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告了（4）：

太讚了👍。感謝這些替台灣人民打抱不平的正義之士。台灣是有救的（仍然需要台灣人民自己站出來，天救自救！不要只讓別人做事，自己享受成果）。

告訴狀略長，但是值得大家讀完。內容對台灣的整體形勢有較完整的説明。台灣人民，大家加油，替自己爭權益，當政府不替我們著想的時候。

⁃ C. C. -
2021/07/05

為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等涉嫌外患罪刑事告訴狀：

稱謂
告訴（告發）人 王為仁 A100783247
籍貫 浙江寧海 生日 37年8月8日生於台北市
住址 40767台中市西屯區工業區一路90之4號
電話 0923-101305
告訴（告發）人 黃汝鈺
聯絡地址、電話同上
被 告 蔡英文
地址 100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2號
電話 02-23113731
被 告 蘇貞昌
地址 100台北市中正區忠孝東路一段1號
電話 02-33566500
被 告 陳時中
地址 115204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號
電話 02-85906000

為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等涉嫌外患罪，謹提起告訴（告發）事：

刑法第二編第二章外患罪第 114 條
受政府之委任，處理對於外國政府之事務，而違背其委任，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被告蔡英文是欺騙中華民國政府與全體人民，一再非法取得總統職位的騙子。其宣誓就職時之誓詞為「余謹以至誠，向全國人民宣誓，余必遵守憲法，盡忠職務，增進人民福利，保衛國家，無負國民付託。如違誓言，願受國家嚴厲之制裁。謹誓。」。

被告蘇貞昌是竊國騙子被告蔡英文非法任命之行政院長。其宣誓就職時之誓詞為「余誓以至誠，恪遵國家法令，盡忠職守，報效國家，不妄費公帑，不濫用人員，不營私舞弊，不受授賄賂，如違誓言，願受最嚴厲之處罰。」。

被告陳時中是被告蘇貞昌非法任命之衛福部長。由於新冠病毒肆虐，蘇貞昌再任命其兼任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7條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他也經常直接接受蔡英文的指示。
108年12月間，大陸武漢突然爆發不明原因肺炎，為了因應新冠疫情的危機，109年1月20日行政院同意正式成立三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由疾病管制署署長周志浩擔任指揮官；1月23日等級提升到第二級，由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擔任指揮官。至於紓困預算，則從初編的4200億元，經過兩度追加後，目前總數為8400億元，平均台灣每人可以分配到35,745元。

新冠肺炎109年1月21日首起境外移入案例發生；1月28日出現本土感染案例；2月16日發生首例死亡個案；3月19日加強邊境管制措施；由於堅拒普篩，確診數經常掛零，6月7日開始大規模解封。110年1月部桃群聚感染發生，4月15日豪無警覺的指揮中心宣佈國籍航空機組人員的檢疫措施由「居家檢疫5天採檢陰性，自主健康管理9天」的「5＋9」，鬆綁調整為「3+11」。4月20日華航機師發生確診案例，接著華航諾富特防疫旅館發生群聚感染，自此以後確診與死亡案例驟增，5月19日全國進入第三級防疫警戒。迄至6月27日止，新冠肺炎累計確診14,634人，累計死亡632人，死亡率4.31%高居世界之最。新冠疫苗國家隊採購為2981萬劑，美日捐贈為374萬劑，總數量為3355萬劑。實際到貨國家隊採購為111.66萬劑，美日捐贈為374萬劑，總到貨量為485.66萬劑。迄至6月26日止累計接種人次 :190萬5,474人；接種人口涵蓋率：7.95%落居世界榜尾；嚴重不良反應數：504人；迄至6月24日接種疫苗後死亡193案例。無論國人多少確診或死亡，沒有人為此負責。

台灣的防疫措施號稱超前佈署，實則漏洞百出，還涉及違反專業的政治考量。108年12月31日即針對大陸邊境管制，3月19日全球大流行後才擴及外籍旅客；始終拒絕普篩以查出國內帶原者，對入境者也不願意全面徹底篩檢；如果地方或企業想要自行篩檢，會被警告將嚴厲處份；如果擔心染疫想要篩檢，價格貴得叫你退避三舍；醫護能量不足，醫療設備不足，指揮中心沒有就輕重症患者做適當分流，使得許多病人無法得到良好的照護；檢驗能量不足，以致鬧出校正回歸的世界級笑話；防疫旅館兼收一般旅客，不出事就沒有人管；指揮中心每天報告確診與死亡人數，可是不做普篩，不徹底追蹤患者足跡，不去了解無症狀與輕症感染者在哪裡，因此數字只是冰山一角；指揮中心不告訴你在台灣流行的病毒到底有哪些，好像基因定序極為困難；如果質疑指揮中心的處置失當，就有可能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警察可能登門拜訪，或者封鎖你發言管道，讓你嚇得不敢再批判；當然，再告訴你健康的人不必戴口罩，口罩經電鍋燻蒸後可重複使用等幾乎可以與川普利用口服消毒液殺菌等量齊觀的國際級笑話，讓人懷疑台灣的醫療技術真的有傳說中的那麼好嗎？似乎所有的防疫措施都只是為新冠病毒開綠燈！如果不是台灣人民的體質、生活習慣與自覺自律的防疫，恐怕新冠病毒不需要等到放鬆機組人員的防疫措施，早就連環爆了！

足夠的防疫經費不知道花到哪裡去了。限制購買口罩的地方，限制購買口罩的數量，統一販售的價格超過以往，還讓你必須經常在烈日炎陽下或淒風苦雨中排隊，冒著感染的風險去買那區區幾個口罩；世界奇聞的三倍券，要你先出一千元；疫情爆發後，人民只有少數的疫苗可以打。如果沒有日本及時贈送124萬劑他們自己不用來公費施打的AZ疫苗，如果沒有美國及時贈送250萬劑莫德那疫苗，國家隊零星到貨的111.66萬劑疫苗，惶惶不安的國人要怎麼在疫情肆虐下生存呢？難道只有迫切等待被告等早就屬意的高端與聯亞兩家所謂國產疫苗通過一期、二期臨床試驗，再通過量身訂作的緊急授權辦法上市一途嗎？

