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中的科技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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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紹庚
　　　　
中國歷代統治者重道輕藝和鄙薄科學技術的思想，決定了《四庫全書》(以下簡稱「《四庫》」)的收書原則。四庫館臣明確提出：「聖朝納錄遺文，以闡聖學明王道者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也。」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四庫》收書無疑側重於儒家典籍，但乾隆也曾諭示對那些「發揮傳注，考核典章，旁暨九流百家之言」而「有裨實用者」「亦應備為甄擇」，因此，《四庫》著錄和存目的科技文獻從總量上看還是不少。
　　
據粗略統計，《四庫》著錄的科技文獻有300餘種，約佔全書著錄的十分之一，存目360餘種，約佔全書存目的二十分之一。其中以數學、天學、農學、醫學、生物學和地學方面的書籍最多，而工程技術方面書籍較少。工程技術書著錄和存目僅有100餘種，主要涉及建築、水利、交通運輸等，偏頗較甚。就中國古代成就卓著的天、算、農、醫四大學科而言，當時采進的重要著作，《四庫》大多著錄，僅有少數列入存目。如天學的《新儀象法要》、《曉庵新法》，數學的「算經十書」、《數書九章》、《測圓海鏡》，農學的《齊民要術》、《陳農書》、《王禎農書》，醫學的《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以至金元四大醫家的主要論著等，都已悉數收錄。明代四大科學名著(《本草綱目》、《徐霞客遊記》、《農政全書》、《天工開物》)，也著錄了前三種。工程技術類著錄有《考工記》、《營造法式》、《武經總要》等，存目書則涉及建築、紡織、冶鑄、水利、交通運輸、造船、兵器、造紙、印刷、陶瓷、製糖、釀酒、製鹽等，名目不少，但數量不多。《四庫》收錄的一些綜合類著作，亦常為科技史家所徵引。如沈括《夢溪筆談》，詳細記載了中國古代兩項重大發明(活字印刷術和指南針)以及其他一些重要成果，是名副其實的科技史上的名著。另外，在《尚書》、《詩經》、《周禮》、《禮記》、方志、筆記、文集等文獻中，也間有一些關於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情形的珍貴史料。由上可見，《四庫》中的科技文獻和科技史料是相當豐富的。

《四庫》不僅收有當時流傳的許多科技文獻，更為可貴的還是從《永樂大典》中輯錄了一批當時罕傳罕見之書。例如數學名著《九章算術》，在明末清初幾近失傳，南宋鮑瀚之刻本僅存五章且是孤本，另有一部這一殘本的影抄本。著名學者戴震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九章》及劉徽等注，使之成為全帙，並做了初步的整理與校勘。他還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秦九韶的《數學九章》。中國數學史上這兩大名著幸賴《四庫》保存下來，重顯於世，後經多次翻刻而流傳至今。又如《永樂大典》收錄的《熬波圖》，圖文並茂，是有關製鹽技術的重要文獻，也經《四庫》著錄而得以傳留。在《四庫》中這類文獻還有不少。在《永樂大典》絕大多數卷冊已經被毀無存的情況下，《四庫》保存和整理中國古代科技文化遺產的功績就不言自明了。

