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ato Hsieh：妳老闆郭董買多少，報個價啊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219642030549340&id=1473785203

Greg Chiang：外國人家都用兩三倍的價格在搶
我們這邊買貴還想要彈劾指揮官
好不容易購足兩千多萬劑的疫苗
卻還在嫌來的不夠快拖政府後腿

海人：台灣人太多具有健忘的特質
所以我只好再好好的提醒大家一下
我們現在如果
能夠拿到AZ跟莫德納的疫苗
都要感謝疫情指揮中心提早去採購與爭取
那個過程可是受盡在野黨的各種羞辱
一下說要調查人家一下又說要彈劾
但疫情中心還是達成使命簽了兩千萬疫苗的合約
因為疫情突然爆發不能第一時間馬上到貨
大家就要把疫情指揮中心所有的努力當作空氣
這樣會不會太離譜了一點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0165095428435510&id=625580509

蔡季霖：反正就是怎樣都要挑你毛病.
買不到疫苗不可以, 花大錢買疫苗也不可以.
去年7月說一定要國產, 今年5月說國產不好要快點搞進口.

整個有病.

安玉曦：一狗票人在講台灣為什麼不花大錢買多一點疫苗

買貴就要被彈劾，梭下去不就關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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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ck Mayson：反疫苗的三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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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人：無知愚昧的人

附圖是天花疫苗剛發明的時候，反對天花疫苗的人把辛苦施打天花疫苗的醫護人員醜化成一頭噁心的病牛（註一），試著要把病毒施打到恐懼的孩童身上。當時的歐洲人甚至認為接種牛痘就會跟牛一樣長出牛角與牛毛。

這幅十九世紀中葉的插圖其實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英國約克大學歷史教授與世衛全球健康歷史中心的負責人Sanjoy Bhattacharya在最近的採訪中就說：「反疫苗運動就跟疫苗本身一樣古老。」（Anti-vaccination movements are as old as vaccines themselves.）

反疫苗運動的最早起源其實是來自於醫療知識的匱乏以及無知愚昧所帶來的恐懼。英格蘭與美國在十九世紀就有成立所謂的反疫苗聯盟，這些聯盟的訴求多半來自於道聽塗說的假消息，或是參雜迷信與奇怪教義的農民信仰。

例如1882年美國反疫苗聯盟在紐約開會的時候就聲稱天花不是源自於接觸傳染，而是來自於自身的污穢與髒亂，這樣的假消息竟也在美國大肆傳播。可惜美國當時沒有「疾管家」可以澄清謠言。

當然，有的基督教派也會宣稱疾病是上帝給人類的懲罰，使用疫苗免除染病違反了上帝的旨意。例如牧師埃德蒙˙梅西（Edmund Massey）在1772年發表「接種疫苗是危險及有罪的行為」之講道文章中就提到：「任何想要藉由接種疫苗預防天花的方法是惡魔的作為。」他的謬誤說法也影響了整個北美洲，導致許多人對防治天花的人痘接種術產生抗拒心理（當時牛痘接種術還沒發明）。

十八與十九世紀的歐美雖然已歷經過啟蒙運動，但是為數廣大的農民與教徒，甚至是部分的知識份子，對於新興的醫學技術依舊處在一個類似於魔法般存在的理解程度。

這類發生在歐美的蒙昧情事，其實也發生在二十世紀的台灣。早在清國割台給日本的隔年，也就是1896年，日本就對台灣頒布了嚴格的種痘規則，所以讓原來跟清國一樣天花疫情嚴重的台灣，到了1907年就只剩一例天花而終至歸零絕跡。

一直到二戰結束，C國人來到台灣後，又重新把已經絕跡的天花帶到台灣。結果爆發天花疫情最嚴重的C國軍眷區，竟也是最反對接種牛痘疫苗的區域。這群C國人在戰後把傳染病帶來台灣，卻因為無知而完全不遵守防疫與接種預防針的勸說。這等於是叫已經歷經現代化與養成公共衛生習慣的台灣人，得要再次重新面對十九世紀蒙昧與骯髒的未開化境況，會由「迎接祖國」轉而產生反抗的心理也是毫不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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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人：不想被限制自由的人

這類人跟尚處蒙昧階段的愚民不太一樣，他們大部分都受過良好的教育，也有一定的公民意識，但是卻基於政治原則與陰謀論的理由而反對疫苗。

例如英國在1885年強制規定所有孩童都要接種天花疫苗，引發十萬人在萊斯特（Leicester）上街抗議。原因就是這些民眾認為政府強制施打疫苗已經是違反個人自由的原則。

像是去年武漢肺炎爆發後，英美同樣出現不少反對施打疫苗的團體。今年2月20日，澳洲雪梨還有一批人跳出來遊行反對施打疫苗，3月7日則是有一批羅馬尼亞人上街反對施打疫苗，直到上禮拜倫敦還有一群人上街群聚示威反對疫苗施打。

你可以笑這些人天真、反智或不怕死，但是這類人發起運動的原因就是基於人身自由的考量（通常這類遊行也會伴隨著「反口罩」與「反封城」的訴求）與不信任政府以及厭惡集體主義的西方思維傳統，有的反疫苗的人甚至以陰謀論懷疑疫苗公司就像惡靈古堡的跨國企業保護傘公司一樣邪惡，所以選擇了這種「就算我死了也活該」的行動，遊行中甚至還可以見到一部分的嬉皮與反科學的教派參雜其中。

這類的反疫苗運動通常也會牽扯到反政府主義與民粹主義。英國疫苗信心計劃的創始負責人海蒂•拉森 (Heidi Larson)就說：「反疫苗運動背後主要是反政府的心情，而且民粹主義和反疫苗運動完全正相關。」

例如2018年，當時走民粹路線的義大利國會第一大黨「五星運動」，在前一年義大利還發生嚴重麻疹的狀況之下，竟然選擇取消學齡前兒童接種疫苗的規定，造成醫界譁然。這樣的做法或許一時討好了部分民眾，但是卻也對長期的防疫戰線埋下隱憂。

