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20【政府媒體轉型公共媒體，嚴防看不見的黑手介入】公聽會

（一）【修正不合時宜《廣電法》，避免政府經營媒體死灰復燃】
　
日前通傳會將中廣音樂網、寶島網兩頻道頻率收回，其中之一交給客委會成立之「講客廣播電台」，引發學者質疑是否透過政府控制媒體。另外，通傳會3月對外提出的「公設電視事業設立許可辦法」草案，其中明訂政府機關、行政法人得申請經營具「公共性或公益性」之電視事業，也被外界質疑恐讓「黨政軍」再次控制媒體。對此，徐永明國會辦公室今日召開「政府媒體轉型公共媒體，嚴防看不見的黑手介入」公聽會，廣邀學者專家討論。
　
徐永明委員表示，希望透過此公聽會來釐清政府媒體和公共媒體的關係為何？公共性跟公益性如何界定？以及所有權與管理權等問題。徐永明委員也擔憂，《廣電法》第5條的不合時宜，也可能會讓政府介入媒體的狀況死灰復燃，未來法規如何修正，都是外界所關心的問題。
　
台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研究所副教授江雅綺表示，公共媒體與政府媒體資金來源同樣來自政府，但公共媒體的定位為「公共利益」服務，而政府媒體可能擔負政府部門中的「特定政策」功能。江雅綺副教授認為，未來法律應該明確規範公共媒體應受到民眾的監督，但要免於受到市場或政府力量的干預。另外，財源是影響媒體方向的重要因素，如果財源不能免除政府的控制，很難達到公共媒體獨立性的目標，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邱家宜則表示，媒體是監督政府的第四權，我們需要的是「落實監督政府、不受政黨輪替影響」的媒體，而不是要誰執政就替誰說話的媒體。邱家宜執行長進一步表示，《廣電法》第5條是「歷史殘餘」，應該予以修正，現在許多政府廣播電台是外行領導內行，應該將其轉變為公共媒體，在制度上不受政府直接影響，把國家廣電媒體變成公共媒體是民主發展的重要方向，政府媒體應該全數回歸公共服務性質。
　
通傳會綜合規劃處副處長紀效正表示，大家對於「公設電視辦法」有許多誤解，當初設置《廣電法》的時候，許多關於籌設公共電視的相關規定沒有在母法裡面，都只是放在施行細則，而大法官在幾個釋憲文當中也表示，施行細則只是細節性、補充性的規定。紀副處長強調，通傳會只是將舊法規當中施行細則的部分，寫進「公設電視辦法」，通傳會絕對不會把手伸進媒體。
　
客委會傳播處處長游進忠表示，「講客廣播電台」是肩負語言傳承的公營電台，客委會沒有客家文化基金會，但客委會增設廣播電台至今沒有增設一個公務人員，目前的同仁完全沒有廣電經驗，卻責無旁貸，全力協助「講客廣播電台」的發展。游進忠處長也表示，講客廣播電台未來決定是走到公廣集團的經營方式，不會是一直由客委會經營，但客委會的堅持是客家的廣播和電視納入公廣集團後，客家的自主性不能被忽視。

