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大法庭裁定太有趣了，值得出題！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大字第 4 號 裁定
案由摘要：土地增值稅
裁判日期：民國 109 年 11 月 25 日

1.本則裁定，係就最高行政法院 109 年度裁提字第 4 號土地增值稅事件所提案之法律爭議，作成統一法律見解。

2、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109年度大字第4號上 訴 人 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名：中華成長
三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代 表 人 李天送訴訟代理人 葉維惇 會計師複 代理 人 黃彥賓 會計師被 上訴 人 彰化縣地方稅務局代 表 人 陳燕慧訴訟代理人 吳春秋
蕭麗紋陳孟嬋 律師本院大法庭就第二庭於中華民國109年3月31日109年度裁提字第4號土地增值稅事件所提案之法律爭議，裁定如下：
主 文納稅義務人就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民國98年1月23日修正生效前之溢繳稅款，於102年5月24日以後依該規定行使退稅請求權，適用102年5月24日修正生效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10年時效期間之規定時，其時效期間，應自102年5月24日起算。
二、提案之法律爭議納稅義務人就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98年1月23日修正生效前之溢繳稅款，於102年5月24日以後依該規定行使退稅請求權，適用102年5月24日修正生效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下稱修正後（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10年時效期間之規定時，其時效期間，應自何時起算﹖
三、本院大法庭裁定如主文所示之統一法律見解（即提案裁定之乙說），理由如下：
（一）稅捐事件之法律適用順序：
1.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後，依該法第1條第2項規定：「關於納稅者權利之保護，於本法有特別規定時，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其立法理由明確指出，該法為針對稅捐課徵之特別法，如該法未規定者，自應依其性質，回歸相關普通法之適用。因此，關於納稅者權利保護之事項，於該法有特別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該法之規定。其次，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之立法目的，主要在於落實憲法生存權、工作權、財產權及其他相關基本權利之保障，確保納稅者權利，實現課稅公平及貫徹正當法律程序。因此，倘屬於納稅者之實體權利，則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後，關於納稅者權益之稅捐事件，均應優先適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
2.稅捐稽徵法第1條規定：「稅捐之稽徵，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規定者，依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稅捐，指一切法定之國、直轄市、縣（市）及鄉（鎮、市）稅捐。但不包括關稅。」依上開規定可知，稅捐稽徵法具有優先各內地稅法適用之效力，惟於稅捐稽徵法未規定或規範不足時，則應適用各內地稅法之規定。
3.行政程序法第3條第1項規定：「行政機關為行政行為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本法規定為之。」稅捐稽徵法之規範內容，並非僅以程序事項規範為限，該法第1章「總則」、第2章「納稅義務」、第3章「稽徵」、第4章「行政救濟」及第5章「強制執行」及第6章「罰則」等，分別涉及稅捐實體、程序、處罰、救濟及執行等事項之規範，實際上兼具實體法與程序法之性質。參酌稅捐稽徵法之立法目的及適用範圍，係在統一各內地稅法有關稽徵程序之規定，以作為各內地稅法其稽徵程序之共同基準，故自稅捐稽徵法立法目的而言，立法者並無意排除更完善之程序規定，且自行政領域性質而言，稅捐稽徵屬干預行政性質，目前稅捐稽徵法之程序規定尚不如行政程序法完整，因此，稅捐稽徵法與行政程序法兩者間之適用順序，雖仍應以稅捐稽徵法為先，然不足之處，得由行政程序法相關規範加以補充。
4.因此，關於稅捐稽徵法已規定之事項，在稅捐稽徵法與各內地稅法之適用上，原則上係應先依稅捐稽徵法之規定，若稅捐稽徵法未有規定或規範不足者，則仍須適用各內地稅法；而各內地稅法未有規定或規範不足者，亦應斟酌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範。歸結而言，依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申請退還土地增值稅事件之法律適用順序，原則上是：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稅捐稽徵法→（個別稅法）土地稅法→行政程序法。
（二）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退稅請求權有無規定時效期間及起算點：
1.修正前稅捐稽徵法於65年10月22日制定公布時，其第28條規定：「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得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逾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實務見解均認該退稅請求之時間限制，係應在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申請，若已逾5年之申請退還期限，則得予以否准。因此，於98年1月23日稅捐稽徵法第28條修正生效前之法律狀態，即在65年10月22日制定公布後至98年1月23日修正生效前之期間，若符合「納稅義務人對於因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溢繳之稅款」之要件，且納稅義務人行使稅捐稽徵法之退稅請求權時，其「得自繳納之日起5年內提出具體證明，申請退還；逾期未申請者，不得再行申請」。換言之，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之退稅請求權消滅時效期間為「5年」，起算日為「自繳納之日起」，係屬修正前稅捐稽徵法已具體明確規定之事項；其次，修正前稅捐稽徵法第28條之退稅請求權「5年」時效期間，雖與嗣後行政程序法（90年1月1日施行）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相同，但基於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規定，故僅於稅捐稽徵法未規定之部分，得適用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2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及其他相關規定。
2.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所謂「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係稅捐稽徵機關應查明退還之期限；所謂「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係稅捐稽徵機關應退還稅款之範圍，並無涉及退稅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或自何時起算之內容。又該條立法理由載明：「納稅義務人因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之稅款者，如僅退還5年稅款，對納稅義務人權益保障恐未盡周全，爰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17條及第121條規定，增訂第2項，定明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查明退還，其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另參諸修正該條規定當時之立法院議事錄，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係按行政院提案內容為修正，就此修正當時之財政部代表除表明：「如僅退還5年稅款，對納稅義務人權益之保障恐未盡周全」之意旨外，對於立法委員所提消滅時效期間為10年或15年或無時效期間之修正案，亦僅強調修正案係放寬納稅義務人因政府機關錯誤致溢繳稅款之退稅期限等語。益見立法者對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退稅請求權，是否具有無請求時效限制之意旨，並不明確。
3.準此，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並無消滅時效期間之明確規定；所謂「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2年內」，係稅捐稽徵機關應查明退還之期限；所謂「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係稅捐稽徵機關應退還稅款之範圍。因此，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內容觀察，應退還之溢繳稅款，並無規定時效期間及起算點。
（三）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退稅請求權是否於現行行政
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生效（102年5月24日）以後，始有10年時效期間之適用：
1.所謂消滅時效，是指權利人就其已發生並得行使之請求權，長時間的不行使，在一定期間經過後，發生權利人因此喪失或不得行使該請求權之法律效果。時效制度之目的，係在督促權利人儘早行使權利，以維護權益，並使法律關係及早確定，以維持法律狀態之安定性，同時因權利行使而可避免日後舉證上之困難。因此自時效制度之規範目的、主張權利之現實困難、訴訟正確性之確保及行政效能之增進等，行政法律關係中，財產性質之請求權，無論公行政對人民或人民對公行政所有者，應皆有消滅時效之適用，始符合法律安定性之要求（關於維護法律安定性部分，另可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47號解釋意旨理由）。在各別法律內，已有明文規定「消滅時效」者，自有此一制度之適用。各別法律無明文規定者，依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於請求權人為行政機關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於請求權人為人民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2.由於「退稅請求權」之性質，為公法上請求權，屬於納稅者之實體權利，則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施行後，關於納稅者權益之稅捐事件，均應優先適用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1條）。然而，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並未規定退稅請求權時效期間及其起算日。關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退稅請求權時效既未規定，而本件相關之土地稅法亦未規定，則應探討有無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相關規定。然由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並無涉及退稅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或自何時起算之內容，而是為得請求「退還稅款」範圍即「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之規範。惟修正前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為：「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從而於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修正生效日102年5月24日前所生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退稅請求權，其消滅時效若依當時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之5年，顯會與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溢繳者為限」之規定有所扞格，自不能適用102年5月22日修正公布前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5年時效期間之規定。
3.又102年5月24日修正生效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既已規定人民之公法上請求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從而關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退稅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於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生效後，認為應適用該規定，不僅不違反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退稅範圍規定，且於體系解釋上，對於屬行政法總論性質之行政程序法，於其已明文為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規定下，則除屬各論性質之各該行政法有特別規定外，關於公法上請求權之時效，本應適用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10年時效期間，且係於該條文修正生效日後始有適用。
（四）發生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修正生效（98年1月23日
）前之溢繳稅款，於102年5月24日以後依該規定行使退稅請求權，適用102年5月24日修正生效之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關於10年時效期間之規定時，其時效期間，應自何時起算﹖
1.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因此，法律一旦發生變動，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者外，原則上係自法律公布生效日起，向將來發生效力（司法院釋字第574號及第629號解釋參照）。消滅時效原則上固自請求權可行使起算，然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並無涉及退稅請求權之時效期間或自何時起算之規定，該條項未規定時效期間，是因法律發生變動，經由屬行政法總論性質之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生效後之適用，始有規定特定時效期間，依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生效後，人民對行政機關之10年公法上請求權時效期間，始作為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退稅請求權之時效期間。
2.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之所有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固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惟如繼續性之法律事實具有可分性，則在新法（即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變更舊法（即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的時效規定情形，應分階段適用法律，不應引進所謂「不真正溯及生效」之理論，導致扭曲當事人間之合理利益狀態。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係102年5月24日始修正生效，從而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之事實發生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修正生效（98年1月23日）前，依同條第4項規定，本得適用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退稅，而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未規定時效期間，納稅義務人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修正生效前之溢繳稅款，本得依同條第4項規定請求退稅之權益及因此所生之合理信賴，因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反致溢繳稅款日起算10年即不得申請退稅，有失公平，與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之意旨（保障人民行使公法上請求權時效之公平性）亦有未符，因此應自納稅義務人受不利影響時即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生效日（即102年5月24日）起算時效，以期平允，俾符法治國之法安定性原則及信賴保護原則。
3.基此為免納稅義務人就發生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修正生效（98年1月23日）前之溢繳稅款，依同條第4項可申請退稅之權利及因此所產生之合理信賴，因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生效而向將來受不利影響，基於法安定性及保障納稅義務人之信賴利益，限制人民權利之法律規範，原則上不得溯及既往生效，是以發生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修正生效（98年1月23日）前之溢繳稅款，於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修正生效後行使者，本於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及基於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之意旨，採對納稅義務人有利之解釋，應自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修正生效日（102年5月24日）起算時效，以保障納稅義務人之權利。
4.提案裁定甲說雖採自個案溢繳稅捐繳款日起算10年時效期間。然查，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修正生效施行前，發生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修正生效（98年1月23日）前之溢繳稅款事實，依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4項規定，本得適用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請求退稅，立法者有將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之退稅請求權，透過溯及適用之法律明文，使納稅義務人得於該條項施行後另為退稅之請求，而不論其溢繳稅款之事實是發生於何時之意旨。因此發生於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修正生效（98年1月23日）前之溢繳稅款事實，依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第4項規定，本可溯及適用修正後稅捐稽徵法之規定申請退稅。然在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修正生效後，適用該規定，倘採自個案溢繳稅款日起算10年時效期間，設如個案溢繳稅捐繳款日係在88年1月22日以前，則將使自溢繳稅捐繳款日至98年1月23日已逾10年之時效期間，縱有現行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4項之訂定，亦無從援引同條第2項規定請求退稅，如此反係有違上述立法者增訂第4項溯及適用規定之本意。又倘個案溢繳稅捐繳款日係在92年5月23日以前，則將使自溢繳稅捐繳款日至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修正生效（即102年5月24日）前，即已滿10年者，會產生時效屆滿當時，現行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規定，尚未生效施行之窘境。況限制人民權利之法律規範，原則上不得溯及既往生效，除非法律就有溯及適用已為特別規定，且溯及適用之結果有利於人民者，始無違信賴保護原則。倘以個案溢繳稅款日起算10年時效期間，實質上即係將限制人民權利之法律規範，溯及既往生效，溯及適用之結果亦未有利於人民，實有違信賴保護原則，難認可採。

