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容雪村 | 中国语言风格的堕落

不久前，我走过三亚的一条街道，听到有家店铺在播放著名的共产党赞歌《社会主义好》的摇滚版。虽然我对这首歌深感厌恶，但在音乐响起时，我还是会下意识地跟着哼唱：“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共产党好，共产党好，共产党是人民的好领导……”

几十年间，这些共产党为赞美自己而推出的歌曲从来没有从中国人的耳边消失。对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来说，这些歌曲伴随着我们的青年时代。直至今日，尽管共产党所宣称的共产主义已经仅仅体现在其名字上，这些歌曲依然常常出现在中国的电视上、广播中。很难估量它们对中国人的语言和心灵造成了多么大的影响。

在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六十多年中，因为仇恨教育、愚民宣传，再加上对古典文明的全面破坏，一种新的语言风格渐渐形成。中国的语言开始变得粗鄙残忍，而这很大程度要归咎于共产党的统治。

无论官方文告、文学学术著作，还是私人言谈，都可以看到这种“有中国特色的语言”。

中国政府的高层人物会在那些极为严肃的场合，或正式的演讲中使用一些极为俚俗的语言，比如“打铁还需自身硬”。官方公告和晚间新闻联播中宣讲“和谐社会”和“中国精神”。国家主席习近平说过著名的“绝不许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政府的宣传和教育机器将这些残忍和嗜血的语言灌输到每个人的耳朵中。在教材中，我们学习数不清的残酷的英雄事迹：“用胸膛堵枪眼，把炸药包托在手上引爆，趴在熊熊烈火中一动不动，直至被烧死。”在中国，几乎每一个孩子都要戴红领巾，那是“用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很多成人都唱过《少先队队歌》：“时刻准备，建立功勋，要把敌人消灭干净”。

几十年来宣传机器地反复引用，使这种语言风格直接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以及日常话语系统中。在最近几年中，我甚至听到我的一些朋友，那些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也在使用这种宣传语言，而且不是在说反话。

两年前，在山西中部的一座小城，我听到两位老农站在路边辩论，主题大约是“米饭和馒头哪个更好吃”，当辩论升温时，其中一位批评对方“你这是形而上学。”

毛泽东对形而上学持怀疑态度，所以很多年来，在中国的宣传语系下，形而上学成为了一种可疑的理论，一个轻蔑的词汇。可以想见，那两位农民对形而上学并没有多少了解，他们只是从党的宣传词典中学来这个词，用它表达对对方的侮辱。其他的一些词汇，比如“唯心主义”和“小资”，也成了万能的批评用词，即使那些使用这些词汇的人并不真正了解它们的意思。

革命性语言在普通中国人的话语中普遍存在。我们把工业、农业在内的一切行业都称之为“战线”（几乎所有工作的场所都可以称为阵地）。带病坚持工作通常被称为“轻伤不下火线”。一些大企业会把它的销售队伍称为“集团军”、“师”、“团”，把销售区域称为“战区”。

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k)和其他一些学者把这种语言称为“毛氏语言”。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亚洲学会网站ChinaFile上的一篇文章中，林培瑞写到，这种话语比“大多数语言更赋军事隐喻和政治偏见”。在那篇文章中，他给出了一些关于毛氏语言是如何根植到日常生活用语中的例子：“大陆人即使到今天，还是会在饭局快结束时让他们的朋友将剩余的饭菜‘消灭干净’；上次我在北京时，一个小男孩在公交车上对他的妈妈说：‘妈，我要尿尿’，他的妈妈回答说：‘坚持！司机叔叔不能在这里停车。’”

这种新式中国语言的根源要回溯到毛泽东时代。在1942年延安讲话上，毛泽东劝告作家和艺术家要“为人民服务”，要使用人民看得懂的语言。甚至在共产党执政之前，他就曾撰文指责文艺作品使用“人民群众”看不懂的那些“不三不四”的词句。作为对毛泽东命令的直接回应，党内宣传机器开始宣扬一种“人民的语言”——一种直白而易于理解的语言。

中国共产党这种将我们的语言低级化的行为是一个故意而为之的努力，目的是要贬损公共论述。文化大革命将这种行为推向极致。知识分子理性的讨论被完全否决。在这种氛围下，词语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共产党可以运用语言来模糊界限和说谎。

