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言論審查機制應公正透明
#數位平台壟斷霸權需要更多治理
#看歐盟如何保障人民數位權利

臉書（Facebook）會以自己的《社群守則》、審查員來審查言論。

例如，討論到中國人對於特定事件的反應並無羞辱言論被禁言；提到台灣人工智慧發展基金會發起 #葉黃素計畫 被鎖帳號；提到台灣獨立、高端施打數據、美食評論，被歸類為霸凌、騷擾或垃圾訊息。

但另一方面，沈榮欽（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提及：「有人以簡體字一直罵人『民進黨養的狗x種』，經檢舉卻被判定未違反《社群守則》；同樣的，諸如『台巴子』、『留島不留人』等各種言論，都在臉書允許之列。」（ https://new7.storm.mg/article/3939131 ）

顯然，臉書審查機制出了問題。

我自己則接過不少性別和人權團體反映，這幾年來，臉書也會出現攻擊同志及女性的仇恨言論，內容還混雜不實謠言。

但這類 #真正的仇恨或不實言論 幾乎無法被檢舉下架，不論提供多少證明。

這顯示，臉書可能不只審查機制出了問題；甚至可能倒過來，成為 #仇恨歧視與假新聞的幫兇。

江雅綺Yachi Chiang（北科大智財所副教授）也提到：「這幾年臉書成為假訊息、不實資訊、訊息戰的平台中心，也已不是新鮮事。

『劍橋分析』公司操縱選舉的案件，透過Netflix的紀錄片『個資風暴：劍橋分析事件』，十分清楚的呈現，透過臉書平台可以輕易取得選民的資料，幫助選舉團隊建立使用者的個性模型，然後利用這些資料、操縱選民的行為。

除了操縱選舉的前科紀錄，臉書也常常被認為是仇恨言論的傳播中心，聯合國甚至曾控訴臉書為仇恨言論提供最佳平台，應該為緬甸的羅興亞族群所遭受的迫害負主要責任。」

我辦公室整理了，臉書審查機制的問題，可能包含：

❌《社群守則》並非由實際整體社群擬定，無法反映社群共識。

❌《社群守則》多數規範過於攏統，缺少細部指引及示例，審查標準高度依賴人工判定。

❌ 但審查工作會外包給不一定具足夠專業且嚴重過勞的血汗審查員。臉書自己也承認，每天約有10%的審查錯誤（還不包含申訴無效的案件）。

❌ 審查機制缺乏透明度，限制發言、懲處（包含降低觸及率）、申訴都未說明審查判定的原因及標準。

❌申訴機制形同虛設，即使是最後一層的監察委員會也鮮少發揮實際作用。

#數位平台已形成壟斷霸權

我雖然以臉書做例子，但這些審查爭議，不只在臉書發生；也已在包含Google、Twitter、Line等平台發生。

只要有人提出疑問，就會有人說：「不爽不要用，又沒人逼你用。」

但這已經不是個人是否要使用的層次。當這些平台成為 #國內外資訊快速傳遞的關鍵核心，不用的人或國家，會因此降低獲取國際資訊的速度、乃至於減弱和國際的連結。

平台已成為 #數位世界的壟斷霸權。

近年世界各國都在關注及想辦法以法治處理。台灣正要準備成立 #數位發展部，各種討論中，我也不斷提醒必須注意 #網路反壟斷 ，這是 #數位治理 重要的一環。

#參考歐盟經驗
#保障人民基本數位權利

之前愛信任-劉世芳邀請我共同主 辦「跨國網路平台與內容產業影響」公聽會。我便指出，台灣應參考歐盟《數位服務法》及 《數位市場法》草案，這兩者是繼GDPR（一般資料保護規範）後，歐盟推出保障人民基本 #數位權利 的第二步。

#數位服務法

針對超大型跨國數位平台*，制定高達17類義務。

包含平台須建立值得信賴的舉報及申訴機制、公開各種機制與透明度報告、通報刑事犯罪、外部風險稽核和公共問責等。

藉此對平台或有心人士操控資訊、大量假新聞入侵、政府不當干預等問題 #建立預防機制，強化公民對數位平台的 #民主監督，保障使用者數位權利。

此外，還被要求必須針對風險管理系統進行獨立審核，以防止濫用。

特別是「非法內容散布」、「對基本人權的不良影響」，以及「平台服務遭蓄意操縱以傷害公共利益及公共安全」等三個面向。

如果查到違反法規，將會有高達年度營業額6%的罰鍰；若調查發現平台/企業提供「不正確、不完整或誤導性的資訊」，罰鍰最高可達年營業額1%。

*對歐盟來說，覆蓋歐盟人口10％以上、即4,500萬人的跨國數位平台，即算是超大型跨國數位平台。以這算法，臉書、IG、Google在台灣都算是。

#數位市場法

平台壟斷的問題不光是前面所提的言論自由及散播不實或歧視言論，同時在技術發展上也會有托拉斯的問題。

因此數位市場法將大型跨國數位平台定位為 #守門人（Gatekeeper），禁止平台不公平對待企業用戶及使用者來獲取不當利益。

南韓公平交易委員會日前對Google濫用市場主導性、限制其他手機系統開發商競爭的問題，開罰2074億韓元（https://bit.ly/3Axetd3），也是基於同樣的觀念。

