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序]

我的新書《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殖民統治下的古代四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中國史與考古 李峰教授的推薦文。

〈從古代四川的歷史了解世界歷史的普遍過程〉

李峰

（哥倫比亞大學早期中國歷史和考古 教授）

欣聞胡川安先生大著《秦漢帝國與沒有歷史的人》即將由聯經出版付梓行世，這是一件喜事！胡川安先生從台灣來北美求學，八年寒窗，終於2017年完成他的博士論文（也就是這本書的英文稿），順利取得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博士學位。回臺後工作之餘，及時修改並完成了此書的中文本，成爲他學者生涯中的一個里程碑，這是我要首先向他表示祝賀的。胡川安先生命我作序，考慮到我和這本書有一些間接的關係，就不揣淺陋，欣然應允了。

我和胡川安先生認識，是他在麥吉爾大學的導師，著名的秦史學家葉山（Robin D.S. Yates）教授介紹的。那時川安是博士第三年，加拿大和美國制度相似，那就是要通過一個資格考試，才能取得作博士學位論文的資格。這種考試一般要選三到四個研究領域，而負責任的老師一般會指導學生選擇與下一步畢業論文有關係的領域，進行一到兩學期的系統學習，然後參加考試。葉山教授邀請我作川安中國考古學領域的指導教授，我接受了邀請。當時川安和我商定的總題目是“古代帝國的考古學”（Archaeology of Ancient Empires），目的是系統學習怎樣從考古的物質證據來研究帝國。在這個總題目之下我們設定了四個專題：1）“羅馬化問題”；2）帝國的比較考古學研究；3）“中國早期帝國的考古學”；4）“畫像石墓”。每個專題之下都有一個長長的書單。我過去常常用這種設方法指導學生，原因是它一方面可以涵蓋博士論文所需的一方面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學生將來工作後這個書單可以很容易地變化成一門課的内容。不同的是，我們的學生一般自己去讀這些書，然後考試即可。而川安方面則有葉山教授的嚴格要求，即學生必需階段性地和老師討論這些書的内容。這樣我們就約定每月見一次面，每次兩小時，共討論四次。地點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肯特大樓我的辦公室。

這樣，2012年秋季，胡川安先生每個月從蒙特利爾(Montreal)來紐約一次，共四次。每次往返要穿越美加邊境不説，乘坐灰狗巴士（也是我當學生時的常用交通工具）單程車程加上中途休息大約要九到十個小時，往返兩日，非常辛勞。這使我心中感到多有不忍。這也常常讓我想到哥大歷史上的一件往事，或者説是憾事。1947年著名的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被哥倫比亞大學所雇傭，那時的美國正是極右的麥卡錫主義興起的時代。波蘭尼的夫人因爲是前奧地利共產黨黨員，所以她被拒絕美國簽證。無奈之下，波蘭尼夫婦只好把家安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而波蘭尼自己則每周從多倫多乘飛機到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大學上課。但是，波蘭尼在哥大期間以“古代帝國的經濟”項目申請到福特基金會的一大筆資助，設立了古代經濟史的講座。也正是這個講座開創了古代經濟史的研究領域，培養了一大批學者，其中就包括給他做助教，後來成爲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史學家之一的摩西·芬裡（Moses I. Finley）。川安雖然年輕些，但是他那種爲了學術而遠程跋涉的精神也是非常可貴的。況且他每次到紐約之前，都會認真地將自己這一個月讀的書寫一份提要發給我，這樣我們見面時就可以集中討論那些最重要的或最直接有関的著作。我想，有了這種不畏艱難，孜孜不倦精神，他將來一定還會有作爲的。

2012年12月6日，我受麥吉爾大學邀請赴蒙特利爾參加胡川安先生的博士資格考試。同時擔任考試委員的還有葉山教授和麥吉爾大學研究中國文學的Kenneth Dean教授。不出所料，川安在考試中表現出色，特別是在我的一部分，他幾乎是圓滿的回答了我的所有問題。還記得考試結束以後，葉山教授對我和Dean教授講，他參加過哈佛等校的多次博士考試，哈佛的學生也做不到川安這樣的出色表現。做為老師是不會多誇自己的學生的，葉山教授能這樣講，可見情況特殊，他内心是十分滿意的。

胡川安先生這部大著，簡而言之，反映了美加地區博士論文的典型設計，即主題突出，行文流暢。整本書的目的是爲了解決一個主要問題（即Research question），而書裏的章節則是圍繞著這個中心的問題來展開的。這和中國大陸或台灣乃至日本常見的博士論文是不太一樣的，後者往往是對一個專題的有關資料的徹底清理，並在此基礎之上得出相關結論。

