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連假都在做什麼呢？

來分享一下最新一期經濟學人所報導的最新研究：女性地位和國家治理的關係，相當有趣，值得一讀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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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迫女性會造成國家不穩定和貧窮？！
#分享外國學者研究

最新一期的《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有兩篇相似的文章，一篇的標題為 #為什麼讓女性失望的國家會失敗，另一篇為 #壓迫女性的代價。

兩篇都是在談「父系社會」壓迫女性，對於國家整體不利，主要是對「減少社會衝突」、「維持政治穩定度」有不利影響。

他們引用美國德克薩斯農工大學Hudson、楊百翰大學Bowen與Nielse三位學者的研究指出，壓迫女性傷害的不會只有女性，男性也會受到波及。

三位學者提出了 #父系社會症候群（patrilinealsyndrome）的概念，症狀包含：

在財產權及家庭法中對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女性過於早婚（童婚）、女性婚後與男方家族同住、一夫多妻制、結婚的聘禮制度、重男輕女、對女性的暴力，以及社會對這種暴力的態度。

這研究將176個國家以症狀的嚴重程度，打0-16分的分數。0代表無症狀，16代表病入膏肓。

例如：
澳洲、瑞士、瑞典皆為0分；
伊拉克、奈及利亞、葉門和塔利班奪權之前的阿富汗被評為15分；
南蘇丹則獲得最糟的16分。

他們估計，約有120個國家還是受到父系社會症候群不同程度的影響。

#父系社會症候群與脆弱國家指數

接著，學者們借用智庫和平基金會Fund For Peace所做的2021年 #脆弱國家指數 （註）的數據，來探討該國家父系社會症候群的程度，和脆弱國家指數之間的關聯性。

統計分析的結果顯示：

父系社會症候群和一個國家的劇烈動盪高度相關（比「收入」、「都市化程度」甚至是「世界銀行用來衡量良好政府治理的標準」都更相關）！

例如，脆弱國家指數中前20名最動盪的國家，#都有實行一夫多妻制。

這可能是因為重男輕女、實施一夫多妻制的國家，容易造成大量適婚年齡男性找不到配偶，進而導致社會問題。

研究證據也指出，家父長制和貧困息息相關。

因為傳統父系社會常為了聘金把年輕女孩「嫁掉」。

少女早婚極有可能造成學業中斷；假如她面對的是一個惡質的丈夫，也較難起身抵抗。

這些年輕女孩們，在艱困的情境下，也較難養育出健康、受到良好教育的下一代。

台灣女性結婚平均年齡達30歲，我們恐怕很難想像，這世界上仍有五分之一的年輕女性，未滿18歲即步入婚姻；有二十分之一的少女，結婚年齡更是不到15歲。

#父系社會文化在全球衰退中
#性平上的進步仍需小心呵護

經濟學人文章指出，若從全球整體趨勢來看，父系社會文化正在式微中。

針對女嬰的選擇性墮胎已經大幅減少。過去性別比高度不均的國家，如南韓、喬治亞、突尼西亞，都已回復到正常水平。中國和印度的失衡情形也在趨緩中。

童婚的問題也受到正視。2000年以來，有超過50個國家將法定結婚年齡提高到18歲。

即使如此，近期 #塔利班在阿富汗、#美國德州心跳法案 的例子，也提醒我們，女性權益上的進步並非不會倒退。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相對穩定但父系社會症候群嚴重的國家，也可能存在較高的社會動盪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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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父系社會文化也在衰退中
#我們還可以做更多

讀完後，回想台灣，台灣在各種國際性別平等指數上，一直名列前矛。

「父系社會症候群」的童婚、一夫多妻制等「症狀」已經很少見，民法對女性的不公平也大幅改善，雖然還是有結婚聘禮習俗、婚後夫家期待，以及性別暴力等問題。

做為立委，我在立法院已提出《跟蹤騷擾防治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私密影像條例、刑法權勢性侵相關條文、行政院組織法內閣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等法律提案。

