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與未來］（六之三）

國安法第一審唐英傑案，專家證人解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作供進入了一個新階段。控方專家作供後，辯方向自家邀請的學者提出問題。今天較後時間，代表律政司的主控官向辯方專家學者提出盤問，雙方攻防火花四起，加上法官們的提問，法庭裡關於歷史、學術、法理辯論，討論層面甚廣。

代表律政司的署理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在早上較後時間，開始向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提問。周天行戴着金屬框眼鏡，右手長期拿着原子筆，在擱在木架上的滿有螢光筆筆跡的文件上做筆記。每問畢一條問題，就會動手在文件上寫一點東西。

港大教授李詠怡(Eliza)這天穿了灰色線衫上衣，在上面加穿黑色西裝外套，她表情不多，語調大部份時間平穩，但有些時候，還是會表現出驚訝的語氣。

法庭是個講究用字精準的地方，然而當周天行以司法常用英語詞彙向社會科學背景的Eliza發問，雙方已經就問題的用詞爭辯起來。

周：「光時口號，梁天琦是創作者(creator)？」Eliza強調， “creator”只適用於聖經形容創造天地的上帝，但漠視了梁天琦參選之前，『光復」二字已經在社會上有人使用，故她認為應稱梁為 “improviser”(有二次創作的意思，或在前人的根基上再創作的含意)。

周：「Does slogans represent political agenda?」(口號是否代背後有政治議程?) Political Agenda可解作一些潛在政治訴求。

Eliza追問：「甚麼叫represent?」周天行於是提出兩個詞語代替represent. “regarded” “considered”. Eliza有點莫名奇妙，她回應道：「口號是口號，政治議程是政治議程，兩件事是不同的。」這個問題最後不了了之。

在重點主題上，雙方糾纏良久。例如有一段，討論到「主權Regime」這個主題。周天行前請Eliza回答香港是否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份，Eliza答是。

周專員再追問：「若我問妳，要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去光復主權，是否代表必然要推翻政權？(To reclaim the sovereignty from the PRC, does it necessarily mean to overthrow the Regime?)」

三位法官之中兩位，陳嘉信和杜麗冰均追問周專員:「那一個政權(Which Regime)？」周專員垂頭找文件約六秒，再說：「香港的政權。」

Eliza回答道：「這條問題很混淆，香港從來都不是獨立國家，何來主權？又何以光復？而且Regime在政治學上不只解作政體，也可用在經濟或貿易概念上。你問的『光復香港主權』和『推翻香港政權』是兩回事，我不知道怎樣把兩者放一起。」

周專員用十二秒再找筆記，改為問，即是把香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Eliza回答：「『推翻政權』又和『分裂香港出來』是兩回事。香港從來都不是主權國，怎樣去恢復其主權呢？實在有點荒謬（absurd）.」

Eliza說：「我有點被混淆，這裡有不一致之處。『光復』是關於『過去』，想回到一個舊的狀態；而『港獨』是『未來式』，我不知道如何把兩者放在一起。」

周再指，若說話的人從來不接受香港是中國一部份呢？Eliza指：「這裡要涉及太多假設，才達致你所說的總結，對我來說 doesn’t make sense。」

過去，將來，今天的審訊，又再把法庭變成時光機，從1360年的元朝，再拉到近代中國史的文革，再提及到香港殖民地時代，再回到近年香港社會運動的脈絡。

上周五，辯方報告裡提及元順帝因為想花費修建皇宮，被臣子勸阻，稱要「光復祖宗之業」，Eliza指，元順帝說此話時仍在帝位，故認為「光復」不一定涉及推翻政權。

周專員今天追問Eliza，知否元順帝說這話的背景，正是元朝「紅巾軍」把蒙古皇宮燒毁，元順帝覺得失去了「上都」（今內蒙古多倫西北，其中一個首都）感到羞辱，故「光復」是涉及祖宗國土之爭。

Eliza則認為，陳祖仁作為臣子寫此段文字，一直讀下去，並不是談及實質國土的失去，「業、大業、功業，不只是關於國土和政權，而是古時皇帝與皇朝如何看待皇帝正當性，就是作為天道承繼者，那個授權不只是談及土地，而是那個皇帝做了甚麼事跡。」Eliza說，她看了整篇古典，認為很清楚文中不「只是」談國土喪失。

然而，周專員曾經挑戰Eliza對中國歷史的理解。Eliza說，她在中學有讀中史科，但在大學副修世界歷史。周專員堅持要問：「妳有無正統的中國歷史訓練。」

Eliza反駁：「如果你想說，我只有中三程度的中史學識，我不會同意你的說法。作為學者，特別是研究香港政治的學者，我們常要去參考中國歷史，因為香港很多的發展和中史有緊密關連。我懂得看寫中文亦會讀文言文，作為學者我有能力去理解中史。」

