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為這本《此乃書之大敵》作推薦序。
巧合的是，序文交稿之後，逛舊書店時發現這本著作以前在台已有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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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止歇的藏書保衛戰

　　每個愛書、藏書人，或多或少，都能講出幾個親身經歷或聽來的，珍本化為廢紙的故事。

　　這種噩夢，老祖宗早就經歷過了，還編成一句成語：「水火兵蟲」。

　　水，就是直接泡水，或者受潮。我曾在舊書店看過一九二〇年創刊的《臺灣青年》雜誌合訂本共三冊，扉頁還有蔡培火、林呈祿、杜聰明三人蓋章，珍貴非凡，可惜受過水溼，三本皆黏成書磚無法翻閱，見之心痛不已。
　
　　臺灣近年舊籍「泡湯」比較嚴重的事件，當屬二〇〇八年台中一中圖書館淹水了。當時該校圖書館正在整修，將原本存於四樓的數萬本日文圖書搬到地下室暫放，怎知突然來了一場暴雨，泥水灌進地下室，造成文化資產的憾事。

　　就算不直接接觸水，空氣中過多的濕氣也容易讓書發黴、受蟲害。受潮的書，紙頁會長黴斑、掉粉、碎裂。如果讀者住在空氣潮濕到可以擰出水的地區，請務必檢查一下家裡的鞋櫃後方，那塊靠牆挨著的夾板是不是會發黴，如果是的話，家裡的藏書就有危險了，建議使用除濕機，維持相對濕度五〇—六〇％即可，太過乾燥，紙頁也容易碎裂。

　　火，就是失火，是最可怕的災害。被水泡過的書，用冷凍脫水等專業方法仍可能救回；被火燒過的灰燼，縱使大羅金仙也無法將它復原。臺北有家舊書店，書籍堆疊如山，通道僅容瘦子側身，是攝影家拍下獵奇影像的知名景點；這家舊書店內側有一牆書，全已焦黑，老闆無奈地說是多年前有人放火燒店，這些已然燒毀的書卻由於店內通道狹仄，無法運出，整牆保留劫餘模樣，也是書店一絕。

　　兵則是戰亂。我們這一代人住在承平世界，幾乎忘了其實臺灣也經歷過戰火，以及政權的更迭。對於前朝政策的壓制，對於書籍言論的禁制以及銷毀等等行為，事實上也造成臺灣無數的文獻書籍不見天日或者絕版。戰亂中發生的火災，以及強權有意銷毀圖書，對文化的損失難以估算，都屬於這個「兵」字。

　　水、火乃是自然現象，什麼時候要發生，多少屬於「天意難逃」的無可奈何；兵災雖是因人而起的禍難，也不是區區平民可以左右。但是一捏就死的小蟲，藏書家也對牠們束手無策，這就頗教人哭笑不得了。

　　許多愛讀書的人總愛自稱「書蟲」，但真正有愛書被書蟲啃過的藏家，提起「書蟲」便氣得青筋暴露，打死也不會以「書蟲」自居。家父曾經拜訪一位藏書家，這位藏家興高采烈招待家父看他珍藏已久、不輕易示人的古籍，想不到紙箱一打開，裡面藏書早被不知名生物囓咬成一堆破紙，主人悲痛莫名，客人尷尬萬分。而我家也曾經在整理許久未動的藏書時，在紙頁中掉出短小的白色蠕蟲，一批書被牠們恣意鑽成四通八達的地道，非常可惡；於是找了個假日搬桌椅到戶外，用錐子從書縫一隻隻挑出，幸好這種蟲行動極慢，毫無反抗逃逸之力，掉在地上後就被巡邏的螞蟻搬走了。