在大型跨國網路平台優點及問題不斷浮出的現在，#數位治理政策 更顯得重要，我會努力加速 #數位發展部 的推進，並訴求納入對平台的適切監督。

數位環境中，人權、隱私、言論自由，同樣是不可退讓的底限。

#實質監督
#提出解方

//周日話題：當司法淪為政治壓迫的儀式，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2021/9/5

【明報專訊】在今日香港，每日讀着匪夷所思的法庭新聞，畫幼童畫冊要還押，一句有無限詮釋的口號就係分裂國家情節嚴重，大概除了有權拘捕和有權審判的人以外，已無人相信政治案件還有公平審訊的可能。

然而莊嚴肅穆的法律程序，每日仍一絲不苟地進行着，用優雅文句專業術語寫判決，將一個個公民未審先送入監獄、重判異見者；但，偶爾，如果認罪認得早、求情信夠可信，如果警員證供真係矛盾到超過人類可接受範圍，還是會有好消息。

也還有法律界權威說，香港法治95至99%運作正常。

誠然，在一般人的想像中，司法淪陷並不是現在這樣，要到法官對政權言聽計從，警、檢、官全部都係佢嘅人，一條龍將異見者直送監獄個個判足10年才算——香港還遠遠沒到那一步，辯方仍可據理力爭、與控方互有攻防，有些法官還會講斥責控方／警方證人的人話；而「小勝」仍有，暴動、非法集結不是輕判、甚至無罪，國安案都有得保，政權眼中釘鄒幸彤昂首走出法院。公平審訊不可得，但「較佳」結果仍可能，官始終有「好壞」、「釘放」，律師辯才經驗都有高低長短，辯護策略、技術性疑點，求情內容……從輕發落，仍然可期。

但what if 這套仍有「希望」的司法制度，才對威權政體最有利？一啖砂糖一啖屎來回反覆，不斷將針對全社會的恐懼擴大，同時向被告發放「未絕望，仲有變數」的信息。

手足的一線生機，令司法也彷彿仍未徹底崩塌；而當重點只在被告的最大利益（最短刑期），審訊就只剩下認罪與否、如何避過定罪元素，行為和說話的意義可以有幾模糊，求情，見感化官幾有悔意，保釋條件講到幾盡……

當掌握被告生殺大權的法院，成為政權壓迫系統的一部分，已無人可以在司法制度中看得見達至公義的路徑，但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卻相當清晰：它正在誘使被控告者將個人利益置於首要、唯一的考慮，與運動、甚至過去的自己割裂開來。在此過程中，透過被告自我否定，消解受審事件的政治意義，將符合政權敘事的新現實強加社會。政治案件被告選擇走上個人利益最大化的路徑，就要參與政權劃定的「法律」框架，無可避免被融入政治壓迫正當化的程序。

由此，政治犯身上，似乎出現一個兩難：自己的best interest，與自己對行動／所信之事的理解，在法律程序中必然衝突。身處此結構當中，面對結果已定的政治審訊，我想知道，反抗是否仍然可能？

一、法院作為威權體制的一部分：The legitimacy paradox

（或者這篇文將來要拿去呈堂呢……所以我更需要認真地、引經據典地討論這個問題：）一個仍享有「獨立」地位的司法體系，為何會「自主」地傾向威權，成為政權壓制意見與反抗最關鍵的工具？

在香港的公共論述中，「法治」往往與「公義」直接掛鈎，但不同時空、地域的前例已顯示，法治、司法獨立、程序公正、政治審判與威權統治，可以並行不悖，甚至相互依存。如果法院不能為政權所用，早就落得如公民社會其他範疇一樣的下場；威權之下，法院本就無遺世獨立、做「公義最後防線」的條件。

學者M. Shapiro如此描述威權下法院面對的Legitimacy paradox（正當性悖論）：

「法院若挑戰政權的不公義，會引發政權加強箝制，無法保持獨立而失卻正當性；但法院若迎合政權，則會在公共眼中不再獨立，同樣失卻正當性。即使法院取得平衡，維持到自身的正當性，這份正當性卻只會令威權整體更具正當性。」[1]

① 面對政治檢控 無知即力量

目前政權瘋狂清洗公民社會不同範疇，祭出的說辭是「法律」（「我哋只有一把尺就係『依法辦事』，總之你犯法我哋就會執法」，蕭澤頤），手法是拉晒啲人上法庭直接還押，或以此為威脅。

不同威權政體的例子告訴我們，政權的合法性來源（革命功績／經濟成果／意識形態）愈疲弱，就愈須倚仗「法律」、「法院」、「法治」，利用程序與「法」的正當性，解決自身無足夠能量處理的政治問題，迴避政治後果。與不確定性較大的選舉或隨時反噬的暴力鎮壓相比，具有「超然政治之上」光環的法院，是成本最低的選擇。

於是政權不斷將政治問題推向法院，法院則一邊強調「只處理法律問題」，一邊被迫作出各種政治判斷：徐子見或危害國安而鄒家成不會，難道是沒有政治判斷的司法認知？「水炮車係權威嘅象徵」，又如何不是一個政治判斷？「只僵化地引用法律條文，不看條文及裁決是否符合法治精神，本身就是一個政治決定」（戴，2018）[2]

但既偏離法律範疇，法院又有何權威去做這些判斷？即是不計其政治立場有否偏頗，香港法官對政治的「司法認知」，分分鐘連一個中學生都不如（否則點會問李立峯「集會唔係有組織者嘅咩」或稱「不相信防暴警會眾目睽睽下說出『阿sir做嘢唔×使你教』」）。結果，法庭往往全盤接受控方版本，還自詡專業公正、不受民粹左右；政權則用法院判決為政治打壓正名，以「尊重司法獨立」為名，神化法官及裁決，壓制質疑。

