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楊德昌導演逝世十四週年，對於他，已無須談論太多，最好的方式就是直接去看那些電影，去看他鏡頭下的臺灣，以及臺灣的種種具象的、抽象的、冰冷的、紛亂的人事物，推一本書《再見楊德昌》，然後，推他所有的作品 ——「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We are luckily unlu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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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非建議順序，單純列出幾部，先來看《#青梅竹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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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說：「其實楊德昌有一核心主題：時代變革中，人在其中的生存到底適不適合？孝賢扮演的角色是在迪化街賣布的，正尋求一種轉變，思索要不要到國外做生意，但受限於個人認知或本身的性格，註定會受到挫折。有一場在 Pub 的戲，那些知識份子在講些無聊的笑話，對方聽到他是賣布的，不屑的態度溢於言表。阿欽也是被時代所犧牲，他年輕時候是打少棒的，後來少棒沒了，他也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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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去天水路找朋友，看到一個傢伙在賣甘蔗汁，他竟把攤子整個推到路上來賣，警察前來驅逐，他不肯挪動，警察無計可施便走了。那個攤子上掛了三張照片，都是他跟蔣經國握手的畫面。出於編劇本能，我就去跟他聊天。他說，他從中學時代就被抓去練拳擊，成為國手，有一年，準備赴加拿大參加奧運，但那年加拿大已經和中國建交了，竟拒絕台灣代表團入境。台灣大隊人馬在日本等簽證，等到最後仍然沒能參加。回來後，他就去當兵了，退伍之後，什麼都不會。他說：『我要生活啊！我為了國家這樣練拳擊，練到最後也沒有機會！』那張照片就是他參賽前受蔣經國召見所拍下的。他覺得國家沒有照顧他，他這一輩子都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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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這個故事講給楊德昌聽，他覺得很有意思，後來還很高興打電話給我，說：『我們應該把這個弄出來，我已經想到題目了！』他常這樣，劇本還沒想之前，想題目、想海報、想工作人員要穿的 T 恤想得很高興，像小孩子一樣。他講了一個題目我覺得很棒 ───《業餘生命》。亦即三十歲之後的生命全是業餘的，因為生命在此之前已經過完了。以演藝界的人為例，可能三十歲之前所有掌聲就已經得光了。《青梅竹馬》裡，阿欽那個開計程車的角色基本上就是業餘生命，是一個挫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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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吞不吞的下那口氣？會否覺得自己被虧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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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看《#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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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昌導演刻劃著純真的失落、道德的崩毀與理想主義者的殞逝，那時候的人們極其壓抑絕望、迷惘挫敗，無力改變現狀的父母將一切希望放在孩子們身上，用功讀書成為唯一一條出路，不安瀰漫的社會氛圍似乎一觸即發，族群對立，械鬥滋事，然而始終沒有人死的像個英雄，只能活著見證自己變成一個惡人，變成一個被大時代殺死的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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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一則撼動社會的情殺案件背後，不只關注著 1960 年代的日常生活，同時掀開存在於社會新聞裡的人之價值，透過鏡頭探問著究竟是什麼樣的環境、是什麼樣的因素，導致一個毫無前科的高中生成為滿身血污的殺人兇手？帶有史詩氣勢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英文喚作「A Brighter Summer Day」，重點就在「Brighter」，有比明亮更明亮之處，周遭就有比黑暗更黑暗之處，手電筒光線所及成為光明與希望，也因太過刺眼只能看見一半的真相，其他陰影滿布的地方則彷彿更加混沌不清，潛伏一旁的暴力蠢蠢欲動，價值觀不停偏斜擺盪，無論大人或是孩子都難以在顛沛流離中想像未來的自己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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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澄澈而直接的雙眼於卡奇色制服堆裡顯得格外與眾不同，比起同齡的朋友他略顯沉默壓抑，臉上讀不出任何情緒，沒辦法真正融入不良少年的幫派核心，也沒辦法過著完全遠離紛擾的學生生活，不上不下的成績只能考上建中夜校，就如生於公務員外省家庭的狀況。