　　據聞這種蠕蟲是一種蛀蝕木頭的甲蟲之幼蟲，若在舊書上看到像是挖隧道一般的穿洞蛀蝕，大概就是牠們的傑作。雖然行動緩慢，但穿孔型的蛀法十分陰損，雖然吃得不多，但可以貫穿整疊書，一洞到底，造成極大的價值損失。不過我曾聽過一位舊書店老闆說：「這種蛀蟲吃書，總會避開有字的地方，因為牠知道文字有靈性。」舊書店老闆與書蟲，本應是不共戴天的存在，竟然還頗有詩意地為牠開脫，我聞言也大為感動。後來仔細想想，等一下，蛀蟲就算真的避開字不吃，也是因為油墨不好吃的緣故吧？

　　蠹魚反而是被大家過度汙名化的書蟲。蠹魚又稱銀魚，一向是「書蟲界」的代表，瘂弦曾歌詠曰：「一條美麗的銀蠹魚，／從《水經注》裡游出來」，但其實蠹魚愛吃的是澱粉，也就是舊書裝裱用的漿糊，紙張反而不太吃。我曾經活捉一條蠹魚，把牠關在透明罐裡，投以三種紙類餵食，想不到紙張原封不動，蠹魚活活餓死。後來我學聰明，活捉蠹魚丟一顆米餵牠，足足可吃一個月，放在書桌上，倒是別緻的擺飾——或者寵物？

　　蠹魚喜從封面、書脊的邊緣慢慢吃，因此被蠹魚肆虐過的書，通常只有封面破損、書頁脫落，內文倒是可能絲毫無損的。這麼一講，這種優雅的小動物對於愛書人，竟是嘴下留情了。

　　食量比較大的是蟑螂、老鼠，不過這兩者除非是餓極了，否則有其他食物可選擇的話，是不太會吃書的，但還是要提防老鼠磨牙或蟑螂生蛋。蟑螂的橢圓卵鞘老愛黏在書頂，不留神一翻書，就撕破紙。在臺灣最恐怖的生物類書之大敵是白蟻，連書帶架一起吃，邊吃邊拉邊築巢，所到之處，不是被吃得精光，就是被排遺汙黏，造成不可逆的傷害。用Google搜尋圖片「白蟻吃書」，保證讓你永生難忘。

　　水火兵蟲之外，看似愛書的人也可能傷害書。圖書館的管理員顢頇怕事，建築漏水不處理、過期書籍隨意報廢。書店老闆嫌整本古籍太貴不好賣，把書裡的相片、地圖剪下，化整為零賣出，造成文獻四散、研究不易。有些書打從出生就註定活不長，出版社用劣等的紙張和三流的裝訂，書被自己的重量扯破、出版不到十年書口便黃點斑斑。這些故事實在太多，都是書之大敵。

　　這本成於十九世紀的《此乃書之大敵》，因為時地的隔閡，有些內容不免感到陌生；不過看看這些古人的「抱怨」，讓現代的藏書家心裡也舒坦許多，一時百感交集，腦海浮現「吾道不孤」、「世上焉得更有此人」、「嘿嘿，怎麼可以只有我的書遭殃」等聲音。回頭看看自己的書房，有氣密窗、除濕機、防蟲香、水煙殺蟲劑、滅火器……古人沒有的，今天都有了。然而書之大敵永遠不死，我們嚴陣以待，繼續守衛人類的智慧。

昨晚到法國朋友家作客，位於18區邊陲porte de chapelle，一路上都是非裔中東裔臉孔。這種時候我跟我家法國人都會開玩笑模仿法國某位極右派的Z暢銷作家的口吻： Paris transformée ! （巴黎改變了，巴黎不再是法蘭西的樣子了）
#我這只是反諷啦...orz

到朋友住的大樓玄關，看到有人放了一落書在一旁贈與有緣人，我們隨手挑了三本與中國文化相關的。上樓之後很開心的秀給朋友看，她說時常會有人放書在那兒。

果然！幾小時後從朋友家告辭，下樓又看到新添了不少書。
結果我們就滿載而歸了。

回家翻了一下，忍不住猜想書籍的原主人肯定是研究漢學，說不定還是宗教人士。應該去過中國，因為書裏夾了兩張2004年的機票....