周堅持要問：「我問正統的中史訓練。」Eliza如此回應：「如果你硬要這樣問（If that’s how you like to put it.）我沒有教過中國歷史科，我博士研究也不是中國歷史，你可以說我『正規中史訓練是到中三』」。

而作為控方專家的嶺大歷史系教授劉智鵬，今天打了紫藍色的間條領呔，整天坐在控方律師後，聽到他同意的觀點，有幾次認同地點頭。

劉智鵬曾經在他的報告中提及「革命」可以參考「文化大革命」之使用，是「文革」與「政治層面」有關聯的例證。然而Eliza卻反駁，「文化大革命不涉及政權更替，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被推翻或被取代。」

專員此時拿出一份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官方網站的文件。文件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於1981年公佈，為內地官方對文革定性的文件。

周專員把文件較後幾處，談及文革三個階段節錄，以英語讀出。文件內容節錄為：「林彪、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人主要利用所謂『中央文革小組』名義乘機煽動『打倒一切、全面內戰』；林彪反革命集團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策動反革命武裝變的事件。這是『文化大革命』推翻黨的一系列基本原則的結果，客觀上宣告了『文革』理論的實踐的失敗。毛澤東、周恩來同志機智地粉碎了這次叛變。」

周專員繼續以英語朗讀：「在發現江青等人借機進行篡權活動以後，對他們作了嚴厲批評，宣佈他們是『四人幫』；1976年毛澤東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陰謀活動。十月上旬，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革』這場災難。」

「煽動」、「內戰」、「奪取最高權力」、「叛變」、「篡權」等英文翻譯，由周專員讀了出來，在香港高等法院的一庭空氣中飄揚。

周專員讀畢，問，這份文件，與如何理解「革命」這詞，有關聯嗎？

Eliza深呼吸了一口氣，慢慢回答：「你知道關於『文革』這課題，曾經有多少人出版了多少本專門的書籍，有多少人研究過？我認為要小心使用這資料。」

周追問下去：「這份資料有相關性嗎？」糾纏一會，Eliza答，「我不會改變我原來的看法（關於文革不是關於政權更替）。周再追問下去：「那妳認為文件那一部份不合乎事實或不準確？」

此時，法官彭寶琴插嘴：「周先生，你要再修正你的問題。」法官杜麗冰接下去：「李教授（即Eliza）沒機會從頭到尾看全份文件，她怎回答你？」彭寶琴再說：「她這方面的意見也不太有相關性。」關於文革的討論，就此打住。

另一個有火花的議題，就是關於在光復社區示威中，有示威者拿着殖民時代的港英旗揮舞。Eliza指出，她沒有訪問過拿旗的人，不能知道每個人心裡想甚麼，但以她的閱讀（decoding），揮旗的人對香港2010年初的狀態不太滿意，想把香港恢復到以前的社會秩序。

杜麗冰法官追問：「回到殖民時期統治？」Eliza回應：「或許是那種生活方式。」杜官接着問：「那是一樣的（統治和生活方式），想回到殖民地的生活，和回到英屬殖民地是一樣的。」

Eliza說，她不同意。「我猜測，人們對殖民地時代一些東西懷念，或許是經濟結構，文化符號，我不知道。例如1997年7月1日，香港由殖民地變成香港特區，在社會、文化、經濟上，不是突然產生巨變。」

Eliza以社科學者概念再重申：「想回復英治殖民地，和香港獨立是兩個不能共容的概念。」

陳官追問：「恢復殖民地不是必然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分割出來嗎？」劉智鵬專家此時在座上點頭。陳官再說，即使他同意Eliza所說，但邏輯上不是不通嗎？

Eliza再表示：「在狹義上及技術上可以說是，但法理上甚麼是分離主義，並不是我的專長範圍。我會問，香港要回到殖民統治，現實上可能性是零，故此我認為，揮旗者是要表達他們對現況的不滿。」

三位法官，此時先後兩次把座椅退後商議。陳官表示他要「收回『同意李教授』言論的說話，而且這句話，亦不代表我們三名法官的看法。」然而不久，三官表示要休庭20分鐘。休庭後，陳官澄清他對Eliza證供的理解，並請她再詳細解釋。

Eliza表示：「這裡涉及三件事。一。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方式；二。殖民時代的政體；三。追求港獨。而我認為，二。和三。基本上有矛盾。」意思是，兩個訴求是不能同時並行的。

Eliza亦補充，控方專家劉教授曾指「香港自治運動」是「港獨運動」，她想澄清，「以我所知，香港自治運動是受到曾任嶺大助理教授的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啟發，陳雲一度為該組織做過advisor，後來離開了，但他們不是追求港獨，而是追求保護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支持『一國兩制』框架和原則，追求高度自治，只是覺得一國兩制實踐起來不及他們期望。」