張家的父母無可挑剔，媽媽勤儉持家，爸爸有自己不容動搖的原則，不但適時傾聽孩子的想法，為孩子據理力爭，也身體力行教導下一代做人必須光明磊落問心無愧，自己的未來要憑著自己的雙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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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警備總部的人登門將父親帶走的那一天，直到白色恐怖真正在張家掀起驚濤駭浪的那一天，一顆又一顆的大型冰塊靜置走廊，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稿紙擺在眼前，以失去時間感的精神壓力呈現人們漸漸產生斷裂的過程，原來國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們的人生，原來個體的命運從來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原來過去深信不疑的公理正義都是滿紙荒唐言，比起貧窮，絕望才會真正讓人變得滄桑、憔悴、黯淡與不堪，只見他茫然盯著桌上的食物，卑微請求老師網開一面，再也抬不起頭面對如此踐踏人性的國家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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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善良、公平、正義等擲地有聲的名詞，並非有錢人的餘裕或底層者的嘲諷，也不是崇高空泛的道德標準，那些拚命守護的，就是為了下一代的目光與希望，往往等到事情發生了，才會知道父母對孩子造成的影響有多麼深遠。Honey 不惜代價對抗、維繫小四最後一線理智的，都是小明，是純真與救贖的象徵，然而一句當頭棒喝「我和這個世界都是一樣不可改變的」，意志的斷裂巨大到再也無法挽回，不可以被人瞧不起，不可以被世界的醜陋吞噬，那一把短刀殺死了愛，殺死了過去的小四，也殺死了一切理想中的美好期許，時代將青春、信念摔得粉身碎骨，只留下了選擇在風中搖擺的草，殘破地隨波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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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後看《#恐怖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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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疏離、壓抑、暴力、無解，交疊在楊德昌質樸且暖色調的台北日常恐怖之中，鏡頭下這群人困在無限循環、一成不變的日子裡，他們以為人生應該要有另外一種模樣，不缺物質的執意追求虛幻的精神生活，手頭不寬裕的以為擁有金錢便能迎來新的起點，是每位理想主義者不偏不倚走向憤世嫉俗，也就是恐怖份子的過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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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鏡頭下的台北是一個很雜亂的、拼湊的城市，沒有統一的建築與美學。楊德昌有句名言：『我們何其幸運地生長在這個不幸的時代。』身為戰後這一代，我們經歷過台灣非常破落而貧窮的階段，早期又面臨戒嚴，必須反抗威權、反抗貧窮、反抗這個破敗的城市，由此給我們帶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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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念真認為，臺灣最好的電影有兩部，一是楊德昌《恐怖份子》，二是侯孝賢《童年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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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看似平靜的舊時台北，參差不齊的老舊公寓比鄰錯落，以槍聲劃破天際，也以槍聲劃下句點，三條故事線有條不紊地穿插、糾纏，慢慢收攏成一個故事，巧妙透過後設手法導向亦真亦假的結局。李立中和周郁芬一對中產階級夫妻，有潔癖的先生雖然收入足以餬口，但自私自利的他職場始終不順遂；婚後求子不得，足不出戶的妻子專注於撰寫小說，卻因生活百無聊賴而坐困愁城，無法突破寫作瓶頸，一日，一通匿名來電，讓她下定決心為自己的生活做出改變。來電的就是位混血少女，也是楊德昌開始構思《恐怖份子》的契機，如實反應台灣當年美軍駐紮的時代背景，母親活在逝去的西洋老歌之中，年紀輕輕的淑安則與不良少年為伍，為了金錢成為行竊慣犯，長期遊走在法律邊緣。因一條故事線再衍生另一條故事線，又因另一條故事線而發展出另一個完整的世界，家庭寬裕的少年攝影師小強愛上內心虛構的神秘少女形象，拼拼湊湊出看似合理的故事，每個人看見了部分的真相，每個人也同時被蒙在鼓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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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虛構？什麼是真實？風一吹，照片中的人就變得零碎，彷彿她是拼湊而來的。