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布羅茨基詩中的巴洛克敘事　　◎蕭宇翔

　　

“It seems that what art strives for is to be
precise and not to tell us lies, because
its fundamental law undoubtedly
asserts the independence of details.”

from The Candlestick by Joseph Brodsky

｜賦格與俄語

布羅茨基曾自言，最早教會他詩歌結構的啟蒙老師即巴赫(J.S. Bach)。與其說音樂值得詩歌嚮往，不如說這是藝術具備的公分母，在這點上，布氏幾乎發展了一整套韻律理論，藉音樂的特性深刻地反觀詩歌。他認為：「所謂詩中的音樂，在本質上乃是時間被重組達到這樣的程度，使得詩的內容被置於一種在語言上不可避免的、可記憶的聚焦中。換句話說，聲音是時間在詩中的所在地，是一個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內容獲得一種立體感。」(註一)「包括音質、音高和速度，詩歌韻律本身就是精神強度，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替代，它們甚至不能替代彼此。韻律的不同是呼吸和心跳的不同。韻式的不同是大腦功能的不同。」(註二)音樂是以音符與節拍承載時間，而對詩歌而言則是韻律和語氣，如何藉此重構時間(或說面對消逝)，此即作詩法。

從各種層面來講，巴赫的作曲法和布羅茨基的作詩法的確相像得不可思議。譬如巴赫窮盡一生不斷改進的的賦格曲式，宣示了一整個巴洛克時代的成就。賦格可分成兩大類：一種輕快簡單如舞曲，風格飄逸；另一種則結構嚴謹，由層層模進所交織串聯，厚重而壯麗。這兩種風格剛好可以蓋括布羅茨基一生的詩風。

如同巴赫的音樂，布羅茨基的詩風同樣既古典又現代，事實上，布氏認為：「現代主義無非是古典的東西的一種邏輯結果──濃縮和簡潔。」(註三)這是因為在俄羅斯，布氏生長的城市，彼得堡──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混合體，古典主義從未有過如此充裕的空間去填充現代，幾百年裡義大利的建築師紛至沓來，抑揚格節奏在這裡自然如鵝卵石，布氏認為，彼得堡不僅是俄羅斯詩歌的搖籃，更是作詩法的搖籃，在曼德爾施塔姆的詩中足以看見彼得堡的天使壁畫、金色尖頂、柱廊、壁龕，當然還有文明的末日景觀。(註四)

於是我們看到布羅茨基在遵守嚴格韻律之餘，常以古典的耐心，巴洛克式的句法層層雕琢、延展，甚至在長詩〈戈爾布諾夫與戈爾恰科夫〉裡，將兩名精神病患的交談分切為片斷的組詩，相互衝突而又離不開彼此的兩人，類似區分大腦兩半球官能的對稱，這表現在詩章結構、內容的平行現象和各章編排的對稱與反差。十四章標題的總合構成了「十四行詩」一樣的文本。對稱嚴格之外，十四章的篇幅是均等的：各有一百行，第一章和第十三章例外，是九十九行。所有「對話」的各章都用十行詩節，每節各有五個同樣的對偶的韻腳，這無疑是强調二重性的又一種方法。(註五)巴赫以同樣的方式創作賦格曲並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境界，在音樂裡，這稱作對位法。總總精妙的巧合不僅讓我揣想，巴赫之於布羅茨基，是否如坂本龍一之於德布希，認為自己是前者的轉世。

然而，詩歌畢竟是獨立於音樂的另一種藝術，其最重要的素材不是音符與節拍，而是語言。布氏對於自己的母語同樣有著系統性的見解，他認為俄語是一種曲折變化非常大的語言，你會發現名詞可以輕易地坐在句尾，而這個名詞(或形容詞或動詞)的字尾會根據性、數和格的不同而產生各種變化。所有這一切，會在你以任何特定文字表達某個觀念時，使該觀念具有立體感，有時候還會銳化和發展該觀念。從句複雜、格言式的迴旋，是大部分俄羅斯文學的慣用手段。(註六)