當然，我們一般人會解讀傳染病肆虐之下還這樣子群聚遊行，就是自私與愚昧而已。但是對這類人而言，他們要的就是無拘無束的自由生活，就算因此病死了，他們也不得不自認倒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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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人：拿疫苗做政治鬥爭的人

歷史上你很難找到像國共兩黨這種會把疫苗拿來當做政治鬥爭，罔顧他人性命還阻擋政府購買與施打疫苗的混蛋，真的很難找到。這種人就是我所謂的第三種人：拿疫苗做政治鬥爭的人。

這種人既不是因為愚昧無知而反對疫苗，也不是因為追尋自由而反對疫苗，更不是出於對疫苗安全的憂慮而反對疫苗，說實在，他們內心是不反疫苗的，甚至比誰都還要怕死而寧願插隊去搶打疫苗。

但是這種人就是不想要他們的政治對手拿到疫苗或是研發出疫苗，所以才故意編造出一整套反對疫苗的理由與藉口，然後自己再偷偷跑去施打他們才剛罵完的外國進口疫苗，最後再鼓吹開放致死率高、品管有問題與即將到期的中國疫苗給台灣人打。

我們就先來看看國共兩黨這一串從今年2月延續到6月的反疫苗車輪戰。首先是今年2月17日，陳時中透露本來要簽約的BNT輝瑞原廠疫苗500萬劑遭到中國阻擾而生變，陳時中只好先進AZ來用。接著是2月26日，國民黨立委費鴻泰罵說打AZ疫苗就是把人當白老鼠。還說寧願慢慢等也不打AZ。然後緊接著3月3日第一批AZ疫苗進來11萬7千劑時，國民黨開始將砲口轉向AZ疫苗並大肆抨擊其副作用與效力。

到了3月18日，國民黨籍立委陳玉珍甚至在立院突襲提案「採購調閱小組」要阻擋AZ疫苗進入台灣施打。最後柯文哲夫人陳佩琪於3月19日再補上一腳說打AZ疫苗就是跟風。3月22日行政院長蘇貞昌帶頭打了第一針AZ，還被藍白粉笑說是打假針。一直拖到4月中的時候，陳時中已經開始擔心疫苗會打不完而過期。到了5月12日的時候，台灣還剩18萬劑到月底就要過期的AZ疫苗還沒施打。

好啦，結果這些國民黨人跟一堆紅白粉一起用恐嚇與嘲諷的方式說打AZ疫苗很危險很無腦，導致一堆醫護人員跟符合施打資格的老人本來可以在5月15日疫情爆發前就打疫苗的。現在染疫死了一堆老人，你覺得要怪誰？這些始作俑者的中國黨棍加華腦民眾當然是怪民進黨政府啊！

這樣還不夠，接著國共兩黨又把造謠的矛頭指向5月28日抵達台灣的莫德納疫苗，最後甚至還想複製宇昌案（特偵組查無不法簽結）與浩鼎案（無罪定讞）的陷害模式繼續追打台灣國產疫苗與摧毀台灣生技產業。還好有人查出國產疫苗背後的高端疫苗股票持有者之一是韓國瑜的親信林鼎超，還持有三千多萬市值的股票。好啦，國民黨現在也不敢打啦。

最後呢，這些人就開始鬧說國產疫苗沒有三期實驗啦，只有二期實驗而已啦。各位知道國際上現在正在打的AZ、莫德納、BNT輝瑞、嬌生的正式完整三期實驗報告很多都要等到2022年或是2023年才會出來嗎。這些大廠只做到三期的初步或期中就趕快申請「緊急授權」（EUA）了。你可以等到2023年嗎？不是等不及嗎？不是跟挫屎的華國巨嬰張小燕一樣跪著哭喊著馬上就要疫苗嗎？

民進黨政府千辛萬苦避開中國的干預，找到了莫德納505萬劑、AZ疫苗1000萬劑、Covax 476萬劑（被中國多次阻擋）、日本捐贈AZ疫苗（1000萬劑以上，已先到120萬劑），現在還有美國現貨捐贈的75萬劑疫苗（一年多前短視近利的藍營痛罵台灣捐一千萬份口罩給美國的善報來啦）。甚至在一年半前就與美國合作部屬了國產疫苗的研發，包括國產高端疫苗（500萬劑，七月到貨）、國產聯亞疫苗（500萬劑，七月到貨），初步統計總數四千萬劑以上的原廠合格疫苗準備要在台灣大規模快速施打，唐鳳已經趕著要把全民疫苗預約系統在6月中上架。

結果你們這些華國巨嬰還嫌不夠，國民黨立委葉毓蘭甚至酸日本第一批先送來的120萬劑AZ太少，然後國民黨在美國議員來的那天，還帶隊到總統府前要求要「立刻購買立刻到貨三千萬劑美國疫苗」。這些人跟長不大的嬰兒一樣愛說「馬上」、「現在」、「立刻」、「全部都要」。在國際上大家都在搶疫苗，加上中國強大干預的情況下，你以為民進黨政府這一年多爭取到的國際疫苗來得很容易嗎？

好，民進黨政府也說讓你們自己去買買看，有原廠授權書就馬上通過審核。結果看看你們一堆國民黨地方縣市首長、統派團體加宗教團體，想用華人那套走後門、靠關係、急就章的文化陋習，看看能不能跟國際大廠凹些市場上也炙手可熱的疫苗來救急。結果不是沒備文件沒送案，要不然就是直接被國際大廠打槍。最後糗到連1劑都買不到。

有一個叫王X智的TVBS前主播還誇張到說是海外獨派跟台僑在運作卡疫苗。這人是不是算命的說他命中缺什麼，所以他父母才幫他取這樣的名字啊？你們這些缺乏國際觀與常識觀的草包，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國際社會與商業程序是怎麼運作的，所以才會在那裡胡扯瞎掰啊？

