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光亮成為一種罪名］

30歲的許先生，是一名打扮入時的青年人，髮型修剪得起伏有致，左耳綴了幾只耳環，這天他穿了簇新的白恤衫，結上幼身黑色領呔。

晚上8時開始，他在銅鑼灣商業區向義工領了一支長條型的白蠟燭，連着黑色的阻風紙杯，點起了的蠟燭慢慢燃燒，他緩緩走近維多利亞公園方向，就在對面馬路給警察截停。此時，蠟燭燒了一半，紙杯內盛滿了燭淚。

圍在他身邊的警察，最高峰時有十來個，他背靠商店外牆，前面全是警察的身軀。警察跟他說，必須要吹熄蠟燭，他問為何？警察指，點起的蠟燭就可能觸犯非法集結罪。

他用手扇蠟燭，蠟燭沒有熄滅。警察說，現在批准你脫下口罩吹熄蠟燭，糾纏了一會，他無奈依從。許先生被搜身及查身份證，「我又沒有任何犯罪紀錄，第一次被截查就給了六四。我甘心情願，為了前人的付出。」

這位追上潮流的青年坦言，以往很少參加六四集會，但這一次讓他心情激動，因為一年多沒有機會參加任何集會或遊行了。剛被警察釋放的他，接受記者訪問時，拿着白蠟燭的左手腕不住顫抖，左手手腕皮膚上可見紋身，這名強壯的男子，額頭的冷汗不住流下來，滴到地上。

許先生坦言，被截查時感到難受，「你可以感覺到整個社會瀰漫着恐懼和焦慮，他們要打壓我們，這個社會肯定出現了很嚴重的問題，所有事都往錯的方向走。」一個大男孩，一身結實肌肉，難掩被警察截查的驚恐：「我沒想過，點一支蠟燭也要那麼多的勇氣。」

這是一場事先張揚的恫嚇行動。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了30年的六四燭光集會，去年被政府反對，仍有大量市民成功進場，警方後來拘捕了具知名度的社運領袖亦已把他們收監。今年六四，港府再以「疫情」為由限制市民集會，但由於公共衛生相關罰則主要為罰款，故此警方亦在橫額及廣播中提及，違反者還會被拘以公安條例相關的非法集結罪名，違者可以判處監禁。

32周年的六四集會，第一年迎來空蕩蕩的球場，康文署開了大光燈，把場內照得燈火通明，海量的軍裝警察，駐守園內每個角落，園外的銅鑼灣，甚至全香港，總共派出共7千警力。銅鑼灣可謂每十步就會遇到警察。有到來的市民，在關起了的鐵閘外，拍攝空洞洞的球場。

三十二年，維園球場第一次空空如也。以往燭海佔據了多少個球場的畫面不復再。球場內，除了警察，還是只有警察。

官方事先放消息，指今晚若有人黑色衣服到維園燃起蠟燭可能被拘捕。那個法網拉得有多大得多大。今天大家起牀，支聯會副主席，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因為曾公開表示今晚會以個人名義到維園點蠟燭悼念，已經被捕。幾天前，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亦被政府指控沒有申請展覽相關的娛樂牌照而宣佈閉館。

兩個穿黑裙拿着蠟燭的三十歲女孩，一直圍着維園外步行，其中一人說：「就是要看看他們（政府）的恐懼去到那裡。」

整個晚上，大家都用不同方法表達抗爭或悼念的情緒。高調的人穿了一身黑衣，拿了白花來；到了晚上，燃點了實體蠟燭的人，頂多可以在維園以外蹓躂。有人在地上以蠟燭砌成六四字樣，砌好後，趕緊離開，此地不宜久留。

維園內，大面積地被警方以鐵欄柵和膠帶封鎖着。維園裡的遊人仍在進行各種康樂活動，網球場、草地滾球場、游泳池內仍有人在做運動，兒童遊樂場也有孩子在攀爬嘻笑。只是當有跑步的人亮着手機燈，或拿着微型的電子蠟燭在跑，你會知道，誰是同路人。

