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提升通訊諮商量能，維護市民心理健康！】

長達兩個半月的三級警戒期間，部分心理諮商實體服務取消，全台推估有超過5萬民眾的創傷處理、情緒問題及療癒之路被迫中斷，已讓拓展 #通訊心理諮商 服務量能的急迫性浮上檯面。

如今Delta病毒入侵社區、各地繃緊防疫神經，不僅為生活帶來不確定與變動性，心理師與所有受服務個案，都憂心若防疫再次升級，會二度影響諮商面談、導致服務中斷。

早在6月時，我便多次以書面質詢與提案，敦促衛生局考量疫情實務狀況，跟隨中央修正放寬門檻、加速審查。

目前可執行遠距諮商的機構，已從最初的4家增加到21家，然而此服務量能恐怕仍不足以應付疫情下大增的諮商需求，也尚有許多機構因對申請流程與審查基準不清楚，遭多次退件。

因此上週，我再度偕同臺北市諮商心理師公會 、台北市臨床心理師公會 、大專院校心輔中心、諮商所與提供直接服務的NGO，與台北市衛生局心衛科、醫事科召開協調會，就申請通訊諮商的審查基準、應備文件、法規適用等細節充分協調，保持衛生局與兩公會的溝通管道暢通、以確實協助各單位申請釋疑，全力承接每一個服務個案！

感謝衛生局全力協助，在協調會中聽進公會、大專院校心輔中心與NGO的第一線實務心聲，共同提升台北市通訊心理諮商量能，讓市民與學生能持續獲得心理健康服務。

我也要特別提醒大家，照顧他人前，務必先照顧好自己！

穩定防疫不需過度恐慌執著，有需要的民眾，也可以參考諮商心理師全聯會的「心宅配．心生活」心理健康講座，學習安頓情緒、減壓的居家小練習與活動，做好疫情期間的自我身心關照：https://reurl.cc/43g6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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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安 #文山 #林穎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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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與免費法律諮詢請洽 https://forms.gle/pG7YjamwHcN1735d7

【腦中小劇場　在世界的盡頭大聲地說我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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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丁糸 這首歌，來的正是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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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會談結束後，你轉頭對我說，你有一個怎樣都無法原諒的人，你對他只有恨，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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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停頓了一下，但腦中浮現的不是收尾的語句，而是幾張曾經讓我困擾的臉孔。那困擾持續了幾天，直到我在影集的片尾遇到了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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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歌之前，我們先聊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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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恨意，處理的流程通常有好幾種，當一個人說出「我現在好像沒那麼恨他了」時，背後的原因可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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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有點能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做了。」
B.「啊反正他跟我道過歉啦。」
C.「好啦，其實我也有不對的地方。」
D.「看他過得這麼不好，我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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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會談室裡，我最常聽到的原因反而是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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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最近比較少想到這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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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選擇原諒、和解、反思，甚至幸災樂禍，又或者，我們也可以繼續恨他，因為沒有哪個選項是被「內定」的。在這世上，就是有些人沒辦法讓你激起同理心，沒辦法讓你站在他的立場思考，他的言行嘴臉就是會讓人硬起拳頭，原諒或和解，都還是很遙遠的行星，只有開噴才能讓我們好過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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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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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恨意的第一步，就是要能接納自己的恨意，然後宣洩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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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大聲說出我愛你，大聲說出我恨你，其實更需要勇氣。當然，我也遇過勇氣十足的人，因此你不必跑到他面前，指著他的鼻子開噴，因為他的反應可能會讓你犯罪。但你可以跟著這首歌的副歌大聲唱出來，只唱那三個字也行，感覺還蠻療癒的。不需要壓抑，也不需要顧忌，恨是一種正常的情緒，人都會被剝奪什麼，而你只是選擇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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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宣洩完之後，我希望你能試著做一件事，那就是跟他說聲再會，然後「好好專注在自己的生活上」。這並不簡單，但幸運的是，時間通常會幫上一點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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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前述，處理恨意最常見的方式，就是讓時間過去，讓自己回到生活裡。專注在自己身上，也是一種分心的方式。當然，這件事不會那麼順利，當你跟他道別，試著擺脫他時，這傢伙仍舊會時不時鑽進你的腦海，訓練你如何打地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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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別擔心，日子一久，時間一定會減少他的登入頻率，時間的流逝速度，取決於你能分心的事物多寡。倘若能持續專注在生活上，讓其他重要的事填滿日常，他自然會被擠出腦門外。他不會消失，他還會再回來，然後再被你擠出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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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不一定能稀釋我們對某個人的恨意，但一定會減少他的上場時數，我們都不想浪費時間去恨一個人，但這是創傷初期的必經反應，而好好生活的目的，就是減少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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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做到這樣就很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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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非得一開始就想著原諒或和解，那是很後端的流程，每一種恨意，質地形狀都不同，即使能大聲說出我恨你，也不一定就能為整件事解套。然而經驗告訴我，等到情緒宣洩出來，狀態冷靜下來，好好回到自己的生活，理性重新設定，原諒與和解才有可能被放上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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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原諒或和解固然理想，等到時機成熟，我們可以一起進行更妥善的處理，仔細梳理恨意的來龍去脈，然後談談同理或反思。但請記住，它們不是必要選項，不是為了服務道德標準而存在。情緒的處理形式，必須以自己的狀態為主，強求來的，勢必要還回去，既然如此，倒不如坦蕩面對自己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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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你聽到這首歌，腦中也浮出了某張人臉，而這張臉沒有五官，只有一圈又一圈的同心圓，加上幾個數字，那表示你的準星已經架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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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幾年之後，你再聽到這首歌，腦中的靶紙依舊沒有恢復五官，但當你覺得花時間在他身上練靶很無聊時，我要說聲恭喜，因為他已經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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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愛恨而完整，恨本身沒有問題，重點是我們該拿它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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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傷疤能讓我們更珍惜自己的身體，那它就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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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片取自 魚丁糸 《在世界的盡頭大聲地說我恨你》)

