隊伍、預先申請佔用等（配合招生文宣就能知道是不是謊報申請日期）。然後，再針對異常申請或偽自組隊伍重罰即可。這個制度會讓商業團之間出現相互監督的功能，因為其實登山帶隊的圈子無敵小，誰守規矩誰不守規矩上山一遇到就知道，各家領隊和莊主、門口管理員也泰半互相認識或知道，偽自組上山要不被抓包非常有難度，惡質商業團不提升品格，被時代淘汰也是剛好而已。

而「抽樣電訪中籤隊員」則是保險，因為只要參加過「一次」惡質商業團，個資被拿去成為抽籤籌碼的機率非常高，不實還有被抓包盜用個資上新聞的案例。這時主管機關可以抽查商業隊伍隊員的電話號碼，致電確認或者簡訊通知中籤，就很有機會抓出不老實填寫個資、或者以人頭抽籤的惡質商業團，再予以重罰並發布新聞稿，就能有效減少這樣鑽漏洞的行為。

4. 提高鑽漏洞的代價：

「罰責過輕」與執法困難，是當今無法遏止惡質商業團破壞遊戲規則的主要原因。執法部分，有專人駐點管理就可以大幅提升效率，太魯閣國家公園尤其應該改善，南湖大山線已危在旦夕，保七也疲於奔命。而罰則部份，國家公園法與森林法應修法，提高「迫降的代價」。

如果免費緊急救難的美意，終究不斷被有心人濫用，長期損害一般民眾的權益，那我們是否可以考慮適度提高其代價呢？除了熱門路線山屋與營地全面收費化管理外，違規者停權的同時，訂定「山屋與營地臨時入住費率」，是一個治本的方法。一般而言，一晚4000以上的代價，就能嚇退絕大多數有心鑽漏洞的人了。

以三重這團為例，團費才4700，如果迫降天池一晚每人收4000他們一定不會這麼幹，因為一出發就註定賠本的生意，沒人做。4000這數字也沒什麼特別，就是普通住宿費的十倍而已，且有餘裕爬山的人一定出得起，真正遇到急難需要迫降的人，也不太會因為這樣的費用而咬牙硬走造成危險。如果真的為了4000元的費用賭命，那我只能說，我們已經不是媽寶國家了，自己的生命自己負責，這不是什麼天文數字，真的要為這種錢賠上生命，就只能表示遺憾了。

或許有聲音會說，這樣一來只要願意出10倍錢就能保證床位，是經濟上的不公平，我只能說… 願意花這個錢技術性迫降，被停權一年、公告姓名、只能睡在山屋角落（無論是否故意，迫降通常不給床位，只是純收並留找個不影響正常使用者的地板塞），並接受眾人的異樣眼光與責難，這種人是少數中的極少數了吧…

但其實就實務面來說，其實很少遇到緊急迫降的問題，因為那些路線都是二～三天左右的行程，很短，有問題通常都會直接撤下山。至於長程縱走後半段接到大眾路線，卻無法一天撤出而需要緊急迫降，如南二與能安逆走，則可以另外考慮訂更細緻的管理規則，以長程路線的申請為依據減少迫降的負擔，畢竟長天數變動風險本來就大。至於防止惡質商業團濫用此規則佔用長程縱走名額也很簡單，前一點「商用申請帳號」就是為此而生，只要比對招生行程與價格，就能知道是否為技術性迫降。

——————

當人太多的時候，「自由」就是有代價的，最常見的就是交出部分自由，亦即當今民主社會的管理礎石——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憲法賦予了政府一定的權力，在「維護大多數人的權益」並且「確保環境與資源的永續利用」下，訂定合理的管理法規，讓公權力得以保護稀缺的公共財，而非任其被無限制濫用，最終消滅，讓所有人都失去了自由。

台灣的山區曾經歷過「完全自由」的年代，我們不時能從登山前輩的口中聽到那個年代的輝煌事蹟，比如舊排雲山莊一個晚上塞進300人的軼事，所有眼睛看得到的縫隙都睡滿了人。那是一個人人都不用申請、大家有山爬，卻住得像難民營的年代。隨著時代更迭，登山人口爆炸性成長，人民對於遊憩品質與山林環境日益重視，也漸漸瞭解到當一個地方有無限量人潮不間斷湧入，那麼下場就是環境不斷劣化，以及遊憩品質的完全喪失，上山逛夜市。