以問題為導向的著作有目的明確，結構緊凑，主題一以貫之的優點。胡川安先生這本書的中心問題是：四川地區的古代文明是否是與黃河中游為中心的早期中國文明相區別的一個獨立的文明？如果是，四川地區是怎樣由一個獨立的文化區通過秦漢早期帝國的殖民逐漸變成中華帝國的一個組成部分？關於這個問題的前半問，我想現在研究早期中國文明的學者都會同意川安的觀點，即四川地區青銅時代的古代文明是一個有獨立起源，並自成發展體系的獨立文明。關於這個問題的後半問，不同于過去中國史學中已經固化的“漢化 ̶ 蠻夷化”的兩極視點，作者采取被征服者的視點，强調被征服者的主體積極性（Agency），從而揭示了一個複雜和動態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中本地人口對於作爲殖民者的秦漢帝國采取了多元的態度：有抵抗，有合作，也有消極對抗，更有人利用帝國所提供的安全保障和其他制度性的便利條件（如對更遠地區所謂“西南夷”的殖民）和商業機會，巧妙地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或謀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在後一點上，特別是書中第三至四章對秦漢帝國治下的四川地區社會變遷和經濟活動的分析非常精彩，可以當作早期帝國的一部地方經濟史來讀。而書中第六章更是將前幾章四川地區在宗教和文化上獨特個性的討論落實到了物質文化的證據之上。這些均是本書的精彩之處。相信讀者會和我一樣從本書中學到很多知識。

更應該指出的是，本書所研究的問題有著廣闊的歷史普遍性，也可以説是人類歷史上最常見的一個歷史過程（Historical process）或現象。遠到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臘人在地中海和黑海沿岸的殖民活動或周人在山東地區對所謂東夷民族的殖民活動，近到明、清帝國在雲貴高原的殖民統治，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胡川安先生能用豐富詳實的文獻和考古資料來揭示這個過程中複雜的動態機制（Dynamics），從而提供一個典型的研究範例，這對世界史的研究也是有很意義的。如果說這部大著尚有什麽可改進的地方，那就是在大的歷史背景中的一種更强的比較視角。譬如，青銅器技術出現於西亞並逐漸在歐亞大陸傳播；中國的黃河中游社會在公元前三千年下半接受這個技術后，很快發展出了一個複雜和龐大的技術體系，成爲之後商、周國家的基礎。從這個大的背景看，四川地區無疑是這個大的體系的一部分，或者說是在由黃河流域傳來的青銅器技術的影響下實現了本地社會的飛躍，從而進入了早期國家時代。另如，秦漢帝國和羅馬帝國是非常不同的政體，其擴張過程和造成的影響也很不一樣 ——秦漢帝國的擴張主要表現在隨領土延申官僚體系的擴張。里耶秦簡表明秦帝國的地方官僚組織大量缺員，這種官僚體制在地方的擴張對於四川這樣實行嚴格殖民統治的地區社會一定有很深遠的影響。關於這些問題，作者均可以是在今後的研究中繼續探索。只要有一部好的研究著作，才可能有機會讓它變得更好！

2020年12月19日於紐約森林小丘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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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作家馬森：蔡英文的博士確實造假！

【下面這篇台灣知名作家馬森（今年86歲）與朋友澤寬的通信，是日本的台僑醫師朋友轉來。從網上可查到，馬森曾在台灣及世界多所大學任教，在蔡英文就讀倫敦政經學院期間，他正好在倫敦大學執教。當時政經學院隸屬於倫敦大學。馬森先生提供的這個第一手資訊，對鑑別蔡英文總統的博士論文和學位真假具有很獨特的參考作用。】

蔡英文的博士確實造假！

澤寬：最近看到許多台灣的新聞報導和名嘴的評論，都集中在蔡英文博士學位造假的問題上。

根據目前被人揭露的證據，蔡英文確是在造假，欺騙國人，膽量也未免太大了！

我自己在倫敦大學執教，正好是1979到1987年，也就是覆蓋了蔡英文在倫大政經學院修學的1981到84年。

我在倫敦大學也指導過博士論文，因此對攻讀博士學位的程序知之甚詳。

我還從未聽說過有人可以在短短的2─3年可以獲得倫敦大學博士學位的。

同時，倫敦大學也沒有法國式的專對外籍生的大學學位（比法國自己人容易）或者公關學位。

一般情形，倫敦大學對外國大學的碩士生不允許直接攻讀博士學位，必須再讀一年碩士課程，然後視其程度再決定是否接受攻讀博士學位。

我指導過一位來倫敦大學的港大碩士生，我也是要求她先修一年碩士課程再說。所謂碩士課程不一定要選課，但必須讀完指導教授所開的書單及完成要求的作業，更重要的是師生間的對話和交流。

