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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法自然 知易行難？

郭瓊瑩

社子島開發引發很多爭議。圖／台北市政府提供

教師節到了，除了師鐸獎外，似乎國人對此節日之意義已不太在乎了。曾經問學生除了體制上之老師外，碰到問題時找誰解惑？多數答案居然是「Google」，看來機器快取代有生命的「老師」了。

當然「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得以當楷模者與年齡、職業均無關。又因制度關係，凡要取得「師」之資格者，如「醫師」、「律師」、「會計師」、「建築師」……均要透過考試認證方能取得資格，這些均有一定的專業與技術。無形間也形塑成一種專業之特權與排他性，亦即未有認證資格者即無法定身分，「教師」亦然。認證、升等均需要論文與績效點數，惟最重要的核心宗旨—傳道、授業、解惑之使命與品格似乎已難以量化了。

而就社會體制與公共政策面，亦同樣落入一種迷失—「官大學問大」，愈是位高權重者愈忘了自己也有不懂的地方，「不恥下問」何其難！也因此許多決策短視近利。天體運行之規律，山川土地之變遷，蟲鳴鳥叫之聲息……難以被為政者關注到，更難以「貨幣化」其價值。

明知大自然之力量無窮與無常，而「人定勝天」之意識獨占了決策取向，河川截彎取直、填海造陸、以攔砂壩來抑制土石流……下游丟下愈多消波塊，因上游沙源不足，沙丘流失、海岸後退、防風林弱化甚而消失……。而投擲下的巨額公共建設費均是納稅者的血汗錢，經常瞬間為大海吞噬無蹤。

我們以為得以「治」山「防」洪，因此拚命以工程建設治之，「山」如何被「治」？ 「水」如何被「防」？山林永續仰賴生態系平衡，不順其能量流法則，以工程思維來治理此經數百萬年地殼運動形成的「山」，就自然史來看只是治標而已。大禹治水已教導我們是「疏導」而非「防堵」，惟四千多年後我們依然相信可以把社子島填土築堤，創造更高經濟價值，卻忘了問蒼天可否破堤還河？而與水共生之生活形態更期待決策者不恥下問「專家」，以智慧開創另類宜居樂園。此並非不可為，只是決策圈太窄了。

民以食為天，在承平年代「食」不是問題，而遇到病毒大流行、鎖國封城後，可曾思量過糧食安全呢？我們的糧食自給率約卅％，但農地不斷釋出重劃成不可耕地，卻又未思及在地生產新農業之未來。國土不留白、城市不留白，連我們的生活與思緒也不留白……

當面對這一切未知正常化（New Abnormal）後，如何再深切省思向大自然學習？

（作者為文化大學景觀學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