例如，高级官员时常把“法治”挂在嘴边，但当他们谈及法治时，他们的意思是共产党用法律去统治人民。

这种故意运用模糊和让人困惑的语言的做法的目的非常明确：隐瞒中国缺乏民主的真相，假装民主已经存在。

我无法给出怎样才能拒绝官方语言体系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这种语言渗透到我们的方言中。甚至一些像我一样的作家，虽然清楚地意识到共产党试图操纵我们，但仍时常无法避免哼唱那些歌颂共产党的歌曲。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话最能表达我的担心，他写道：“如果思想可以败坏语言,那语言也同样可以败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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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中国数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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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布斯的故居在硅谷的帕洛阿托市（Palo Alto）瓦沃勒街（Waverley Str.）2101号。这是一栋外表极不起眼的英式红砖建筑，外墙爬满了蔷薇。在乔布斯去世前，这里是普通软件工程师喜欢居栖的地方，如今已成为硅谷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一栋大house动辄千万美元。

我去的时候是晌午时分，整条街道寂无一人，乔布斯家的院子挺大的，低矮的木栅里野花在光影中摇弋缤纷，有一朵红色的罂粟花孤枝直上，开得无比放肆，宛若斯人犹在。

“这两年，有不少来自中国的互联网新贵们在这附近购房置业，争着当乔布斯的邻居，雷军的新房子就在不远的一个街区。”陪同的Isa告诉我。

｜ 乔布斯的故居 ｜

二

“中国邻居”们想要接近的不但是乔布斯的房子，而更是他的创新灵魂。可是，后者好像比前者要稍稍遥远一点。

Helen的女儿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有一天，她回家问妈妈，“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们中国人是C2C？”

C2C是Copy to China的简说，小女儿感到很受羞辱。Helen对她解释了半天，不过，“其实在内心，我也觉得这真是一个问题。”

Helen的中文名叫梁海燕，是一位在硅谷生活了十多年的博士创业者，她曾经创办过一家可穿戴智能公司，从去年开始，她在硅谷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并开通了名为“千读”的微信订阅号。如今，这个读书会有500多个人，是硅谷地区最大的华人学习组织，而“千读”公号上线一年也拥有了一万多名订户。“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喜欢读书。”她对我说，“我们每周在线讨论两本书，很多都与创新有关。”

每年，梁海燕都会接待好几批来自大陆的企业家朋友，“他们来这里，问的最迫切的、也许是唯一的问题是，硅谷现在最流行什么？无论是软件、硬件或商业模式，都很受到关注，可是，很少有人问，硅谷的创新为什么与众不同。”

梁海燕的疑惑，也得到了James洪的呼应。James曾是苹果公司的高管，他帮助库克完成了苹果与富士康的手机业务衔接工程，是一个很有点传奇色彩的人。就当我们在硅谷聚餐的那一天，周鸿祎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脱口秀，隆重推出360的酷派手机，而雷军则同时宣布小米手机降价。

“他们都在做手机，每个人都在做手机。”James一边嚼着台湾厨师做的酱汁仔排，一边说，“他们都把苹果当对标物，都说做出了比苹果更牛、而价格却便宜一半甚至更多的手机，可是，他们真的知道苹果是怎么理解手机的嘛。”

｜ 吴晓波与Helen和James的合照 ｜

三

在不久前，梁海燕的读书会分享了硅谷鬼才彼得·蒂尔的《从0到1》，这本书近日也雄踞大陆商业图书榜的前列，一位分享者在群里提问，“美国人在想的是，如何去改变这个世界，而中国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适应正在改变中的世界，这是价值观上的差异吗？”

在硅谷，能够清晰地看到中美创业者对创新的理解的确有很大的差异，它不仅是价值观上的，更是制度上的。

美国人对技术驱动有宗教般的痴迷，同时对创新的维护也十分的严苛，任何新的发明都受到专利法的保护，没有一家公司敢于轻易地去模仿竞争对手，因为你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或哪个阶段会遭到专利的狙击。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风险投资不支持任何的仿冒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不但是耻辱的，更是危险的。正是在这样的法律和道德环境中，小公司的创新得到了极大的保护和鼓励，颠覆性事件时时发生。但是，因新技术的发展速度太快，特别是应用性领域的大规模拓展，也使得创新与仿冒的界限变得非常的模糊，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再到扎克伯格，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全数遭到过抄袭的指控，有些甚至陷入旷日长久的侵权官司之中。