《四庫》中的科技文獻對當時和後世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由於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人大多是學有專長的一流學者，如戴震、李潢、陳際新、郭長發、倪廷梅等都是精通天文數學的專家，因而他們在天文數學方面的選書和整理工作就比較細緻準確，水平也比較高。因而，這些文獻的存世對今人瞭解中國古代的科技發展非常重要。但也必須看到，《四庫》收錄的科技文獻與儒家典籍和各種文集相比，數量要少得多。即使有些已采進的重要科技文獻也未著錄，僅僅是存目而已，有的後來甚至連底本也散失了，這不能不說是它的缺陷。例如《算法統宗》、《甘石星經》、《飲膳正要》、《耒耜經》、《豳風廣義》、《安驥集》、《洗冤錄》、《南船紀》、《糖霜譜》、《酒譜》、《梓人遺制》等，都是相應領域的重要著作，但《四庫》皆存目而未著錄。另外，清政府雖曾在全國範圍發起大規模的征書活動，並給予獻書者某種獎勵，但不少皇戚貴胄、高官顯宦甚至民間藏書家，都不肯進獻或全部進獻所收藏的孤本、善本和抄本等珍籍。如《四元玉鑑》、《楊輝算法》等都是在《四庫》成書後才由阮元收集到的。又如清康熙時欽天監監正、著名數學家和天文學家明安圖有關三角函數冪級展開式的數學成就當時已為人所知，而作為天文算學纂修兼分校官的陳際新，既是明安圖的得意弟子，又曾直接參與整理編成明安圖的數學名著《割圓密率捷法》，可《四庫》也未收錄該書。還有一些科技著作很可能是因為政治原因而未收錄。如明代宋應星《天工開物》是一部關於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的百科全書，其內容幾乎涉及當時社會的全部生產領域，但也不見於《四庫》，其原因就很可能是因為宋應星有反清思想，其兄又殉明自盡，所以被排斥在《四庫》之外。
　　
《四庫》所收科技文獻都有或簡或繁的書目提要，但《四庫》書目達一萬餘種，卷帙浩繁，四庫館臣雖多飽學之士也難以仔細研究，因而書目提要紕繆疏漏之處亦復不少。如戴震輯錄的《九章算術》，其功績在於完整地恢復了這部數學經典著作的全貌，其校正的文字也不在少數，但也有師心自用、以意擅改而改錯了的文字。不過，各書提要中存在的種種缺陷也為進一步整理和研究這些歷史文獻提供了許多值得深入研討的課題。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就是學界公認的重要成果。
　　
《四庫全書》中的科技文獻，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全面地展示了中國古代數千年來豐富多彩的科技文明。這些珍貴的科技文獻不僅對於保存、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深入研究中國科學技術史，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學術價值，而且有些文獻如農書、醫書、動植物譜錄、地理方面的著作等，至今仍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和現實意義。這是前人傳留下來的一份極其寶貴的科技文化遺產，值得我們珍惜。

（本文由「歷史春秋網」授權「知史」轉載繁體字版，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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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大人物 | 張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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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事跡

張衡十七歳時開始四處游學，結果「通五經、貫六藝」。他那篇從十九歳時起草，至三十時潤色完成的《二京賦》，被稱為漢賦精品（「賦」是漢朝一種流行的文章體裁）。此外，還有《南都賦》、《歸田賦》、《四愁詩》、《思玄賦》、《舞賦》、《七辯》、《應間》等作品，各有不同特色及文學貢献。郭沫若先生稱他「下筆繡辭，揚手文飛」。在成為科學家和發明家之前，他是個傑出的文學家。

至於他在科學方面的成就，就遠不止於發明了地動儀、渾天儀這些大眾熟知的儀器，還有瑞輪蓂莢、記里鼓車、指南車等精巧又實用的工具。張衡為我國天文學、機械技術、地震學的發展等不同範疇都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郭沫若先生評價他為「世界史中罕見的全面發展之人物」，後人更誠譽他為「科聖」。

科學冷知識

指南車主要利用機械原理和齒輪的轉動作用，由一輛雙輪獨轅車組成。車箱設有一種能自動離合的齒輪系統，車箱外殼上層置一小木人，無論車子朝哪個方向轉動，木人伸出的臂都指向南方。記里鼓車和指南車都利用了差速齒輪原理，早於西方1800多年。張衡關於齒輪系統的應用和相對運動的原理，被西方學者稱讚為「是一切控制論機械的祖先」。