你知道嬌生在6月4日給路透社的電子郵件表示：「自去年開始，嬌生一直都有與台灣政府針對疫苗的供應進行祕密協商。」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老子有錢，我自己要去買為什麼不行。

看看中國統派的張亞中拿了一張透過影視娛樂公司牽線的A4白紙就說要進口疫苗。你還有臉笑地下電台賣藥的？整天喊食安食安，結果這種要打到人體血管裡面的東西你可以這麼隨便？你敢隨便打疫苗，那些每天都在打醫療糾紛官司的國際藥廠公司還不敢給你打哩。

政府有把關藥劑安全的責任，藥廠自己也在把關，不敢亂發疫苗給一堆阿里不達，以避免疫苗流入不明人士手裡亂加工、仿冒或是被劫貨，所以窗口才主要只對中央政府啊。很多藥廠甚至做到底下有誰拿著自己品牌的疫苗在兜售都要跟原廠報告。

這不是用官僚文件在刁難，民進黨政府甚至已經鬆綁規定還加速審核流程，但是政府與藥廠雙方還是有顧及疫苗安全的責任，而必須以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來審核與保證，即使是在人命關天的緊急狀況下還是得有基本的文件審核流程。懂嗎。不然出了事你要出錢幫藥廠、政府還是受害民眾打官司嗎？ 更重要的是，現在藥廠自己也沒有疫苗可以出貨給想要買的商人啊。

有人說民進黨政府這一年半做了什麼？就是幫你爭取到一年半可以去自由逛街、廟會鑽轎，還有精神氣力去罵民進黨政府的時間啊。多少一線的醫護人員就是因為民進黨政府爭取到的一年半時間，讓他們可以在五月中疫情爆發前後就可以打到疫苗而撿回一命。

你知道如果去年疫情一爆發，民進黨政府就聽信深藍趙少康的話繼續開放中國人來台，那麼一年半前的醫護人員就要跟沒有管制中國遊客的歐美國家一樣，直接面對沒有疫苗可打，又要救治眾多確診者，然後醫護也同樣死傷慘重的恐怖狀態嗎？你不知道，因為你們這些人只看TVBS跟中天，你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你看看，現在連以前挺藍營的聯電董事長曹興誠都忍不住跳出來痛罵：「藍營人士天天吵罵，唯恐台灣不亂，甘為中共犬馬，品行可謂墮落不堪！」

負責贈送台灣120萬劑AZ疫苗的日本外交系統，在遭到中國一再阻擾疫苗送台的時候也罵中國說：「這種人命關天的時候，怎麼還在講一個中國？」

文末我再重複一次前文說的話，歷史上你很難找到像國共兩黨這種會把疫苗拿來當做政治鬥爭，罔顧他人性命還阻擋政府購買與施打疫苗的混蛋，真的很難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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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一：天花疫苗牛痘接種術的發明源自英國醫生愛德華•詹納發現擠牛奶的工人只要輕微感染牛痘病毒，也就是天花病毒的近親，就能夠對天花終身免疫。）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094284564045470&id=100003918390219

一「國產首支！高端武肺疫苗成功解盲 抗體效價662勝AZ、莫德納 - 生活 - 自由時報電子報」
【莫德納】、【AZ】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2016606955146040&id=584986081641475

【回顧】
一【輝瑞疫苗台灣買得到？柯P：一定排到很後面、晚於英法兩國】
https://m.facebook.com/story.php?story_fbid=1841560759317328&id=584986081641475

【宋魯鄭: 美國病了，西方病了，病根都知道，但就是還沒有解藥】
作者宋魯鄭 ·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研究員
一場疫情和一場大選，把歐美的無能、低效、混亂展現無遺。歐洲已經成為全球第一大疫情中心，累計1200萬例。美國則一舉超過1千萬，占全球的20%。

這麽突出的癥狀，誰都知道西方病了。哪麽它的病根何在？是否還有藥可醫呢？

西方共用四大病根，都源於它的制度設計，違反常識和人性的先天性致命缺陷。

一是認為大眾永遠是正確的。而一旦民眾做出錯誤選擇，就再也無法改變。

英國的脫歐公投就是如此。當時的首相卡梅隆自以為脫歐是如此的不理性，危害是如此的嚴重，民眾一定會支持留在歐洲。以致於投票開始後，他已經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府準備慶祝儀式了。結果卻爆出了本世紀首個重大黑天鵝事件。雖然全世界都認為脫歐是錯誤選擇，但政治人物也只能跟著繼續錯下去，而無法糾正。否則將直接危及現行體制的合法性。

類似的事件還有西方第二大黑天鵝事件：特朗普被美國人民選為總統。盡管很多美國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美國首位黑人總統奧巴馬在選舉結果出爐時曾一度懷疑這個制度，著名的政治學者福山則直接聲稱美國制度已經失敗。但整個社會除了接受，沒有任何解決之道。因為如果否定選民的錯誤選擇，就等於直接否定這個體制。

按說，沒有誰是萬能的，都可能犯錯本是一個常識。中國1949年的革命以農民為主，革命勝利後農民也占國家總人口的80%以上。但毛澤東在建國前夕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但在西方這種制度下，誰敢承認選民主體是需要教育的？不但不敢承認，還一定會竭力迎合。特朗普就是迎合落後地區、受教育程度不高選民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甚至排外的想法才贏得選舉。在今天的印度，許多政治人物知道農民不會使用電腦，就幹脆提出禁止使用電腦的競選口號。

我以前曾總結過，在西方這種制度下，大眾必須是理性和充滿智慧的，既關心國家整體利益和未來，也深諳復雜的國際關系，更有必要時能為了他人和國家犧牲自己的切身利益。但這樣的人民是不存在的。一個建立在不存在基礎之上的制度，怎麽可能不百病叢生走向危機呢？

