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揚州堪比「紐約」，為什麼現在會衰落為三線城市

歷史春秋網

作者：計白當黑
　　　　
紐約位於美國東海岸，是美國第一大城市和第一大港，2018年11月，紐約被GaWC評為Alpha++級世界一線城市。與紐約相似，自唐朝始，「揚州雄富冠天下」。《資治通鑑》曾評價：「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如今揚州淪落為三線城市，究其原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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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和揚州頗有相似之處。紐約的繁榮，與哈德遜河密不可分。哈德遜河全長507公里，流域面積近3.5萬平方公里，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哈德遜河突顯了其重要的戰略價值。19世紀，三條運河的開鑿，使得哈德遜河與中西部聯成一體，成為美國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紐約在坐擁航運便利的同時，迅速發展成為貿易重鎮。

揚州的地理位置同樣得天獨厚。它位於長江北岸，江淮平原南端，長江和京杭大運河在此交匯，是南上北下、西進東出的航運重鎮。大運河是唐朝唯一南北水道，當時的驛路往往與水道並線而行，揚州的地理位置，儼然成為了唐朝的水陸物流集散中心。

南宋文學家洪邁在《容齋隨筆》中，坦言：「唐世鹽鐵轉運使在揚州，盡斡利權，判官多至數十人，商賈如織。」鹽鐵，歷來是國家經濟的命脈，揚州作為鹽鐵的中轉港口，積累了豐富的航運紅利，把它稱作唐朝版紐約，並非言過其實。

受益於發達的航運，揚州與紐約的發展軌跡十分類似。揚州瀕江近海的優勢，在對外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唐朝，揚州與大食、波斯、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外交通使和海外貿易。

公元9世紀，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柯達貝在其著作《道程及郡國志》中，將揚州和龍編（今越南河內東）、廣州、泉州並稱「東方四大港」。沈括在《夢溪補筆談》中，認為「揚州在唐時最為富盛，舊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東西七里十三步。」揚州成為僅次於長安和洛陽的第三大城市。

經歷了五代十國，宋朝的揚州在航運和造船的帶動下，不僅迅速恢復了生機，還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以商業稅為例，在全國35個城市中，揚州以年均八萬貫排名第三。北宋文學家司馬光用「萬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風酒並壚」來形容揚州的繁榮。

八仙過海 各顯神勇

儘管揚州和紐約交集很多，不過兩者的差別還是很明顯的。紐約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控制著全球40%的財政資金。紐約證券交易所市值超15萬億美元。當地的服裝、印刷、化妝品等行業，位列全美首位，機器製造、軍火生產、石油加工和食品加工等行業，也在全美佔據著重要的地位。可以說，紐約的經濟結構是多位一體全方位的。

反觀揚州，經歷了唐宋時期的高速發展，揚州進入了經濟轉型期。明萬曆四十二年（公元1614年），明神宗朱翊鈞在兩淮推行食鹽綱法。朝廷以「根窩」的名義，向鹽商出售食鹽專賣權，為國家賺取了大筆的鹽稅。而販鹽致富的商人，聚焦在揚州下關，成為揚州的特殊群體。

至清中葉，朝廷每引食鹽的批發價為12兩銀子，鹽商在江蘇、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販運食鹽，轉手之間就能賺取至少25%的利潤。此時，正值人口大爆炸，食鹽出現了供需兩旺的態勢。鹽業的崛起，使其與航運並駕齊驅，成為揚州最重要的兩大經濟支柱。

五十年內，鹽商在朝廷指定的市場中，售出了700萬引食鹽。鹽商手握根窩，剝削勞力，鹽利超過了五成。有官員感嘆：「淮商資本充實者以千萬計，次者以數百萬計。」鹽商的實力可見一斑。從經濟結構上看，揚州和紐約不盡相同，航鹽並舉是揚州的主要發展模式。

落其實者思其樹

持續興盛一千多年之後，揚州的危機開始顯現。最直觀的表現來自於長江。唐朝時，長江在江蘇靖江和江陰一線奔騰入海，比如今的入海口西移了近三百公里，而且江面也比現在寬闊很多。中唐詩人李紳有文為證：「潮水舊通揚州郭內」。足以證明當時海船是可以開到揚州城下的。隨著入海口的不斷延伸，揚州喪失了在長江上原有的區位優勢。

