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時報】澳大利亞對國際學生吸引力下降

外國學生在疫情期間受到的苛待、旅行禁令、隔離要求，以及澳中外交緊張局勢，可能威脅澳大利亞國際教育的吸引力。

拉什納•巴哈查里亞(Rashna Bajracharya)是數十萬在澳大利亞留學的國際學生中的一員，他們在今年3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即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爆發時失去了賴以支付食物和房租帳單的兼職工作。

這位29歲的學生說，「我向尼泊爾的家人尋求幫助，但由於新冠疫情，那裡的銀行系統關閉了，所以他們無法給我寄錢，最終我不得不依賴慈善機構來生活」。他現在是悉尼聯合教會(Uniting Church)經營的一家食品銀行的志願者。

與英國、紐西蘭和加拿大政府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澳大利亞政府沒有將其新冠疫情工資補貼計劃擴大到包含外國學生——這一決定給50萬學生簽證持有者中的一些人帶來了危機。澳大利亞學生簽證持有者每年向澳大利亞的大學繳納90億澳元（合67億美元）的學費。

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示，澳大利亞需要關注本國公民，如果臨時移民無法養活自己，他們應該回家。但許多人留了下來，因為國際邊境關閉，他們負擔不起高昂的航班費用。

在遏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堪培拉現在希望吸引外國學生回來，支持一個每年為經濟貢獻370億澳元的行業。

上周，澳大利亞批準了一個試點項目，允許來自中國、印度尼西亞和其他地方的63名學生乘坐飛機前往達爾文學習。明年還將有更多的航班計劃，這將繞過禁止大多數外國居民進入澳大利亞的嚴格規定。

但批評人士警告稱，外國學生受到的苛刻待遇、旅行禁令、抵達後為期兩周的酒店隔離要求，以及與中國的外交緊張局勢，意味著澳大利亞可能難以保持其作為世界第三大國際教育市場的地位。

維多利亞大學(Victoria University)智庫米切爾研究所(Mitchell Institute)預測，如果繼續實施旅行限制，到明年7月，澳大利亞的外國學生人數將降至29萬，比新冠肺炎疫情前的水平減少一半。

「留學生待遇一直不太好，」麥格理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的湯姆•史密斯(Tom Smith)說：「與我們在高等教育領域的競爭對手不同，我們沒有讓他們有資格獲得留職 （工資補貼）待遇。

「有一種風險是，國際學生會認為，『好吧，在最重要的時候，澳大利亞總體上不支持我們』。」

根據「移民工人正義倡議」(Migrant Worker Justice Initiative)對6100人的調查，包括留學生在內的臨時簽證持有者中，有約70%的人在疫情期間失業或者被削減工時，因為僱主優先考慮留住有資格獲得公共補貼的當地員工。

七分之一的留學生報告說，在新冠疫情期間，他們有一段時間無家可歸。三分之一的留學生說，他們無力為滿足自己的基本需求付錢，因為他們的家人不再能夠給他們寄錢。

從聯合教會食品銀行可以明顯看出這種困境，那裡成箱的必需品堆積到天花板，每箱足夠一名學生吃兩個星期左右。在疫情期間，向該中心尋求緊急食品救濟的客戶數量激增至8倍，達到每月約350人，其中大多數是留學生。

在該中心工作的大約有40名志願者，其中一名志願者安賈莉•比達里(Anjali Bidari)表示：「我看到我的朋友們，國際學生，基本上失去了工作，無家可歸，因為沒有食物吃而挨餓，也沒有地方住。」

這位來自尼泊爾的23歲學生警告說，國際學生會因為疫情期間的經歷和難以找到兼職工作而猶豫要不要在澳大利亞學習。

她補充說，大學在線教學的普及也可能讓學生質疑國際教育的價值。

但是澳大利亞的大學希望，它們和一些州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做出的支持留學生的努力能夠得到認可。

新南威爾士政府提供了2000萬澳元的住房支持，維多利亞州撥款4500萬澳元用於緊急援助。墨爾本的莫納什大學(Monash University)是數十所提供困難基金和食品銀行服務的大學之一。

莫納什大學副校長瑪格麗特•加德納(Margaret Gardner)說：「對他們（國際學生）來說，這是一段非常困難的時期，他們在經濟上和情感上都很孤立，並且擔心家人。」