古學今用

瑞輪蓂莢是張衡模仿神話中一種奇樹——蓂莢的特徴製造而成的日曆。在一個立軸上裝上15個撥板，利用水力推動，從每月初一起，每天轉出一片木葉，15日後每天收起一片，到月落為止，循環旋轉開合，是一個活動的日曆。現代的跳字時鐘跟它很相似呢！

中國歷代統治者重道輕藝和鄙薄科學技術的思想，決定了《四庫全書的收書原則。那麼，在《四庫全書》中，關於科技這一塊又收錄了什麼文獻呢？明天同一時間，敬請關注《四庫全書中的科技文獻》！

（本文曾於2020年9月17日在星島日報「陽光校園」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
中心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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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的國寶」陳垣：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的污點｜知史百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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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亞運會開幕當天，也是中國史學大師陳垣先生誕辰130週年紀念日。

11月21日，國內數十位在陳垣研究、史學研究方面卓有實績的專家學者齊集中山大學，追憶研討這位廣東籍學人、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的學術貢獻。

陳垣先生的長子陳樂素、嫡孫陳智超先生也都是著名的歷史學家，「新會陳氏」祖孫三代均在史學領域內蔚為大家，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陳智超先生應邀參加了此次研討會，並接受羊城晚報記者的獨家專訪。

一、「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有一個重要觀點，即「應該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這句話是他在什麼環境下講的？他做過哪些努力？

陳智超：這話他不止講過一次，並不是一句即興或者偶爾的話。最早應該是1921年，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會議上。他當時的學生鄭天挺回憶，陳老師(援庵)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即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

羊城晚報：他在不同場合多次重申過這個觀點。

陳智超：1929年，陳垣先生在北平師範大學兼任過一段時間歷史系主任。他的學生柴德賡回憶說：「援庵老師深以中國史學不發達為憾，常說日本史學家寄一本新著作來，無異一炮打到我的書桌上。」

1931年9月14日，胡適在日記裡提到：陳垣問我，漢學正統這時候在西京，還是在巴黎呢？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兩個人就相對嘆息，希望在十年之後，把漢學中心奪回到北京。

羊城晚報：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有這樣想法的不止陳垣先生一位。

陳智超：對，包括胡適、傅斯年、陳寅恪等諸位先生，都深以為憾，並且有緊迫感。祖父在北大的一位學生朱海濤回憶，「九．一八事變」以後，學生問陳先生對於時局的看法，他就說：「一個國家是從多方面發展起來的，一個國家的地位是從各方面的成就累積起來的，我們必須從各個方面努力和人家比……我們幹史學的，就當處心積慮在史學上壓倒人家。」

二、學術沒有國界，但學者有祖國

羊城晚報：世界著名的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對陳垣先生非常推崇。但是我們也看到，陳垣先生曾作《敦煌劫餘錄》，以「劫餘」二字表達對斯坦因、伯希和這些西方漢學家某些行為的斥責。那陳垣先生和伯希和有沒有過交集，他們的關係如何？

陳智超：伯希和確實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稱讚援庵先生，都有記載留下來，這是一方面。此外，最近在存於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伯希和檔案中，發現有陳垣先生給他的信，信中提到，你寄來的文章我收到了，一共十五冊。你請我送給王國維先生的單行本，我也轉交了，但很可惜，轉交三天之後他就自沉在昆明湖了。從這裡就看到伯希和、王國維與陳垣三人之間的關聯。

他們兩人有證可考的交往可以追溯到1924年左右。伯希和研究過摩尼教，來華在福州時聽一位龔先生說，在福州烏石山有兩塊摩尼教的碑，但沒有來得及去看。後來伯希和就寫信給陳垣先生，托他有機會再查找一下。陳垣先生的助手樊守執是福建人，正好去福州辦事，於是囑他查找，花了很大功夫，可惜最後還是沒有找到。