生死問題，不只是心跳與呼吸的問題.....

--- 生物醫學技術的進步救活了許多本來要死亡的病人，同時也延長了許多臨終病人的生命。這種延長是『延長生命』，還是『延長死亡』？如果是『延長死亡』，這種延長是否應該？如果不應該，那又應該怎麼辦』？

　　與歐美相較，台灣社會對於生命問題的冷漠，可以說幾乎已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原因除了整個社會上下交征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漠視倫理方面的教育，使得許多人大學都畢業了，還不知倫理學為何物 — 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如何能要求人們超越素樸的『公民與道德』階段，而從事成熟的道德思維反省？至於新聞媒體對於生死問題的注意，也只是零星而趕熱鬧式的。多半都是在一些具爆炸性的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才會作五分鐘熱度的報導。而由於相關的倫理學素養的缺乏，這些報導常常不但不能釐清問題，反而更加簡化了問題的複雜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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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安樂死」之名的「安樂死法」──簡評2016年「病人自主權利法」（初稿）
鄭逸哲（台北大學法律學院教授）
施肇榮（執業醫師，銘傳大學法學碩士）

目錄

壹、 本文基本立場先行說明

貳、借殼上市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策略
一、該法所宣稱的「病人自主權」範圍
二、「病人自主權利法」並非人人所得適用
三、製造法律適用困境的立法
四、被精心掩飾的「安樂死合法化」立法目的

參、概念錯置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論述
一、自「病人自主權」虛構出「醫療拒絕『權』」
二、未能正確認識：「維生介入除去請求」屬「善終權」的行使，而非屬「醫療拒絕『權』」，也不是「生命處分權」

肆、見樹忘林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偏頗
一、該法拒絕納入病患意願再度確認程序
二、該法拒絕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實體法「防火牆」
三、該法拒絕司法裁定事先介入

