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o melded into one］

國安法首審進入最後判刑程序，早前傳出負責審議此案的三名法官，在兩日前判處唐英傑兩項罪名成立後，受到電話恐嚇。今早「求情」程序開始，法庭的保安措施明顯加強。高等法院地下門外駐守了約20名軍裝警員，而三樓的一庭外，亦有大量穿「警察」背心的便衣警員出現。

庭內平日有兩位外判保安員坐在當眼位置。他或她平日穿着寫有保安公司名字的白色制服，均為上年紀的中年男女。但今天，坐在這些位置的人，卻換了幾位穿西裝結領呔的男子，相信為便衣警員。兩名西裝男子坐在法官席與記者席中間，旁邊再加一位外判保安；另一位坐在犯人欄前面。

早上9時50分，清脆的金屬聲從法庭後方響起，懲教職員亮起腰間掛着的大串銀色鎖匙，咔嚓一聲，一名穿墨綠色懲教制服職員，把犯人欄打開，他走到庭內把文件交給法庭書記，自行回到犯人欄裡。

不一會，三名懲教職員押送唐英傑進入犯人欄。懲教職員今天的坐位清楚以三角型陣式，唐則坐在欄內角落。辯護律師團把握機會急步走近，俯腰跟唐談話。由於犯人欄加設膠片以隔飛沫，談話有點困難。

這天坐在家屬席的親友有多位，一名身型壯碩穿白色T恤的中年男士頭髮微白，有女性親手拍一拍他的肩略作安慰。唐亦多次望向親友席揮手，或在審訊期間，以手指及雙手放在胸口造心心手勢，向親友打招呼。據知唐母及唐父均有到庭。

早上10時8分開庭，八旬的外籍辯方律師Clive Grossman以柔軟的英語說：「明顯地，這是第一宗國安法案件，被坊間廣泛談論，被大幅報導，消息已經傳播到很遠。人們知道犯了國安法後果嚴重。」說時他眨了眨眼，扯一扯大狀袍。

「他（唐）是第一名被控告的人，我們要以全新的眼光，只聚焦這宗案的個別事實(peculiar facts)，只看這宗案的狀況。他已向社區發出訊息，就是不要幹這些事。」

Grossman引述國安法條文關於判刑的段落，唐涉及的「分裂國家罪」(國安法20及21條)「情節嚴重的判5-10年」「情節較輕的判5年以下」。另一控罪「恐怖活動罪」（國安法24 條）「若有前科、引致重傷死亡，或公私財產受重大損失」的判10年至無期徒刑，「其他情形」則判3至10年。

Grossman指出，唐並沒有籌劃組織甚麼，只是開着一支插了幟的電單車，「無疑他是魯莽駕駛 (reckless driving)，沒有人受影響，除了有些圍觀的人拍掌喝采，這應該是『情節較輕』的煽動。」

皮膚泛紅，尖鼻子眼袋大的Grossman攤一攤手續說：「至於恐怖活動，他（唐）不是有意襲擊警方，受傷警察的傷勢亦不算嚴重。唐亦沒有撞爛甚麼物件。」

坊間特別關注，兩項控罪是「同期執行」還是「分期執行」。早前法院判處兩宗非法集結罪，會提出若控罪本質相類似，會扣減總刑期的造法。

Grossman指出：「法庭在處理兩項控罪，都有提及被告駕駛如何惡劣，兩個控罪『煽動』與『恐怖活動』是否可以合以為一去處理 (two offences melded into one)？」

法庭處理求情，辯方有時會在庭上讀出親友師長撰寫的求情信內容。Grossman簡單處理，他輕輕說：「我只是想說，這是一位有為青年(decent young man who do something very very stupid)。他只是做了一件很愚蠢的事，取笑警察，魯莽開車，但他不是想謀殺警察。」

Grossman補充道，唐英傑正修讀管理及英語課程，急救課程則未完成，在社會運動中曾照顧傷者，他日唐重獲自由，可以在餐廳及咖啡店找到工作。

「他（唐）向警察表達真摯的歉意。我很久之前見到他，他已經跟我說過這事。我重申，他對警察表達道歉及悔意。」

Grossman再說：「這次對他來說是一個大教訓。他（唐）的人生已經被毁了，受到重大影響。他明白法庭對他的批評。我只是希望法庭對他寬大處理。」說完，Grossman彎腰跟旁邊的劉偉聰大狀及另一名女大狀商討，之後便說：「These are my submission」。簡短求情完成。