有一本1928年的書，書的內頁還是舊時印刷裝訂風格：閱讀時需要把內頁上方用拆信刀割開。第一次看到時想說這是瑕疵品吧？
後來覺得這種裝訂風格很適合阻止在書店看白書的人。

另兩本1966版本的柏拉圖，還是法語跟希臘文對照版。
著實令我納悶書籍主人博學的程度！
好想一睹他的風采⋯⋯

誰說' Paris transformée ? 並不是表象改變, 實質文化就會消失. 巴黎的某些區就算高盧面孔少了些, 骨子裡也還是法蘭西兼容並蓄的風格.
這點法國人很有自信, 只有那些膚淺的極右派才惶惶終日.

【影像逆旅】東西攝影會見

　　當年僅憑着少許積蓄、滿腔熱血就辦起了國際性的雜誌，實在是膽大包天、自不量力，能夠一辦十來年，還真是走運！要感謝的人太多，在第一年，受法蘭克・霍瓦(Frank Horvat)的幫助尤大。在看過我們的創刊號後，他欣然接受我的邀約，以每期1萬法郎的薄酬加入編輯行列，於1992年至1994年擔任《攝影家》雜誌的法國主編、編輯顧問，之後漸漸淡出。

　　有段時間，台北、巴黎之間天天有我們的傳真往來。我在每天下班之前都會發一封長長的信給他，第二天一早，辦公室的鐵門一拉，還沒開玻璃門的鎖，就忍不住先望向傳真機的角落，看有沒有感熱紙垂下來，有時信件內容會多到垂在地上，像絲絨一樣疊成波浪。法蘭克也不例外，每天等我的傳真，有次還說：“活像等情書，這種感覺，只有談戀愛的時候才有！”

　　1928年出生的法蘭克・霍瓦是我見過最聰明的攝影人，文采飛揚、才高八斗，不但法文、英文、意大利文、德文運用自如，就是猶太古語意第緒也難不倒他。我們在一起有談不完的話，從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到卡夫卡的《蛻變》；從羅馬人佔領整個歐洲到孔夫子周遊列國；從歐洲攝影圈的趣事談到張藝謀的電影《秋菊告官》。他打從骨子裡狂妄，形容起與他齊名或地位更高的前輩，也常常沒好話，最喜歡掛在嘴巴上的就是：“攝影圈沒有知識分子！”

　　他也是我遇到對攝影看法最容易改變的人，風格多樣，從不長期擁抱任何一種表達方式。20世紀六〇年代，他首開先河，利用35mm相機、自然光線、日常生活場景拍攝時裝攝影，幹得風生水起，為這一派的領導人物，也因而在攝影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與巴黎的《Elle》、倫敦的《Vogue》、紐約的《Harper’s Bazaar》經常合作。在成為頂尖時裝攝影大師前，他因受布列松影響而致力於報導攝影，曾為馬格南成員。在時裝攝影界功成名就後，他又轉而拍風景、自然、雕刻，繼而跨進未來的影像主流——電腦後製作，是最早嘗試photoshop的人之一。

　　時常改變創作風格，對任何一位藝術家都是很冒險的；有些朋友就認為，法蘭克的成就難以評估，如果他曾長時間停留在某一項攝影領域中，地位會比現在高得多。他自己也很清楚這一點；“可是，”他跟我眨眨眼：“世界上有那麼多有趣的事，不能每樣都嘗試，多叫人遺憾啊！”

　　他只穿黑衣服，一次買好幾件一模一樣的，而且都是polo衫，只有短袖與長袖之別，冬天再加一襲黑色風衣或大衣。他甚至把居住空間的牆壁、天花板、傢俱、地板都漆成黑色；我在他位於布隆尼(Boulogne)、光線晦暗的家裡作客，隨時都昏沈沈地想睡覺，而且經常踢到東西。漂亮的院落裡立着兩棟房子，一棟住着他美麗的前任太太與女兒，他與現任太太住的這棟以前是工作室。