不要日本多贈送疫苗，拖延佛光山與鴻海贈送國家隊疫苗，慈濟贈送疫苗也受到刁難，優質疫苗不是應該多多益善嗎？怎麼想要作好事，贈送優質疫苗給國家隊搶救國人，還要看被告等的臉色，不是太奇怪了嗎？本來以為吃相難看的被告等，只是準備藉著疫情發災難財。但是需要國家隊特別培養的高端與聯亞兩家號稱國產疫苗，這種蛋白質次單位疫苗，它實際是美國提供技術，台灣只是代工生產。它售價不但特別貴，品質更是問題重重。這兩家缺少資金技術的藥廠，都沒有經過歐盟GMP認證為疫苗生產公司。生產的這種有可能擾亂人類基因序列疫苗的安全性、對抗病毒的有效性與接種後可能產生的副作用，WHO與世界各國都還沒有接受；依照二期臨床試驗結果免疫橋接申請緊急授權，這種便宜行事的作法，也同樣還沒有獲得WHO與世界各國的認可。但是被告等馬上就準備霸王硬上弓的讓國人當白老鼠，發災難財有需要謀財兼害命嗎？

高端疫苗二期試驗執行總主持人、台大醫院感染科醫師謝思民在臉書上統整民眾的問題，澄清莫德納、輝瑞、AZ疫苗都有做三期人體試驗，並含蓄的建議政府若今年要達成群體免疫，還是要多多進口歐美疫苗。他表示不理解這是什麼樣的條件式採購合約，怎麼會在連11個臨床試驗主持人都還不知道解盲是否成功的情況下，政府就先下單於7月開始供應500萬劑。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世界科學院院士陳培哲，是台灣生化方面的權威。他認為高端與聯亞同時發展蛋白質次單位疫苗，不但是選錯技術，也缺乏分散風險的觀念。他反對單純以免疫橋接結果作為試驗終點，也反對在第二期臨床試驗結束後就給予緊急使用授權。他並因為蔡英文公開表示7月要供應第一波國產疫苗，覺得審查無法維持獨立性，因此於5月底請辭食藥薯疫苗療效評估審查委員。

不管WHO與世界各國以及國內的專家學者對高端與聯亞準備生產的疫苗是否安全有效存疑，不管WHO與世界各國以及國內的專家學者對高端與聯亞生產的疫苗準備透過免疫橋接取得緊急授權是否合適存疑，也不管國人注射高端與聯亞疫苗後是否被國際認可。高端與聯亞已經按照被告等的指示備料並生產，只等取得緊急授權就開始交貨。而據媒體報導，審查委員中持反對立場的委員都已經被撤換。有必要這麼急嗎？難道按部就班就會錯失上市機會嗎？

台灣不缺公衛專家，蔡英文的前後兩任副手，都是公衛學者。陳建仁是公衛博士，賴清德是公衛碩士。但是台灣卻由公衛外行的牙醫師陳時中全權負責新冠疫情的防疫、抗疫工作，這非常的不合理。不管出多少問題，一句我會負責就了事，陳時中的地位照樣穩如泰山，這也非常不合理。唯一可以解釋的，就是公衛學者為了愛惜羽毛，防疫、抗疫措施不能太離譜。政治任命的牙醫師就沒有這個顧慮，只要符合上級的旨意，防疫措施怎麼荒腔走板都沒有關係。

曾經分析緊抱美日大腿的台獨份子蔡英文心中究竟有何打算。李登輝以日本人自命，蔡英文繼承衣缽，為了協助美國掌握台灣，協助日本取得台灣，規劃有窮台、毀台、滅台三部曲以一步一步消滅在台灣的中國人。窮台是假借各種名目掏空國庫並強取民財，使得外匯存底豐厚的台灣債務纏身；毀台是大量成立黑機關，大量進用不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的黑人，以破壞原有的典章制度，進而集大權於一身；滅台是以順應歐美先進思潮為藉口，廢死、開放同婚、吸毒無罪、通姦除罪，並極力反中、去中，以摧毀優良的中華傳統文化。當時覺得窮台、毀台接近成功，可是滅台措施曠日持久，恐怕未必能夠順利。但是禁止進口的日本核災區食品早就透過寬鬆的海關冒名進口，蔡英文連任後即下令開放美國問題豬牛肉進口，現在又強推有多次發動生化戰前科的美國問題疫苗給國人施打，在台灣的中國人還能活得下去嗎？

台灣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充分被美國老大哥掌握，台灣經濟命脈的大型企業，後面則有濃厚日本殖民主的影子。美日兩國想要牢牢掌握台灣的唯一變數，是仍然懷有中華民族意識，對兩岸統一抱有期待的中國人，佔台灣23,500,000人口的大多數。這對美國與日本聯手對抗大陸的戰略規劃，可以說是必須排除的嚴重威脅。但是等到國人被強迫施打有問題的高端與聯亞疫苗以後，這個問題就不再是問題，在台灣的中國人被亡國滅種了！

被告蔡英文、蘇貞昌、陳時中等三人，就疫情爆發與疫苗問世，其中關鍵時間節點，可說完全嚴絲合縫的環環相扣。就國際法來說，這是涉嫌大規模滅絕種族的危害人類罪，這部份已有華僑向海牙國際法庭提告；就國內來說，則是涉嫌勾結美日政府企圖消滅中華民國與居住在台灣中國人的外患罪。凡是有正義感的中國人，知道之後都無法袖手旁觀。因此特具狀提起被告等三人涉嫌外患罪之訴，以破解他們的賣國陰謀。期待早日接到承辦本案檢察官的開庭通知！
謹狀
台灣台北地方檢察署公鑒

