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濫權違法盤查就像月經文，時不時要出來幫大家複習一下警察職權行使法。不然走過路過好大的官威，一不小心人民就會被上銬帶走。
　
前天下午又發生一件警察盤查人民的爭議案件，據網友網友描述（ https://reurl.cc/kZzK1x ），故事是這樣的：
　
「今天下午4點45左右，在新北三重擔任家庭看護的一位移工，只是去樓下倒垃圾，然後站在路邊跟朋友講電話，就有個員警衝著她吼叫，要她拿出居留證（誰倒垃圾會帶身份證？！）。
　
這名移工急著用手機要找自己的居留證照片，警察卻不斷對她大吼大叫，電話另一邊的朋友用英文叫警察不要吼她，但警察反而奪走她的手機，甚至把她當成逃跑外勞，先是把她用手銬銬在路邊7-11的椅子上，然後塞進警車帶回警局（三重警察局中興橋派出所），到了警局甚至腳鐐伺候！
　
當警察發現這位姐妹是合法的家庭看護工，卻連一個道歉都沒有，就把她載離警局，而且也不載她回家，就把她丟包在路邊。這位看護只是出來倒垃圾，根本不認得被丟包的地方是哪裡，身上連叫計程車回家的錢都沒有！最後用google map才找到路，一個人哭著回家，而且還很擔心，她被警察帶走的時候，雇主家樓下的門來不及鎖，一直想著要是阿嬤怎麼了，無法跟雇主交代…」
　
三重分局於當晚連夜調查，確認該員警確有執法違失，並依刑法妨害自由等罪嫌，移請新北地檢署偵辦。
　
關於違法盤查，在幾個月前中壢女老師的案件中（ https://reurl.cc/eEr54L ），我就質詢過關於 #盤查、以及 #身份查驗 的相關問題。
　
🔴什麼時候警察可以查驗身分？
　
請記住，#人民沒有接受違法盤查的義務。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說：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 #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 #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 #取締或隨機檢查、 #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也把「什麼情況下才可以查證身分」的條件說得很清楚：犯罪嫌疑或知情、防止生命身體危害、預謀重大犯罪、無停居留許可、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管制站。
　
很顯然，下樓倒垃圾和朋友講電話，不符合以上任何要件。
　
🔴查驗身分有需要現場上銬、帶回警局上腳銬嗎？
　
就算警察有符合警職法第6條第1項的要件，也要遵守第7條的規定：
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下列之必要措施：
一、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二、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三、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四、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重點來了：「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方法 ＃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簡單來說，除非無法現場完成身分查驗，才能帶回警局。
　
另外，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警察要「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其實這很簡單，在上古時代沒辦法在路邊即時查詢人民個人資料。
　
然而，現在警察早就配有警用行動電腦，並可查詢包括「查捕逃犯、失蹤人口、應受尿液採驗人、遺失身分證、逃逸外勞、中輟學生、治安顧慮人口、大陸人士行方不明、失竊汽機車、戶籍、車、駕籍、統號變更、典當紀錄、前科、國人相片、治安顧慮人口相片、大陸行方不明相片、逃逸外勞相片、脫離兒少、緊急求救、治安資訊頻道、刑案紀錄、失蹤人口影像」等等各種資料。
　
也就是說，早就有比動輒帶人回派出所三小時還侵害更小的方法。在現場事實上就能查證身分的狀況下，動輒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很難說是符合比例原則中「必要性原則」的措施。
　
🔴最後還是談談移工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8條規定：
「十四歲以上之外國人，入國停留、居留或永久居留，應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或其他依法令賦予權責之公務員，得於執行公務時，要求出示前項證件。其相關要件與程序，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章之規定。」
　
咦？外國人要隨身攜帶證件。所以移工出門倒垃圾，一定要帶居留證嗎？沒帶就能帶走「查驗身分」嗎？
　
當然不是。舉個最直接的例子，大家隨時都把身分證帶在身上嗎？
　
就算戶籍法第56條規定：「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非依法律不得扣留。」但這不代表沒帶身分證，就活該被違法盤查甚至限制人身自由。
　
一樣的道理。外籍移工也不能任意盤查，要符合我們前面提到的警察職權行使法要件，才可以進行身分查驗，
　
過往，也有不少警察看到外國面孔，就動輒進行盤查所引起的爭議。這就回到前面談的警執法第6條要件的問題。
　
不過，單純長得像外國人就可以身分查驗的規定，我是從來沒有看到啦。
　
🔴為什麼警察會被移送？
　
不是執法人員做什麼都可以。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得很清楚：「依法令之行為，不罰。」也就是要依法行事，才能阻卻違法。事實上，有不少執法人員違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涉嫌違反刑法302條之妨礙自由罪的案件（還會適用刑法134條加重）。
　
三重分局在案發後馬上調查移送，至於個案作為是否構成刑事責任，就有待檢察官深入調查。
　
然而，還有更深層的問題值得討論：是不是因為績效壓力，讓員警看到移工就想查？
　
類似的違法盤查案件一再發生，更讓人民質疑，是不是執法文化出了問題？
　
又或者說，這次的案件，是不是因為被踢爆才有被調查的機會？
　
又有多少違法盤查的案件，因為人民不想追究最後成為黑數？而移工在台灣受到的系統性歧視，是不是也讓這些弱勢中的弱勢，更容易成為不當執法的被害者？
　
問題的面向很多很廣，但從今天分局的處理方式到輿論的關注重點，可以看到台灣社會還是往一個更為強調法治的方向發展。
　
在接下來的會期，我也會努力透過相關提案，努力監督警察職權行使的合法和合理性。

