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國慶

Happy Canada Day!

今天是加拿大154歲的生日。2021年的國慶對楓葉國來說有快樂，更有點感傷。

快樂之處，尤其是對卑詩省的人來說，隨著疫苗施打比例提高，疫情紓解，政府宣布從今天起進入第三階段解封。意思是：大型活動可以恢復舉辦、餐廳正常營業、跨省旅遊不再有限制。

和節慶的氣氛相較，感傷氣氛更甚。繼薩省之後，上個月在卑詩省Kamloops也發現大量的原住民孩童遺骸，讓上世紀中葉加拿大政府在各省迫害原住民的黑歷史重現在人們眼前。

這一股怨氣迅速蔓延，雖然帥哥總理出面再次道歉，仍壓制不了社會上對白人的怒火。據說光是一個月內就有不少百年的教堂被焚毀，只因當年原住民「文化滅絕」的學校都和教堂脫不了關係。

半因疫情，半因原住民迫害事件發酵，今年卑詩省的國慶日慶祝活動多半取消，或改為drive-thru，或改在線上舉辦。取而代之的，是一場在溫哥華市中心美術館廣場舉辦的原住民的紀念活動。

2021年的Canada Day，是省思的國慶日。
參考英文新聞：https://bit.ly/3w9Kc0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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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這張照片是多年前的Canada Day當天，我在Fort Langley的國家歷史博物館裡拍攝的。現場由該市市長住持慶典，國歌是由學生組成的蘇格蘭樂隊演奏，地方原住民的首領致詞，RCMP供人拍照，一旁的大帳篷免費發送加拿大國旗造型的蛋糕。

