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資穎在東京住小飯店的照片被媒體拿出來說事（那個房間拿著一枚銅板對空氣刮一刮似乎都可以刮出尼古丁來），朝鮮經貿文化情報 網站ＰＯ出平壤西山飯店的照片，稱國際選手參加國際競賽或國內競賽，一律都住在西山飯店。『西山飯店鄰近青春大街與各體育場館，近年才重新翻修，設備一流舒適，是朝鮮目前三間特一級酒店的其中一間。任何一位為國爭光的體育選手，都該受到國家最好的照顧與對待。』
此時ＰＯ出這樣的照片，不免有補刀的意味，但那飯店看著看著很眼熟，然後突然在心裡啊了一聲，那個飯店我住過，還寫過飯店開箱文！！！

《樂園》

飯店是荒山裡唯一的建築。入夜後，三十層樓高的氣派大樓於暗地裡綻放金色光輝，鬼魅得如一則《聊齋》。而飯店也真的叫做西山，《西山一窟鬼》的西山，當然，那與馮夢龍的鬼故事無關，純粹只是它坐落西山山頭，因而得名。西山飯店建於1989年，當年乃為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節參與者提供食宿而建，五百個房間的建築乍看方正，然而內部動線曲折而蜿蜒，2010、2011、2013、2014，沿途數來連號房間，拐彎，又跳回2001。走廊不開燈，得摸黑找到牆上面板，打開照明，一盞燈點亮一盞燈，找到回房間的路。

要說西山飯店不文明也太武斷，房間裡除朝鮮電視台，也可收看央視和鳳凰台，打開電視，溫瑞凡雨中抱著小姨子，通姦者喃喃自語，像咒語又像催眠：「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精神出軌不算真正的出軌……」今時今日電視可以看《犀利人妻》，攜帶手機和筆電入境也可以，唯獨裡頭不能裝載南韓影視節目。手機上網，可以，但行前說明會聽聞領隊說五天1G流量需三百塊美金，只得嚥下口水，心想五天不上網，當網路勒戒算了。然而洗澡時動念尋思：「手機沒有訊號如廢鐵，加上護照、台胞證都扣在導遊手上，萬一出了事，我在這個城市不就徹底消失了？」正這樣想，頭上日光燈光閃了一下，刷一聲停電，黑暗追上來了。

我在平壤的第三夜。

事情是這樣的：年假期間，參加六天五夜的北朝鮮旅行團，團員加領隊僅僅十一個人的迷你旅行團，卻配置了兩個導遊，普通話說得極好的金小姐和申先生。男女搭配，當然不可能是為了幹活不累，而是相互監督，嚴防對方說出不利於國家的言論。兩人連日帶我們參觀凱旋門、萬壽台銅像、南浦水壩、人民大學習堂、祖國解放戰爭勝利紀念館、國際友誼展覽館、妙香山等景點，一棟又一棟花崗岩建築，全是彎彎曲曲的動線，到後來看了什麼都搞混在一塊了。

參觀少年宮是下午發生的事，趁著記憶還新鮮，在手機上寫下種種見聞：源自蘇聯，共產國家兒童課後才藝中心，號稱三萬坪空間，一千個房間，至多可以容納五千名孩子在這裡跳舞唱歌和畫畫。自妙香山回到平壤，抵達少年宮已是傍晚，金小姐催促著得抓緊時間參觀，天黑了，外面這麼冷，該讓小朋友回家啦。簡直是房仲帶著看屋似的，這個房間打開，一群打著紅領巾的小朋友圍著石膏像素描；下一個房間打開，兒童交響樂團大鳴大放演奏著華格納《女武神》；再一個房間打開，如同打開音樂盒，十來名芭蕾舞者歡快地跳起舞，小舞者甩頭踢腿，咧嘴笑容，動作複製著動作，笑容複製著笑容，舞者也複製著舞者。沒有個別的我，只有我們。