上會期處理到一半的《跟蹤騷擾防治法》非常迫切，本會期ㄧ定要三讀通過💪，補上台灣性別暴力防治法治的重要一塊拼圖。

當然，法律是社會的共同道德底線，落實性別平等的文化，還是需要我們大家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共同反思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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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脆弱國家指數由美國《外交政策》等每年根據政府的控制能力、人權、治安、經濟等12項指標，評估各國的不穩定程度。指數愈高，意味該國家的不穩定程度愈高

#裁判時報第109期 📌私裝GPS追蹤器與竊錄非公開活動罪／蔡聖偉（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蔡聖偉老師本文延續先前曾經撰文描述之GPS判決，延伸出更多值得討論之論點。分析在106台上3788號判決中，私裝GPS追蹤器紀錄行蹤資訊的行為是否構成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的窺探竊錄非公開活動罪，其中必須釐清的問題包含：此時是否存有「非公開之活動」？透過GPS追蹤器製作行蹤紀錄是否該當「竊錄」要素？逐一闡釋相關法律概念以及對於GPS與妨害秘密罪之關聯，執得一讀。
　
✏關鍵詞：刑法第315條之1、非公開活動、竊錄、GPS、合理隱私期待
　
✏摘要：
本案被告為海岸巡防總局南部地區巡防局52岸巡大隊士官長，擔任該單位司法組組長一職。其於2014年6月間查緝私菸案件時，將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訊號發送器（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下稱為「GPS追蹤器」）裝設於告訴人使用的小貨車下方底盤，定時回傳該車所在位置之經緯度、地址及停留時間等數據。告訴人偶然得悉上情提出告訴，第一審法院依照刑法第315條之1判處被告拘役40日，緩刑2年（高雄地方法院105年度易字第110號判決）；檢察官上訴至二審後，法院維持有罪認定，改判拘役50日（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度上易字第604號）。
　　
✏試讀
🟧非公開活動的認定
　
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所規定的行為客體（竊錄對象）為「非公開之活動」，而在認定其中作為形容詞的「非公開」要素時，基於文法上的理由，必然要從屬於其所修飾的「活動」要素。因此，必須先確定審查對象為何，亦即要先確認是針對哪個活動後，才能夠有意義地回答是否該當「非公開」要素。實務上歷來與此相關的判決都沒有先交代清楚活動要素的涵攝對象，隨而在認定非公開要素時就很容易會發生移花接木的論證瑕疵。
　
🟧非公開要素的判斷
　
基於人民的行動自由（特別是新聞自由）以及比例原則的考量，法律適用者在認定本罪時，斟酌主觀隱私期待的合理性絕對有其必要；亦即，個人主觀上不欲受到侵擾的願望，必須奠基於社會的認可之上。然而，本罪的構成要件並非「侵犯他人隱私」，而「非公開」與「享有合理隱私期待」二者在語意上亦不相同，由於罪刑法定原則的拘束，法律適用者只能在「非公開」要素的最大語意範圍內進行斟酌被害人的隱私期待，而不能直接以之取代、替換既有的成文要素。前開實務上的慣常推論，逸脫法律解釋的容許空間，本質上已屬刑法禁止的類推適用。本案的第三審判決雖然也意識到這種作法的不妥，但卻只有輕描淡寫地指出「原判決以公共場所亦有隱私權，進而用『隱私受侵害』取代『非公開』構成要件要素之涵攝，固有微疵，但不影響本件判決本旨」等語，同樣令人感到無法理解。
　
🗒全文請見：三論私裝GPS追蹤器與竊錄非公開活動罪──評最高法院109年度台非字第61號刑事判決／蔡聖偉（臺北大學法律學系教授），裁判時報第109期
　
📕本期目錄：http://www.angle.com.tw/magazine/m_single.asp?BKID=2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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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濫權違法盤查就像月經文，時不時要出來幫大家複習一下警察職權行使法。不然走過路過好大的官威，一不小心人民就會被上銬帶走。
　
前天下午又發生一件警察盤查人民的爭議案件，據網友網友描述（ https://reurl.cc/kZzK1x ），故事是這樣的：
　
「今天下午4點45左右，在新北三重擔任家庭看護的一位移工，只是去樓下倒垃圾，然後站在路邊跟朋友講電話，就有個員警衝著她吼叫，要她拿出居留證（誰倒垃圾會帶身份證？！）。
　
這名移工急著用手機要找自己的居留證照片，警察卻不斷對她大吼大叫，電話另一邊的朋友用英文叫警察不要吼她，但警察反而奪走她的手機，甚至把她當成逃跑外勞，先是把她用手銬銬在路邊7-11的椅子上，然後塞進警車帶回警局（三重警察局中興橋派出所），到了警局甚至腳鐐伺候！
　
當警察發現這位姐妹是合法的家庭看護工，卻連一個道歉都沒有，就把她載離警局，而且也不載她回家，就把她丟包在路邊。這位看護只是出來倒垃圾，根本不認得被丟包的地方是哪裡，身上連叫計程車回家的錢都沒有！最後用google map才找到路，一個人哭著回家，而且還很擔心，她被警察帶走的時候，雇主家樓下的門來不及鎖，一直想著要是阿嬤怎麼了，無法跟雇主交代…」
　
三重分局於當晚連夜調查，確認該員警確有執法違失，並依刑法妨害自由等罪嫌，移請新北地檢署偵辦。