中華民國110年6月29日

具狀人 王為仁 黃汝鈺

高雄人或多或少都聽過龍發堂，
到底這個宗教機構怎麼來的？
　　
看完之後，才驚覺背後勢力還蠻龐大的呀

#打狗故事第二集
#超長文慎入
　　
【把你送去龍發堂】😱
　　-台灣精神醫療史上一個難以分類的篇章
文/ 陳信諭 醫師
　
　　從去年底龍發堂爆發結核病等群聚感染開始，龍發堂的存廢再度被提上檯面討論。在堂眾被陸續移出，以及司法單位陸續展開調查堂眾「非自然死亡原因」之際，龍發堂突然於2018年1月3日宣布全面暫停精障照顧，希望政府加速安置332名堂眾(雖然3天後堂方就反悔改口)。這樣的「反撲」，也讓衛生主管機關戒慎恐懼，地方中央已展開緊急應變。
　
　　「把你送去龍發堂」是筆者年幼時，有些長輩恐嚇不聽教訓小孩的話語。而「龍發堂跑出來的」，則是國小學童用來「互相霸凌」之語。
　
　　到底這個充滿著神秘色彩、令人畏懼的地方，到底為什麼成為精神疾病患者收容機構的代名詞？
　
■ 從草寮到全台最大民間精神病患安置處
　
　　龍發堂官方版本的創立史，帶著點鄉野傳奇的色彩。創堂住持釋開豐俗名李焜泰，僅國小畢業，原在祖先留下路竹農地上務農養豬。
　
　　但1971年，李焜泰40歲時，不知為何佛性頓開，便在農地上搭起草寮修行佛法。有位友人之子是精神病患，想拜他為師，但這個案連大小便都無法自理，這時，已是釋開豐的住持，用草繩將兩人綁在一起，「為他講解道理，教他如何做人，並領他從事些簡單的勞動工作。」根據官方說法，僅僅幾天，這位弟子就變得非常配合，脫胎換骨。口耳相傳後，他所創的小佛堂龍發堂不斷有病人家屬將病人帶來託付，堂史記載「出於同情和憐憫，大師又只好把他們收容下來照顧。」
　
　　不久之後，龍發堂就發展成數百多人規模的病患收容所，還有養殖場、製衣場等，雖然堂方強調「自由活動、不強調藥物、重視社會功能訓練」。但最為人知的管理方式，恐怕還是釋開豐發明的「感情鍊」。堂方讓功能好的病人和自我照顧能力差的病人腰際繫在一起，互相照顧，但不僅引起爭議，還曾經發生過暴力攻擊事件，讓堂眾暴露在風險中。
　
　　1982年，大學畢業的釋心賢拜釋開豐為師出家，並主管龍發堂行政事務和對外發言，讓龍發堂逐漸朝組織化發展，收容的病患曾逾千人，至近年也維持在六百人左右。
　
　　民間普遍傳聞，不堪長期照顧患者負荷的家屬，只要付出1~200萬「功德金」，龍發堂就會照顧患者終生，但家屬若中途要帶走患者，堂方卻以這是捐獻為由拒絕返還。雖然堂方多次公開否認「買斷」等說法，表示是採「隨喜捐獻」，但平日刻意管制不公開的「居住區」、獨特的照顧模式、龐大的堂眾群體，加上宗教色彩，也讓龍發堂爭議越來越多。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龍發堂出現時，台灣精神醫療到底是怎麼樣的呢？
　
　　1970當時，省立高雄療養院成立不到十年，仍是四合院的建築，主治醫師編制只有四人。台北市立療養院才成立一年，剛開辦60床的住院病床。台灣兩大城市都如此，可見精神醫療設施仍相當貧乏。
　
　　和歐美相比，台灣精神醫療的起步相當慢，再加上社會的恐懼與污名化，對精神醫學知識與制度的引進，也遠遜於其他醫學學科。
　
　　現在西方醫學的引進始於傳教士時代，但精神醫學的引進則要回溯到日治時代，1918年台灣第一所精神病院台北仁濟院成立，1934年第一所公立精神病院養神院在松山成立（後來的錫口療養院，1970年代遷移到桃園成為桃園療養院），當時尚無抗精神病藥物，也沒有足夠接受精神醫學乃至各類心理治療訓練之醫事人員，這些醫院較多以「人道安置」為主。就算1936年殖民政府公佈「精神病監法及精神病院法」，其中社會管束的意義都比較大。
　
　　這或許會讓人想到法國哲學家傅柯所研究的《古典時代瘋狂史》中的大禁錮時代；傅柯在書中提到，關禁閉是十七世紀才全新創造的制度，是作為一種經濟和防範措施，將「貧困」、「沒有工作能力」、「無法融入群體的人」隔離。
　　
　　古典時代的人們從社會角度來認識瘋癲，選擇了放逐，理智獲得了勝利。
　
　　相對於傅柯筆下的法國，國家主導的衛生服務在台灣要等日本殖民時期才出現。而從前現代時期一直到現代化開始，台灣人普遍仍以宗教解釋瘋癲之原因，現代國家治理的角色被家庭、社會互助和宗教團體所取代。許多患者被家屬禁錮，或由廟宇等組織收容。
　
　　日本殖民政府未竟的現代化治理機器，戰後，由中國殖民政權完成。在日治時期之末，臺北帝大已經成立神經精神科，開始引進「理性的力量」，嘗試將精神病「醫學化」。然而，戰後初期整體的公衛政策，「社會角度」仍重於「醫學角度」。
　　
　　1957年，第一家大型精神病院玉里榮民醫院成立，而後西部許多找不到去處病患被送到玉里收容，除了一般熟知的慢性精神病患者，尚包含了「政治不正確的反動者」在內，人數多達5000人以上。這些病患除了不用繳納費用，更可領有少許零用金，會由工作人員帶領「購物大隊」到鎮上消費，接觸社會。
　
　　當然，除了購物大隊外，投票也是集體出動。據媒體報導，玉里醫院中為了訓練精神病患投票，曾在病房內貼出選舉公報，並反覆使用「行為制約」、「社會模擬」等模式訓練患者。玉里榮民醫院院內過去甚至曾經成立中國國民黨黃復興黨部支部，因而特定政黨得票率，居然比眷村還要高。
　
　　二戰後數十年間，在中央政府的衛生主管單位，竟也沒有心理健康專責部門或預算。公衛學者陳瑞容和八里療養院的彭英傑便提到：