房間，房間，始終是房間。這個房間打開，有孩子唱歌跳舞，那個房間打開，是萬邦朝貢的禮物，中國國家領導人送來象牙、俄羅斯總統送來黑熊標本，非洲某小國國王送來的刺繡……國際上被孤立的國家需要這樣一棟友誼展覽館證明他們有多受歡迎。房間複製著房間，導覽複製著導覽，解說像咒語又像催眠：「這個少年宮（圖書館、禮品館），原定三年（五年、十年）完成，但軍民感念金日成主席（金正日將軍，金正恩元帥），軍民上下一心，不眠不休地趕工，不到一年時間就完成了。建築裡有一千個房間（三千、五千），可以展示三千萬本書（十萬種武器、一百萬種禮物），全部看完要十天（一個月，一年）」，括弧可以填上任何的景點，觀光客只需要走進房間，把自己放進括弧裡，拍照，填空，然後離開。括弧的房間是花崗岩打造，冰寒如冰箱，打開是明亮豐饒的幸福生活，關起門則是永恆的黑暗。

我們在彎曲的走廊裡兜兜轉轉，迎面走來一個小小芭蕾舞者，往洗手間的方向走去。小女孩臉上沒有剛剛在房間裡看到的快樂笑容，只是低著頭，快步通過。陸續參觀了幾個房間，然而更多沒有打開的房間裡是什麼？可會是《平壤水族館》、《我們最幸福》裡脫北者對大饑荒不堪回首的回憶？北朝鮮1948年建國後，仰賴蘇聯援助的特惠糧食度日，91年蘇聯解體，老大哥自顧不暇，又逢1995年水患，天災加上人禍，等於四年饑荒。饑荒是無法直呼其名的佛地魔，官方報紙不肯面對現實，略略提到國家有狀況，號召民眾像金日成當年率領抗日遊擊隊在滿洲同日本軍隊鬥爭一樣，進行一次「苦難的行軍」。此後，「苦難的行軍」變成饑荒代名詞。由於鎖國，學者們從不同的文獻交叉比對，死亡人數從二十四萬至三百萬眾說紛紜。

彼時，百姓以松樹樹皮磨成細粉取代麵粉，從農村動物的排泄物中挑出未被消化的玉米粒果腹。當年任教於幼稚園的脫北者美蘭說，孩子沒法帶午餐上課，上課時總趴在桌上睡覺，臉頰貼緊木桌，她扶起孩子的臉，孩子腫脹的眼皮緊閉著，頭髮散落在她手上，摸起來粗糙而脆弱。孩子隔天就沒來上課，永遠地消失，也沒人有力氣問為什麼，「1990年代的北韓，為了生存下去，人們必須狠下心不跟別人分享食物。為了不讓自己發瘋，必須假裝漠不關心。」饑荒開始的時候，美蘭班上有五十個學生，三年後，只剩下十五個。

脫北者宋太太說，兒子因營養不良住院，醫生寫了一張盤尼西林處方箋，當她到市場時才發現藥價高達五十圓朝鮮幣，相當於一公斤的玉米的價格，在盤尼西林和玉米之間，宋太太選擇了玉米，她活下來了，餘生活在內疚中。災難結束了嗎？網路上讀到2013年北韓有男人殺子果腹的消息，內容農場新聞真假難辨，桌上熱騰騰的飯菜堵住了我們要說出口的疑惑。餐桌上，有人蔘雞，有平壤冷麵，有玉米煎餅，一桌人吃得眉開眼笑，說此處口味清淡，不油不辣，適合台灣人。席間有少女歌舞表演助興，唱〈阿里郎〉，牆上懸掛著金日成和金正日肖像，微笑看著這一切。

金氏父子的笑容無所不在，笑容在餐廳、地鐵、少年宮高高懸掛的肖像上，笑容在萬壽台廣場銅像臉上，銅像建於1972年，金日成主席六十大壽之際。抵達平壤第一件事即是到萬壽台獻花和鞠躬，金小姐說：「金日成主席是國家的父親，黨是媽媽，我們都是北朝鮮的孩子，遠行的男女出門或歸來都要來此秉告爸爸。曾經有一名外國記者在這裡看到一個小男孩鞠躬，就問男孩這銅像多重啊？欸，也沒人教這個小男孩，但他就說，北朝鮮全體上下把熱愛主席的心臟挖出來的總和就是銅像的重量。」金小姐說到激動處，嗓子都啞了，簡直都快哭出來了。