盤問到了最後，周天行專員花了長時間，追問在光復行動中，一些示威者拿着或喊過的口號，例如「驅逐支那罪犯」「大陸人番大陸」等。周專員指，示威活動中，明顯有「反中共」及「支持港獨」成份，問Eliza是否認同「光復」二字意思，要參考這些「客觀事實」。

Eliza說：「我要強調，這些活動中的確出現了很敵意的行為，對內地遊客和水貨客，而水貨客亦不只有內地人，也有香港人從事水貨活動。示威裡，有語言暴力(verbally abusive)，很強敵意(very hostile)，我認為這些口號很不恰當，富侮辱性，甚至涉及歧視(racist)。」

Eliza指，但示威遊行裡，參加的人多樣。她舉例七一遊行，每年遊行有不同訴求的人在其中，包括性工作者，性小眾，宗教團體，甚至乎外傭，示威者之間的訴求不必然一樣，甚至可以有矛盾。故此，她堅持認為，社區的光復行動，主要訴求是關於公共空間秩序問題。

陳官追問，照片裡有人舉起「恢復英港。建立港人政府」口號，如何解讀？

Eliza答：「字面可解作『恢復英治時代香港』，但我們要問，這句不夠具體，『港人政府』究竟是指，『香港人由香港人去領導』(government led by Hong Kong people)，還是『香港人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HK people）？」

Eliza說：「如此這般，表達意思不明。而很多示威者都有點『詞不達意』(not coherent), 他們也不太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他們憤懣很大，就弄一點東西出來表達一下。」

周專員沒有放棄去追問，為何光復社區的示威者要舉港英旗幟。他問Eliza：「妳說示威者有不滿，所以去舉旗。但他們為何一定要舉旗，他們可以找渠道去投訴呀，例如向立法會議員申訴。」此時，旁聽席爆出笑聲。

Eliza再解釋：「示威的作用，就是向政府發放訊息，表達民間訴求，他們為何不向立法會議員求助，我不知道。」

經過了2019年和2020年，香港的街道，示威活動幾近絕跡；而立法會選舉，民主派議員亦在DQ潮下集體請辭，多個議員相継被控及入獄，而立法會選舉辦法亦大幅修改，按中央及港府宣傳，這是「完善選舉制度」。明天李詠怡教授會繼續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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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一）：［Regime & Redeem］
7月2日控方專家劉智鵬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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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二）：［Just Do it］
7月9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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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三）：［過去與未來］
7月12日辯方專家李詠怡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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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四）：［知行合一］
7月13日辯方專家李詠怡及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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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五）：［沒有誰比誰高貴］
7月14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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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首審專家證人系列（六之六）：［選櫻桃的人］
7月15日辯方專家李立峯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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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辯方專家證人之一的港大政治及公共行政學系教授李詠怡離開高等法院）

五月三十五日想說一說廖亦武的故事

在路上/廖亦武

隔著一張茶几與廖亦武對坐，59歲的中國流亡作家在我們面前斟酒。起初的對答遲疑而謹慎，暗暗的房間，亮晃晃的攝影燈打在作家臉上，簡直是審問。

作家神情略顯不安，硬要拉著編輯廖志峰入鏡受訪，「你過來這兒坐舒服一點。」「這樣的訪談會不會讓你想到監獄問口供啊？」「欸，」作家木訥地應了一聲：「一般採訪之前，我都要喝一點，暈暈浮浮就無所謂了。」語畢，在杯子裡倒上了高粱，推到我面前。

「這次來台灣挺不容易啊，您出發前還被扣在法蘭克福機場。廖志峰在臉書上講這個事，有人還留言說是否梅克爾緊縮難民政策，要逐走廖亦武了？」

他解釋自己拿的是大陸人民進出台灣簽證，可護照卻是德國政治難民護照，2個對不上，在機場被櫃檯扣下來，其實並不是什麼大事，可他在中國有申請出境20次遭拒的紀錄，不免讓人往政治迫害的事實去聯想。

廖亦武是當今國際文壇中深受注目的華人作家，2001年，在中國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被視為反動書籍遭查禁，2008年，該書借屍還魂，出版英譯節錄本《吆屍人》，讓他在西方一夜成名。書籍不容於中國書市，卻有英、法、德等20幾種譯本，他出版《洞洞舞女和川菜廚子》《毛時代的愛情》等書，獲獎無數，2012年獲法蘭克福書展「德國書業和平獎」，歷年獲獎者有蘇珊‧桑塔格、帕慕克等人，是諾貝爾文學獎前哨站，此後，諾貝爾文學獎開獎前夕，他的名字亦屢屢在賭盤上，成了熱門人選。

流亡作家來台不易，出中國更難。2010年，他第16次申請出境獲准，前往德國參加國際文學獎，回國前，友人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抱著他哭，勸他不要回去了，但他堅持在母語環境寫作，「劉曉波當時獲和平獎，我認為情況可能要轉好了，沒想到我完全估計錯誤，我一下北京機場，就被請進了北京派出所。」異議分子余杰、冉雲飛三番兩次被刁難，他四次申請出國訪問遭拒，隔年，索性一個登山背包，擺一本《周易》《史記》和一把簫，穿越過中越邊境，逃了。作家始終在路上。