【腦中小劇場　第71場　史上最謎的購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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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期，認知心理學家羅芙特斯（Elizabeth F. Loftus）做了一個蠻酷的心理實驗。當時，羅姨找了二十四位受試者，分別給了他們每人一本小冊子。小冊子記錄了關於受試者的四個童年事件，實驗團隊宣稱，這些事件都是由家屬提供，但裡頭的內容並不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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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受試者的任務很簡單，就是負責提取回憶，「補充」那些缺失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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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事件就像一道問答題，整本冊子須在五天內作答完畢，為了便於作答，題目開頭都會附註一些關於當時的「提示片段」，接著就是一片空白。而受試者只需要依照那些提示往下寫，補滿那片空白即可，不記得也沒關係。但他們不知道的是，其中有一個事件，是他們這輩子根本沒發生過的，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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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五歲時曾在某間購物中心迷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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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片段裡寫著：「你大概在五歲時跟家人一起去了某間商場，但你一進門就衝去買思樂冰，結果迷了路，只好哭著向一位阿伯求救」之類的內容。到這裡都還算客氣，但接下來就很奸詐了，原來那間購物中心確實存在，貨真價實，只是裡頭出現的人物、時空，以及提示情節，都是實驗團隊捏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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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幾天之後，二十四位受試者當中，有六位把這段記憶寫好寫滿，有人細緻地描述了阿伯的衣著長相，有人寫出了母親的警告，還有人記得自己淚流滿面，在外人看來，這群人簡直是用一本正經的態度進行唬爛。他們彷彿接受了一場集體催眠，然後被李奧納多植入同一段回憶，無論陀螺是否倒下，這間史上最謎的購物中心都會成為他們的童年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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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謎的是，當羅姨揭曉其中某一段是虛假記憶時，這六人當中，居然還有五位鐵粉誓死捍衛這段迷路記憶，認定其他真實事件才是假貨。相信經此一役，這間購物中心應該會被他們寫進的自傳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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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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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於，某些「暗示」對我們的大腦起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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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暗示，正是那段奸巧的開場白。這個實驗開頭便宣稱，所謂生活事件是從家人訪談中得到的訊息，目的是讓受試者無法質疑這段記憶的真實性。因此即便無從回憶，受試者也會傾向歸咎於年代久遠，而非質疑整場實驗是個騙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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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暗示，則是那些捏造的提示片段。對某些受試者而言，當他被告知了一段在腦中遍尋不著的真實經驗時，認知系統便會產生某種失調感，為了彌補這種失調感，一旦出現適當的暗示，或許就能憑空製造一段「應該要記得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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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種情況下，暗示就像一塊磁鐵，一旦伸進意識，便會吸附大量的碎屑，也就是用來符合暗示的素材。這些素材包括了兒時的類似經驗、著名的社會新聞、看過的電影情節、讀過的小說，甚至從別人口中聽聞的故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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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這些素材的關鍵字是「走失」，即使和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它們都會繞著這個虛構的劇本，彼此包覆在一起。倘若再加上家人對事件真實性的背書，這一坨精華便會順利空降到你的大腦，直接在海馬迴插旗，然後你的五歲就會過得比其他人還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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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暗示的後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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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句話說，同樣的事件，一旦剔除了暗示，沒有家人的開場背書，沒有提示片段的勾引，你的判斷或許就會恢復視線。而這道無解的問答題，則會被直接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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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虛假記憶」（false memory）的實驗，羅姨從70年代就在進行。雖然購物中心實驗存在著諸多倫理爭議，包括欺瞞受試者、缺乏標準程序，以及樣本數不夠等問題。但綜觀整個實驗流程，我們會發現，原來人在提取記憶的歷程，或許不是進行畫面重播（replay），而是場景重建（re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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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人的認知裡，提取回憶可能就像某種「影像倒帶」的過程，需要哪段記憶，只要把時間軸拉到相對位置，畫面就會送上答案。