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政府的主旋律，除了「一切平靜後才真誠對話」，值得注意的是，嘗試通過湯家驊先生的建議，推出一個沒有權力的A貨、魚目混珠的「真相調查委員會」蒙混過去。為面不熟悉政治語言偽術的朋友受騙，這裏稍作介紹，希望毋忘初心，保持警惕。 //香港局勢持續緊張，本來能輕易成立、早已凝聚各界共識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始終不聞特區政府籌辦，與此同時，湯家驊先生的團體卻提出參考南非案例，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簡稱「真委會」)取而代之。坦白說，政府友人也曾對筆者推介類似建議，當時我的回應就是「唔好再呃人」，現在如此形勢，還有誰在兜售這一方案，已經說明一切。假如不理解「真委會」與獨立調查委員會在社會背景的差異，雖不至於謬之千里，但毫釐之辨，卻令事情變得於事無補，甚至只會激起新一輪的民情風暴。 針對性的獨立調查總有先例 《逃犯條例》修訂風波至今，最為香港社會大惑不解的是，為何特區政府對於成為「獨立調查委員會」會有如何的反彈，多次以「既定機制恆之有效」為由，拒絕成為獨立調查委員會。我們嘗試從不同渠道了解情況，大抵可以歸納為3種政府內部的不同想法︰ 第一種想法是擔心會延續「南丫島海難」的情況，有紀律部隊同僚會因執法上的作為或不作為而身陷囹圄，而對他們而言因政府的錯誤判斷，被要求「果斷執法」而入獄是「天方夜譚」，結果必然打擊士氣。 第二種想法是擔心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公信力及認受性，特別是現今社會風雨飄搖，難以找一個有公信力的人主持獨立調查委員會，所得的結果假如不為社會接受，只會引來更大的政治風暴。 第三種想法是「無先例可援」，直言只調查警察的獨立調查委員會，與民間提出「六七暴動」後成立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難以相提並論。 因此，不同的不是no stake的持分者，均有動機否決有機會引起法律後果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因此提出「真委會」的朋友直言，相對溫和、沒有法律後果的「真委會」更容易為政府接受。 以上第一及第二種想法是政治判斷，筆者不認同、但起碼明白其邏輯；第三種是事實判斷，但令人不認同也不理解。先不說社會要求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並不完全指向警方執法，也涉及政府、群眾在事件中的角色，如何汲取風波所帶來的經驗，甚至有言論直言可調查示威者及支持警察人士有沒有收受利益或有明顯的「外國勢力」參與等，這些都是非針對警方的調查方向。 其次，所謂的「無先例可援」也非事實。當然定義「何謂先例」是政府中人一廂情願的想法，畢竟政治學入門科目「比較政治學」早有明示，所謂社會事件皆是可比，也是不可比，關鍵是使用的天秤及準則。舉例來說，針對北愛爾蘭警察調查、拘捕及審問手法， 1979年的英國委任班納德法官(His Honour Judge H. G. Bennett, Q. C.)的獨立調查委員會；針對警員在特定案件的調查工作及瀆職問題，2012年新南威爾斯總督委任資深大律師 Margaret Cunneen主持特別調查委員會(Hunter Special Commission of Inquiry)，針對涉及當地神父兒童性侵案件調查時，新南威爾斯警方、當地教區神職人員有否合謀妨礙調查工作；針對警察處理西開普省近郊市鎮Khayelitsha治安問題失效、與社區關係破裂，西開普省總理在2012年委任Catherine O’Regan法官領導獨立調查委員會，希望可以改善警察執法效率及重建社區關係。 這些建議從不盡善盡美，例如北愛爾蘭的警民關係在80年代並沒有改善，Khayelitsha仍不時出現警民衝突，民眾對警察濫權仍未感滿意，但有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總比沒有來得好。部分建議的落實也有助改善警方執法情況，保障社區民眾的基本權利，不會因成為「疑犯」後一筆勾銷。 獨立調查委員會Vs真委會，才是政權的承擔 處理社會犯罪及公義時，刑罰學將其粗分為3種理論︰應報式正義觀(retributive justice)、分配式正義觀(distributive justice)與修補式正義觀(restorative justice)。