　　法蘭克也從事過文學創作；有一天，我在書房的眾多攝影書籍之間發現一本他寫的散文集，內容與印度之旅有關。是一家著名大出版社出的，從紙張和裝訂的考究，可知他在這個領域曾相當被看好。為何絶口不提此事，是個謎。對我來說，他始終像個謎，儘管密切合作過一段時間，但有時處理事情的方法會讓我感覺完全不認識他。也許是東、西方文化的隔閡，也許是個性的差異，或人與人之間根本就存在着無法溝通的盲點。例如，我怎麼也搞不懂，一個男人為什麼會需要結五次婚！

　　自從迷上電腦之後，法蘭克愈來愈相信攝影沒有所謂的真相、沒有所謂的決定性瞬間，也沒有所謂的見證性，因為電腦能改變一切！我經常與他為這一類的問題辯論，無論怎麼辯，他總有話說，但我始終不能同意。對我來說，攝影不只是在製造影像，還是一種生活方式。我怎麼也不願整天敲着電腦鍵盤，而不與外在世界、真實人間溝通。

　　上世紀九〇年代初，電腦的運算數度還非常緩慢，為了把一張照片的局部移植，往往得花一星期。當然，這些枯燥、乏味的工作都由太太薇荷尼克負責，法蘭克只管天馬行空地想些能讓人驚訝的事。

　　他津津樂道，馬格南老同事對他擁抱計算機嗤之以鼻，認為這些嘗試是對攝影的背叛：“沒錯，我可以再也不甩‘決定性的瞬間’了！沒在現場捕捉到那千載難逢的剎那？我可以用電腦來完成啊！照片不裁切，保留原有的黑框就能當證據嗎？我用電腦可以做出一模一樣的黑框！”

　　我能理解法蘭克在創作上求新求變，而且瞭解他活力充沛到無法墨守成規。可是，當他興奮地冒出一句“這麼做，讓我有一種殺父的解放感”，我只能無語，感覺渾身不對勁！

　　1992年，法蘭克受我之邀首度造訪台灣，我問他最想做什麼，得到的回答讓我十分意外：“我最想見的就是郎靜山。”當時，高齡一百的郎老身體依舊硬朗，儘管曾獲美國紐約攝影學會頒贈的世界十大攝影家稱號(1980年)，也是在法國阿爾勒攝影節(1981年)、土魯斯水之堡攝影藝廊(1983年)展出作品的第一位華人攝影家，在國內卻被攝影界小輩狠批。我跟郎老從無交集，卻明白他在國際間受到的推崇，能藉此因緣拜訪，也是樂事一樁。

　　約好見面的那一天，來到臨沂街，只見郎老已站在一棟老舊公寓的門口等候了。法蘭克一見到他，就舉起手中的來卡捕捉鏡頭，動作俐落，原本臃腫的身子顯得異常靈活。兩人見面的時間不長，郎老大多時候只是盈盈笑着，解說作品時，兩度提到他的老師李靖蘭，說自己同時跟他學習到繪畫與攝影。

　　《攝影家》雜誌的第2期，除了郎靜山的作品，還有奧古斯特・馮思瓦(Auguste Francois，1896-1904)的《中國影像記錄》(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Consul)、傳奇人物馬丁・慕卡西(Martin Munkacsi)的作品，以及米歇爾・德拉伯(Michel Delabord)的照片短輯和《太空攝影三十年》。

　　之前造訪巴黎時，我在東方美術館(Musée Guimet)發現一本關於中國老照片的展覽場刊，內容精采得讓我大為驚喜，如今自己辦上了雜誌，當然也想介紹給讀者。在法國文化部攝影部門任職的米歇爾・德拉伯居中協調之下，我獲得了刊載權，並請精通法文的老友劉俐為這些精采的作品撰文。

　　“這是馮思瓦在1901至1904年間任駐雲南總領事期間所拍攝的作品。照片記錄了中國西南偏遠地區在被西方帝國主義強行打開門戶之前的原始風貌，無論就史料和攝影角度而言，都極為珍貴。

