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文。

香港的中國舊書與第三勢力的起滅

陳浩轉了一篇曾堯先生關於香港舊書市場與銅鑼灣書店的文章，值得讀。但因為沒有追溯回更早在香港上個世紀50年代在香港舊書市場起源，及香港成為日後研究中共的重鎮基礎原因，而這又是跟美國當時在香港搞第三勢力是有重大關係的。因此，我在此補轉一段我在我父親傳略中的一段，可能會跟許多人了解的香港歷史有些不同，但那都是我的親歷歷史，是真相。完稿於9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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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到達香港，身上僅賸二十七元港幣，幸運地碰到朋友的熟人，就在他辦公室的桌上睡了一個星期。事實上，父親在第三天就連絡上了國府的駐港人員，但是，這些人也正忙亂不堪，他的大學同學沈昌煥，當時正在台灣負責這類撤退及歸隊的事，也替他代辨了申請來台的事。父親到港當晚，找到了睡榻之後，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買了幾份報紙，一些稿紙和一枝鋼筆，這樣，他就賸下了八元港幣。他渴望消息，也渴望告訴別人一些消息。父親在高考進入行政院前曾在上海做過記者，總之；他有一股衝動，他想告訴世人，中國發生了什麼事情，他看到了什麼事情﹖才剛脫離險境，連最基本的糊口問題還不知如何解決，他想的問題跟生活現實卻已悖去甚遠。

香港，這個幸虧尚未收回的中國租借地，此時扮演了拯救難民的流通大動脈，幾乎所有在中國風雲中出現過的人物都在這裡駐過腳，有些已經狼狽不堪，有些腰纏萬貫，打算從商抄金，不久也狼狽不堪。

有些人從大陸直衝而過，飛美國、飛南美洲、飛歐洲、飛東南亞、飛台灣，然後又飛回來。少數的，又回去大陸，後來，再千辛萬苦逃出來。

相當多數的人，還是選擇了香港。香港一時也出現了中國人眼中從所未見的公平現象。不論是清朝遺老，曾貴為省主席、總司令、部長，只要對殖民地法律稍有疏失，照樣會被一個最起碼的小公務員斥責得面紅耳赤。在廣式茶樓裡，更是濟濟多士，兩個連年開戰，鬧得幾省人民雞犬不寧的多年宿仇，現在卻每天都要在一張桌子上見面，過去，打得這麼熱鬧，他們沒見過幾次面，現在，有太多時間可以好好溝通了，不過；他們談的的事卻再鎖碎沒有的了。他們刻意迴避了許多事情，而暴露出他們基本的知識來，那真貧脊得可笑。這些人對任何政治環境都已不構成意義。另外一些小資產階級，他們又另成一個階層，他們最愛半島酒店，半島酒店是當時唯一的高級國際飯店，宮廷式的牆帷，高聳的建築，進去的人西服革履，但是咖啡卻非常便宜，是大半知識份子去過的地方，當然也充滿了外國政府人員，名流，間諜。許多大陸過氣的政客和騷客在這裡尋找新的夢，父親的一個姓金朋友，經常身無分文，陳舊的西服卻燙得畢挺，可能燙洗的次數實在太多次了，以至連鈕扣都壓碎了，但每塊碎片都仍大致一片不少地貼服在線結上，我常常替他擔心，在半島酒店滿場飛時會掉下來。

商人、逃難的小販不久都安定了下來，在安定的環境裡，他們就能生存，而且發展的非常好，對他們而言，這就是東方之珠。但是政客、知識份子，缺乏上層結構的支持，他們就像住進了沙漠。這個殖民地是不容許從事任何政治性的社會活動，國共的地下鬥爭，初期還發生幾樁暗殺事件。這類低層次的活動，總的來說，國民黨沒有做出成績，中共不受民眾歡迎，英國人很快駕輕就熟，把兩邊底細都摸透。但是，香港仍是間諜活動的大本營，最讓英國人頭痛的倒是跟它「血濃於水」的美國人，美國人不買英國人的帳。美國在香港的領事館人數龐大，做為世界盟主，他要應付的敵人也實在是太多了點。