法官杜麗冰跟Grossman澄清了幾點唐英傑的背景：「他教育程度到中五？在餐廳任厨師？」Grossman澄清：「不是厨師，是侍應。」唐與父親及妹妹同住公屋單位，父母已離異，唐供養仍在求學的妹妹。法庭上披露，唐的祖母患有癌症。

三位法官退後商議片刻回到席上，彭寶琴法官提問，引述判詞與Grossman斟酌，「你提及被告人魯莽駕駛 (reckless driving)，然而法庭認為被告人在警方防線有機會停車，被警告仍然不停車，被發射胡椒球槍仍向前開車。」

Grossman堅持，唐英傑在頭三條條防線沒有撞向警察，是迴避了撞向警員。彭官不同意：「你可以有你的意見，但法庭並不接納，已經在判詞上反映了。」

彭官亦指，Grossman那句「兩控罪二合為一」的說法不清楚，着他解釋。Grossman指因為法庭判兩罪時，綜合了整件事來看，就是一個人插着旗開快車。「兩控罪互相摻合，不是不同日子的不同罪案。」

杜官及彭官都說，兩罪來自同一組事實。但彭官補充：「不爭議的是，兩控是來自同一組事實，但兩罪是分開和明確的（two offences are separate and distinct）。」

此時唯一男法官陳嘉信再說，「『恐怖活動罪』是來自被告直接衝擊警方防線，而警方是法紀的象徵；至於『煽動分裂國家罪』是關於被告展示帶有分裂國家意思口號的旗幟巡遊。法庭需要分開來審視兩條控罪 (the court is entitled to look at the matter separately) 。」

辯方與法官們交換了判刑觀點後，控方此時提出一些補充。

以往代表控方的周天行今天缺席，由律政司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代表，他戴着大律師假髮。

張專員向法庭提供了海外判刑案例，亦提供了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判刑參考資料。張專員在庭上提及的英語是 “PRC law legal texts” 。張指相關資料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對「最低刑期」是不會少於字面上的年期。

杜官指，海外的案例對法庭具是 “interesting” 但卻沒有「約束力」“not binding”.

Grossman直接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香港國安法不相關。」

三官討論之後，彭官總結：「控方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參考資料是相關的。法庭告訴你，我們會跟據香港國安法，及以往香港法律一向使用的工具和法定詮釋。」張專員表示明白。

雙方曾經用了不少時間爭議充公證物的問題。辯方爭取讓唐英傑拿回開電單車的衣物及保護裝備，個人電話等。控方則指出，某些電子產品中有「光時」相關物品。

Grossman爭取替唐拿回一些物品：「（唐）坐牢出來可能想拿回物品做救護工作，這些東西他將來利用作犯案的機會微乎其微。」

Grossman亦指出，這是第一宗國安法審訊，有可能上訴至更高法院，擔心證物被干擾；法官們則反駁，上訴程序和充公證物是兩回事。Grossman則指：「始終這是第一單國安案件，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hat we don’t know. 第一宗國安法，在沒有案例情況下，審訊、判決、判刑的過程，成為大眾關注焦點。

三名法官最後宣佈，於一天之後，(7月30日)周五下午三時，宣判刑期。散庭時，律師走到唐英傑身旁商議案情，而唐被押送離開犯人欄進入羈留室時，幾位女性親友向他揮手並喊道：「聽日見！」

在庭外，多名記者向張卓勤專員查問，律政司向法庭呈交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文件」是甚麼。張專員只重申，該資料是「國內法律書籍」，內容「提及國內刑法」，該書「包含法律內容及評論」，而他在庭上向法庭提及的是國內法律的一個總的原則，就是「最低刑期」在判刑時「不可以少於（法律條文寫明）的最低刑期」。

