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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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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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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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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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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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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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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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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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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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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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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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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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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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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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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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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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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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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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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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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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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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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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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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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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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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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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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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三年多前，在東京購入了一間中古屋。

新住處比舊居多出一個房間，平常拿來當作書房和放置健身車運動的地方，每逢家人和朋友到訪時就變成客房。

小房間因管線配置之故，無法裝設分離式冷氣，只能容下直立式的窗型機。去家電賣場尋找一圈以後，才發現在日本已經很少有賣窗型冷氣了。好不容易終於找著，可惜選擇款項少，而且因為沒什麼銷售競爭力，價錢意外地不便宜。但別無選擇，最終仍決定買下。

安安靜靜的分離式冷氣機，用久了，完全忘記嵌入窗戶上的冷氣是多麼的吵。師傅來裝冷氣的那一天，完工後欲開啟試用。

「準備好了嗎？」師傅問我，而我卻忽地因為這句話陷入莫名的怔忡。怎麼回事？直到開啟電源的剎那，我才明白。

所有關於戰鬥機的記憶，瞬間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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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與戰鬥機，風馬牛不相及，但小時候在我家指的卻是同一樣東西。

那是一台裝在我們家客廳，遠從中東海運而來的窗型冷氣機。

每當要開啟冷氣以前，負責按鈕的姊姊就會慎重其事地警告大家：「準備好了嗎？」見大家點頭如搗蒜，看到我摀好耳朵以後，姊姊會深呼吸一口氣，露出期待又害怕的複雜表情，小心翼翼地將手放到按鈕上。

「那，要開囉？」再次確認一回，我們也做好了萬全的準備。然後，在所有人屏息以待卻不知道她會在哪一秒鐘壓下按鈕的某個瞬間，冷氣機正式啟動。

「砰—轟隆—轟隆隆—喀喀喀喀——」

冷氣機開啟的瞬間，倏地以劃破天際的噪音，拉出不可思議的巨大聲響，同時把周圍的門窗震動得恍若大震來襲似的，喀啦喀啦地抖個不停。混雜著家裡四個小孩「好大聲呀！」的叫囂，客廳如戰場。

因此，小時候在我們家裡，冷氣機和戰鬥機是同一樣東西。每當要開冷氣時，就像是有一台的戰鬥機從我家客廳裡霸氣起飛。

不過沒有人討厭它。那個年代的台灣，只要餐廳和理髮院裡有裝冷氣的話，老闆常會在門口玻璃上寫出「冷氣開放」四個大字作為吸引客人的優勢。冷氣機還是個奢侈品，能夠在家裡就舒舒服服吹到冷氣已值得感恩。

家裡雖然有冷氣，也並非熱了想開就能開。我們家的冷氣機條款規定，一家六口必須有一半以上的成員都在家才能開。每當能開冷氣的那一夜，全家人都會擠到客廳裡打地鋪睡。像是在家裡露營的熱鬧感，比起吹冷氣本身來說，更令年幼的我感到興奮與期待。

冷氣機是我爸從沙烏地阿拉伯海運回台的，時間是一九七◯年代中期。

台灣和沙烏地阿拉伯當時尚有邦交，在國家安全局上班又轉調外交部的父親，曾經幾度被派到沙國的吉達辦事處工作，每次都待了兩年。那台冷氣機是他當時在沙國住處買來用的，當他搬回台灣時，把一些當時台灣還很少見的家用品、波斯地毯與電器都海運回台，冷氣機也一併遠渡重洋而來。

戰鬥機型冷氣機一直到我上小學搬家以前，每年夏天，都在我們家人的行注目禮之中，一次次任重道遠地降落與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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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在一九七六年秋季的我，老家位於台北縣中和市的一處末代眷村裡。現在的位置就是在中和區的景安捷運站附近。直至五歲左右，我都住在這兒的一戶矮平房中，直到社區改建才搬離。

我的三個姊姊年紀長我許多，她們待在眷村的時間久，情感與記憶都比我來得深。眷村拆建後，我們搬到隔壁巷的公寓裡。還沒來得及熟悉新環境，六歲開始，早讀的我便開始跨區就學，每天一個人搭公車來往萬華，然後又在那一帶念完國中。所有熟識的同學全住在學校附近，回到中和住家的我，四周全無玩伴。我只好自己跟自己玩起來，一人分飾多角，自己跟自己下象棋，跳棋也沒問題。

所幸多重人格沒誤用，拿來變成寫小說。常有人問我為什麼開始寫作？我都不好意思說，其實只是因為從小沒朋友而已。

高中三年在外住校，緊接著大學和就業以後，生活重心都放在台北市區，然後一晃眼，人已久居在日本。

我所認識的眷村，已經和許多作家筆下所描寫的環境很不同了。末代眷村裡的居民早就不只是外省人而已，來自各個地方族群的人匯聚在此。每一戶家庭背景不同，過日子的方式也不一樣。父親是年輕時移居而來的外省江蘇人，母親則是本省客家人，然而奇怪的是，我們家都不太有這兩邊的色彩。比起眷村裡的典型人家而言，我們的生活風格明顯是更洋派一些。