大家好，我是周易老師。今天來談一個重要問題：於繼續行為中另犯他罪，如果要構成行為單數（一行為），究竟要符合什麼條件？

有學者從德國的見解觀察，早期德國實務有認為，只要繼續行為中另犯他罪，兩罪構成要件實現時間有重疊，即屬一行為，而可論以想像競合犯。這點在兩罪構成要件行為「全部同一」的情形，應無疑問，可論以想像競合犯；然若兩罪僅有「部分」構成要件行為同一（重疊）時，能否當然論以想像競合犯，即有疑問。德國多數說先引入構成要件行為的實質內容，觀察先、後兩罪的構成要件行為是否源於行為人的同一身體活動，若是，才能將兩罪當成一行為，論以想像競合犯，否則應數罪併罰。不過，德國學說後續發展出較為緩和的見解，亦即為了確保繼續犯的犯罪成果，從而實行後續構成要件行為，仍可納入「一行為」的解釋範疇。（註1）

無獨有偶，我國最高法院亦採取類似德國學說的解釋取徑：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非字第373號刑事判決】
繼續犯係以一個行為持續侵害一個法益，其特性為行為人僅有一個犯罪行為，在法益侵害發生時犯罪即屬既遂，然其不法侵害仍持續至行為終了時。雖云繼續犯僅一個行為，然其基本結構中可分為二部分，其一為著手實行構成要件之行為，另一為維持不法侵害狀態之行為。而行為人著手於繼續犯性質之犯罪，並持續至行為終了前之繼續情況中，另有實行其他犯罪構成要件者，而他行為與繼續行為有部分重合或全部重合之情形時，得否認為一行為，應就客觀之構成要件行為之重合情形、主觀意思活動之內容、所侵害之法益、行為間之關連性等要素，依社會觀念，視個案情節加以判斷。如行為人著手於繼續犯行為之始，即同時實現他罪之構成要件時，因二罪之構成要件行為的著手行為同一、時間及場所完全重合（如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一開車即誤油門為煞車，而撞傷路人），依社會觀念，故意行為與過失行為之主觀意思與客觀行為之發生時點無法明顯區別，自應論以一行為之想像競合犯。倘行為人於繼續行為著手後，不法侵害持續中，#另因故意或過失偶然犯他罪（即著手行為不同一），而有構成要件行為重合之情形者，因繼續犯通常有時間之繼續或場所之移動（狀態犯無此現象），#若該後續所發生之其他犯罪行為（無論故意或過失），#與實現或維持繼續犯行為目的無關，#且彼此間不具有必要之關連性時，#應認係行為人另一個前後不同之意思活動，此觀本院二十九年上字第一五二七號(2)判例即揭明斯旨。如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於駕車途中，因疏於注意車前狀況而肇事致人受普通傷害時，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行為與過失傷害之行為，僅於撞人之時點與場所偶然相合致，且後續過失傷害之犯罪行為，並非為實現或維持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之繼續犯行為所必要，且與繼續行為間不具必要之關連性，從行為人主觀之意思及客觀發生之事實觀察，依社會通念，應認係二個意思活動，成立二罪，分論併罰，以維護國民法感情與法安定性。尤無一行為受雙重評價之問題存在。