相对于中国，自互联网产业萌芽以来，没有出现过一个重大的发明性创新，几乎所有的商业模式和技术原型都来自于美国，而中国政府出于保护本国企业的考虑，在专利法的执行上，偏护本国企业，外国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的难度非常之大。

｜ 有一朵红色的罂粟花孤枝直上 ｜

创新环境的差异，最终造成两个结果——

首先，中国企业先是大规模地模仿美国同行，竞相以模仿速度的快捷为创新的第一指标，风险资金也以此为投资的最主要的考量指标，从“中国的雅虎”、“中国的亚马逊”、“中国的谷歌”到“中国的Snapchat”、“中国的Instagram”，往往是吸引资本乃至去纳斯达克上市的最佳口号。

其次，中国企业之间互相模仿，同质性产品层出不穷，所有指责别人模仿自己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模仿的产物。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凡是能够被模仿的模式，都不应该算是创新。中国人在民族性上从来有“胸纳百家，为我所用”、“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实用主义传统，对创新的认定往往以最终的成效为前提，“存在即是合理”，“成功是检验创新的唯一标准”。

创新是所有产业进步的起点，差之毫厘，行而百里便如隔天涯。正是美国与中国对创新的这种迥然不同的理解，造成了两个差异性极大的新经济竞争环境。

四

去斯坦福大学参观，陪同的是医学院的博士后王峰，他在这里从事免疫学研究，而这无疑是当今最为显赫的领域之一。

｜ 斯坦福大学校景 ｜

前些年，来硅谷的中国创业者和投资人主要集中于互联网应用产业，而如今，医学、大数据及智能硬件成为了新的追逐对象。医学院有一栋以朱棣文命名的U型大楼，里面有很多交叉学科的实验室，正在像银河系大爆炸那样地酝酿着无数的可能性。

“每天都有几个来自中国的投资人在这里像星探一样地逛来逛去。”王峰笑着说，“这栋楼里做的是从0到1的工作，而咱们中国公司将完成从1到N的使命”。

也许在不久的几年后，硅谷将出现新领域的“乔布斯”，他们暴得巨富，然后把某个新街区变成另一条瓦沃勒街，再过了若干年，那里又将出现新面孔的“中国邻居”。

先讲一个故事……

　　如果你来找我，站在我面前，信任我，你问我：给我推荐一本书吧！

　　好。我也知道你的习性，你喜欢外国小说，内心幽暗，生活低微。你需要一本新书，我扒开书堆，翻出今年刚刚译到中国的"文痞"布考斯基的小说《苦水音乐》，拿给你。

　　就是这本了，它适合你。

　　你也相信我。你回去的路上给我发来短信：嘿，哥们，这小说，真好看！

　　事实就是如此。

　　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编得一手好书，来打听今年的凤凰网年度好书。我秘而不宣。他说，张先生的书，上半年好评如潮，下半年他们却一边倒地留下几句批评，没了！

　　他很生气，我也理解。媒体的好书榜年年有，开书单的却总是那几位老面孔，何况媒体的朋友们有时还没有耐性，像根怕疼的触角，碰到一点，便退缩了。

　　可那边瑞典文学院，也是那几把旧椅子。有什么办法？

　　好书那么多，我只选十本。

　　现在开始闲话正题。

　　"凤凰好书榜"自2008年开始评选"年度好书"。当年，我们推荐九本书，网上可以查到，其中有爱伦堡的名作《人·岁月·生活》，一本叫做《长路漫漫--一个童兵的自述》的战争小说。现在看来，那是一份蛮片面的榜单。

　　2008年，我们没有推荐鹿桥的《未央歌》、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沈昌文的《知道》。

　　转述当年一位读书人的话讲，"由南方一家报业选出的年度十大好书出台了，仔细看一眼书单，除了几本附庸风雅的随笔，余下的皆是政论财经之类的读物，竟然没有一本诗集和小说，感觉是老干局推荐给街道办的社会资料。殊觉怪异。据说，这些书是记者和学者推荐的……"

　　一位读书细致、较真的读者，他拒绝接受一份"不合我意"的书单。好比一张肉食菜单之于素食者，好看而无用。

　　书单有没有用？依我的个人经验，是有用的。它不一定是一份正式的"书单"，每本书前面标好"一二三四……"，等着你与它相遇，接受它的奉赠。

　　比如追溯我的读书史，直接的起点是余某人的自传性书信体爱情小说《香草山》。这位世纪之交以《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风行中国校园的北大怪才，有一份近乎完美、令读书人垂涎的爱情。《香草山》不仅极尽爱情之浪漫，更以他和他那情投意合的爱人的博学，鸿来雁往间提供了一份不小的书单。