本地及外國媒體記者多番請張專員提供該「國內法律書籍」的名字，並有人追問「是官方還是學者撰寫」？但張專員表示不方便提供，只說了一句：「本書係以簡體字出版」。

張專員離開時，分別以英文及中文澄清他是自行找書籍參考：「我係冇搵過任何國內人士，或國內特別人士，我要特別講呢一點」。

（圖為今天高等法庭外情況）

一個人的號外

踏入《號外》四十年，前輩們都說《號外》離他們生活好遠。

我不以為然。我這種被視為有能力帶領一點思潮的人，都好像對很多事情不以為然。

所謂「帶領潮流」的人，往往都會顧盼自豪。

某天我看黃偉文的面書，他貼了鄭中基的《人若然忘記了愛》的改詞版，說：「現在有人喜歡的事情，他二十年前已經喜歡了！」（Everything you like I liked twenty years ago！）這句印在很多Ｔ恤上的說話，引證了某種「自豪」感。的確，大概二十年前，我還是會聽著電台，看著收音機傳來什麼。是彭羚唱「其實我想結婚，橫掂有鋪結婚癮」（彭羚唱寄調《讓我跟你走》），還是「帶你老豆入廚房，我餵佢食橡皮糖，原來棚牙爛晒，帶佢放係大會堂。你有你入自由黨，我有我食話梅乾～」（黎明真人演繹《情深說話未曾講》之廚房版《帶你老豆入廚房》）……那時候，收聽的瞬間，還是有一點那一刻共享秘密壞事的快感。那個時代，電台仍是某種「瞬間的快感」的提供者，錯過，就沒有了。那時候的人，交往的時候會一起聽《嘩嘩嘩》，還會打給那時候的男／女朋友，邊聽邊笑。而且，有很多「傳奇瞬間」，過了就沒有了。比方說，以前卡拉ＯＫ剛流行，903會找來歌手交換唱歌，那主題叫「星星相惜交叉剔」。而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聽到楊采妮版本翻唱蘇慧倫的《我一個人住》，不知道現在903的前輩們還有沒有留著。就算有，也不容易找出來再聽一次吧。

如果《號外》是一個人，不論他願不願意，時代也向前走著了。正如我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我在做電台，而電台的角色和功能都跟以前不同了。

以前電台是「微妙瞬間見證」的工具。你有聽，就是有聽。沒有聽，你聽同學、朋友覆述，也不是那麼一回事。所以，Radio magic 在這個世代已不復見。你這一秒不看，不聽，不理一件事，如果網路上有人留下了足印，你還是可以下載收聽。現在我的朋友聽《光明頂》，當然有人聽Live的。但有更多人，是加入了一些Line/ Telegram的群組，每天早上上班的時候聽四十五分鐘陶傑的發言。做電台節目，由一秒感動，變成傳世的傳奇。你的東西只有時效性，不能傳世，也沒有花時間的必要。網路上搶著要給你娛樂要你笑要的哭要的感動要你驚要你怕要你可憐的人，恆河沙數。你看，最近有一次連中東黎巴嫩有一個家務助理打嬰兒的短片上載了，香港的媽媽群組都群起攻之要尋個真相，找出那個打嬰孩的毒婦。我現在才知道香港人對中東嬰兒，都那麼大愛無疆。愛不愛不是重點，重點是媒體變了，生活方式變了。我們很多人在網路活得像一個身份，在現實世界可以是另一種模樣。而這種表裏無一性，造就了無謂的紛擾。當人人都有機會是媒體，人人都有機會做trendsetter（潮流製造者）。

