齋主之前寫文章被告的案件，近期二審宣判，有幸能維持一審判決的幸運勝訴。自去年中被告以來，基於尊重司法程序，我從未想過要公開討論案情。如今想來，雖不知是否會有三審，但這次的法庭經驗和為開庭而作的準備，著實有不少值得分享之處。在分享開始之前，我得謝謝這一年多以來，所有曾為我提供諮詢和鼓勵的朋友，同時要特別謝謝我的律師 Jin-Yo Lin，林晉佑律師。

我有幸因過去所撰寫的文章而認識林晉佑，我特別感謝他在一年多的時間內，不厭其煩的回答我一個又一個法學問題，主導及撰寫答辯狀之策略方向，並非常感激他透過解釋案件的過程中，讓我的法學常識有所增加。我很推薦律師 Jin-Yo Lin，他是位稱職的律師，更是個善解人意的好友。

故事要從2020年5月27日開始說起。那是個接近午餐的週間上午，一通來自台北地檢署的電話打進我的手機，書記官詢問我為什麼昨天下午沒來刑事偵查庭。我當下不明所以，畢竟全然沒有需要前往開庭的資訊。礙於在電話中不能透露更多資訊，書記官只告訴我下次開庭的時間地點，並表達傳票會再行寄給我，便掛斷了電話。掛斷電話以後，隨即問了問幾個法律朋友，他們表達這肯定是地檢署經費不足，導致此些芝麻案件的經費短缺，乾脆就連掛號信的經費都省了。

那時慌亂非常，因為離刑事偵查庭的日期尚久，但我卻連案件是甚麼都不知道。好在幾天後，來了民事庭的傳票，我才知道到底是因何緣由捲入此次訴訟。

事件背景是這樣。2019年10月，有位台灣女性於菲律賓長灘島觀光遊玩，因為下身穿著了只有一條線的泳褲，遭到當地警方開罰，也有當地遊客拍下該名台灣女性的照片，上傳至社群媒體上。後來菲律賓媒體也報導此新聞，甚至在警局內拍攝該名女性與其男性友人，並不知怎麼地拍攝了該名女子的台灣護照資料，以無遮掩的方式，呈現了護照內頁。頓時整個台灣社群網路，都從該報導中得知了該名女性的本名，網友瘋狂轉載。

此次被上訴人有三，分別是某知名媒體、子迂的蠹酸齋以及某知名婦產科醫師，除知名媒體被求償120萬，知名醫師和我皆被求償60萬元。齋主我就只針對自身情況作說明，媒體和醫師的部分，若有機緣再找機會向齋友們說故事。

子迂的蠹酸齋。我因為轉載了該菲律賓媒體的影片，並於貼文中寫出當時早已傳遍網路的女子本名，貼文內容並非詆毀，而是全以稱讚該名女子勇於衝擊社會傳統價值觀為主軸。而後另一媒體轉載了該篇提及姓名的文章，之後又出現網友將該篇新聞轉載至PTT，底下網友一片針對該名女性的辱罵。我被告侵犯個資。同時對方以我詆毀女性、鼓譟民眾對女性進行汙辱等理由相當不滿。

該貼文的內容如下

「…原來台灣女孩『甲○○』，是個勇於追求人類天然本心的前衛主義者。透過單線型兩件式比基尼，讓全世界的男男女女體會到，『甲○○』所表達的訴求，是尚不被社會所允許的…甲○○，你是齋主我的英雄！」

刑事部分，自然是以不起訴處分。
重點在民事上，我也很幸運的連續兩個審級都勝訴。

說起來，我雖引用該媒體，但並未作任何加油添醋或顛倒是非，而只作些個人的意見陳述和表達，應該仍於言論自由保護的範疇內。

當中訴訟的過程，也發生過不少細節，礙於篇幅就不多提了。我至今印象都還很深刻，於2020年六月初次刑事偵查庭時，我見到了該名女性。庭後我沒有遲疑，隨即上前攀談，並指出如果該篇貼文造成了她生活上的困擾，我感到遺憾和懊悔，並隨即彼此留下了聯絡方式。我追求的還是彼此和氣，若能少一事則少一事，但很遺憾的是善意多半石沉大海，就這樣到了二審宣判。說起來心中確實有些遺憾，未能將此事更圓滿的善了。