#溫市笑應 #canadaday #加拿大國慶日

突然好奇，這些二二八的謬論哪來的，至侯漢廷以來，又進展到什麼程度，結果搜尋一下．
　
發現比侯漢廷當時還糟糕．
　
變成了理中客當道，開始玩弄一些取巧的謬誤，諸如例外凌駕通則，部分取代整體，移轉責任，去語境的謬誤．
　
令人驚訝的是，他居然擷取《Formosa Calling》這本通篇描述國民黨暴行的書籍，裡的一個段落，將抗爭者分為主和派和鷹派，主和派成為眾矢之的，鷹派覺得主和派是叛徒，要殺你，對於政府來說，你玩兩面手法，拖住政府的「善意」，所以也要殺你，於是原本國民政府不分青紅皂白的殺人，變成鷹派也有一份，推論「敵人就在本能寺」．
　
於是陳建仁的說法「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
　
變成了「當時在殺人的，可不只有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
　
賦予陳建仁的說法「不一樣的感覺」
　
而稱「現在我們以為二二八事件就是因為整編廿一師血腥鎮壓、暴力清鄉而平定的，實際上，國民黨沒有那麼業餘．而在另一方面，國民黨也沒有那麼狠，當年大日本帝國強制把台灣人民直接編成保甲，對內自我監視，對外與反抗者對幹，讓台灣人民自相殘殺．」
　
「二二八事件能迅速恢復秩序的兩大功臣，一個就是跟政府站在一起的台灣人幫忙去策反或勸退頑固的反抗者，一個則是戶政人員趕緊更新戶籍資料，而不是靠什麼強大的武力鎮壓，當年陳儀他們，腦袋還是非常清楚的．」
　
而有趣的是，《Formosa Calling》就是描述國民黨的武力鎮壓情況．
　
「在法庭上，利害關係人的證詞，其可信度往往需要七折八扣．二二八事件當然也不例外，我們就暫時將本省、外省的說法都放一邊，看看外國人怎麼說的．」
　
《Formosa Calling》作者的確是紐西蘭人，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人員，但顯然這個「把本省外省說法放一邊，看看外國人怎麼說」的說詞，依然被套上有色眼鏡，只擷取有利於黨國的論述，並營造台灣人自己害死自己的印象．　
　
其所引述的「第九章 抗暴的最后階段」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formosa-calling/%E7%AC%AC%E4%B9%9D%E7%AB%A0-%E6%8A%97%E6%9A%B4%E7%9A%84%E6%9C%80%E5%90%8E%E9%9A%8E%E6%AE%B5?authuser=0
　
書中開頭即描寫了，「當我們再度重返高雄市區時，發現吉普車上的旗子和我們原先預期的作用大不相同.．我們的車子不斷被那些因為糧食被國民黨軍隊搶走而挨餓的人攔下求情．每當我們停下來時就立刻有一大群人圍上來訴說他們的痛苦遭遇．」
　
「其中一名女孩在講述她的遭遇時幾度努力忍住激動情緒，其他人群也保持一片沉靜．女孩的父親是高雄市一名有頭臉的重要人物而且他不贊成武裝反抗． 但是無論如何還是被國民黨軍隊帶走后無人知其下落．這個女孩向所有可能想到的人打聽，但她的父親仍下落不明．
　
國民黨軍隊洗劫了他們家，擄走了所有值錢的東西包括食物，她的母親因悲傷驚嚇而崩潰．作為獨生女的她只好擔負起找尋父親的責任．但我們又能為此做什麼呢？我只有不得已的告訴她我們實在不可能做得比她已經做出的還多」
　
這段內容不知為何變成理中客口中「廝殺使得雙方都失去了理性，而初期被狠打的軍方，在殺回市區之後，也並沒有對反抗者的『領導人』客氣．」
　
腦補的成分特多，不如說，國民黨軍一開始屠殺就不客氣了，強姦婦女，滋擾百姓也沒在客氣，這時候反而有「可以客氣的餘地」，實在令人莞爾．而一個仕紳毫無道理的被捉住，尚不確定他的身分為何，是否為「領導人」，就直接解讀成平等的廝殺，國民黨軍可以對無辜的仕紳不客氣，這種三歲小孩的詮釋，簡直是把歷史當作玩具．
　
而這開頭的段落跟後續作者的律師朋友顯然是不同的對象，不同的故事，理中客卻把他們合在一起，把他弄成一個「主和派」的故事．
　
「她的丈夫苦口婆心地勸告暴徒不要用武力，但換來了大家對他的敵意，只得逃亡，暴徒來到他的住處，燒毀了他的房子．當時，這位太太被暴徒打得很慘，她讓我看了滿是瘀青與傷痕的雙腿，並表示她身上也滿滿都是。她處於崩潰的狀態，顯然這當下並不是好時機來告訴她我們在要塞看到的那件事．」
　
這一段是理中客擷取「主和派」律師朋友的妻子，被暴徒打的經歷，他以此推論出鷹派才是元凶，但整段的原文是什麼呢？
　
「在希望我們幫忙的要求當中，有一個是我們那位律師朋友的妻子．我們的那位律師朋友曾經反對暴亂，我的翻譯則在要塞認出他遭到國民黨軍隊毆打．我們於是驅車前往他的辦公室去看他的妻子，聽到的又是一樁令人難過之事．
　
她的丈夫曾經大聲急呼並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但是卻引來一片反對而不得不落荒而逃，群眾們甚至包圍他的住宅將之燒毀．他的妻子也遭到群眾毆打．她展示給我看雙腿一片淤青，並且表示身體其他部分也到處是這樣的淤青．
　
她曾經因此而神經崩潰，但是當我們告訴她我們在要塞見到的那個遭國民黨軍隊毆打的人可能是她丈夫夫時，她的反應還很鎮定．她表示，她丈夫的兩個好朋友也幫了不少忙．其中一人已前往要塞．由於我們的備胎仍然下落不明，我乃認為現在是再去那里走一趟商量商量的時候了．」
　
「丈夫遭國民黨軍隊毆打」被省略了，而有趣的是，他的丈夫被認為是首領．
　
「到達那里時，我們立刻和第一天晚上就來拜訪我們的其中一名軍官朋友見了面．他首先詢問我們的來意，當我們表示要尋找這個人的下落時，他的反應是『哦，他是首領．』語調中似乎暗示我們不必對他抱什麼希望．」
　
我們看看這個中立客觀的紐西蘭人的解讀是什麼，
　
「雖然我解釋了他曾經試圖帶領人們不要參加暴亂，但沒有效果．很顯然， 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在此希望附帶指出，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有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此外我也表示希望找回我們的備胎，但所得的答案是一個人推一個人，最后當然是原地打轉，沒有下文．」
　
「任何形式的領導人都是國民黨軍隊清算的首要目標」
　
「在此希望附帶指出, 這是我所見國民黨不論任何理由有系統消滅台灣領導人的第一個跡象」
　
什麼時候變成了鷹派不想恢復秩序，國民黨軍隊反攻，主和派兩面不是人，國民黨軍迫於無奈只好一起槍擊，或者加以逮捕，甚至鷹派還有可能參與殺害台灣人栽贓主和派的故事？
　
其所根據的，就是他的律師朋友曾經勸群眾不要鬧事，最後被反對，妻子被毆打，腳下一片瘀青．
　
這個律師朋友的真實故事是什麼呢？
　
那就是作者對群眾演說，表示受高雄市長的請求，去致力為這個城市促成停戰，然後他前往人民總部，在那裏見到他的律師朋友，而他似乎是主要負責人．
　
而作者被要求「做為我們代表團的負責人去國民黨的軍事總部要求停火．」
　
「他們於是告訴我，在過去兩次談判嘗試里，有一名男子受傷，一名被打死，所以我們這次談判也不必那麼急」
　
顯示開火之前，反抗方試圖派人談判已經出現犧牲者．　
　
當作者去見國民黨軍方的時候，發現遠處有一挺機關槍和五六支步槍在對著他們，而他表明身分，免除危機，見到軍官的時候，與之交談，突然出現槍響，在場的人趴在地上，雖然，沒有跡象顯示子彈射向那裡，而原作者也沒記載是哪一方開火．
　
在他獨自一人起身開始偵察的時候，又爆發槍響，這一次他確定了是國民黨軍官開火，並且槍擊了一名婦女．
　
一名年輕台灣人上去搭救，和作者一同將婦女攙扶到國民黨軍事總部，但是軍事總部這邊沒有繃帶或夾板可用，他們做了應急處理後，送往對面的「人民總部」，那裏有一位醫生，然後那名婦女最後被送往附近的醫院治療．
　
作者表示因為因為這個事件打斷了談判，雙方也不願意再恢復．
　
最後，國民黨軍隊開始佔據優勢，作者並強調了雙方武力懸殊．
　
「很顯然，國民黨軍隊已經開始有組織進攻這座城市．此刻為止我們所見到抗暴分子擁有的全部武器不過六枝步槍分屬於不到二十名男子．當槍聲逐漸從旅館經過而最后在遠處消失時，不免感到自己相當幸運．」
　
「從旅館里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的中國國旗飄揚在前面所提的軍事總部和 人民總部頂上，機關槍手則攫取了戰略據點．不時從街角傳來的零星槍聲使我意識到國民黨軍隊掃蕩肅清的程序已經開始．槍聲越來越近，而我們的權宜之計就是再退回到我們在旅館內的避難所里．」
　
「這位曾經參與緬甸戰役的國民黨軍官駕駛著我的吉普車．在路上我立刻看出台灣人這次反抗注定要失敗．因為街道邊和山頂上到處可見架設的機關槍，有的機關槍口徑還非常大．相對來說完全沒有武裝的台灣人自然一點獲勝的機會都沒有．」
　