在偏僻的角落，一個公廁旁邊，一位58歲的婦人「小雲」，穿了帶花紋的黑衣，拿着一本漫畫書在閱讀。晚上七時許，天漸黑，她把一支小型電子蠟燭放在椅子上，本來，她用雜物遮掩着蠟燭，夜一點，她見經過的警察人數減少，才敢把蠟燭放在較當眼處。

小雲向我解釋，她整天的「詳盡計劃」：住在九龍的她，下午2時許便坐巴士過海。「幸好我出門夠早，後來警察把多條過海隧道也設立檢查站，大塞車呀。」她先到中央圖書館借了一本和中醫有關的漫畫書，再到維園繞了幾圈。「我要看廁所，出入口在那裡，有甚麼事也可以逃走。」

她還特別挑了一個公園座椅，上面有篷頂，以免下大雨她仍可以堅持留守。「我好想個天下大雨，下大雨警察人數應該會減少。」只是來維園點支蠟燭都要做那麼多思前想後的計劃？「借本書是要裝作在這裡坐是看書，我打開手機燈，也是因為看書照明作用。唉，現在連穿黑色衣服都心驚膽顫。」

小雲說，對於她這種年紀的人，六四正值她的年青歲月，印像深刻，八號風球集會她至今仍記得，當年六四的新聞報導都保留了，成為家中珍藏的錄影帶。「佢今年話唔比，更加要出來，支聯會那麼多領袖也被捕，好傷，好傷我們這批中年人的心。」

小雲頸上掛着一枚純銀十字架，她是虔誠基督教徒，曾回中國內地探訪，知道內地教友只能低調運作，說句話都要小心，否則有後果。小雲不禁慨嘆：「現在香港感覺好似身在內地咁。樣樣嘢要靜雞雞做，低調啲一個人咁做。」她說，預先告訴親友她來維園，並定時報平安。「嘩，維園啲出口，『成隊兵』擺哂係度。」

支聯會以往被諷刺為奉行「大中華情意結」，亦即是視中國與香港為「同胞」，香港人會有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小雲坦言，欣賞已故領袖司徒華的愛國情操，亦自然地形容自己始終心繫「祖國」：「我係中國人，都想國家富強，唔只係經濟富強，都想人民有分辯是非之心，有良心。」

小雲知道，每一次出來可能都是最後一次：「我以為等到今日才去參觀六四紀念館，怎知道太遲，已經被政府以奇怪的原因關掉了。唉，原來行動遲一兩日就太遲。所以今日一定要出來，怎知道明年是否連坐在這張椅都不可能？」

另一個伯伯，76歲的黃先生，在維園外合十，向着球場方向鞠躬致以悼念，他也懷有這種「大中華情意結」。

黃伯視中港人民「同為中國人」，他說，以為這麼多年，香港人支持平反六四，到香港人有需要時，期望中國內地的人民會發聲。但2019年他接觸一些內地人，對方對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不支持，令他十分難受。

黃伯嘆道：「我來了維園近30次，除了3年有事沒有來，通通都有來。最記得2013年下傾盤大雨，有個八十幾歲的阿婆說要打傘遮着我，我說不用了。」但黃伯仍時堅持六四要悼念，他說，每年參加集會時，心情都沈重，「好似想喊但又喊唔出。 」

對於今天警察於清晨拘捕鄒幸彤，黃伯義憤填膺：「佢好高學歷，好可惜」。鄒幸彤現為大律師，曾在劍橋大學修讀理科。對於港府以疫情原因不准集會，黃伯說：「我好少講粗口，但都忍不住要說，這個政府是無恥的，甚麼防疫通通是借口。我不樂觀，支聯會早晚會被取締，香港玩完了，以後只能在心裡悼念。」我問他怕不怕，他說不怕：「我個仔叫我唔好去銅鑼灣，但我堅持要出來。」

究竟這天晚上的紅線是甚麼？點蠟燭、開着手機燈、還是拿着電子蠟燭？依我觀察，在維園以外的街道，規管沒那麼緊。有人穿黑衣點爉蠟遊街，不喊口號不停留聚眾還可以遊走；但若你在晚上八時或以後進入維園，在維園的主幹道上，受到的規範又更嚴苛。