景點複製著景點，導覽複製著導覽，這一天，遊覽車繞過了萬壽台（每天早上都會繞到這裡來，無一天例外！！！），然後開往板門店。我們被帶去參觀共同警備區、參觀韓戰停戰談判簽字的地方，也去看了絕筆紀念碑。金小姐這次真的是哭出來了：「1994年7月8日凌晨兩點，金日成主席在毫無病徵之下突然辭世，當夜，他還在挑燈批改一份與南朝鮮進行統一會談的文件，閱畢後還在文件後簽上自己的文字和日期，真正是你們普通話說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為了感念主席的偉大，國家特別在這裡立碑，紀念碑上的阿拉伯數字1994.7.7，就是我們偉大領袖金日成主席的親筆簽名，也是千古絕筆。」

行程第一天參觀了萬景台金日成誕生的農舍，最後一天參觀絕筆紀念碑，1912.4.15~1994.7.8，六天五夜走完金日成八十二年的人生，也算有始有終。然而在君父的城邦，時間並非自耶穌誕生那年算起，北朝鮮在金日成那年創世紀，雖然農舍整治得也挺像耶穌誕生的伯利恆馬槽。西元1912年等於主體1年，主體106年2月3日，我們從板門店回到平壤，行程即將結束，金小姐在遊覽車上嚷著好可惜：「這次沒有玩到牡丹峰的凱旋青年公園，那裡面有海盜船、雲霄飛車、還可以看猴子騎單車，那個公園號稱是北朝鮮迪士尼，可好玩了，但天意要各位嘉賓下次再來玩。」

遊覽車窗望出去，層層疊疊的大樓，乾淨的街道，交通女警美貌得可以去參加少女時代……眼睛看的是風景，耳朵聽的是金小姐的解說：孩子課後學芭蕾學小提琴都不用錢，國家栽培到大學畢業。這棟大樓是給藝術家住的，那棟大樓是給退休老師住的，那一整棟大樓是等南北韓統一，給南朝鮮同胞住的。沒玩到北朝鮮迪士尼其實也沒什麼好可惜的，這個國家本身就是一個巨型遊樂場，共產主義的主題樂園。

數天前，鑽進了平壤地鐵站，我的確在心裡哇了一聲。世界陡然一亮，巴洛克挑高穹頂，七彩雕花玻璃吊燈，牆上巨型金日成主席接受萬民擁戴的巨型壁畫似乎要用光了這個國家所有的水彩顏料，壁畫上每個人的笑容那樣鮮豔，那樣快樂。從「復興站」坐往「榮光站」，又是另外田園牧歌的風景，小小的電車來來去去，簡直是迪士尼小小世界。榮光站下一站是什麼？因為禁止前往，我們並不知道。

何嘗不想趁夜溜出去一探究竟？然飯店是荒山裡唯一的建築，最後一夜，綻放著金色光輝的三十層樓高跟前夜一樣刷一聲斷了電，黑暗外面還是更大的黑暗，什麼也看不到，也沒什麼好看的。

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作者：杜震華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這一切都需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你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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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可以說明我為何如此痛恨"岩里政男"之故了!