中國學生約佔澳大利亞留學生的四分之一，對他們來說，澳中雙邊外交關係的破裂可能和新冠疫情一樣重要。

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中國博士生袁江（音譯）說：「澳大利亞過去在中國被認為是一個美麗的海灘國家，而現在人們看到兩國關係緊張的新聞，就想知道如果他們來這裡生活會面臨什麼。」

「移民工人正義倡議」發現，自武漢爆發新冠疫情以來，超過三分之一的中國受訪者曾遭受辱罵。

澳大利亞教育部長丹•德漢(Dan Tehan)上周對澳大利亞廣播電台表示，中國學生對澳大利亞教育的需求依然強勁，堪培拉遏制住新冠疫情可能有助於吸引外國學生。

「我們已經能夠在某種程度上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大流行，我認為這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羨慕……現在，很明顯，英國和加拿大沒能享受到我們取得的成功。」

#教育

70年代，原來有一群大學生，聊過自決。
究竟發生過什麼事，把這個問題一拖再拖？甚至是，把這個問題隱滅於世道？

今晚 ＃903國民教育 。

爸，我有走錯路嗎？

故事有點像周星馳的電影。在我的印象中，閒時都是刨馬經，小時候因為工作關係也會帶我到處遊歷的爸爸，原來曾經參加過70年代的自治運動。他以前的朋友，曾經在89年的歷史中留過名。

我爸，原來拿著「何以70年代的香港獨立甚至自治運動式微」這條問題的答案。如果70年代我們已有自活，2019年我們會看到那些令人錐心蝕骨的畫面嗎？

我爸對我很好，雖然他閒時都是鑽研賽馬競技，但30多年在香港航空界，克勤克儉，養活全家，對母親依然有愛，只是這一點，我已經覺得非常厲害。

小時候，家中望着啟德機場的彩雲邨豐澤樓露台，露台櫃頂上有數個紙箱。紙箱滿載一些舊書，對我最大的性啟蒙，是黃霑先生第八版《不文集》；但其他的，都沒有太大印象。

直到家父退休，他漸漸找回他年青時認識的朋友。

2019年11月25日，我當選區議員後的一日，他將「香港自由民主黨」的組黨名單及黨綱給我，我恍然大悟。他的眼神，我到今天，仍然記得。

似乎，like father like son，是天意，也是天命，沒得變。

我好像在走，他在70年代走過的路。

父親節前，我帶着《觀察香港》內97前途民調結果，聽聽他沒有跟我說的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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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動後的平靜】

1968年工聯會暴動過後，香港彷彿平靜下來。家父因着鄰居的邀請，到了僑冠大廈的學友社學習結他。他在那裡，認識了一群對社會有想法的同輩。那時候的香港社運，沒有分甚麼左右，只有工人組織路線和文人路線之分。而家父，正是後者。

到了1970年代，家父原來是《鐘樓月刊》的創辦人 ，批評文革及馬克思，是個正直的Libertarian。另一邊廂，他在社運中認識的莫昭如、吳仲賢、岑建勳，便創立了《七十年代雙周刊》，並在灣仔軒尼斯道及盧押道交界創立「七零書店」。家父與他們有交情，卻沒有因此親向共產主義。他更認識了70年代港大《學苑》的學生，和一群倡議香港自治甚至香港獨立的師生聯繫起來。那時候，一眾師生在陸佑堂開會，共商時政；而馬文輝、葉錫恩及貝納祺等，都是那個時空的「神檯級」人物。

同一時間，工人組織路線的領袖，如梁國雄及施永青，便在土瓜灣南成立「革馬盟」；1976年北京「四五運動」，即是第一次天安門群眾集會，他們便在九龍公園舉辦集會，倡議中國自由民主法制。劉千石仍在裕民坊幫助工人組織，而李金鳳及鍾玲玲便醉心女權運動。「火紅年代」一詞，形容得十分得體。

可惜的是，那時候的香港政治部選擇了「穩定」，1971年便趕走那群在港大協助學生的海外教授。有的回了澳洲，有的回了愛爾蘭。但歷史往往比小說離奇，1971年中共取代國民政府成為聯合國成員，翌年向聯合國非殖民化委員會通過撤消香港的殖民地地位。