接著補刀的是大運河。作為溝通南北交通大動脈，大運河貫穿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等五大水系。咸豐五年（公元1855年），黃河決口，衝決運河堤岸，南北河運受阻，朝廷只得改走海運，以此形成定製。河運的癱瘓，造成揚州交通重鎮的地位一落千丈。

航運崩盤在即，鹽業頹勢已現。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轟動一時的「兩淮鹽引案」告破，原鹽政高恆、普福、鹽運使盧見曾絞監候，就連翰林學士紀曉嵐也涉案發配了。經此打擊，兩淮鹽業一蹶不振。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兩淮鹽場由二十家減至十二家。

道光年間，官鹽矛盾更為突出。鹽商拖欠鹽稅、以次充好、夾帶走私，導致府庫空虛、腐敗嚴重。道光皇帝任命陶澍為兩淮鹽政，力圖改革鹽政弊端。陶澍實施「官督商運」和「加斤減價」的方法，革除鹽商夾帶逃稅的陋習，同時在淮北推出「票鹽制」，鹽業由鹽商專賣轉變為自行販賣。兩淮鹽政改革八年後，陶澍不僅追回了當年大筆欠稅和公款，還使鹽價下跌，稅收緩增。

票鹽制直接打擊了鹽商的現實利益，陶澍稱：「查淮商向有數百家，近因消乏，僅存數十家，且多借資營運，不皆自己資本。」作為官鹽貿易的中心，揚州同樣受到了牽連。航運和鹽業的相繼撲街，揚州衰落已成必然趨勢。

另外，長期不通鐵路，制約了揚州的發展。1905年，滬寧鐵路開通，沿線的蘇州、無錫、常州等地順勢崛起。1912年，津浦鐵路的開通，帶動了徐州、濟南、蚌埠等地的發展，尤其是蚌埠，津浦鐵路和淮河在此交匯，籍此一躍成為皖北重鎮。交通的瓶頸，導致揚州在近代經濟大變局中，錯失了發展良機。

電視劇《北京人在紐約》有這樣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愛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紐約，因為那裡是地獄。」說明一個城市機遇和危機是並存的。揚州也不例外，因航運而發跡，也因航運而衰弱。清末的鹽政改革，加速了地位的下滑。

2018年，揚州的GDP達5466.17億元，比上年增長6.7%，位列全省第8。目前，揚州通過轉型升級，實現穩中求進，力求從三線城市中脫穎而出，躋身二線城市行列。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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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維辛即納粹知名集中營之一。大災難發生之後，繼續文藝創作和消費，卻是對奧斯維辛的殘忍。大屠殺是野蠻的，而是文藝本身是秩序的。二戰之後的一些文化批判者，想到德國為何能夠將種族屠殺的系統化和理性化，執行到人類歷史未有過的高度？他們批判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化，批評「文化工業」本身。即使殺完人，但回到文化的消費之中，電視、小說、雜誌、文學創作，社會和心靈秩序就始終穩定，一個國家就可以繼續有「底氣」執行計劃式種族滅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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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面使用的「電視劇」、「連續劇」，也是詩，即充滿維穩可能的「文化工業」。提出「奧斯維辛與詩」命題的是德國戰後學者阿多諾，屬於法蘭克福學派。「文化工業」據說是他創造的概念。

我沒研究過法蘭克福學派，不過直覺上覺得「詩」不是真的說「詩」。經歷群體創傷和大殘酷之後，這是一個暫時幸存者的心理命題，我怎樣才能對得起自己經歷的歷史，不負如來不負卿？奥斯維辛之後，當然還會有詩，但殘忍的詩，對奥斯維辛越不殘忍。我們的文藝作品要更進入過去的黑暗脈諾。詩本來會令我們移情，而黑暗詩歌，或許是個機會，利用文化去克制文化的麻痺功能。所以最終人還是會寫詩，開餐廳，然而這些行為具體上有沒有一種顛覆性，去令人張眼思考、令人直面痛苦、也許「對奥斯維辛的溫柔」亦未必不可能。這是個倫理問題多於文藝理論問題。