② 為免被人推翻，先要自我推翻

威權政體往往牢控立法、修憲權力，一旦法院判決偏離其掌控，即可透過修改法律，推翻法院判決。要確保法院「醒醒定定」，唔使用劍亦唔使提法官有老婆仔女，只需讓法院知道自己的判決隨時可以被政權無效化就夠。若判決無人尊重，法院的存在亦無意義；為了維持自己剩餘的獨立、自主與權威，法院有誘因順從政權（但無乜誘因諗人權）。

於是我們不時見到「我輕判你，一陣DOJ又覆核㗎啦」，以及「一陣人大釋法咪仲大鑊，香港發展嘅空間又會再細咗」，裁判官選擇直接重判，高院上訴庭和終院選擇在人大出手前先自我調節。於是，港澳辦副主任鄧中華盛讚香港法院「對國安法形成了正確認識，特別在保釋、陪審團，指定法官制度……較好地落實了立法原意」。

直頭摸頭讚你乖。「如何判決不至引來政權干預」，與「如何判決才能讓政權滿意」，其實是同一回事。在威權法治下，法官究竟有否「捍衛法治」的意圖，都改變不了他們正在將政權對異見者的壓迫正當化的事實；而香港法官連僅餘的人權保障空間亦不善用，更令人質疑其正在利用社會對釋法的疑慮，積極地迎合政權。當你為了保存自己而無制限地妥協時，你想保存的早就被你親手斷送了。

③ 選擇性裁決 鞏固無力感

「正當性」不過一重外衣。法院對抗爭共同體真正造成的傷害，遠不至於此。

政治壓迫的司法化（Judicialization of oppression）將打壓針對少數、個別人的特例，轉化為可穩定地恆常操作的系統；最穩定的不是僵化地有殺錯無放過，而是充滿彈性、可鬆可緊，令人愈觸摸愈觸不到，但又無法脫離其威脅，已足以透過恐懼牽制整個社會（簡單來講，即係國安法啲保釋咁）。

一個「自主」的法院，全權掌握對任何人任意趕盡殺絕的權力，但又始終保留「放過」個別人的可能性，令焦點從檢控和羈押本身的正當性，轉向研究怎樣的官司策略，才能成為個別被放過的人：只是一個「可能」，足以耗盡抗爭陣營絕大部分資源、關注、心神、情感能量，甚至意志。

最折磨人心的從來不是恐懼，而是「希望」：無力感會在反覆的徒勞嘗試與無常的滅頂之災中生根，直至行動的可能被徹底蠶食。

二、不要被政權奪走詮釋敘事的權力

「一場政治審訊，是在一個可見的場域，由對立的各方就法律秩序規範正當性爭辯，而不僅僅關乎當前司法框架下官司的勝敗。」[3]

一場審訊所影響的，遠不只是一個抗爭者個體的命運，關鍵政治案件尤其——營造恐懼與不確定，消耗民間社會，建構政權要的敘事，改寫集體記憶，徹底改造一個社會的政治空間，才是威權下政治審訊的作用。

法院之所以對政權重要，還因其「展示」的功能：政權要你消失、要你沉默，還要你自我推翻、背棄同儕，即使毋須像蘇聯show trial一樣對黨國感激涕零，也要你以順從來認可這套儀式。它從不需要你心悅誠服，違心的配合，正好助其維繫以恐懼牽制所有人的壓迫系統。「留得青山在」實是一場無限滑坡，達至個人最低刑期之法，也包括成為控方證人。如果看一場官司不僅僅關心刑期長短，認罪和配合與否的決定就包括你是否要對政權編造的「事實」，在法律程序中給予無條件的認可，讓法院亦因而免卻自身監察及制衡政權的責任，繼續扮超然。

唔知唐英傑判九年，多少人反應是「早知就應該認啦，扣三分一好過」？唐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但決定不認罪時，他想必衡量過敗訴要承受的後果。因是經審訊定罪，法院就必須在判辭中清晰交代理據，於是條文本身的缺陷，法官對政治問題的獨斷，對基本人權的無視，對政權敘事的投誠，對合理質疑的左閃右避，都在判辭中一清二楚。

這是一份根本無法自圓其說的判辭，「賣飛佛」是「因為兜多咗幾個街口所以情節嚴重」！

即使被困囿於這個系統，也不等於我們與政權的分歧，只能體現在程序與細節之中。我對「法治」並無任何執念，所謂法治精神，只是一個社會如何理解何謂「公義」的載體；而在司法是否合乎公義的問題上，政權抑或法官，都沒有凌駕任何公民之上的權威——普羅百姓（ordinary men）對法院的檢驗和監督，是普通法制的基礎。

今日香港法院所維護的而非公義，而是政權的利益；法院對法律與「事實」近乎絕對的詮釋權力，也非來自對法律／法治的權威理解，而僅僅來自一言不合就可以全無合理解釋將異見者收監的制度暴力。當法院的權威，要靠拿攝錄機對準公眾席，隨時將旁聽公眾收監的威脅來維持，這座法院還有何正當性可言？