「我們受到要塞里國民黨指揮官禮貌接待．他告訴我們說，因為共產黨煽動的關系，他們被迫攻擊這座城市．但我們這邊卻沒有看到任何和共產黨有關的人或物．隨后他們把軍需官辦公室給我們當臨時臥房，我們的床鋪則是辦公室里的桌子．當時缺少糧食，但幸運的是，由於旅館里一名旅客的先見之明，我們隨身帶了旅館特別為我們買來的面包和奶酪．」
　
「早上時我們看到幾批人犯被繩索綁在脖子上帶進來．其中一名犯人獨自一人站在入口處，他的雙手手腕被鐵線綁在背后，由於綁得太緊鐵線已陷入肉里．他的兩支上臂也同樣被鐵線牢牢捆綁，同時脖子上也綁了一圈繩索．看起來已到了精疲力竭的極限，但是每當他的頭低下時，國民黨士兵就用綁在步槍上的刺刀背打他的嘴巴．」
　
「我的翻譯認為這人是我們的朋友，是人民總部的領導人之一而且非常反對發生毆打事件. 我不認為我們認識這人，但我的翻譯堅持認為我沒有仔細體會該男子過去幾天所經受的悲慘經歷．其中証據之一就是他顯然變得非常削瘦．
　
總而言之，不論這人是誰，眼見一個人遭到這樣對待都是令人震驚的．我們討論是否該出點力，但最后決定如果我們對這名男子展露任何興趣的話， 可能只會給這名落在國民黨軍隊手中的男子帶來更多麻煩．」
　
這應該就是那位律師朋友．
　
https://sites.google.com/view/1-formosa-calling/%E7%AC%AC%E5%85%AB%E7%AB%A0-%E9%99%B7%E5%85%A5%E6%9A%B4%E4%BA%82?authuser=0
　
在福爾摩沙的呼喚第九章裡還有許多針對國民黨軍隊的暴行敘述，包括他們到了一個旅館裡面，被其他人歡迎，他發現裡頭全是女性，唯一一些男子是比他們先到的軍人，他們原本不想住下來，但是那些婦女們面露驚愕的表情，釋出求救訊息，這讓他改變主意．
　
「由於我的翻譯也正忙著找出事情真相，我當然就更不知情了．不過無論如何我還是看到旅館老板娘把一疊紙條塞給這批國民黨士兵為首的一人手里，不久后，這些士兵就離開了．我的翻譯這才告訴我，這些國民黨軍人原來打算今晚帶這些女孩回去睡覺的，但由於我們的到來使他們放棄了這個想法．」
　
「這天下午和晚上，這家旅館的氣氛都非常緊張，每個人都坐到我們的房間里來．她們異口同聲地訴說著國民黨士兵在這家旅館開槍強行進入的情形．她們表示，除了第一位出面和國民黨軍隊他們打招呼的老板被當場射殺外，她們全都認為，是由於我出面和這些國民黨軍人打招呼才（挽） 救了一些人性命．談話里不斷夾雜著怨嘆和顫栗．在她們離開我們的房間后，我還可以聽到她們談話直到深夜．」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我離開被帶往要塞的那一天晚上，這棟旅館整個被機關槍掃射了一遍，特別是在樓上部分，子彈貫穿了整個房子，有時候甚至穿越四座牆壁，因此這些子彈顯然是穿甲的機關槍子彈．」
　
「一名國民黨士兵那天早上因為頭部槍傷死亡，國民黨軍隊於是逮捕三名醫生和三名護士．理由是沒有適當救護這名士兵．由於其中一名參與救護的台灣人護士是『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護士之一，所以我們全體向市長要求平反這件事．在此情況下，另外兩名加拿大籍護士覺得她們不能因此離開這名台灣人護士，於是決定留下來．」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晚在家中被拖出去殺害的．國民黨憲兵曾追索一名台東地區的議員．這名議員在高雄發生暴亂時經由花連和蘇澳去了台北．所以他和高雄的暴亂一點也沒有關聯．但他確實曾經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因此自然也就成了國民黨政權追索的目標．」
　
「在高雄時我們以為我們的處境夠糟了，但比起台北的情況簡直小巫見大巫. 一名『聯合國救災及重建署』的女性官員住處即使在門前掛有美國國旗情況下，也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幸好一名駕駛吉普車的西方人路經此處看到這種情況而（挽）救了她．因此之故，這位西方人到現在還只好駕駛他那車身有幾處彈孔連方向盤都被打掉一部分的吉普車．而這就是當時在台北的國民黨軍隊典型作風．
　
在國民黨增援部隊從中國大陸扺達台灣前，台灣行政長官陳儀利用一連串保証安撫反抗分子．然后在國民黨增援部隊扺達后就對民眾展開有系統的屠殺．一卡車一卡車滿載配備有機關槍和步槍的國民黨軍隊從基隆港兼程進駐台北．他們對掃射街道上的民眾還嫌不夠，甚至不分青紅皂白地對商家和住宅開火．
　
在台北和基隆之間的一個村子里，有二十名年輕人的睪丸被閹割，耳朵被切掉，鼻子被挖開，然后才被軍刀刺死．他們的屍體和許多其他人的屍體堆在一起達好幾天之久．在河里看到屍體漂來並不是不尋常之事，一名騎腳踏車的男孩顯然在警察下令時離開的不夠快，國民黨軍隊於是把他的雙手用軍刀砍下，然后再把他刺死．
　
在台北也是一樣，國民黨軍隊的習慣做法是，當他們搜索房屋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
　
暴亂剛開始時，一群初中學生到萬華車站準備搭火車回家，其中兩名學生先進入車站向站長詢問．國民黨憲兵於是把他們叫過來並且不準他們離開車站．其他等在外面的學生不知里面發生了什麼事，也紛紛進入車站了解．這下子車站里的四五名憲兵在沒有任何警告的情況下就對這些初中生開槍，最后打死約二十人．
　
國民黨軍隊繼續續多天追索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失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事實上，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已經得到良好的生活水平，而且法律嚴格的范圍以內，台灣人也可以安全的生活．因此他們想象著，隨著大陸同胞的到來，他們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一定會進一步改善．因此之故，當大陸人前來接收台灣時，的確受到台灣人揮舞著中國國旗興高采烈地歡迎．然而，這種情況沒有持續多久．
　
前來接收台灣的國民黨軍人在迅速建立起簡陋的營舍后，立刻開始有系統的搶劫和強奸．舉例來說，在北投，街道上的女孩子往往被施以麻醉劑后帶往軍營讓軍人發泄，然后再用船送往大陸．其中一名比較聰明的女孩在騙取俘虜她的人的信任后，利用間隙翻牆逃到父親那兒，她的父親向警察求救．然而警察現在已經是大陸人擔任了．這些警察對憲兵十分懼怕，因此當然對這件事置之不理．」
　　
「當然了，所有武器也都必須交出．雖然可能的確有一些步槍被台灣人交出來，但如果我在高雄國民黨軍事總部親眼所見是一標準的話，那麼，這些被台灣人交出來的武器大部分是刀，劍，和長矛．事實上，台灣人對自己沒有武器感到懊悔．而我所見到唯一一些台灣人擁有的步槍，只是一輛在街道上急駛的卡車里的一群年輕人所擁有的五六枝步槍罷了．
　
據我所知，這些步槍是在暴亂剛開始時國民黨士兵遭到襲擊時丟掉手上的武器逃跑時被台灣人揀來的．但陳儀從大陸召來的增援部隊火力可不一樣了，加上花言巧語和陰謀詭計，那些拿著木棍長矛的台灣人當然不是配備著步槍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的對手，更別說國民黨軍隊還有機關槍和手榴彈呢．
　
在這場事變里台灣人的死亡人數一定非常多，然而這也証明了台灣人是勇敢的，在被迫走投無路情況下不惜決一死戰．」　
　
我們不知道這一部直指國民黨軍隊暴行的《Formosa Calling》，最後怎麼變成人工的「敵人就在本能寺」，只能說這種超譯的方式正在誤導其他人，開啟平行世界．
　
在這個平行世界裡面，暴民的鷹派堅持要做亂，主和派變成替罪羔羊，國民政府軍策略運用得當，透過詳實的戶籍資料實行連坐法，加上有「不同想法」跟政府站在一起的台灣人幫忙去策反或勸退頑固的反抗者，國民政府是迫不得已，無法施行仁政，會令反抗份子囂張，一切都是為了恢復秩序，維持社會穩定．
　
這樣的說法，跟如今的中國共產黨「維穩」說有何不同？
　
沒什麼不同．
　
前因後果顛倒，先是實行「暴政」使台人反抗，而國民黨軍隊憑藉優勢兵力實行鎮壓，再逼迫人民互相監視，或者協助對付反抗份子，因為他們知道反抗者成功無望，他們害怕被報復，為了生存只能服從．
　
而這些樣態，被後來黨國高級知識份子們，解讀成台人自己害死自己，台人只想要暴動，不想要和平，暴民害主張和平的人被連累．
　
事實是，不管是暴民還是主和者，都是被下手的對象，沒有這些黨國軍隊的入侵、掠奪，台人根本不用算計對方，分什麼鷹派、主和派，他們割下年輕人的睪丸、對路過的男孩因為沒聽令趕快離開所以砍下他的臂膀，乃至於抓路邊的女孩施打麻醉劑帶往軍中強姦，送到中國，這根本就不是什麼以鷹派、主和派等抗爭者為對象，而是牽涉其他無辜平民，無差別的發洩中國兵虐待的欲望．
　
常識來看，鷹派看到統治者的作為，會無條件相信政府軍會履行承諾，主和者會天真的認為，放棄武力，政府軍就會放過他們？
　