小雲一個中年女士在維園暗角點着電子蠟燭，巡經的警員都沒特別干擾。但一名穿運動裝的男士，手持電子蠟燭跑步，就被警察要求要關掉電子蠟燭。警員亦沒禮貌，語帶輕佻，嘲諷市民借故跑步實際參加悼念集會：「你跑了很多次了，繼續跑吖？」

有一隊中年夫婦，也開啟着手機燈圍着維園外競步走。太太忍不住邊走邊呢喃：「哎，冇自由、失自由⋯⋯參加咗三十幾年的集會，點解搞成咁？香港點解搞成咁？連開個燈都唔得？」他曾經禮貌地跟警員理論，她引述有警員勸喻，悼念在別處可以，但維園開了個小燈，就引其他人來，又成為集會，「我地就要做嘢」。

晚上9時半，在維多利亞公園游泳池附近的入口，有一名白恤衫警員清楚指出界線在那裡，他拿着擴音器大聲跟路過市民說：「現在是警方的警告，如果你的手機燈開啟了，或者手持電子蠟燭，請你立即關掉，因為以上動作已經干犯了『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警方會將你地拘捕。」

在整個反修例運動，都從來沒有出現過，開啟了的手機燈，會成為一項罪名。

大量市民從遠處行過，警員大聲吼叫：「你呀你呀！白衫果位男士！你開着手機燈，即刻熄咗佢！你呀你呀！十個人一齊開手機燈，睇到你啦！」連外籍人士開手機燈都不能被倖免。不少市民嘗試理論，就被拉到一邊進行截查，查袋查身份証。

那粒比手指甲更細小的手機燈光，在黑夜的銅鑼灣像星星一閃一閃，不需多言，就有相知的共鳴。2021年6月4日，那一點手機燈泡發出的星光，承載着香港人對32年前遠在北京的亡魂的一點悼念。今時今日，香港人最大的勇氣，就是穿黑衣，走上街，點亮手機的小燈，燃亮一顆堅持良知的心。

70歲婆婆風雨不改到法庭：

「有生之年為年輕人做得幾多得幾多，不會讓班o靚仔白白付出。」

***

今天西九龍法庭有多名泛民領袖提堂，這邊廂港島東亦有15名素人提堂。這15人背景多樣，從16歲的學生，20來歲少女，中年清潔工人、厨師、侍應，到61 歲頭髮滲白任職公司經理的成熟男士。

這批背景迥異，家住港九新界不同角落的人，下午在西灣河法庭相遇，因為他們同於11月18日「救理大」當日，於佐敦彌敦道一帶被捕，同被控以最高刑期十年的暴動罪。

案件在下午二時半開審，親友中午便到場排隊拿籌號，希望親身到法庭支持，即使今日只是「走程序」的提堂步驟，處理保釋及每周到警署報到的條件。

疫情關係，法院讓市民旁聽的座位，有一半給膠帶封着，以保持社交距離，變相庭內可容納人數減少。來支持的親友逾七十人，不少人未能入庭，只能在另一房間等待消息。法庭內也擠擁，被告人的代表律師，要一直站在走道上，跟法官對話。

然而即使未能進入法庭，親友都不介意，只期望散庭之後，被告人離開法院時，可以打一把傘，讓他們有私隱地離開。

人群之中，70歲的婆婆撐着拐杖到來，她說，幾年前膝蓋不好，需要換骹，多年來靠拐杖走路，但她頭腦十分清醒，旁邊的老友，80歲的婆婆，耳朵不好，佝僂着腰，但更熱心，常打電話給七旬友人：「啲o靚仔好慘呀！今日我地唔好去西九龍了，去東區啦！」今天泛民領袖在西九出庭，很多記者都到西九龍。這邊逾十名被告人在三十歲以下，最年輕的被告人十六歲，都是籍籍無名的普通人。

七旬婆婆的教育程度只有小學，啟蒙她關心時事的是已逝父親，她解釋，父親是柬埔寨華僑，自小和父母於金邊居住，在「赤柬」執政前逃來香港，避過一劫。「我父親自小就跟我們談政治，告訴我們共產黨是怎樣的，他很欣賞李柱銘，生前亦勸我們要投票。父親在九七年去世了，如果在生的話，今日應該是黃絲。」今日，李柱銘被控告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在西九應訊。