當然，有機會不代表可以做到。《號外》給我的，不是一種「那時候流行什麼」的能力，而是一種「如何令某種東西流行」的力量。《號外》的原型是什麼呢？大抵是在香港經濟發展的時候，一群中產覺得現在香港的本土口味不夠「有品味」，現存的雜誌也不能再給他們滿足。大概創作原點有點像現在的「翻唱歌手」或 YouTuber 一樣，是別人做的雜誌不夠好看，所以自己捋起衫袖做吧？而在前網路時期，雜誌有著「建構社群」的功能。中學會考的時候英文科的老師一定會教我們寫 Letter to the Editor。寫稱謂的時候一定要用上Dear Editor，Editor要有大楷的Ｅ。老師說Editor是一個人，是帶尊稱的。原因是，每一本雜誌，也是一個族群的延伸。
某次在香港的大學聽到，建立「個人新聞台 PCHome」的創辦人，現在在台灣寫《國宴與家宴》賣到世界滿堂紅的詹宏志先生曾說：「雜誌是一個族群」。就像新聞群組、聊天留言板沒有出現之前，雜誌就是有著共同趣味的人交換訊息的地方。亦舒的半自傳體式小說《女記者手記》中也有提及，有些讀者，以前會像現在的網路噴子hater一樣，看到不滿的文章，如她寫過一些對某位外國歌手的辛辣批評，都會收到如雪片撒落的投訴信。而Letter to the Editor就是讀者與編者交流的接點。你讀的如果是釣魚雜誌，在某地方，那季節釣著某一條魚，那條魚用那個魚鉤比較好？如果你讀的是摔角雜誌，那個地方什麼時候有大賽，大賽有什麼選手參與，參與過後又有什麼後著，之後的發展若何？這些都是以趣味分割的族群建構，也是市場分割的部份。常聽人說，香港的雜誌以前是Trendsetting的能手。以前讀《yes!》，你真的會相信某個歌手是理應被稱作「毒瘤明」的。而讀《號外》的人又在追求什麼呢？從很多個《號外》留下的身影看來，有一群追求著更好、更潮、更時尚的人，是《號外》的追隨者。錢瑪莉的人生除了穿Kenzo，他們代表著精英族群的生活。他們看不起中文大學的人，他們會看《明報月刊》，他們會認中關社，他們不知道生活的趣味，穿著打扮也無聊透頂。從錢瑪莉的眼中看來，時尚的女人需要晒很多的太陽，以黑珍珠皮膚代替我們現在深信不疑的白就是美。錢瑪莉更不會明白，為什麼平庸的人只希望自己在「德福花園」供完房子就當自己完成人生的使命（我相信現在很多八、九十後也在想如何供完他們的三百多萬房貸吧？）錢氏代表的，是一種香港欣欣向榮，大家開始有餘裕的生活態度。四十年前，我們應當這樣。三十年前，大抵是《號外》族群的性取向使然吧，他們的生活也有介紹當時仍未「非刑事化」的同志生活指南。在同志作家葉志偉的筆下，《號外》給了他和他的族群朋友的同性戀生活啟蒙。那時候的同志，往往扉徊在即若離之間，究竟自己是不是？這種對同性的性慾是對抑或錯？葉氏筆下的主角，就是在這種賀爾蒙和道德對錯之間，在《號外》中找到救贖，穿著那時候很流行的Dr. Martens 皮鞋，戴著過多的手繩，按圖索驥的在《號外》的同志生活指南中，尋找那個在主流媒體隱形的生活空間。再過一段時間，當《yes》介紹的衣褲鞋衫都在幾百元的價位，潮流雜誌開始滿地開花，《號外》還是那個「生活品味」的重鎮。那時候還是電台節目主持的黃偉文在中學時代，據說也會購讀《號外》。而他曾在《號外》封面那一季，做「猿人襲地球」那一期，曾提及那時候買《號外》，是需要在午飯時間買的。還會有意無意的跟同學說「這雜誌的字很難懂的，你不會讀」。也許，每間學校都有一種這樣的人。那時候我的學校需要在屋村，我的父母雖不算目不識丁但也只是一天到晚擔心錢不夠用那種人。對我出身的那種家庭，所謂品味是遙遠的。讀物也只可以是老師介紹的「讀好書」書單，才會有機會讓我借讀。對，只是借讀，而不是購閱（說過了，家貧是事實）。那時候那種文化窗口，跟今時今日不同。我要讀村上春樹，也得要等圖書館的老師買回來，然後才有機會放出來給我們讀。對愛情的想像，來來去去都是梁望峰或是張小嫻。這些都不會是母親理解的世界。母親最希望我讀的，只是教科書：「你考試又唔係叻過人讀咩閒書。」對，因為我在班上永遠只是考第二、三的名次。陳浚旌（中學時代永遠考第一那一個人）永遠都比我優秀，而母親也會說「為什麼我沒有辦法考第一」。但那時候，在母親不知道的世界和空間中，也有一兩個同學會讀《號外》和他們的周邊人士寫的東西，如那時候的903會談及英倫流行音樂的潮流，Sex Pistol 是什麼？我當然不會知道。我只會聽陳慧琳的《誰願放手精選十七首》和許美靜的《靜聽精彩十三首》去完成我需要做的十五年會考Past Paper。那時候，卻有一個叫鍾思漢的同學，知道Sex Pistol，會在Past Paper 中掏出林奕華的《太多男人太少時間》，那本講北海道強生故事的那本小說。至於鍾思漢和陳浚旌在做什麼，我已沒有聯絡也不會打探了。只是依稀記得，那時候的自己，看著一群有閒錢讀《號外》，有樣貌空間交女朋友的朋友的生活，覺得自己很渺小，很遙遠。

