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太精彩，不禁留底

【央视起底反中乱港分子的幕后金主 超清版﹗﹗﹗」

2019年6月，香港“修例风波”发生后，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境内有大量资金通过非法途径流向香港，用于支持反中乱港活动。在对这些资金进行追踪后，幕后金主李亨利逐渐进入安全机关的视野。李亨利，原名李沪祥，1955年出生于上海，在国内经商。

广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在改革开放初期他通过与境外人员合作，利用我们改革开放的机遇，攫取了第一桶金，然后逐步发展起来，他的公司目前到现在也具备了亿级的规模。

生意上的成功并没让李亨利对国家怀有感恩之心，上世纪80年代，李亨利因引诱妇女卖淫和诈骗两次被公安机关处理，他对政府的怨恨和仇视开始滋长。

广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后来他逐步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完全西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只要是对中国不利的事情，他都会不遗余力地支持。

为了生意上避税，李亨利早年入伯利兹籍，但他对某西方大国极度崇拜，平时都以该国华侨面貌示人。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B：一直以来他身边最亲近的朋友和公司员工，都认为他是西方某国的身份，甚至他还要求自己的妻子和儿子，在对外交往的时候，也要说明自己是该国人员的身份。

李亨利是典型的“两面人”，他在与政府官员接触时极力表现出自己是爱国商人，而在私底下，他却毫不避讳自己反华的思想。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每一年他还会组织自己的员工，赴某国参加一些反华宣讲活动。他还会在回国后要求自己的员工每人撰写一份心得体会，凡是没有达到他要求和标准的员工，都会受到他的无端谩骂，有一些员工对此表示置疑，甚至还差点丢了饭碗。

虽然在国内经商，但李亨利频繁到境外参加各种反华活动，伺机搭识其中的反华头面人物。2009年，李亨利在某西方大国参加一场反华活动时，遇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反华分子杨某某。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正好下大雨。我们两个人站在一个门洞里。我问他你贵姓，他说我姓杨叫杨某某。后来我想起来我在《争鸣》杂志一直看到他的名字。我说久仰你的大名，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在这次聊天中，李亨利认为杨某某是与自己灵魂完全契合的人，他们可以一起完成所谓共同的政治抱负。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他的最终目的，当然是想推翻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我知道他和（某国）国会的关系非常好，一直就是在从事反对中国的运动。他最最应该说是某国社会高层中365天不停呼吁怎么样跟中国共产党对着干。

李亨利当即向杨某某表示，自己不仅可以对杨某某组织的反华活动进行支持，也有实力对他进行金钱上的资助。没过多久，杨某某就联系了李亨利。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他说李先生你可以捐助我们吧，你看过我们的网页吧，他说能不能支持一下？我说可以。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李随即捐赠杨2000美元，这是李和杨建立正式交往开始，至此以后长达十年左右时间里，单李亨利向杨某某捐助的各类资金就达数十万美元。

在资助杨某某从事反华活动的过程中，李亨利为了把钱转向境外，处心积虑费劲了心思。

邮件：“今晚我已经到日本，钱千辛万苦带出来了，但还要存银行也一样难。”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所有的钱必须通过地下途径出去。我一般通过组织我们公司同事，还有我自己也经常出去，每次都按照合法规定最高限额带钱出去。每个人按照规定到银行换5000块（美元）带过去。我们二三十个人，每次。

在与杨某某勾连的过程中，李亨利并非对钱的去向不闻不问，有时他也会对某笔资金的使用方向提出自己的要求。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例如在2018年下半年，某国议会将会进行选举。这个时候李亨利就向杨某某明确提出，要向部分反华议员提供资金上的支持，并希望通过杨某某之手对这些反华议员进行一个资助。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李亨利持续跟进这件事的进展，频繁与杨某某进行联系。

李亨利：我们支持的人多少选上了？

杨某某：我们支持的只有两个没选上。

李亨利对于任何可以搞乱中国的机会都不放过，他对香港的动向十分关心，早在2001年就去香港参加反中活动，并对这些活动进行捐赠。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2011年，反中乱港分子“长毛”梁国雄，频繁通过扰乱立法会秩序的方式阻碍香港立法会正常运作，也由此在香港的政治圈获得了一些名气。2011年的6月李亨利慕名前往香港，与梁国雄进行了一次秘密会面。当时他们就香港问题互相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一直交流到深夜。