（二）【政府媒體轉公共媒體，《公視法》修法是出路】
　
徐永明國會辦公室今日召開「政府媒體轉型公共媒體，嚴防看不見的黑手介入」公聽會，廣邀學者專家針對政府部會經營媒體、《廣電法》第5條之存廢和政府媒體如何轉型成公共媒體等議題，進行討論。
　
徐永明委員對此則提出未來的方向建議，本辦修法方向是希望能讓政府媒體轉型為公共媒體，當中包含兩個面向：第一，既有的公廣集團是否能涵蓋進去，同時又確保各個媒體的獨立性，這部分可能就會牽涉到《公共電視法》修法；第二，各部會可以設置基金會來處理，依據不同的議題和族群處理的方式會有所差異。
　
政治大學新聞學系專任教授劉昌德認為，「電視不需要公設」，電視需要讓專業的來經營。劉昌德教授指出，現在的公共廣電就像政府在組體育競技的代表隊，好的電視台應該是要由專業人士來組成，而不是政府來組成。國家隊的組成應該是要政府授權專業團隊來做，政府要提供足夠的後勤和相關資源。而公共媒體應受到公眾監督，讓政府的公營媒體能轉型為公共媒體，讓其組成更為公開透明和保持專業。
　
中央廣播電台總台長邵立中表示，官方媒體要「公共化」是台灣社會的共識，但是必須注意公共媒體要避免市場介入和防止市場失靈。另外，很多台灣文化是需要政府資源來保護，譬如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但是客家台、原民台很難有市場營利可言，因此需要政府資源的投入。邵立中總台長也表示，不過對於投入和介入之間的界線應如何拿捏，央廣也尊重各界看法。
　
公共電視台研究發展部經理侯惠芳表示，公共電視最大的問題是經費不足，但公共電視可以說是台灣目前唯一的公共媒體，完全獨立自主，領導階層不能介入節目運作，直接由製作人來負責。另外關於《公視法》修法的部分，侯惠芳經理表示，這是一個比較大型的修法，未來會有華視和客家台的專章，並把廣播納進來，未來可能變成《公共廣播電視法》。至於要如何納進來，公共電視是非常開放的態度，哪些電台可以納入公廣集團或是可以單獨存在，公共電視都可以接受各方面的安排。
　
文化部影視司專門委員黃秀表示，文化部成立至今也是按照《公視法》的規定來處理和公共電視之間的關係，文化部也有感於公共電視法預算的不足，尤其是現在進入新媒體的時代，公共電視的預算是明顯不足，因此也會透過科技預算向科技部爭取更多經費，再用計畫型的預算來和公視簽約。關於《公視法》的修法，黃秀專委表示，文化部是站在尊重公共電視的立場，並協助其完成行政程序。
　
原委會教育文化處專門委員羅美菁表示，公共價值和族群價值其實有所不同，原民台特別關注少數族群的發聲，原民台從公視獨立出來後，持續維持原住民觀點下的公共性，對於族人的人才培育上有很大的幫助。羅美菁專委進一步表示，希望未來能夠訂定《原住民族電視法》或《原住民族傳播法》，透過法令的修訂讓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能夠永續經營。

我也曾經認真想過移民，離開香港。那是大概兩年前的事情。

2014年8月底，我作為「十八學者方案」倡議人，獲邀到深圳參與政改座談會。香港人應該還記得，那一場根本不是座談會，而是訓話會；京官們趾氣高揚的神情，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會上，京官們大放厥詞，預視北京已準備好和香港人攤牌，人大決定將會落閘。

座談會完結後，我跟隨大隊乘車回香港，當旅遊巴穿過口岸，進入香港邊境禁區之時，心𥚃突然泛起一種陌生的感覺，這是香港嗎？這還是我心目中的香港嗎？當時心𥚃想，香港的民主，恐怕沒有希望了，面對政改破局，我感到身心俱疲，於是想到不如離開香港，重新到另一個地方，也許是一個出路？我是一個學者，要跑到其他地方例如台灣和新加坡，應該不會太困難吧？

這是我第一次產生離開香港的念頭，也是唯一也非常短暫的一次。當旅遊巴到達九龍塘，雙腳重新踏足香港的土地後，一股實在的感覺湧上心頭，離開香港的念頭就消散了 ── 我不想走，為什麼我們香港人要走？

面對困局，沈重的無力感令人窒息，想離開是很自然的事情，也許亦是相當理性的選擇。但我敲問自己的靈魂，我忿氣嗎？當時我的答案是，我不忿氣，所以要留下來。回家後，立即把心裏所想寫下來，這篇文章就是《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人大831決定後，我常常把這一句話掛在口邊：如果不願移民、如果不願投降、如果不願沉默，香港人別無選擇，只能咬緊牙關頂下去。這兩年來，由堅決終結「十八學者方案」、支持否決政改，到要搞《香港革新論》、發表《香港前途決議文》，明箭暗箭四方八面而來，身邊很多前輩朋友不表認同，甚至認為我正走上不歸路；但他們大抵不會明白，我這樣做只因為我不忿氣，為香港不忿氣。