但事實上，即便找到了相對位置，呈現出來的畫面也不會每次都一樣，箇中道理很簡單，因為我們的人生經驗一直在不斷地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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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回憶，我們都會因為人生經驗的升級或動盪，而在記憶裡添加或刪減某些素材。因此，比起按下倒退鍵讓影像再現，提取回憶更類似於動用腦中現有的資源，將場景再重新組合一次，無論是創傷的覆寫，或是歷練的堆疊，都是讓場景產生變化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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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暗示的作用，可能就顯得更為粗暴。自行回憶時，我們還能決定使用哪些素材來重建場景，然而暗示一登場，就等於直接將新素材一把塞進你手裡，只要踩在適當的時間點，無論是混淆既存的記憶，或是捏造虛假的記憶，人類可能都毫無招架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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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憾的是，這過程有時也會出現在心理治療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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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談室裡最糟糕的局面之一，便是以誘導性問句（譬如：我想你以前在學校應該被霸凌過，只是你現在想不起來）進行晤談，而這往往代表了某種操弄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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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一般人，坐在我們對面的案主，身心狀態相對脆弱，而這正是被操弄的合理條件。因此當治療者過於執拗或自信時，便很容易忽略客觀訊息，心存預設立場（「我知道事情一定是這樣！」），然後藉由暗示語句，引導案主的陳述方向，直到它走進治療者心中的座標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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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主若能質疑對方，事情還不至於走偏，但若案主屈服權威，配合演出，那他得到的不會是人生的解答，而是一段虛妄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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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心理師而言，這是一種放棄，放棄客觀，放棄去探索案主真實的樣貌。因此我們更需要提醒自己，無論是無心的暗示，或是刻意的誘導，都只會讓案主變成我們想要的樣子。為對方安插一段不存在的回憶，無疑是一種覆蓋人生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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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假記憶，很容易被某些專業人士包裝為「被壓抑的記憶」，由於無法證實真偽，一旦涉及法律審判，在缺乏物證的情況下，它可能會成為某件冤案的轉捩點。因此羅姨的實驗目的，不是為了挑戰記憶的真實性，而是為了驗證，經過「暗示」後的回憶，其真實性是否會遭到重塑。而這樣的回憶，又是否真能送上審判台，做為定奪裁決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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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虛假記憶的形成，並無法類推到所有人身上，實驗中也有超過一半的人不吃這一套，但哪怕只有一個人中招，這段記憶就會成為他腦中的素材，日後提取回憶時，將會造成難以預料的汙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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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最中肯的處理方式，就是「開放式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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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心理師，一般人也適用。在某些時刻，我們也會想幫助身邊的人，想問出他們的心裡話，但比較理想的態度，是收起猜測或假設，當個稱職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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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從事發的「人時地物」問起，這是客觀的物理證據。試著幫他重建當時的場景，釐情事情的發生順序，詢問他們的感受，藉此串聯事發始末。但關於回憶的細節，情緒的連結，最終都要靠他本人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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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他不會太誠實，但起碼開放式提問不會讓我們成為幫兇，因此即便問不出個所以然也無妨，都比他順著旁人的暗示描出輪廓，畫上一張假的自畫像來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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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立場互調，我們又該如何捍衛自己的記憶？很難一語概括，畢竟這和人格特質與判斷能力有關，但我有個建議，那就是相信自己的「第一反應」。因為那通常是長期記憶的累積，也是在我們的回憶場景中，最少被重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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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姨曾經說過，人都很珍惜自己的記憶，因此要區辨記憶的真實性，只能靠我們自己。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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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就像自由一樣，都很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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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Loftus, E.F. & Pickrell, J.E. (1995) The formation of false memories. Psychiatric Annals, 25, 72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