伍、尚未施行，即有修法必要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代結論

本文

壹、本文基本立場先行說明

　　立法院於2015年12月18日匆促三讀通過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2016年1月6日隨即為總統所公布。本文作者就其立法過程略有參與，因而提出過若干不同意見，卻被有心或無意詆為「欠缺良知」而反對立法，因此，於評析該法之前，先行說明本文作者對該法的基本立場：
1.沒有人反對所謂「病人自主權利」，事實上也不可能反對。
2.支持就所謂「病人自主權利」的保障進行立法是一回事，不認同這部「病人自主權利法」這樣立法是另一回事。
3.不支持這部並不完善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不應被污名化為「『否定』病人自主權利」。
4.支持就「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進行討論，甚至也在一定範圍內支持「安樂死『合法化』」。
5.「病人自主權」和「善終權」二個概念，應徹底釐清，不該混為一談。
　　質言之，本文作者亦期待讀者先行了解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究竟內容為何，而能詳細區分自己究竟是「支持就所謂『病人自主權利』和『病人善終權利』的保障進行立法」，抑或也同時「支持『病人自主權利法』就『這樣』立法」。

貳、借殼上市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策略

一、該法所宣稱的「病人自主權」範圍

　　依2015年5月26日印發的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就委員提案第17769號「案由」謂：「鑒於我國現行法律對病人醫療自主權保障未臻周延，例如『醫療法』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及第八十一條的告知及同意規定，病人受告知與表示同意與其他關係人相同，對病人知情選擇與決策權的保護明顯不足；在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現行制度下欠缺配套措施，確保病人的醫療自主權(...)擬具『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
　　其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總說明」則進一步謂：「按『醫療法』第六十三條、第六十四條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與中央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並經其同意，始得為之。第八十一條之病情告知對象同前二條之規定，亦為病人或其他相關人。依此，『醫療法』規定之受告知對象與做醫療決策的主體未必是病人本人，(...)剝奪病人的醫療自主權(...)。其次，在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現行制度也欠缺配套措施，來確保病人的醫療自主權得以實現，例如『醫療法』第六十三條與第六十四條以及『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七條等規定，當病人意識昏迷、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係由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同意書，同意書未必與病人意願相符(...)。最後，(...)目前只有特別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權利，(...)大部分的植物人、漸凍人、重度失智症患者與罕見疾病患者都不是『末期病人』，無法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不當限縮病人的拒絕醫療權(…)」。
　　綜合上述，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其所認為的「病人自主權」範圍應涵蓋：
1.手術及麻醉。
2.侵入性檢查治或治療。
3.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被告知。
4.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
5.植物人、漸凍人、重度失智症患者與罕見疾病患者「拒絕維生介入」。
　　暫且不論法律「保護」是否周延，前三者，現行的「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和第81條，即分別有所規定；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則已由現行的「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加以規定。
　　可見，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最主要的目的在「新創」屬「『非』末期病人」的植物人、漸凍人、重度失智症患者與罕見疾病患者，有所謂「拒絕維生介入『權』」。

二、「病人自主權利法」並非人人所得適用

　　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高舉周延保障其所謂的「病人的醫療自主權」旗幟，但依其規定，事實上有許多病人是被排除在其適用範圍之外，例如：
　　依病人「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0條第3項的規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於意願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代理意願人表達醫療意願」，依之，若病人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或雖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但無法（例如，已先於病人死亡或自己也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思）或拒絕表達意願時，即使其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也無「病人自主權利法」適用的可能，不是嗎？在此情況下，是否應回到「醫療法」的適用？
　　再者，就所謂「末期病人」、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其他中央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用方法之情形者，依該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若未預立醫療決定者，也不適用「病人自主權利法」，除「末期病人」仍可直接回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的適用，其他四者，就只能拖到「末期」，才有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而「解脫」的可能。
　　且由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第8條第1項規定：「具有完全行為能力之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因此，未滿二十歲人，根本無適用該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而「解脫」的可能。
　　總之，「病人自主權利法」並非人人所得適用。

三、製造法律適用困境的立法

　　沒有人否認，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立法動機良善，但其欠缺足夠的法律素養，不具備立法技術的基本涵養，莽撞衝擊既有的立法體制，把「保護不足」和「欠缺保護」二者混為一談，一心只想別立於「醫療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而無視於其自身根本漏洞百出。
　　其實，關於其所謂病人就「手術及麻醉」、「侵入性檢查治或治療」和「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被告知」的「自主權」部分，只要就「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和第81條，分別修正如下已足：
1.醫療法第63條：醫療機關實施手術，應向病人說明手術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表達意願；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或其無法或拒絕表達意願時，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代為表達意願。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第二項）第一項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三項）
2.醫療法第64條：醫療機構實施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侵入性檢查或治療，應向病人說明，並經其同意，簽具同意書後，始得為之。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代為表達意願；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或其無法或拒絕表達意願時，由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代為表達意願。但情況緊急者，不在此限。（第一項）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無法親自簽具者，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第二項）。
3.醫療法第81條：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應向其醫療委任代理人為之；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或其無法或拒絕表達意願時，應向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為之。
　　此外，另新增「醫療法」第81條之1關於「醫療委任人」的相關規定是必要的。
　　至於關於「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問題，「病人自主權利法」的規定更是莫名其妙，末期病人並不當然就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但依其第14條第1項的規定，非得預立醫療決定，方有該項適用。也就是說，若末期病人事實上自行表達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時一部時，因其未預立醫療決定，該項即不得適用？這樣要回到「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的適用嗎？
　　當「病人自主權利法」號稱「目前只有特別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權利」，究竟該項是否應限縮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的末期病人，未見其明。
　　在法律適用上，「病人自主權利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就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問題來看，就能表達意願的病人應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否則悖理，但就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的病人，若其預立醫療決定，適用「病人自主權利法」尚無問題；若其未預立醫療決定時，是否仍得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呢？是否得由其最近親屬代為決定呢？如果得適用「安寧緩和醫療條例」，但「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1項第1款僅規定「應由二位醫師診斷確為末期病人」，而「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2項卻規定「應由二位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就這樣的不一致，應如何進行法律適用呢？
　　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第3項的規定，「（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的病患）無最近親屬者，()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得視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同意書」。如此的規定，在「病人自主權利法」施行後，究竟應如何適用？
　　依該法主要推動者楊玉欣立委辦公室的說法：「『安寧緩和醫療條例』適用的範圍與對象亦與本草案完全不同，前者規範的是末期病人，後者則以一切病人為其規範對象，兩者不能相提並論」。照這種說法，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應屬「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特別規定」，但實質來看，就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問題，「病人自主權利法」卻又就「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所無者有諸多「特別規定」。
　　整體來看，就由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的立法，在思考上，既無高度，也無深度，亦乏廣度，致「病人自主權利法」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在法律適用關係上，一片混亂，令人完全搞不清二者間，究竟是「特別關係」，還是「補充關係」，甚或是極詭異的「互補關係」？
　　其實，當初若逕採「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如以下的「修正」方式，上述的法律適用困境，當可避免：
「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由二位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之醫師確診，並經緩和醫療團隊至少二次照會確認。
二、應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但未成年人簽署意願書時，應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未成年人無法表達意願時，則應由法定代理人簽署意願書。
前項第一款之醫師，應具有相關專科醫師資格。
末期病人無簽署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且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時，由其醫療委任代理人依其預立醫療決定出具同意書代替之，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時。則由其最近親屬依其預立醫療決定出具同意書代替之，無最近親屬者，應經安寧緩和醫療照會二次後，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代替之。同意書或醫囑均不得與末期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一、配偶。
二、成年子女、孫子女。
三、父母。
四、兄弟姐妹。
五、祖父母。
六、曾祖父母、曾孫子女或三親等旁系血親。
七、一親等直系姻親。
末期病人符合第一項至第四項規定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之情形時，原施予之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得予終止或撤除。
依第三項最近親屬出具同意書，得以一人行之；其最近親屬意思表示不一致時，依第四項各款先後定其順序。後順序者已出具同意書時，先順序者如有不同之意思表示，應於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前以書面為之。」
　　如此，至少使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末期病人，在既未預立醫療決定，亦未指定醫療委任代理人，復無最近親屬的情況下，得因「依末期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而獲得「解脫」，這不才真的是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所想致力的嗎？
　　一旦，就所謂病人「手術及麻醉」、「侵入性檢查治或治療」和「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後情形及可能之不良反應被告知」的問題，採前述修正「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和第81條的方式；同時就關於「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的問題，採前述修正「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的方式，不僅使這方面的法律適用層次井然，不生法律漏洞的問題，亦使「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更能專注於其就植物人、漸凍人、重度失智症患者與罕見疾病患者所「新創」的「拒絕維生介入『權』」，提出更完善更周延的立法草案。但終究捨此不為，令人扼腕。