在《Formosa Calling》裡的主和派都被殘酷的酷刑折磨，導致作者連自己的朋友也認不出來，這國民政府軍連且勸戒群眾不要鬧事的人都被如此對待，何況其他人呢？
　
與其說，主和派的人因為沒有代表性，使得談好的條件無法買單，被政府認為你拖住他們的「善意」，不如想想，這個蹂躪台灣的外來殖民政權所作所為，信度在哪裏？主和派的人被當作是叛徒，被大家討厭，這說法是真的嗎？這會讓鷹派仇恨他們欲置他們死地，大過於對國民黨政府屠殺的罪刑？鷹派真的有蠢到連屠殺他們的人跟想和談的人的行為都分不清楚嗎？鷹派被處死的有比主和派少嗎？還是主和派擁有較多裙帶關係可以逃過一劫，或用曾經反對暴亂來說服敵人保命呢？文中被作者救助的律師不就是最好的一個例證嗎？作者甚至能爭取他的公平審判，並且準備類似良民證的聲明，依靠關係讓他受到較好的照顧．　
　
至於鷹派會有相應的待遇和脫罪的理由嗎？「鷹派不願意恢復秩序」這種觀點實在奇妙，破壞秩序的始作俑者不就是國民黨軍隊？鷹派恢復秩序不就是等同投降然後被屠殺嗎？如果一名議員只是因為「一再要求國民黨政府建立法律和秩序」與高雄的抗爭沒有一點關聯，就被憲兵一路從花蓮追捕到台北，我們應該想的是，「國民黨的秩序」是不是跟一般正常人認知加以脫節？真正想追求秩序應該是抗爭者，企圖維持秩序的也是那些菁英和議員代表吧？
　
因此，這個吹得天花亂墜的理中客所說的陳儀「捉小放大」，實屬無稽之談，《Formosa Calling》裡記述得很清楚，被當作主和派的律師（原作裡沒有主和派這種名詞），和其他人五花大綁實行拷問，不分鷹派或主和派，是說，如果國民軍採取的方式是「搜索房屋時，一定把首先出來開門的人當場槍殺．」蓄意謀殺的手段，怎麼會去分你是鷹派、主和派？如果對象包含沒聽令趕快離開的男孩（割下他的臂膀），甚至聯合國的女性官員（被襲擊）、旅館老闆一出門就被射殺，甚至姦污婦女不成老闆娘還要塞給他們紙條，初中生只是搭火車就被集體槍殺，這顯示軍紀已經敗壞到一種程度，對於武裝的反抗份子，怎麼可能善待？「一律處以減刑，准予自新，只要不是領導人」簡直是天方夜譚．
　
只有像是蔡孝乾這樣加入國民黨，成為共犯，並且出賣自己人，做出實質貢獻，才有可能被策反成為黨國高官吧？一般犯人只要不是領導人就能准予自新？直接被殺或判的機率比較高吧？
　
「反抗者中間，不願意恢復秩序的人，也是所在多有．我們現在以為陳儀在當時枉殺了許多無辜的台灣人，這句話是不確切的，因為除了少部分被明正典刑殺掉的之外，大部分的人其實都是失蹤下落不明．而事實上，比起枉殺的，枉縱的才是絕大部分，這是因為當時官方是為了穩定局勢，選擇了抓大放小的政治操作，只要你不是領導人，那就一律減等處刑或准予自新，表面上好像很合理，但這就給了有心人操作的空間，其中就包括了大家都討厭的主和派反而變成暴動領導人被抓、被殺的狀況．」
　
屠殺是國民黨軍隊、鎮壓是國民黨軍隊、說你有沒有罪，亦是國民黨，逮捕、判刑、無差別殺戮，亦是國民黨軍，這「有心人士」怎麼操弄？就算實行操弄，這有心人士也是國民黨軍隊吧？《Formosa Calling》已經說明了「陳儀從大陸召來的增援部隊火力可不一樣了，加上花言巧語和陰謀詭計，那些拿著木棍長矛的台灣人當然不是配備著步槍有組織的國民黨軍隊的對手」是誰在操弄實行陰謀詭計？鷹派？明明就是國民黨吧！
　
《Formosa Calling》作者指出：
　
「但更嚴重的事實是，每天早上總有屍體躺在街頭．這些屍體都是些重要人物．他們往往是在夜晚在家中被拖出去殺害的．」
　
造一個假想敵，幫真兇卸責，如果暗指「鷹派」私下暗殺這些「主和派」或者是仕紳，而不只是國民黨軍，這就跟「共產黨在裏頭煽動」的說法無異，只不過，把共產黨換成所謂「鷹派」，成為國民黨軍的替罪羔羊－然而，作者所見到的是，每天早上有重要人物的屍體在街頭，被國民黨軍在夜晚中從家中拖出去加以殺害，根本沒有什麼「鷹派」．然後捏造陳建仁的說法「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暗示人民害怕的是鷹派，是暴徒，就連陳建仁的父親也害怕被他們殺害，這無異是在捏造事實．
　
說這種沒根據的栽贓論述，是會下地獄的．
　
枉縱的跟枉殺的是怎麼比較？罪刑不確定，任意加之，沒經過審判就逮捕定罪，反抗的人該殺？不反抗的不用殺？但是兩種人皆被殺，枉縱是怎麼個縱法？抓不到的人算枉縱？牢房不夠關是不是枉縱？無法管理，所以後續清算，是不是枉縱？後續發生的白色恐怖以二二事件紀錄為依據，這也叫枉縱？言下之意，不就是暗示或明示陳儀放的人比殺的人多？寬大為懷？
　
「枉縱」是怎麼個縱法？是不是先假定了所有人都有罪，所以應該被我抓和拷問？「枉死」又是怎麼個死法？在國民軍隊濫捕濫殺的歷史裡，大多數不都是枉死的嗎？難道我們現在紀念二二八，紀念碑上的死者都是罪有應得？
　
就問一句話好了，以反共之名，加諸的罪，是不是全台人都有可能犯罪？說你有罪就有罪？如同《Formosa Calling》所記載，作者本人為聯合國人員，依舊被軍統監視，並且在他面前展示被殺的人都是共匪，罪有應得的假象，這能相信嗎？作為最大的共匪陳儀，實行抓捕任務和命令，本身又有何效力和正當性可言？
　
照這邏輯，新疆集中營關押的維吾爾人，逃掉的，都是枉縱，被關的老弱婦孺都犯了真實的罪，他們被暗殺處決、虐待致死的人，不列入紀載數字，所以枉死的人很少？
　
失蹤的人比較多＝都被枉縱？反而不是枉殺？這又是什麼邏輯？
　
《Formosa Calling》明確記述「國民黨軍隊繼續續多天追索他們名單上的要犯，持續幾個月的時間不斷有人失蹤．更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殺害．」
　
香港人１５歲少女陳彥霖失蹤浮屍海面，香港人被失蹤的人無數，實際上是被殺害到連屍體都找不到，可以說失蹤人口比死亡人口多，所以枉縱大於枉死？這些失蹤的人是被枉縱的，被香港人私下暗殺掉的，反而不是港警殺死的？
　
謬論．
　
如果說主和派因為看到有人被割睪丸，便認為會有和平，平民百姓看到少女被強姦，會主動和政府站在一起，我想那真是一個地獄玩笑，台灣人就算內部如何尖銳對立，有不同立場，也不會看到反人類的罪刑視若無睹，或加以認同，認為其他不同立場的人，會比眼前這些阿山兵的作為還要可惡，認為這是政府的釋出的「善意」，這種說法跟你們必須要接收我祖國的善液沒啥不同．
　
有的，只是對恐懼的服從和被逼迫的意識而已．
　
「那些在二二八事件中，明明沒有參與暴動，卻被當作暴動首謀被抓失蹤的，以及那些明明有具體事證，他就是參與了，但卻完全沒有被處理的人．他們是怎麼閃過的？他們是怎麼被贓到的？被贓到，明正典刑就好，又何必私下暗殺？這中間出了什麼問題？」
　
明明沒有參與暴動，卻被失蹤，就說明了國民黨軍無差別殺戮；國民黨軍的具體事證，不可信，參與完全沒被處理，只有幾種可能，第一，就是如同《Formosa Calling》聯合國官員作者，以特殊身分擔保，替其說項，第二，就是如同歐陽可亮在二二八的證言，受害者運用各種管道，無論是委託有力人士打電話給陳儀，或者是用黃金贖身，第三，如同前述對國民黨軍提出特殊貢獻，招供，如谷正文說的，很欣賞蔡孝乾的享樂主義，給予優待迅速變節．
　
私下暗殺就是找不到事證，或者與國民黨軍有利害衝突，比如你是某某財主，他覬覦你的地，你的錢，你的妻小，或者是「寧可錯殺一百，不可縱放一人」，別忘了陳儀向支那尋求的軍隊，他們上岸的口號是「陳儀失去台灣，我們要收復台灣！」這樣的「再收復」就足以作為他們屠殺的理由．
　
我們來問問，如果連一個家中懸掛米國國旗的聯合國官員，女性，都會毫無道理被襲擊，火車站的初中生都可以騙入車站中槍殺，說他們是暴民，有參與暴動，國民黨軍欲加之罪，你何患無辭？還有什麼他們不敢做的？他們襲擊女性官員需要講證據嗎？被他們贓到了，說你是暴徒，和ｏｏｘｘ說過話，他沒辦法明正典刑處理，於是就私下暗殺，正因為大部分「明正典刑」都是虛假的，沒有證據，「沒有道理就是道理」，他可明正典刑你，也可以因為害怕被聯合國官員上訴向南京報告，而承諾保釋他人，在人治的社會裡，被栽贓的人，找不出他的證據，就暗殺他，這不才是獨裁者的常識嗎？對於陳儀之於蔣介石而言，算什麼問題？
　
「現在我們再回頭看『國民政府派來的軍隊開始殺人時，大家都躲在日式的房子裡，擔心被抓走！』這個說法，有沒有不一樣的感覺了？」
　
神父還是第一次看過，探討歷史居然是憑感覺，不是外行，即是反智，國民黨軍隊開始殺人，人們躲在日式房子裡，若影射他人見到的國民黨軍隊，兇手另有其人，這無疑是睜眼說瞎話，指鹿為馬，蒙蔽他人的視野，《Formosa Calling》紀載了雙方國民黨軍和反抗軍的印象，反抗軍可以向他承諾保證人質安全，國民黨軍的俘虜則每個都悽慘無比，不成人形，無法進行任何保證．
　
黨國栽贓他人的罪，如今，又有中華民國人將黨國的罪栽贓給台灣人，這就是這篇檢討被害者的論述，荒謬而弔詭的地方，不該懷疑的，你去懷疑，應該懷疑的，你不疑有他，人民手無寸鐵，雙方強弱懸殊，被害的比例也天差地遠，偏偏要從中找出魔鬼的影子，附加在無法說話的屍體上面，老話一句，這種論述會下地獄的，堪稱中華民國版的至道學宮．
　
「為什麼後來大家不敢談論二二八事件？恐怕跟當時的鷹派反抗者，#透過某種方式，大部分都逃過了死劫更有關聯．」