這時，我們就必須在那些熱門路線上，交出自己一部分的自由，讓公權力好好管理那些簡單又美麗的路線，讓機率決定誰可以享受有保障的自由，而不是任由大量人潮蜂擁進那幾個少得可憐的爆紅路線，互相用自己對山的渴望摧毀對方的夢想山行。

那「絕對自由的山」呢？把能力練好，離開那些爆紅的名字、被大量商業行銷的「秘境」之後，你就能獲得真正的自由、海闊天空。至少我在這兩年報復性登山的浪潮下，都在爬奇怪的冷門路線、很少被打擾、也從不覺得被限制。

我對熱門路線管理的想法，簡單來說就是「熱門路線專人駐點管理」、「總量管制法源依據」、「商業團納管」、「提高鑽漏洞的代價」，提供給各位朋友參考，也希望各管理單位能重視一般使用者與肯守規矩的商業團的權益，而非在推廣台灣山岳之美同時，放任登山環境如同戰場般混亂、人們在山上瘋狂搶奪有限的營地資源——那是對比臺灣山林的美好，最大的諷刺了。

政策諮詢報導

衛福部於2017年起全力推動「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如今政策執行已屆滿四年，為了回顧攸關國民健康的重大計畫，本智庫於八月二十五日召開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教授馮燕、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研究員吳靜如、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理事長鄭雅惠、台中市前副市長林依瑩，就不同面向提供各自的見解與分析。

開場與會者就以自身使用長照服務的經驗，指出目前長照申請流程相當複雜，不易於民眾申請使用；根據被照顧者不同的情況，可服務的機構分為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B級單位(複合型服務中心)、C級單位(巷弄長照站)；除了三級單位之外，在長照系統中還有個管師、照服員、復健師等不同的角色負責不同的長照服務。這樣的分級結構，對一般家庭來說相當複雜；因此，當有長照需求時，每一個家庭都需要耗費相當大的心力，去洽詢長照資源，並等候評估入戶，大多數的家庭都無法負擔這樣的成本。

談及整體長照執行情況，中央補助長照經費雖逐年增加，然而實際執行情況不甚理想。舉例來說，106年與107年執行率僅達五成左右，其中智慧健康發展計畫只有不到三成，108年為了拉高執行率，放寬補助條件致使執行率提高達92%，但缺乏稽核管控的政策補助，造成不少專家學者對於品質的疑慮。另一方面，中央為了補足長照經費缺口，設立長照服務發展基金，並訂立額度目標，預計逐年成長至115年可編達736.48億。許多專家學者批評，今年僅預算400億的計畫，目標五年後要成長將近一倍的預算，迄今卻沒有穩定的財源，很難想像未來的長照計畫要如何實現。

根據研究統計，實際上在台灣照顧服務提供者，多數優先考量為家屬(61.2%)42萬人，再來是外籍移工(28.5%)20萬人、機構照顧(4.9%)3.4萬人、居家照顧服務(5.4%)。回到照顧現場，當家庭有照顧需求時，大多數人第一首選是從移工找起。此外，家庭照護類移工一方面不受勞基法管轄，同時也被長照政策體系排除在外，延伸出不少照護問題。
整體而言，台灣老年人口已達14.9%已屬於高齡化社會，每年家庭看護需求量都處於直線上升的狀態。若目前長照政策思維，都維持在將「長照服務視為商品」的話，恐怕只會創造出更廉價的服務品質，造成更惡劣的勞動條件。

長照2.0為實現在地老化，發展了龐大的照顧體系，但執行情形卻遭一線工作者批評不符實際需求，為了解長照政策執行情況，本智庫於九月八日召開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婦女新知秘書長周于萱、老人福利推動聯盟副主任謝雅涵、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副主任張筱嬋，各自針對長照政策不同執行面做分析。

開場與會者先剖析目前照顧服務的家庭困境，根據研究統計，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中，粗估有231萬人受照顧責任影響，因「照顧」離職約有13.3萬人。這些人所要面對的不僅是家庭的照顧需求，還有離開職場所需承擔的後果；因此長照計畫的核心應以「照顧不離職」為目的，減緩這些人的照顧負擔。但事實上，目前政策限制僅能提供22小時居家服務，這對有需求的家庭來說遠遠不足。
另有與會者指出，目前所謂A級單位(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發展未能符合初期的社區整合服務理念。有民眾不斷反映A級單位人員素質參差不齊，甚至有許多A級單位的個案管理人員，連目前長照計畫能為個案提供什麼樣的服務都不甚清楚。此外，目前支付制度為單項服務支付，當家庭需要洗澡服務，就申請洗澡服務；需要交通接送服務，就申請交通接送服務；服務提供相當片段且缺乏完整性，不力於支持照顧者長期照顧需求與生活安排喘息，建議考量開發包裹式照顧服務，以因應照顧者需求與區域資源不足的問題。