　　记得它的开篇引有当年红到妓女荷包的余秋雨的散文所引罗素的话。它提到《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为我打开一份灰色年代的秘密书单。那个时代，那些人，那些书和文，军队一般冲进我的身体，成为我实际意义上的阅读启蒙。

　　就是这般。读者和书，仿佛恋爱的双方，未相爱前互相寻找甚至互相等待。读者等一本好书，一本好书等它的读者：他/它们各自将心愿写在书单上，等着相遇。也像恋爱的双方，读者和书必须是合适的，缺了一方的欢喜，都不行。

　　书单有很多种，新华书店的书单，万圣书园的书单，张老师的书单，作家王二的书单，好书单，烂书单，历史书单，文学书单……我们出好书单："凤凰好书榜"。

　　所谓"好书"，需要界定，读者不明白，开书单者是要清楚的。以凤凰网读书频道对好书的评价标准：所谓好书，一要读得舒服，文章要好；二要读来有所收获，言之有物。用写在我们页头上的话说：文字之美，精神之渊。

　　多年下来，我们有自己的偏爱，也有偏爱我们的读者。我们只通文学、文化、历史、政治、生活，抱有人文情怀，偏好思想之书，不对类型小说、童书、教科书等说三道四。

　　有了标准，来看开书单之人。这里头也有讲究。比如梁先生读书很多，却不爱给人开书单；李先生读书精深，半辈子只向人推荐两本书。只有书店老板、先生教授和书评人等十分辛苦，日复一日地读，读不好书，不敢提荐书的事。

　　我们所邀请的年度好书评委，二十一位开书单的人，包括大学教授、研究所专家、作家、书评人、读书媒体人、书店老板、出版家。他们是：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

　　《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学者杨早；

　　作家刀尔登；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郑勇；

　　上海书评主编张明扬；

　　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萧三郎；

　　资深媒体人胡洪侠；

　　北京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

　　立人图书馆总干事李英强；

　　知名出版人俞晓群；

　　书评人止庵；

　　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严彬；

　　凤凰网读书频道图书责编何可人；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责编陈爽。

　　2013年中国所出版图书不下三十万种，我们提供一份100种年度好书候选书单。这份书单所选的书，来自2012年11月至2013年11月所出"凤凰好书榜"。

凤凰好书榜也有来历。每周有榜评，每月出榜单；一年四季，有四份季度榜单；到年底，评选一份年度榜单。凤凰好书榜的榜单评选标准为以上"好书"的标准，基础的书籍，来自凤凰网读书频道每年发表并推荐的约2000种图书，以及包括三联韬奋书店、单向街书店、南京先锋书店、上海季风书店等全国十余家独立书店的月度销售榜。在"凤凰好书榜"入选书单之外，我们还有补遗——虽则眼力有限，我们也不愿遗漏好书。

　　有了以上的评选规则、评委、候选书单，这样一份"年度好书"就有了基本的保证。最后我们奉上 "2013凤凰网年度好书"书单：

　　阎连科长篇小说：《炸裂志》；

　　沈浩波诗集：《命令我沉默：沈浩波1998-2012年诗歌选》；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长篇小说：《爱达与爱欲》；

　　木心文学笔记：《文学回忆录》；

　　王鼎钧"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关山夺路》、《怒目少年》、《文学江湖》）；

　　陆键东传记作品：《陈寅恪的最后20年》；

　　傅高义传记作品：《邓小平时代》；

　　安妮·阿普尔鲍姆纪实作品：《古拉格:一部历史》；

　　梁鸿纪实作品：《出梁庄记》；

　　秦晖政治论文集：《共同的底线》。

　　爱上读书的人对书的欲望是贪婪的，你我若是此中人，十本好书怎么够？我们"巧立名目"，再选十种好书，作为"2013凤凰网年度好书提名书"：

贾平凹《带灯》、金宇澄《繁花》、欧阳江河《如此博学的饥饿 欧阳江河集 1983-2012》、沈博爱《蹉跎坡旧事》、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刘瑜《观念的水位》、乔治•维加埃罗《身体的历史》、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唐宝林《陈独秀全传》、吴稼祥《公天下》。

　　每一本好书有它的故事。也说是：

　　只道文章皆闲话，应惜好书不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