第二大缺陷是權力和責任無法保持一致。

按說，權力和責任一致也是很普通的常識。但在西方這種制度設計下，大眾擁有決定誰是國家領導人，國家實行什麽政策的巨大權力，但卻沒有與行使這一重大相關權力的責任。或者說這種責任只是口頭存在，但卻無法監督和衡量。

比如是不是每一個選民都應該去投票。投票的時候是不是應該了解每一個候選人和他的政策。如果是公投的話，應該對議題充分了解，還要知曉其利弊。

以這次英國公投為例，投票率只有72.2%，也就是說有近三成約一千三百萬選民沒有出來投票。即支持者、反對者和棄權者各占三分之一！要知道支持脫歐的只比反對者多出122萬張票。結果就是這122萬人決定了一個6600萬人國家的命運。投票率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任何一個政黨都有鐵桿支持者，如果投票率低，極端的、活躍的少數就將代表多數。2017年法國議會選舉，投票率竟然只有42.6%，連一半都不到。這不僅僅結果是否真實反應民意的問題了，而是直接令人質疑這個結果是否有合法性。

更令人震驚的是，英國很多選民連歐盟都不知道是什麽就投了票。結果出來後，在英國竟然如現如此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查詢什麽是歐盟竟然升到網絡使用第一名！

類似的現象也出現在法國。2005年法國公投否決了歐洲憲法《裏斯本條約》，重創歐洲一體化進程。但否決的原因並不是選民對這個條約多麽不滿，相反他們很多人根本看都沒有看過這個條約。他們只是因為對政府不滿而投了反對票。一個影響自己國家和歐盟重大利益的事件，就如此兒戲以對。

我在很早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法國公民社會的“黑手黨化”：只要權利，不要責任。甚至借國難之機而向國家發難，謀取個人利益。2003年，法國出現罕見的高溫，造成上萬人死亡。2006年，當高溫再現法國的時候，本來就應該吸取教訓的法國醫療界居然因自身待遇等問題發動罷工！向政府施壓，以滿足其要求。

2005年，巴黎申辦奧運會進入倒計時一刻，當國際奧運會到巴黎考察時，交通部門就選在這一天進行總罷工，因為他們認為只有這個時候才最有效果。最後巴黎申辦失敗顯然與此有關（畢竟奧委會擔心如果舉辦奧運會時也如法炮制，後果將是災難性的）。

2016年特朗普勝選，但投票率只有55%。特別令人費解的是，堅決反對特朗普種族主義立場的黑人投票率大跌，特別是許多搖擺州黑人投票率大跌。要知道在這些搖擺州特朗普都是以微弱多數獲勝，他們的投票完全可以左右大選的結果。更令人嘆息的是，當初是無數民權先烈的生命才換來今天黑人的投票權，卻被白白浪費掉了。

三是去專業化。

人類發展到今天，社會越來越復雜，分工也越來越細致。專業化成為必須遵守的原則和常識。即使是一個單位的招聘，也明確要求要有三到五年該領域的工作經驗。然而，西方這種制度卻逆歷史潮流而動，出現了去專業化的現象。

特朗普是政治素人，他勝選後任命的政府中實際的二號人物、主要負責外交的國務卿蒂勒森同樣是一個從未擔任過公職，也從未從事過外交工作的商界老板。其他內閣成員也大都沒有相關領域的歷練，都是外行領導內行。有相關工作經驗的僅有兩人：退伍軍人事務部由副部長大衛·J·舒爾金擔任、交通部長是曾擔任過副部長的趙小蘭。

雖然不能絕對說沒有相關經驗就一定不勝任，但這和官僚體系專業化、國家治理專業化的趨勢相違背。絕大多數人既缺乏政界也缺少自己主管部門的經驗和知識儲備，而由於年齡原因，既很難避免過去領域形成的思維方式和經驗的影響，也很難再重新學習。

法國也同樣。馬克龍總統缺少從政經驗（大選時他的政黨才成立一年、他從未參加過選舉、僅擔任過兩年多經濟部長），他任命的總理愛德華·菲利普僅擔任過邊遠小市的市長和國會議員，其經驗比馬克龍更少。其組成的22人內閣，第一次擔任部長的就高達18人，其中9人是純粹來自社會：有民間環保人士、記者、奧林匹克擊劍冠軍、醫生、出版社首席執行官。

由於非專業化，也由於體制因素，內閣成員往往缺乏不穩定性。

奧朗德政府五年中換了三位總理。重要的內政部長和經濟部長分別五年內四次、三次換人。外交部長是兩次換人。如果從整個法國而不是某個領導人的任期來看，哪麽從2011年到現在，法國這個國家從總理到外交部長、勞工部長、教育部長、文化部長、體育部長都已經更換了五次，最短的任期僅有4個月23天。

特別是法國面臨經濟和安全兩大迫在眉睫的挑戰，結果極為重要的經濟部長竟然更換了六次，內政部長更換了7次！雖然說法國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很多，但主管經濟的部長如此頻繁的更換，一個國家的經濟怎麽可能好呢？在恐怖襲擊如此嚴重的情況下，負責安全的部長如走馬燈輪換，這個國家的安全還能有保障嗎？

特朗普則不到兩年間內閣基本更換一遍，多達22位官員被更換，42起人事異動。多達65%的離失率。平均每二十天有一人離職。上至國務卿、司法部長、國防部長、幕僚長、FBI、總統顧問下至白宮發言人，可以說數都數不清了。到現在，四分之一的內閣首長都僅是代理。

第四大缺陷就是政黨競爭的設計初衷違背人性。

西方這種多黨民主的制度設計是希望通過政黨競爭促使執政黨更好的治國理政，希望通過在野黨的監督，確保執政黨少犯或不犯錯誤。通過這種設計建立問責制。

然而任何一個政黨都想成為執政黨，而執政黨犯的錯誤越多，越嚴重，越不得人心，是在野黨能夠成為執政黨最重要的條件。於是良好的初心就演變成今天的政黨惡鬥，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和民族的利益。