整個城市也是一樣，這是一個拼湊的世界，每個人看到的都只是一部分，並非真實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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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凝視著自己的照片，照片裡的眼神斜斜盯著男孩的位置，男孩從那處望向了女孩，三個畫面在短短幾秒的剎那建構出抽象而立體的空間，似乎時而行走於夢境，恍惚置身於現實，台北就宛若一個庸俗沉悶、乏善可陳的夢，彼時是，現在仍是，人人嚮往自由，人人求而不得，無論你腳踏實地過日子，或是企圖與眼前困境對峙，都無可避免一步一步靠近背後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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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大台北瓦斯球代表的是一個快要爆炸的東西，暗示著危險，楊德昌鏡頭下的城市好像都走在邊緣上，隨時會發生狀況，跟他的個性很像，因為他事一個很敏感、細膩的人，看什麼事情都覺得不太對勁。就像《一一》裡頭，洋洋喜愛拍人家背部，這其實貫穿了他所有創作，楊德昌在看人的時候，總看到別人沒看到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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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看的是《#一一》，最喜歡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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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婚禮開始，以葬禮作結，這些都是平凡無奇隨處可見的生活，也會發生在我們成長過程中的事，卻以溫柔的電影語言交織成文化背景之下的共同回憶與課題，在多年後依舊發人深省。簡家的主要收入來源是撐起台灣經濟奇蹟的代表性族群之一，也就是中產階級與中小企業，無須終日為錢勞心傷神，但人生不會因此而少些煩惱。爸爸 NJ 和幾名同儕合夥開創一間電腦公司，妻子敏敏是標準的家庭事業兩頭燒的職業婦女，兩夫妻膝下育有正在就讀北一女的女兒婷婷，和八歲的兒子洋洋，這一家人面對小舅阿弟的婚禮的同時也面臨長輩的腦溢血昏迷，NJ 甚至在圓山飯店巧遇了初戀情人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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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壓抑的中年男子，幾乎可以說是吳念真的化身，NJ 的父親形象，也可於李安「父親三部曲」中清楚察覺，傳統定義中一家之主的特質，如此衝突而缺乏溝通的家庭樣貌，從不同時代、不同年齡層都能窺見父親威權角色與早期家庭結構的瓦解。努力撐起一個家的背後，也有我們未曾發覺的浪漫餘暉，是不是人總有一天都需要在現實生活與理想愛情之間擇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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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J 與阿瑞的日本、婷婷與胖子的台北交織成了愛情詩篇，此端是自己久別重逢的年輕歲月，彼端則是女兒摸索愛情的未知期待，彷彿換了一個時空，婷婷也經歷了爸爸曾經走過的路，只是可能在愛與不愛之間就這麼毫不留情地一分為二。生活在台北，任誰都曾去西門町看電影，任誰都曾踏過無數次的武昌街，任誰都曾獨自佇立在車燈閃爍的路邊拼湊破碎的心，任誰都曾在吵雜壅擠的世界裡備感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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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是時代的縮影，從街道、天橋、紅綠燈平凡的日常畫面裡我們看到光陰流逝的證據，也感受著台北獨特的城市韻味。《一一》更是社會的縮影，每個角色在我們生活中都不陌生，有先上車後補票，也有發乎情止乎禮，有看似美滿的家庭，也有複雜紊亂的鄰居，有為求利益不擇手段的嘴臉，也有盼以真誠待人的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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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意可以裝，老實可以裝，交朋友可以裝，做生意可以裝，那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是真的？」短視近利、投機取巧，許多企業奉行利益擺第一的宗旨，公司需要賺錢是天經地義，卻非以長久經營的角度思考，於現在的食安危機、黑心食品、詐騙猖獗、缺乏國際競爭力等層出不窮的問題上浮現，畢竟有所得的同時都必須付出代價，這些代價都將落在下一輩的肩頭上。NJ 憤而掛上電話，拒絕接觸公司決策，也許惱怒的不只其他人的反反覆覆，而是此類罔顧未來和台灣商譽行為，如此成就經濟起飛錢淹腳目的共業，之後則必須由洋洋這個世代的年輕人慢慢償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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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人尋味的名稱「一一 A One And A Two」，無論指的是兩個人、人與人，還是存在於每個角落的二元對立，也就是洋洋始終想捕捉的「後腦勺／看不見的後面」，都給人異常豐富的留白與思考空間，好與壞、對與錯、愛與不愛、真誠與偽裝、年輕與遺憾、喜宴與喪禮、送往與迎來，從楊德昌的鏡頭之下感受到的，是每個人看似互動密切又形影疏離的灰色地帶，更隱約透露出了一種反璞歸真的成熟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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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述的文字除電影台詞外皆出自王昀燕《#再見楊德昌》一書。）