四、被精心掩飾的「安樂死合法化」立法目的

　　明明有更好更簡單的立法方式可選擇，為什麼要大動干戈別立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呢？要解答這個疑惑，恐怕要先看一下「病人自主權利法」的最原始草案草擬者孫效智教授，題為「安樂死的倫理反省」 一文的內容：
　　「隨著醫學科技的進步，相關問題在歐美可以說是備受矚目。問題的核心誠如中國大陸社科院的生命倫理學家邱仁宗所言：
　　『生物醫學技術的進步救活了許多本來要死亡的病人，同時也延長了許多臨終病人的生命。這種延長是『延長生命』，還是『延長死亡』？如果是『延長死亡』，這種延長是否應該？如果不應該，那又應該怎麼辦』？
　　(...)
　　與歐美相較，台灣社會對於生命問題的冷漠，可以說幾乎已到了草菅人命的地步。原因除了整個社會上下交征利之外，更重要的是，台灣社會長期以來漠視倫理方面的教育，使得許多人大學都畢業了，還不知倫理學為何物 — 在這種情形之下，又如何能要求人們超越素樸的『公民與道德』階段，而從事成熟的道德思維反省？至於新聞媒體對於生死問題的注意，也只是零星而趕熱鬧式的。多半都是在一些具爆炸性的新聞事件發生的時候，才會作五分鐘熱度的報導。而由於相關的倫理學素養的缺乏，這些報導常常不但不能釐清問題，反而更加簡化了問題的複雜度。
　　(...)
　　工業革命以後，醫學有了長足的進步，人對於生死的掌控或干預能力愈來愈大。此時人類的死亡經驗已大不同於古代。延長生命與延長死亡之間開始模糊不清。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十九世紀時『安樂死』觀念便有了特殊的醫學意義，亦即藉著醫生的幫助，減輕死亡過程的痛苦。此為狹義的『安樂死』。二十世紀初，在協助死亡的意義下，減輕痛苦所引起的副作用—縮短壽命—也被納入安樂死的意義。換言之，人們此時所理解的安樂死已不只是減輕死亡過程中的痛苦，還包含了藉著醫學科技的干預，直接加速死亡的到來。
　　(...)
　　從法律上來說，各國法律基本上都反對『安樂死』，視安樂死為所謂的『受囑託殺人』或『加工自殺』，屬於殺人罪或謀殺罪。不過，在另一方面，主張『死亡權利』及『自願安樂死』的運動正方興未艾。
　　(...)
　　本文採取的安樂死定義如下：『為了消除一切痛苦而有的『作為』或『不作為』，意圖導致死亡，或作為（不作為）本身即導致死亡』。
　　(...)
　　由於這個定義相當抽象，以下再以它為基礎，做幾點說明：
　　一、上述的『安樂死』定義在理論上適用於『自殺』或『他殺』兩種情形。但在實際上，『安樂死』一詞一般是用於後者，指醫生對末期病人或傷患所施行的致死作為或不作為。依此，安樂死是『他殺』或『致死他人』。在這個意義上，安樂死不再是古希臘所謂的『好死』或『善終』的死亡狀態，而是指促成這種好死的方法。
　　(...)
關於安樂死的道德或法律評價便很難形成共識。反對者認為『安樂死』就是『蓄意殺人』或『謀殺』。支持『安樂死』者則不能接受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安樂死的目的是為了病人最大的利益，因此，把『安樂死』理解為『殺死』病人，是過份簡化而不恰當的行為認定。
　　(...)
　　近年來有關生命末期問題之倫理討論雖然有很多爭議，然而至少有一項共識是大部份學者都能接受的，那就是：不論是延長瀕死期或縮短生命（= 導致死亡）的醫療措施，原則上都不應該違背受苦者的意願。 很顯然，違背病人意願的「非自願安樂死」是不道德的。這樣的安樂死侵犯他人的生存權，傷害了近乎絕對的生命價值。
　　至於不顧一切代價去延長末期病人生命的作法，也引起不少爭議。人們覺得這樣作會妨礙有尊嚴的死亡（death withdignity）。田力克（H. Thielicke）稱之為『恐怖的仁慈』（Terror der Humanitat）。歐美各國的趨勢是制訂自然死法（Natural Death Act），並推動『生存意願預囑』成為正式的法律文書，以賦予病患在疾病末期拒絕無意義治療的權利。
　　(...)
　　一旦確定了病人的安樂死意願，而醫生客觀的診斷亦顯示：病人漫長而折磨人的死亡過程與其人性尊嚴互相衝突，那麼，不少的倫理學家會同意，此時的安樂死在道德上至少是不應該受到譴責的。不過，根據這樣的良心判斷而付諸實踐的醫生或家人，仍必須負起法律上的責任。事實上，不畏懼法律制裁的抉擇，往往才真正反映了道德的審慎程度及勇氣。
　　(...)
　　『安樂死』合法化也是一個困難的課題。荷蘭與澳洲所開的先例是否可行，就尚待進一步的觀察與歷史的檢證。此外，即使從微觀的道德角度能夠達到『安樂死在某些少數個案中的可能性』，也並不意味著從巨觀的社會角度看來，安樂死合法化是可行的。就立法技術而言，安樂死合法化是否會遇到一些不容易解決的困難，並且，這樣的立法是否會衍生出難以防堵的弊端及對法律的濫用，都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
　　我國的情形如何呢？醫護人員的EQ與醫德低落、社會只向錢看而賤視人命、虐待老人及兒童的大量存在、長期療養及安寧照顧的缺乏等等，在在要求我們更為審慎地面對安樂死的立法問題。」
　　綜觀全文，其所持立場是：不顧一切代價去延長「末期病人」生命的作法是妨礙有尊嚴的死亡，所以，一旦確定了病人的安樂死意願，而且醫生客觀的診斷亦顯示：病人漫長而折磨人的死亡過程時，醫師或家人應不畏懼法律制裁，對末期病人或傷患施行致死作為或不作為，這才真正反映了道德的審慎程度及勇氣。
　　雖然其仍持「末期病人」用語，但並不等同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3條第2款的「罹患嚴重傷病，經醫師診斷認為不可治癒，且有醫學上之證據，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者」這樣的定義，其乃由「『近期』內病程進行至死亡已不可避免」擴張至「『漫長而折磨人』的死亡過程」。也就是說，其所謂的「末期病人」，不僅指「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3條第2款的狹義「末期病人」，更及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以下所規定的非屬狹義「末期病人」的「處於不可逆轉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其他中央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用方法之情形者」。其所採的是極為廣義的「末期病人」概念。
　　由是觀之，「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不僅要推動狹義「末期病人」的「安樂死合法化」，更要推動廣義「末期病人」的「安樂死合法化」。
　　然而，究竟是基於怎樣的考慮，在立法推動過程中，「安樂死」用語顯然有意完全被避免使用，精心被掩飾起來，而從未出現，這就要就教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了！
　　但很清楚看出，本來以修法方式就能「精簡」解決的問題，卻捨此不為，勞師動眾，疊床架屋，將「醫療法」第63條、第64條和第81條和「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既有的規定內容，復規定於「病人自主權利法」，恐怕目的就在以「病人自主權利法」之名，掩護廣義「末期病人」的「安樂死合法化」過關。