「1980年以前，精神醫療是完全歸屬於社會救助，其實只是救助病患、容病患、補助病患生活照顧，解決社會的問題而已，負責的單位是內政部、社會處、社會局等，在1980年以後才由衛生署主導，將精神醫療當作醫療來看。」
　
　　這樣的情況，當時的精神醫療從業人員也更有深刻感受。1980年代初期，台北市立療養院的葉英堃院長和陳永興醫師申請研考會經費進行了全國八十間精神醫療設施和人力調查，結果讓陳永興永難忘懷，他寫道：
　　
「這個研究做完後，對我產生很大的衝擊，我覺得市療簡直像天堂一樣，沒有走出去根本不知人間和地獄的長相，我們在教學醫院內每天穿得整潔亮麗，早上看門診，中午就是讀書會、討論會，下午看住院病人，大家忙著準備寫報告升等、升主任、做教授，差不多都是過著這種生活。幾乎每家醫學院的學生都走同樣的路，根本不知道我們每天所看到的病人，是全台灣運氣最好的病人，當時會將病患送到醫學中心住院、看門診的，不是家庭教育程度高，就是家庭經濟很好的，那時候還沒有健保，能送來這裡的都是家庭經濟能負擔得起的人。我們繞了台灣一圈才知道，全台灣的天堂真的沒幾間，八十間精神科院所，真正好的才五、六間，剩下的都是長期收容的院所，不見天日、黑暗淒慘的地方很多。沒實地見識過的人，完全不會知道世間有多黑暗。 」
　
　　當我們往回推到1970年代，一般精神病患的處境和家屬的負擔可想而知。在龍發堂病人家屬的訪談紀錄中，便可以見到，許多家屬並非否認現代精神醫學，也並不相信龍發堂的宗教神威，但在長期求醫與進出各類機構的過程中，弄得精疲力盡，最後才找上龍發堂。
　
　　甚至連經過台灣一流精神醫學訓練的醫師，也認為：對於無法取得現代醫療資源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屬而言，龍發堂提供一個比起醫療機構更容易負擔、更妥適的居住空間。寫下這樣話語的，正是第一位進入龍發堂調查的精神科醫師。
　
■ 現代社會與精神醫學視角下的龍發堂
　
　　1982年，台大訓練出身，剛到高醫不久的文榮光醫師，獲得堂方同意帶隊進入龍發堂調查，並在國科會的支持下展開這個台灣特有的醫療行為與民間信仰，以及精神醫療體制的研究。文醫師雖以現代醫學的角度切入，但對於龍發堂的存在的社會功能，仍抱持開放心胸看待其角色。
　
　　他也認為，雖然龍發堂所採用的民俗療法，療效上當然比不上現代化的精神醫療院所。不過：
　　
「該堂卻遠勝部分私人收容性的機構。因為龍發堂不會把病人當作呆人擺在像倉庫一樣狹小的空間內置之不理，或以類似人間地獄、惡魔島等不人道的待遇相待（聯合報，1984.05.01） 」
　
　　此外，龍發堂採用的民俗療法也並非完全無效：
　　
　　「在龍發堂，鐘聲就等於住持開豐，鐘聲的權威已凌駕一切，患者因而有『制約』行為。…在現代精神醫療中有職能治療，即教一些手藝，讓病人由工作中得到安寧及訓練專心......養豬、養雞、成衣加工完全符合職能治療的原則(聯合報，1984.04.09)」
　
　　雖然龍發堂做出一些努力，但文榮光醫師也同時指出，有6成堂眾皮膚有異狀、4成內科理學檢查異常、3成神經學檢查異常，另有相當高比例堂眾死於感染，這些都是在醫學協助下可以避免的。換言之，堂方若沒有讓堂眾接觸到充分的醫療資源，當然有其責任。
　
　　文榮光醫師的研究引起了社會注意，而其他專業人員，例如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趙庸生也曾帶領學生前往參觀。龍發堂利用禁錮方式的管理也隨著曝光率爭加引發爭議。尤其在1984年更發生一起備受注目事件：有病患戴手銬逃出，周邊居民以為是逃犯報警，警方出動霹靂小組圍捕，引起廣泛關注和再次的輿論抨擊。
　
　　龍發堂爭議，加上多起精神病患社會案件，也促使政府加速研擬「精神衛生法」。同時，也加速發展精神醫療體系以及擴建精神醫療設施，在制度方面，1986年推動精神醫療網、隔年精神醫學會與神經科分割、1989年開始精神專科醫師考試認證制度化。硬體方面，推動大型療養院新設和擴建，例如省立桃療八里分院（現八里療養院）、設立500床的嘉南療養院、玉里榮民醫院整建、省立玉里醫院設精神科1200床（現衛福部玉里醫院溪口復健園區）、北市療（現北市聯醫松德院區）復健醫療大樓、凱旋醫院綜合大樓等，合計總經費達32億元，並陸續於1990年代至2000年代初完工啟用。