那可能是跟我父親多次外調異鄉工作有關。加上他在工作上結識的同事也多往返海外，他們經常進出我們家，總會帶來異鄉的禮物。因此除了那台冷氣機之外，小時候家裡用的東西、吃的零嘴和甜點，常常能見到出自於中東、曼谷（當年轉機必經之地）或美國等地，那些過去所謂的舶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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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都說童年環境會左右人一輩子，我也曾這麼相信著，甚至以為影響到我在大學和研究所都選念了英美文學系。

小時候耳濡目染著洋派生活，元素中找不到任何的東洋味，誰知道我活到三十歲卻突然來個大轉彎，整個人徹頭徹尾地變日系，而且移居到日本一住就超過十年。所以曾經在想，除了長大以後受到日劇、日本文學和流行文化的影響之外，是不是有更早的蛛絲馬跡？

後來，我終於從一份豬排飯，追本溯源地找到了理由。

事實上家裡始終有個很受日本影響，但前半輩子隱藏得很好，竟然都沒怎麼顯露出來的人，那個人就是我媽。

小時候，中和沒什麼可以逛街的地方（現在也沒有），當時我媽如果想帶我出門走走時，會去的地方大致上只有三個，分別是南勢角興南夜市；鄰近的永和；搭車過河的台北城中市場、中華商場與西門町。

每次去西門町遇上用餐時分，如果那一天聽見我媽說：「今天，我們去吃好一點的吧！」那麼我就知道，我們要去的地方是大車輪日本料理。

我們去大車輪幾乎只會點一種主食，豬排便當。我媽非常愛吃日式豬排，而我對於和食中有豬排這道菜的最初印象，便是來自於此。

坐在迴轉壽司前的吧台座位前，別人是引頸挑選生魚片，而我們則是低頭猛吃豬排便當。

外婆在日治時代受日本教育，曾在日本警察局工作，想必給予我媽的教育也是很日式的。在我媽十多歲時，被送到當時中壢最大的日本料理店寄宿工作，一句日文也不會說的她，卻把菜單上所有食物的日文名字都背得滾瓜爛熟。那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豬排。

多年後，當我第一次在日本吃到在地的美味豬排時，才發現真正的日式豬排，根本做法與大車輪賣的不一樣。當然，好吃得太多。不過，我猜想大車輪的豬排，或許跟我媽年少時打工的地方，賣的豬排口感相近吧。

那些年跟著她舟車勞頓地去西門町，在大車輪吃的每一口豬排，是飽足了她的回憶，也餵養著我對東京模樣的想像。

起先是在外頭的餐廳吃，後來，我媽也開始在家裡自己炸豬排。

這麼一路想下來，除了豬排以外，她經常在家烹飪給我吃的東西還包括了蛋包飯、咖哩飯，以及鍋燒烏龍麵。

咦，等一等，這豈不都是在日本的家庭料理？

原來從小到大，我看似過著受我爸影響的洋派生活，可實際上真正潛移默化我身心靈的日常飲食，早就在我媽的調味下偏向日系了。

三十歲人生急轉彎的原因，細節居然藏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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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母親跟外甥女和姊姊來東京玩，住在我家。明明可以分散到屋子裡的不同地方睡，不過他們似乎更喜歡擠在一起。

看著她們倒在榻榻米上的睡墊，有說有笑，討論著明天要去哪裡的時候，那畫面遙遠卻熟悉。

「哎呀，這次來還沒吃到豬排，一定要去吃！」我媽說。

「那有什麼問題。我又找到一間保證合你們口味的店了。」我點頭。

我不只對眷村不熟，事實上對中和也不太熟。真正熟稔的，大概只有我的家，和曾經一起同在屋簷下的家人而已。只要他們存在著，住哪裡都可以。

該睡了。我替他們開啟客房裡的窗型冷氣，頓時，玻璃與窗緣跟著壓縮機震動起來，喀啦喀啦地抖個不停。

雖然不是巨響的噪音，依然令我想起在中和的眷村平房裡，如今已不在人世間的父親，曾經帶來的那台戰鬥機。

飛過三十多年，彷彿又飛了回來，這一天，降落在東京的小房間裡。

https://udn.com/news/story/12661/3511375

（本文發表於2018年）

來報個平安！☺️
咱們平安抵達倫敦囉！✌🏻✌🏻✌🏻
睽違十年了，
英國還是這樣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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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飛行
兩隻小人的狀況如何呢？
小威力呈現一個無時差的狀態
對他來說眼前的一切景象都好新鮮，
整路一直爸鼻媽咪姐姐叫的～😓
什麼都好奇！什麼都要問
連看到指標上的lift也能誤看成left，
自己笑到聲音劃破天際，
我都覺得不好意思了🤦🏻‍♀️🤦🏻‍♀️

至於咱們的香草姐呢？
完全就是個很有時差的表現！😆😆
一搭上Heathrow Express就秒睡，
抵達paddington station看到椅子就躺
抵達飯店大廳看到沙發，也倒頭就睡
哈哈哈～真的很做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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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這次住的飯店我也好喜歡❤️
待我調個時差
之後再來跟大家慢慢分享！
敬請期待！👏👏

#英國愛出走 #香草愛出走
#London #UnitedKingd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