從大陸易幟之初，各式各樣動機的美國人就在香港展開了活動，從收購中國流出的文物書籍或情報，到尋找新的政治勢力，無所不有。跟中國人一樣，對中國的忽然瓦解，完全不能明白，他們急於要知道這種變化的原因。

美國撥出研究中共問題的寫作經費，這似乎是個挺不錯的辦法，又可幫助逃出來的知識份子渡過難關。凡曾逗留過淪陷區的知識份子只要提出寫作計劃都可申請，父親也去了，臨門而回。那個辦事處貼的招示是「救濟中國知識份子」，父親僅希望買文烹飢，但不能接受「救濟」、「中國知識份子」這種侮辱性的輕蔑意識。

不過，這批經費後來還是有父親的一份。因為美國希望的研究中，主要有五個課目，當時，關於中共財經，卻少有人能下筆。父親在行政院最後的一個階段，因為他是經濟和法律的雙科專長，曾兼參預物價會報的工作，對於崩潰前的中國財經動態相當清楚，而他在大陸最後一年的觀察，他注意了中共關於經濟復員及平衡財政的措施，這些數字，是當時自由地區財經學人欠匱的。邀稿人找上父親，父親寫出了幾乎是全世界第一本研究中共經濟問題的專著－「中共財政解剖」，當時，他人似乎只有鄭竹園在寫經濟方面的研究。
而這本書中最棘手的部分是財政統計數字的取得和推算基準，父親對後者用的是米價，這原是當初某個向行政院建議平抑通貨澎漲措施辦法中的一個論點，但被行政院否定，而後在中共手上重見天日，這個辦法和父親的推算，後來都由事實來證實了。

美國對國民黨失望，對中共排斥。在政治上，有一批美國人，當然是以ＣＩＡ（美國中央情報局）為首，很積極的希望從在香港流亡的中國知識份子和政治家中找到新的希望，取代前兩者。這就是五十年代初，震驚海峽兩岸的「第三勢力」崛起和消泯事件。這個美國人主導的政治運動，旋起旋滅，許多新生代可能連聽都沒聽過。但中國的政權，對外國人涉入的政治運動，最為忌諱，對當年參加過的人來說，也並不光彩，國民黨更不想聽到，現在二岸能夠說出完整內幕的幾已無人。

ＣＩＡ花的錢足夠孫中山一次就推翻了滿清，但找的人卻不是像孫中山這樣的人。在祕密行動方面，ＣＩＡ招募蔡文治負責在沖繩島訓練傘兵突擊隊。這些原為國軍的驕兵悍將，一旦抵達，馬上就搬出在大陸時期的拿手絕活，演出全本爭權傾輒的戲碼，美軍大開眼界之餘，大慨也明白了，指望這些英雄好漢去空降台灣或大陸，都不會是什麼好主意。

ＣＩＡ請出廣東籍「鐵軍」的名將張發奎為運動領袖。張發奎是好人，舊屬對他最壞的批語只是太「鐵公雞」。這時候圍聚的人根本把這件事當作發洋財的機會，張發奎一介武將，拿不出政策，也應付不了那些人的需索，苦不堪言。ＣＩＡ也曾邀舊粵軍司令許崇智出山，論資排輩，許還是蔣介石的上司，那是黃埔軍校之前的事了，思想迂腐落後可想而知，他逢人就說：當年是他把軍隊交給蔣的(蔣當時是粵軍參謀長，後來接替許)，既然蔣未能把中國治好，就該換回他來試試！