羊城晚報：看來他們之間不僅有學術上的交流，而且是可以互相託付辦事的關係。

陳智超：應該說不是一般的交往。1933年，伯希和又一次來中國，當時他把俄國博物館館藏的《元秘史》拍了照片送給中國，中國方面招待他，我的祖父也參加了，而且還回答他的問題，這封信都保留下來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撰寫《敦煌劫餘錄》大概也就在上世紀30年代吧？

陳智超：這部書是1931年出版的。為什麼叫「敦煌劫餘錄」呢？是因為敦煌的這些經卷，後來藏在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是經過斯坦因、伯希和掠奪之後，剩下運到北京的部分，一共八千卷。陳垣先生在助手幫助下，花了三個月時間整理清點了一次，編出了這部目錄書，這應該說是敦煌卷子裡面最早的、最科學的目錄。

出版的時候，陳垣先生在序言裡點名批評伯希和：「(清光緒)三十三年，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國人始大駭悟。」有人當時就建議，是不是可以用詞緩和一點，「劫餘」二字過於刺激了。但是他說不行，「劫餘」二字還不能抒發他的憤慨之情，所以堅持不改。你說伯希和知道不知道這個事情？當然知道，而且後來二人確實見了面，伯希和還是對他表示敬意。從此我們可以得到重要的啟示，在外國人面前，只有堅持正確的愛國立場，而不是奴顏婢膝，才能得到對方的尊重。

羊城晚報：那麼陳垣跟伯希和的關係，如果單純從個人層面來說，還是比較友好的。

陳智超：學術沒有國界，但是學者是有祖國的。伯希和是西方最傑出的漢學家之一，但也是掠奪敦煌文物最精的一個人。此人有他的兩面性：1933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人趁伯希和第二次來華，希望他也能訪問日本，但他為了表示對日本人侵略東北的憤慨，取消了赴日行程。1945年10月伯希和去世時，陳垣先生還寫信給傅斯年表達了惋惜之情。


三、治學無捷徑，唯有刻苦和持之以恆

羊城晚報：我們看很多關於陳垣先生治學的文章，深感他除了以研究成果影響後代，其治學之道也給今天的學術界帶來很大啟示。

陳智超：我看啟示應該是多方面的。首先有個大前提，從陳垣先生有志學歷史開始，就有一個很明確的觀念：作為歷史學家要有一種自覺，要喚醒國民的歷史觀念。什麼是歷史觀念？不同時期有不同重點。在他那個時代，就是不能忘記外國的侵略，不能忘記中國的光榮傳統，不能忘記中華民族抗擊侵略的氣節。學習歷史研究歷史的目的，這一點是首要的。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做學術不僅憑興趣，更不是為了成名成家，而要有家國之思、民族之念。

陳智超：這一點很重要。另外，他強調治學無捷徑，唯一的體會就是刻苦和持之以恆。比如說有四年時間，因為每天都很早起床編《中西回史日曆》，苦心設計簡明方便的表格，結果得了胃病，只能吃麵，對於一個廣東人來說實在痛苦。在他60多歲研究佛教史時，因為需要參考的一部典籍貯藏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方，多年無人進入，蚊蟲很多。他每天都是吃了奎寧就進去用功一天。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言必有據，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給人留下很深印象。

陳智超：他強調，歷史學者就應該對歷史負責，要求真，不能去編造歷史。為了求真，有些問題就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陳垣先生倡導文章不要急於發表，「寫成之後要多置時日」，認為如此一來，一者或許有新的材料補充，二者或許有所修正。他自己就曾經重金購買清人的手稿，研究其修改的過程，了解前人怎樣做學問。還有，他要求「不說閒話，力求創新」，提倡「理要講清楚使人心裡服，話要講明白使人看得懂，閒話不說或少說。」在學風上則力求創新，「凡論文必須要有新發現新解釋方與人有用」。這些思想和親身實踐對當今學術界是有借鑑意義的。