最後提及長照服務員的問題，為了快速擴張人員帳面數字，目前在長照2.0的政策規劃底下，訓練時數僅需90小時，進入門檻相對低。即使如此，大多數人接受完訓練後，也未必都會投入長照產業服務，原因在於相同的工作內容，在醫院從事看護工作，或是自行出來接案當居家服務員，其薪資水準都優於待在政府的長照體系裏面。因此與會者建議政府考量政策時，不應僅考慮如何解決家庭長照服務的需求，也應更全面的思考這些家庭照顧者的培訓問題，以及後續就業支持問題。


台灣長照目前的問題，並不僅止於供給面不足而已，而是有更多的問題在於長照供給者缺乏支持體系。以目前台灣家庭照顧者的樣貌統計，平均照顧時間高達9.9年，每天照顧時間更是高達13.6小時。這些人不僅面臨家庭照顧壓力，同時還要面臨受到照顧責任影響，因而減少工時的壓力，此情況在台灣1153萬就業人口當中，粗估就佔231萬人。若政府沒有提供健全的政策環境，並給予民眾有充分的選擇權，減少被迫成為照顧者的壓力，家庭照顧者的失能與崩壞，將會是另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少子化社會來臨伴隨著高教冰河期，甚至連國立大學碩博士都出現招生掛零的情況，為了解高教產業實際情況，本智庫於九月十五日分別政策諮詢會議，會中邀請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副教授、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組織部主任林柏儀、全國私校工會理事長，就不同高教產業面向提供現況與見解。


一開始與會者先談及整個大學發展歷史，至今已有九百多年，早期中世界的大學主要組成，是由一群學生對學術有興趣，找學術上有成就的老師教學，抑或是學者們對於傳授知識有興趣，找來一群學生來上課。無論何種方式都以學習為主體，直到美國地方州政府捐地給大學，要求成立理工學院，以此開始定調大學要為社會服務。後來台灣政府治理開始實施新管理主義，提供許多績效獎金補助，讓各個大學在指定的績效成績上做競爭，以至於學校為維護自身補助利益，各校之間不再合作。與此同時，私校在評鑑績效的壓力之下，為了追求補助與成績，會高薪聘請教育部門神(曾任職教育部高階主管的教授)協助學校評鑑。種種為應付評鑑績效的作法，衍生出許多高教問題。


另有與會者沉痛指出「政府喜歡把高教困境，歸類在少子化問題；這做法其實很危險，因為少子化是結果。不可能叫國民現在多生小孩來解決此事；執政當局不能把社會問題推給自然現象，然後雙手一攤表示束手無策」與會者指出高教私有化才是高教困境的背景根源，包含政府挹注教育資源不足，以及為節省成本縱容私人倚靠學費辦學，還有放任學校不計手段節省成本。各種私有化節省成本的手段，衍生出教學品質參差不齊、過高生師比等問題，嚴重影響本國高教品質。

與會者以自身私校多年經驗表示，我國私校高達三百多所，每年需照顧110萬名學生。政府干預私校相當密切，包含管制招生數量、教學品質、學雜費等等，但同時分配給予私校學生的資源卻相當稀少。整個教育資源在計劃經濟下分配相當不均。私校之所以今天會有經營上問題，在於與公校在招生市場上有著不公平的競爭，為了維持財務平衡，只能針對學生不斷減少教育支出，包含零學分服務學習、減少開課、大班教學、凍結師資等；針對老師則是不發年終獎金、扣減研究費、增加授課時數等。如此樽節支出，才能夠勉強持續辦學。

總結台灣高教問題，在於台灣大學數量太多，整體對教育的投資相當不足；以台灣為例，七間國立頂尖大學的預算加起來，幾乎僅等於中國二線城市武漢大學一年的預算經費。除此之外，政府隨著經濟成長，稅收逐漸增加，也因為少子化因素，學生數量減少，所以每一位學生能分配到的教育資源理應增加。因此政府應該要調整高教政策，從私有化思維轉向公共化的政策方針，才能夠解決現今少子化的高教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