2014年，香港占中事件发生后，李亨利增加与境外反华分子和反中乱港分子联系的频率，持续关注事件走向。当时香港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挑头参与占中活动，引起李亨利的注意，在得知杨某某与周永康相识后，李亨利主动提出想与周永康见面，当面表达他对周永康的支持和赞许。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一个很远的地铁站我打电话问，我说我们在车上，我说我已经到了。他说我就站在你后面，后来他一看我年纪这么大，他本来在电话里叫我亨利哥，后来他说应该叫你亨利叔。

这次见面，李亨利想与周永康合影回去炫耀，但又碍于自己长者的面子，于是让他的亲戚在远处偷偷拍下他与周永康见面的场景。

广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D：李亨利对周永康说在香港的年轻人中你是很出色的。你做得很好，我希望可以支持你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在获悉周永康即将前往欧洲某国参与某反华论坛活动，并且接受培训的时候，李亨利当即表示愿意为周永康支付当次赴欧洲的出行费用。一天后李亨利专门前往铜锣湾的一家旅行社为周永康购买了赴欧洲的机票。

2019年6月，香港“修例风波”持续发酵，李亨利兴奋之余，加紧了与杨某某和反中乱港分子的勾连。

广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李亨利甚至对杨某某说，我们这次在香港搞得怎么样？境外反华分子杨某某说，这次你们搞得非常好，搞得非常漂亮。

这时杨某某说还有一些重要的反华活动缺资金，希望得到李亨利的支持。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我就给了他一张2万块的期票，就是没有日期的，但是我跟他讲，你一定要等我打你电话你才能进去。后来就是一直没有机会把钱弄出去。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当时李亨利的企业经营不善，现金流非常紧张，于是他动起了通过私刻印章制定虚假合同虚开增值税发票，虚假提高公司营收等方式，骗取国有银行数以百万计的贷款。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我就是把这个借来的贷款510万，通过地下汇兑，汇出去以后，我把它汇到我的私人账号。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最终这笔钱部分流向身在境外的杨某某手中，杨某某利用这样一大笔资金去支持自己的反中乱港活动。

李亨利为支持反中乱港不遗余力、倾其所有，在李亨利的支持下，境外反华分子有了充裕的资金。在他们的操作下，香港反对派代表团得以与某西方大国高级官员直接见面。

广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在李亨利的资助下，境外反华分子杨某某多次将黄之锋、周永康、罗冠聪、张昆阳等反中乱港分子引荐到境外，与该西方大国的反华政客，甚至是高级政府官员会面，这些反中乱港分子，编造中国压迫人权、香港警方暴力执法等所谓证据，污蔑中央政府涉港政策，勾结该西方大国反华政客介入香港事务。

2018年，李亨利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在与杨某某在境外会面时，偶然得知某西方大国正准备研究出台涉港制裁法案，而杨某某有机会参与其中。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干警：李亨利当即表示自己有很多想法也想表达一下，随后杨某某就运作李亨利以境内香港问题专家身份参与到这样一次闭门会议当中，西方反华议员在得知李亨利长期在境内经商，并且熟悉香港情况后，对他表示出了极大尊重。

在这次闭门会议中，某西方大国的参会人员仔细询问了李亨利对法案的意见，李亨利也尽自己所能为对方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他们谈到保税库，还有一个叫双用物资这两个条款，第5条第6条，大概是。后来他就跟人家介绍我是上海外高桥的保税区大王。我说这两条都是不现实的，后来果然发布出来的没有这两条。

该西方大国采纳了李亨利的意见，炮制了其他更为恶毒的制裁条款。作为了解中国情况的华人，李亨利在该西方大国出台香港事务法案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广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C：一个华人提出这些建议，使该西方大国对我们的打压和遏制更具有杀伤力，这是典型的汉奸行径。