法國黃馬甲運動發生了許多空前的暴力事件，甚至國家文物、法國的象征凱旋門也遭到損汙。應該說不管立場如何，反對暴力應該是各政黨最基本的共識。結果除了馬克龍政府反對外，其他在野黨卻完全相反。它們或者譴責馬克龍導致了暴力，或者譴責政府故意放大暴力來汙名化黃馬甲運動，或者指責政府是轉移視線。

比如“法國站起來”黨魁譏諷內政部長，本來屬於放火政府，現在卻扮演起救火隊的角色。他甚至指責政府有意識在星期六讓暴力膨脹，從而讓人民運動失去信用。共和黨也譴責暴力，但譴責的是“自我封閉在這一暴力中的共和國總統和政府”，稱是因為他們沒有聽取人民，沒有向人民伸出援手，才引發人民的憤怒，把責任全推到執政黨身上。

而極右和極左政黨都公開支持黃馬甲的一切行為，稱之為是愛國者，是人民起義。極右翼領袖勒龐女士甚至“詩興大發”，發推稱贊：“英雄啊，黃背心，妳們把自己的身體變成壁壘，高唱馬賽曲，保護無名英雄紀念碑，以免遭到打砸。妳們是站起來與小流氓勇敢鬥爭的法國人民”。在野黨趁火打劫、火中取栗發國難財的味道非常濃厚。

美國政黨惡鬥更為嚴重，其直接後果就是政府關門。除了無政府主義者，任何理性的人都知道政府關門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危機，是矛盾無法解決、各方絕不妥協全面沖突的結果。特朗普上臺以後，政府已經關門三次。這一次由於民主黨控制眾議院，雙方勢均力敵而創造了美國歷史紀錄。

表面上看，雙方對立之處是要不要為美國和墨西哥邊境建墻撥款，但被後則是雙方的戰略對決。一是特朗普要連任就必須建墻。這是他最主要的選舉政見，而且也是少數至今仍然沒有兌現的政見之一。而民主黨要想重新執政，就必須全力阻擊。這也才會出現美國歷史上政治最高層鬥爭中從未有發生過的極其罕見的先例：議長取消總統到國會發表國情咨文，總統取消議長外訪！如果說佩洛西提前十三天通知特朗普還算是保持了基本禮貌的話，一向粗魯的特朗普則是在代表團出發前幾分鐘才告知對方。

二是雙方的理念南轅北轍，根本就沒有妥協的可能性。西方這種制度必須社會主流或者政治精英對重大問題有基本共識，才能在一些具體的政策差異上進行妥協。如果是根本性的問題沒有共識，哪就只能是妳死我活的零和遊戲，民主就成了鬥爭的工具。民主黨從自己的政治理念出發，對外來移民持歡迎立場，並認為這是美國這個國家的責任和道德力量所在。而特朗普則把很多問題如安全、就業等歸罪於移民。皆盡全力限制或者清除而後快。當然理念的背後也同樣是利益。眾所周知，移民多支持民主黨，傳統白人多支持共和黨。在選票為王的制度下，這意味著什麽不言而喻。雙方廝打的如此慘烈，如此不擇手段，原因就在這裏。

三是中期選舉過後，政治版圖重新劃分，對立雙方都希望通過某件事立威，確立於已有利的行事規則。如果一方率先妥協，以後就很難再壓倒對方。

於是在這種種考量之下，美國歷史上最長政府關門紀錄誕生了。整個國家成為政黨博弈的人質和籌碼，成為政黨利益的犧牲品。

事實上，這種違背人性的制度設計不僅影響到國家大政，就是民生議題也一樣。比如奧巴馬2008年第一次競選總統時就許諾效仿中國修建高鐵。但八年過去了，卻寸鐵未成。一個是民眾不願意拆遷，二是利益受損的航空集團、高速公路集團、能源集團以及酒店業反對。三是相關議員要求高鐵必須在自己的選區經停，否則就給予否決。四是共和黨執政的州反對來自民主黨執政聯邦政府的決策。除了民眾和資本因素外，政黨利益博弈就占了兩條。

西方全面政治危機是內因和外因的結合

毫無疑問，正是先天性制度設計的致命缺陷，才是今天西方民主全面危機的真正根源。西方出現的所有問題如短期行為、不能制訂長遠規劃、無法選出合適的人才、不能進行痛苦和必要的改革（比如經濟困難時消減福利）、政策缺乏延續性、不能在問題處於苗頭階段解決、低效率等等均和此有關。

當然一個制度的先天基因缺陷要想全面爆發還是需要外因的，這就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它成了西方陷入全面危機的外部條件。

歷史發展的新時代對西方的影響主要有二。

一是中產階段迅速萎縮，成為少數。今天的歐美都降到50%以下。根據西方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西方民主制度產生、運行和維系的基礎正面臨崩潰。

全球化導致發明創造帶來的巨大利潤只能被少數人獲得。本國民眾無法分享。比如蘋果手機是美國的發明，但生產制造全在第三世界國家。蘋果公司獲得巨額回報，美國廣大民眾卻無法從中分得一杯羹。

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導致大量中產階級失業。特朗普雖然指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導致美國失業率上升，但研究數據表明，90%的失業是由自動化造成的。從自動化技術獲利的也是少數精英。

二是網絡助推民粹主義崛起。當一個國家最窮和最富的群體超過中產階級，政治極端化、民粹主義就會崛起。過去由於政治參與和信息傳播的成本，它們都會受到技術性制約。但在互聯網時代，卻一切都成為可能

比如從傳統政治角度，特朗普所做的一切都是政治自殺。但他卻一路高歌猛進，笑到最後。其原因就在於網紅政治時代的到來和他個人特質的有效結合。

在電視和報紙傳統媒體時代，政治素人根本沒有表達機會，自然也沒有辦法對選民產生影響。但在互聯網時代，和網民互動的成本幾乎為零。只要妳能博眼球，能引起爭議，就有了知名度。特別是在信息爆炸時代、求新求變時代，傳統政治人物謹言慎行的風格越來越令人厭惡，那種不講道理、激進、偏激、處處說錯話、挑戰傳統的政治人物反而更易引起關註和轟動。可以說越無賴越能打動平民。西方民主制度在互聯網面前正面臨著感性打敗理性的嚴重挑戰。