ＣＩＡ所甄選的人，刻意都是受過國民黨排斥、或政治上的異己，但，那也可能原本就是已淘汰了的一些政客。「第三勢力」結束後，美國人才悟出了一個結論：中國的政治精英，不是已厝身國民黨裡，就是已被共產黨吸收。當然，流滯香港及海外的遺珠傲骨仍然不少，他們庇托外蔭是一回事，接受美國人頤氣指事又是另一回事了。只有張君勵例外，這位老先生的道德學問沒有話說，寫了一本中華民國憲法。他一本正經又開始草擬大綱，卻沒有一方聽他的。所以；美國充其量吸收到的最好人才，也不過是個天真的老人罷了。那些擅長奉承鑽營的政客、漢奸、掮客成了運動的骨幹，由於辦了許多雜誌和出版社，這些掮客才和知識份子建立起建繫，在反共宣傳上還做出了一些成績，這些知識份子擠不進他們核心的圈子，發生不了更積極的意義，所得的稿酬也菲薄，知識份子和他們的關係，還比不上他們和從大陸逃亡出來被吸收的青年流亡學生。這樣的三明治陣容，一開始就註定了失敗，ＣＩＡ也始終沒能咬到中間的那塊肉。

美國人唯一的成就，就僅是在反共的宣傳和對中共問題的研究上，奠基了香港日後成為研究中共問題的重要中心。不過，美國人花的是冤枉錢，一些得到部份津貼的雜誌，各自為營，美國人只能對他們隔靴騷癢，真正由美國大規模補貼的機構，不是荒腔走板，就是漸漸變成了私有化的商業集團，中規中矩，最像樣的只有「亞洲出版社」和「友聯出版社」。「亞洲出版社」的經費可能不僅來自情治系統，主持人美籍張國興牧師因為有美國教會支持的背景，根本不買ＣＩＡ的賬。「亞洲出版社」倒是實實在在出版了許多有研究價值的書，對於那個時代的中國，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記錄。「友聯」是正牌ＣＩＡ的經費，「友聯」集團的出現，相當戲劇化。在「第三勢力」讓美國人大失所望之餘，美國人有次在當時還算相當偏郊的鑽石山，一個單位的資料室裡看到了幾個孜孜努力於寫報告和摘資料的大陸青年流亡學生，美國人受這些滿頭大汗在工作的年青人感動，大喜過望，認為中國未來的希望就在這裡，便予以大力援助。這些青年中包括了後來曾任中國筆會會長的徐東濱先生，這批人拿了經費倒是有模有樣的開展了研究工作，別的集團胡天胡地把經費揮霍一盡，他們還拿來投資，準備長期發展。不過，這些學術性靜態工作，距離美國人的主目標卻太遠了，美國對華政策改變後，「第三勢力」喧天價響鬧了二年，就黯然偃旗息鼓。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許多青年知識份子搭上ＣＩＡ去了美國，許多年後，學成又回到了香港，不諱言其中自有ＣＩＡ的外圍，另一些人，就在美國落葉歸根，也脫離了ＣＩＡ的關係，這些人，現在許多成了國人眼中大名鼎鼎的華裔學人。

但就是僅憑是如此微薄的照顧和機會，這些知識份子發揮了承先啟後的作用，紀錄了當代中國事務的真相，也將香港孕育成了研究中共問題的大本營，不過；它不是父親的理想歸宿。

香港的環境，雖然不充許政治活動，但政治信仰卻是自由的，因此，不論是國共媒體內的作家、各種外國團體支援的作家、或者；像父親這類不隸屬任何一種團體的自由投稿作家，各自的旗織和信仰都非常鮮明，在這麼小的一塊地方，不同信仰的人碰面機會特別多，但是左派和右派是絕不來往的，雖然彼此都可能非常熟悉。父親跟左派大公報的負責人費彝民偶而在電梯內會相遇，在大陸時期，不僅是舊識，據說還有一點親戚關係，但倆人在此時此地解逅，卻均視若陌路，僅默默地等著各自的目的地。這種壁壘分明的態度，國共的派駐人員自是各有規定，但其他的自由作家，也表現出這種態度，則純粹是出於自我的認知。這種「左」、「右」立場的分際，間不容沙，是友盟之間經過一定時期的沬濡而形成，這和「漢賊不兩立」的規範基礎完全不同。因為人民反共，在七十年代以前，國民黨的駐港人員的活動空間可比中共得優勢多了，但國民黨的人員互相輒軋，彼此告狀，也波及其他自由知識份子，這些駐港人員漸漸萎縮成一個小族群，也只落力在利用職務擴張生存和利益的保障。知識份子蔑視這些人，而台北收到的報告，則是這些知識份子的「忠貞」有問題。寫作圈的陣容中，當然也有出賣朋友邀功的人存在，父親也吃過這種虧，有個姓蕭的朋友，因為想活動回台北工作，就密舉了許多人的素材，包括父親在內，有些資料，可能台北也無法儘信，所以，父親後來也被告知了。