「我在雲南生活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對雲南太熟悉了，我買通黑社會，知道他們在河口經常放人出去，販毒的、大宗賭博、賣淫集團，都可以出去。我花了五萬塊人民幣，偷渡後交錢，他們一邊數錢沒錯，然後放行，」他講一講笑出來：「還好我名聲沒有劉曉波、艾未未來得大，不然肯定是不行的。」他坐火車到河內，待了3天，腦中好幾套劇本：德國大使館或美國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要不行，就給德國駐京記者打電話，讓他寫個新聞，變成國際事件。

他一關闖過一關，最後還是在河內機場給拿下。越南海關見他拿單程機票，要他再買一張返程票，「當時是有點冒冷汗，他們說如果不買，就要把我移送中國海關。那機票特別貴，先後給了黑社會這麼多錢，私下留了一千多歐元，幾千人民幣，不得已把所有錢掏出來。當飛機起飛，著實鬆了一口氣，我當時有點缺鈣，腿都有點抽筋。」許久不寫詩的他，在飛機升空的剎那突然有寫詩的心情：「一個嬰兒誕生在天空。」

重獲自由的一刻他想到的是詩，讓他入獄其實也是詩。他在六四前夕寫長詩〈大屠殺〉，隔年入獄，然而他說自己不懂政治，只是浪子。詩人1958年出生四川鹽亭，童年在文革中渡過，教書的父母被遊街示眾，他逃家流浪，「像一條狗一樣到處竄來竄去」，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他考不上大學，當過煮飯工，開過大卡車，也開始寫詩。偶然間聽到美國垮掉的一代作家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urg）的〈嚎叫〉，腦袋轟一聲炸開了，「他的詩第一句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好的頭腦被瘋狂給摧毀』，我就想我們連瘋狂都沒瘋狂過，他媽的還摧毀。」

60年代的美國嬉皮給了80年代中國詩人學習榜樣，他開始路上的生活。他在女人身上踏開一條大道，也四處晃蕩，「四川到北京5天4夜的慢火車，我就鋪報紙睡硬座下面。聽到有人談論詩歌，就從別人的褲襠底下探出頭來，一面看他們的褲襠，一面聽他們談詩論藝，」他恨恨地說：「媽的，那時候中國就是沒有毒品，要不肯定去了。」

1989年初夏，他受邀到北大朗誦，世界正沸騰，而他對天安門上群眾激情與狂歡無動於衷，打道回四川。6月2日，四川涪陵也開始騷動，小街上都是持槍的武警，敏感的詩人覺得惶惶不安，在3日下午寫了長詩〈大屠殺〉：「向學生、工人、教師、攤販開槍！掃射！掃射！瞄準那些憤怒的臉、驚愕的臉、痙攣的臉、慘笑的臉、萬念俱灰和平靜的臉掃射！」

詩歌如籤詩，預言了8小時之後發生的事。隔年，他和一班哥們籌拍詩歌電影《安魂》在重慶被抓，被判4年。「人生前半段只是一個短暫的上午，一個懶覺睡到十點，還沒弄清活著是怎麼一回事，就該吃午飯了。」他曾如此描述自己的嬉皮青春，然而他的人生一下子就天黑了。

黑牢記憶在出走德國後寫成《六四．我的證詞：從先鋒派詩人到底層政治犯》，該書英文書名叫做《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乍看浪漫的書名來自殘忍的際遇。他在獄中哼歌被獄卒逮到，被罰唱滿一百首，唱不滿，獄卒拿著電棒要他把舌頭伸出來：「精神戀愛不過癮，還是親親歌裡的妹妹吧。」「感謝上帝，我的記憶力超群，唱至30多首就卡殼了，」他回憶道：「於是獄警命令幾個勞改犯人把我按翻在地，用呼呼飛旋的電棒戳入我的肛門。我還能說什麼感謝話呢？生活多值得回味，我居然在胯間的陣陣炸裂中還能叫出文革中的時代最強音：『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

極權要他閉嘴，但他還是要說，不管是在獄中，或出獄後。他在獄中和高僧拜師學吹簫，出獄後賣唱維生。邊緣人格只能和邊緣人做朋友，他出版《中國底層訪談錄》，書籍旋即遭官方禁止、銷毀，卻成為盜版市場的暢銷書—他在台北國際書展，來的多半是北京慕名而來的粉絲。書中受訪對象，有底層攪和的朋友，也有獄友的故事，「在監獄那些人不斷地說他們的故事，殺妻碎屍的，從糞坑逃獄的，我夢都夢到他們，他們講了幾十遍，我不可能忘記。像惡夢一樣追蹤我，我只好把他們寫出來。寫出來才能擺脫這個惡夢。」寫作像遺忘，也是見證。