四、長居北京，與嶺南割捨不斷

羊城晚報：還想向您請教陳垣先生與嶺南文化之間的關係。首先，出身於一個務實的廣東商人家庭，對於他的人生和治學有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陳智超：應該說有很深的影響。祖父是我們家族第一代的讀書人，他前兩代是經商，再前面恐怕就是農民。同輩也有很多經商的，但他從很小就喜歡讀書，雖然沒有家學淵源，也沒什麼師承可言。

祖父當時看書，並不限於只看四書五經，尤其喜歡讀史籍。於是長輩裡就有人指責他不務正業，但是曾祖父還是「購書無吝」。例如他十六歲那年，買了一部《二十四史》，就花去了曾祖父一百多兩銀子，這不是一般的支持。

羊城晚報：家庭給了他比較殷實的經濟基礎，父親又給了他寬鬆的讀書環境，這是家庭的影響。那麼地域方面呢？

陳智超：廣東這個地方，一方面最早感受到列強侵略，另一方面歐風美雨也是最早被感知。祖父在五歲以後就到了廣州，當然跟在新會時大不一樣，接觸了很多新知新事。另外，他在博濟醫學堂和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求學任教經歷也十分重要。這幾年所受到的近代自然科學的嚴格訓練，對祖父後來的史學研究起了積極作用。他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封家書中曾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雖然有點自謙，但這也確實是他能超越乾嘉大儒的原因之一。

羊城晚報：那他為什麼後來就長居北京了呢？

陳智超：他中間也曾短期回鄉，但應當承認，定居北京對他一生來講，有很大的影響。那時不像現在，即使你在窮鄉僻壤，只要有互聯網就可以知道天下事。祖父那個時候就不一樣，要看《四庫全書》，在廣東行嗎？要跟第一流的學者交流，也要在北京才有這個便利。

羊城晚報：那他思念廣東嗎？

陳智超：很思鄉。這種思念，甚至包括到具體的食物，如燒鵝、土鯪魚等。家鄉的災害他很掛心，而且對廣東學者也非常提攜，比如說岑仲勉先生，本來在廣州一所中學當老師，把刊有自己作品的校刊寄給我祖父，他馬上就轉送給了陳寅恪、傅斯年諸先生，直至將岑先生一步步薦入歷史語言研究所。

羊城晚報：您祖父在北京時，還說粵語嗎？

陳智超：在家裡他一直都說粵語。而且，他要求在北京生長的子弟，也一定要學廣東話，有時候還會親自教。在廣東的子女，也要想辦法學官話，甚至連我的姑姑都接到北京來上小學。


五、「二陳」比較研究，應不帶偏見

羊城晚報：今天的研討會也有很多學者提到了陳垣和陳寅恪兩位先生的比較，這也是近年來比較「熱門」的一個課題。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陳智超：我的看法是，我們要實事求是、不帶偏見地去研究。有些人連兩位先生的主要著作都沒看過，就發表議論，這不大合適。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學生戴家祥提到，他在跟老師散步的時候，陳先生講，我就佩服兩個人，一個是王國維先生，第二位就是陳垣先生，他「學問踏實，德才兼優」。陳寅恪先生在給陳垣先生的信中，稱他為「大師」，據我所知，這樣的稱呼在寅恪先生的信中好像是絕無僅有的。另一方面我祖父對陳寅恪先生很尊重，他在給我父親的家書裡面描述，自己怎麼希望陳寅恪先生給他寫序，而且也只有他能寫這個序言。這種推崇不是虛名和客套，他們二人互相都很推崇。

羊城晚報：但是新中國成立以後，陳寅恪先生寫出了《柳如是別傳》、《論再生緣》這些皇皇大作，但陳垣先生的論著比起以前就少了很多。人們會從這些比較上得出某些結論，您怎麼看？

陳智超：首先有一個問題不能回避，陳垣先生比陳寅恪先生大十歲。其實，並非1949年後陳垣先生的論著戛然而止，他最後一部大的著作《通鑑胡注表微》是在1946年刊行的，那時他已經66歲。當時他在家書裡面就多次流露「將軍老矣」。