2021年的五月，世界，很不平靜。
我們忙著對抗隱形的敵人-新冠病毒，但那個我造訪過兩次的聖地，如今烽火連天🔥
以色列🇮🇱VS.巴勒斯坦🇵🇸
連日來，雙方投射的火箭已經數千枚🚀死傷好幾百人🥺以色列和統治加薩地帶的激進組織哈馬斯(Hamas)之間突然重啟戰爭，而以色列全國各地的阿拉伯人也和猶太人之間爆發了內亂。
看到這張夜間的火光照片，猶記得上一次的以巴衝突，我和東森新聞的攝影主管-志文，我們應該是唯一進入戰地的台灣記者，出發之前，沒有一家保險公司要投保，大概認為這是一種”自殺行為”…😓但我們也不知哪裡來的勇氣，還是到了最前線。
當時，以色列讓是人驚嘆的是一個叫做” 鐵穹”的防禦系統Iron Dome defence system，我們專訪了研發製造的拉斐爾公司的設計師，知道這鐵穹還真有智慧，因為只要一有火箭射進領土時，鐵穹會先偵測是否會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如果否，就讓它落地，但如果是，鐵穹就會立即半途攔截，減少傷亡，在上一次成功降低死傷人數。
但是前進到加薩走廊邊界的小城，親眼目睹居民們的房屋被炸破一個大洞，這場面依舊怵目驚心。
而另一個邊界小鎮Sederot，更是平均每天有三個火箭炮從天而降🚀🚀🚀因為十年下來，收集了超過一萬枚火箭彈殼。
路口轉角蓋的不是便利商店，而是防空避難室，人人練就15秒逃生術，15秒，多一秒也不行，因為當你聽到空襲警報響起到火箭落地，只有短短15秒鐘….😓
任何一個地區的人民，都沒辦法想像，這是一種什麼生活？因此，孩子們畫出的圖畫，人沒有笑臉，主角只有火箭砲。
而在另一頭的巴勒斯坦，也不好過，多個自治區都在以色列境內，有點像是”國中國”的概念，所有人、物、車，都被管制，可以想見會有多困擾…🥲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是一場千年難解的人類宗教與種族恩怨，可以參考 #聖地傳說 #聚焦以色列。
但我依稀還記得，第一次去以色列時，境內明明有兩成都是阿拉伯裔，大家原本和平共處，不知為何，以色列後來要定義自己是一個”猶太人國家”…，這讓同樣身為以色列國籍的阿拉伯人又該如何自處呢?
以巴衝突，不僅是兩方對立，背後的勢力角力更是複雜詭譎。
但不論如何，我想，居住在這片聖地的人民，無論是哪個種族，哪個宗教，和平與安居樂業，應該才是大家共同的信仰與願望。
☝🏻有人說，上帝給了世界十分美麗，有九分屬於耶路撒冷🕍🕌⛪️🙏🏻衷心期盼這個三大宗教發聖地之都，盡速恢復千年以來的靜謐與美麗❤️
👉🏻☪️看看 #星月戰爭 #聚焦以巴衝突