政權正努力地以司法改造，消滅抗爭敘事，但在它放棄司法作為合法性外衣——轉為閉門審訊——之前，它都必須給予被審判者說話的空間。就在此空間中，我們要與政權爭奪的正當性的話語權，不容政權壟斷對公義的詮釋，不容審訊歪曲記憶與事實，不容法官迴避自身真正的責任。

政權利用司法與其他工具散播恐懼與無力的目的，是改變「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一切意涵，徹底否定「香港」的存在。而我們每一個行動與選擇，都在抵抗與反擊政權對香港的強行扭曲，重新定義香港之所以為香港的本質。

這本就是一個永不會完成的使命。

Best interest是什麼？

當然，被拋入「政治犯」身位， 不等於就有在政治審訊中頑抗的責任；法庭不是唯一的戰場，也無人有義務犧牲自己的best interest去嘗試開拓。

但這個討論的缺口在：究竟所謂一個人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在律師、官司與法庭的語境，它必然等同獲批保釋或最低刑期，因而必然和運動對立。

「唔好諗其他嘢啦，你都要諗吓自己」都聽唔少。於是我好認真咁「諗自己」：究竟我的best interest是什麼？

是自由地說話，是在一個真正開放的公共空間，與其他自由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連結；是始終可以用批判的精神思考任何現象，挑戰一切定見，即使自詡為歷史必然，不以人的意志轉移的巨大結構；是體認自己一切行動的意義，不因任何強制或壓迫而扭曲。

所以我必須直面這一個戰場。

法院要如何面對它的paradox，是法院的責任和決定（吓，唔使幫你諗埋啩？）；但於我，那個政治犯面對、諗自己定諗個運動的paradox其實係假的。政權及為其所用的司法機器正試圖將我從共同體中割裂出來，再透過抹殺我作為個體的存在，否定共同體的存在；若我始終拒絕被抹殺、拒絕自我否定，拒絕成為政權營造恐怖的一部分，透過固守自身，就同時固守了共同體的一部分，令其不至消亡。

自我正是已突破壓迫的姿態所定義，而「香港」的存在，就是有一個個仍未被威權同化的個體的自我所組成。即使因隔阻而無法感應到共同體是否仍然存在，即使眼見她已破碎成無數相互拉扯的平行現實，要重新找到她，其實只需反照自身便可。

身處各異的困境中，每個人的best interest都不同，只有自己知道最適合自己的方向和角色是什麼。不論在怎樣的紛擾與壓迫下，依然忠於自己，就是一個人可為自己、同時為自己所認同的共同體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兩者，本就無從分割。

[1] Shapiro, M. (2008).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In T. Ginsburg & T. Moustafa (Eds.), Rule by Law: The Politics of Courts in Authoritarian Regim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戴耀廷（2018）《法治的挑戰： 威權下的思考》

[3] Schervish, Paul G. (1984). Political Trial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eviance. Qualitative Sociology. Vol.7