香港的老百姓是反共的，一九五九年的港九大暴動，就是因為大陸的鎮反運動大屠殺消息刺激了在香港的親人，中共在港的土產食品店多數被砸破，食品被棄入溝渠，時值中共國慶日，左派的報紙例夾紙製中共國旗一面贈送，平日乏人問津的八股左報那日銷售一空，我從樓上就看著一個報攤前，滿地都是撕碎的報紙和碎旗，一個勞工粗漢掏出了所有的錢，一面怒斥、一面撕著報紙。而到了十月十日，右派報紙也是夾報附贈青天白日旗，而到處牌樓及旗海飄揚，調景嶺更是令人泣淚，硬是把泠清的中共國慶比了下去，這都是老百姓自發的，倒樂壞了國民黨的駐港人員，拼命拍照向台北邀功，順便一提，近幾年，台北，出現不少糊塗的報導，不久前，就有一篇報導指陳當年這場暴動是香港黑人物所主導的，明眼人會瞭然是左派在塗沬歷史。新一代的中國人，他們讀不到客觀的現代歷史，不能瞭解香港，他們也不能瞭解那個時代所有中國的故事，歷史的來龍去脈被中共修改後，也成了台灣讀者的「正史」。

幾十年來，台港地區出現了不少的「反共作家」，大家稱之為「職業反共」，對某些人而言，反共確實是一種職業。父親卻告訴我，他是思想反共，我年少時聽不懂它的含意，只曉得它的差別，職業反共作家有薪水，有固定的補貼，父親則全靠不定的稿酬。因為實在太窮了，父親儘管在國際上，在研究「中共問題」的專家裡頗負盛名，家境的切身感受，卻使我無從將兩者劃上等號，這樣子一窮二白，連遠地仰慕者乍見，都無法置信。最糟糕的，是台灣的某些治安人員也不相信，他們不相信一個人能夠餓著肚子為國家努力，他們的邏輯是父親一定拿美國津貼，而在香港的一些人，曉得父親和美國人不太來勁，則認為父親一定有台灣背景，這兩種完全相反的假設，都給父親惹過大麻煩。

有個姓邱的商人，被港府誤作是台灣的工作人員遭捕，急得要命，趁著他女人探監，要她無論如何都要找到何先生來救命。沒有地址，那個女人居然千辛萬苦找到了我們在「黃大仙」曲弄折巷裡的住處。但是，這個女人是被跟縱的。過了數日，父親一個人在家，外面進來了一個軍裝的英籍警司，警司對滿桌滿床都是剪報資料，頗感意外，大慨不是他原先忖想的情況，倒像是跑進了一個書呆子的淩亂房間。西方人的認知中，進行情報活動和學術研究是截然的兩碼事，稍作交談，他的嚴肅態度就緩和起來，但仍客氣地希望能略略檢查一下。這個警司才在書桌上稍事翻閱，就翻到了一封英文便函，是一個英國人邀父親見面討教。警司問父親是否認識在信尾簽名的人，父親說偶而見面，不過，已經有好一陣子沒有消息了。這個英國警司立刻就停止了檢查。一個警官悄然登門，父親毫不在意。他告退後，一個鄰居卻跑來說，剛才外面大街上，軍警包圍了這整個地區，不知那家出了大事。英國人處理政治安全問題，經驗和技巧十分高明，對明確的犯行，毫不寬尤及因循，另一面，殖民政策又儘可能溫厚寬和，向民眾召示英國「寧縱勿枉」的法律人本精神。

幾天後，這個警司派人來邀父親到政治部「吃咖啡」。政治部就等於是台灣的警總或中共的公安部，負責所有政治安全的處理，名義上是香港政府警務處下的一個單位，事實上直屬英國東南亞情報處指揮。不論是知識份子，或國共的工作人員，一聽請「吃咖啡」，莫不色變。