婆婆少女時代從金邊逃到香港，與父母居於港島西，她記得少女時代遇上六七暴動：「那時催淚彈的煙從電車路飄入我們的家，我住四樓，焗到流眼淚！我還記得那些人拿着毛語錄喊口號的樣子！」

成年之後，婆婆做過工廠和寫字樓的辦公室助理，八九年六四期間，更和兩位妹妹一起上街。妹妹們長大成人，教育水平比她高，三姐妹至今仍為單身，同居於一室，但意見卻於晚年出現分歧：「其中一個係藍絲！覺得示威既人阻住佢，不食人間煙火！」婆婆說，大家不會一起吃飯，同一屋簷各自修行。

婆婆的全副心機，放在社會運動上。問她去年有沒有參加遊行，撐着拐杖的她高聲說：「我食過二、三十次催淚彈！」她指着前臂的皮膚給我看上面的斑，認為是催淚彈的後遺症。有一次在遮打花園，她看到兩個少年跟警察口角，她立即把少年人扯到她身後，還破口大罵警察。「速龍我都唔驚呀！」

她不怕被捕嗎？「唔驚！後生仔都唔驚！我點會驚？」婆婆說，年輕人對她很好，去年728上環示威後，極速提堂控告數十人暴動，遇上八號風球，傾盤大雨下她堅持到東區法院支持：「啲後生仔護送我離開添呀，送到落地鐵站。」

婆婆住九龍，但港九新界的法院她也去：「東區這裡算是近了，西九龍，新界粉嶺，屯門我都去過，沒所謂，去那裡車費也只是二元（香港老人的交通優惠）。」聽審要早起牀，對老人來說，早上六時起牀，沒有難度。

旁邊的老友，八旬的婆婆，在法庭外輪候的椅子上打瞌睡，原來她信佛，清晨四時起牀唸經。七旬婆婆透露：「我們班老嘢，十幾人，曾經到大嶼山拜神，為班年輕人求神，希望後生仔無事。」

婆婆聽審資歷深，佔中九子案、梁天琦等人的旺角魚蛋案、到現在反修例運動的年輕人，她通通都會去，粗略估計至少聽審了二、三十次，有時一日走兩個不同地點的法庭。除了自己患病、父母患病去世等重要私事才暫停，其他日子她都堅持到場。

七旬的她，仍然好好火。她透露，去年有一次和撐政府的示威者口角，她情緒激動而中風被送到醫院：「醫好之後，我嘴歪了，但護士想測試我腦部是不是壞了，記憶力如何，於是問我一些問題，護士問：『香港這陣子發生甚麼事？』誰知遇上了一個『時事通』，婆婆搶答：『佔中九子審吖嘛！』護士提升難度，叫她說出九子名字，她逐一說出來，嚇了護士一跳，『阿婆！乜你咁厲害？這樣也全記得？』」阿婆回憶這段往事，語氣裡有點自豪。

病好了，她繼續馬不停蹄，一星期出來聽審一至兩次。法庭的時間表複雜，她說，會看Telegram和連登，一班老人家朋友，也會互相傳消息。有時入到法庭，審訊沉悶，以英語進行，她也呆坐全場。好像今天，中午到來，拿不到票，只在法庭外和樓下嗌嗌口號，舉舉傘，罵罵警察：「無人多謝我唔重要，無人知道我來過亦不重要。」

婆婆表示，心裡有內疚：「我係無忘初衷，我地唔想比o靚仔白白付出。有生之年為年輕人做得幾多得幾多。我哋老一輩，錯過咗歷史既機會，冇做嘢，累死班年青人，好心痛，我們冇盡力爭取過。」她說，想起年輕人慘況，偶爾也會失眠。「我想畀年輕人知道有人支持，來法庭係要畀啲手足知道佢地唔係孤單既，我們要在出面做嘢。」