我們看他的手稿，因為獄中紙筆珍貴，文字跟文字之間沒有縫隙，簡直是螞蟻一樣。在中國，他多次遭警察抄家，幾百萬字手稿被奪走再寫，寫了再被奪走，「每次大禍臨頭，我都懷著索忍尼辛在《古拉格群島》被抄去手稿時的同樣想法：『立即發表！』」他戲稱自己細細小小的字跡是螞蟻體，「一個人和國家機器做抗衡，像螞蟻面對一座山，螞蟻是不可能推翻一座山，但螞蟻可以寫下來，若干年後，這座山砰然倒下，這本書會留下了。」而他9月即將出版的小說就是《輪迴的螞蟻》。

他極其喜歡螞蟻這個意象，人面對浩瀚宇宙，渺小如螞蟻。2014年，他和中國藝評人結婚，生下的女兒就叫書蟻，楊書蟻。「跟著媽媽姓？」「對，螞蟻順著楊樹爬得比較高嘛，那個意象才對，跟著我姓廖，一點意義也沒有。」「但你不需要子女傳宗接代？」「我需要啥傳宗接代，估計知道我的人就很多，有我的書就夠了。」

比無知更恐怖的是漠然，問他六四都是近30年前的往事了，不怕後來的人愈來愈不在乎了嗎？他扛出了孔子，「知不可為而為之，當今世道再混亂，也混亂不過春秋戰國，孔夫子都逃亡了13個國家，如喪家之犬，但他還是堅持文化傳承。」他笑了出來：「我因講真話坐牢，但人一輩子還是講真話舒服一點。我講真話，做一個真性情的人，最終結果也不是太慘是吧？」始終在路上的詩人似乎停下了腳步。他住家旁有德國最大的森林，森林有湖，湖裡有人裸泳，夏日裡，他總是推著嬰兒車，帶女兒散步，女兒睡覺了，他就停下來讀書，整個夏天又讀完一遍《紅樓夢》，他說，那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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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叔的話］

驚聞廖啟智因病離世，我亦想起2013年曾因港視失落免費電視牌照相約他作了一次訪問，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再收錄於《文字欲》一書裡。訪問引起無線電視管理層關注，表示會檢討藝人福利。而這次訪問後，亦幸運地獲得智叔及其太太敏兒的回饋。

智叔言簡意賅地表示「訪問寫得很好」；而敏兒亦同意，文章把智叔的真性情表現了出來。雖然文章之中，智叔是個深沉內歛的人，但他每句說話，都是聆聽了我的問題，再深思之後才說出來的，用字謹慎，樸實無華。隨着自己年歲漸長，才愈來愈懂得欣賞智叔的厚實和智慧，特此把文章與讀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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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翻不了波濤——專訪廖啟智　（2013年10月20日）

廖啟智記得TVB 對他的恩情，一九七九年藝員訓練班畢業後，不久就獲派電視劇《上海灘》重點角色，九十年代《歡樂滿東華》不乏他的亡命表演，最經典要數「穿高跟鞋踩鋼線」和「用喉嚨頂纓槍推郁小貨車」。九十年代中工作量更創紀錄，有一陣子，平均天天在公仔箱曝光半小時，連年「爆騷」讓他有條件養妻活兒。太太陳敏兒是訓練班青梅竹馬同學。智叔有今日，不能不歸功於TVB。

性格上，智叔為人低調，甚少在娛樂版投訴抱怨，更多是默默耕耘。大眾記得，早些年幼子文諾因血癌病逝，兩夫婦靠宗教力量互相扶持，好爸爸形象深入民心。在觀眾心裏，智叔就像他拍的外傭廣告一早已和我們「融入家中」 。

然而，今次訪問，第一次接觸真人，才發現智叔內斂深沉，有點dark。不笑的時候，他那淺灰色眼珠望着你，嘴巴半張，像個洞悉世情的智者，又像個哀傷悲劇人物。導演爾冬陞 說過，智叔眼神「凶狠非常」，筆者見證，裏面像個深海，時而波平如鏡，時而翻起暗湧。

筆者問一個問題，他思考良久，最長一次想了一分鐘，他不是迴避你，而是不願信口開河，在一分鐘裏，他瞇着眼，頭傾側，吃力從深處挖出最精準用字。千呼萬喚始出來的答案，缺少了「無綫」「政府」等主體語，但批評依然扔地有聲。有時他會說寓言故事，聽得人模稜兩可，但只要連同那豐富的形體演譯和千變萬化的眼神，你會明白他說什麼。