■ 「宣告非法」之下的政治角力
　
　　當然，對於精神衛生法的立法，龍發堂大力反對。1989年時，支持精神衛生法立法的高縣立委黃河清，因反對龍發堂合法化，釋開豐便率領病患組成的樂隊，前往黃河清服務處吹奏「西所米」等出殯音樂。不料黃河清數週後居然後在沐浴時死亡，不但民間繪聲繪影，釋開豐還公開表示，黃河清的過世，是因為「連神明都看不過去。」。而另一位支持精神衛生法的醫師立委洪奇昌，也曾被兩百多名龍發堂家屬包圍服務處抗議。
　
　　相形之下，當時自封「民主戰艦」，作風爭議的朱高正，卻在立法院發言相挺龍發堂。由於精神衛生法草案29條規定，精神醫療機構非為醫療、復健之目的或防範緊急暴力意外事件，不得拘禁病人。朱高正就表示：
「是否於本條定一些客觀標準，在施行細則中明定，在我們尚未有足夠的精神病院、精神醫師之前，對這些機構是否做一妥善處理，以免造成社會問題。」
　
　　而路竹本地出身的立委 #王金平 則表示：

「有許多龍發堂病患家屬曾來本院請願，.......大家聽了家屬的陳述後，認為很有道理，同時希望能再了解，類似龍發堂等精神收容機構後，再審本法。因為大家認為，龍發堂的存在有其功能......在政府沒有能力照顧這些病人之前，對類似龍發堂的機構亦必需慎重妥善處理。」
　
　　但不論是龍發堂家屬團體，或是反對立委，均未能影響立法內容，另一方面，康復之友協會等對立法持正面態度的團體和其他病友、家屬，其意見以及復健需求等面向，也沒有在立法過程中充分凸顯。因此亦有學者批評為「國家官僚獨大，缺乏市民參與」的精神衛生法。而從配套建設脈絡來看，1980年代末的精神衛生改革，更多的是重視社會安全，而較少社區化復健醫療的投資。因而在歐美以去機構化與社區醫療為主流已積極發展多年時，台灣則仍持續進行醫院急慢性床數擴增。
　
　　而對現代精神醫學持懷疑態度者，更援引龍發堂為例。如中時記者劉揮斌於1990年一篇名為<回首來時路，龍發堂為何能存在二十年>的文章中，便寫道：
　　
「現實上，藥物治療對嚴重精神病患完全無效，這也是龍發堂能夠受到病患家屬支持及存在二十年的原因，但醫界卻拒絕省思，以事實成就來證明他們的理論，反而要借助賦予本身的權源，透過刑法的力量來肯定自我，這種勝利未必光榮。」
　
　　不過，朱高正協助龍發堂「走向國際」，幫助龍發堂大樂隊、宋江陣到東南亞、中國等國演出，以及牽線讓釋開豐到中國推廣龍發堂療法等服務。也讓龍發堂倍感窩心，甚至成為朱高正的超級助選員。而堂眾與家屬的票源，也成為各級選舉的一大票倉。
　
　　而在1990年底立法院三讀通過「精神衛生法」後，龍發堂存廢引發各界激烈爭論，在家屬說明會中，釋心賢便指出：
　　
「精神衛生法草案經總統公佈實施後，不但是龍發堂，連所有病患家屬，一個都跑不掉，如果未依法送醫治療，都要罰款；因而致死，還要判徒刑，對家屬而言，可說是沒完沒了。」
　　
　　釋開豐為抗議這項政策，竟使出「解散龍發堂」絕招，龐大堂眾安置問題果然引發軒然大波，最後不了了之。而龍發堂也因此一直被衛生單位視為燙手山芋。
　
■ 進入21世紀的龍發堂
　
　　之後，處於違法身份的龍發堂，爭議絲毫未減。
　
　　2000年2月，有病患及家屬向立委余政道陳情，指控釋開豐自稱是元光神佛下凡，製造合成分身照片誇顯神力，還自塑金身供病患和家屬膜拜，並強迫信徒購買30-50萬元不等的金身等物件。同時病患指控釋開豐和釋心賢收容病患每人索價250萬元，並長期凌虐病患，從事無償勞役。余政道當時曾招開記者會批評龍發堂斂財及凌虐病患，但釋開豐對指控一概否認。
　
　　2000年6月，監察委員至龍發堂視察，發現該堂確實有結核病患，因而指示高雄縣府輔導合法化，讓病患獲得更好的照顧。衛生署及高縣衛生局介入後，對龍發堂「堂眾」完成身心評估，後續有部分病情嚴重的病人被移出照顧。而政府也規劃將該堂改設康復之家及精神護理之家，輔導合法化。
　
　　2004年，住持釋開豐病逝，但他晚年因糖尿病併發症、中風等原因，堂務早已委由釋心賢與第二代住持釋心善處理，營運並不受影響
　
　　然而，雖然衛生署核准龍發堂籌設康復之家，高縣府社會局也核准籌設康復之家附設身心障礙教養院，但因土地變更等問題，遲遲未合法立案。而雖嘉南療養院的精神科醫師每周三會到龍發堂進行巡迴醫療，堂眾也服用精神藥物，但也有消息指出，龍發堂內給藥完全不經管理，堂眾難稱有接受治療。而龍發堂內大量病患，也沒有像是合法的康復之家和精神護理之家有足夠的專業人力、復健活動。
　
　　縣市合併後，高市府也曾有意輔導龍發堂就地合法化，以「向日葵康復之家」提出申請，但2013年堂方向市府申辦非都市計畫土地變更作為宗教使用專案輔導合作案，但因「特定農業區之農牧用地原則不得變更使用」而被駁回。在龍發堂並未積極配合解決合法化相關作業下，衛生福利部已於2016年3月31日廢止其康復之家150床許可。
　
　　而到了2017年，龍發堂更爆發嚴重疫情。從7月開始，阿米巴痢疾及肺結核發生群聚感染，累計確診阿米巴痢疾個案32例，肺結核6例，在衛生局屢次稽查後，衛生與防疫措施並無顯著改善。而衛生局預估龍發堂之潛伏結核感染陽性率(IGRA陽性率)將達40%，也就是多達200人必須移出。因而衛生局於2017年12月21日公告龍發堂為傳染病疫情流行地點後，並要求堂方確實落實「移動管制 只出不進」措施，逐漸移出病人。
　
　　12月18日，龍發堂仍有503名堂眾，在持續移出下，至1月已經降低到332人。而衛生局介入查核後，赫然發現近8年共死亡97人，對部分死因與病歷記載有落差，移送檢調調查。
　
　　然而，龍發堂移出的病人還是一大問題，這些移出的病患大多屬於第五第六類病人，卻有許多安置在綜合醫院或療養院急性病床，不但可能佔用急性醫療容量，也會對需要病床病人產生排擠效應。就算之後逐步安置，也仍需要龐大經費。經衛生局調查後，龍發堂收容許多患者領有補助，但這些補助金去向，或是之前所傳家屬支付堂方的安置費用，去向都不甚清楚，有待進一步釐清。
　
　　此外，在衛生局移出行動中，若遇到不符合精神衛生法定義之嚴重病人，或就算符合，但沒有「自傷傷人之虞」，無法啟動緊急安置的病人要如何處理？社政與其他資源如何轉介連結？突然被改變安置地點的老病患，會不會出現遷移壓力症候群（relocation stress syndrome）？這些都是大問題。
　
　　儘管龍發堂爆發疫情後，的確需要即時的動員處理，但龍發堂在台灣精神醫學史上的角色是否就此「蓋棺論定」，尚難定論。
　
　　以龍發堂在精神衛生治理下形象作為碩論主題的湯家碩便指出：
　　　
「從龍發堂案例來反思今日我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識與想像，可以發現精神疾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歷史／社會問題，因此也自然無法化約為一種從個人生理跳躍到社會的解決模式。」
　
　　當然，當今的精神醫療強調生物-心理-社會三元模式，已不再用單一的向度詮釋疾病，而社會精神醫學也更強調康復（Recovery）的概念，協助病人重建功能與積極生活，尊重病人自主的居住與職業選擇，並以個案管理和團隊服務概念，提供重返社會之協助資源。
　
　　但本次的事件，能否跳脫過去精神醫學-龍發堂的對立或背後政治勢力衝突的「二元對立」，而能真正以病患之福祉為本，並喚起大眾對精神醫療社區照護資源的重視，才會是龍發堂半世紀紛擾下一個理想的結局！
　
#高雄 #路竹 #龍發堂 #精神醫學