羊城晚報：是不是也有身體不好的原因？

陳智超：一方面當時關於輔仁大學的爭奪很激烈，梵蒂岡要停發經費，輔仁還有三千多師生，中央人民政府不管誰管？這裡面的鬥爭牽扯了他大量的精力。另一方面，年事已高，他也確實身體狀況不樂觀。1953年祖父給冼玉清先生寫了一封信，大意是說：四九年以後因為各種事忙，沒有時間寫學術文章，我正要寫了，結果右手麻木了；請蘇聯專家醫生看過，說我要立即停止一切工作，要休息。這一次就住院大概一百多天，然後陸續又住了八、九次醫院吧，1964年還動過一個大手術。健康狀況不允許了。


六、陳垣還擔負相當的社會工作

羊城晚報：新社會帶給他的震動應該也很大。

陳智超：這當然也是另外一個原因。他經過了晚清、北洋軍閥、國民政府、日本人統治，曾經一度對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成立以及抗戰勝利都抱有很高期望，但最後都失望了。解放以後為什麼他轉變很快，並不是因為讀了很多馬列主義的書，而是因為看到了現實。我老引這段話，祖父1949年曾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中說：

「有人問我北平解放後，你看見些什麼和以前不同？我告訴他，看見的先不說，我告訴你看不見的。解放後的北平，看不見打人的兵，看不見打洋車伕的警察，街上看不見乞丐，看不見整天花天酒地的政府官吏，看不見託人情送官禮的事情，更看不見有所謂『新貴』在琉璃廠買古董……這不同於以前的改朝換代，的確是歷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的大變革。」

羊城晚報：那麼他在學術上主要做了什麼？

陳智超：1949年之後，祖父主要做了兩件大事：因為他原來的著作很多都是木刻本，或者在雜誌上發表，現在全部由國家出版社排印出版。大部分著作都是他在解放後精心修改過，並且重新整理的，這是一件工作。另外，就是著手整理《舊五代史》和《冊府元龜》，這是很大的工程，但沒有來得及完成。

羊城晚報：此外，陳垣先生的社會工作也相當繁重。

陳智超：是的，他關心史學教育，繼續指導學生，為出版社審稿，還當著幾千人學校的校長，這都佔去相當的精力。以前的幾十年，他每天凌晨四時起床讀書寫作，晚上九時就寢，生活很有規律。但解放之後，因為不斷參加各種會議，午夜才入睡也成了常事。

羊城晚報：也就是說，二陳在解放後的身份迥異，所以他們承擔的職責也是很不一樣的？

陳智超：對。陳寅恪先生應該說是比較純粹的、學院式的學者，陳垣先生有相當的社會活動，而且還是一位教育家，這個區別客觀存在。

羊城晚報：二人原先在學術上經常交流，新中國成立以後，這種交情還在嗎？

陳智超：這種交往一直沒有斷。過去兩人通信很頻繁，後來因為陳寅恪眼睛失明，沒有直接通信的可能，但還是互相關心的。1953年12月，陳垣給冼玉清先生的信中寫道：「中古史研究所事情當汪君未南行前，曾到舍間商酌，同人意見以為所長一席，寅恪先生最為合適。今聞寅恪先生不就，大家頗為失望，奈何！」而在1955年的信中，陳垣問冼：「寅恪先生起居佳否？聞其女公子調粵工作，可以照顧，甚善。」可見其關心。

七、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

羊城晚報：最近您主持編輯的《陳垣全集》出版了，人們發現書中收入了他生前寫的一個內部檢討材料，裡面交待了有關「曹錕賄選」的情況。

陳智超：我始終不把祖父看做一個完人，更不是把他看做聖人。他就是一位傑出的史學家、教育家、愛國者。他參加曹錕賄選是在1923年，我在全集裡面特別收了他寫的一個內部檢討，當時領導並不要求、也不希望他公開檢討，是他自己寫的。我把這篇文章也發表了。我覺得，既然是全集，就要反映全面。他自己一直認為，參加曹錕賄選是一生當中一個污點，我也不能給它抹掉了，我保留這封檢討，是讓人家全面了解他，他不是完人，也曾走過彎路。