應報式正義可體現於一般日常的刑事判決，例如不同罪行有不同的量刑起點，重犯者罪刑加重等等；修補式正義常體現於不同涉及社區案件及權利侵害，例如新西蘭的《兒童、青年及家庭法案》，以及南非政府處理種族隔離政府後遺症所成立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修補式正義觀有別於應報式正義觀，重點從「受害人」的身份及角度出發，強調公義的目的是要「治療」受害人所受的痛苦，修補社會因事件所做成的永久傷害。修補式正義觀問的重要問題，是何人受傷、甚麼原因導致傷害出現、以何種方式能社會可解決導致傷害的成因，如何改善情況令社會重新出發。 但現時本港社會的核心問題，在於同為「受害者」，政府對自身及示威者以不同的正義觀處理。政府多次強調「嚴格執法」，並「迅速有效」地將拘捕的示威者檢控、提堂，是典型的「應報式正義」，希望以刑罰或是恐嚇刑責的方式「止暴制亂」。但同等的「應報式正義」，甚至退而求其次，以獨立調查委員會方式得出結論，從而改革警隊執法問題及政府施政盲點的廣義「分配式正義」也斷然拒絕，只願意承認政府「有所不足」，向社會賢達放風指政府願意接受「修補式正義」，希望社會給予信任特區政府，「大家一起重新出發」。 #全文見blog #真委會 #獨立調查委員會 #hk

[#隨緣家書📖🇬🇧] 香港警隊走到這一步，已經完全失去公信力，日後怎可能不被問責？近來香港進入非常時期，當討論警政問題與公民社會千絲萬縷的關係，北愛爾蘭實為一個各方面的完美案例。細節很多枝節，重點係：北愛警察去到咁盡，群眾鬥群眾，最終都有報應。 皇家愛爾蘭警察隊(RIC)可算是現代警察制度的起點，建立「蘇格蘭場」的Robert Peel早於1822年，已在愛爾蘭建立現代警察制度。愛爾蘭獨立戰爭後，《英愛條約》將北部6郡與南部26郡分開，北愛爾蘭成立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聯同愛爾蘭獨立戰爭時成立的阿爾斯特特別隊(B Specials)，一度成為維持北愛爾蘭社區治安的主力。 北愛爾蘭問題複雜，它既涉及天主教及基督新教的宗教衝突，也有歸英派、獨立派、歸愛派三種不同的政治意見矛盾。因此，在上世紀60年代末，北愛爾蘭進入了長達20年的「騷動年代」(The Troubles)︰由60年代中的和平民權運動得到當時北愛總理奧尼爾(Terence O’Neill)支持，到1968年違犯禁令舉行德里遊行，結果遭當時皇家阿爾斯特警隊鎮壓，多名示威民眾及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的政客受傷。及後更有多宗由親英派發動的襲擊，希望以「插贓」的方式誤導民眾這是愛爾蘭共和軍所為。最終在1969年元旦日，名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的學生組織開始由貝爾法斯特到德里的遊行，途中受盡親英派的滋擾，甚至受到包括「休班警」在內的親英派示威者攻擊。皇家阿爾斯特警隊被指保護示威者不力，最終走上民眾鬥民眾、武裝組織鬥武裝組織、恐怖主義鬥恐怖主義的「持久戰」之路︰1972年的「血腥星期天」(Bloody Sunday)，1981年的「大絕食」，相信有了解北愛情況的讀者，會明白當中的慘況。 英國政府固然不希望國家分裂，因此在1972年後直接接管北愛爾蘭，前後也嘗試推動的不同調查及改革︰例如1969年的亨特報告書(Hunt Report)提出解散阿爾斯特特別隊，將阿爾斯特警隊的職級及體制與英國本土同化，而將原來阿爾斯特特別隊的準軍事職務，交到阿爾斯特防衛團(UDR)；1972年發表了史嘉文報告(Scarman Report)，分析1969年期間暴動的成因、社會成本以及不同組織的角色。當然，這些改革在共和派及民族主義眼中毀多於譽，甚至在1972年「血腥星期天」後，英軍在北愛的合法性也「一鋪清袋」。但直接管理時期，嘗試以獨立的北愛住房委員會疏理北愛人的「土地問題」，1973年的北愛議會選舉等，都是英政府嘗試以有限權力下放，以及社會福利，希望解決北愛爾蘭內部的政治及宗教衝突。然而當民眾及武裝組織習慣了互鬥之路，建立互信，就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處理得了。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沒有逃避北愛爾蘭問題的國際層面，與積極與愛爾蘭政府談判，在1985年的《英愛協議》定下了愛爾蘭在北愛問題的諮詢地位，也因為歐洲共同市場及歐盟體制，變相令北愛地區與愛爾蘭沒有實質邊境，最後在多方同意下促成了《受難日協議》。