在這個脈絡裏，你知道，當他要批評自己前僱主，嘉許一個新玩家，智叔的話，句句肺腑。離開無綫多年，去年替王維基 拍了一套劇，在新工作模式下，讓他重拾了久違的拍劇樂趣。今天，看到這個讓藝人有基本尊嚴，肯提升製作水平的老闆不獲發牌 ，智叔極度失望：「這次不發牌，是我演藝生涯的一件大事。我幾十年沒有享受過工作，現在有機會享受，忽然沒有了，還不大件事？」他更形容，現在發兩個牌，沒大幅改變電視生態：「一潭死水要加入活水才有生機，現在是在潭死水裏，加了兩滴水，泛起了兩個漣漪」。

發牌被阻，有人激憤得今天要上街 。智叔不肯透露他會否參加，但哀莫大於心死：「一字咁淺（嘅發牌道理）都要上街，我寧可唔要（個牌）。」更實際的做法，智叔說，大家「唔好睇」某大台才是力量所在。

然而更令人心寒的，是一種集體絕望。王維基說香港公義已死 ，智叔說得更深入：「香港沒有公義？從來都沒有，只是以前它（當權者）會給你一個希望，𧨾你說有希望的，傻啦，有（希望）的，現在是連希望也要幻滅你……」說到這裏，智叔在筆者眼前耍了兩下魔法，尤如一個欺哄人的小丑，然後忽然變臉，放空眼神，以poker face木訥地說：「現實就係，無！」在昏黃的初秋夜，一陣無情風颳起，把樹葉紙張吹得亂作一團，筆者打了個冷震，眼前恍惚看到扼殺香港創意工業的死神。

***
「壟斷」出現客觀現象

廖啟智出名謙虛。筆者致電邀約訪問，請他這位TVB老臣子又拍過王維基劇集的資深藝人，評一評發牌事件。智叔最初說：「我看法未必夠全面」，記者情急解釋，他才安慰：「我只是說自己經歷未必代表全面，但也願意跟你談。」到了約會時間，現於浸會大學教演戲的他下課後趕來，遲到五分鐘不忘道歉。記者上前跟他握手，他有點生硬，你可以感到一種害羞和慢熱，但骨子裏有一種誠懇。

入行三十多年，智叔是個「TVB傳奇」，自小在基層家庭長大，因親戚在大東電報局 工作，家裏得以用便宜價安裝「麗的映聲」 ，在粵語長片 裏看到童星馮寶寶，啟蒙他要做演員。中學畢業後，兩次投考無綫藝員訓練班才入圍。智叔常說，做人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高大靚仔」，但多年來在電視及電影機會不絕，兩次獲得金像獎 最佳男配角。

智叔說，自己愛穩定，而無綫「樹大好遮蔭」，收入又不錯，一直沒動機外闖：「熟了制度，工作模式掌握到，人的自省能力會減低，（大台）沒競爭，偶然隔籬（亞視）咬一啖，我哋就醒一醒神，當隔籬台無嘢咬，我哋就繼續，叫對得住份人工。」智叔承認，演員也不敢進取：「要求太多，跟整個氣氛不夾。」

智叔認為，不理無綫認不認，「壟斷」已經出現：「像賽跑一樣，跑道上只得我一個跑，「沒人跟到我，我為何發力？」所以，無論它是否承認壟斷，客觀現象是出現了。」

智叔在TVB服務二十五年，至二○○五年離開。他強調，和舊公司關係不錯，亦感激對方給予的工作機會。然而，外界一直報道他離巢主要為家庭（其幼子二○○三年患病），但今日智叔透露，當初離開，和舊公司管理手法也有關。

智叔形容，最初TVB 成立，藝人大都是簽同一種合約：固定薪金，每月包十個「show」（一個show是半小時節目，即每月曝光五小時）。至九十年代中，合約種類變多，知名度低藝人出現不合理待遇：如只簽一個show 卻被合約綁死一年，亦有藝人因出show 不足，在下一期合約被追討：「有人覺得這些條款匪夷所思，或不合乎合約精神，但亦有人說：你可以不簽，但藝人有選擇嗎？」

智叔發現，公司氣氛有所改變：「以前覺得公司好溫暖，大家一齊打拼，而家（公司）建立了，開始同你計數，「不要跟我講感情」，甚至同事傾約，管理層說話和態度已經「公事公辦」，甚至出現「尖銳挑釁性字眼」，這個變化，令我向心力不強。」智叔形容，同事在負面情緒下工作，促使他於二○○五年離開。

部頭拍劇綁死兩年

離巢兩年，一位相熟監製邀請他回TVB拍劇，以「部頭」 形式接了一套劇，簽約前卻發現條文無理：一套只拍兩個月的劇，竟要綁死兩年，期間不可於其他免費電視台工作。智叔說，對方解釋「這是制度」「這是規定」，並不是針對他。智叔憤憤不平，「唔係嘛？我拍兩個月咋，拍完不就是拍完了嗎？」但也無奈接受，因為更悲哀是，爭取了自由身也沒用，事關另一個免費台亞視近乎沒製作，但智叔依然有氣：「我感受是不好的」。