2019年11月，李亨利因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被国家安全机关逮捕。

中国社科院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导师 崔家国：在该案中，李亨利主要是通过提供资金场所，给境外反华分子予以支持，根据《刑法》的规定，李亨利的行为构成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该罪是性质极为严重的一类犯罪，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2021年4月2日，李亨利因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

上海美东房地产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李亨利：我认罪认罚，千万不能这样做，你们一定要知道这是违反国家安全规定的，不可以这样做。还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反对，就是不可以反对自己的祖国，要爱自己的祖国。

广州市国家安全局干警：这是一起吃中国饭砸中国碗的典型案件。李亨利之流，出生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生意也在中国。他们利用中国的改革红利，赚取了大量钱财，但是他们将这些钱财，用以资助境外反华势力，支持反中乱港。他们的行为给香港的社会政治稳定和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我们国家安全机关警告李亨利之流，无论你是站在幕后的金主，还是站在反华的前沿，只要你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或者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我们国家安全机关绝不手软毫不留情，将依法予以严厉打击。

此刻，就站在昔日光華橋，光華商場，現在忠孝新生站裡。

看著光華橋的歷史介紹，看著國家文化資料館的影片介紹，往事歷歷在目。

上午，從忠孝新生站2號出口出來。

望著昔日光華橋，光華商場以前的位置，讓自己依然看見小時候，那個受傷的男孩在底下，心裡哭泣。

上午，新生南路，演講結束。此刻，再度回到忠孝新生站。

停留在光華橋的名字旁，慢慢的，又思索著自己，這一路走來的感觸。

(以下的自序，文長，再請細細閱讀。）

【自序】
我曾被當成偷書賊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直到現在，人已經過了半百，但孩童時，那隻手，卻依然令我心裡隱隱作痛……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深深覺得被羞辱。也因為那隻手，逐漸改變了我這一生個性的形成，與看待自己以及周圍日常生活事物之間的關係。
／
就讀國小五、六年級時，我非常喜歡從新北市（那時還稱為臺北縣）三重埔的家，搭乘公車到臺北市光華橋下的光華商場，逛逛地下室的舊書店。
還記得那一年，正值過年期間，我帥氣地穿著趴哩趴哩的格子小西裝外套，在內側口袋塞著紅包袋，來到了光華商場地下室的舊書店。
我聚精會神地瀏覽著架上一本又一本的書，不時把西裝外套稍微打開，以確認裡面的紅包袋是否還在。
就在那一刻，改變我人生的那一隻手，突然間，朝著我的肩膀右後方拍下來──老闆二話不說把我轉向他，將我的小西裝外套掀開，並撂下話：
「我警告你，如果你偷書被我抓到，你就完蛋了！」
頓時，我愣在現場。
沒有多久，一股羞愧感直衝腦門。當下，我沒有哭，也不敢哭。我嚇到了，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或辯解。
那是我第一次公開被羞辱、被懷疑。
／
從那一刻開始，我漸漸發現我變了，變得更為敏感，更怕犯錯，就如同身上的皮膚被撕裂開來，只要有一丁點的碰觸，都會讓我痛得哇哇大叫。
無盡的焦慮，被啟動了。
我發現，有些事我不願意講，就這樣埋藏在心裡面。與其說不願意講出口，倒不如說是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開口，不知道該向誰說，不知道該如何說。
這件事情深深地埋藏在小男孩的心裡，一藏就藏了十三年，才終於破土而出，對研究所同學說出口。
／
就從那一刻開始，我的自我要求變得愈來愈高，雖然我也明白非常不合情理，然而許多念頭在腦海裡無法控制，恣意妄為地要出來就出來。
從那時起，在我眼前，許多的事物不能帶有任何瑕疵、任何汙點、任何摺痕、任何破損……簡單地說，我不允許有錯，我不能犯錯，我害怕犯錯。
但困難就在這裡了，誰的成長不會犯錯呢？
那一隻手，如同將一張純潔的白紙抹黑，玷汙了我的童稚心靈。
我知道自己的許多行為變得非常奇怪，且必須隱藏起來，不能讓別人知道。