因此，沒有指導教授，沒有完整論文，而且沒有口試委員的簽證，怎會有學位和學位證書呢？如有證書，那就太嚴重了，偽造文書嘛！

看到蔡英文所提出的控告賀德芬教授的物證，正好佐證其造假，因為其中有一張入學申請表，上面明明填的是申請修碩士一年（正如我要求港大碩士生一樣）。

這張入學申請可能是真的，但是上面被人把申請碩士一年，用手改成Ph.D.，還改了論文的題目，這怎麼可能？入學申請表可以這樣任意用手塗改的嗎？

最奇妙的是：「博士論文哪有與人合撰」的道理，任何大學都不會允許，倫敦大學政經學院會例外嗎？

更莫名其妙的是：合撰論文的人蔡英文居然又敢說就是她的指導教授。那人是教授嗎？只有大學學歷的人能在倫敦大學指導博士論文嗎？何況蔡還聲言她獲得的不只是一個博士，而是一個半！

簡直是天方夜譚！

世界上有哪個大學頒發過一個半博士學位的？

這種話都敢說出口，未免也太過蔑視台灣人民的知識水平了！

～國際知名學者、作家，成大教授 馬森 ～

下面是馬森博客（https://wwwmasen.blogspot.com/）的簡介：

馬森，著名戲劇家與小說家。
1932年生於山東省齊河縣，曾於濟南、北京、淡水、宜蘭等地就讀中學。
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及國研所，1961年赴法國巴黎電影高級研究學院(IDHEC) 研究電影與戲劇，並在巴黎大學漢學院博士班肄業。
繼赴加拿大研究社會學，獲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博士學位。
先後曾執教於台灣師大、巴黎語言研究所、墨西哥學院、加拿大阿爾白塔、維多利亞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倫敦大學、香港嶺南學院、國立藝術學院、國立成功大學、私立南華大學、佛光大學、國立東華大學等校，曾一度兼任《聯合文學》總編輯，並獲第一屆五四文學獎、文學特殊貢獻獎等。
著有學術論著《馬森戲劇論集》、《中國現代戲劇的兩度西潮》、《當代戲劇》、《東方戲劇‧西方戲劇》、《燦爛的星空─現當代小說的主潮》、《二十世紀中國新文學史》（與友人合著）、《台灣戲劇：從現代到後現代》。劇作有《腳色》、《美麗華酒女救風塵/我們都是金光黨》、《窗外風景》、《雞腳與鴨掌》等。
小說有《夜遊》、《生活在瓶中》、《孤絕》、《海鷗》、《巴黎的故事》、《北京的故事》、《M的旅程》、《府城的故事》等。
散文有《愛的學習》、《墨西哥憶往》、《大陸啊！我的困惑》、《追尋時光的根》、《東亞的泥土與歐洲的天空》、《維城四紀》、《旅者的心情》等。
文化評論有《文化‧社會‧生活》、《東西看》、《中國民主政制的前途》、《繭式文化與文化突破》、《戲劇─造夢的藝術》、《文學的魅惑》等四十餘部。

現任國立東華大學駐校作家。

——原載《台灣海外網》2019年9月9日

【安裕周記 2007年6月3日】 又為斯民哭健兒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悼楊銓〉】

一九八七年春，我在北加州三藩巿，隨著一九八六年過去，留學生的話題開始聚焦於中國來客的片言隻語，共同關注點是安徽學潮的發展走向。當時方勵之仍在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他的一個姓黃的學生在柏克萊加大唸博士。這人二十歲不到，出身科技大學少年班，那時的通俗叫法是「神童」，在華裔學生裏很是矚目。

北加州的春天最惹人討厭，日間艷陽高照時有攝氏十七八度，入夜後寒流料峭濕度奇高，去柏克萊的一○一公路上，大團大團的濃霧滾滾而來，視野等於零，汽車寸步難行。有天晚上，學校那邊傳來消息，說胡耀邦已經下台，我趕忙開車過去看個究竟，情急之下，三次走錯路，幾經辛苦才開上一○一，回到柏克萊的時候，有人手上揚著一份台灣《聯合報》系辦的《世界日報》。我對《世界》素無好感，認定它是徹頭徹尾的國民黨喉舌。