進了大學，好像都沒有那麼認真的想像生活品味是什麼。一九九七年的時候會考，一九九九年的時候進了大學。那時候我們好像要進入新時代。我曾經在一家網路電台工作的，叫Radiorepublic。那時候寬頻仍沒有那麼快，網路電台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大概，我們都好像要做一些節目出來，然後要大家去聽。但由於沒有廣告，所謂網路電台也不知道如何生存。我做了大概半年就走了。那時候要做很多東西，要做清談節目，要做音樂節目。生活是什麼也不知道，有什麼態度可言？也像錢瑪莉的所言，我進的是中文大學，那兒的人相對比較簡單，比較直白，比較樸素。那是地理環境使然的：當你身在大學區，從宿舍走到超級市場都需要二十分鐘的腳程，要一排巧克力一個即食麵也需要努力，什麼中環，什麼同志，什麼生活品味，其實都會暫時放下。因為要完成課業生活，已不簡單。

再過一段時間，我去完日本唸書回來，遇上了好幾個奇怪的機會。如《號外》的前總編輯黃源順因為在《信報》讀過我的文章，就找我寫一月一次的人物專訪。那時候還有又一山人拍照，寫的人都是我選，而做的東西都很厲害。當時還沒有很多人在乎的何韻詩、陳淑莊、王貽興，我都好像有寫過。現在這些人，我是有手機，但也不再聯絡了。各種理由吧。是什麼都不再重要，也許我仍維持著某種在錢瑪莉身上感染的直白：看著曾經是朋友的人轉變，我會慢慢挪開身影。而為著寫稿子，我也需要下很多苦勁。其中一個啟蒙我的同代朋友，是大秀。你也許沒有很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在《Milk》的文化欄目這些年，教了我很多事情：他說作家的態度就是吸收和輸出。要讀書才有東西可以寫。這跟也斯教學生的方法有類同的地方：也斯生前也教過學生，說「冇野寫唔好搞人，睇多Ｄ書」。直至今天，我也絕少在專欄中論另一個作家。像電影《小親親》中那個應可被現在的人稱作「文青女神」的吳秋月不一樣。寫專欄要讀書，是我一直相信的事。而大秀也教我讀很多台灣中生代的作家。他說黃國峻好看，黃春明的孩子那些傳奇事，都是他告訴我的。為什麼這些以前理應在《號外》中出現的人，卻到了《Milk》呢？黎堅惠在世之時，曾在書展跟梁文道、黃偉文搞講座，談的是「時尚書寫」。梁文道想切入的點子是，如果香港的作家要找下一個市場，《號外》式的、《Ameoba》的時尚書寫，會不會有一定的市場呢？可惜或可恨的是，那時候去書展趁的人，也許是粉絲，問黎堅惠或黃偉文的問題，大概都是問他們會不會有機會再做《Ameoba》之類啟蒙人心的刊物，我很記得黎氏說：「要搞都搞過了，以前搞的時候就被人家說我們搞小圈子。」的確，以前的《Ameoba》有著「年輕感覺《號外》」的氣味。找來當時得令，在903的舞台上撐一字馬的謝霆鋒做封面。找來 Dry（是雷頌德和馮德倫）起封面叫 Dry Wet Wet，淋濕了不苟言笑的馮德倫先生。那些傳奇，仍是歷歷在目的。只是，這十多年，誰在建構潮流呢？

也許，我玩面書這些年，都是在想像究竟什麼事情會令我生活好過一點。如果你認為《號外》曾做過trendsetter的角色，倒不如看看我這些年試過，有成功有失敗的 KOL 個案。如果你記憶比較好，「#如果你工作累鳥」這幾隻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呢？網路上看奧運，集中看體育運動員胴體這「潮流」，是誰射入網路的呢？當時我在想，大家看奧運，為什麼要看誰贏？贏了又如何？跟我有什麼關係？很簡單，體育運動自從加入了商業贊助，那大家就直白一點說，其實運動員也只是在娛樂大家。為什麼歐鎧淳會比李慧詩更多媒體曝光機會？為什麼方力申司徒端祈可以成為藝員？那也不過是「你的樣子如何，你的身材如何，你的命運也必如何」。那網路的出現，只是把人的慾望更輕易的放大，更輕易的射到人類的體外。手機閱讀是私密的。以前看電視，你的家人必會跟你分享電視的內容。你聽收音機，如果被母親知道你偷聽《聖馬田寶貝紀念夜校》，她一定會罵你。但她自己背著丈夫聽顏聯武的《霎時衝動》，她就是對的。那時候唸男校的我有女同學打電話給我，電話由姐姐或父親聽，他們會叫我聽電話，老豆也會有意無意的說一句「阿仔呀，有個女仔搵你呀」，之後母親就會煞有介事的出來說「你求學時期不準談戀愛呀」。但現在你看看小孩的手機？誰知道他們的Tumblr在看什麼人性交的畫面？他們的Snapchat有幾個炮友群交的群組？總之他們看手機，父母很少機會知道他們在看什麼。因此，你不難發現，在網路上，關於性、交往、感情、港女港男糾結的事情，是最多人看的。因為香港人都愛面子，沒傳奇，大氣候要清淡無味。在這個喜愛用性和「交往人數」論斷人是否一個好人的「民族」，網路上對性或 「#又有性暗示」的需求，是「#唔可以原諒」地被需要的。那從2012年起，你應該明白為什麼Tom Daley越來越多人報道，阮馬素無端平白無事會變成某個商場特意要邀請他來為那元旦倒數的嘉賓，而他所得到的名錶及保健食品的廣告合約，也許都是網民在「#如果你工作累鳥」這遊戲下所衍生的副產品。