與陌生人交談的好處驚人 - Emily Kasriel

想象一下死去，再醒來，發現自己生活在一個由你記得的人組成的世界裏。

「所有的老情人、老闆、祖母，還有每天午餐為你上菜的女服務員……這是幸福的，可以和一千個好友一起度過高質量的時光，可以重新建立逐漸淡化的關係，還可以趕上那些錯過的人。這樣過了幾個星期，你才開始感到孤獨。當你和一兩個朋友漫步在廣闊安靜的公園，你會好奇有什麼變得不同。沒有陌生人美化公園裏空蕩蕩的長椅。沒有一個不認識你的家庭會把麵包屑扔給鴨子，讓你因為他們的笑聲而微笑。」

小說家和神經學家大衛·依格曼（David Eagleman）在他十多年前寫的短篇小說《朋友圈》（Circle of Friends）中就設想了這種來世。依格曼告訴我，對於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陌生人失蹤的故事，人們有多種解讀。當我們躲進家人和朋友的呵護中來保持安全時，那些處於我們生活邊緣的人明顯消失促使更多人思考陌生人的意義。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與我們不認識的人交往並信任他們，可以促進自己和遇到的人的幸福感，以及整個社會的健康。例如，在美國青少年中，對陌生人友好的行為與較高的自尊心有關。在中國，更多地信任陌生人與更好的健康息息相關。在加拿大，對陌生人的信任也與個人的幸福感相關。

在依格曼的故事中，那些在我們朋友圈之外的人乍一看與我們毫不相干，儘管我們逐漸意識到他們的重要。失去與他人交流對精神狀態和身體健康都有很大影響。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社會孤立大大增加了一個人因各種原因而過早死亡的風險，這種危險可能與吸煙、肥胖和缺乏體育鍛煉相當。

為保護我們免受新冠病毒感染，許多國家實施封鎖，這種措施加強了人與人之間的隔離，尤其是對最脆弱的群體。新的社會分裂已經出現。在日常生活中，許多人自然而然地遇到廣泛的社會群體，往往是偶然的。我們會在走廊裏遇到一個陌生人並打招呼，或者在酒吧裏遇到朋友，然後開始和他們在一起的人聊天。但是現在呢?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勞裏·桑托斯（Laurie Santos）解釋說，我們已經學會把陌生人看作是危險病毒的潛在攜帶者，看作一種威脅，所以盡力避開。為了保持社交距離，我們會避開陌生人。從餐廳的屏幕到德國漢堡王（Burger King）門店發放的巨大「保持距離」皇冠，大量的提示讓我們保持距離，從而獲得安全。我們彎腰撿起別人掉在地上的鑰匙，但猶豫了，小心翼翼地怕撿起了病毒，也不願把自己身上的病毒傳給他們。即使沒有症狀，也知道可能通過飛沫傳播，這也有風險。
「反社會悖論」

我在南非做記者時，和BBC的同事米爾頓·恩科西（Milton Nkosi）在自由之州（Free State）的一條偏僻鄉間小路上旅行，他來自南非。我們迷路了。米爾頓這個在全國各地都有熟人的人，是出了名的。他搖下窗戶，開始和一個站在外面的女人交談。你怎麼樣，你的家人怎麼樣，父母怎麼樣？然後這位女士給我們指路。我笑了，米爾頓為人所知，而那個女人完全是陌生人。彌爾頓說，沒有建立適當的聯繫就去問路不禮貌，也不尊重人。

研究人員描述了一種「反社會悖論」，即朋友被認為是有益的，而陌生人不那麼有益。

然而，在許多發達國家，即使是在新冠來臨之前，人們也一直高估，當他們向不認識的人伸出手，是否不太合適。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尼克·埃普利（Nick Epley）大部分時間在研究與陌生人的關係。

埃普利開始對其他通勤者的態度感興趣。為什麼他們每天早上都不理對方？是家庭和朋友有益但陌生人危險，還是我們期望他們這樣的行為？埃普利在新冠病毒爆發前進行了實驗，參與者被告知要麼不與任何人交談，要麼照常進行，要麼與坐在旁邊的人交談。他發現了稱之為「反社會悖論」的現象，即人們總是低估了自己與陌生人交談的樂趣。