長毛打官司

在今年的六四維園悼念大會中，四位大學生火燒《基本法》，形式雖然不是首創，但效果顯然十分轟動。因我素來不關心政治，又缺乏時事脈搏，突然現場觀看火燒《基本法》，不知就裏，反感之餘，好奇梁國雄會說什麼。

起這念頭，是由於早前修讀法律掃盲課程時，對《基本法》略有認知，為了應付功課，還填鴨式地背了不少梁國雄的案例，一邊死記硬背，一邊暗忖這人怎麼回事。

由2002年起，梁國雄每年都在打官司。早年是「四五遊行」，遭律政司首次引用《公安條例》檢控非法集會，他一路上訴至終審法院，結果輸掉官司。後來，他開始熟練運用《基本法》，打起司法覆核的官司。累計掛名的案例（作為被告或原告），已經超過三十單。

他的官司無非四個主題：司法覆核，行政訴訟，刑法（主要是遊行示威中發生的衝突），人權。著名的案例有：違反《公安條例》非法集會、告《電訊條例》違憲、最低工資、立法會剪布、訟費官司等，不少都打到終審法院。其中，亦不乏因為入獄被剪頭髮或不按規矩在立法會宣誓之類的「小官司」。

有報章罵梁國雄濫用訴訟權利。他的確帶起了回歸後的一個新現象，就是將政治民生的困難議題促請法庭判決。這個現象，近十年來，幾乎每一年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都會拿出來講一次，主旨是：法庭不是解決政治問題的適當場合。

這在時下的香港，似乎是無可奈何的事。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都沒有多大的認受性，唯獨法庭，難得有《基本法》網開一面，彷彿還享有高度自治。如今付之一炬，所為何由？

問王雅雋

寫過感情專欄，做過飲食記者，從不關心政治，偶然當一回民主小學生，看看香港政治熱廚房，常出什麼菜式。

答長毛議員

問：你認同《基本法》嗎？

答：對我有利的就認同，不利的就不認同，全世界的人對待憲法都是這樣的。（所以你視它為憲法？）那有憲法當然好過沒憲法，有憲法才可以反對它，總好過無法無天。

問：你經常用《基本法》打官司，不能說不認同它吧？

答：你混淆了概念。既然給我這個權利，我為什麼不用呢？這跟我對它有沒有幻想，那是兩回事。好比有賊入屋，告訴你他不是要謀財害命，還可以給你吃飯和看電視。可是到第二天，突然不可以看電視了，那我不可以問他一下啊？作為一個弱者，一個被剝奪權利的人，對一部強加給他的法律，有利的就認同，不利的就否定，是很正常的事。好像他們說黃絲帶反對警方，被人襲擊的時候為什麼又要找警察？原因很簡單，警力是公器，這是一個政府對市民的承諾——我被人打，我當然要報警啊，保護我的人身安全是你作為政府的責任。放到《基本法》也是一樣，不會因為我反對它，我就不可以用它，它本來就是我的權利。

如有選舉就不用這樣迂迴

問：打官司能夠解決政治問題嗎？

答：打官司不是要解決政治問題，法庭不會審理政治案，法庭是根據法律，看政府有沒有做錯。至於結果是不是政治性的，社會自有公論，不由我說。那如果政府真的做錯了，我通過司法程序來阻止，因而產生了政治變化和影響，你不能怪我。你說這樣做能不能取代別的方法？當然不行。本來司法制度的局限就很大，如果有其他制度，比如選舉，那不是更直接嗎？一個政治危機就可能足以使它下台，完全不必這樣迂迴。尋求司法制度來制衡政府，一點也不理想，時間又長，又不一定達到目的。即使判了違憲，也不一定能夠怎麼樣。