但是，評價一個人的一生，看他的全部，要看他的晚節。就在參加賄選的同年，他寫了被蔡元培先生稱為「石破天驚之作」的《元西域人華化考》，後來又被推舉為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和故宮博物院理事，為保護故宮及故宮文物，與北洋軍閥進行了堅決鬥爭，一度還被捕並遭軟禁。上面提到的陳寅恪先生稱他「德才兼優」，也是在「賄選事件」之後。從這些也可看出當時社會對他的評價。

羊城晚報：那麼這件事到底當時是個怎麼回事？

陳智超：當時陳垣是國會議員，是拿薪水的，而且這個是他主要的收入來源。但由於連年戰爭，薪水已多時未發，後來得到通知說要補發欠薪了，也同時要求他們參加選舉。這是他終身的憾事。

八、三次婚姻與感情生活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出生在一個大家庭，有兩位母親，先後有三個妻子、十一個子女。在感情方面，他處於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陳智超：陳垣5歲時，父親把他過繼給了去世而沒有子嗣的三伯父。陳垣後來回憶說，雖然與過繼母親李氏生活在一起，她對自己也百般關愛，但畢竟是在生母周氏的懷抱中長大，對她還是很依戀的。每次吃飯，他總是在過繼母親處吃一點，然後又偷偷跑回生母那裡去吃飯。五六歲他就離開家鄉到廣州求學，除了有限的幾次回鄉省親外，很少有與母親見面的機會。他常因不能親自侍奉母親而內疚。

年輕時陳垣聰明博學，又長得一表人才，在廣州時被稱為「靚仔垣」。還有人提到這麼一件事：由於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又擅長演講，陳垣的名氣與日俱增，招來了不少開放女性的追求。陳垣有段時間用筆名發表文章，其中一個筆名是「豔」，友人問他何意，他坦言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女朋友。

羊城晚報：他為什麼會有三次婚姻呢？

陳智超：1913年因赴北京從政，陳垣跟以前的生活切斷了聯繫，包括「父母之命」的原配妻子鄧照圓，也就是我的祖母。祖母原名「珍安」，識字不多，裹過小腳，因為祖父又字「圓庵」，所以祖母后來將自己的名字改為「照圓」，但他們兩人終究因為彼此思想的巨大隔閡，祖父來京後兩人就沒有再生活在一起。但是祖母知道祖父喜歡吃家鄉的鯪魚，就常讓子女買來曬乾，寄到北京。因為祖父過繼時是「兼祧兩房」，所以又娶了二房吳淑媛，比他小四歲，但也沒有隨他去北京，不久因意外失足落水而亡，年僅28歲。

後來追隨祖父去北京的徐蕙齡，是他在光華醫學專門學校的師妹和學生。他們在北京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到了晚年感情不和，出現巨大矛盾而分居了，後來徐夫人跟隨所生的兒子陳容到了天津生活。

對於身在天津、廣東的兩位妻子，祖父一直寄生活費。直到1966年5月，她們兩位在相隔不到一週的時間內先後去世，祖父這時已經是86歲的老人了。

羊城晚報：陳垣先生晚年，他的女弟子劉乃和成為了得力助手和忘年知己，長期相隨。二人之間的關係到底如何？

陳智超：這個問題不是幾句話就可以說清。我的妻子曾慶瑛教授曾在《陳垣和家人》一書中，用了專門一節全面談到這個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可參閱相關內容。



大師陳垣

陳垣，字援庵，廣東新會人。當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教育家，曾被毛澤東稱為「國家的國寶」，與陳寅恪並稱「史學二陳」。