文˙何桂藍

編輯•王翠麗 //

警察濫權違法盤查就像月經文，時不時要出來幫大家複習一下警察職權行使法。不然走過路過好大的官威，一不小心人民就會被上銬帶走。
　
前天下午又發生一件警察盤查人民的爭議案件，據網友網友描述（ https://reurl.cc/kZzK1x ），故事是這樣的：
　
「今天下午4點45左右，在新北三重擔任家庭看護的一位移工，只是去樓下倒垃圾，然後站在路邊跟朋友講電話，就有個員警衝著她吼叫，要她拿出居留證（誰倒垃圾會帶身份證？！）。
　
這名移工急著用手機要找自己的居留證照片，警察卻不斷對她大吼大叫，電話另一邊的朋友用英文叫警察不要吼她，但警察反而奪走她的手機，甚至把她當成逃跑外勞，先是把她用手銬銬在路邊7-11的椅子上，然後塞進警車帶回警局（三重警察局中興橋派出所），到了警局甚至腳鐐伺候！
　
當警察發現這位姐妹是合法的家庭看護工，卻連一個道歉都沒有，就把她載離警局，而且也不載她回家，就把她丟包在路邊。這位看護只是出來倒垃圾，根本不認得被丟包的地方是哪裡，身上連叫計程車回家的錢都沒有！最後用google map才找到路，一個人哭著回家，而且還很擔心，她被警察帶走的時候，雇主家樓下的門來不及鎖，一直想著要是阿嬤怎麼了，無法跟雇主交代…」
　
三重分局於當晚連夜調查，確認該員警確有執法違失，並依刑法妨害自由等罪嫌，移請新北地檢署偵辦。
　
關於違法盤查，在幾個月前中壢女老師的案件中（ https://reurl.cc/eEr54L ），我就質詢過關於 #盤查、以及 #身份查驗 的相關問題。
　
🔴什麼時候警察可以查驗身分？
　
請記住，#人民沒有接受違法盤查的義務。
　
司法院釋字第535號說：
「上開條例有關臨檢之規定， #並無授權警察人員得不顧時間、 #地點及對象任意臨檢、 #取締或隨機檢查、 #盤查之立法本意。除法律另有規定外，警察人員執行場所之臨檢勤務，應限於已發生危害或依客觀、合理判斷易生危害之處所、交通工具或公共場所為之，其中處所為私人居住之空間者，並應受住宅相同之保障；對人實施之臨檢則須以有相當理由足認其行為已構成或即將發生危害者為限，且均應遵守比例原則，不得逾越必要程度。」
　
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也把「什麼情況下才可以查證身分」的條件說得很清楚：犯罪嫌疑或知情、防止生命身體危害、預謀重大犯罪、無停居留許可、行經指定公共場所路段管制站。
　
很顯然，下樓倒垃圾和朋友講電話，不符合以上任何要件。
　
🔴查驗身分有需要現場上銬、帶回警局上腳銬嗎？
　
就算警察有符合警職法第6條第1項的要件，也要遵守第7條的規定：
警察依前條規定，為查證人民身分，得採取下列之必要措施：
一、攔停人、車、船及其他交通工具。
二、詢問姓名、出生年月日、出生地、國籍、住居所及身分證統一編號等。
三、令出示身分證明文件。
四、若有明顯事實足認其有攜帶足以自殺、自傷或傷害他人生命或身體之物者，得檢查其身體及所攜帶之物。
　
重點來了：「依前項第二款、第三款之方法 ＃顯然無法查證身分時，警察得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帶往時非遇抗拒不得使用強制力，且其時間自攔停起，不得逾三小時，並應即向該管警察勤務指揮中心報告及通知其指定之親友或律師。」
簡單來說，除非無法現場完成身分查驗，才能帶回警局。
　
另外，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警察要「將該人民帶往勤務處所查證」？其實這很簡單，在上古時代沒辦法在路邊即時查詢人民個人資料。
　
然而，現在警察早就配有警用行動電腦，並可查詢包括「查捕逃犯、失蹤人口、應受尿液採驗人、遺失身分證、逃逸外勞、中輟學生、治安顧慮人口、大陸人士行方不明、失竊汽機車、戶籍、車、駕籍、統號變更、典當紀錄、前科、國人相片、治安顧慮人口相片、大陸行方不明相片、逃逸外勞相片、脫離兒少、緊急求救、治安資訊頻道、刑案紀錄、失蹤人口影像」等等各種資料。
　
也就是說，早就有比動輒帶人回派出所三小時還侵害更小的方法。在現場事實上就能查證身分的狀況下，動輒限制人民的行動自由，很難說是符合比例原則中「必要性原則」的措施。
　
🔴最後還是談談移工
　
依據《入出國及移民法》第28條規定：
「十四歲以上之外國人，入國停留、居留或永久居留，應隨身攜帶護照、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
入出國及移民署或其他依法令賦予權責之公務員，得於執行公務時，要求出示前項證件。其相關要件與程序，準用警察職權行使法第二章之規定。」
　
咦？外國人要隨身攜帶證件。所以移工出門倒垃圾，一定要帶居留證嗎？沒帶就能帶走「查驗身分」嗎？
　
當然不是。舉個最直接的例子，大家隨時都把身分證帶在身上嗎？
　
就算戶籍法第56條規定：「國民身分證應隨身攜帶，非依法律不得扣留。」但這不代表沒帶身分證，就活該被違法盤查甚至限制人身自由。
　
一樣的道理。外籍移工也不能任意盤查，要符合我們前面提到的警察職權行使法要件，才可以進行身分查驗，
　
過往，也有不少警察看到外國面孔，就動輒進行盤查所引起的爭議。這就回到前面談的警執法第6條要件的問題。
　
不過，單純長得像外國人就可以身分查驗的規定，我是從來沒有看到啦。
　
🔴為什麼警察會被移送？
　
不是執法人員做什麼都可以。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得很清楚：「依法令之行為，不罰。」也就是要依法行事，才能阻卻違法。事實上，有不少執法人員違法限制人身自由，而涉嫌違反刑法302條之妨礙自由罪的案件（還會適用刑法134條加重）。
　
三重分局在案發後馬上調查移送，至於個案作為是否構成刑事責任，就有待檢察官深入調查。
　
然而，還有更深層的問題值得討論：是不是因為績效壓力，讓員警看到移工就想查？
　
類似的違法盤查案件一再發生，更讓人民質疑，是不是執法文化出了問題？
　
又或者說，這次的案件，是不是因為被踢爆才有被調查的機會？
　
又有多少違法盤查的案件，因為人民不想追究最後成為黑數？而移工在台灣受到的系統性歧視，是不是也讓這些弱勢中的弱勢，更容易成為不當執法的被害者？
　
問題的面向很多很廣，但從今天分局的處理方式到輿論的關注重點，可以看到台灣社會還是往一個更為強調法治的方向發展。
　
在接下來的會期，我也會努力透過相關提案，努力監督警察職權行使的合法和合理性。

農林委員會質詢，我持續關心 #流浪動物動保政策 和 #有機農業發展。


回顧前陣子台南女童活活被未繫繩的狗狗嚇死，飼主因而被判過失致死六個月，動保處今年在公車站體購買廣告以及粉專上大肆宣導「1不3要」，不放養、要打晶片、要打疫苗、要絕育，若違反的話將會無勸導期直接開罰，但事實上#動保處廣告不實騙很大 ，不只與自治條例的罰鍰金額不符，勸導期資訊也與自治條例有出入，且未落實嚴格執法，以至於飼主責任也始終未建立，甚至我所接到的陳情案件，承辦人都到現場稽查也有明確事證證明飼主未繫繩了，仍僅開立勸導單，不真正開罰。


從今年截止到4月底，動保處總共開出280多張勸導單，卻無任何罰單，不僅對於違規行為無法有效遏止，也違背市府所要推行的政策用意。本身也是浪浪貓奴的我，也不是鼓勵市府一定要祭出強制手段、高額罰鍰，但是市府在經勸導後該罰則當罰，改善流浪動物問題及培養飼主責任，市府應起帶頭作用才行。