　
關於違法盤查，在幾個月前中壢女老師的案件中（ https://reurl.cc/eEr54L ），我就質詢過關於 #盤查、以及 #身份查驗 的相關問題。
　
🔴什麼時候警察可以查驗身分？
　
請記住，#人民沒有接受違法盤查的義務。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說：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 #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 #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 #取締或隨機檢查、 #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也把「什麼情況下才可以查證身分」的條件說得很清楚：犯罪嫌疑或知情、防止生命身體危害、預謀重大犯罪、無停居留許可、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管制站。
　
很顯然，下樓倒垃圾和朋友講電話，不符合以上任何要件。
　
🔴查驗身分有需要現場上銬、帶回警局上腳銬嗎？
　
就算警察有符合警職法第6條第1項的要件，也要遵守第7條的規定：
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下列之必要措施：
一、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二、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三、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四、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重點來了：「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方法 ＃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簡單來說，除非無法現場完成身分查驗，才能帶回警局。
　
另外，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警察要「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其實這很簡單，在上古時代沒辦法在路邊即時查詢人民個人資料。
　
然而，現在警察早就配有警用行動電腦，並可查詢包括「查捕逃犯、失蹤人口、應受尿液採驗人、遺失身分證、逃逸外勞、中輟學生、治安顧慮人口、大陸人士行方不明、失竊汽機車、戶籍、車、駕籍、統號變更、典當紀錄、前科、國人相片、治安顧慮人口相片、大陸行方不明相片、逃逸外勞相片、脫離兒少、緊急求救、治安資訊頻道、刑案紀錄、失蹤人口影像」等等各種資料。
　
也就是說，早就有比動輒帶人回派出所三小時還侵害更小的方法。在現場事實上就能查證身分的狀況下，動輒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很難說是符合比例原則中「必要性原則」的措施。
　
🔴最後還是談談移工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8條規定：
「十四歲以上之外國人，入國停留、居留或永久居留，應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或其他依法令賦予權責之公務員，得於執行公務時，要求出示前項證件。其相關要件與程序，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章之規定。」
　
咦？外國人要隨身攜帶證件。所以移工出門倒垃圾，一定要帶居留證嗎？沒帶就能帶走「查驗身分」嗎？
　
當然不是。舉個最直接的例子，大家隨時都把身分證帶在身上嗎？
　
就算戶籍法第56條規定：「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非依法律不得扣留。」但這不代表沒帶身分證，就活該被違法盤查甚至限制人身自由。
　
一樣的道理。外籍移工也不能任意盤查，要符合我們前面提到的警察職權行使法要件，才可以進行身分查驗，
　
過往，也有不少警察看到外國面孔，就動輒進行盤查所引起的爭議。這就回到前面談的警執法第6條要件的問題。
　
不過，單純長得像外國人就可以身分查驗的規定，我是從來沒有看到啦。
　
🔴為什麼警察會被移送？
　
不是執法人員做什麼都可以。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得很清楚：「依法令之行為，不罰。」也就是要依法行事，才能阻卻違法。事實上，有不少執法人員違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涉嫌違反刑法302條之妨礙自由罪的案件（還會適用刑法134條加重）。
　
三重分局在案發後馬上調查移送，至於個案作為是否構成刑事責任，就有待檢察官深入調查。
　
然而，還有更深層的問題值得討論：是不是因為績效壓力，讓員警看到移工就想查？
　
類似的違法盤查案件一再發生，更讓人民質疑，是不是執法文化出了問題？
　
又或者說，這次的案件，是不是因為被踢爆才有被調查的機會？
　
又有多少違法盤查的案件，因為人民不想追究最後成為黑數？而移工在台灣受到的系統性歧視，是不是也讓這些弱勢中的弱勢，更容易成為不當執法的被害者？
　
問題的面向很多很廣，但從今天分局的處理方式到輿論的關注重點，可以看到台灣社會還是往一個更為強調法治的方向發展。
　
在接下來的會期，我也會努力透過相關提案，努力監督警察職權行使的合法和合理性。