問：聽說你次次都是輸了才籌錢？

答：是，因為未打完都未知輸幾多錢。（不怕埋不了單？）不怕，其實我都不算輸了多少錢，扣數而已，我也贏過不少，有些涉及公眾利益，又被法庭豁免訟費，所以拉勻來算還好。（以後還會繼續打？）現在都不用我出頭，像跑道三，好多人去打，輪不到我。好多人誤以為，下下司法覆核，其實法官把關很嚴，有法律爭議才能打，近七成司法覆核申請都被法庭拒絕。

燒《基本法》與「港人立憲」關聯

問：你對學生燒《基本法》怎麼看？

答：沒什麼特別。老實說，你問我要不要《基本法》，當然要，但是這一本我不要——都不是我、或者我選的代表參與制訂的，從一開始就是你強加給我的。既然我不滿意，燒了它又怎樣？那你說燒了就什麼也沒有了，其實本來就什麼都沒有。燒《基本法》燒過好多次，沒什麼大不了，我都燒過兩三次，意思就是告訴大家這本《基本法》靠不住。但在十幾萬人的集會裏燒，它的份量確實重些，跟街頭行動不同，一下就有十幾萬人支持。

問：所以你認同這個行動？

答：這要跟它的理念聯繫在一起，它的理念是「港人立憲」，除非你不認同這個理念，不能單單針對表達的方式。你可以不認同它的方式，但你不能因為否定方式，就連內涵也否定了。你要看它的內涵，其實我覺得學生講得一點不差，《基本法》已經不由我們制訂，現在你還要變本加厲，利用《基本法》內置的機關，一而再、再而三地踐踏我們的權利，那我不如燒了它算了。

問：你這麼講我就懂了。

答：我覺得這是香港普遍存在的一個問題：不分宣傳和鼓動。其實那天的做法應該是鼓動，應該每人拿一本去燒，可惜沒準備那麼多。如果宣傳能做得好些，鼓動就會產生預期效果。宣傳是平時不斷對各種人解釋同一個簡單道理，鼓動則反過來，是在一個特定時間，召集所有人發出同一個信息。如果學生計劃當天是一個宣傳的活動，那十幾萬人坐在那裏，是否都收到了你的信息，這又值得商榷。現在學生面對的是，燒了不要緊，反正不管方式正確與否，做都已經做了，現在應該趁着這個影響，多向大家解釋他們的信息。

831 後港人等不下去

問：你覺得在維園六四做這件事合適嗎？

答：其實在六四晚會上經常做些與六四無關的事，是大家健忘罷了。黃毓民在2003 年的六四晚會上， 就問過大家「妥唔妥董建華」，這是一例。

問：那為何早又不燒，等到現在才燒？

答：因為香港人等不下去了。原本以為放棄了立憲權，還可以有憲立權，即根據憲法制訂法律的權力。可是這些年過去，《基本法》規定的行政立法一點也沒放鬆過，甚至在政改上由大陸一路霸過來管，歪曲《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的原意，真是忍無可忍。我覺得香港人不生氣才不正常。

問：所以無論如何混不下去了？

答： 「831」是一個分水嶺。你若不說破，香港人可能會一直等下去。現在既然說破了，想拖也拖不下去。與其怪香港人，不如怪中共自己講過頭，沒有轉彎的餘地。我一路跟共產黨說，只有香港人才知道什麼適合香港。你可以說我不給你，但是你不可以逼香港人說，這個就是合適的。共產黨從來無法解釋一個問題：為何一個施行在香港的制度不能由香港人自己決定，而要由它來決定？（它素來都不用解釋的啦。）對不起，香港人最講道理。而且其實除了講道理，我們也不能怎麼樣它，權力不在我們手上。

問：可能大家本來想把這個懸念拖五十年呢？三十年前不也拖過去了嗎？

答：一個政治體系如果建基在懸念上，那就沒命。三十年前的人和社會環境跟現在也不同。我真覺得香港人太溫和，如果普選是我應有的權利，那我就要去爭取，我管你什麼時間表呢？以前我們那種所謂壓力團體式的爭取政治改革如今已經不存在了，以後的鬥爭將更加直接而尖銳，由此反對派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香港， 總有許多人隨時準備走

問：《抗爭者》一書中提到你說，八十年代幾十萬人移民，使你對現實感到悲觀，那時候不是還有四百多萬人沒走嗎？
答：我明白你的意思。但至少對於民間力量來說，那是極大的損耗。只有走不了，人才會被迫反抗。一個地方如果有許多人隨時準備走，你也不用指望在這裏能產生一個抗爭運動，因為能夠走的人才是比較有能力反抗的人——他願不願意那是另一回事。其實香港八十年代出現的這個情况，到現在也沒有解決，就是總有許多人隨時準備走。

問：現在也有移民潮，歷史不斷重演。

答：沒辦法，在這點上你只有搖頭嘆息的份。坦白地說，有時候聽到在外國的人說很贊成香港現在搞的事，我心情總是很複雜，因為他都已經走了，不以香港為家了，他倒不是覺得事不關己，但他並不是一個參與者。好像主張香港獨立的，很多都是那些人，什麼「今生不做中國人」、「來世不做中國人」，說什麼呀！像鍾祖康啊，陶傑——根本就不是中國人（指二人持有外國國籍），講這些其實沒意思。我覺得把「做不做中國人」當作一個議題來討論真好笑：第一，這又不是你選的；第二，如果有得選就不必說了。你不想做中國人就走，既然走都走了，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政治運動將面對血腥

