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摘選（1）：

農民運動屏東支部的主要幹部陳崑崙一生歷經大風大浪，最重要的生命支柱，是他的革命伴侶，也是他的妻子─張玉蘭。我們先來看看她青春浪漫的革命往事。

半個多世紀前在南台灣屏東地方，談到張玉蘭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一個不滿二十歲的年輕姑娘，為了貧苦的農民，為了解放農村婦女悲慘的命運，不惜遭校方退學，對抗家庭的反對，全心全意投入農民運動，她的精神感動無數農民，至今高屏地區老一輩的長者仍津津樂道她的事蹟。她辯才無礙，只要張玉蘭一站到演講台上便能聽到農民們熱烈的掌聲和歡呼，只要有她的演講，在地群眾就會扶老攜幼，前往助威。當時的「台灣新報」有一則關於她的報導如此記載著：

　 一九三○年底，張玉蘭參加文化協會與農民組合的巡迴演講從高雄跨海到澎湖會館演講，是唯一的女性演講員。她一登上講台，全場觀眾便開始騷動了，玉蘭毫不緊張與畏懼，反而以輕鬆揶揄的口氣向觀眾問道：「你們這種緊張與騷動究竟是出於想看女性演講者的好奇心理呢？還是對女性演講者表達特別的好意？」。


　 她坦然不凡的氣度被時人譽為是「台灣婦女運動進展的表現」。

　 一九○九年張玉蘭出生於屏東大埔豐裕的農家。父親是當地的保正（即現在的里長）上有四個兄長、一個姊姊，下有一雙弟妹。由於家境豐裕，又排行第六，從小便得到父母兄姊的疼愛。國小畢業後，她以優異成績進入高雄高女（四年制）。該校該年招生除了玉蘭及其同窗好友亦是日後志同道合的女鬥士簡娥等七、八名台灣女學生外，全部是日本學生。可知如果沒有優異的成績與較為富裕的家境是無法進入高雄高女的。
　
學生時代的張玉蘭和所有年輕少女一樣，對未來充滿著美麗的憧憬，直到三年級快要結束之前，她仍舊是個活潑可愛的少女。

　 一九二六年前後，正是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的高潮，張玉蘭的哥哥張添丁在台南師範的同窗好友蘇清江是農組屏東支部的幹部，與農組時相來往。

　 有一天，張玉蘭跟哥哥同往農組屏東支部，正好一位貧苦的農村婦女來哭訴地主的蠻橫與生活的困苦，乞求農組伸出援手。張玉蘭的心被撼動了。她不敢相信，這個世界上真的存在這麼悲慘的遭遇？

　 農組的朋友半開玩笑的對她說：「像張小姐這樣出生富裕家庭的女孩，一定覺得不可思議吧！可是這就是台灣人民真實的生活……。」

　 從那以後，她像著了魔似的，經常出入農組，不管哪裡有講演會，她一定到場，有時還把標語、印刷品帶回學校。當時的台灣受到日本及世界性社會主義思潮的影響，張玉蘭和激進的年輕人一樣也熱衷於研究《馬克思經濟學》、《殖民政策下的台灣》等書籍。

　 有一次張玉蘭在課餘參加了農民組合婦女座談會，婦女紛紛提出種種不合理的現象，張玉蘭熱情地參與討論婦女現狀、地位、命運及團結……。

　 不料，當天警察到農組調查參加人員身份，立即以張玉蘭「參加有思想問題的座談會」報告給高雄高女。校方緊張，命令她提出說明。
　
那一年放春節，張玉蘭在潮州親友處又痛陳台灣教育的切要問題。豈料又被當地警探偵聽，再向學校報告。校方大為恐慌，馬上令她退學。她斷然拒絕這種無理的處置。校方竟然以強制手段開除學籍，勒令退學。

　 六十多年前的台灣仍處在封建時代，一個女孩子被退學，往往是因為男女戀愛問題，這是很不名譽的事。她怕被誤解，乃發表公開聲明，寄給學校師生和各方朋友，說明是為了反對資本主義社會，向一些農婦講解時勢而被校方命令退學，並公開駁斥校方的不當處分。
　
退學事件引發一場政治風暴。校方如臨大敵沒收了該校師生所收到的書信，並向日本當局告發。警方再度大肆搜查鳳山、屏東、潮洲各農民組合支部的辦公室，沒收張玉蘭所發出的文章及檄文，並檢舉張玉蘭與農組幹部蘇清江、陳崑崙、蘇德龍、何光晁等人。