智叔表面有點酷，卻掩蓋不住一個演員的高度敏感，訪問裏多次提及「感受」。他分析，無綫沒實質競爭，故此沒動機維持員工士氣，但叫他惋惜是，一個以人為本的創意工業，竟悄悄流失了「人味」，說到這裏，他聲線柔軟，但字字清晰：「最初入TVB一切都是新的，可以說不成熟，但很人性。當它成熟到一個階段，變成脫離了人味，它變成不需要顧及感受，但人往往需要一種感受。」

電視台沒「人性」可以去到幾盡？大台為了提升生產力，白天外景，晚間廠景，同一班演員早上六時開工，凌晨三時收工，每天只剩數小時回家冲涼睡眠，但人不是機器：「觀眾可以看到，畫面裏的演員好唔夠瞓，狀態跟劇情應有的不一樣」。藝人拍劇期間想有社交，想有正常生活，是一種「奢望」。

去年夏天，廖啟智參與王維基新公司的《警界線》製作，飾演一個亦正亦邪的卧底。電視界老臣子如他，像劉姥姥入了大觀園，首先是技術上的創新：全實景拍攝，兩部攝影機同步運作：「這些條件是「革命性」的，過往幾十年香港電視製作，沒人會想過用這些方法，是一種「奢望」。」

更可貴是，資深演員如廖啟智，數十年來首次覺得，「原來工作可以如此享受」。他形容，以前拍劇是在「精神體力極度壓縮」，現在是「有空間給演員入戲」：以前二十集拍兩個月，現在拍半年；以前每日工作十九小時，現在縮減至十二小時，當然，老闆給演員的支票大張了，花在製作的開支上升了：「除了頭幾年入行，慢慢已沒有享受過拍劇，這一次才有番。」怪不得，有人形容無綫叫「舊世界」，王維基開拓了「新世界」。

聽到這裏，筆者感到一陣悲涼，香港演員多年委曲求全，過着比「碼頭工人」更剝削的生活，還有人拿着「自由市場」作藉口，指藝人「自願」被剝削；亦有藝人把這種舊秩序「內化」，揚言感謝大台霸權，才能練就一口流利普通話回應其他電視台訪問。

筆者大學主修心理學，記得一個經典實驗，科學家把狗放在大箱裏，箱子一邊通電，只要狗躍過中間欄柵跳到另一邊，就可以免卻被電刺痛，研究發現，狗會不斷跳躍，即使氣來氣喘，心理依然健康。但若欄柵另一邊也是通電的，意味牠如何努力跳躍，一樣會被懲罰。最恐怖是，有一天，欄柵另一邊不再通電，狗也放棄再跳，只會伏在地上任電流刺痛。簡單說，這隻狗「認命了」。科學家說，人亦一樣，長時間發現努力白費，會產生一種後天養成的自我放棄心態（learned helplessness） ，現在政府的做法，如同關掉了創意工業工作者等待多年後的最後一扇逃生門，把業內最後一線生機也要滅絕。

人味流失希望幻滅

智叔像個智者，一矢中的點出今次事件最令人擔心的事實： 「希望的幻滅」。他承接了王維基所說，香港沒有了公義，卻更透徹地分析，公義或許從來也許沒有，但至少當權者會願意假裝，欺哄我們「有的有的，這世界有希望的」，但今次決定，如同把香港人僅有的希望也要消滅： 「現實就是，無」。

請智叔分析，事件對香港整體社會的啟示。他像老僧入定，苦苦思索，良久才語帶相關地指，這次發牌決策，也反一種「無人味」的管治思維： 「這次結果是，它不需要理會你的感受。」筆者追問，「它」是當權者？智叔沒否認，只慎重地重複：「它不會理會你感受囉。」

慎言的智叔，沒有落力稱許王維基，只是陳述客觀事實：在王維基治下，創作團隊過着較有尊嚴的生活，製作水平提升，藝人有空間可鑽研演技，觀眾多一個選擇。這不過是一個健康的自由市場裏應有的生態，六天之前，政府無情扼殺。智叔回憶，周二晚聽到港視失落牌照，愕然非常：「我腦海裏諗，唔係嘛！」

對於政府不發牌的理據，連兩屆金像獎最佳男配角廖啟智也看不明白蘇錦樑局長 的戲碼。智叔幽默地道：「我真係理解不了，什麼叫一籃子（因素）？個籃幾大，裝什麼也不知道，我怎樣理解？我只是知道，（牌照）沒有。」

最大力量： 關電視

智叔說，不想猜度背後原因，說愈想愈令人難過。自稱懦弱的他說，感到扭轉事態機會渺茫，今天會否上街，他形容自己「思考中」，更有點絕望地說：「一字咁淺嘅嘢，（政府）都做唔到，如果下下要上街才可得到，我寧願不要，你可以說我消極，但消極也是一種抗爭。」他反而認為，關電視是一種可行方法：「既然，大家看到這個現象，就用選擇權去選擇，我覺得最大的力量是「唔睇」……觀眾要醒覺，有些習性我們不一定要堅持。」