此次法院經驗，確實使我有不少經驗。首先自然是往後用字遣詞得更多費心。法院經驗真正告訴我的，是法律攻防雖然重要且必須，但相較之下真正折磨人的反倒是沒消沒息的等待。這一年來因為疫情之故，地檢署和法院的效率都因此降低許多，一審時因為疫情狀況不嚴重，所有訊息溝通和交流還算順暢。待至二審期間，因適逢三級警戒，室內人數有所限制，因此言詞辯論程序只能沒消沒息的等待。收傳票的感覺不怎麼，但是等待傳票的感受卻是相當煎熬。經此一遭，也理解當年各大名人都害怕被李敖告的原因了，跑法院麻煩又沒意義，若不是得請律師代行，就是得親身去說明情況。雖說此次訴訟的經驗，讓我對法律的認識加深，也更能拿捏言論自由模糊尺度，還跑了遭高等法院。至少還能出門自嘲，說因為寫文章被告過。

不管如何，終究是個經驗。
有經驗是好，但跑法院是真折磨。
希望眾位齋友此生都能遠離法院。

最後，深深感謝司法對言論自由之維護。

#周易的刑訴整理：EP1

大家好，我是周易老師。老師接下來不定期會整理刑事訴訟法的考試重點，內容是參酌重要的實務與學說見解彙整而成，希望能為同學們之後的考試盡一份心力！

今天是第一集，我們來看「質問權保障內涵——與實務見解之對照」：

一、實務對於質問權內涵的整體論述

【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12號刑事判決】（重要！重要！林鈺雄老師稱是「集大成」的判決，完全採納學說的要求～～）

1、被告之 #對質詰問權，乃憲法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刑事被告於整個程序中，至少固應有一次 #面對面、#全方位 對不利證人質疑及發問之 #適當機會，然對質詰問權所保障者，乃 #權利得以行使之適當機會，而 #非現實上之行使，倘審理事實之法院已賦予被告對不利證人對質詰問之機會，被告明示放棄不行使之，其權利自未受剝奪，自無許其事後指摘對質詰問權遭剝奪，而資為上訴第三審理由之餘地。
2、查證人吳憲人、洪教淳於民國一０三年八月五日第一審審判期日到庭經檢察官及其他共同被告詰問，上訴人則因另案在監未提解到庭而未克對質詰問。惟上訴人業於其後之八月十九日審判期日踐行對吳憲人之對質詰問程序，復於一０四年四月十三日原審之審判期日再次詰問之，是其對證人吳憲人之不利證詞業已充分、全面地行使對質詰問權；另上訴人於原審雖曾一度聲請傳喚洪教淳，然於一０四年五月十八日之審判期日亦明確表示「捨棄傳喚」，有各該筆錄在卷可徵（見第一審卷五第四至三七頁、第一四二至一四九頁、原審卷一第一八０至二０八頁、卷二第三０頁）。原審既已充分賦予上訴人對洪教淳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上訴人自行捨棄不行使，自無違法可指。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867號刑事判決】

被告之對質詰問權固應予保障，然對質詰問權所保障者，乃 #權利得以行使之適當機會，而 #非現實上之行使。倘審理事實之法院已賦予被告對不利證人對質詰問之機會，被告明示放棄不行使之，其權利自未受剝奪，自無許其事後指摘對質詰問權遭剝奪，而資為上訴第三審理由之餘地。

二、質問權內涵於實務上之例證

（一）適當機會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302號刑事判決】

1、九十二年九月一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雖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然其施行法第七條之三規定：「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修正通過之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繫屬於各級法院之案件，其以後之訴訟程序應依修正刑事訴訟法終結之。但修正刑事訴訟法施行前已依法定程序進行之訴訟程序，其效力不受影響。」故被告以外之人於前開法條施行前在審判外之陳述，#如已給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或該陳述人曾於審判中到場與被告面對面並具結陳述，#使被告有與之對質或詰問其先前與審判中陳述之瑕疵的機會，#被告之對質詰問權既已行使或可行使而不行使，#即不能謂其對質詰問權被剝奪而否定該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
2、卷查本件證人鄭理想在嘉義市調查站之陳述，係於前開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施行前之九十年六月十五日所為，而第一審亦曾於九十一年六月十九日傳喚該證人到庭，與上訴人面對面具結陳述，並詢問上訴人對其陳述之意見，使上訴人之對質詰問權有行使之機會，則上訴人或其辯護人既得與鄭理想對質或詰問其在嘉義市調查站與第一審審判中陳述之瑕疵，縱未行使，依前開說明，仍不能否定鄭理想在嘉義市調查站之陳述之證據能力；原判決採用該項陳述作為判決基礎，而未對上訴人之辯護人主張該項陳述無證據能力一節，予以指駁，縱有瑕疵，然此僅屬訴訟程序違法，對原判決結果顯無影響，自不得執為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上訴意旨（一），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二）面對面提問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349號刑事判決】