那時的通訊和今天的完全兩樣，沒有互聯網，長途電話費用極昂貴，幸好那是中國留美學生絡繹於途的日子，天天都有人從大洋彼岸過來，三藩巿位處美西，是同學登陸花旗國的灘頭。幾個初到敝境的留學生，嘴上的汗毛稀稀疏疏的，滿頭大汗用四川腔普通話告訴人們大陸上的傳聞。我拿著《世界日報》問他，方勵之撤職胡耀邦下台到底是什麼回事，同學說，「敢情是真的」。

過了幾天，終於證實胡耀邦下台，留學生裏一陣騷動。有年長的學生談到他們聽過有關胡耀邦的傳聞——在撥亂反正的年代裏他做過什麼好事，他對毛澤東的批判和自我反省，等等。

那年頭，大陸留學生到美國多數是勤工儉學，有一位上海交通大學學生，伊利諾州大學錄取他唸碩士，不知從哪裏找到我的電話，一個人提著皮箱來到我家門前，說只住七天就走。我讓他留下，第二天上午，他大清早丟下一張字條「我去找工作」就出了門。那天晚上，小戴沒有回來，第二天晚上，他在傾盆大雨中渾身濕透按響門鈴，說在史丹福大學附近一家餐館找到一份bus boy工作。這次是把行李帶過去，順便借打字機向伊大申請延期入學。

那天夜裏，小戴沒睡，和我坐在廚房灶旁談到天明。交大畢業後分配到國營機關，他不想這輩子都當公務員，於是投考美國大學。美國人對唸理論物理的中國學生有著莫名其妙的好感，認定他們不是楊振寧二世就是李政道第二，只要申請就立即批准，還offer他獎學金。小戴家裏東拼西湊了一百美元給他搭機來美，他說只圖留在美國，沒有綠卡也沒關係。起初小戴對我還有點戒心，兩個人談到半夜，講到大陸上的政策，小伙子咬牙切齒說「這國家沒有把老百姓當人」，不得已留下兩老在上海，學音樂的女友稍後來美與他會合。

過了幾個月，我從北加州轉到紐約，那是一九八七年四月。

日復一日，兩年很快過，一九八九年暮春，我放下所有工作，精神都放在電視的體育節目上，尤其是NBA。那年的決賽是洛杉磯湖人對抗底特律活塞，湖人一身奢華金色球衣，球風流水行雲，大前鋒James Worthy速度特高，入球如拾草芥；活塞講究陣地戰及殺傷力，是用肌肉而不是速度打球，控球後衛Isiah Thomas入球如探囊取物。軟與硬，攻與守，一九八九年的春天充滿火藥味。

同一時間，胡耀邦病重的消息很快在留學生裏傳開，我隱約覺得，這可能比兩年前春天那回更沉重。稍後，病逝的消息得到證實，大陸留學生臉色低沉，一次，我到聯合國總部找花俊雄，看見認識的一位大陸記者，我的話題很自然轉到胡耀邦去世，他皺著眉頭輕輕搖了搖頭，不發一言。這段期間還發生了一件事，美國總統布殊訪華，美方設宴回禮，本來邀請了方勵之，但他在去使館的路上被公安人員阻止，去不了。這種不顧外交禮義的做法很有蘇聯極權之風，一個星期後，《時代》周刊的封面是方勵之的一張大頭照片，白色大字標題是「The man who didn't come to the dinner」。

三月底的美東漸由酷寒轉為溫暖，我到華盛頓探友人，談起來，原來北京開始有學生集會；我不以為意，因為華府那些大陸留學生沒有動靜。詎料回紐約一個月不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忽然變得鋪天蓋地，紐約留學生類似的活動不多，但就聽說華府大使館外的示威一天復一天的愈來愈熱。

半夜，我趕到賓夕法尼亞車站搭火車去華盛頓，甫下車就去了杜邦圓環旁的大使館。中國駐美大使館是一座五六層高建築物，泥黃色的磚頭外牆，是典型的brown stone房子。我剛到時，一批留學生被警察限制在使館對面的樹蔭下，由於是使館區，警方很緊張，不許同學隨便走到大使館那邊，有的同學拿著大大的白紙板，上面寫著Honk for Democracy（為民主響號）。美國人倒也有意思，每輛車子經過使館外都長時間按響喇叭。