台北原本可以是亞太營運中心，沒有李登輝禁止三通，現在上海浦東那些國際企業總部大部份會設在台北，台北的金融早就超過香港。高雄原本可以是亞太轉運港口，沒有李登輝禁止三通，高雄港的吞吐量不會如同自由落體一般滑落，洋山港也起不來。沒有戒急用忍，香港經濟不會飛躍、台灣不會停滯。台灣經濟應該會接近新加坡，韓國香港都看不到車尾燈。

【杜震華教授：李登輝 與 亞太營運中心】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媒體對他的功過討論，圍繞在他對民主和兩岸的貢獻或傷害。然而，他對台灣經濟的傷害，不少人或許早已淡忘，許多年輕人，甚至根本不知他曾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的隱形災難，讓今天所有的台灣人民，都在承受這樣的苦果，特別是年輕人。

那是1995年1月5日，行政院正式通過「建設台灣成為亞太營運中心」重大經建計畫。除非你目前超過40歲(當時至少15歲)，否則對此計畫應毫無印象或只是稍微聽過。即使是40歲以上的壯年或老者，25年前的往事極可能早已遺忘，至少也是印象斑駁。但是，對於我這參與計畫研究的學者而言，往事仍歷歷在目，夾雜著濃濃的哀痛和淡淡的怨恨－沒錯，是怨恨，恨我們國家距離先進國家之林，就差那麼一步，卻被李登輝的個人意識形態給毀了。沒錯，那也是中華民國經濟在90年代初由盛轉衰的關鍵時刻(當時失業率只有0.5%，你沒有看錯)，多麼令人心痛的往事啊！

1990年代初期，是台灣錢淹腳目接近尾聲的時代。郝柏村1990年6月上台擔任行政院長，宏偉的「六年國建」(1991~1997)上路，預算高達8.2兆元(其中5.2兆元為公共投資)，高於蔣經國時代的「十大建設」，國內經濟一片欣欣向榮－興建高速鐵路、完成南迴鐵路、北市鐵路地下化、擴建桃園機場、興建高雄國際機場、改善花蓮機場、興建第二高速公路、擴建基隆港、高雄港、安平港、興建觀音工業港、改善西濱快速道路、闢建12條東西向快速道路、興建台北捷運路網、規劃高雄捷運、發展十大工業、八大技術、規劃全民健保、增設地區醫院、規劃18個生活圈…。若無「六年國建」，1990年代台灣的平均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高達6.5%。

但是，台灣未來經濟的國際定位為何、利基何在，一直是領導層和專家學者的課題。此時，台商大量投資對岸，兩岸關係亦有和緩跡象(1990年兩岸紅十字會有金門協議，1992年兩會有香港會談，1993年有辜汪會談)經濟部長蕭萬長受到外國企業啟發，認為台灣應掌握大陸快速發展之機，扮演東西方交會的中介者，成為東亞和歐美銜接的所在地，就像新加坡是東南亞和世界交會的中心一樣，就可成為另一個東亞的樞紐(hub)；這概念就發展為「亞太營運中心」(APROC, Asia-Pacific Regional Operation Center)。

1992年初，台大經濟系主任薛琦教授受蕭部長之邀，組成一個4人研究小組，成員除主持人薛教授和法律系徐小波外，還有我(三民所副教授)和理律的劉紹樑博士，我負責主要的經濟研究，劉紹樑負責最後的法規修改建議。我和三民所第一名的碩士生張君賢(台大土木系畢業)一起，訪問了台灣、香港和新加坡的外商、港口、機場、電信局、經發局、央行、証交所等；雖然行程忙碌而疲憊不堪，新加坡一天排七、八個行程，全部用英語交流互動，搞到幾乎虛脫，但接待各方無不熱情以對祝福台灣，我等自然精神亢奮鬥志昂揚。

好消息是，台灣要成為製造業跨國公司的「亞太營運中心」，或所謂的「區域總部」(regional headquarter)，機會非常高，因台灣的地理位置恰好在東北亞和東南亞之間，製造業能力在亞洲僅次於日本，處於極佳的管理位置。位於新加坡的美商惠而浦(Whirlpool)公司東南亞總部副總裁告訴我，國際企業都看好兩岸即將三通，而若兩岸真正開放空運和海運三通，該公司「明天就將總部遷移到台灣，可能會到南崁」，因為他每個月有15天要搭飛機去看亞洲各地的子公司，總部沒必要放在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新加坡。而且他預測，新加坡所有製造業的亞太總部都會移到台灣。我心中大喜，新國約有8百家亞太總部，只要有2百家遷往台灣，每家有3百個高薪工作，就會有6萬個高薪工作產生，對年輕人是多大的誘因啊，屆時就不必遠渡重洋去賺取高薪了。