政治部有二個科，一個就叫台灣科，另一個叫大陸科，抓到從事情報工作的，屬台灣的就打一頓送回台灣，屬大陸的，早年也是如此泡製。所以，不時可以看見頭蒙購物大紙袋被遺送出境的新聞照片。在香港從事政論寫作的知識份子，很少沒有被約談過。就是很禮貌地通知對象到政治部「吃咖啡」、談談話，喝完咖啡大般就沒事。無異地，那也可看成是一種溫和的警告。經過這種警告之後，在這麼一個彈丸之地，過日子就不免有些拘束忐忑的滋味了。英國人真正過濾國共人馬的另一種方法就是以中治中，政治部常常派人帶著線民站在天星碼頭旁，那是來回港九必經之地，看到舊識出現，就以手捲的報紙指指，便衣就上去抓人了。被出賣的當然往往有很冤枉的，有些在大陸是搞情報的，但現在早已脫隊了，英方根本不做這麼麻煩的分辨，只要確定背景就往那方遺送，這可害苦了那些因為不名譽脫隊的國府人員，他們大部份是因為貧污，趁著天下大亂，席捲公帑到香港準備作長期寓公。他們被送回台灣就要先坐牢，很多時聽說人送回了，但總還要隔一段時間才能見著，就是這個緣故。

虧了那封便函。父親從英國警司口中才知道那位神祕的朋友，就是英國駐東南亞情報單位頭子，轄區包括香港。他是看了父親的文章，設法結識父親，曾經多次約會請教。這個英國人後來退休回倫敦去了。英國警司顯然已向倫敦查證過，因為，他隨後侃侃而談，告訴了父親更多的事情。原來；那個英國人非常重要，他甚至是蔣經國和英國首相之間必要時候的熱線連絡人，如果有某種特殊狀況發生的話。那位情報首長也正是刻下這位警司的老師。父親這一生，受到的尊敬，可說幾乎全自外國，父親是義務提供那位英國人關於大陸局勢分析的意見。這個英國警司大慨看清楚了父親的窘況，他大慨想替他的老師投桃報李，便指點了父親一條生財之路。當時，全世界都急著要蒐集大陸的出版物，但鐵幕已經垂下，來源不易。英國人知道香港有幾條走私的通路，不但有舊書，還有中共禁止出口的大陸內地報紙。可惜，父親不懂得做獨門生意，不多久，別人就趕上了線，父親的副業便告夭折，當時舊書生意做得最大的是龍門書店，一份中國舊資料的目錄便索價美金五百元。

公民之崛起 ..

最近政壇的風波好像八點檔連續劇，有經典名句（如果這不叫XX，什麼叫XX），有懸疑（監聽光碟為何全部空白），有高潮（抗告案馬英九的落敗），有笑點（警方到處張網捕鞋）。而且大家都說：「總長、總統作事如此荒腔走板，還不如我呢！」頗有勵志作用。

勵志之餘，令人想起十九世紀美國經濟學家亨利‧ 喬治 (George Henry) 的名言：「政治如此重要，不能交給政客決定；經濟如此重要，也不能交給經濟學教授決定」。

菁英治國的結果，竟然是薪資倒退魯，年青人必須到國外謀生，可見那些高高在上的官兒並沒有想像中的厲害。過去二十年的台灣史，就是一部打破菁英神話，平凡人開始參與政治的歷史。

＜九〇年代的教授論壇＞

早期的威權統治，軍隊與特務居主導地位。到處都是軍事禁區，現在台北的富陽生態公園，從前是要塞；高雄的柴山公園、真愛碼頭，以前都是軍事管制區。解嚴後，人民才逐漸跟土地重逢，和海洋接近。