香港今天好像沒有出路，如果你心灰意冷，就走吧，就放棄吧；但如果你不忿氣，就留下來吧，就撐下去吧。我最喜歡的一首歌，是側田的《命硬》：

「這種堅決無人可比
看戰事多悠長
亦決心打到尾　心不死」

我每天都在想，如果有天香港人能夠把局面扭轉過來，就是靠著這一口氣吧。

【#香港革新論文章】

革新保港　民主自治　永續自治
── 香港前途宣言

／ 方志恒 Brian (《香港革新論》主編)
____________________

【編按：政治學者方志恒與二十多位年輕人合著新書《香港革新論》，探討後政改時代的香港前途。本文為該書綱領。】

在後政改時代，我城到底何去何從？

1980年代的「民主回歸論」，設想中國大陸在經濟改革後，會逐步走上政治開明之路；同時寄希望於港陸之間的良性互動，會為香港帶來更大的民主空間 — 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一種想像」。

2012年以來，「獨立建國論」興起，從城邦建國，到香港獨立，都設想了中共政權即將崩潰，令香港可以擺脫北京控制，自決政治未來 — 這是香港前途的「第二種想像」。

2015年，當「第一種想像」被8.31人大決定無情地壓垮了，而「第二種想像」卻仿似是未知的政治預言之時，結合了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已經全面壓境席捲我城 — 我城已處於存亡之秋，難道我們仍然只能囿於這兩種想像，坐看我城崩塌？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必須重新認識、反省及喚醒我城靈魂，為香港前途思考出路，建構「第三種想像」1。

【自由靈魂　主體意識】

香港，是時代選中的「自由之地」。上世紀以來，香港一直是華人尋找新天與安身立命的地方，承載著一代又一代華人追求自由、擺脫暴政的夢想。香港故事，就是華人在亂世之中，用血和淚所書寫的自由故事 — 我城因自由而立，傳承了「自由靈魂」，拒絕認命的靈魂。

1970年代起，在港英政府的懷柔管治下，香港逐步建立起健全法制、廉潔政府、公平選舉、金融市場等現代化制度，由此塑造了自由、法治、廉潔、公平競爭、誠信透明等「在地核心價值」，構成了「香港主體性」的最重要內涵，並透過1980年代制定的《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全面鞏固下來。1997年主權移交後，從反對23條到反對國教等歷次「核心價值保衛戰」中，香港人透過共同的抗爭經歷，進一步產生了抵抗他者、守護我城的「主體意識」。

香港人與大陸人，固然擁有血緣、文化及歷史上的共同淵源，但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根本體現在一種對我城核心價值的認同 — 任何香港居民，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這片土地、認同香港核心價值，就是香港人。

【香港我城　民主自治】

港英時代，在倫敦的「在地管治」傳統下，香港一直保持相當的自主性，並在二戰後逐步建立起各種的政治和經濟自治權，成為一個事實上的「自治共同體」；而香港作為「自治共同體」的事實地位，亦在1980年代透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在法律上正式成文化，成為1997年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憲制基礎。正視我城的「自治共同體」地位，是處理任何公共政策的基本前提。

香港，依目前憲制地位，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社會當前的最大共識，並非尋求改變目前憲制地位，而是爭取實現「民主自治」 — 我們所追求的民主政制，必須產生一個全面代表香港人的政治首長，最大程度地讓香港人按自治原則，自行管理香港事務；而在民主政制以外，我們更需要尋求「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建立植根於社會的自治意識。

香港人的當前首務，是以「民主自治」意識，充實一國兩制界定港陸關係；至於「未來民主中國」的問題，則需要兩岸四地及全球華人，發揮智慧共同處理。

【革新保港　時代綱領】

香港人與大陸人，理應在各自體制之下，努力改善民眾生活，並謀求港陸兩地相互尊重和平共存之道。但近年北京走向「天朝主義」，駐港機構加緊干預香港的自治事務，以無孔不入的國家機器為槓桿，將香港推向「選舉專制政體」，各種「政治操控」包括選舉操控、媒體操控、政治檢控及統戰滲透等等籠罩我城，令一國兩制名存實亡，核心價值面臨崩潰。

如何應對「中國因素」— 一個結合威權政治和經濟實力的天朝宗主，是我們這一代香港人的時代挑戰。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莊敬自強，我們毋須緬懷昔日殖民宗主的懷柔管治，更不應寄望當今天朝宗主會寬容慈悲 — 唯有香港人的「主體意識」，才是實現「民主自治」的最重要基礎。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人必須喚醒我城的「自由靈魂」，以力挽狂瀾於既倒。香港民主運動的戰場，不能再局限於爭取普選制度，而必須擴大至在社會各層面在地捍衛核心價值 — 不論專業界別或社區組織、大專院校或中小學、公營部門或私人企業，都是香港人捍衛核心價值的戰場。