　 最後日本當局以「違反出版法」的罪名起訴了張玉蘭等人。不滿二十歲的年輕女學生張玉蘭僅僅是與農村婦女討論時勢，遭到退學的噩運，還被判處五個月拘禁，成了階下囚。

　 「本來對學校存在的階級歧視相當憤慨，在日本殖民主義統治下，台灣人與日本人之間有很大的差別待遇。」台灣學生與日本學生也存在著差別待遇。例如張玉蘭成績優秀應名列第一，因為是台灣學生差別待遇而被評為第二名。.... 「從退學事件以後，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自己受壓迫的立場，我只有忘記一切，一心朝著自己信仰的方向前進。」

　 就這樣，張玉蘭從學校的差別待遇中萌發了民族主義意識，從退學事件中認識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面目，更從農民生活的困苦中了解資本主義榨取的本質。經過退學事件的歷練，她義無反顧地投入農組屏東支部的工作，經常到農家訪談，了解農民的疾苦，讀講報紙的時勢與農組的鬥爭經驗，使農民得以增長見聞。她的革命伴侶陳崑崙，當時也是屏東支部的重要幹部。在他們的努力下農組屏東支部的發展不斷擴大。
　台灣農民組合自一九二五年成立以來，到一九二八年底達到了頂峰，總計有二十七個支部及四個聯絡處；會員人數達二萬四千多人。是當時台灣最具組織與實力的群眾團體。一九二八年底，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在台中舉行，從廿七個支部來的各地代表高舉農民組合甘蔗、稻穗的赤旗到達會場，真是盛況空前，這次大會中，張玉蘭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是唯一當選的女性。

　 一九二九年「二一二事件」後，台灣農民組合遭到破壞，發展衰落。在面臨挫敗中，張玉蘭奮鬥的決心毫無動搖，她轉入地下繼續活動。

　 一九三○年六月她參與指導農組下營支部，「紀念蘇維埃革命紀念日」及下營公學校學生罷課等活動而被捕，甚至遭日警毆打。

　 一九三○年十一月她又在參加台南州曾文支部抗繳，「減免嘉南大圳水租運動」中再一次被捕。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大陸東北，對台灣進一步施行高壓統治，動員警察、官兵大搜捕。從三月二十四日趙港在台北被捕，至六月後發展成全島性的大檢舉。未被檢舉的同志為了維持革命陣容，照應家屬，決定成立「赤色救援會」。赤色救援會運用農組及文協在各地舊有的社會關係與組織，以班與隊為單位，在全台動員起來。在此危急關頭，張玉蘭擔負起屏東及高雄州的組織工作。

　 然而，日本警網密佈，赤色救援會也慘遭全面破壞。農民組合及台灣一切的進步團體在帝國主義鎮壓下完全解體。

　 張玉蘭以參與赤色救援會的名義被捕，判刑四年，時年二十五歲。漫漫四年牢獄，走過了張玉蘭年輕的歲月，但是鐵窗生涯沒有磨滅她的鬥志。半個世紀前，活躍於婦女解放運動的女性可說寥若晨星，而張玉蘭正是少數的佼佼者。

　 出獄後，正值戰爭最黑暗的時刻。張玉蘭依然堅持解除婦女疾苦的夙願，選擇助產士為職業，前往台南進行職業學習。此後二十餘年她不辭辛苦，日夜接生，最多時每月接生達七十餘次。

　 不久農組同志陳崑崙也出獄，他們終於結為患難連理。婚後張玉蘭育有六子二女，台灣光復後張玉蘭繼續擔任「接生婆」的工作，先後擔任屏東縣助產士公會理事長。不料夫君陳崑崙卻因「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之牽連，二度遭牢獄之災。沉重的家庭負擔便落在張玉蘭女士一人的身上。

2015.11月《帶著小提琴的革命家 ── 簡吉和台灣農民運動》
作　　者｜楊渡、簡明仁
裝幀設計｜何佳興 Timonium L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