婆婆說，在示威現場，她經常勸喻年輕人小心。她記得，在七月底，有一次在示威現場，她看到一堆年輕人：「我跟年輕人說，你哋年紀尚小，記着要留長條命，跟政權搏鬥，我們要齊上齊落，煲底見。」年輕人看到她年紀老邁也參與，頻頻感謝她，但她強調，不需要年輕人跟她道謝：「我跟年輕人說，不要感謝我，我地同一命運，我地都係愛香港。」

《文茜的世界周報》
【人口少高福利貧富差距小 童話王國芬蘭難逃高齡化難題】

如果我告訴你一個故事，它曾經接近童話世界，但世界又老又窮時，童話王國也開始出現困境，當世界政局動盪時，全球最快樂，社會福利最好的國家，也出現總理不得不辭職以突顯危機時，你就明白我們的時代，已經遠離「快樂」這兩個字太遠了。

(美國華盛頓經濟學家俱樂部主席/David M. Rubenstein)（2018/11/26）
芬蘭將在明年輪值為歐盟的主席國，而您將擔任輪值主席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
是的，如果在四月的大選之後，我還是總理的話（喔），當然我會當選連任，但是也有我不再連任的可能

這個引起哄堂大笑的回答裡，有著百分之百當選連任的自信，是一個政治人物在完全有把握的情況下，才開得起的玩笑，因為西比萊不是一個傳統政治人物，在成為芬蘭總理之前，他有過一個叱風雲的上半輩子。

(美國華盛頓經濟學家俱樂部主席/David M. Rubenstein)(2018/11/26）
他花了幾年時間在電子通訊產業，成立了幾家公司 賣掉了幾家公司，有一年，可能是二十年前，他的收入被報導，因為在芬蘭你的收入是公開的，他的收入是全國最高的，這令人印象非常深刻 （全場笑）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 )
但那是二十年前，所以這是一個成功企業家轉行從政，而不是一個失去工作被迫另闢戰場的選擇，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報告，2018 芬蘭的GDP人均為52,422美元，排名全球第十五，超過德國GDP人均將近1500美元，芬蘭的社會福利支出占GDP比重31%，高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第二名

(美國華盛頓經濟學家俱樂部主席/ David M. Rubenstein)(2018/11/26）
地球表面有兩百多個國家，其中一個被認為是最快樂的國家就是芬蘭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
是的我們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國家，但我們也是最會隱藏快樂的國家（Okay）

這個最快樂的國家，不是好山好水的處女地不丹，而是一個和「俄羅斯」為鄰的已開發國家，有三分之一國土在北極圈內，一年有半年沒有陽光的極冷北國，芬蘭人低調的快樂，是因為他們擁有被認為，全世界數一數二的社會福利和健保制度。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2018/11/26）
我們的健保制度也是全民免費的，比方說，如果我有什麼問題，我會找公共健保
(美國華盛頓經濟學家俱樂部主席/ David M. Rubenstein)
那麼如果你很忙，而公共健保說，他們這週沒有空，下週也沒有空，要你三週之後再去，你怎麼辦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
我們也有一個私營體系，但是通常我們不需要等，我們現在正在改變我們的健保制度，好讓等待的時間不要那麼長

快樂使人長壽，但即使是高所得和高福利，也要想辦法解決隨著壽命延長而飆升的治療和醫護成本，這意味著需要更多的就業人口，來支持更多領取養老金的退休人口，芬蘭也不例外，全面福利的社會模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削減健保成本和提高效率的計劃，一直是多年來的爭議，在過去12年中，各個政府無不試圖推行健保改革。

(芬蘭總理/Juha Sipila)
我們長期努力實現政府計劃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芬蘭十多年來，一直在籌備的社會福利和醫療體制改革

這正是讓企業家西比萊棄商從政的動機，一個比賺錢和創造就業機會更為困難的挑戰，一個連續好幾任內閣束手無策的難題，這位白手起家的百萬富翁，透過承諾提振芬蘭低迷的經濟並改善健保制度，贏得了2015年四月的全國大選。

