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拜登，在事發前一週，已接獲多則恐部分子可能會襲擊喀布爾機場的情報，也在 8 月 22 日的公開演說時提到美軍待在阿富汗的時間越長，IS 對美國人與美軍的威脅就越大。然而儘管多國接獲情報，並發出警告，喀布爾機場仍發生恐怖攻擊。 - ISIS-K 是阿富汗激進的武裝宗教組織，雖然規模不及塔利班，卻策畫今年在阿富汗十數起的恐怖攻擊，他們鎖定的對象包括平民、阿富汗政府、塔利班組織。《華盛頓郵報》採訪一名相關人士指出，ISIS-K 發起這次機場恐攻的目的是在減弱塔利班組織的勢力，切斷塔利班組織與美軍的聯繫，避免同時對抗美軍和塔利班，也是懲罰逃往西方世界的民眾。 - 恐怖攻擊事件後，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對恐攻表示譴責，塔利班也透過發言人在推特上公開譴責 ISIS-K，並宣稱會用盡一切方法捕捉 ISIS-K 的領導人。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密利（Mark Milley）也表示，為了打擊 ISIS-K ，也不排除塔利班合作，雖然相關的可能仍在觀察與評估。 - 還不趕快 tag 一位關心國際局勢的朋友！ - #志祺每天都看很多新聞 #志祺七七的新聞新知 #志祺七七 #一起關心社會吧 #新聞新知 #新聞 #阿富汗 #喀布爾 #恐怖攻擊 #ISISK #撤僑 #美軍

【渾沌描述——民族性與系統性種族歧視】 系統性種族歧視在學術界的實況更像是制度性暴力。第一是藉由簡化跟省略原住民族精神與價值觀獲得既得利益/學術credit的剝奪，再者透過學術研究成果滲透到學術市場去宰制沒有話語權的原住民族人；對天性/樂觀等善意族群歧視去營造兩面評價分化族人，同時在漢語中心/漢族中心影響下排斥原住民族地位。剝奪，滲透，分化，排斥，正是Johan Galtung提及制度性暴力/結構性暴力的四種表現。制度性暴力不一定是積極主動的，在由龐大權力與資源結構起來的學術市場，善意族群歧視成為常態代表這種論述的典範化已經形成，在關鍵字背後其實是眾多大學教授、期刊審查委員、學術補助計劃、升等壓力...等等被默許而不被撼動的結構，進而鞏固了這種歧視的詮釋與發展空間。 典範轉移往往是緩慢而艱難的過程；不過也就是因為這種緩慢推移的潛移默化，一旦善意族群歧視繼續不被重視，那麼它是否將跟著新理論與觀點的發明結合繼續殘害下一個原住民族世代呢？我想用這篇論文來舉例，大家應該也會更明白公開譴責並抵抗學術界系統性種族歧視的重要性：這篇論文是王雅玄在2008年於台東大學教育學報提交的〈進入情境與歷史：台灣原住民教師的多元文化素養及其實踐〉論文。我們摘要一下，這篇研究的目的是： 引導基層教師進入社會情境及其成長過程中族群經驗之歷史片段，從中瞭解在社會脈絡下，對多元文化素養內涵的理解與實踐策略。 研究目的如下： 一、 探討原住民中小學教師在認知、情意與技能面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 二、 瞭解原住民中小學教師在文化、族群與語言面如何實踐多元文化素養。 而它的研究立場是： 本研究從原住民教師及其文化背景來探索其所理解、所實踐的多元文化素養，並挪用人類學研究觀點，認為族群有其共通特性，可以在個別的個人身上找到屬於這族群的共通特性。假設個別的原住民身上有與其社群相類似的族群文化觀（Benedict, 1935），故不蒐集大量樣本進行調查，亦不預設研究對象的代表性，因為在每一個民族許多不盡相同的個人中總可找出所謂的民族性（李亦園，1992），所以應深入個別訪問原住民教師，以掌握教師觀點的多元文化素養內涵與實踐。 全文大家就自己去查詢，我們建議大家去找2005年發表在Science的論文〈National Character Does Not Reflect Mean Personality Trait Levels in 49 Cultures〉，針對49個文化進行調查，發現其文化人群並沒有所謂平均的人格特質。2005年的實證研究。而王雅玄在2008年，引用1935年及1992年的論述來做為立場，結果是甚麼？就是在結論的部分，持續用錯誤描述誤導大家：「但私底下面對不同族群學生則採取積極性差別待遇，例如在生活輔導方面依學生不同『民族性』與之相處」，所以是遇到布農族學生就找其他七個學生來唱「八部合音」嗎，還是遇到阿美族學生問他們今天怎麼不跳舞？