問：你曾說香港革命者有天然的脆弱性，我反而認為這種脆弱很寶貴，鬥爭起來不至於太凶狠，搞得像文革那樣。

答：我明白。但是一個事業沒有人願意犧牲，是不會成功的，尤其當你面對強權搞政治運動的時候。香港人的脆弱源於他沒有處理過一個問題：如果要成功，就必須付出代價。我不是叫你惡，文革那種兇狠，跟我說的堅強，是兩回事。文革那種是權力鬥爭。

問：這世上大多數鬥爭不都是為權力嗎？極少是為理念，理念常常是面具。

答：你要這樣想就不會贏，或者說，贏了也會輸。就這麼簡單。如果人人都不願付出代價，社會就不會進步，或者進步得慢些。

問：你不可以忍受社會慢點進步？

答：慢同快不是由我決定的，由其他人決定。我覺得要令社會進步已經很困難了，所以大家應該多出些力使它進步。再說，政治鬥爭的結果並不是單方面決定的，是各方角力的結果。

問：你搞了這麼多年政治，厭不厭？

答：不能說厭不厭，老實說，在香港搞政治，代價並不大——又不用殺頭。這個我覺得是香港未來政治運動要面對的問題，（真要殺頭了？）是，這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沒辦法，共產黨來了。大家要明白，英國人也有血腥暴力，但共產黨更習慣用這種手段，而且素來認定殺中國人是管中國人的一個辦法，因此一定會比英治時殘酷。不過，經過這麼多年，社會也有個制約，我覺得歷史的演變受很多因素影響，中共現在不會那麼離譜，是因為它想要那樣做也難，並不是因為它變仁慈了，但它一直有那個基因。

搞運動要群眾接受

問：你抗爭了這些年，對手似乎愈來愈下三濫？

答：這當然跟梁振英上台有很大關係。最實質的變化是這三年，開始慣用大陸的做法，而且加大力度來對付反對者。第一任特首的時候，中共還沒有錢，它真正開始有錢是這十年的事。曾蔭權沒做多少事，到梁振英，才真是賣力為中共幹這些違背香港社會倫理的事。

問：你打算怎樣應對？

答：這要說起來，就是群眾運動的裝備。政治運動是建基於理念，分析的架構、方法、結果，是否有效、準確、為群眾所接受，這樣才能將群眾運動裝備起來。我覺得香港的反動派在這方面還要下很大的苦功：怎樣去揭穿共產黨的謊言，拆解它的論述。在這件事上，所謂「本土派」和「獨立派」是最懶的： 「根本與我無關，所以不用管。」你看，多懶啊。

問：怎麼講？

答：第一，不管你喜不喜歡，它都已經來到香港了。你不可以簡單宣布你跟它沒關係，就算解決問題。在「獨立派」來說，問題更嚴重，他們要搞獨立運動，一定要使用暴力，不會有其他的方法。（暴力那套怎麼行？難道打巷戰啊？）未必不行，但你搞獨立運動，必須爭取香港人的支持，那你總要有個論述，才能說服人。第二，你要有人肯去犧牲才行，愈是簡單直接的運動，它需要的行動勇氣愈大。

問：你可算闖了一條路出來？

答：倒不覺得。只能說是遇到香港發展的一個階段，令我可以多做些事。我無所謂去闖一條路出來。（那有沒有闖出來呢？）我覺得如果不是因為共產黨對香港的干涉愈來愈清晰，而它在大陸的統治又愈來愈腐敗，我也很難發揮什麼我所設想的功能，現在這局面不是我搞出來的。

問：你對社會有什麼想像嗎？

答：當然有，就是社會主義。但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共產黨的統治，先要解決這個障礙。可以這樣說，現在我們承受的後果，是中國社會主義受到挫折的後果，即它變成了一個官僚資本主義。這使我們距離社會主義的目標愈來愈遠了。

問：可能香港人不想要社會主義呢？

答：那這是他們的問題。不同的人，理想不一樣。

議員不僅做「民意授權」的事

問：不是應該多研究一下民意，少談些主義嗎？

答：你說的是所謂「民意授權說」的一個根據，即民眾想你做什麼，你拿了他們的選票就應該去做什麼。但是當議員不僅僅是這的層次，除了競選時的承諾，在有機會多做些事的時候，沒說他不可以去做。這也是政黨的競選綱領和基本綱領的區別。

問：如果肖友懷向你求助，你會受理嗎？

答：我想所有議員都會受理的。視乎個client 想怎麼樣， 我想大多數議員都傾向於相信client，但他總要提供足夠證據，沒證據的話，想幫也幫不了。那不是我不相信他，而是社會不相信他，這中間有一條界線，要分清楚。我覺得有些client 也不是非要有個什麼結果，有時候是想讓人知道他的冤屈。話說回來，其實懷仔如果是被親生父母遺棄，他是可以來香港的，現在是在這件事情上搞不清楚。這是個酌情的案件，當然不能夠高調處理，除非在酌情的過程中不公道，那才要開記者會。

問：不過像肖友懷這樣的，也不太可能來找你。

答：那倒未必，通常搞到要向議員求助的人，都已經到了十分絕望的地步。他不來找我，可能是覺得我跟大陸沒有關係。

問：你認為你的群眾基礎是什麼？

答：這個我真不知道。我覺得大概有三個因素：窮人、有良心的人和反對共產黨的人。我的擁躉中應該至少是具有一個因素，或者兩者兼備，如果有齊三者，那就非常堅定。

問：明年會選立法會嗎？

答：我還沒決定，到時候看情况。因為年紀大了，我曾經說過準備不選， 現在好像社民連說要我再選一屆。

問：你不選，誰能接班？

答：我覺得講接班是多餘。根本無所謂接不接班，不過是看那個人會不會當選。表面上好像是接班，但他會有不同的風格、才能、着眼點。如果說接班是用一個位換一個位，那我覺得這個討論沒有必要，因為是由選民決定，不是由我決定。

（未完，續後頁）

文/王雅雋
圖/郭慶輝

明報 | 2015-06-14 | P04 |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 政治冷感問系列 | By 王雅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