乃至於說，人民不敢談論二二八，不是因為害怕報復，被判以莫須有的罪，以及面臨龐大強暴的恐懼，而是因為反抗者逃過了死劫，堪稱笑話．
　
這就跟中國不能提六四，不是因為中國施壓，扭曲歷史，洗腦人民，沒有言論自由，而是因為王丹逃過了死劫一樣，實在可笑、可悲、可憐．
　
《Formosa Calling》的作者用真正中立的、客觀的，不帶黨國意識形態色彩的人－孩童，來寫下這個改變．
　
「街道上原來都擠滿了玩耍的孩子，台灣各地的孩子也習慣爬上我們的吉普車來玩，我們在各處總是會遇到歡笑的孩童向我們揮手打招呼，說一聲『Ｈｅｌｌｏｏｋ！』這樣的童言童語．」
　
「但是在事變之後， 不但街道上很少看到人，而滿臉愁苦的孩子顯然也沒有心情再和我們興高采烈打招呼了．有時候我看見一些婦女和男孩在牛拖的犁后面艱難的耕田，心里不禁在想，他們是不是承擔起父親的工作了？ 因為他們的父親或丈夫已經為了自己家園重新獲得自由而犧牲了．」　
　
如果說一個聯合國官員，再被黨國的掩飾、阻饒下，依然看見這麼多怵目驚心的事實，我們要問的是，在當時的人們親眼所見的，又是什麼樣血淋淋的景象？以至於惡過於巨大，觸碰了心中最後的一根弦，勒緊它，如同勒緊得自己的喉嚨．
　
我們不免想到作者在書中說的那句名言，　
　
「如果他們繼續對自己說這場暴亂是由共產黨引起的，遲早他們和整個世界都會相信．」
　
現在，有活在台灣的人對著其他台灣人說著更加匪夷所思、包藏極度惡意的言語，企圖去竄改歷史，
　
我希望大家不要輕易相信，ｂｒｏｔｈ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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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唔想煮出黎變咗一碟鬼佬唐餐」
加拿大主流傳媒裡香港移民新聞工作者可以做的事