示威者裏有大陸留學生也有香港留學生。我和一個皮膚黝黑戴著墨鏡的大陸留學生聊起來，他是北京大學畢業生，公費到杜克大學法學院。杜克是名牌天主教大學，尼克遜就是杜克法學院舊生。談了幾分鐘，他就說得坦白﹕想留在美國。我不懂如何應對，說到底是公帑派出來，留在美國不回去，覺得很難說得過去，尤其是那是剛開放改革的年頭，國庫不像今天那樣有大筆外匯。

回到杜邦圓環，馬里蘭大學的香港博士生何芝君剛去了使館那邊回來。我記得和她一同過去的還有另一位香港留學生，名字已經忘了。

五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示威學生成千上萬，局勢緊張，我們身在海外，沒有辦法直接了解情，只聽說今天軍方派出直升機散發傳單，過兩天又說軍隊都拉到石家莊，準備進京。我們很著急，四出找和北京有交情的學者，請他們向北京說項，找楊振寧找李政道，誰都得找，我負責找的是楊振寧，教授微弱的聲在電話那邊說，「最好不要有人受傷」。那幾天，人人忙得要死，我手上有一大疊電話號碼，手裏揣著大堆電話號碼，房東那部電話幾乎被我私有化了。

當時，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在華盛頓訪問，從憲法上來說，全國人大是權力最高機關，有權免除總理李鵬的職務，於是有人提出找萬里陳情。我從紐約再到華盛頓，那天是萬里訪美最後一日，按照訪問日程，萬里當天上午要到白宮會晤副總統奎爾。大伙去到白宮，那邊說會面取消了，人們又趕回萬里下榻的麥迪遜旅館。路上，學生還說這下可好了，攔下萬里，好歹也可表達意願。當人們如風似火的到達時，萬里一行已經離開，正在前往杜勒斯國際機場的路上。

過了幾天，有朋友打電話來，要我到甘迺迪機場接一個香港來的女孩K，說她要去哥倫比亞大學讀美術。我依時去接機，原來是香港一個傳統望族的女孩，人還未到，家裏就在西十四街買了一個七百呎的apartment給她。我是第一次見到附設暖水泳池的公寓。K很斯文有禮貎，我帶她到西一百一十六街的哥大本部註冊。幾天之後，紐約華人留學生冒雨大示威，我把K交給一個朋友，兩人淋得渾身濕透，K從此投義無反顧全身投入學運，陪她示威的那一位，一場學運改變了一生，差半年快到手的博士學位在八九年五月從此離她而去。

五月的紐約很少下雨，可一旦下雨就涼意襲人，但那時候所有人都熱昏了頭，紐約幾家受北京支持的傳媒機構彷彿一下子都沒有了束縛，全站在學生那邊，尤其是老牌的《美洲華僑日報》，整份報紙立場翻天覆地，比其他像是《中報》等傳媒更支持學生。《華僑》內部有人說，這一刻像極十幾年前的保釣運動，所有人不分左右都在同一條戰線。

局勢愈是吃緊，人們就愈想知道更多，有人說，香港舉行百萬人大集會，我們無法看到實。紐約有一家華語有線電視台與香港無線電視有合約，可以錄播前幾天的新聞節目，我們摸黑走進那幢古舊大樓的二樓，把幾天前的新聞片放在十二吋畫面的剪片機上播放，熒幕上大雨如注，皇后像廣場上萬頭攢動卻巋然不動。我到今天還記得，是尹錦輝說「今天有一百萬人上街」。看完新聞片，幾個人到《中報》對面的碧瑤餐廳喝咖啡，黃、劉都難過得低下頭來。

五月下半，美國的主流傳媒都把發條扭緊，調動所有採訪隊到北京，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的王牌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就在天安門廣場站著主持夜間新聞，一個小時之後，另一個新聞節目《48小時》索性把整個鐘頭的節目聚焦在廣場上的一切。當時美國駐華大使是洛德（Winston Lord），他是一九七一年基辛格秘密訪華時的隨員，妻子是華裔作家包柏漪，那時她在北京義務替CBS當翻譯。過不了幾天，公安部門忽然下令美國電視台停止直播，有線新聞網絡（CNN）把公安人員來到辦公室下令停播的過程，完整無遺的全段播放，沒有加插說明。這時已是山雨欲來。