1、刑事被告之對質、詰問權，係屬憲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十六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司法院釋字第三八四號、第五八二號解釋參照），為確保刑事被告此二項權利，九十二年二月六日修正公布之刑事訴訟法，除保留被告此二項權利外，另設立交互詰問制度，並採用傳聞法則，於第一百五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故證人在刑事訴訟，原則上，應於審判中依法定程序到場具結陳述，並與被告同時在場彼此面對面互為質問及接受被告之詰問，其陳述始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如證人以聞自他人（即原始證人）在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內容之陳述，因非陳述其親自聞見或經歷之事實，而屬傳聞之詞，即無從藉由被告與其對質及對其詰問，以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又 #因該他人（#即原始證人）#非親自到庭作證，法院無從命其具結而為誠實之陳述，#亦無從藉由被告對質詰問權之行使，#以確認該傳聞陳述之真偽，以之作為不利被告之證據，#即侵害被告憲法上之對質詰問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認不具證據能力。
2、卷查證人即警員范陽宗於九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在原審證稱：「線民只說這個人從外地帶大批毒品進入新竹縣市來，沒有說要買或要賣，最後我們得知這個人是要到竹北來」、「線報沒說這個人的毒品是在竹北市買的」等語，係聽自其所謂「線民」之陳述，並非其親自聞見或經歷之事實，係屬傳聞證據，依前開說明，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並無證據能力，原判決將之採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而未說明其根據何法律之規定，自難謂非違法。
（編按：標號為筆者所加）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6872號刑事判決】

修正前刑事訴訟法第一百六十六條第一項規定：「證人、鑑定人由審判長訊問後，當事人及辯護人得直接或聲請審判長詰問之」，此項被告詰問權之規定，旨在發現真實及保障人權，應屬被告之基本訴訟權；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謂：「關於秘密證人制度，剝奪被移送裁定人與證人對質詰問之權利，並妨礙法院發現真實」，雖係就檢肅流氓條例有關秘密證人規定所為之解釋，然舉輕明重，此一解釋已明示被告對證人之詰問權係被告之基本訴訟權，應受憲法之保障；本件上訴人於原審上訴審即審判程序，經審判長訊以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即答稱：「#希望能與陳俊傑對質」（上訴卷第一五五頁），於原審亦辯稱證人陳俊傑、蔡佾臻、黃鳳嬌（冒名蔡玉惠）所供前後不一，請求傳訊釐清（上更一卷第三九頁）等情，原判決雖以陳俊傑等三人前均已到庭陳述明確，核無必要，#但陳俊傑等雖曾於審判中傳訊到庭，#惟並未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原審遽行採認渠等供述為不利上訴人之認定，#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於法自有未合。

（三）全方位、至少一次性質問之要求

【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5356號刑事判決】

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事實審法院如未予調查，又未認其無調查之必要，而以裁定駁回之，或於判決理由予以說明者，其踐行之訴訟程序，即難謂並無瑕疵。又「對於被告之請求對質，除顯無必要者外，不得拒絕。」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七條第二項定有明文。甲○○於歷審一再陳稱證人葉旭生夫妻係因遭警方在其住處查獲含有海洛因殘渣之針筒，與警方約定縱放其妻吸毒犯行為條件，始與警方配合供稱向甲○○購買毒品，其供詞非出於自願，自失真實，不得採為論罪之依據云云，並請求傳喚葉旭生到庭予以查明實情（見第一審卷第二十九、三十三頁，原審卷第五十三、六十二頁）；而證人葉旭生雖於檢察官偵查中到庭證述其向甲○○購買毒品海洛因之事實，#但似係同庭隔離偵訊，#並未曾與甲○○對質、#詰問，#有該訊問筆錄可稽（見台灣台南地方法院檢察署九十二年度偵字第一三一八號偵查卷第二十九至三十一頁），則甲○○上開所陳是否確有其事，即欠詳明。證人葉旭生經第一審於審判期日傳喚並未到庭，原審對於甲○○上開調查證據之請求，亦未予置理，且未於判決說明其毋庸傳喚查證之理由，仍逕行引用葉旭生於警詢及檢察官偵查中之證供，採為對甲○○論罪之依據，其所踐行之訴訟程序自難認允洽，#並有妨害法律所保障被告對證人詰問權之行使，#而難昭折服。甲○○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全無理由，應認原判決關於甲○○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