由於長期的政治歷練，這種網紅品質在傳統政治人物中根本不可能存在，而只有特朗普這樣的人物才可能具備。所以特朗普就靠一個推特打敗了所有媒體。

這也是采用西方制度的國家和地區頻頻出現政治素人以及民粹主義可以迅速崛起的原因。

如果說中產階級還是相對理性和穩健的話，哪麽當一個國家失去這個主體、民粹主義崛起的時候，其制度性的先天缺陷如假定大眾永遠正確、權力和責任分離、政治的非專業化、政黨競爭違背人性的設計等都會共同爆發出來。

只是全球化、以機器人自動化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進步、互聯網信息時代的來臨都是歷史的必然，無可逆轉。西方的制度模式即使僅僅難以適應就要會被歷史淘汰，更別說還由此引爆了自己的基因性缺陷。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這將是西方無法跨過的歷史之門。 所以，西方有病，病根誰都清楚，但到目前無藥可解。

童年的種種脆弱與傷痕，會深埋在我們的心田。

在某種程度上，把過去的經驗複製到現在，是人很自然會做出來的事情。對此我們唯一擁有的防禦工事，就是要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意會到有哪裡不對勁，然後阻止自己（或者阻止別人）。

我們可以善用的線索是注意自己正在體驗的情緒是否異常地原始，異常地失控。具體而言，這類情緒會觸動人哭泣、抑鬱，或是過度樂觀。被這類情緒下了咒語的個體，會很可能表現出與平日大相逕庭的說話口氣與肢體語言，看起來就像他們真的回到了過去，重新把當年的人生再重演一次似的。

在這樣的情緒來襲時，我們必須努力把自己抽離出來，細細思索其可能的來源──兒時的創傷──還有這情緒將我們鎖進了什麼樣的模式。對自己與自己的弱點取得深刻的理解，是我們能夠變得理性的關鍵。

取自《人性18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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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早安：

我們所展現的強烈愛、恨，常常是童年經驗的重現。

但各位即便看了這一段摘文，就要能夠對自己保持清醒的覺察，這相當困難。心靈成長，本來就難以速成，我們常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控之後，才能慢慢摸索出個所以然，進一步才能透過先知先覺，來對自己喊暫停，停止來自過去的投射，回到當下的現實。

這一段摘文異常重要，我相信對心理學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大概可以深刻體會。但我再次強調，就我的經驗來說，因為一方面是文章長，二方面是要能好好閱讀，需要對自己的探索到了一定的程度，才可能懂得文字的涵義。所以只要您讀完了，請給自己一個大大的肯定，我猜，大部分看到這篇摘文的朋友，很難專心看完。

對我來說，我看相關內容的文章，可以幫助我回到動心起念處，減少掉入思考陷阱的可能性。不只是認識自己，這本書對於理解人際，也有相當的價值。

祝願您，能藉著這本書，多看見自己腦中的虛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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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羅伯‧葛林】

低階的情緒會終年無休地影響我們的思緒，而這些情緒源自我們自發性的衝動──包括我們（腦中）想要聽好話的需求。相對之下，高階的情緒會現身於特定的時機，強度猛烈，並通常是由某個外在的火種所引起──那可能是個徹底把我們惹毛的人，也可能是一個特定的環境。高階情緒撩撥出的情緒更激昂，網住我們注意力的程度也更徹底。我們愈是滿腦子都是這種情緒，這種情緒就會愈發強勁；而這種情緒一變強，我們又更沒辦法把它從腦裡趕出去，一個惡性循環於焉成形。我們的心靈會以這種情緒為目標鑽起牛角尖，大小事都要我們別忘了自己有多生氣，多不肯罷休。我們變得只能被動反應。最終因為過程中的壓力，高階情緒往往會促使我們草率行事，最終招致災難的發生。在這樣的情緒爆發中，我們往往會覺得自己遭到附身，就像有個邊緣腦主導的第二分身將我們的意志架空，真正的我們反而對一切都束手無策。

理想的狀態下，我們要能對這些誘發因子有所警覺，以免我們的心靈一路從鑽牛角尖走到爆炸的終點，到時你一定會後悔的結果將已無法挽回。同一時間，你也要慎防別人心中的高階不理性，你要麼躲得遠遠的，要麼日行一善把他們從虛妄中拉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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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童年早期的引爆點

童年早期，是我們人生中最敏感、最易受外界影響的一段。愈是往回推，與父母親的關係就影響我們愈深遠。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任何人生早期的重大經驗。童年的種種脆弱與傷痕，會深埋在我們的心田。時不時我們會出手去壓抑這些過往的記憶，因為它們可能帶有負面的影響力，那或許是種深刻的恐懼，或許是曾遭受到的羞辱。但也有些時候，這些童年片段會連結到正面的情緒，像是被愛、被關懷等我們會想不斷重溫的記憶。在日後的人生當中，記憶裡的某個人或某件事會成為引信，觸發兒時某個或好或壞的回憶，並一併引發強力化學物質或賀爾蒙的釋放。

比方說，一名青年可能有位疏離而自戀的母親。在嬰兒或兒童時期，他把從母親處感受到的冷漠解讀為被拋棄或被「放生」，而會被放生，一定是因為自己哪裡不好，所以不值得母親去愛。或者在另外一個平行宇宙裡，一個新的弟弟或妹妹來到世上，讓母親對他的關心無法像原本那樣全心全意，而這對他一樣會產生被拋棄的感覺。等他長大成人了，談戀愛了，女朋友可能會暗示自己不滿意他的某個特質。原本這都是交往關係裡健康的磨合，但對青年而言，這也可能會成為他心中雷的引爆點。他內心的小劇場會是女友注意到自己的缺點了，下一步就是要放生自己了。他內心的情緒激動起來，他感覺到自己即將遭到背叛。這情緒的源頭他看不見，這一切已不再他的控制之內。於是他開始反應過度、開始無的放矢、開始變得退縮，而這一切都像自我實現的預言，倒過來造成他最不樂見的結果──女友提出分手。他的行徑，只是被內心某種回憶所激發的反應，現實並不是他行動的根據。什麼叫不理性，這就叫不理性。