一年前的夏天，Lucy（化名）經常失眠，又或者驚醒於加拿大的凌晨，正好是香港下午，林鄭月娥宣佈撤回逃犯條例，她忍不住流下幾滴眼淚，數小時候Lucy就要起牀上班，到加拿大的英語主流傳媒工作。香港是她讀書成長的地方，她一直在心裡視自己為「香港人」，但幾經辛苦才能打入主流社會，成為少數加入主流英語傳媒的華人臉孔，在辦公室處理新聞資訊，一定要保持專業冷靜，以加拿大人的思考框架編採新聞。

「只有幾個熟悉的同事，知道那陣子我情緒掉進低谷。有些香港朋友，根本在示威裡面，變成了同事採訪的新聞原材料。對我來說，Hong Kong is not Just another story, It is personal.（香港不只是一個新聞題材，是一個我有感情的地方）」

派往香港採訪的，卻不是對香港情況瞭如指掌的Lucy。加拿大全國的大型新聞機構，內部結構複雜，分本地、全國層次，又分電視、電台、網上版，即使編採流程，亦遠比香港的新聞機構複雜。「香港的新聞機構緊密細小，有點像我們一個城市的本地新聞編採隊伍；在加拿大的大型機構，每個部門分工細緻，不是因為你有香港背景，就會派你去香港。」

後來，其中一位派往香港的同事，是位白人男性，他穿着雨衣，在濕滑的香港街道，目擊示威者跟警察對峙，警員開真槍示警。那位男記者在鏡頭前形容：「What a scary moment（很驚嚇的場面）。」

派誰去採訪，有規有矩。「公司有負責做風險評估的同事，香港那時刻已經被視為 conflict zone（衝突地區）。被派去的記者，要受過特別的危機和個人安全訓練，公司亦要替同事買相關保險，而我沒有受過這種訓練。」

加拿大重視員工權益，編制嚴謹，但從另一角度看，亦有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赴加國工作後，有感在加拿大做新聞，調動不夠靈活。