內心那些不合理的想法，更如被深深放在地底下的棺木中，我永遠也不想把蓋子掀開。
／
我熱愛集郵，但此後我總覺得，使用夾子夾郵票，在郵票上會留下夾痕。郵票有了痕跡，好比有了瑕疵，令我渾身不對勁，注意力盡在那無形的痕跡中。我將郵票與郵票之間的邊緣齒孔很謹慎地撕開，卻覺得撕下來後，郵票上的齒孔依然不甚整齊。試著用剪刀剪，剪了下去，又總覺得齒孔剪得不對稱。
青少年時期會手寫信與聖誕卡、賀年卡，但只要有錯字，我二話不說就撕掉信封，揉掉信紙，絕不塗改。
寫字時，我一定得用尺，放在每個字的下緣，讓每個字都寫得工工整整、規規矩矩，保持在同一條基本線上。有一次考試時，我忘了帶尺，結果愣在現場，不知道該如何是好。最後，我只好把學生證當成尺用。監考老師還懷疑我是不是想要作弊。
我不想要有瑕疵，我極盡地焦慮。
我的道德感變得愈來愈強烈。或是說，「被懷疑偷書」這件事讓我愈來愈焦慮，雖然已經過了好多年。
當年只要買書，在書本的蝴蝶頁上，一定會寫下買書的日期、時間與清清楚楚的價錢，並且在最後用力蓋上自己名字的印章。
在蓋下章的那一剎那，證明瞭一件事：這本書是我買的，我沒有偷。
「蓋章」這件事，有段時間，竟成了一種令我感到最舒暢的儀式。
當書有了摺痕，就是一種不完美。重點是，那股莫名的焦慮感讓我很不舒服。我就是不想要有瑕疵。
為了不讓書角摺起來，我花了許多時間與心思，仔仔細細地為一本一本的書做了保護的書套外衣，不願讓書有任何損傷。從同學的角度來看，覺得我的手工好細，好精緻，甚至於幾度希望我幫他們包書套。可是沒有人瞭解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一直以來，逛書店都是我最喜歡的事，但就從那一次被懷疑偷書後，逛書店卻成了我心中最為矛盾、最為焦慮的日常活動。
每次只要一進入書店，我就會開始擔心是否又會被老闆懷疑偷書。後來，許多店家開始安裝電子防盜器，每當要離開書店時，我心裡總是萬分焦慮：警報器會不會突然間發出嗶嗶聲，警示有人偷書？！
雖然我很明確地告訴自己，我沒有偷書，但心裡面，依然有著強烈的焦慮存在。好痛苦，好痛苦，當時，真的是非常地痛苦。
那個年紀的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度過那段極度焦慮的日子。
我就讀臺北商專財政稅務科，修習的專業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標準答案，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允許有任何的出錯。就如同在會計領域，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是自己來補上就可以解決的。
我的個性變得愈來愈謹慎，甚至是過度謹慎。所就讀的科系一直在告訴我：所有的事物，都不能犯任何錯。
直到大學插班讀中原大學心理系，我逐漸練習將所學的皮毛的心理學知識，例如認知行為治療，用來改善自己疑似強迫症的問題。
至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在嚴謹的方法學訓練下，我又開始被自己不合理的想法折騰。
當時關於文獻的引用，我很敏感；精準地說，是非常、非常敏感。眼前的現象都必須有所本。許多的數字與研究資料，都得非常明確、精準。面對一些填寫模糊的問卷時，令我感到極焦慮而痛苦不堪，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這些有瑕疵的資料。
對於看待數字如此之敏感的我來說，如果沒有把握眼前的這篇研究真正符合了研究方法，我就不太引用任何數字，深怕不慎地錯誤引用，不知會引來周圍的人如何看待有瑕疵的自己。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八○二醫院精神科服預官役，退伍的隔天便繼續擔任臨床心理師工作約半年。回到臺北後，換了跑道，在知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擔任分析員。
當時，我負責三組中的「除錯」組，透過寫程式，將前一組已輸入的原始資料中的錯誤找出來。
我很擅長這項除錯的職務，但在那短短三個月的工作中，卻讓我遭遇更加焦慮而痛苦的經驗，因為我又讓自己處在不能犯錯的狀態。焦慮隨之而來，似鬼魅般如影隨形。
／
少數的朋友知道，在我離開蓋洛普，前往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工作之後，即將跨越三十歲那一年，我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決定：拋棄所有的專業，開一家二手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特別是，一家門口不會有防盜器嗶嗶叫，老闆不會質疑客人偷書，書店裡面沒有任何標語寫著「偷書被抓到罰××倍」的「意中舖子二手書買賣店」。