另外，由於前端民眾棄養高、不當餵養、絕育不完全，造成收容所總是爆滿，嚴重增加所內獸醫師負擔，平均一位獸醫師要負擔73隻犬貓，再加上原本所需負責的業務，更顯負擔過大，而提高認養率是暫緩收容所問題的方式，目前現行市府所推行的認養活動之外，我也參考國外案例並建議公共資源捷運公司電視牆及其他公部門的廣告運用，藉以曝光收容所須待我們協助的犬貓之外，期盼能提高認養率，讓浪浪得到完善照顧。


最後，我也針對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提出質詢，《有機農業促進法》已上路一年，但目前農業局卻對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沒有任何規劃，也就是說，在高雄的有機農民必須單兵作戰，無法享受有機農業促進區的各種優點，如：#租金優惠、#租地保障（如中崎有機農業區的困境）、#降低共同管銷成本、#減少臨田污染風險（屏東有機玫瑰園楊添得的例子）等。


因此，我也請農業局盡早提出「有機農業促進區選址評估報告」，尤其是目前農業局主推有機農業的幾個區域，包括：永齡農場、甲仙有機青梅產區、美濃區，都是可優先考量轉型成有機農業促進區的地區，應立刻展開有機農業促進區設置的各項準備工作！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非常感謝大家也非常感謝中執會今天確認通過提名本人來參與台北市長的選舉。

非常感謝。當然這一路以來我想我個人未來有機會會在不同的場合跟大家表達感謝之意，包括本黨的里長、本黨的議員，還有社會各界的好朋友，包括各位記者大哥辛苦了。

前幾天在選對會通過之前我剛好遇到了賴清德院長，說了一句話說「丞相，起風了」。那這風，它是風向、是風勢，我希望它也是一個風潮。我希望在本黨提名本人之後，我們未來在台北市能夠風起雲湧，能夠乘風破浪、能夠掀起風潮。這個風潮能夠帶領民主進步黨取得台北市長的勝利。

那這個風潮是什麼樣的風潮？我希望它未來是一個追求、或者是打造真正國家首都的一個都市運動，一個都市風潮。這個都市運動、都市風潮，必須要跟所有的市民朋友一起來打拼；也必須要和所有關心台北發展、關心首都定位以及未來整個首都發展格局的所有來自台灣各地的朋友共同來努力。我希望未來能夠跟市民朋友充分溝通，提出更有前瞻性、更有格局、更能夠把台北帶向世界級城市的這樣的一個願景，大家來共同打拼。

台北在1884年建城以來，到現在134年，它必須經歷一個真正大刀闊斧、脫胎換骨的一個都市改革運動。這個也是我在12月17號發表參選宣言的時候所提出的、接近於地殼改造的這樣的一個地殼運動；那地殼運動當然還有很多的項目未來我會一一來跟大家報告。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國家首都它也肩負著台灣價值的實現。台灣價值要怎樣具體落實在我們的市政建設或者是市政政策裡面，它未來也是我們要努力、在這個選舉裡面跟市民朋友溝通的一個目標。我曾經在辯論會上舉例，價值它會決定你的信念、信念決定你的政策選擇。我舉了最近台北市要裝16萬盞可以人臉辨識的路燈為例，如果你的價值是自由、是人權、是隱私的保障，那科技再進步、就算所有的智慧城市能夠讓你進行整個都市再怎樣的便利，其實如果妨害這樣的一個價值，我們都要有所選擇。所以路燈裝人臉辨識器這件事情，大家就可以看出你的價值所在、你的公共的抉擇所在。所有的選擇其實不勝枚舉，未來的市長他就是替這個城市把關。用真正的台灣價值、用進步的信念來替所有的市民朋友把關，在這個把關的過程裡面，一步一步進行都市改造。我想不是一個智慧城市的例子而已，我們要發展文化城市，我們對古蹟的保護，一樣的道理。當我們都市更新碰到了文化古蹟的保護的時候，怎麼樣找出一個制度，來實現我們一方面又要都市發展、一方面又要呈現台灣文化換位的都市景觀，那這種價值就是在於你的選擇、在於你的能力。