參、概念錯置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論述

　　「安樂死」固然是個倫理議題，但「安樂死『合法化』」絕對是個法律議題。作為一個法律議題，絕對要回到法律的概念論述。
　　由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蓄意避免「安樂死」被正視討論，代之以詭異的方式，企圖將「病人自主權」和「人性尊嚴」等同起來，致其立法論述極為錯亂。
　　如本文一開始就聲明的立場，「安樂死『合法化』」不是不能討論，甚至是應該要討論的議題，但必須嚴肅將之於法律架構加以下討論：

一、自「病人自主權」虛構出「醫療拒絕『權』」

　　雖然沒有人否認「病人自主權」，但不表示其屬「絕對」的權利；其實，在「法治國」，任何權利，難以想像其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舉例來說，甲割腕自殺，被緊急送醫，若立即縫合傷口，甲必然撿回一命，在此情況下，急診醫師乙得否違背「病患」甲的意願，強行醫療介入呢？這不必有什麼法律素養，依常識就可以判斷出乙當然得以為之。但這樣是否否定了「病患」甲的「病人自主」？當然是！但有侵害到其「病人自主權」嗎？並沒有！為何沒有？因為就此情況，甲根本並不具有「病人自主權」，當然就無所謂侵害「病人自主權」的問題！
　　一般被稱為「加工自殺構成要件」和「加工成重傷構成要件」的刑法第275條和第282條規定，在在否定法益持有人對自己的「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具有「處分權」。因此，「病人自主權」的內容，依之，無論如何「原則上」不可能涉及「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的「處分」。
　　但法律比人更聰明，在絕對否定法益持有人對其「生命法益」具有「處分權」的同時，在一定條件下，「例外」承認法益持有人對其「重大身體法益」具有「處分權」。例如，「病患」不截肢無以保命，為之施行手術而具有（共同）加工成重傷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醫事人員，法律即提供「阻卻違法的為第三人緊急避難」和「依（醫療）法律之行為」作為其「阻卻違法事由」，也因此，在此情況下，「例外」且「間接」承認法益持有人對其「重大身體法益」具有「處分權」。
　　然而，「病患」拒絕為保命而截肢，即使醫事人員違背其意願而施以手術，仍無以排除「阻卻違法的為第三人緊急避難」和「依（醫療）法律之行為」作為其「阻卻違法事由」的適用，因為此二者並不以病患「同意」為要件。
　　所以，「病人自主權」範圍，並不及於「拒絕拯救生命的醫療」，同理，也不及於「拒絕挽救重大身體法益的醫療」。充其量，只在不違背拯救生命或挽救重大身體法益的前提下，若有「這樣或那樣」的選擇方式，方有「病人自主權」可言。在此理解下，涉及「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時，「病人自主權」只限於對於醫療方式的「選擇權」，並無所謂「醫療拒絕『權』」。
　　至於生命法益和重大身體法益陷入危險的病患未就醫，事實上「拒絕醫療」，也無關所謂「醫療拒絕『權』」，而是法律對於「自殺」或「自重傷」者無能為力，而放棄規範的問題。
　　即使因刑法將傷害罪規定為「告訴乃論」之罪，原則上尊重非屬生命法益或重大身體法益陷入危險的病患是否就醫的決定，但嚴格上來說，在法律上也僅屬「放任」，而非承認其就「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具有「醫療拒絕『權』」。否則，例如，在其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有就醫必要的嬰兒，若作為其法定代理人的父母拒絕將之送醫，不就變成代為行使「權利」了？
　　因此，就其「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或可謂病患並無「就醫義務」而「放任」之，但絕非承認其具有所謂「醫療拒絕『權』」。毋寧，涉及「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時，「病人自主權」也還是限於對醫療方式的「選擇權」，並非所謂「醫療拒絕『權』」。至於此類病患雖就醫而「拒絕醫療」，誠屬悖理；若其確有醫療必要，就醫後卻全面拒絕接受醫方的「醫療建議」而放棄醫療，在體系理解上，也還只是理解為病患並無「就醫義務」而「放任」之，但絕非承認其具有所謂「醫療拒絕『權』」，否則，還是如前例，確有醫療必要的嬰兒，作為其法定代理人的父母即得代為行使「醫療拒絕『權』」，這是荒謬的！
　　總之，我們承認「病人自主權」是一回事，並不等於我們也承認病患亦具有「醫療拒絕『權』」，前者，在原則上，根本不包括後者；至於就「輕傷害程度範圍內的身體法益」，即使認為病患並無「就醫義務」而「放任」之，那是另一回事，並非承認其具有所謂「醫療拒絕『權』」。
　　整體來說，「病人自主權」大致上就是指在「接受醫療」的前提下，對於醫療方式的「選擇權」，並無所謂「醫療拒絕『權』」。