(芬蘭總理/Juha Sipila)
過去幾天在議會中遇到的情況，迫使我得到最終結論，最重要的政府計劃必須要有可能在現任政府的剩餘時間內取得進展

三月八號，一直是人生勝利組的總理西比萊召開記者會，承認健保改革失敗的事實，距離4月14號即將舉行的大選，只剩下一個月的時間，他出乎意料的宣布辭職，且已經獲得了芬蘭總統的批准，並要求他的政府繼續擔任看守內閣，一直到選後新內閣就任為止。

(芬蘭總理/Juha Sipila) (2019/1/31)
親愛的朋友們，最近幾年歐洲的民粹主義為我們上了一課，當解決複雜的問題的方法是簡化議題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後果，到頭來沒有人對事情負責，英國的例子足以讓我們所有人借鏡

這是今年一月底，他在歐盟議會的發言，他沒有等到大選就主動下台，呼應了一位企業家總理，對於所開支票無法兌現的負責，因為西比萊在2015大選後，代表得票比例最高的中心黨（ Central Party 21%），組成了一個中右派的聯合內閣，金融海嘯之後，歐洲債務危機所引發的餘震，加上全球紙業市場的萎縮，Nokia 的垮台，以及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導致對俄羅斯出口的減少，因此搶救停滯不前的經濟和改革昂貴的健保制度，是西比萊內閣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首要任務。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
抵抗經濟衝擊的最佳保險是預算平衡和低負債率

芬蘭有552萬人口，平均壽命81歲，65歲以上人口占21.51%，對於這個最快樂的北歐國家來說，普及各地的醫療健保和社會福利制度，是芬蘭的「歷史傳統」，但芬蘭有一個分散的健保體系，其中大部分管理權屬於當地的市政當局，在質量和獲得醫療保健服務方面，這種安排導致了嚴重的地域差異，除了要降低支出以外，改革更要解決這些不平等的差距。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2018/11/26）
我喜歡這樣，總理的工作有比較多的行動，我必須要做所有骯髒的工作，我喜歡如此

西比萊希望能把全國目前200個地區單位，重新合併規劃為18個新的區域，因此可以想像，他所遇到各層級的政治阻力，但是行動派的企業家，我說了算的大老闆，體驗了政府部門決策的冗長和政黨妥協的遊戲規則，即使各政黨普遍同意健保改革的必要性，但是在做法以及方向上各持己見，例如聯合內閣希望允許更多醫療服務私營化，卻遭到左派和綠黨的強烈反對，導致了目前的僵局，對他來說，健保改革的失敗，不代表這是一個沒有勇氣嘗試的政府。

(媒體報導)
這個「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被廣泛地討論，只有一個國家把概念付諸行動，芬蘭將啟動一個為期兩年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實驗

考慮推動「基本收入」，尤其是西比萊政府全力發展人工智慧的相關產業，「基本收入」是想讓傳統勞工，有機會學習轉換更好的工作，藉以解決芬蘭年輕人高達17%的失業率，這也是一位出身企業家總理的大手筆的賭注。

(媒體報導)
2000名失業的芬蘭民眾，將獲得一筆無條件的「全民基本收入」560歐元，無論何時找到工作都不受影響，在實施一年之後這個結果發現，這群人的福利明顯的提高，但是對於失業率並無任何改善

結論是快樂加分，但工作零分，芬蘭已經在2018年年底結束了這項實驗，這位企業家總理還砸下一千萬歐元，為2018年7月川普和普丁在赫爾辛基的世紀峰會作東，他投資的是芬蘭的國際地位和形象。

(美國華盛頓經濟學家俱樂部主席/ David M. Rubenstein)（2018/11/26）
許多歐洲國家都因為難民議題而深感痛苦，你收容了多少中東難民?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
2015年我們有三萬兩千名，（他們還在嗎），大約一萬人

西比萊在選前一個月高調宣布辭職，也是為了擺脫三個組閣政黨，在健保改革中互相牽制的戰略部署。

(時為芬蘭總理/Juha Sipila)
是的，如果在四月的大選之後，我還是總理的話，（喔）當然我會當選連任

西比萊也許仍然會是五月歐洲大選後，歐盟的輪值主席，就算他輸了4月14號的國內大選，他還是有重回企業界的選擇，但是芬蘭呢?這個最快樂的已開發民主國家，還能夠繼續快樂嗎?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La7nYPHV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