陳垣先生於1880年出生，六歲至廣州讀書。早年曾考科舉而名落孫山。在博濟醫學堂學過西醫，後創辦並入讀光華醫學堂，並留校任教。

1905年，與潘達微、高劍父創辦《時事畫報》，反對滿清專制、外國侵略，以觀點立場激進而著稱。辛亥革命後，當選民國眾議員，從此定居北京，後曾任教育部副部長。

1917年，38歲的他發表第一篇學術著作《元也里可溫考》，開闢了宗教史研究領域，當即震動學界，一鳴驚人，由此開始學術生涯。

抗戰淪陷期間，他閉門研究，堅決不與日本人合作。1949年，他選擇留在大陸，晚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病逝於1971年。

作為史學大師，他在宗教史、元史、中外交通史、考據學、校勘學、歷史文獻學上獨創甚多，學術建樹影響至今。

作為教育家，他從教74年，從傳統私塾老師到現代大學校長，前後執掌輔仁大學、北京師範大學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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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麗君指出，馮明珠院長今年八月以內閣閣員身分赴中國參訪，未依法向移民署申請，移民署已報請內政部裁罰，鄭麗君還說，長期以來故宮與中國交流的分寸掌握非常有問題，包括收受中國企業贊助款、文淵四庫全書被盜印等事件，現在連訪中都不申請了，實在離譜！
故宮出國經費，除了公務預算、基金預算之外，還有以贊助款支應的方式，例如今年八月出訪中國就是用贊助款，事前不用寫出國計畫，出訪後也沒將出國報告上傳「公務出國報告資料網」，意圖規避監督。鄭麗君還舉例馮明珠今年六月率團赴義大利參訪，依照出國報告書，該次出訪目的有二：一、與佛羅倫斯聖十字教堂討論郎世寧新媒體展合約，二、參訪凡蒂岡典藏。本次行程共9天，扣除飛行交通時間3天，安排6/23-6/28六天行程，第一天「參訪梵蒂岡教宗庫藏與梵蒂岡博物館」，符合出國目的；第二天「參訪羅馬古蹟與我國梵諦岡大使館」，其中只花2小時停留在大使館，剩下時間全部都在觀光古蹟；第三天「參訪羅馬古蹟與我國義大利代表處及拜會國會與參眾議員」，沒有議員名單，馮院長也說不出副市長、議員的名字，這天只花兩小時拜會，然後繼續觀光古蹟；第四天「搭乘鐵路運輸」，從羅馬到佛羅倫斯其實只需1.5個小時，但馮院長居然花了一整天搭車，沒有任何公務行程，全團四人生活費高達台幣3萬6千元，鄭麗君諷刺根本是「假公務真觀光」！
鄭麗君表示，馮院長於今年二月到廈門參訪，準備與北京故宮在廈門鼓浪嶼設立「兩岸故宮數位化展廳」，在立法院上會期，馮表示「我們與廈門沒有進行任何文創合作…我是應北京故宮單院長之邀…其中之一是他希望兩岸故宮能夠在廈門設置數位博物館，但題目與內容都還未定…到目前為止並未進行任何實質合作，只是去看場地。」，可是出國報告中完全不是這回事，報告中包括「由廈門市政府鼓浪嶼率由投資集團投資落實」、「兩岸故宮數位博物館以文化教育推廣為首要任務，因此暫不售票」、「廈門方須藉由前述文創商品販售等方式，積極籌措營運基金，並回饋兩岸故宮產業團隊」，其中「採擴展目前本院已推動的數位營運模式及銷售文創商品，應能創造國內產業發展有利局勢及避免對本院產生過大的額外工作負擔」，將台灣文創商品利益拱手讓給廈門官方，鄭麗君認為根本是圖利，故宮文創商品銷售數字，上半年比較去年同期衰退五千萬元，怎會怕增加工作負擔，鄭麗君說這是把文創商品拱手給中國來做，出賣國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