二、未能正確認識：「維生介入除去請求」屬「善終權」的行使，而非屬「醫療拒絕『權』」，也不是「生命處分權」

　　或許有人要問，如果法律不承認病患具有「醫療拒絕『權』」，何以得依「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得就「末期病人」「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其實，嚴格說來，這是立法者對法律用語欠缺審慎或欠缺區別能力的的問題。
　　如果我們細心觀察，在立法者就「醫療法」進行立法時，其所謂「醫療」和「醫療行為」用語，恐僅指一般所謂的「『有效』醫療」，亦即對病患病情有改善可能性的「醫療行為」。即使我們一般人對「醫療」二字的初步理解也是如此吧！
　　但隨著近代醫學的快速進步，不僅對於病患病情有改善可能性的「醫療」大有發展，在此同時，其亦擁有了雖無以改善病情，卻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延死亡」的「介入能力」。一般將此種「推延死亡的醫事人員介入」，亦以脫離原始意義的「醫療」名之，稱之為「『無效』醫療」。但本文更建議以「維生介入」代之，而使之區別於以具有改善病患病情可能性的「醫療」和「醫療行為」。
　　這種非屬「『有效』醫療」，而僅具有「推延死亡」的「維生介入」，從歷史的角度來觀察，在「加工自殺構成要件」最古早創設之初是不存在的，亦即人類原始創設該構成要件時，並未預想有所謂「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這種類型的「被害人」。
　　事實上，法學界長久以來，甚至數千年來，在對「死亡」這個「結果點」多所著墨時，對於近代才出現的「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這種「因果進程」，是否應對「加工自殺構成要件」的適用進行範圍限縮的研究，似乎是一片空白。
　　即使，社會一般人對於是否得對「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的病患以「維生介入除去」而進行「安樂死」，大概也只注專到「死」這個「點」，並未就這個「推延死亡的因果進程」或「安樂（程序）」具有足夠且充分的探討。
　　甚至，在立法過程中，本文作者詢問力推「安樂死合法化」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若醫事人員就「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的病患，依其意願而「除去維生介入」而致其死亡，該醫事人員是否仍犯加工自殺罪？就此，得到的竟是極為駭人的回答：「還是不法，只是不罰！」
　　本文作者不得不再追問：如果這樣還是「不法」行為，為什麼（最原始）草案第十四條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拒絕執行（最原始）草案第十三條病患的拔管，要加以處罰？法律可以強迫人家去做「不法」行為嗎？這太荒謬了！
　　實在令人揺頭，怎會在連基本法律立場都未搞清楚情況下，就要硬推「病人自主權利法」呢？當場，本文作者說，如果不導入「善終權」的概念，「病人自主權利法」就不可能具有其立法正當性。所幸，楊玉欣立委當場筆記，而後才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條「立法目的」中出現「保障其善終權利」的規定。
　　當我們承認不僅「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第7條所規定的「末期病人」，而且也承認「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第2款以下所規定的非屬狹義「末期病人」具有「善終權」的話，若醫事人員就「僅依賴『維生介入』而『推延死亡』」的病患，依其意願而「除去維生介入」而致其死亡，則其雖實現成文的狹義「加工自殺構成要件」，但不成文的消極構成要件「病患基於『善終權』而行使其『維生介入除去請求權』」亦告實現，該醫事人員即已不具有「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性」。
　　當承認「維生介入除去請求」屬病患「善終權」的一部分，基於其「同意」而「加工自殺」好了！醫事人員即自始不具有「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性」，這樣的論述再怎樣，也比「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紊亂法律論述層次，說什麼其「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又具有「阻卻違法事由」，又具有「阻卻責任事由」，而且「不罰」，來得合理且明確。
　　也就因為「維生介入除去請求」屬病患「善終權」行使的一部分，這也才能合理說明為什麼會有病患以外之人，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代為請求，而非病患以外之人「處分」病患的生命。
　　將「病患基於『善終權』而行使其『維生介入除去請求權』」明確定位為加工自殺構成要件的「不成文消極構成要件」，也有助於避免將「善終權」和「生命處分權」有心或無意混為一談。
　　應知，現行法律本來就是保障「病人自主權」，但也有其自主範圍的限制，絕對不得處分自己的生命，所以，「病人自主權」並非至高無上的。法律不容自殺，也不容加工自殺！己如前述。
　　即使我們承認「病人善終權」，也不因而承認我們對自己的生命具有「處分權」。
　　「善終權」只涉及非人為「迫切」將到來的死亡，屬病人對於「進入」死亡的「方式」的選擇，「原則上」必須加以尊重，但也只在符合極嚴格的條件下。
　　質言之，「善終權」只涉及被「自然」「無法逆轉」的「迫切處分」下，病人對「尚保有」的「進入死亡方式」的選擇。全然無關「自我生命處分」──其生命是「已被自然處分」的。
　　所以，從「病人自主權」或「告知後同意」，硬拗出病人「善終權」出於其「自我生命處分權」，立論完全錯誤。基礎觀點錯誤，東拼西湊出來的法律草案，自然欠缺必要的周延性；復以，未進行大規模的影響模擬評估，實難期待其可行性。
　　本文作者絕對支持對「善終權」加速立法，但反對一廂情願的冒進立法。要處理「善終權」或「安樂死」這個問題，就不要劃錯重點，不要想訴諸所謂「病人對自己生命具有處分權」。

肆、「見樹忘林」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偏頗

　　本文作者必須再度重申，對於「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認為應立法推動的方向，完全予以認同，然而終究不能把「善終立法進行的必要性」扣「善終立法版本的妥適性」混為一談！糟糕的立法，比不立法還糟糕！
　　任何立法，必然涉及多數人的「權利義務」變動，以及複雜的法律關係變遷。在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時，是否過度或僅著眼於廣義的「末期病人」能「簡」且「速」「好走」，只求法條快速通過，連最基本的立法用語審慎，都不考慮。舉例來說，「病人自主權利法」第9條第2項竟規定為：「意願人、二親等內之親屬至少一人及醫療委任代理人應參與前項第一款預立醫療照護諮商。經意願人同意之親屬亦得參與。但二親等內之親屬死亡、失蹤或具特殊事由時，得不參與。」　　
　　若意願人二等親內之親屬死亡或失蹤，自無參與的可能，其但書應規定為「不在此限」，方得其理，但竟以「『得』不參與」規定之，令人傻眼。
　　小者如是，該法所應追求的「死生兩安」大者，更是完全未被納入立法考慮，將來該法上路，恐會造成諸多爭議：