Lucy成年後移民到加拿大，曾於當地華人傳媒做記者，近年加入這間加拿大傳媒機構，有一定資歷。「到了決策層，加拿大主流傳媒裡，大部份是老年白人男性。」近日北美掀起種族歧視的討論，加國傳媒機構紛紛檢視這種情況。

過去一年，令Lucy對工作有嶄新體驗。「過去一年『香港』出現在我們機構重要新聞版面的次數，是我工作生涯多年來的總和，『香港』登上重要新聞的日子，最少十餘次。」相比起2014年雨傘運動，以前「香港」要登上加拿大新聞焦點，只有遇上六四事件周年、加拿大官員訪港，才偶爾有機會提及這個遠於一萬公里以外的地方。

而對一般加拿大讀者來說，「香港是甚麼」本身或許已經說不清。

另一位較年輕的香港移民記者Sally（化名），剛加入另一家加拿大主流傳媒，她承認，自己資歷不足，人微言輕。但Sally之前曾在一間「多元文化傳媒」裡工作了多年，明白要把少數族裔新聞打入主流之難。加拿大實施多元文化政策，政府會鼓勵一些頻道把廣播時間割成小塊，每日以不同語言提供資訊，協助新移民融入社會。

Sally本身是香港移民，但成為後監制後，一個人負責多種語言的新聞編採工作，包括「廣東話」「國語/普通話」「旁遮普語」「他加祿語（菲律賓語）」和一些歐洲語言。

「對一般加拿大觀眾來說，香港就是一個比較自由一點的中國領土罷了。香港發生人權問題，跟在西藏發生人權問題，從加拿大人觀點來說，不就是一樣？情況又像一個說旁遮普語的人跟你說，『我們跟印度人是不一樣的』，香港人又會用心理解嗎？」Sally反問道。

Sally形容，在多元種族新聞機構裡，基於實際運作考慮，廣東話及普通話新聞編採工作，密不可分。「來自台灣的同事，會與來自中國內地的同事一起合作。究竟用繁體還是簡體字，用語是怎樣，每一件事都會在編輯室裡互相遷就。」Sally有時會把一段香港新聞，同時製作給廣東話和普通話頻道，「我會作出微調，畢竟受眾背景不同。」

Lucy工作上的同事，也有幾位來自中國內地的加拿大人，平日大家會專業地合作，亦是好友，但去年她感到特別孤單：「即使編輯室裡有其他華人，雖然大家有交流，但他們或許是國內移民來，和我背景一樣的完全沒有，感受特別孤獨。」

但 Lucy把孤獨化為力量，在反修例最初，她在公司內部提供了很多補充資料給同事，希望同事能掌握事情脈絡，同事都樂於向她詢問資料，或找受訪者聯絡方法：「簡單如香港有七百多萬人口，所以有一百萬人出來遊行，那個比例反映了事情嚴重性，同事也未必知道。」她把香港歷史，一國兩制是甚麼，反修例運動重要日子如 721，831都給編輯室同事解釋一遍。

Sally 和Lucy同意，一些視覺衝擊的畫面很快能吸引到加拿大同事的眼球：「開催淚彈，水炮車呀，裝甲車在理大著火這些，同事會有即時反應。」至於流動的民情，則不一定掌握到。Lucy把「中港矛盾」等複雜的民間情緒，都嘗試解釋給同事知道。

Lucy一位常被派駐外地，富戰地採訪經驗的同事，亦有到香港實地採訪，雖然他也是白人男性，但較了解香港情況，除了拍攝衝突外，亦曾於一個街坊聚集場合，在鏡頭說了這番話：「這正是香港政府和警察要擔心的事，這場運動不只有示威者要求政府改變，一些社區的街坊也一樣。」

Lucy形容，這同事比較了解情況，而她亦在加拿大的編輯室向同事解釋：「除了示威者外，亦有一班和理非，這批和理非很重要，雖然在報導裡沒用上『和理非』這個字眼，但新聞處理上盡可能描述得更精準。是辦公室的白領出來唱歌？還是街坊聚集？不是所有出來的人行為都一樣。」

細緻到用語也值得斟酌，究竟統稱示威者為「Anti-Government（反政府）」還是「 Pro-democracy（爭取民主） ？」兩個用語在Lucy的公司也有交替使用。有時候看到街坊裝市民出來，她認為可以用到「 Some Civilians」（部份平民），會比只用Protestors這個字更精確。

Lucy的新聞機構，重視「中立客觀持平」，和香港傳統媒體一樣，也會做平衡。「除了黃之鋒、何韻詩；我們的節目亦會找葉劉淑儀、湯家驊，因為一定要嘗試做平衡。」她機構一方面有同事訪問了一位示威中被拘捕的加拿大籍港人，同時亦專訪了一個支持中國政府的加國華人，亦有同事邀請了一位香港警察的太太做訪問。

「我們有嚴謹的新聞倫理規定，有時我自己找了一個受訪者，也傾向先找另一位同事跟受訪者做初步訪問，多一個人幫手，可以減少我個人傾向影響了新聞故事。這是我們守則上要求的標準，我亦嘗試去做。」

加拿大地域差異，亦會影響一個報導能否出街。溫哥華的同事製作了一些頗細緻的報導，例如一個移民香港人家庭關係撕裂，老人家是藍絲，孫兒是黃絲；溫哥華人發起撐黃店運動。Lucy 形容，溫哥華的華人移民數目較多，會因受眾人口組成，令香港新聞較易成為題材。至於加西以外地區，同一題材可能只登上網絡新聞，不會上到電視層次。

Lucy和Sally異口同聲認同，香港新聞能否突圍而出，必須面對其他新聞題材的競爭，好像今年加拿大肺炎疫情嚴峻，加上美國的種族衝突，相比之下，香港新聞變得次要了。

例如有約50名香港示威者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Sally向上司提出訪問計劃多次，由於畫面聲音未必吸引，並忽然爆出北美洲種族示威和警暴，這個訪問一直被擱置。「任何香港新聞，總要拉到加拿大和中國外交關係層次，孟晚舟的新聞在這裡很大，但只會分析加中關係，香港的角色較為次要。」Sally解釋道。