要提早注意到自己或別人內心出現這種的狀況，你可以觀察對方是不是無來由地孩子氣到一個境地，是不是突然變得很不像他平日的自己。這樣的變化，可能以任何一種關鍵的情緒為核心，那可能是恐懼──恐懼失控、恐懼失敗。而說起恐懼，我們的反應會是從環境中將自己抽離，讓眾人看不見自己，就像小朋友把自己縮成一顆球。往往強烈的恐懼若讓人一病不起，我們就有了再正當也沒有了的理由脫離戰線。

這種關鍵情緒也可以是愛──或許因著某人讓我們模糊地想起那失去的快樂園地，我們便會在當下義無反顧地去設法複製自己與雙親或手足的緊密關係。這情緒還可能是極度的不信任，因為我們可能在幼時被某個權威角色給辜負過或背叛過，如做父親的就是常見的罪魁禍首。這經常是人態度突然轉趨叛逆的原因。

此間埋藏著的一個風險，是在對現在有所誤判，同時又以過去做為對象來進行反應的過程中，我們會製造出衝突、失望與不信任感，而這些東西只會傷口上撒鹽。在某種程度上，把過去的經驗複製到現在，是人很自然會做出來的事情。對此我們唯一擁有的防禦工事，就是要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意會到有哪裡不對勁，然後阻止自己（或者阻止別人）。

而想要把「引爆點」逮個人贓俱獲，我們可以善用的線索是注意自己正在體驗的情緒是否異常地原始，異常地失控。具體而言，這類情緒會觸動人哭泣、抑鬱，或是過度樂觀。被這類情緒下了咒語的個體，會很可能表現出與平日大相逕庭的說話口氣與肢體語言，看起來就像他們真的回到了過去，重新把當年的人生再重演一次似的。在這樣的情緒來襲時，我們必須努力把自己抽離出來，細細思索其可能的來源──兒時的創傷──還有這情緒將我們鎖進了什麼樣的模式。對自己與自己的弱點取得深刻的理解，是我們能夠變得理性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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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之間的得與失

突然的成功或獲得，是很危險的事情。從神經學的角度去看，化學物質會在大腦中猛烈釋放，讓我們感覺到興奮與能量在心中爆發出來，進而讓我們產生想要複製這種體驗的欲望。任何一種上癮或瘋狂的行為，都可以以此為起點出現。另外當成就一下子就到手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忘記一項很基本的智慧，那就是真正能夠長長久久的成功，都需要先下足扎扎實實的苦功。我們會無視於暴紅或一夜致富中的運氣成分。

會一而再再而三地想要重新捕捉到那種賺大錢或一夕成名所帶來的快感。我們會開始目空一切，對任何想要上前警告我們的人心存抗拒──他們不懂啦，我們會這麼告訴自己。但因為爆紅很難持久，我們終將墜回平庸，而爬得愈高，摔得愈痛，這個循環也會自此展開令人憂鬱的階段。雖然說對這種過程最熟悉的莫過於賭徒，但其實有另外兩種人也不會對這樣的心路歷程感到陌生，一種是歷經經濟泡沫時的商人，一種是新時代瞬間爆紅的各種紅人。

意想不到或是一連串的挫敗，也跟成功一樣會引發我們不理性的反應。我們會想像自己遭到厄運詛咒，而這種厄運將永無止境。我們會心生恐懼而開始心存猶疑，而這又會引發更多的錯誤或失敗。在運動競技上，這會導致勝負關鍵時所謂的「軟手」（choking），主要失敗與失手的記憶會讓選手心裡產生陰影，他們的肌肉會無意識地緊繃而造成失誤。

這一體兩面的問題，並不難解：每當你意外成功或失敗的時候，也就是你該向後退一步，用一些該有的悲觀或樂觀來平衡一下的時候。其中突如其來的名利你更得小心──天降的錢財與名譽都是沒打地基的空中樓閣，而且具有強大令人上癮的拉力，一旦打回原形，你就會在無可避免的痛苦中扮演自由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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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力暴漲

身邊的人在你看來，永遠都是那麼理智，對自己的人生那麼有把握。但只要把他們放在充滿高壓的情境中，隨著壓力水漲船高，你就會看到一幕幕令人意想不到的現實上演。自我控制的冷靜面具會剝落，他們會突然在暴怒中幹話狂噴、會顯露出有受迫害妄想症的那一面，還會變得超級玻璃心、超級小器。壓力或威脅的出現，會讓我們大腦中最原始的那部分興奮與活躍起來，進而壓過人類的理性力量。事實上，壓力或緊張會掀開人類精心藏好不讓人看見的缺點，所以真的要觀察人，就要選這樣的時候，因為這種時候你才看得到他們的本性。

一旦注意到自個兒生活中的壓力值上升，你就必須要仔細的觀察自己，注意自己是否表現出與環境因子不成比例的脆弱、敏感、多疑，以及恐懼。觀察的時候要盡量跳脫自己，盡量騰出時間與空間獨處。你需要拉出距離來創造更好的視角。千萬不要自以為你是那個可以在壓力下面不改色的練武奇才。那是不可能的。但透過自我的覺醒與反省，你可以避免自己做出日後會後悔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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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形引信