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轉換，是在為自己童年的創傷進行療癒。讓自己在這個空間裡，慢慢地修復過往在光華商場地下室，被舊書店老闆那粗暴的手所玷汙、受了傷的童年。
三十歲那年，結束了二手書店，我又回歸到臨床工作，在振興醫院服務。有段時間在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進行諮商工作。每回，只要經過市民大道、松江路、新生南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舊時的光華橋底下，有一個小男孩，正在地下室裡哭泣著。
二○○六年一月，由於鐵路地下化等因素，光華橋（光華商場）要被拆掉。當時，我很想去現場親眼看看，就如同柏林圍牆被打掉了，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對自己來說，這也意味著某個階段的事物，正在改變。
有一回，巴巴文化請我為一本兒童小說《小偷》（王淑芬作品，二○一四年三月出版）寫推薦序。當時，讀了這本書，心裡面真的很是糾結又難熬，帶著想哭的感覺。閱讀的過程一再地把我拉回到過往被懷疑偷書的那個場景裡。
隨後，在《親子天下》雜誌第六十四期（二○一五年一月）的跨年專刊上，雜誌邀約了一些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當時，我向太太反映，很想把小時候的這件事情寫出來分享。
太太特別提醒，當我寫了出來，接下來，會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要我再仔細想想。畢竟過往這件事，在我自己的心中是難言之痛。
但最後，我還是寫了下來（請上網搜尋〈「偷書賊」遲來的平反〉）。沒關係的，對我來講，能夠說出來、寫下來，其實是一種慢慢的療癒。
／
後來我為什麼專注於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什麼我只想要做兒童青少年的心理服務？
從過往的脈絡走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實在不想要又因為我們大人的粗糙，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短短的一句話，造成孩子內心裡，那不可磨滅的傷害。
那是永無止境糾纏的焦慮。
結束了二手書店之後，我將許多物品與書讓社區民眾以便宜的價錢帶走。除了一部分的書之外，自己留下了幾樣東西，其中有一幅畫，現在就掛在心理治療所的牆上。
每回看到這幅畫，就會令我想起開書店這件事。就會使我想到過往，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被大人懷疑的小男孩。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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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要有瑕疵，我極盡地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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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只要買書，在書本的蝴蝶頁上，一定會寫下買書的日期、時間與清清楚楚的價錢，並且在最後用力蓋上自己名字的印章。
在蓋下章的那一剎那，證明瞭一件事：這本書是我買的，我沒有偷。
「蓋章」這件事，有段時間，竟成了一種令我感到最舒暢的儀式。
當書有了摺痕，就是一種不完美。重點是，那股莫名的焦慮感讓我很不舒服。我就是不想要有瑕疵。
為了不讓書角摺起來，我花了許多時間與心思，仔仔細細地為一本一本的書做了保護的書套外衣，不願讓書有任何損傷。從同學的角度來看，覺得我的手工好細，好精緻，甚至於幾度希望我幫他們包書套。可是沒有人瞭解我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一直以來，逛書店都是我最喜歡的事，但就從那一次被懷疑偷書後，逛書店卻成了我心中最為矛盾、最為焦慮的日常活動。
每次只要一進入書店，我就會開始擔心是否又會被老闆懷疑偷書。後來，許多店家開始安裝電子防盜器，每當要離開書店時，我心裡總是萬分焦慮：警報器會不會突然間發出嗶嗶聲，警示有人偷書？！
雖然我很明確地告訴自己，我沒有偷書，但心裡面，依然有著強烈的焦慮存在。好痛苦，好痛苦，當時，真的是非常地痛苦。
那個年紀的我，真不知道該如何度過那段極度焦慮的日子。
我就讀臺北商專財政稅務科，修習的專業內容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標準答案，每一件事情也都不允許有任何的出錯。就如同在會計領域，多一塊錢、少一塊錢，不是自己來補上就可以解決的。