完全脫離脈絡地超譯，南宋人辛棄疾一生都想抗金，也殺過賊，以50人攻打數十萬人的賊營捉拿賊首，之後就被朝廷投閒置散。金人一天還在、故土還未光復，寫詞 (加上平常的吃喝撒睡拉)是否殘忍？也可能同理，所以辛殺賊的時候就殺賊，殺到不能再殺，官場失敗，才開始多寫詞。然而他的詞，全是講與外族抗爭，在此意義下，他沒有寫殘忍的「詩」。「詩」的惡性，終於被他的詞所中和。

說到這裡，似乎批判是指向「純美」、「浪漫」。我們還應寫詩，但不能沉溺唯美、浪漫主義，這也是德國最終曾經「進入」為法西斯的原因。每個人類內心，都會響往宏大、齊一、激情、純審美的異世界。只要保持理性、戒懼、一點點而不能過多的罪感，相信任何黃店都有潛能不成為「對香港那座奥斯維辛殘忍的黃店」。

再拆開看，奥斯維辛存在，也許亦是不寫「詩」的理由。因為「愛國詩人」不是最想寫詩，而是想殺賊，寫詩行為只是殺賊的志向流溢出來的次等物。今晚跟同是以前讀浸大的朋友聚餐，不知為何談到奥斯維辛，談起我小時候很愛好文藝，大學那時也想過讀中文系。小時候會看小仲馬的《茶花女》，感動到黯然神殤；看《咆哮山莊》，為那絕愛而毀滅的一對的命運，震撼嘆息不已；看村上春樹，中二病就提早來臨；看Anne Rice的《夜訪吸血鬼》，我開始自學寫作，想著若有一天能寫出像這樣強大的作品，多厲害多受用；但我小時候就預感奥斯維辛一定來臨，所以我想要用更硬更實的學問和心志裝備自己，最後就讀了歷史系，所謂的社會科學，我想更了解真實世界和殘忍的事物。

我也不是不想寫「殘忍的詩」，殘忍的詩，自有美，只是奥斯維辛的陰影越來越大，最終轉變了我。「JOJO﹗我不做文藝青年了﹗」殘忍或美的詩，最終都沒有我的份，我將自己驅逐出伊甸園，對於很多美好的事情，漸漸感覺無力消受，因為覺得今日快樂，是對未來殘酷。原來我的內心世界恐怖和自虐如此；但我有西西佛斯，我得到不用非常快樂、不用魚獲，就能繼續存活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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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喜歡看影集〈CSI犯罪現場〉，如何在犯罪現場尋找蛛絲馬跡，如何從屍體找出犯罪事證，是影集裡最精彩的部分。這種精密需要佐證又實事求是的過程，在據今七、八百年前的南宋，就有人系統性的蒐集，並寫成書。那就是宋慈《洗冤集錄》！
宋慈，原本在朱熹弟子吳稚門下求學，40歲才踏上仕途，為官20餘年間，曾先後擔任4次「提點刑獄公事」，也就是是宋代中央派出的司法官員，可隨時前往各州縣檢查刑獄，簡稱「提刑官」，所以宋慈有時也被稱作「宋提刑」。因此，電視劇「大宋提刑官」講的就是宋慈各種斷案故事。
在當時科學不發達的古代，宋慈透過現場勘驗，仔細觀察，運用邏輯，判斷死因，使案情明朗，兇手認罪伏法，不但平反了許多屈打成招的冤獄，也讓死者得以安息。在當時科學不發達的古代，宋慈真是太神奇了，令人拍案驚奇，傳頌至今！
由於長期從事刑獄工作，加上熟讀歷代有關法醫檢驗方面的著作，宋慈將自己一生斷案的經歷和研究，編寫成《洗冤集錄》一書。
《洗冤集錄》寫於1247年，是目前已知最早的法醫專學書籍，曾先後被譯成荷蘭文、法文、德文、朝鮮文、日文、英文、俄文等，對世界各國法醫學的發展影響深遠，宋慈也因此被稱為「法醫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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