要回應時代挑戰，香港必須有全面代表香港人「主體意識」的政治力量，走「革新保港」的現實政治路線，以發動「在地抗爭」為經、以加強「香港優勢」為緯，立足公民社會全力爭取「民主自治」 — 即一方面深入社會各界建立「在地群眾組織」，並以「公民社會聯線作戰」、「社會包圍政權」的方式，建立植根於公民社會的「新本土民主運動」，在地抵抗國家機器的「政治操控」；另一方面則要發揮「以小制大」的生存智慧，動員民間力量推動我城的優勢產業、區域網絡、國際影響力及文化軟實力，以擴大香港作為全球城市的優勢，為港陸博弈創造有利條件。

【二○四七　永續自治】

香港人不但要爭朝夕，也要爭千秋。香港按中國在《中英聯合聲明》的承諾，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由1997年起維持50年不變。換句話說，繼上世紀1980年代爭論1997年的「一次前途問題」後，香港即將再次面對前途問題—即2047年後，香港憲制地位何去何從的「二次前途問題」。

面對即將浮現的「二次前途問題」，香港人的「主體意識」，將是守護我城自治地位的最後防線 — 香港人必須建構和捍衛我城的「主體性」，爭取實現超越2047年的「永續自治」。

革新保港、民主自治、永續自治，是凝聚港人為香港前途而戰的時代綱領。

【昂首闊步　我走我路】

1980年代初，鄧小平一手實行改革開放，一手推動兩岸和平統一，台灣陷於風雨飄搖。1984年，鄧小平更加委託李光耀，前往台灣向蔣經國勸降。

當時李光耀向蔣經國說：「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條路就是接受鄧小平的條件，跟中共和好；另外一條路就是走你老爸的路，就是反共到底。」

但蔣經國斷然回絕：「光耀兄你搞錯了，我還有第三個選擇，走我自己的路！」2

今天，香港人站在時代的十字路口，也要昂首走我們自己的路，為香港前途戰鬥到底。

註：
1 香港前途的三種想像之說法，靈感來自吳介民教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見吳介民：《第三種中國想像》（新北市：左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2）。

2 黃創夏：〈那一年，李光耀逼台灣投降中國……〉，《中時部落格》，2015年3月24日。

【延伸閱讀】
香港「自治共同體」 ── 對左翼論者的一些回應
／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 何俊霆(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政治理論碩士)
https://goo.gl/ESJ8tO

港式雙首長制 ── 拉闊民主自治想像的政制方案
／ 房吉祥(香港中文大學法律博士)
https://goo.gl/tayhWA

不羈放縱愛自由 ── 以社會為中心的民間自治想像
／ 鄺健銘(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碩士)
https://goo.gl/UMu6z6

普選以外，更需在地抵抗政治操控 ── 選舉專制政體下的新本土民主運動
／ 周日東(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碩士)
／ 雷浩昌(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研究員)
https://goo.gl/A5VnQ0

捍衛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就是捍衛香港 ── 剖析港陸之間的利害關係
／ 易汶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哲學碩士)
https://goo.gl/WBch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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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要重返「華南文化圈」。

【文章推介@香港革新論】

「華南文化圈」一詞，最先由《Disappearing Hong Kong/ 消失中的香港》Blogger吳勁憲提出，描述了香港流行文化産品在澳門、台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等地的受歡迎地位；《香港革新論》作者之一鄺健銘，將「華南文化圈」一詞加以擴充，寫成<華南文化圈 — 重建被遺忘的區域腹地>一文，論述香港的海洋城市性格和與南洋等地的傳統聯繫，提倡重建「華南文化圈」作為香港腹地的區域發展戰略。

最新一期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 Undergrad, H.K.U.S.U.，特別收錄了黃國強導演的專訪，進一步探討香港流行文化重返「華南文化圈」的可行性，值得香港人細閱。

伸延閱讀：
《學苑》八月號
ISSUU版：
http://issuu.com/undergrad2014/docs/august
PDF版：
https://goo.gl/J9EI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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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華南文化圈——與黃國強導演談香港電視業】