一、該法拒絕納入病患意願再度確認程序

　　對於廣義「末期病人」的「維生介入除去」，進行「安樂死」，是「生死大事」，不可不慎。
　　即使「病人自主權利法」有所謂「預立醫療決定」的規定，但「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顯然混淆「病患意願的『證明方法』」、「病患意願」和「病患意願的『確認』」三者。誠如一位該法立法公聽會參與者所提出的質疑：如果一個人二十歲時預立，但過了三、四十年後，當時的醫療技術大幅進步，屆時他沒有可能改變想法嗎？
　　而且「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3條規定：意願人撤回或變更預立醫療決定，「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更新註記，試問：若此申請正在進行中，申請人即因車禍陷入植物人狀態，又該如何適用本法？
　　甚至，如果真是那麼尊重病患意願或如此維護病患的「善終利益」，為什麼將本屬「相對明確」，但從程序法上來看也僅屬「推定」性質的「預立醫療決定」作為認定病患「善終意願」的唯一方法？未預立醫療決定者，就無「權」善終嗎？
　　再者，「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顯然根本不知道民法第1186條規定：年滿十六歲人，即具有「遺囑能力」。這表示法律認為年滿十六歲人即對「死亡」的意義具有完全的理解能力，那為什麼「病人自主權利法」第8條第1項卻依處理財產權為目的的「行為能力」，規定「具有完全行為人，得為預立醫療決定」。不是說要讓病人「善終」，才符合「人性尊嚴」嗎？那年滿十六未滿二十歲人呢？未滿十六歲人呢？他們就不必享有「人性尊嚴」嗎？

二、該法拒絕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實體法「防火牆」

　　「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似乎自始就有著「廣義的『末期病人』不得『好走』，都是醫護人員強行予以『維生介入』害的」這樣的偏見，否則立法最原始草案第16條第1款不會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拒絕執行（最原始草案）第十三條病患的拔管的話，「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處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業處分或廢止其執業執照」。會出現這樣的嚴苛粗暴的草案文字，令人駭然！
　　事實上，如果病人真的想「好走」，不上醫院最快了！既然要上醫院，又要假手醫事人員「除去維生介入」而使其「善終」，就得感恩人家的「協助」，而非將之作為「代罪羊」。
　　所幸在各方批評與壓力下，該項不合情理的條文，才被刪除，而且於其第14條第2項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依其專業或意願，無法執行預立醫療決定時，得不施行之」，以及其第4項規定：「醫療機構或醫師依本條規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不負刑事與行政責任；因此所生之損害，除有故意或重大過失，且違反病人預立醫療決定者外，不負賠償責任。」。
　　但這項條文，是否予以「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法律「防火牆」呢？恐怕未必！
　　醫事人員既然是依「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的規定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當然就是依其第1項所規定的「預立醫療決定」而行之，如此，其所謂「故意或重大過失」是就何而言？其所謂「損害」又是指什麼？就「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不故意，如何行之？又如何「重大過失」為之？
　　其雖規定為「不負刑事與行政責任」，且依一般解讀，均認為醫事人員仍具有「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但因其屬依「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而為之，故屬「依法律之行為」，而具有刑法第21條的「阻卻違法事由」。另外，醫療機構，一般均為「法人」，如何負刑事責任？
　　即使如此，顯然未根本將醫事人員的「醫療義務」和「善終權（行使）」的「衝突」加以消弭。如前所述，「病患基於『善終權』而行使其『維生介入除去請求權』」應明確定位為加工自殺構成要件的「消極構成要件」，這樣也有助於避免將「善終權」和「生命處分權」有心或無意混為一談。
　　因此，「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4項應規定為：「醫事人員依本條規定終止、撤除或不施行維持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之全部或一部，不適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條（加工自殺）規定，醫療機構及醫事人員不負行政與民事責任」。
　　恐怕如此，才能明確將「維生介入除去」明確定位為醫事人員「醫療義務解除」後的「行為」，而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實體法「防火牆」。

三、該法拒絕司法裁定事先介入

　　究諸經驗，許多廣義的「末期病人」不得「好走」，的確和家屬「不願放手」有關，但「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或認為該法第4條第2項規定為「病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醫療委任代理人或與病人有特別密切關係之人（以下統稱關係人），不得妨礙醫療機構或醫師依病人就醫療選項決定之作為」，即足以解決問題，未免過於天真。
　　事實上，這恐怕只會埋下病患「好走」後，法律紛爭不斷的根源！
「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恐怕從未意識到，「病人自主權利法」必須從實體面和程序面均予以周詳的規定，該法的施行才有可能達到「逝者善終，存者無爭」，否則「死者已矣，生者興訟」，豈是其本意？
　　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就實體面似乎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了某種法律「保護」，但即使如本文如前的建議加以「強化」，也無以阻卻其陷於事後高度的「訟累」風險──即使「更後面」司法確認其不負任何刑事、行政和民事責任。
　　舉例來說，即使現在一般均認為依「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的規定「協助」病患善終而具有「加工自殺構成要件該當行為」的醫事人員，因其行為屬「依法律之行為」，而具有刑法第21條的「阻卻違法事由」；但若病患家屬，乃至於檢察官認為其行為並不符合「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4條第1項的要件規定，依現在的「病人自主權利法」相關規定，並無以阻止告訴的提出或查偵開始，該醫事人員即至少陷於被以業務過失致死罪──乃至於殺人罪──訴追的危險。在民事程序上，亦有侵權行為鉅額損害賠償責任被請求的高度風險。
　　在立法過程中，本文作者一再提醒，多年來外國立法例即使在一定範圍內容許「安樂死」，但幾乎毫無例外，其對於醫事人員執行介入均先以司法准許裁定予以「背書」。
　　以所以必須由司法裁定事先介入，除了為「協助」病患善終的醫事人員提供充分的程序法「防火牆」，使之在相當程度上避免事後的「訟累」，而因袪除日後陷於法律訟爭的疑慮有助於提其高協助病患「善終」意願外，甚至還有其更深層的意義。
　　如前所述，「生死事大」，對於病患意願，再度確認有其必要性，這才是真正對於「人性尊嚴」的高度尊重。
　　除此之外，「安樂死」不只是單純使病患「死亡」，「死亡」是種「法律事實」，其不僅使病患的「權利能力」消滅，也形成一連串私、公法權利義務的形成、消滅和變動。
　　即使「安樂死合法化」在一定程度上應予開放，但也不能躁進為之，不顧其「道德上的風險」，例如，為了繼承法或保險法上等相關利益，或者因為經濟上或身心壓力，病患自行或在其家屬壓力下「不得已」而「預立醫療決定」。
　　凡此種種考慮，在立法過程中，本文作者一再提醒，務必納入「司法裁定事先介入」制度，但遭「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以「沒有必要」而悍然拒絕。這種「只管自己現在好走，不顧別人將來是否好過」，甚至以個人經驗即認為「廣義的『末期病人』，『均』無例外想『安樂死』」的立場來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對此，本文作者實在難以認同。