第三點，今天要特別跟大家報告的是，中執會既然提名姚文智來參與台北市首都這場選舉，我們當然會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會戒慎恐懼承擔起這樣一個責任。我們也會跟台北市所有基層的幹部、所有的議員共同在這個城市裡面努力。其實我過去已經走了一大半，接下來我們會走遍台北市456個里，1619.2公里，台北市的大街小巷、台北市的社區鄰里，我們要去各個地方探求所有的民意，要了解各地方的需要，我們會跟台北市議員或是議員參選人共同合作。明天我就會拜會台北市議會黨團，我了解幾乎所有的議員跟未來新提名的參選人都會支持，我們會擬定地方拜訪的計畫，我們會擬定聯合造勢的計畫，我們會在6月份展開多場的演講，這些都是一系列的，我們希望把民主進步黨在全面執政、在首都的真正的戰力跟決心，大家齊心團結把它表現出來。我相信在經過非常久一段時間關於提名的討論之後，現在終於塵埃落定，表示民主進步黨要準備團結一致、要有堅定的信念跟勇氣，就算前途有再多的困難，我們都有信心、我們都能透過團結努力來完成這個目標。姚文智戒慎恐懼，承擔起台灣首都選舉的大任，我也會樂意從命、全力以赴。這是我過去也已經做了非常多的準備，我們希望提名之後，從中央的執政、從地方的基層幹部，我們能夠團結一起，互相的支援，能夠取得這場勝利。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我對於這場的選舉有百分之百的信心。或許大家覺得目前的情況好像跟大家想得不一樣，但是我覺得開低走高，我勸大家逢低買進，未來這場選舉，有的人會跌破眼鏡，但是我會非常非常地有信心，能夠得到這場選舉的勝利。最後感謝蔡總統剛剛在中執會通過之後，她約見我對我有非常多的期許跟勉勵，特別鼓勵我說未來這個首都選戰、還有要作為首都市長的候選人，未來對這個城市的願景跟發展的格局，我們要讓所有的市民朋友耳目一新，我們要讓所有的市民朋友對未來充滿希望。她特別提起到我們過去幾次在做都市願景的3D動畫，她覺得很多人從那裏可以清楚地看到台北未來的願景；希望這樣一個對市民負責的、很清楚描繪城市的夢想跟未來的、以及參與這個都市改造的熱情，能夠透過這個選舉，讓更多的支持者與市民朋友能夠知道。所以非常謝謝蔡總統、也非常謝謝黃承國主委，我們也對未來選情以及未來怎麼樣來推動這場選舉、各部門扮演什麼樣的腳色，我們都交換了意見，我們未來會逐步進入選舉的節奏、進入戰鬥的狀態。謝謝大家