文／陳凱螢

受訪者簡介：黃國強自八九年從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後，就加入了無線電視（TVB）工作，及後轉到香港電視（港視）成為總導演。黃導演過去參與多套電視劇製作，包括無線電視的《天與地》、《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以及香港電視的《歲月樓情》、《選戰》等。

「香港人，係值得一人一票，去決定佢哋心目中嘅特首。」葉晴在《選戰》中字字鏗鏘地說出的一句話，似乎曾為雨傘革命的抗爭者燃起一絲希望。在《選戰》中，港人雖能一人一票選特首，卻遭少數人掌控提名權，跟香港現實中的「假普選」方案如出一轍。《選戰》的對白言猶在耳，但港人實現普選的願望卻不了了之。《學苑》訪問了《選戰》的總導演黃國強，談香港電視業與香港人主體塑造的關係，分析香港電視業的限制，以及香港流行文化聚焦於華南文化圈的重要。

從電視劇中尋找「香港人」

自七十年代起，以本土導向的流行文化迅速興起，當中包括粵語流行曲及港產粵語片，而電視文化的影響則最為廣泛。英國殖民地政府對本土文化發展採取不干預政策，以致當時香港的媒體擁有較大的自主空間。香港學者如馬傑偉、吳俊雄及曾仲堅指，七十年代電視的普及化，造就電視節目成為文化搖籃，以及確立身分舉足輕重的影像來源，香港人得以藉此建立共同想像及確立群體。黃導演微笑點頭，他說：「以前沒有其他娛樂，大家又很少出夜街，因此觀眾會鎖定電視機。《網中人》中的程緯（周潤發飾）讀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而劇中描述的香港大學是『精英學校』及『有錢人讀』的。我會想：我跟程緯一樣住公屋，因此不可能入讀香港大學。當時很多電視劇男主角都從商，更令我相信男生長大後一定是做生意。」可見普羅大眾會將電視劇角色的生活與自身經驗扣連，久而久之有助塑造香港人的價值觀。

英格蘭作家Baker Hugh指香港人的生活習慣及生活經驗，與深圳河另一邊的相去甚遠，故香港普羅大眾會視香港人為獨特的命運共同體。在建構身分的過程中，往往預設了「他者」的存在，透過排斥他者以確立自己的身分。若將這邏輯套用至香港的電視業，亦不難發現中國新移民被視為「他者」。

不論是無線電視《網中人》的阿燦，還是今天港視《來生不做香港人》的梁美田，中國新移民與香港人的價值觀均出現衝突。早於七十年代，當新移民來到現代化的香港後，更因難以融入本地文化而顯得格格不入。隨著主權移交，電視節目對中國人的負面描述相對減少，主流媒介傾向「再國族化」，開始逐步與中國整合文化。黃導演在訪問中點頭而笑說，若觀察過去二十多年電視劇所刻劃的中國人，將是十分有趣的對比。在七十、八十年代期間，中國人常以反派的形象出現，但在九十年代初起媒體不再強調「他者」與香港人的對立關係（如《真情》的好姨）。我們追問黃導演，港視的《來生不做香港人》又有否從七十年代的電視劇借鑑，將香港人塑造成別樹一格的群體呢？他坦言《來》沒有刻意作此安排，但港視的創作空間較大，容許他們拍攝這些較具爭議的題材。

電視業界的限制

步入九十年代，中英兩國就香港前途談判，政治辯論此起彼落。在六四事件後，香港人抗共心態日益高漲，進一步視中國人為外來者。當時的商營電視進行自我審查，加上媒體容易受政治及和經濟權力所籠絡，令反抗中國的觀點備受壓抑。然而，當時抗衡中共的文化想像，仍可見於電視業之中。早前重播的《大時代》，不少人大讚演員的演技及故事編排出色。雖然《大時代》看似沒有政治論述，但觀眾卻有另一番政治化的解讀。例如有觀眾認為丁蟹像共產黨，橫蠻地入侵香港。該劇隱晦地表達當時在社會廣泛的反共意識，對劇情的想像亦反映了香港人的自我觀感。