英國與當時的北京「有冇deal」，抑或只是後暴動的巧合，可能家父都不知道。要找答案，可能只可以去倫敦Kew Garden 的英國檔案館看看當年行政局的文件了。

自此過後，自治派逐漸式微。好些人回到主流社運，但資源都好像少了很多；1974年，《七十年代》便搬到紅磡的工廈。好些領袖都認識了《工人周報》的美藉社長，並得悉去美國及部份英聯邦國家負笈比讀港大中大容易，皆因當時很多西方國家只會收取港人本國人學費同等費用。1977年，加拿大宣佈取消這項「優待」，好些社運人物便籌措在死線前去海外勤工儉學。

而家父看到前途茫茫，便選擇回到新田，替我爺爺打理養場，謝絕社運。

1977年，在好些自由派人士身在海外時，香港便發生了「金禧事件」。那時候的運動真空，便讓司徒華及劉千石填補。而金禧的抗爭，奠定了他們的領導地位。即使後來的人如嚴天生從加拿大學成歸來，都不能搶回位置，只能夠選擇在其他舞台發揮。

香港97後的命運，由70年代社運低潮後便好像是註定，只能夠往悲劇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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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後悔嗎？】

我不敢問他，「你後悔嗎？」因為他可以選擇回到司徒華或劉千石那邊，捱得過數年低潮後便會看到「金禧事件」。世事沒有如果，若然他選擇走下去，亦不一定認識家母，繼而將我帶到世上。

更可悲的是，這個循環，好像從70年代後，每十年左右便在香港重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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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一次的陣痛】

80年代北京與倫敦就香港問題談判，部份領袖要求「維持不變」及「主權換治權」不得要領；英國退出成為事實，香港人慢慢出走，因為看不到未來是光明。

89年天安門運動，再次燃起社會對民主的期盼。最後運動以鎮壓告終。一群香港領袖及藝人「落錯注」，一整代港人無語，加快出走進程。

2003年，反廿三條運動催生了45條關注組及中學生反廿三聯盟。一年後，立法會選舉送了部份領袖進入立會，一些學生就拿到了位置後便急流勇退。到了2007年公民黨區選大敗及2008年立選失利，便成了另一個低潮。

2010年反高鐵、五區公投及2012年反國教，呼喚起群眾覺醒；去到魚蛋及DQ，一些領袖退場，一些負笈海外，一些身陷囹圄。低潮，又再次來臨。

今年，是2020年。50年後，香港命運再次站在十字路口。早前的循環，並沒有帶香港人到達更好的境地。世事重覆發生，卻沒有根本改變。但有些人，50年前在社會運動上因時局成為領袖，現在仍然把持香港政壇。但面對北京的打壓，卻交不出甚麼辦法。

看著爸爸，我有點害怕，血緣就是這麼一回事嗎？

我好像，已在走70年代爸爸的路，被這這個時代的政治渾水潑上了。

爸，我有很多說話都不敢面對面跟你說的。如這一句：

「我有走錯路嗎？」

這是我最想聽到而最不敢問的。但我知道，就算我從此粉身碎骨，你都會以我為榮。我們這一家，我們這兩代，對香港盡過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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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兒子
巫堃泰
2020年6月20日
萬能閣議辦中 書

《學生開心到爆！紐約大學醫學院的學費全面免!》
紐約大學有見於醫學院的
學生學制長（大學畢業後，才能申請醫學院，得再唸四年），
學費相當高, 55,000美元/1年，
阻礙了一些優秀學生實現他們的醫生夢。
8/16該校宣布，從今年開始，
該校醫學院學生全面免繳學費，
全場掌聲丶歡呼聲不斷、學生們興奮不已。
此一消息，不知還會獲得多少更優秀的學生去申請丶
解決多少學生的經濟負擔丶
減緩醫生的人才荒，譲社會得到更多的益處。
2017該校新生的平均GPA 3.93（滿分4.0），驚死人，
全美醫學院新生平均GPA 才3.55，
MCAT(醫學院的入學考試）521分。
據統計，21%的私立醫學院畢業生背負30萬美元的債務。
此一減免，負債馬上少22萬美元，剩下8萬美元，
驚不驚人？
不過，學費免除，學生能需自付房租和伙食費，
一年大約要三萬美元。
進入門檻高、費用高不打緊，
更重要的是該校只收美國丶加拿大的公民及擁有永久居留權（即綠卡及楓葉卡）的學生。
對於沒有緑卡又想唸美國醫學院的台灣優秀學生
是不是只能望雲興嘆丶很扼腕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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