兩個新牌電盈和有線 ，不會主攻電視劇，坊間認為，未能改變一台獨大，智叔以寓言故事，形容電視行多年如「死水」，今次選擇性發牌，死水也翻不了波濤：「水唔郁係死水，有嘢郁才是活水，你看死水裏沒可能有太大生機，活水才能養生，生命才可以延續。現在（發兩個牌）只能說是在一潭死水裏，加咗兩滴水，產生了兩個漣漪。」

一場革命需要勇氣

訪問在戶外，由黃昏一直進行到入夜，一陣陣秋風吹來，加上智叔的悲觀看法，令人絕望。我哀問智叔，香港人如何還有希望？智叔忽然小人物上身，推說自己沒責任令香港人有希望。大家靜了片刻，他又於心不忍心，引述港視同事收到噩耗後，發給他的短訊，內容是：「這是一場革命，革命不一定成功；一定成功的革命，便不需要勇氣。」智叔解讀，若大家把這件事看成革命，就知道革命會失敗，會流血，有犧牲，雖然過程難受，但至少「勇於去革命的人，才可貴。」

不少演員擔心得罪「舊有秩序」。智叔笑言，近年已轉向以電影為主，亦已過了「無嘢做唔得」的階段，故不太擔心。這次和王維基以「部頭」形式合作，不獲發牌他最傷心的是作品沒法重見天日。問他是否被大台列入黑名單，智叔笑着問：「我怎知道？但在公開場合，它（無綫）不會訪問你。」

對於香港電視觀眾，智叔有什麼說話要說？這個擅長演譯深沉角色的實力派，還是勸勉大家要內觀，要自省，戒掉對一間電視台的情感依賴：「其實人是需要有感情依附，一路慢慢成長，我們要學會不帶感情，或至少設個界限，做觀眾也是。觀眾好想有感情寄託，奈何有時所託非人，我哋都要有所取捨。」訪問完畢，我們客氣地道別，他一轉身，沿着昏黃的街燈漸行漸遠。我想起《無間道2》 ，智叔飾演的黑道人物，殺人之後，旁邊有人在埋屍，他在荒野裏用口琴吹起一首《Auld Lang S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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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每一次訪問，都擴闊我的眼界．以前我以為，演藝人物在幕前口齒伶俐，幕後他們也應該口甜舌滑．訪問完智叔，令我大跌眼鏡．

我保留了當日訪問的錄音聲帶，教新聞採訪課時會播放節錄給同學聽．智叔在錄音中說話零碎、斷裂、主語欠奉，有時我問一個問題，接着是一片死寂，dead　air數十秒，他才老鼠拉龜地回應．談話內容有時抽象，聽得人不明所以．學生聽到智叔的反應，忍不住苦笑，有時皺眉．

我會問同學：「廖啟智不想接受我訪問嗎？不是．」我的觀察是這樣的．從第一通我打給他的電話開始，他的每一個反應都顯示他願意做訪問，但他的開放程度有限，有意識去保護自己的私隱．例如他只把辦公室電話留給我，跟我碰面後握了一次手，握手的力度有一點僵硬（我在課堂上經常跟學生玩握手遊戲，請學生判斷不同力度握手表達了主人翁的甚麼性格）．

遇到如此受訪者，採訪風格也要作出配合．由於智叔說話風格簡約，不少意思是由身體語言、語氣傳達，我大膽在文章裡做了一些詮譯和解讀．文章刊出後，有人認為我的書寫太過主觀．完稿後，雖然文章受歡迎，但我的心情仍然忐忑．直至幾天之後遇到一件事，才放下心頭大石．

話說港視不獲發牌後，員工連日在金鐘政府總部公民廣場留守，晚晚舉行集會，不少藝人出席，獨欠廖啟智．直至一個晚上，我在金鐘現場，赫然發現台上發言的正是廖啟智，我忍不住走近台邊．本來站在台上的叔智，在人群中看到我，緩緩地走到我面前，更彎下腰伸出右手，示意邀請我握手．我立即伸手回應，在數以百計的群眾面前，我們握了第二次的手．他一如以往簡約地說了幾個字：「篇文寫得好好」．那一刻，我的滿足感難以言喻．

之後，在台下遇到廖啟智太太陳敏兒．敏兒和她丈夫的性格相反，熱情親切，她捉着我的手，溫柔地說：「文章寫得好呀．」我忍不住說：「最初也擔心，把智叔寫得那麼悲觀會不好．」她答得有權威：「怎會呢？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呀！」我放下心頭大石，跟她說，現在我在大學教學生做記者．她如同媽媽般叮囑我：「現在很多傳媒寫的東西都是假的，你記住，要教導學生，只寫真的東西．」我會好好記住，謝謝你，敏兒．

（照片：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明報攝影記者陳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