2019年6月的一天，我在英國廣播公司附近的十字路口主持活動，八家英國公共交通公司鼓勵乘客與陌生人交談。海報和公共告示給了乘客和陌生人搭訕的借口。英國人的矜持是出了名的，但是埃普利當天在芝加哥重覆了他的實驗，發現「英國人喜歡和陌生人交談，就像美國參與者一樣」。人們說得越久感覺越好，即使他們認為獨處會更快樂，或者認為自己是內向的人。

許多人在開始對話時可能會猶豫，不知道該說什麼。他們可以從1867年寫的《談話的藝術》（The Art of Conversation）一書中得到建議。為談話做凖備，可以在腦子裏儲存一些有趣的東西：歷史，不要忘記當下發生的歷史，重大的罪行和審判，尤其是名人的傳記。這個建議是針對那些與陌生人共用一輛馬車旅行的人。當時，人們無法想象在不與同行人交談的情況下就坐馬車。

我一直對陌生人相遇的想法很感興趣，一部分原因是，當我和不認識的人有了有意義的聯繫，我會感到振奮，尤其是當我們沒有共同的觀點或經歷。我受到啟發，做了一個TEDx演講，主題是如何讓通勤變得更有意義。我覺得，為了維持共同的社區意識，人需要遇到那些與我們不同的人。如果我們只是繼續與那些我們已經認識的人交談，就會形成社會泡沫。這些泡沫可能隨時間變得更不容易滲透。如果沒有更廣泛的圈子，就沒有機會挑戰我們的假設，或者去理解那些與我們截然不同的人。由於新冠病毒和其導致的經濟衰退對人類的影響如此不平等，跨越分歧的對話變得更為重要。

新冠病毒對我們與陌生人接觸的影響並不都是負面的。在封鎖最嚴重的時候，全世界有成千上萬的人在幫助別人，不管他們是否認識。美國散文家麗貝卡·索爾尼（Rebecca Solnit）把這種對災難的反應稱為「同情的狂歡」。

她寫道：「當所有日常的分裂和模式被打破時，人們就會挺身而出，成為兄弟們的守護者。」「即使在死亡、混亂、恐懼和失去中，生活有目標並與人建立聯繫也會帶來快樂。」

據英國智庫「英國未來」（British Future）報道，在封鎖期間進行的焦點小組調查中，隨著限制放鬆，人們談到同理心和團結感增強。由於有了共同經歷，他們覺得與陌生人交談更有信心。一位住在蘇格蘭佩斯利（Paisley）的參與者說，「自從我生病以來，很多人都在門口留下了卡片、包裹和鮮花。」

這種新冠時代陌生人之間的聯繫能比病毒持續更久嗎？參與者在英國未來研究提到一種願望，親切並善良地對待陌生人會令我們從大流行中恢復，但報告細節辯稱：「關於社會重啟速度的不同意見可能會引發分歧，尤其是當年齡不同時，但地理和財富也有影響。」
口罩之外

戴口罩對保護自己和周圍人的健康至關重要，它改變了與他人建立聯繫的方式。紐約大學神經學家傑伊·範·巴維爾（Jay Van Bavel ）告訴我，大腦在看到某人後的幾百毫秒內處理面部表情。在這段很短的時間裏，我們決定這張臉是敵是友，這個人看起來是友好的還是帶有威脅。在不習慣用面部遮面的文化中，學習有效溝通可能需要一些調整。

範·巴維爾建議，有必要開展強有力的營銷活動，幫助人們了解口罩的功能，並使所有人都能從新的角度來看待口罩。

事實上，日本有成千上萬的上班族每天都戴口罩，不是因為他們患有憂鬱症，而是因為感冒了，想保護周圍的人。把戴口罩重新定義為選擇體諒周圍的人，我們可以感受到對待他人的慷慨和溫暖。

由於仍生活在2019冠狀病毒病全球大流行的威脅之下，我們必須決定建立社會聯繫，克服社會距離擴大的障礙。心理學家勞裏·桑托斯（Laurie Santos）認為，為了與陌生人接觸，我們必須違背直覺，即什麼對自己最好。如果找不到辦法解決孤獨，可能會發現，長期的精神和身體健康危機隨之而來。如今，我們需要創造性地實現這種聯繫，同時又要保證安全。