而英政府在「落實」《受難日協議》的內容上，就以北愛警政改革將為其中一個切入點，並責成則從香港回家的彭定康出任委員會主席，就改革提出針對性建議。 要成立一個有公信力的委員會從來都是政治問題，當年的處理「血腥星期天」的《威傑里報告書》，即使有一個大法官主導，也不一定得出一個令各方接受的結論。因此，除了「英方代表」彭定康出任主席外，其他成員包括時任愛爾蘭參議員，前北愛醫療及社福服務常務次官Dr Maurice Hayes，時任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院長Dr Gerald Lynch；退休警官Kathleen O’Toole；犯罪學及社會學教授Clifford Shearing；前倫敦警察廳副總監Sir John Smith；北愛大律師Mr Peter Smith及前英國電訊總裁(愛爾蘭及北愛爾蘭部)Mrs Lucy Wood。此外委員會也約見多個主要政黨、本地及國際人權、社會服務組織、本地及其他國家的警察團體，以及落區舉行多場公眾諮詢會。 最終，彭定康委員會建議將北愛警政制度「在地化」、「本地化」及「社區化」，包括1) 將皇家阿爾斯特警隊(RUC)改名為北愛爾蘭警察部(PSNI)；2) 設立由北愛議會政黨代表及獨立市民所組成的警務委員會，負責監督警察運作；3) 建立獨立的警察申訴專員制度及投訴仲裁機制；4) 平衡招募原則︰50 - 50 天主教及新教警員；5) 淡化任何有關「大英」色彩的標籤；6) 重寫新的警察守則、並加強警員在人權事務的意識及社會警政概念。 雖然不知有沒有影響警員士氣，但改革方案得到大部份政黨及市民的認同，北愛治安也慢慢走回正軌。而隨著2006年聖安德魯斯協議(St. Andrews Agreement)的簽訂，連視為激進派政黨的新芬黨，也接納改革並加入警務委員會，全面落實北愛政府自治方案。若非今天的脫歐亂局，北愛爾蘭的政治問題也許走上康莊大道。 另一方面，英國政府也就「騷動年代」的多宗暴力行為及謀殺案，展開不同的獨立調查，包括2003年公佈的史蒂芬斯第3份調查結果，認為警察與當時的親英武裝組織如UDA等，有同流合污的情況，包括在搜證及調查時，選擇性將證據不納入官方紀錄、對早知針對天主教徒及共和派的情報視而不見..... 全文見blog

【倫敦Day 4：蘇格蘭的一國兩制 】 星期四一早由倫敦飛往蘇格蘭愛丁堡，下午與蘇格蘭國會人員和蘇格蘭保守黨的議員會面，了解蘇格蘭政制和他們對脫歐的意見。對香港人來說，大概都知道蘇格蘭、威爾斯和北愛爾蘭都是英國的部分，但踢世界盃、歐國盃時又自己有自己的國家隊，我們對他們的政治關係都是一知半解。 原來蘇格蘭國會是在1999年成立，比特區政府更要年青，背景是1998年英國政府政府向蘇格蘭地方政府的權力下放 (devolution) 的結果，除了中央保留一些例如外交、國防、憲法、移民/入境、社會保障、就業、工業貿易、廣播和平等權利之外，其他例如教育培訓、環境、醫療、社會服務、房屋、治安、體育、藝術、漁農、大部分的運輸等本地政府政策，都歸於蘇格蘭國會管理，甚至稅收，都各油角色售不同的稅項。 雖然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掉，但就得上中央下放權力，成立比北愛和威爾斯議會都擁用更大權力的國會，向「獨」的方向走，可說是不歸之路，蘇格蘭國會最大黨的人大概會這樣說，甚至覺得在英國決定脫歐後，獨的條件更佳。不過，統派的蘇格蘭保守黨的議員會說，當年公投55％支持留英，至今改變不大，雖然蘇格蘭超過六成人支持留歐，對脫歐感到失望，但不代表反對脫歐就必定支持蘇獨，問題複雜，蘇格蘭人實施要分成「留歐留英、留歐脫英、脫歐留英、脫歐脫英」四類，可維心情複雜！ 參觀蘇格蘭國會，感覺與數年前參考過的北歐國家的議會類似，更甚於英國西敏寺國會：多黨派而非兩大黨制，常出現政黨聯合執政，但黨派協議國會運作，例如於法例辯論之前，各黨會協議反別發言的時間，預計好開會時間，下午五時準時休會，這些都與北歐相似，多於英國的「一以繼夜」和激烈辯論。當然，這些情況除了文化因素，最重要分別是有真的民主選舉，和政黨輪替執政的機會，大家自然有商有量。 與我們會面的蘇格蘭保守黨的議員Dean Lockhart，曾經在香港工作，對香港比較了解，是我們所見的議員中唯一聽過大灣區等項目的，而且他也熟悉香港駐倫敦的投資推廣署，我們也與他就金融科技及其他創科和研發項目相方政府提供的資助和支援交換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