當然也有壞消息，就是台灣要發展金融中心並不樂觀，因台灣金融法規嚴格，國人英語普遍較弱，不符合金融中心需求。生活環境也較髒亂，租稅又高，要吸引跨國企業高階員工來台不易。

無論如何，製造中心是沒有問題的－只要開放兩岸三通，而國內外也都如此樂觀預期。而在我們的研究報告完成，行政院後續找了「麥肯錫企管顧問公司」進行後續研究，在1994年公布了正式規畫的「六大中心」(製造、空運、海運、金融、電信、媒體)之後，「亞太營運中心」就成為媒體報導和各界討論的焦點，各種研討會密集舉辦，都認為是台灣發展的跨世紀宏偉規劃。跨國企業也都摩拳擦掌，準備大力投資台灣；包括聯邦快遞和UPS，都準備將桃園機場設定為其「亞洲轉運中心」，將美洲和歐洲寄到亞洲的快遞郵件先集中運到桃園，再於桃園分裝再送往亞洲各地－因為美國的747飛機加滿油料飛到亞洲油料用盡下降時，剛好就是桃園機場，台灣擁有絕佳的亞太區位。桃園機場周邊會因此衍生出藥品、電子零件等量輕質高貨品的亞洲集散中心，甚至吸引國際製藥業或電子業在此設立藥廠、研發和行銷據點，高薪工作當然順勢產生。

但除了製造中心以外，這一切多要有個前提，就是兩岸必須「開放三通」。以當時台灣經濟還遠在對岸之上，大陸還在大幅複製台灣經驗之下，別說對台灣讓利，只要台灣允許高科技企業赴陸投資，或要求簽署「自由貿易協定」(FTA, free trade agreeement)，北京必然會一口答應－大陸市場將會是我們發展的便利腹地。今天全球最熱門的手機應該是HTC，面板應該是友達、奇美、華映等，台積電和聯電可能是全球前五大企業了。

但是，就在推動「亞太營運中心」計劃一年之後的1996年9月，李登輝總統在國民大會發表演說時，提出了「戒急用忍」政策，我就在陽明山中山樓的現場，望著台上滔滔不絕的李總統，我的心裡卻在瞬間淌血－完了，不會有兩岸三通，亞太營運中心也沒了！台灣經濟，以後大概沒希望了！我不知李總統和北京之間發生了甚麼不愉快之事(一直有密使，如蘇志誠等人)，但他大概不會知道，這對台灣經濟會造成多大的傷害！

12年之後，馬總統開放了兩岸三通，但民進黨人當時還天天威脅恐嚇，說大陸軍機會用民航機掩護偷襲台灣，三通是出賣台灣！但是，一切都太遲了，上海快速崛起，提供跨國企業總部租稅和各種優惠，許多跨國企業亞洲總部直接遷往上海(聯邦快遞先遷到蘇比克灣，最後落腳在廣州新白雲機場)。上海的台灣研究中心主任後來告訴我，他們拿著台灣的亞太營運中心計劃和我寫的書(「亞太營運中心的理論與實際」)，直接參考打造上海的吸引力！

後來，每次看到李登輝，或是有人提起亞太營運中心，我心中就隱隱作痛-痛台灣缺了臨門一腳的強國夢，痛為何李會認為大陸會崩解為七塊，痛台灣只能天天羨慕韓國、新加坡...

俱往矣！台灣在孫運璿、李國鼎的時代，開創了亞洲經濟奇蹟；到了蕭萬長、江丙坤時代，也還有治世之能臣；到如今，似乎只剩下隨風轉舵往上扎根往下結果的佞臣。國運如此，夫復何言。

李登輝是我台大的同系學長，既然有緣本該結緣；但非常遺憾，在我眼中，他卻是阻礙台灣經濟發展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