大衛·依格曼（David Eagleman）在朋友圈故事的結尾提出了關於來世場景的警告：「懷有思念情感的人群帶給你孤獨。你開始抱怨所有可能見面的人。但沒有人傾聽或同情你，因為這正是你活著時所選擇的。」

原文：BBC中文網

#社會 #人生

走在牛頭角熙來攘往的街頭，不難發現有一群建築物依山而建，它們數幢密度不高，只有矮矮的十數層，與工業區密密麻麻的工廠大廈群在區內形成兩個折然不同的世界，而走進那群舊群矮小建築物的懷內，即可感覺到鬧市中難得一見的清幽，這地方就是「觀塘花園大廈」。

花園大廈是觀塘區首個廉租屋邨，第一期於上世紀八十年代拆卸重建成現時的玉蓮臺，而現存矮小的建築群則是第二期，它們均有超過50年歷史，第二期預計將於5年後展開重建計劃，屆時數幢大廈將會分階段拆卸，居民在工程完成後將原區安置。

因應花園大廈的重建，社工Bowie服務的社區中心早前展開了社區支援計劃，「係想社區凝造，保留街坊嘅鄰里關係」，Bowie介紹自己的工作說。

而她服務的對象不限於住客，也包括邨內的小店，「重建上小店嘅問題我哋都會去關心，總之關乎社區嘅事我哋都會關心」，從這樣就可以看見Bowie對「社區」的定義，「社區係需要一啲點嚟凝聚街坊，等街坊可以聚首、傾偈。」

Bowie平日的工作就是在花園大廈各幢間跑來跑去作家訪，「街坊見到我都認得我係袁姑娘，會捉住我傾偈，我會好開心。」她認為屋邨固有的環境都令這裏的倫理關係好，「係畀人一種感覺係以人為本，以人為本係我可以喺度居住、好舒服，亦都係打開門唔會好壓迫，係有種空間感，大家住係舒服。」

她舉例說，建築物的設計就是有一條很長、很闊的走廊，「望出去會見到陽光同個天，唔係新型公屋嘅走廊咁窄，淨係得光管。」Bowie認為，住客打開門有一個空間，不感覺到很壓迫，就會好自然和隔離左右打招呼。

除了開放的走廊，Bowie指花園大廈的騎樓也是一大特色，「騎樓每一個好唔同，都係好強生命力的植物」，覺得這些都是街坊自主的創造，是珍貴的。訪問期間有老住戶在騎樓與Bowie攀談，不難理解珍視人情味的Bowie酷愛花園大廈騎樓的原因。

重建工程5年後才展開，今日就進行社區支援計劃會否太早？Bowie解釋指現時重建計劃比原定的延遲，因此社區支援早就開展。她續指整個社區規劃其實很早就會有，「唔係話依家拆，就早一、兩年先規劃。」

Bowie指早些開始支援，就可以掌握街坊更多需要，亦認為街坊在重建上有知情權及參與權，所以希望房協在整個規劃入面可真的聽聽街坊意見，覺得指現時居民接收有關重建的資訊太少，而且缺乏諮詢，「諮詢點解重要，係因為區入面有好多老人家，住咗好多年，其實佢哋掌握資嘅能力係弱嘅，敞若重建真係嚟嘅時候，佢哋會好措手不及。」

「我哋做過一個簡單嘅街站統計，即是係問如果真係重建，你最想保留花園大廈啲咩，好多（街坊）係話露台、騎樓同休憩空間，其實呢兩樣背後都係話，我好想同人有多啲接觸、有啲空間。」Bowie認為，「社區最重要嘅就係人。」

Bowie希望重建後的花園大廈可以保留充滿特色的騎樓，也希望街坊可以參與在內，共同建構屬於大家的花園大廈，她更想留人的是不同人之間的鄰里關係，「無論係我同街坊之間嘅關係，定係街坊互相嘅關係，都希望傳承畀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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