還有另外一種禁區。那時公家機構都有「人二」單位，負責控制員工的思想。學校裡的老師、學生被打小報告抓去關的，時有所聞。甚至到了九〇年代初期，還有大學要聘任教授，卻被「人二」否決的情況。統治者透過這種思想審查，相當程度確保了教授們馴服保守的性格。因此美麗島事件發生後，才有郭為藩等801位教授聯署要求嚴懲的聲明。（「我們對黃信介等叛亂案的看法」，聯合報，1980年6月2日）

當然也有不服氣的知識份子，但他們都躲起來。在1980年代，學者中敢參加反對運動的，只有傅正、盧修一、黃爾璇等少數幾位。到了1990年的「野百合學運」和1991年的「廢除刑法100條運動」時，大批教授才開始「出櫃」。

1991年10月9日晚上，包括中研院院士李鎮源在內的近千師生民眾，在台大基礎醫學大樓門口靜坐，要求「反閱兵、廢惡法」。凌晨過後，大批警力攻入，開始強制驅離。我記得當時坐在我旁邊的是台大的謝教授。他被抬上警備車後，很興奮地説：「我全身放軟，讓他們抬了很久呢！」好像剛舉行的是遲到的成人禮似的。

教授們組成了「台灣教授協會」，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並到處替民進黨候選人助選。那時每年都有選舉。在政見說明會上，政治人物擅長用有時幽默，有時激昂的句子批判國民黨，贏得全場大笑及熱烈掌聲。「教授伯仔」的演講，則大多在宣揚理念：環保、反核、女權、主權獨立、制定新憲的重要性，主張興辦全民健保、失業保險、敬老年金、退休金制度等。老實講，蠻枯燥的。但群眾仍然聚精會神地在聽，並報以也許是禮貌性的掌聲。

台教會將教授們在報上寫的文章匯集成一本刊物，叫作「教授論壇」，有人戲稱是「教授亂彈」。當時民進黨還沒執政，反對派學者沒有機會參與政務，有些意見難免脫離現實，但理念的啓發還是很有意義。很多民眾在政見發表會上，得到民主、環保、勞動理念的啓蒙，便終身奉之不渝。他們在民進黨執政後，甚至用這些理念來監督當年的啓蒙者。

我的朋友阿碧（張照碧，大同工會，已故）曾說，他本來只是為了捍衛自己的權益而抗爭，卻在反對運動中學會了用更高的角度來觀看社會，討論國家大事。

＜街頭評論家＞

1993年左右，地下電台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我記得最早的有全民電台、台灣之聲、TNT 寶島新聲等。那時只要坐上計程車，就可聽到地下電台的節目。政治當然是最熱門的話題，大都在抨擊國民黨。而且有許多聽眾call-in，主持人通常會讓他講兩、三分鐘，等於是全民的口語訓練班。

地下電台也常邀請教授或社會運動者上節目，討論反核、環保、勞基法、男女平等、全民健保、台灣歷史等話題，非常多元性，而且很有教育性。計程車「運將」整天坐在車上聽廣播，聽久了當然功力大進。他們邊開邊跟乘客聊天，能言善辯，人稱「街頭評論家」。

有天我很累，坐上計程車後都沒講話，司機卻一直無話找話。路過小南門時，有一家正在辦喜事放鞭炮。他說，「這款的時機怎麼還會有人結婚啊？」我基於禮貌隨便應了一句，他就開始抨擊，「台灣的產業被掏空，失業率愈來愈高，人家北歐的社會福利作得多好，台灣只是軍公教的福利國，一般人是二等國民啊。」怎麼聽起來那麼熟悉？我有時上電台講的也是這些東西，但他講得更生動。我們就這樣聊開了。但他一邊開車，一邊回頭跟我講話，把我嚇出一身冷汗。到了學校，他還意猶未盡地問我有沒有空，要不要停在路旁再聊一下。我說，「馬上要上課了，沒時間。但我有個疑問：乘客百百種，你怎麼知道跟我談得來呢？」他說，「你一上車，我就注意看你手上拿的是什麼報紙啊」。哈哈哈！