一次的出現，是偶然。那如果再出現一次，又如何呢？ C Allstar 由旺角街頭走到叱吒大頒獎台再成為紅館歌手，那可以是現實世界的實力。而我也不相信《摘星天梯》和我時任的上司們看完後對他們四人讚不絕口是其中一個令他們那年獎運亨通的原因。他們要有實力，才可以上到那個位置。那吳業坤呢？2016年我曾經被一個網民恐嚇要淋我鏹水，而那網民已在留言說過她想去買但找不到。警察們聲稱他們會查但直至執筆之時什麼都沒有，也有很多朋友好像很關心我的在Whatsapp Line 和面書Messager中問我需不需要介紹定整容醫生給我一次過把我的樣子弄好。而那時候，我最脆弱的時候，吳業坤就在他要出去做運動之前，特意送我一程。這一點，我永遠都記得。吳氏是不是唱得很好，不知道。見人見智。但至少他在台上，態度清晰地告訴大家他很想也很願意唱歌，聽他唱歌的時候不需要像聽很多流行歌手一樣要提心吊膽。在他年頭一次過得到我最喜愛男歌手、新人獎金獎和我最喜愛歌曲《原來他不夠愛我》的時候，我已知道那是我們在網路上延綿慎密的努力就得到好報。首先，不論你相信或不相信也好，903的頒獎禮，要投票就是來真的。從多個証人給我的証供，他們都說商台的「網路投票」是真的。如果有些歌手覺得他們的歌不能得獎，是因為大傳媒「唔支持、唔播」，我倒真的是不可以接受的。如有一年，有一首歌叫《撐起雨傘》，有一些歌手說大傳媒不播。不播的話，商台又為什麼會讓他變成可投票選取的一隻歌，最後還要冒著這麼大的風險把一首跟佔領運動關係密切深刻的歌放到大台，變成那個頒獎禮「註腳」？自那次之後，我就知道如果網路是來真的，有些事情就可以做了。大家記得「#食好西」這件事是如何發生的嗎？是有一次，吳業坤開工過後，說自己「工作累鳥，要食好西」。大概他是想打「好東西」，而我卻截了他Instagram的圖，說：「現在的小孩說話真直接」。當然，「#食好西」是一種性暗示。究竟他吃飯之後會去那兒，他也不知道。但結果這三個字，現在仍跟著他，和很多的「廣告文案」都有挪用。當時 100毛的編輯朋友，仍對娛樂圈的人共事有點興趣，就知道「#食好西」這三字「有得玩」，但電視台的大員做訪問談這些「無聊事」不會有成果，結果 100毛的朋友就用了 Whatsapp短訊訪問的形式再炒大了這件事一次。之後，大家就留意了我和坤氏之間的交流。很多人以為我們很好朋友。對不起，我真的不會說。究竟一個人要做過什麼才是朋友呢？我想，在現實世界調侃一下大家，是朋友會做的事。但由於我的一點狡猾，令我和坤氏的面書都在互利的狀況下得到更多人關注。他現在做廣告的機會都比我多，收的價碼也比我高。我是高興的。因為，至少他成功了，沒有忘記我。而我再一次證實「#食好西」三隻字的力量，和我加瓊姐這些在網路上被視為廢青廢人的人，在各式各樣的制肘和冷言冷語之中，改變現實世界。