　　馮思瓦所拍的700張玻璃底片已在巴黎東方美術館塵封數十年之久，這些底片不但井然有序，且都附有說明文字。唯一遍尋不着的是作者的名字。館方從三張夾在底片中的郵包碎片，拼湊出收件人姓名，追蹤至他的舊居，找出他的日記、信件和家人保存的相片，像拼圖遊戲般，重現這位法國外交官的面貌。”

　　原以為米歇爾只管行政，沒想到他的彩色攝影作品充滿了詩意；因此，我毫不猶疑地將他的《夢的遊牧民族之旅》納入：“一個沒有回程的離去，一個無止盡的哀求，一個難忘的妖女之呼喚，一個保留在血液中的形象、天生的詩篇。德拉伯在遺世獨立、五彩繽紛的花園中，找到通往夢境之路。”在挑選作品時，我加進了他1980年在北京、上海所拍的照片。

　　刊登馬丁・慕卡西(Martin Munkacsi)的作品最讓我興奮。能幹的法蘭克親自採訪了慕卡西的女兒裘安(Joan)，從前言的寥寥數語，就可明白這位攝影家的重要性：“對大數人而言，匈牙利的三大攝影家是安德烈・科特茲(André Kertész)、布拉塞(Brassaï)以及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很少人知道第四位大師——馬丁・慕卡西；其在攝影史上的地位與前三者同樣重要，而在他一生的部分時光裡，其實是四人當中最成功的。他有一張報導攝影《三個黑人小孩》為一名叫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年輕法籍藝術家所注意到，因而促使他以拍攝報導性照片為職志。理查・阿文東(Richard Avedon)和伊文・潘(Irving Penn)均受到慕卡西街頭服裝攝影的影響。

　　我在這期的工作算是輕鬆的，除了策劃、美編、督印，只寫了一篇關於郎靜山的介紹，再就是雜誌前言《會見》：本期對東西方攝影的會合，以一個有趣的觀點去編輯。霍瓦會見郎靜山，法國領事眼中的清朝中國，米歇爾・德拉伯也有幾張照片是關於中國的。這些攝影作品集合在一期當中，反映了不同時代下東西會和的情況。

　　法蘭克實在是太厲害了！直到今天，我依舊記得，造訪郎靜山後，隔天一早我們兩家人便啟程遊覽橫貫公路，當晚投宿於天祥。醒來，於旅社吃完早餐，他凝神片刻，在兩大張餐巾紙上洋洋灑灑地寫滿了英文，得意地笑着遞給我：“交稿囉——郎靜山的文章我寫好了！”

　　這篇訪問連同郎老的攝影作品，成為《攝影家》雜誌第2期的主要內容。法蘭克還用電腦拼貼，將郎老的頭像、溪頭的竹林、台北國際學舍的孫悟空京劇合在一起，力薦我把這幅影像用來當封面。

　　文章的開頭是：

　　“身為一個不怎麼年輕的人和攝影教師，我經常有機會和小我四十歲的攝影人士溝通觀念。會見一位幾乎比我年長四十歲的大師，是我這輩子很特別又不可能再度發生的事。郎靜山生氣盎然，妙語如珠和漂亮十足的外形讓我印象深刻。對我來說，他的作品提出有趣的問題。他拍的一些“純攝影”，以任何標準來說都是極好的。他的攝影蒙太奇屬於一種40年前我會不以為然，且可能斥之為過時的風格——而現在這些作品指出的方向似乎也成為我自己的工作方向。時光在我們身上玩着奇妙的把戲：我們使自己相信我們可以用快門停住時間，但時光繼續流逝，在擦肩而過時嘲笑我們。”

　　訪問結束得也非常有意思：

　　法蘭克：“我的一位攝影朋友愛德瓦・布巴(édouard Boubat)有次告訴我，拍照的人長壽，是因為他們永遠對藏在下一個角落後面的事好奇。郎老：“對對對，如果你要到下個角落來，我會在那裡等你！”

文、供圖：阮義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