當然，本判決後續認為，縱使在不能安全駕駛罪增訂加重結果犯的規定後，仍採上述標準判斷，許恒達老師有不同意見。畢竟立法者已透過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規定，宣示不能安全駕駛之繼續行為後，違犯過失實害犯罪，均屬該罪實行行為的一環，應認定為「一行為」（加重結果犯屬於法的行為單數），依想像競合從一重處斷。（註2）

我們再來看另一則最高法院判決，此見解亦為王皇玉老師所支持（註3）：

【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35號刑事判決】
犯罪行為有一舉可畢者，有必須達相當時間始能完結者，前者謂之即成犯，後者乃為繼續犯。繼續犯，專指犯罪行為之繼續，非兼指犯罪狀態之繼續。所謂犯罪狀態之繼續，指犯罪雖已完畢，而犯罪所生之違法狀態仍繼續存在而言。一般即成犯，常有此種「狀態繼續」之情形。從而，在一個繼續犯之行為開始以迄完結之持續時程中，另有其他犯罪（即成犯）之實行行為時，此兩罪應如何處斷，端視其他犯罪之著手行為，究係存在於繼續犯之行為伊始，抑或是繼續犯行為著手之後，始犯他罪為衡。其屬於行為人著手於繼續犯之行為初始，即同時著手實行他罪者，因二罪之著手點同一、行為之時界及行為地重合，依社會通念，其主觀意思與客觀行為之發生無法明顯區別，在刑法牽連犯廢除之後，自應認與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要件相侔，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倘行為人係於繼續行為著手之後，始犯他罪，因其著手行為不同一，#若該後續所犯之他罪，#與實現或維持繼續犯行為目的無關，#且彼此間不具有必要之關連性時，#仍應認係行為人另一個前後不同之意思活動，#而依數罪併罰處斷。本件原判決係認定上訴人夥同共犯先將林瑋郴強架上車後，駕車駛離至車程約一分鐘之鄰近公園停車場，強推林瑋郴下車，分持鋁棒或徒手加以毆打成傷。則上訴人顯係在著手實行妨害林瑋郴行動自由之後，始另犯傷害罪，原判決因認其所犯二罪，應予分論併罰，適用法則並無違誤。上訴意旨，執以指摘原判決未以想像競合犯論擬，為判決違背法令。揆之說明，即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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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整理自許恒達，不能安全駕駛罪與過失實害犯的罪責及競合難題，台灣法學雜誌第212期，2012年11月，頁102-103。
註2：同前註，頁108。
註3：參王皇玉，私行拘禁罪與傷害罪之競合／最高院102台上235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229期，2013年8月，頁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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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孩子的單親媽媽一審被判死刑後，辯護律師 廖蕙芳發出聲明