1990年代，民主化和本土化的訊息傳播得那麼快那麼徹底，地下電台與「街頭評論家」功不可沒。

＜家政婦論政＞

大約在十年前，汪笨湖常常上電視。那是首度有人用我媽媽聽得懂的語言分析國家大事。她跟阿姨兩人經常通電話說：「今天笨湖說了什麼什麼…」。我把報紙捲成麥克風放在她面前，問她對當時選情的看法，她想了想，很有架勢地説：「我認為…」。

上個月馬王鬥時，我媽媽居然不看日劇要看新聞。我請她評論，她說：「馬英九的皺紋愈來愈多，王金平的皮膚比較好。」哈，九十歲的印象派政治評論家，頗能掌握民意的嘛。

最近媒體報導的「台北林小姐」，是家政婦論政的佼佼者。有次公視「有話好説」節目討論軍公教退休福利，有位「新莊蕭小姐」打電話進去，痛罵「勞工勢力抬頭後，把公務員的福利都打下來。用腦力的本來就應該賺得多，用體力的本來就賺得少。公務員必須花很多時間精神才考得上，勞工沒有付出這些，憑什麼要求一樣的福利啊？」

民主時代出現這種遠古遺音，在場的學者專家都不知道該講什麼。主持人趕快出來打圓場。這時「台北林小姐」打進來，她説：（1）202億的退休福利預算不合理，本來就應該刪。（2）不只公務員要考試，勞工為了找工作也是要讀書、要補習、甚至要考証照啊。（3）希臘財政被過度的福利拖垮，還可以有歐盟協助。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到時候要怎麼辦？她還順便批評主持人不該被來電嚇到，隨便為來賓的意見道歉。

另外有次討論洪仲丘案。「台北林小姐」又打電話進去說，華視的「莒光園地」是幫凶。這個節目讓父母誤以為軍方有很好的制度，因而忽視了兒子的抱怨和求救訊號。她的評論往往一針見血，在網路上被譽為「call-in 戰神」。

早期電視節目剛開放 call-in 時，大部分民眾講得不是太激動，就是太囉嗦。但後來表達能力普遍提升，已經很多人能在三分鐘內言之成理，甚至提出讓大家眼睛一亮的庶民觀點。

一個國家民主化的程度，不是看那少數的民主菁英，而是要看是否出現廣泛的民主公民。從這個角度觀察，台灣民主的上層雖然有時進有時退，民主的基礎卻是愈來愈擴大，愈來愈牢固。

＜25萬人上街頭＞

1990年代開始有群眾遊行，通常都是幾百人、幾千人，超過一萬人的比較罕見。但最近這幾年，遊行動不動就上萬人。今年為了反對軍中暴力，25萬白衫軍上街頭，震撼了整個社會。有些街頭老將很吃味，認為白衫軍強度不足，不夠激進。這種看法其實是不瞭解群眾的運動力學。

鐵鎚的一端小而尖，另一端鈍而重，兩端不一樣，力量才能充分發揮。先用尖的那端敲擊，以突破岩石的表面。鈍的那端的質量，使得敲撃更有力。表面突破後，再用鈍面打擊，便可粉碎岩石。

民主運動的初期，也是靠尖銳的菁英份子去突破觀念，建立灘頭堡。但要鞏固民主，只有菁英份子絕對不夠，必須要靠並不尖銳但質量巨大的全民參與，才能成功。基進份子看到白衫軍不夠激進，不僅不必失望，反而應該高興，民主在一般的土壤裡終於也發芽了。

＜舊時民主運動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菁英份子太聰明，他們有合理化任何事情的特異功能，甚至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外一個極端。當年民主運動創造出來的英雄，後來背棄民主的不在少數。而本是自由主義的信仰者的江宜樺，當上行政院長後，竟然為了助馬鬥王而支持監聽國會，背棄了自由主義，可見民主運動不能依賴菁英份子。

台灣民主運動的軌跡就是，從菁英份子的開拓，到知識份子的參與，到街頭評論家的傳播，到家政婦論政，到公民的廣泛參與。當大家在哀悼英雄凋零，民主運動失去光環時，其實正是民主理念的普及化。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民主之燕，正在進入每個國民的心中，台灣的民主將因而鞏固。

（本文刊於人本教育札記2013年1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