民間史家徐承恩指出，即使當時有不少以中國為題材的電視劇，但只是描述虛擬的中國（如古裝的武俠片），甚少涉及一九四九年中共竊政後的事，對英國殖民時期的香港描述更是少之又少。黃導演不畏言解釋，在七十年代時，大多投身電視業的都是大學畢業生；到了九十年代，已經甚少大學生願意加入，因此昔日電視劇的題材相對較有內涵。他以無線電視《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為例，即使劇中談到民國時期、抗日戰爭及中國現代化，但不少情節只是輕描淡寫。「TVB當時用『新政府』和『舊政府』來代替國民黨及共產黨的字眼，雖然我有參與拍攝，但仍然覺得那時的製作很畏首畏尾。」

電視劇創作上的限制，跟無線電視的管理不無關係。在以商業利益為先的框架下，創作團隊只能避免爭議的題材，選擇較能掌握觀眾反應的內容，結果拍出多套「師奶劇」。黃導演嘴角上揚諷刺說：「在TVB工作時，我們拍節目不是給觀眾看的，而是給老闆及管理層看的。但在港視，編劇、導演覺得好看的內容就可以開拍，這裏的創作空間比較大。」黃導演多次強調港視的創作空間比無線電視多，原因是老闆王維基在中國大陸沒有投資，即使拍攝如《警界線》、《選戰》等較敏感的題材，他也沒有任何包袱。

電視劇中的「獅子山下精神」

香港電台曾製作《獅子山下》處境劇，描述草根階層逆境自強及拼搏精神，及後更被港人歌頌為反映「同舟共濟、刻苦耐勞」的「獅子山下精神」。「獅子山下精神」多年來與「香港精神」劃上等號，巧妙地，黃導演加入港視後其中一套的作品－《歲月樓情》，同樣以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為軸心。

《歲月樓情》以公共屋邨為背景，描寫跨越三十多年的家庭故事。黃導演莞爾而笑，自豪地說出他很欣賞自己成長的歲月，這套劇正是他成長背景的寫照。聽起來，他的確跟許多上一代人一樣，懷緬昔日的港英時代。「我覺得香港人、香港社會和政府都有很多問題、很多缺點。但是，不知道為甚麼，我總覺得港英時代的香港的確不錯。那時候雖然有左右派，但大家從來不會打架。在讀書的時候，我會為了不同福利而到左派和右派的學校玩耍。雖然我知道去左派學校要聽《毛語錄》，去右派學校要唱梅花國歌，唱完還要分享對中國未來的看法，但當時十分open-minded（開放）。現在總有人逼迫你選擇黃絲或藍絲，如果要表露身分，似乎很尷尬，但以前沒有所謂。」他笑言。

然而，在黃導演眼中，即使上一代人為「獅子山下精神」感到自豪，也不應將自己的價值觀套在下一代人身上，甚至批評年輕人破壞香港的繁榮穩定。雨傘革命過後，有人稱新獅子山下精神是對民主的渴求，黃導演沒有為此下定義，但他在年輕人身上看到尋根究柢的精神。「不論年輕人的政治取向是甚麼，他們會主動問為甚麼事情會這樣發生。但我們這一代，很多事情不會過問，只懂得人云亦云，讀書、買樓才是人生的目標。」

「香港製造」的電視劇

在八十年代，無線電視每年製作二千到三千小時的節目中，當中有一千小時的節目向二十五個國家輸出。然而，近年香港的文化軟實力下降，不論是音樂、電影或電視劇對外輸出的產量均大幅減少，逐漸失去其影響力。香港與中國合資拍攝電視或電影非近年的事，兩地合作跨境取材亦為大勢所趨。若要找到全以本土資金為主，又富有香港特色的及迎合港人口味的作品，更是難上加難。我不禁質疑，在現時缺競爭的市場之下，香港電視業會走向沒落嗎？黃導演沉默地思考良久，未敢肯定香港電視業日後的出路。「香港電視不獲發牌的時候我曾經這樣想過，但後來又覺得未必。一來其他電視台發牌後亦要製作節目，二來有傳樂視（Letv）及美國福斯廣播公司（Fox）會大舉投資收購香港的電視節目，因此未必會沒落。」

然而，黃導演對電視業另一方面的發展卻不樂觀，臉上顯露擔憂神色。他以雙指作出括號的手勢，指「香港」電視業將會衰落，並嘆道：「主要原因不在投資，而是整個市場傾向中國。電視節目內容和口味不再以本土為基礎，遑論拍攝政治題材。日後可能沒有香港劇集，只有中國電視劇。假如在國內投資，回報一定比在香港高，因此不少商家傾向在內地投資。雖然那些電視劇是『香港製造』，但內容已經不再關於香港了。」