我的個性變得愈來愈謹慎，甚至是過度謹慎。所就讀的科系一直在告訴我：所有的事物，都不能犯任何錯。
直到大學插班讀中原大學心理系，我逐漸練習將所學的皮毛的心理學知識，例如認知行為治療，用來改善自己疑似強迫症的問題。
至高雄醫學院行為科學研究所碩士班時，在嚴謹的方法學訓練下，我又開始被自己不合理的想法折騰。
當時關於文獻的引用，我很敏感；精準地說，是非常、非常敏感。眼前的現象都必須有所本。許多的數字與研究資料，都得非常明確、精準。面對一些填寫模糊的問卷時，令我感到極焦慮而痛苦不堪，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來處理這些有瑕疵的資料。
對於看待數字如此之敏感的我來說，如果沒有把握眼前的這篇研究真正符合了研究方法，我就不太引用任何數字，深怕不慎地錯誤引用，不知會引來周圍的人如何看待有瑕疵的自己。
研究所畢業後，我在八○二醫院精神科服預官役，退伍的隔天便繼續擔任臨床心理師工作約半年。回到臺北後，換了跑道，在知名的蓋洛普民意調查公司擔任分析員。
當時，我負責三組中的「除錯」組，透過寫程式，將前一組已輸入的原始資料中的錯誤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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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數的朋友知道，在我離開蓋洛普，前往中華民國過動兒協會工作之後，即將跨越三十歲那一年，我毅然決然地做了一個決定：拋棄所有的專業，開一家二手書店（一九九八年十月一日至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日），特別是，一家門口不會有防盜器嗶嗶叫，老闆不會質疑客人偷書，書店裡面沒有任何標語寫著「偷書被抓到罰××倍」的「意中舖子二手書買賣店」。
我很清楚地知道，這樣的轉換，是在為自己童年的創傷進行療癒。讓自己在這個空間裡，慢慢地修復過往在光華商場地下室，被舊書店老闆那粗暴的手所玷汙、受了傷的童年。
三十歲那年，結束了二手書店，我又回歸到臨床工作，在振興醫院服務。有段時間在臺北市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協助進行諮商工作。每回，只要經過市民大道、松江路、新生南路，我依然可以感受到，那舊時的光華橋底下，有一個小男孩，正在地下室裡哭泣著。
二○○六年一月，由於鐵路地下化等因素，光華橋（光華商場）要被拆掉。當時，我很想去現場親眼看看，就如同柏林圍牆被打掉了，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對自己來說，這也意味著某個階段的事物，正在改變。
有一回，巴巴文化請我為一本兒童小說《小偷》（王淑芬作品，二○一四年三月出版）寫推薦序。當時，讀了這本書，心裡面真的很是糾結又難熬，帶著想哭的感覺。閱讀的過程一再地把我拉回到過往被懷疑偷書的那個場景裡。
隨後，在《親子天下》雜誌第六十四期（二○一五年一月）的跨年專刊上，雜誌邀約了一些作者，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當時，我向太太反映，很想把小時候的這件事情寫出來分享。
太太特別提醒，當我寫了出來，接下來，會有很多人知道這件事，要我再仔細想想。畢竟過往這件事，在我自己的心中是難言之痛。
但最後，我還是寫了下來（請上網搜尋〈「偷書賊」遲來的平反〉）。沒關係的，對我來講，能夠說出來、寫下來，其實是一種慢慢的療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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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為什麼專注於兒童青少年心理諮商與治療工作？為什麼我只想要做兒童青少年的心理服務？
從過往的脈絡走來，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實在不想要又因為我們大人的粗糙，或許只是一個小小的動作、短短的一句話，造成孩子內心裡，那不可磨滅的傷害。
那是永無止境糾纏的焦慮。
結束了二手書店之後，我將許多物品與書讓社區民眾以便宜的價錢帶走。除了一部分的書之外，自己留下了幾樣東西，其中有一幅畫，現在就掛在心理治療所的牆上。
每回看到這幅畫，就會令我想起開書店這件事。就會使我想到過往，在光華商場的地下室，被大人懷疑的小男孩。
那一隻手，把我推入了無盡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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