* 文字與圖示內容係整理並改寫自：林鈺雄，刑事訴訟法實例解析，2021年2月三版，頁220-222、226，最高法院刑事判決主要是參考頁226增補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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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六法全書 也得看臉書
張升星／法官（台中市）

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遭白人警察壓頸致死案，陪審團認定三項罪名全成立，被告在宣判有罪後，法官當庭撤銷保釋，收押入監。

該案對種族平權的劇烈衝擊，論者各有高見。但其司法程序審理模式，對檢視司法實務現況和形塑國民法官願景，具有比較法制參考價值，自應深論。

該案被告雖然涉及「故意殺人」，但在嚴守「無罪推定」美國法制下，四名警察起訴後全部獲得保釋。這種情形如在台灣，網路鄉民肯定聲討，掀翻法院。反觀造成多人死亡的太魯閣號事故，雖然包商僅涉「過失致死」輕罪，但輿情沸騰，檢察官聲請偵查中羈押，法官認為現場蒐證完成，勾串滅證風險不高，無羈押必要，諭知交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罹難者家屬旋即指責恐龍法官，抗告後法院認定確有滅證風險諭知羈押。起訴移審法院後，法官發現除六法全書，也得經常關注臉書，始能「符合社會期待」繼續羈押。

包商輕忽草率行徑令人憤恨，但若將社會激情全部歸咎民粹理盲，則是見樹不見林謬誤。其實，民怨真正根源還是冗長而荒謬的司法程序。眾所周知，「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豬腳麵線」是司法本土特色，因為司法程序令人不耐，社會必然充斥「羈押先行」的報復聲量。既然正義永遠遲來，那就只能透過羈押被告「假執行」，才能滿足些許社會公平。

其中關鍵在於：刑事訴訟法制對「無罪推定」的錯誤詮釋！首先必須澄清的是：「無罪推定」和「公開審判」具此消彼長互動關係。從英美法系觀點言，案件「公開審理」認定有罪後，法律預設「無罪推定」就遭推翻，因此被告「定罪（conviction）」後就不能再主張「無罪推定」。就像涉案員警，陪審團認定有罪，被告雖然有權上訴，但是法官拒絕保釋，收押入監。換句話說，「無罪推定」乃裁判心證「超越合理懷疑」門檻，絕不是必須窮盡審級救濟，才算符合正當程序。

然而刑事訴訟法第一五四條第一項規定：「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誤將「有罪判決」不當迻譯為「有罪確定」，完全無視「公開審判」應有嚴肅意義。結果導致被告雖經多次更審均認有罪，但是只要持續上訴避免確定，就能援引無罪推定豁免羈押，豈不荒謬？此中，當然也和刑事上訴採「覆審制」有關，既認定犯罪有「多次」事實審可隨時翻案，法官當然不願宣判有罪羈押，否則他日案情逆轉，反而無端揹負寃獄賠償責任，何苦來哉？

司法實務沿襲上述錯誤，但又苦於大咖利用判決確定後空檔逃匿，於是修法增訂「防逃機制」，規定必要時得由檢察官逕行拘提。就保全執行終局目的言，兩者雖殊途同歸，但和英美法制執簡馭繁司法實務相較，錯誤法理詮釋和迂迴修法矯正，實屬治絲益棼。

未來國民法官制度，承審案件都是「最輕本刑十年以上」或者「故意致死」重罪。如果國民法官參與判決有罪的被告，仍然援引無罪推定主張人身自由，恐將導致國民法官擔心自身安全的心理反差。

司法改革除了制度引介，更須思維反芻，法官如果因循舊例，良法美意亦屬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