五月底的紐約華人都像瘋了一樣，見人就問，「北京怎麼樣？」唐人街裏，不管台山人台北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手上有工作的全都放下，每天中午，華埠堅尼路上的小報攤外站滿等報紙的僑胞。我的中學同學老陳是研究地球物理，博士課程還未唸完，美國國務院就向他發出居留權，因為他的研究對掌握蘇聯核武很有幫助。他來找我，說很想回香港看看，我說不如再等一下，因為他的太太懷了孩子，預產期在七月左右，頭一胎要特別小心。

幾乎所有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都被請到電視上訪問，普遍的看法就是北京當局要讓步，否則情可能急轉直下；也有人很樂觀，說很可能大團圓結局。有幾位頗有地位的學者表態支持學生，包括谷梅（Merle Goodman）、林培瑞（Perry Link），林培瑞在洛杉磯加大教書，還未轉到普林斯頓。他的普通話好得沒話說，七一年中國乒乓球隊訪問美國，他是美方的義務翻譯。

六月，人緊張得根本沒法入睡，只要電話一響，就飛奔出去接。這時消息四起，有人說會談判講和，有人說兩邊已接上了火。總之全是沒法子證實的消息，一腦袋都是甲乙丙丁的講話。紐約比北京慢十二個小時，紐約的晚上是北京的上午，打去北京的長途電話全佔線，打不通，留學生急如熱蝸上的螞蟻。

紐約時間六月三日星期六，睡到中午時電話鈴聲大作，同學告訴我北京開始鎮壓。我馬上打開電視，CNN的Mike Chinnoy吵啞的聲音傳到紐約，畫面是暗紅跡近黑色的顏色，背景夾雜著叱喝聲音。天安門紅色的城牆在暗夜裏變成一團墨黑，還有結結實實的噠噠槍聲。電話再響，說哥倫比亞大學校園有學生集會，我用百米跑的速度出門，趕上北行的一號地鐵快車，幾分鐘內就到一百一十六街車站。

哥大圖書館前聚集了一群人，還有紐約的地方電視台採訪，帶頭的是譚亦明，南京師範大學畢業生，正跟隨夏志清讀博士。還有老陳和K，幾個女同學哭得雙眼通紅。大家一直喊口號，從支持學運到打倒鄧李楊都有，一直喊到下午五時多，我和老陳回到研究生宿舍，老陳的太太挺著大肚子弄了幾碗麵，可是沒有人吃得下。

六月四日，布殊宣布對中國制裁，立即中止軍事交流，申請政治庇護的中國留學生大增。加拿大決定向所有中國留學生發出居留權。紐約巿長Ed Koch宣布中國總領事館前的那塊地方改名天安門廣場。一身黑衣的陳沖雙眼通紅接受NBC的Bryant Gumble訪問時說，「can't be worse than that」。《紐約時報》的標題是通欄十七吋的兩行大字。同一天，年僅十七歲的美籍華人張德培，烈日下在法國網球公開賽與瑞典名將艾堡鏖戰五盤，大腿多次抽筋，靠著無比鬥志贏得了冠軍，他賽後說：「我想我的勝利與中國六四事件有關，上帝有意要藉此慰解心靈受創的人們。」

一個月後，老陳的太太順利產下了一個可愛的女孩，名字叫陳丹，我猜這一定來自王丹。老陳最終沒有留在美國，拿了博士學位後一個月回了香港。譚亦明本來最有條件留下，但最終去了台灣。K 在屠城後整個人崩潰，沒有上學，一個人呆在家裏不吃不喝，瘦得不似人形，她那醫生哥哥接她到波士頓，轉去麻省理工學院，如今在香港當經濟分析師。香港留學生裏六四之後留在美國不多，但他們之中有一個共同現象﹕很多人改讀法律，一個最普遍的解釋是中國太需要法治。一個月前和我在碧瑤餐廳裏大數中共不是的黃，本來唸政治碩士，轉入耶魯法學院，劉則鐵了心要把醫學博士讀完，要回中國治病救人。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然而十八年前春夏之交的日日夜夜都烙在腦海裏直至今天﹕六月三日下午在哥大的集會，譚亦明穿的是灰色卡其長褲，我穿的是白色帶黑邊的Reebok籃球鞋，那天黃昏老陳在飯桌上不發一言眼淚滾滾而下，K一身深藍衣哭倒校園，歷歷在目。那天夜裏，北京城裏像割菜般倒下的年輕人，都是我們的骨肉兄弟，像魯迅〈悼楊銓〉所說那樣是中國人民的好兒女。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