黃榮堅：民主機制失靈 就可行使抵抗權

有人認為非暴力、公開性、良心訴求等條件存在，公民不服從才能成立。台大法學院教授黃榮堅則認為，必須從個別情況、依照比例原則檢驗。以「非暴力」來說，專業者的講法應該是「寧可不要使用暴力」，因為武力是獨裁者的強項，為什麼要拿對方拿手的強項跟他競爭？黃榮堅也說，不管是獨裁者還是公民運動，都希望吸引人民的支持，獨裁者透過教育、文宣進行洗腦、收編跟分化，公民運動則訴求道德跟理念，對於人民來說，暴力或是非暴力的訴求，哪一個會比較容易被接受？

黃榮堅以《獨裁者的進化》一書為例，認為民主運動一旦變成暴力抗爭，首先激怒跟疏離的便是專制政府裡同情運動的人，而運動的成功與否，也會影響正當性的認定。書中回首1990到2006年間的不服從運動，非暴力有一半以上的成功機率，但若是使用暴力或是槍桿子出政權的運動，成功率僅有25%，黃榮堅認為，非暴力不應該是不服從運動的定義要件，只是在個別情況下使用暴力，可能不符合比例原則。

「當突尼西亞發生公民抵抗運動，埃及總理穆巴拉克就說我們不是突尼西亞，我們是民主國家。當埃及變天，馬來西亞首相也說我們不是埃及，我們是民主國家。」黃榮堅以此反駁行政院長江宜樺所稱，認為抵抗權只有非民主國家才存在。黃榮堅認為，只要民主機制失靈，就有行使抵抗權的正當性。

黃榮堅認為，318佔領行動，具備抵抗情狀與抵抗行為本身的必要性，所以有法律的正當性，可以視為「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而排除不法。對於裁判者來說，即使認為客觀上不存在抵抗情狀、或是行為必要性，但在刑法結構的主觀不法要求下，行為人頂多只是誤認，不構成不法故意。過濾後，剩下的罪行也只有過失犯罪，而妨害公務、毀損、侵入住居等罪，在刑法上也沒有處罰過失的規定。

http://pnn.pts.org.tw/main/2014/05/01/%E5%85%AC%E6%B0%91%E6%8A%97%E7%88%AD%E8%88%87%E4%B8%8D%E6%9C%8D%E5%BE%9E%E9%81%8B%E5%8B%95%E7%9A%84%E6%B3%95%E5%BE%8B%E8%A9%95%E5%83%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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