很多人把北美洲警暴，警員跪頸這畫面，聯想起香港拘捕場面。 Lucy和Sally同意，這個聯繫或能令香港新聞稍微「重出生天」，但執行起來不容易：「駐香港的記者已經全部離開了，我們最多使用通訊社稿件，把這個兩地警察的類比放在網絡版本上，提及一下。」Lucy說。

要派駐記者到香港，涉及龐大開支，一般逗留香港兩星期就會離開。或等事情再升溫才再派人，Sally目睹過：「中大一役，公司還未派人去香港，到了理大出事，派人坐飛機過來，到埗時已錯過了最重要時刻，唯有去商場拍攝唱歌。」

對於國際傳媒曝光能夠對香港事態產生甚麼影響，Sally較悲觀，她形容，提出香港採訪題目，常要面對上司挑戰：「關我們加拿大甚麼事？」「說到底，香港只有50個人找庇護，數目不多，加拿大政府不願意在政策上承諾甚麼，故事沒有推進。政府官員只會說，香港住了30多萬加拿大人，有甚麼事歡迎你們回家。」直至港版國安法推出，加國政府宣佈暫停引渡協議，停售敏感軍用物品，香港才登上加國新聞要聞一會兒。

「多一個香港人在國際傳媒裡，想講好香港故事，是美好目標，也是一種幻想，實行起來很多掣肘。就像我入到去，只是新聞機構裡的一粒螺絲。在一些加拿大人心目中，香港的新屋嶺發生甚麼事，和新疆發生甚麼事一樣遙遠。美國簽了香港人權民主法案，加拿大電視台最多用30秒報導，這邊的人會覺得，只是簽一份象徵式文件，無人有太大興趣，但香港人則會覺得很大件事。」Sally說時有點無奈，又有點洩氣。

Sally認為，繼續把聲音帶向國際傳媒是應做的事，但效果未必即時：「要了解不同地方的政治運作，不要太天真，你去國際上做遊說，或在傳媒受訪是好事，能把香港人聲音帶往西方主流平台，或許幫到一點，但不會立即有轉變。」

Lucy資歷比較深，有較實在的想法，「好希望把香港故事較全面帶出來，至少不會做到變咗『鬼佬唐餐』。」在外國招待非華人的中菜，一些菜色會為遷就外國人口味變得不地道。

其中一個文化落差，就是去年反修例運動時，解放軍在香港邊境集結。不少西方記者想像快將出現「解放軍入城」。Lucy形容：「我跟同事分析過，雖然我不是百分百肯定，但要出現解放軍立即衝進香港的機會不是太高，也提醒同事，小心別被利用作為某種宣傳。」

Lucy在機構裡已工作了長時間，同事較接納她的意見。「有時可能純粹做翻譯，例如香港警察的新聞稿，中文版比英文版資訊更詳盡，我會翻譯額外的資料給同事知道，即使在新聞裡用不着，也有多點背景資料參考。又像運動裡的細節，一般西方傳媒不會關注，721白衣人這些，我都會提供多點資訊給大家。」

一點一滴，聚沙成塔，香港故事就是這樣述說，無論甚樣，Lucy和 Sally異口同聲認為，「去年後，新聞機構的同事開始明白，華人之中，會有香港背景的，有中國大陸背景的，有台灣背景的，大家的思維未必一樣。」Sally記得，去年支持香港的集會在加拿大各城市舉行，同場出現揮舞國旗的愛國人士，雙方水火不容，需要加拿大警察介入，不少西方傳媒工作者首次見證這種「壁壘分明」。

Lucy解釋，香港新聞難登主流平台原因：「事實上，在北美洲傳媒裡，沒有足夠的香港背景的人在工作，沒有形成一種代表性，沒有足夠牙力去做香港新聞。全世界國際傳媒的決策層都是年老的白人。」

「基本上，國際傳媒也有他們的本地觀眾，BBC面對的是英國人，Washington Post的是美國人。你不能只講對香港人覺得重要的事，要令國際傳媒的本土觀眾覺得，香港的事關佢地事，讓受眾感受到和他們有切身關係。還有，機構有自己的財政考慮，要面對新聞競爭規率，為何香港新聞值得佢地投資落去報導？這是香港新聞難上頭條的原因。」

話雖如此，但Lucy卻明言，雖然自己肯定是一個加拿大人，但對香港仍然「用情很深」。

訪問最後，Lucy感觸地道：「去年好像是一趟哀悼的過程，由百萬人上街那天起，我已經覺得好唔妥，一路睇落去，和很多香港人一樣，我無辦法接受到『香港已死』。其實，作為一個移民，自從雨傘運動之後，我也不想再談及香港，因為我覺得自己沒有資格去講，我是一個『逃兵』，任何人逃走來到加拿大都是一個『逃兵』。我覺得自己連評論香港的資格都沒有，因為我自己比太多人更幸福了。」

「我只能說，上年處理香港示威的報導，要完全獨立於感覺是沒可能。情緒最低落之時，我作為一個記者的直覺，香港人的直覺，心態上是，為了香港的朋友，我只希望把故事好好鋪陳。但做報導的時候，有種深切的悲哀，作為一個海外記者的無助，我擔心我唔可以把香港故事完整地述說出來。」

「但在一個主流傳媒工作，我必須要從『外國人的角度』去看香港新聞，因為我們機構也有新聞選取的過程，不能只用香港人的角度去看，那種矛盾，我自己香港人那部份，只能收在很私密的地方。」

今年夏天，Lucy工作的新聞機構製作的香港反修例運動報導，拿了一個新聞獎，巧合約在運動開始一周年。她知道，加拿大一般國民，很少人會記得這日子。

港版國安法登場，Lucy的公司卻因報導香港而拿了個新聞獎：「悲哀到一個地步，完全無能為力。我在這機構工作了這麼多年，遇上去年的事件，好像終於有了用武之地？但過程是卻很痛苦，很無奈。那個關於香港報導的獎項，我寧願不要那個獎，我寧願一切沒有發生過，寧願失去這些拿獎的機會……這是作為一個香港人的想法，不是作為一個加拿大人，或者一個新聞工作者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