身為本案的辯護律師，對於本案判決，我有以下聲明：

一、本案被告是一位單親媽媽，她的這兩名子女是從出生時起，就由被告一人照顧至案發。被告離婚後工作一直斷斷續續，在案發前二個月甚至是沒有工作，在這樣生活的壓力下使得被告之前曾罹患的憂鬱症在案發前半年復發，被告有尋求醫師治療且有拿藥可以證明，另在法院審理中也有精神科醫師鑑定報告為憑。又被告雖與其哥嫂同住，原本以為可以互相照顧，但沒想到之後因為小孩教養以及生活作息差異，致被告與其嫂不睦，使得被告不得已而必須帶小孩離家出走，最後終至走投無路而要帶小孩共赴黃泉，才發生本案慘劇。

這些被告所遭遇到的情況，法官量刑時竟然隻字未提，明顯違反刑法第57條及59條規定。

二、再者，本案案發過程雖然是被告先行將子女餵藥後再行勒斃，但被告隨即自己也吞食大量安眠藥並配上酒，就是要和子女同死之意，被告處境實令人同情。沒想到判決書對於被告是要和小孩一起死的事實，完全不論，而直接認定被告「行徑冷血，泯滅人性，且被告所為僅在宣洩其心中對生活狀況之不滿情緒，在在均顯示被告行為極惡劣，泯滅人性……」完全偏頗。

三、尤其，判決書一再說明「照顧少年及兒童，國家及社會同有責任，政府應直接幫助少年及兒童或間接協助家庭履行應盡之義務。」等語，但被告在法庭上向法官陳述她的困境，述說這7年來她獨自帶2個小孩的困境與壓力，竟然被法官解讀成：被告沒有反省之意，且對於被告本身人格、心理上之重大缺失及泯滅人性之反社會人格，均未見有深切檢討，足見對於被告之教化顯非易事等語。

試問：被告這7年來獨力帶著子女在和生活奮戰時，國家社會制度完沒有給她幫助，直到她被逼到絕境後，法官不思國家社會沒有盡到照顧孩童的責任，反而冷指被告沒有保護子女，甚至剝奪子女生命，不能寬待等嚴厲指責被告。

法官冷血，莫此為甚。

四、判決理由又說，近年來不斷發生多起無辜幼童被殺案件，…立法者有鑑於此，認為現行刑法對於無反抗能力之兒童的保護規範顯有過輕或疏漏之現象…曾打算提案修法將殺害直系血親卑親屬列為加重殺人之罪而從重處罰…等語。

但法官必須依法審判，刑法更須奉行「罪刑法定主義」，刑法沒有明文規定者，法官不能援引適用。更不要講，本案與坊間發生的兒虐致死情形完全不同，民粹對於兒虐致死情節，有稱現行刑法規定不足，應修法加重其刑等意見，不但與本案情形不同，更是現行刑法沒有規定的條文，但判決書竟予以援引，顯然是錯誤的民粹判決。

五、另外，被告在案發到庭後，完全坦白說明犯案過程，且一再向檢察官表明：她希望法院判死刑，讓她可以去陪小孩等語，完全沒有打動法官，讓判決書一再認定被告沒有悔意，泯滅人性等。

那請問，被告要怎麼樣表示，才是具有悔意???

六、本案被告沒有前科，平時對小孩縱偶而責罵，但不會出手打小孩，如果不是被逼到絕境，也不會想要帶小孩共赴黃泉，才有本案發生。但判決書竟然臆測：「倘被告不與社會永久隔離，則日後重返社會，恐再度僅因細故或自身情緒管理不佳而產生壓力，即以相同手段侵害他人（特別是弱小的幼童）生命權或其他侵害之可能性極高」，所以，求其生而不可得等。

我翻遍全卷，沒有被告日後有再犯可能的證據，法官輕率臆測，完全不重視被告人命，實令人慨嘆。

既然是這樣，法官，我們二審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