這篇論文連同台東大學教育學報，收錄在TSSCI期刊（科技部補助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國家級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你沒看錯，這就是一個種族歧視典範化的過程。研究者用過時/錯誤研究作為立場，一路進到國家級期刊的學術殿堂裡。我們閱讀論文好幾次，仍然想不通為何需要用民族性作為立場支撐自己的多元文化素養研究，難道不覺得矛盾嗎，這種充滿渾沌的描述過程，真的可以作為學術界、教育界的參考嗎？ 是時候重新檢視學術界的陋習。雖然我們無法及時改變制度性暴力，但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現在開始學會辨認它們的面孔：一起關注原住民族相關研究，支持你所在的學術領域去進行尊重族群差異的批判性思考，支持從原住民族主體性出發的研究。

【第二次剝奪——學術界需要的基進部落主義】 今天談談基進部落主義在教育體系中的缺席，其因果惡性循環的背景。我們理解的原運部落主義，從過去《高山青》提倡「回到出發以前的地方」，街頭戰鬥到部落出擊的脈絡，程度上因為政治權利/權力空間的開拓，拓展了原運菁英從祭儀到文化教育等層面的政治倡議內涵。當然，今天我們在說學術界需要基進部落主義，並不是說原本進入學術界的原運菁英沒有試圖改變現狀；而是透過這篇文章，我們要求更嚴肅、更全面的基進部落主義。台灣學術界使用的工具與方法，是否關注到原住民族與族群差異，是否積極主動從原住民族主體性出發，是否衡量其研究方法正當性、論述正確性；我們要求的是教育體系一直以來都當成點綴的族群主流化課程，應該正式成為主流課程，從義務教育到高等教育皆是。 我們用google學術搜尋在一個下午的工作時間，查詢到橫跨醫療、運動、教育、語言、文學、音樂及法律等各種學門學類下，以「原住民/樂觀/天性」等關鍵字為研究論述的內容，時間則至少包含2000-2018近二十年，學校包含公私立大學與國民小學的龐大時空跨度。上次我們提到善意族群歧視(Benevolent racism)是一種主觀看似讚揚、實際上限縮且侵害了原住民族權益與製造刻板印象的舉動。當我們注意到善意族群歧視如此長期在各學門學類出現的現象，代表學術生產的流程、學術倫理的核心已經淪落到無法不公開譴責的地步。這些論者花了太多時間在關心原住民，卻沒有花時間反省自己的論述是否合乎正義，以至於當他們描述原住民族時沒有想到街頭與部落的血汗與生存困境，卻擅自添加烏托邦式的虛假圖像，認為原住民族群十幾族有某一種共通的特質，既可以治癒疾病、可以拿來觀賞唱歌跳舞、又可以拿來供他們批判原住民族人過於懶散、單純無知。反過來想，這麼好用的殖民式文明優越的視角，不必負擔輿論責任，甚至十幾年來成為學界通論式的慣習，不用一下怎麼對得起自己。 所以我們可以說，學術界對於原住民族樂觀天性的粗劣描述，在其語言背面暗示可逃逸的世界，是現代社會對原住民族價值觀毫無節制取用的結果，也是繼土地、文化語言之後的，在精神層面上的第二次剝奪。如同過去強勢文化挪用弱勢文化的現象，這種剝奪不是漸進式的尋路而往，而是肆意踐踏、開採原住民族人的精神資源與價值觀，文明自以為是的不聞不問構成了他們最大的情感濫觴，你幾乎可以想像到這些論者在寫出這些毫無用處的文字時，心裡充斥著高雅尊貴的探險者情感，彷彿他們攜帶方法與工具前來拯救眾人，我們在溝通之前就被論定價格、賤價出售——正如數百年前殖民者踐踏原住民族一樣。歷史總是重複，只不過征服者如今搖身一變變成充耳不聞的學術研究者。 請原諒我並沒有打算稱他們為知識份子。放諸台灣學術界，多數論者談及原住民族總是說著看似實際的福利政策與補助方法，鮮少談及歷史正義與尊重主體性，在各自的領域裡大談專業知識與原住民族系統研究，卻沒有一堂課教導他們看見原住民族人的真實處境，以至於在研究領域上，這些善意族群歧視可以大搖大擺的通過評審的眼光，向學術市場公開兜售我們「得來不易的同情」。事實是，我們從未有一個從原住民族主體性出發，審視學術界研究方法與工具的客觀機制，它與(從未出現過的)學術上如何尊重族群差異、平等看待原住民族自身系統知識的機制一樣，本來都應該是這個族群多元土地的基本要求。如今我們必須很悲哀的說，這僅僅是我們用一個下午的時間篩選的劣質品，在這前後有多少不顧原住民族尊嚴的研究，他們是如何流入學術市場、如何宰制原住民族知識架構的場域，我們完全沒有機會阻止。 學術界需要基進部落主義的介入。我們必須全面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