我在11月2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提出動議，要求政府正視市民對領展的不滿，最終獲得通過。領展以「賺到盡」模式經營，完全不顧其社會責任，除了拆售停車場，把部分街市管理服務外判，造成承包商壟斷經營的情況外，還大幅增加旗下商鋪租金，逼走小商戶，引入大量連鎖店，令物價大幅飆升，罔顧升斗市民的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我要求競爭事務委員會調查領展是否違反《競爭條例》，並考慮在各區合適的地點設立臨時墟市和增建綜合市政大樓，令基層市民有更多選擇。政府亦應該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發展模式，改善地區設施的供求和管理。政府表示會積極與區議會合作於合適地點設立墟市，並在情況許可下加強公眾街市設施，包括興建新街市。
我並不贊成回購領展，這樣必然會推高領展股價，變相令納稅人的金錢落入領展及其股東的口袋中。即使回購成功，政府亦會面對長遠的管理問題，回購並不是解決問題的靈丹妙藥。
以下為我的發言：
近年，社會各界對領展的營商手法感到極其不滿，不少人批評領展純粹以商業模式管理轄下街市和商場，包括大幅增加街市商舖租金，扼殺小商戶的生存空間、拆售停車場、將月租車位改為浮動車位，以及將管理服務外判等，完全是要「賺到盡」，只顧賺取最大的利潤回報，向股東交代，卻忽略基層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和負擔能力，令市民生活百上加斤，完全忘記企業應有的社會責任。作為議員提出首個議案，我希望就我在選舉期間，親耳聽到的意見、親眼見到問題，帶入議會，表達我的關注。
主席，新民黨過去一直關注，並積極跟進領展的問題。我同新民黨都認為，領展問題表面上是涉及市政、民生的問題，但市政服務的提供及管理，直接受地區行政影響，所以市民對領展的不滿，其實同地區行政管理出現問題有關，政府有必要一併處理。
今日我提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可以爭取各位議員的支持，促請競爭事務委員會就領展的經營或個別市政服務的提供展開研究，甚至全面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同時希望政府正視各區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商品和零售店舖選擇不多，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問題，透過推出短期措施，包括設立臨時墟市，為居民提供領展街市和商場以外的選擇，以及推出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在有需要地區興建公營街市，並邀請社企參與營運；長遠則應研究在各區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以及改善和提升現有市政大廈的設施，為居民提供更全面、更切合居民需要的社區設施；同時希望政府全面檢視現有的地區行政模式，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市民的生活水平。
主席，領展擁有獨特的背景和使命，服務逾70萬戶公屋居民，在不少市民眼中，領展並非一般的商業機構。現時領展的問題，主要是政府政策出現了問題。房委會在2005年以具極爭議的條件把其大量零售和停車場設施分拆出售予當時的領匯，即現在的領展，但出售契約不夠嚴謹，房委會和領匯的買賣契約附設限制性契諾。一般而言，商場鋪位和停車場設施不得分拆出售。不過，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沒有持有任何物業權益，商場鋪位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無效；如房委會在有關屋邨或屋苑已賣出任何住宅單位，停車場不可分拆出售的規定則無效，即是容許領展將整棟物業出售，停車場則可「拆骨」出售，根本未能有效約束領展承擔和履行其社會責任。由於現時不少公共屋邨只有領展旗下的街市商舖，缺乏競爭，所以領展大幅加租的情況令人非常關注。以將軍澳厚德街市為例，在大半年前，有超過10間商舖相繼結業，據了解，主要因為領展大幅加租，最高達30%，令到不少商戶無法繼續經營，亦令區內居民在無選擇的情況下被迫「挨貴餸」。
此外，領展將街市商場的管理服務外判，亦製造了不少問題。今年2月，青衣長發街市商戶因反對領展將街市外判予承辦商建華，決定罷市7日，而建華在3月接管街市後，曾經參與罷市的商戶則全體不獲續租。外判商以垂直整合方式經營，讓旗下街市商舖營運更具經濟效益，原本是無可厚非，但不少人批評，領展與外判商之間的角色重疊，對於外判商旗下商舖無牌經營視若無睹，更縱容外判商藉加租及操縱街市零售價格等手段，迫走小商戶。我必須強調，「外判管理」不代表「外判責任」，領展在這方面是責無旁貸，希望領展加強對外判商的監管，保障市民的合理權益。
領展上市至今已多次出售資產，涉及多個商場和停車場，有居民表示，有拆售車位的售價高達90萬元，相信拆售車位為領展帶來非常可觀的利潤。不過我想問領展，在出售資產的同時，有否顧及居民和小商戶的權益和需要呢？今年4月，領展將大埔運頭塘商場出售，新業主接手後隨即發律師信要求商場內6間小店要在半年後離場。據報道，運頭塘商場租戶與領展及新業主簽訂的租約，其中一項條款列明，只要業主決定出售、重建、翻新物業等，只需給予租客不少於6個月通知，便可終止合約。合約條款如此不平等，難怪連保安局局長黎棟國都要企出來，伸張正義，簽名支持運頭塘商場的小商戶。
主席，近年不少商舖不敵領展大幅加租而結業。根據政府和領展在今年年中公布的數據，港島、九龍和新界區私人零售業樓宇的平均租金都有明顯跌幅，其中九龍區的跌幅最大，高達30%，但領展旗下物業租金卻不跌反升，部分物業租金升幅更超過10%。不少人質疑，領展仍然可以在逆市中大幅加租，是否因為領展壟斷了街市商舖的供應？所以，我同不少市民都希望，競爭事務委員會能夠就領展的商舖營運進行研究，尤其是街市方面，探討如何可以促進競爭，並向領展提出相關建議，讓市民能夠享有更佳的價格、更優質的產品，以及更多樣的選擇；有需要時，應主動調查領展有否違反《競爭條例》中的「第二行為守則」，即《條例》第21條指，擁有相當程度市場權勢的企業，不得濫用有關權勢損害競爭。
就市民對領展和社區設施的不滿，我在今年4月和5月，聯同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和公民力量區議員先後約見了領展的管理層，以及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反映市民的不滿，並且向司長遞交建議書，希望政府盡快規劃並落實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
我剛才已經講過，領展問題的核心，涉及深層次的地區行政管理問題。在香港回歸以前，各區的食物衛生、清潔街道、文康設施、熟食中心等市政服務的管理，分別由市政局和區域市政局負責。隨著兩局解散，地區行政模式出現變化，相關地區服務的管理工作，分別改由民政事務總署和區議會負責。區議會只是諮詢機構，缺乏實權，社區設施的規劃，要依賴長期在「象牙塔」內的官員制訂，試問他們又如何可以切實理解地區的需要？市民的訴求？今日的議案已清楚指出，領展問題是地區行政的一部分，但民政事務局局長居然沒有出席，回應今日的議案和議員的發言，我在此表示遺憾。
從前由兩局負責提供市政服務的模式，體現了「地區自主」的精神，決策當然更貼近民情民意。事實上，社會上有不少聲音批評現有地區行政模式欠缺彈性和效率，未能切實、有效回應各社區的不同訴求。所以，政府有必要考慮是否需要檢討現時的地區行政模式，例如在規劃及管理新型綜合市政大樓方面，可以增強區議員的參與，確保規劃及各項服務的提供能夠更貼近區內居民的需要。
主席，完善社區規劃、改善市政服務，提升市民的生活質素，是政府的基本責任。然而，政府現時用作釐訂地區市政和文康服務供應的規劃標準，與不少地區居民的實際情況和需要都有明顯落差，大圍就是其中一個例子。新民黨和公民力量近年多次向政府反映，大圍區內的社區設施老舊不足，加上區內人口持續增加，現有設施根本不足應付大圍居民的需要，街市、圖書館、託兒服務、幼兒園、長者服務中心，以至泊車位通通不足夠，對居民日常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希望政府能夠回應居民的訴求，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我在上星期三的立法會上提出了有關的口頭質詢，不過好可惜，發展局局長的答覆已清楚表明：「政府現時未有計劃在大圍興建新的綜合服務大樓。」我和新民黨及公量力量，以及很多大圍居民都感到非常失望，有居民更希望我同局長講：「大圍居民憤怒了。」希望政府能夠從善如流，認真考慮並早日落實在大圍興建綜合市政大樓。
主席，領展今年獲國際購物中心協會頒發兩個獎項，包括領展「愛•匯聚計劃」奪得大會基金所頒發的「Albert Sussman國際社區支援獎」，以及天盛街市獲頒「亞太地區購物中心大獎 – 翻新及擴建」組別銀獎，對於受影響的市民而言，實在是相當諷刺。平情而論，領展接手管理房委會部分街市商場後，一定程度上為部分街市商場帶來新景象，例如不少街市加裝了冷氣，環境比以前更加乾淨、整齊，但同時卻因領展的營商手法產生不少問題，包括大幅租、月租車位變浮動車位、管理服務外判等，這些都是備受爭議和批評。林鄭月娥司長曾形容領展是需要處理的「三座大山」之一，我希望領展能夠認真審視是否應該改變現行以利潤掛帥的營商模式，更加關顧居民的需要，以其定下的抱負「服務社群並提升其生活質素」為依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