伍、尚未施行，即有修法必要的「病人自主權利法」──代結論

　　綜上所述，其實所謂「病人自主權利法」，不折不扣是部沒有「安樂死」之名的「安樂死法」。
　　誠如一位修習法律不到一年的女醫師所說：「病人自主權利法感覺有點像是…透過醫生的手跟醫療設備進行一種…折衷版的安樂死（法）」。
　　就這種關係「生死大事」的法律，在立法過程中，竟不見衛生福利部有所部版草案，許銘能次長竟僅謂「尊重立法院的決定」，既失職又失能，令人不僅感到遺憾，更感到憤怒。
　　雖然「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8條規定：「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但在這樣支離破碎，掛一漏萬的母法下，本文作者根本對本來對之毫無信心的衛生福利部能訂出怎樣的施行細則，毫無期待，更何況其亦無以凌駕母法。
　　別的不說，就其第14條第1項第5款所謂「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情形」的病患，目前接受衛生福利部委託進行施行細則如何訂定者，即已發現根本無法依此從頭至尾由「不明確法律概念」所構成的規定來擬定施行細則，而建議採「司法裁定事先介入」制度，或有解決的可能。
　　但如前所述，「病人自主權利法」立法推動者，自始至終全然拒絕「司法裁定事先介入」，「病人自主權利法」根本欠缺「司法裁定事先介入」的規定！因此，除非對「病人自主權利法」進行修法，實在難以想像其如何順利施行。
　　所幸，「病人自主權利法」第19條規定：「本法自公布後三年施行」，因而衛福部現在要做的並不是制定施行細則，而是全面檢討此法的缺陷，趕在施行日前，再提出修法草案。否則，這樣的版本硬上路，只是災難。
　　若果真尚未施行，即先修法，孰令致之？
　　本文作者再重申，百分之百支持關於「善終」的立法，亦支持加速立法，但實在無法支持現在已通過的這個「量身訂做」而粗糙不堪的版本。誠心謙虛去檢討立法的周延性和妥當性，才符合倫理和醫學倫理的要求吧！

【行政法申論題】....這題有夠難的!!!

◎甲公務員與其身心障礙妻，因不諳法令，民國94年至96年間分別以公務員身分及身心障礙人士身分申領子女教育補助費（相關法令均有不得重複申請之明文規定），97 年遭其服務機關政風處查獲，以「經本處調查，臺端於94年至96年間申請子女教育補助費，經查其中95年至96年間有溢領情形，請繳回溢領補助費新臺幣2萬元整」之函文內容，通知甲繳回溢領補助費，甲立即如數繳回。詎料，101年又接獲通知，以「97 年函請繳回溢領子女教育補助費，惟漏未計算94年溢領之教育補助費」為由，再次要求甲繳回94年溢領之補助費新臺幣1萬元。試問：甲拒絕繳回94年溢領之教育補助費，有無理由？（25分）
【103身特三等第二題****】

【參考實務見解】
◎102年度高等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提案五（行程法§127公法上不當得利之請求權消滅時效何時起算？）
【法律問題】
甲機關於民國90年間違法溢發徵收補償費予乙，嗣甲機關於101年5月間發覺上情，乃於101年10月1日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作成撤銷該溢發補償費之處分，該撤銷處分於101年10月5日送達乙，乙未對該撤銷處分不服而告確定。甲機關遂於101年12月10日依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請求乙返還溢領之補償費，問該公法上請求權5年之消滅時效應自何時起算？
【討論意見】
甲說：應自甲機關撤銷該違法溢發補償費之處分送達乙時起算。多數見解
按「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1次或連續之金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時，受益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領之給付。其行政處分經確認無效者，亦同。前項返還範圍準用民法有關不當得利之規定。」、「公法上之請求權，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公法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當然消滅。」為行政程序法第127條及第131條所明定。本件乙溢領補償費係屬金錢，該部分既經撤銷，其受領即有不當得利之情形，而甲機關於101年10月1日撤銷違法溢發補償費之處分後，該違法溢發補償費之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118條規定雖溯及失效，然乙受領當時係因甲機關之核發處分而受領，並非受領之初即不當得利，故甲機關需待其將該違法溢發補償費處分撤銷並送達乙後，始取得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亦即該請求權係自101年10月5日始得行使，其於101年12月10日提起本件訴訟時，未逾行政程序法第131條規定之5年時效。
乙說：應自甲機關發給系爭補償費之時起算。
㈠按時效制度之目的，乃為了維持法律之安定性、尊重權利之既存現狀，避免因時間經過而發生舉證困難，致使法律關係長期處於不安定；權利人若任由權利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空有權利而不欲行使或任其無期限的行使權利，均非安定法社會秩序所望。因此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326號判決意旨以「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該所謂『可行使時』，係指請求權人行使其請求權，客觀上無法律上之障礙而言，要與請求權人主觀上何時知悉其可行使無關。」核與消滅時效立法意旨相符，自得參酌適用。查本件甲機關雖於100年5月間始發覺90年間違法溢發補償費給乙，並經甲機關撤銷該授益處分。惟甲機關對溢發補償費之違法行政處分事實發生後，即得撤銷原違法溢發補償費之處分並請求乙返還系爭補償費，客觀上並無法律規定不得請求返還之障礙，故本件消滅時效應自甲機關發給系爭補償費之時起算，不因甲機關知悉撤銷原因在後，而影響本件消滅時效期間起算點之認定，否則將與消滅時效之法制目的有違。
又行政程序法第121條第1項規定：「第117條之撤銷權，應自原處分機關或其上級機關知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為之。」係對行政機關行使撤銷權（形成權）期間之限制，其目的在於使法律關係早日確定，此係除斥期間之規定，與消滅時效起算點之規定為不同之事項，是此規定並不影響消滅時效期間起算點之認定。
丙說：應自可合理期待權利人為請求時起算。
按行政法與私法在基本結構上，本存有相當多的差異，行政法之立法目的主要係規範國家與人民間權利義務關係，針對行政主體與人民間所生行政法上法律關係加以規範，行政之目的及內容，係由憲法與法律予以劃定並確認，故行政之權限與權能僅能在法秩序所建構之基礎上獲得，因此，行政法上多屬強行規定。而民法是規範私人間社會生活的法律，以私法自治為基本原則，特徵在於個人得依其意思形成私法上權利義務關係。是在討論行政法上請求權時效時，應一併思考民法與公法請求權之不同點。基此，行政法上請求權可行使時之認定，應解為係可合理期待權利人為請求時，自此起算消滅時效方屬合理，至可合理期待權利人為請求之判斷，則應就具體個案認定，於本件情形應自甲機關於101年5月間知悉該事實時起算。
【初步研討結果】
多數採丙說。
【大會研討結果】
實到人數：57人，採甲說29票，採乙說0票，採丙說4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