還有很多很多的。如藥妝店的新品介紹，最近是不是多了？關於讓座和世代之間的爭拗是不是長看長有？關於香港遊客在外地的「品格」問題，為什麼好像大家都很在乎？另外，有很多人在我回來時都告訴我：不要只做日本的資訊，現在都是韓流了，為什麼要寫日本。那為什麼各大網媒都在做日本的資訊？《逃避可恥但有用》這支舞，為什麼好像很多人在看？星野源是誰？大抵是以前903《是日本人鄭家輝》講的Luna Sea那種級數的「流行資訊」吧？

所謂KOL Key opinion leader 是什麼，老實說，我不知道。至少我不覺得我可以脫衣服上載一兩張照片就會很多人讚好。我也不會叫人食屎，或叫自己食屎。更不會自稱ＸＸＫＯＬ然後廠商給你難喝得要死的薰衣草茶還要讚好，明明自稱文青的人都要舉高雙手脫腋毛。

意見領袖要帶起潮流，首先要問幾件事：你可以令現實世界有改變嗎？改變了你又會高興嗎？而要令現實世界改變，我要又付出什麼代價？所講意見領袖，首先你要有意見。以前我聽903會聽 Fool’s Garden、會聽Suede，因為他們會說那個好聽那個不好聽。那時候903的音樂節目，會有音樂人，唱片公司，ＤＪ的人討論會將流行曲像《城市論壇》一樣，把《一生最愛就是你》和《濃情化不開》拿上檯面討論，誰比較好聽。當然，觀點角度見人見智，但總有點爭執點：「那有一天不想你的chorus那個hookline 是『是你嗎？是愛嗎？是你出於真心日日夜夜彷彿漆黑中說話～』和『情越濃越會化不開』比較……」現在呢？人人都是評論人了。李蕙敏再出來新歌寫得若何？鄧小巧的《強弱》、《煩可寧》、《荒唐》一次比一次來得精彩，為什麼沒有人留意？盧巧音也回來過，《哲學家》夠厲害了吧？可是卻也沒有了《垃圾》那時候的驚為天人。你去Clockenflap了沒？我覺得Chemical Brothers 不會給 Sekai no owari 來得精彩……人人都好像知道很多事情，而人人都好像想以「自己比別人知道得多」為榮。但問題是，知道又如何呢？

再者，以前的 Trendsetter 大抵比我們幸福。他們製造潮流的時候，不會被問及究竟你是黃絲抑或藍絲，你是撐警察還是屌警察的人。政治不動盪，才有閒心閒情。未來五年，我們會安定嗎？香港不安，世界也不特別寧，那要走到那兒去？

回看這些年，我好像被視為 KOL ，也有很多學生問我如何才可以做到 KOL。感覺就好像以前阿 Bu 看著電台的同事，只是回去做兩小時節目之後就可以去玩去滑水一樣愜意。對期望著 KOL 這份工作的人，大概只會覺得我可以坐在淺水灣畔的餐廳，喝著日本茨城縣運來的手工啤酒，邊寫稿子邊抽一抽水就可以有飯吃有日本可去，倒是一件樂事，right？可惜的是，當我嘗試把我的工作簡化傳達，我的學生都不相信。抽水不是很容易嗎？為什麼要想那麼多事情。

對，一次爆發，是意外。我是一次又一次的爆發，連續兩年被視為是「最有傳達力的香港面書專頁」，在我上面的是 100毛，在我下面的是富可敵國也可以殺我於無形的「蘋果日報面書專頁」。他們的資源，絕對是我的一百一千倍。我也只是量力而為的想像，究竟這個遊戲可以玩多久。畢竟我清楚知道，世道變，有些事情不變。酸人的事情不變（很多歌手本來以為自己很捍衛言論自由，到他們知道我在做黃昏節目，一個他們以為是很重要的言論自由橋頭堡的時候，已是我做了兩年的時候。他們如果真的很在乎一個電台的電台節目是不是言論自由的捍衛者，是不是應該在某些主持離開後，天天聽著那些節目然後告訴大家我是不是在維穩？他們沒有。因為他們只知道用新聞去為自己沾光的重要性），變的只是在媒體民主化（democraization of media）之後，逐臭愛醜的中國人基因性，在香港的網路會發揚光大，我們會見到更多不好看的女孩cosplay 露事業線，又或是有更多人在做自稱「社會實驗」的事情去證實香港人愛「睇人仆街」的根性去收割面書的那些engagement數字。KOL，說到底，只是虛渺的代詞。你看看你的面書，那個 KOL 真的對世道有很多意見？

