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和我們大學時的班導師、同學們一起來送同班同學楊博欽法官（勞動事件法的推手），最後一程。 令人不捨。人才殞落，國家社會的損失。 永遠記得在東吳法圖k書的日子，真的令人懷念不已，，，一路好走！再會。 （我的老大哥也是長期致力勞工權益運動的資深前輩台南總工會陳慶才說： 勞動事件法是讓勞工最有感的法律，感謝楊法官的貢獻！ 他幫助許多勞工保障權益，功德無量！ 前天在善化聽橋頭法院楊富強法官講課，楊法官也特意提起他並讚揚他！ 他說：勞動事件法是對勞工權益有實質保障，例如：舉證責任在僱主，工資、工時認定採事實的推定，減輕勞工裁判費，調解委員會可提出適當方案，也可提調解條款，法官可喻知判決結果，對解僱責任未明時可裁定暫時狀況等，媒體稱是讓勞工最有感的法律。）

#Workforce勞動力量跟著時事跑 嗨嗨大家，最近在PTT的Salary版看到一篇文章，主要是原Po表示他上班時忘了打卡，結果老闆與人資便表示要視同上午到午休的休息時段之間（共3.5小時）為曠職，並將扣除當月全勤獎金與曠職期間的薪資。這篇文底下有著正反兩面的意見，有人覺得公司應進一步查證是否真的有遲到或曠職，但也有人認為原Po一開始不要忘記打卡不就沒事了，當然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看法，而我們則希望試著基於法令的見解與實務經驗，來針對此事討論看看了😆 ✨打卡是記載出退勤時間的形式，不能因此否定員工有提供勞務的事實 依照勞基法第30條第5項及第6項規定，公司本來就有置備員工出勤紀錄並記載上下班時間到分鐘為止的義務，另外依照勞動事件法第38條規定：「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行職務。」因此，出勤紀錄最大的用意是由勞資雙方共同製作以記載真實的工作時間，當未來有爭議時便可以此為依據，另外如果該紀錄有與事實不符的情形時，雇主也應即為處理及更正。 換句話說，如果明明知道員工有來上班且就坐在老闆或人資的面前，結果只是因為他忘記打卡便認定其曠職，其實是有點本末倒置了😅這點可參考勞委會（現勞動部）80年9月24日臺勞動二字第24671號解釋令：「打卡僅係雇主為掌握計算勞工工作時間之一種方式，勞工實際上如已出勤忘記打卡，但已依事業單位規定程序告知雇主，尚不構成曠工要件。」 對於這篇Po文中討論的狀況來看，假如當事人有辦法舉出證據證明當日上午確實有出勤提供勞務（例如與主管間的對話紀錄、工作報表、電子郵件往來紀錄等），但公司卻仍然扣除整個上午的薪資的話，便可能會因為沒有對該員工實際有提供勞務的時段給付薪資，因此產生「工資未全額直接給付」而違反勞基法第22條第2項規定的疑慮了。 ✨對資方來說，怎麼做比較能有效管理？ 在原討論文中，也有些人提到就算公司再請主管人員去調閱監視器確認當事人確實有準時上班而並非曠職，但仍然會為了他的個人行為而需衍生其他人力成本，難道公司就不能對此有所行動嗎？這時候就凸顯出「工作規則」的重要性了，依照勞基法第70條規定，員工應遵守之紀律、考勤、請假或獎懲規範等都是工作規則中可制定的部分，如果員工人數在30人以上的話，也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並公開揭示之，因此，如果公司有把考勤規範訂定在工作規則中的話，或許就能減少此部分爭議。更具體來說，遇到這類情形時做法建議如下： ❶查證員工真實出退勤時間，或請員工自行舉證後，共同協議補正真實的上下班時間。 ❷依照工作規則的規範，針對未打卡之行為予以懲戒，減少員工未打卡的機率。 ❸增加忘刷卡與補登上下班時間的機制（但要明確載明次數），讓員工有緩衝的機會，但也可同步納入考核範圍內。 很多勞資爭議都是從很小的地方開始產生誤會與摩擦，而漸漸有更大的隔閡進而影響團隊氣氛與工作效率，所以如果先把這些遊戲規則定好，或許就能避免這類問題了～但大家上班時還是記得要打卡比較重要，不要讓人資難做人了～ 追蹤 @workforce.tw 獲取更多勞動法令小知識 #Workforce勞動力量 #勞動力量 #忘記打卡 #刷卡 #打卡 #上班 #出勤 #工作 #職場 #辦公室 #法律 #法令 #同事 #幫打卡 #勞基法 #工作規則 #說清楚 #管理 #人資 #老闆 #雇主 #勞工 #員工