世界的香港 重返華南文化圈

昔日香港流行文化發展蓬勃時，香港一度成為東南流行文化的主要輸出地，香港電視劇、粵語片及粵語流行曲在華南文化圈更是大受歡迎。這龐大的外銷市場有助推廣香港的文化，將香港的本土特色及價值觀輸出至世界各地。

香港學者鄺健銘分析，若論文化及社會經濟的連繫，香港理應靠近南方海洋，而非北方大陸。華南文化圈由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形成，它的構成可追溯至十六世紀。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澳門亦深受粵語文化影響，粵語在馬來西亞的吉隆坡、霹靂州和雪州更是主要語言。香港向來有其海洋文化的特性，亦如日本漢學家濱下武志所指橫跨東南亞八大腹地，因此更應向南望，放眼世界。香港電視業重返華南文化圈正是以主動姿態擴展海外市場，無須委曲求全寄望獲得中國投資者的青睞，更不必因政治考慮而自我設限。

那麼，香港重新聚焦華南文化圈，又應否與中國市場切割？香港的本土文化又有機會透過影視業向中國輸出嗎？黃導演堅定地回應：「要視乎投資者自己本身的理念。以古天樂為例，他的電影公司『天下一電影製作』十分支持港產片，甚至有演員願意為拍港產片而減片酬，可見仍然有人有心做。同樣道理，如果想拍攝香港本土劇集，就必先有人堅守理念。另外，由於港產片以廣東話拍攝，廣東省一帶較容易接受香港的文化。也許不談政治，只談文化，輸入中國是有可能的。」

國際關係學者沈旭暉在《信報》的專訪中曾說：「我們不應為『中國的香港』而遺忘或捨棄『世界的香港』這個身分，而且香港本來就是個國際城市。在21世紀現實環境中，亞洲近年也吹區域整合風，促使香港有必要積極面對和處理跟區內其他國家、城市的互動。香港要重拾國際城市這個身分，再次適應和活躍於國際生態，軟實力是重要的裝備和本錢。」

香港不但要對外輸出本地文化，鞏固在華南文化圈的地位，更要擴大在世界中的影響力。在商言商，中國座擁龐大的影視市場及資金，香港要與中國切割合作並不可取。然而，如果香港只求迎合中國市場，放棄香港的特色與價值觀，最終只會削弱香港電視業的主體性，甚至被中國市場吞併。全球以粵語為母語的人數接近七千萬，在中國市場以外，香港電視業仍有如星、馬等地的市場，故商家不必大舉投資在單一市場之中。此外，香港電視業可從電影業借鑒，發揮香港在華南文化圈的優勢。二零一四年，香港演員杜汶澤與跟馬來西亞導演鄭建國合作，在當地開設名為Dream Moon的電影公司，力攻星馬市場。學者鄺健銘及何偉倫均認為此舉為香港流行文化提出新想像，證明了香港影視業在東南亞粵語區內具備優勢。

香港人除了要如香港電視、天下一電影製作等支持本地影視文化，更應積極拓展國際市場，透過電視劇集將香港的文化軟實力－－廣東話、香港歷史、飲食文化、香港精神等傳開去。香港的本義正是多元化，既聚居了不同國籍的人，又包含了各種族的文化及語言。香港不必再將視野局限於北方，更不應拋棄國際身分。若只將目光投放於中國市場，他日香港電視劇將會換上中國演員，播放不屬於香港人的故事情節，變成不折不扣的中國電視劇。

法國社會學家Frédéric Martel曾提醒港人：「香港，保留你的軟實力，你仍然有機會。」他指香港要保持軟實力，要堅守五大特質：自由、保護知識產權、法治、平等，以及一國兩制中的「兩制」。這裏指的不單是中國和香港體制上的差異，更是兩地推行文化軟實力的分別：中國以為軟實力等於硬實力，以為可以透過審查、控制去經營中國，卻忘了軟實力的核心不是允許（consent），而是權力下放（descent）。香港要面對世界，應保留文化多元性，對外推銷香港電視劇、粵語片、粵語流行曲等流行文化，而非卑躬屈膝放棄自身的優勢。若不想香港變成中國，不想港劇淪為品味低俗的中國劇，一如黃導演的精神 — 香港人，堅守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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