有意見的人，如我，本早被視為瘋子，孤獨而卑微的一直在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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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於 2016年 《號外》雜誌。大家都在聊報紙，雜誌，閱讀之時，我在podcast 及以前的專欄都說過一丁點這些事。希望大家讀到。

長文？正經的？沒有人看的。都是轉發一條新聞，寫三個字（好似「咁都得？！」），就會有好多反應了。

前行政院秘書長林益世於2012年因任職立委期間涉貪6300萬元，被特偵組依貪汙等罪起訴，歷經一審、二審及最高法院撤銷二審判決、發回高等法院更審後，於今日更一審判決，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判處林益世有期徒刑4年10個月。
　　
回顧林益世案的審判過程，一審由台北地院於2013年4月審判，判處林益世「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及機會，故意犯恐嚇得利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6月。而二審則於2016年2月，由高等法院判處林益世「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會略」，判處有期徒刑12年。而在2018年，最高法院將高等法院關於林益世的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絡部分判決撤銷，發回更審。
　　
從林益世案歷審判決結果，可以發現一審、更一審和二審的判決刑度落差相當巨大。追溯其原因，乃源於法官援引的見解差異所致。一審及更一審的法官均採取「法定職權說」，而二審法官則採用「實質影響力說」。因此，採用哪一種學說，將成為判決刑度的關鍵。
　
除了兩個學說造成的刑度差異外，更令人爭議的是，在不同的涉貪事件審判採取不同學說產生的審判結果落差，也是社會屢屢批判之處。特別是涉及此類案件的大部分都是政要，容易令人聯想到政治力介入的可能。
　
針對「法定職權說」與「實質影響力說」的爭議，最高法院刑事庭長會議曾於2017年進行討論，當時會議中多數庭長認為應採「密切關聯說」，意思是即使收錢與法定職務內容無關，但是其職務可影響的範疇，也屬收賄，也就是「實質影響力說」。但當時會議上未作成決議，法官依舊可以自行判斷要援引哪一種學說。
　
2019年，時代力量時任立委黃國昌在司法法制委員會質詢中，也針對「法定職權說」與「實質影響力說」提出質詢。黃國昌質疑，最高法院刑九庭曾在2017年提出刑議字第3號提案，針對兩種見解的爭議進行討論，並邀集學者專家提出法律意見意見書，當時的意見較傾向採取「實質影響力說」。然而，在歷時一年多的討論後，刑九庭最後竟撤回該項提案，使得統一見解無疾而終。
　
而林益世案的三審以及今天宣判的更一審，法官皆援引「法定職權說」，先是將二審重判12年的有期徒刑撤銷，今日的更一審，更是輕判林益世4年10個月。可見兩種學說的爭議仍存在，並持續影響司法公信。
　
時代力量認為，「法定職權說」與「實質影響力說」而造成的亂象，不僅讓意圖不軌的不肖人士有繼續投機的可能，使司法公信遭受打擊。而各案件間採不同學說而造成的差異，更會讓司法問題蒙上政治鬥爭的陰影。
　
因此，時代力量主張，最高法院或大法庭應儘速裁示一個具有拘束力的統一見解，徹底解決紛爭，已昭司法公信。
　
此外，時力力量在第九屆和第十屆國會，均對貪污治罪條例提出「不法關說罪」及「不法餽贈罪」的修正草案。時代力量呼籲立法院，就這兩個提案儘速排審，別再以行政院尚未提出院版為由繼續拖延，以履行2017年蔡英文總統召開司改國是會議決議作出的承諾。

Jason Lee上傳「蔡英文做票必須下台」影片，二天時間超過16萬人瀏覽！台灣的刑事警察便邀請約談放影片到Youtube上的Jason Lee，將他帶往刑事警察局訊問2個多小時！！沒有犯罪行為，證據，傳票，通知，警察私闖民宅，強行帶走影片的上傳者人Jason Lee。四名刑警輪翻訊問，以破壞社會秩序維護法恐嚇威脅要求下架影片！人民言論自由，人身自由，人身安全蕩然無存，台灣己成專制國家，台灣人民還能保持沈默嗎？最主要是這個違反社會法如何認定，人民有知的權利，是揭露真相亦或是毀損名譽，應該通過民主制度的法律來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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