#政經八百政治標記 〔 #性騷擾QA #關於性騷擾常見的迷思 〕  相信各位壯士們對最近鄭家純指控翁立友在尾牙場合對其進行性騷擾這件事情並不陌生，也再度開啟台灣社會大眾對於性騷擾討論的一波熱潮。  其中不乏一些帶有嘲諷或甚至攻擊意味的言論，像是「人醜性騷擾」、「平常賣弄性感，被虧一下就喊性騷擾」；也有許多對於鄭家純在受到騷擾當下為什麼不選擇拒絕的質疑。因此今天這篇文就想帶大家一窺性騷擾事件中性騷擾被害者的困境，以及如何反駁一些常見的性騷擾偏見。   ▌真的是「人帥真好，人醜性騷擾」嗎？  「關鍵不是出在加害者的長相，而是違反當事人的主觀意思。」  性騷擾防治法所保障的是個人身體的自主權、不受他人侵擾的權利，所有人都可以自主決定自己的身體想被誰觸碰、觸碰哪裡，相對的也有權利決定自己不想被誰觸碰的權利。  簡單來說，關於身體界線以及被侵犯的感受及標準，本來就會隨著不同的對象而改變，將這樣的變動拿來作為攻擊被害者雙重標準及將性騷擾化約成「一切問題出在加害者的長相」，其實是忽略了對於身體自主權的尊重以及當事人的主觀意思。   ▌當事人為什麼當下不反應？  凱特曼恩在《不只是厭女》中提到，大家對於男性與女性的道德標準不同。  回到這次事件中，有人質疑鄭家純為什麼受騷擾當下不主動制止對方，事後才要提起這件事？以前陣子館長被性騷擾的事件為對比，就較少有「為什麼館長要把身材練那麼好？」、「為什麼要裸上身？」、「為什麼當下不講、不拒絕？」的聲音。  關於這個問題，可以來看一下我們之前的文章〔 #說不沒有那麼簡單 #從性騷擾案例認識性別交織性 〕！  就連身材如此魁武的館長在被性騷擾的當下都無法做出反應，也是選擇事後直播來談這件事，「勇敢說不」並沒有那麼容易。  除了當事人可能顧慮當下的場合是不是會被搞砸、或是因為被嚇到而不知如何反應，也可能因為當事人與加害者的權力關係不對等，導致其難以開口遏止或反制。   ▌既然認為被性騷擾，為什麼不提告？  性騷擾事件通常發生得突然且快速，亦不如其他犯罪行為有相對的物證及人證，許多當事人反應不及，遑論蒐集證據。在被害人難以舉證的狀況下，追求勝訴有相當高的難度。  在法治國家中，法律普遍被期待可以伸張正義、證明清白。然而，性騷擾以當事人「無形的」主觀感受為重要構成要件之一，講究「實際證據」的司法審判是有其不能涵括之處的。  根據勞動部調查，約八成勞工遇到性騷擾會選擇隱忍不申訴，就算提出申訴，也因為舉證困難不易成案。  此外，法律訴訟本就是一條耗時間、耗金錢、耗心力的漫漫長路，而審判過程對受害人造成的二次傷害及心理壓力更是無形的重擔。因此，提告對受害人來說成本極高，更可能得不償失。   ▌「性騷擾」的指控淪為ＸＸ的工具？  許多人會質疑，有些當事人提出性騷擾指控的動機並不單純，如有報復性目的或是欲藉此打響知名度等等。不可否認地，在性騷擾指控中，確實可能存在誣告和誣陷的情形。  然而，若是因為有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就全盤認定每一位提出性騷擾指控的當事人皆另有所圖，不僅對那些鼓起勇氣面對創傷的受害者是一大打擊，這樣對人性徹底不信任的行為也可能成為撕裂社會的黑手。  有些人可能會問，面對子虛烏有的誣告和誣陷時，是不是有理說不清？事實上，正因為性騷擾案件舉證門檻高，導致成案機率低，真實發生的性騷擾要舉證成功都已有相當高的難度，若是誣告和誣陷的情形，在法庭上也相對難形成冤案。  而對於被指控者來說，比起擔憂司法審判的結果，更嚴重的問題可能是「名譽受損」。  被指控性騷擾的人，儘管在法律上無法成案、獲判無罪，甚至是被誣告或誣陷，認為可能會受到社會大眾及身旁親友的輿論攻擊，導致名譽受損的後果。  另一方面，社會大眾普遍以高度標準檢視提出性騷擾指控的當事人，從這次鄭家純事件的大眾反應中就可窺見這樣的現象。「為什麼當下不說？」「平時愛賣弄性感，現在被摸才說被性騷擾？」等等的聲音層出不窮。  提出指控和被指控所面對的輿論壓力皆難以想像，而有時輿論暴力的嚴重程度更是讓人始料未及。   ▌性騷擾發生後怎麼辦？  ❶ 身為受騷擾的當事人：  先安頓自己的身心狀況，意識到自己「並沒有錯」。如需出口宣洩，可以尋求相關心輔資源，或是找一些能同理且具性別意識的親朋好友談談，後續再考慮是否進行法律程序的追訴。  千萬要記得「無論最後做出什麼樣的決定都是可以的」。畢竟身為當事人，你最了解每個舉動所需面臨的困境及難處。  ❷ 身為受騷擾當事人的親朋好友：  不對當事人多做論斷，不去檢討受騷擾者在受騷擾當下的衣著、行為及反應，就算只是靜靜地陪著對方、聽對方說話也是具有療效的。  不強迫受騷擾者一定得有所行動（如：追訴、公開其經驗、告知其他親友等）。不過假如當事人想要進行法律上的告訴的話，也可以依據當事人的期望給予相關的法律資源建議、協助的管道等。  ❸ 身為不相關的第三方：  你可以選擇不指控「可能的加害者」，但重點在於不去質疑「可能的受害者」之行為動機、目的是否不純正，或是檢討其是否符合「合理的受害者」的模板，當事人所面臨的困境對第三方角度來說可能是難以想像的，營造友善社會氛圍，從你我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