因著個性，所以有些人天生就會觸動其周遭所有人的強烈情緒。這些情緒包括極端的愛意、恨意、自信與不信任。歷史上的這類案例包括《聖經》裡的大衛王、古代雅典的阿爾西比亞德斯（Alcibiades）、古羅馬的凱撒、法國大革命期間的喬治．丹頓（Georges Danton），還有美國前總統柯林頓。這種人往往有著幾分個人魅力，他們能辯才無礙地表達出自身的情緒，而這些情緒又會彈無虛發地挑動起旁人心中相同的漣漪。但這類人當中也有一部分很自戀；他們會把內心的劇場與煩惱向外投射，將旁人捲入他們一手創造出的漩渦。這樣的特質，會讓他們令人又愛又恨。他們會讓一堆人黏過來，又會讓某些人閃得遠遠的。

像這些彷彿人形引信，到處放火的人，我們理想上是不要等到自己受影響，最好在他們影響到其他人時就先注意到而有所提防。沒有人能與他們的影響力徹底絕緣。只要他們在場，很多人就會暫時喪失與人講道理，或與人保持安全距離的能力。甚至連他們不在場的時候，這些人都能讓你對他們念念不忘。他們就是有這種令人著魔的天分。一不小心，你就會被他們領著去幹一些走偏鋒事情，不論是以死忠追隨者的身分，還是以死敵的身分。在這道光譜上的兩個極端──受他們吸引或對他們排斥──你都會傾向於不理性，都有必要立刻讓自己與對方拉開距離。一個不錯的辦法是要看穿他們端給人看的表象。他們會想方設法讓自己散發出某種光環，讓你無法視他們為凡人，你會因此覺得他們有種神祕的特質能使人自慚形穢。但事實上，你是人，他們也是人，也跟人一樣都在意某些事情，有著某些弱點。試著專注在這些弱點上，提醒自己他們不是男神或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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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效應

群體效應是一種高級的群體偏誤。當身處於其中的團體人數夠多時，我們就會變得跟平常有點不同。你可以趁參與運動賽事、演唱會、宗教活動或政治造勢場合時注意一下自己與旁人。基本上，你不可能不覺得自己被群體的情緒感染。你會心跳加速，會一不小心落下喜悅或悲傷的淚珠。身處於團體裡，不會促進你獨立思考的判斷力，反而會強化你對歸屬感的渴望。這一點也同樣可能發生在職場上，尤其如果你有一位善於「帶心」的主管的話。這類領導人善於撩動人的情緒去激發我們的求勝心與攻擊性，或是創造出一種「我們vs. 他們」的敵我有別。群體效應不見得需要一大群人在場。社群媒體的力量一樣可以引誘我們加入在網路上口耳相傳的行列，讓分享的意見像病毒一樣散播出去，而且這時被分享的往往不是溫和的情緒，而是像暴怒這種重口味的東西。

群體情緒的刺激，也有其可以振奮人心的正面效應。有些狀況下，我們可以在群體效應帶動下去做有利於公益的事情，但要是你注意到的群體效應是對應到負面的情緒，比方說彼此仇恨、病態的愛國主義、攻擊傾向、一元的世界觀，那你就必須要幫自己接種好抗體，避免自己被強大的群體風向給帶過去。通常為了維持自身的理性與判斷力，我們寧可對群體環境敬而遠之；如果非置身險境不可，我們也必要把質疑的防護罩開到最強。

民粹領袖特別善於利用群體效應，並習於刺激人的非理性爆發，所以是我們格外需要提防的對象，而有些東西是他們固定會使出來的招數。在群體的場合下，他們首先會把氣氛炒熱，搬出一些大家有共識的觀念與價值來講，創造出一種和樂融融的認同感。他們會倚賴模糊但曖昧的語言來煽動人的情緒，由此像是公（平正）義、真相、真理、某某優先、某某價值等愛國主義用語，都是他們愛用而琅琅上口的字彙。他們開口閉口都是抽象而崇高的理想，但就是不會講到怎麼用具體的行動去解決明確的問題。

媒體或政壇中的民粹型人物的目標，是讓人心中持續感覺到焦慮、慌亂與忿忿不平。民眾的情緒高亢而激昂，他們才有條件繼續登場。對此你想見招拆招，難度其實不高，你只需要懷著一個念頭，那就是把理智、判斷力與為自身著想的能力，全部視為你最珍貴的財產，這樣就行了。任何人想要侵門踏戶，進犯你獨立的心智，你都要一律以敵人視之。所以一旦你的雷達上顯示某個人物是民粹屬性，你馬上要做的事情就是加倍警醒，加倍理性。

關於人性中的非理性，我最後想說的是：不要自顧自地以為進步與啟蒙已經不知怎的將比較極端的不理性給消滅殆盡。歷史已經一再證明非理性或許會有起伏高低，但你永遠看得到它的身影。伯里克利的黃金時期不乏哲學大家與蠢蠢欲動的科學精神在萌發，但繼之而起的年代卻充斥著迷信、邪教與排斥異己。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義大利的文藝復興之後。這種循環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發生，是一種必然，也是人性中的一環。

不理性不會消散，只會改變其外觀與裝扮。我們或許不會再有與字義相符的「獵巫」行為，但在不久之前的二十世紀，我們還是在三○年代的俄國目睹了史達林主政下的「莫斯科審判」、在二戰後的美國看到了參議員麥卡錫的反共聽證會，還在六○到七○年代的中國見證了名為「文化大革命」的集體迫害。邪教的代代相傳，從來未斷，對某名教主的人格崇拜或對於某個名人的偶像崇拜都層出不窮。科技如今也誘發了更多的宗教狂熱。現代人急切地想要找到一樣東西可以寄託他們的信任，必要時他們會飢不擇食。民調顯示在二十一世紀，相信鬼魂、神靈、天使的人不是變少，而是變多。

只要地球上還有人類的一天，不理性就不會默不出聲，也不會停下擴散的腳步。理性是個人才得以去追求的能力，無關乎群眾運動與科技發展的風起雲湧。感覺高人一等，感覺無所不能，就是不理性在你內心作祟的錚錚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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