就語法的錯綜而言，名詞常常自鳴得意地坐在句尾，對於主要力量不在於陳述而在於從句的俄語是相當便利的。此非「不是／就是」的分析性語言──而是「儘管」的綜合性語言。如同一張鈔票換成零錢，每一個陳述的意念在俄語中立即蕈狀雲似地擴散，發展成其對立面，而其句法最愛表達的莫過於懷疑和自貶。(註七)

因此俄語詩歌總的來說不十分講究主題，它的基本技術是拐彎抹角，從不同角度接近主題。直截了當地處理題材，那是英語詩歌的顯著特徵。但在俄語詩歌中，它只是在這行或那行中演練一下，詩人接著繼續朝別的東西去了；它很少構成一整首詩。主題和概念，不管它們重要與否，都只是材料。(註八)

依憑著俄語的不規則語法，離題這件事可想而知卻又非同尋常，原因是它並非由情節的要求而引起，更多是語言本身──意識流不是源自意識，而是源自一個詞，這個詞改變或重新定位你的意識。(註九)數世紀俄語聖殿的「文字辮子」，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尼古拉‧列斯科夫對高度個人化敘述的偏好(skaz)，果戈里的諷刺性史詩傾向，杜斯妥也夫斯基那滾雪球般、狂熱得令人窒息的措辭用語大雜燴。(註十)

總的來說，布氏認為，俄羅斯詩歌樹立了一個道德純粹性和堅定性的典範，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於保存所謂古典形式而又不給內容帶來任何損害。(註十一)而他與普希金、曼德爾施塔姆、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繼承了這些傳統。除此之外，俄羅斯歷史與現實的噸級質量，同樣可視為此種巴洛克作詩法誕生的要素，因為通過在細節上精確複製現實，往往便能產生足夠超現實與荒誕的效果。

布羅茨基身為一個現代人，其語言與內容定然比起生活在古典時期的人更感飢渴、躁動，正因如此，布氏所使用的古典形式與韻律乘載了一股力量，這力量總是從內部試圖吞噬並篡奪本體，形成詩歌內部的最大靜摩擦力，一旦觸發就會以加速度往前衝破。對付這種力量，人類需要古典的耐心，無怪乎布羅茨基經常引用奧登的話：「讚美一切詩歌格律，它們拒絕自動反應，強迫我們三思而行，擺脫自我之束縛。」(註十二)

｜呈示部──黑馬

這是一首完成於1962年7月28日的短詩，只有三十五行，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二歲，然而已暴露出布氏善於綿延鋪陳的作詩法──布氏開頭動用了二十八行，傾全力試圖描述黑色的荒野中一匹馬到底有多黑，一系列的形容包括：那馬腿比夜色還黑因此不能融入夜色、黑得沒有影子、黑如針的內部、如穀糧正藏身的地窖，或肋骨間一座空洞胸腔，眼中甚至傾瀉出黑色的光芒......有人說這是俄羅斯式的想像力，實際上，不如說，這是俄羅斯現實的質量，其形容依靠的不是修辭，而是物理或光學，當然還有作者敏感纖細的一顆心。布氏曾引用芥川龍之介的話來形容自己：「我沒有原則，我擁有的只是神經。」(註十三)

一首詩的主要特徵必然是最後一行，不管一件藝術作品包含甚麼，它都會奔向結局，而結局確定詩的形式並拒絕復活。(註十四)〈黑馬〉驚人的結尾，的確拒絕了復活，但與其說是死亡的手勢，毋寧說是「第二次誕生」，這手勢的反轉向讀者指認生活的嶄新，正如馬奎斯《百年孤寂》的開篇：「世界太新，很多事物還沒有名字，必須用手指頭伸手去指。」〈黑馬〉是一首奇蹟之詩，其震懾力或許只有里爾克的〈無頭的阿波羅像〉能匹敵。因為它們做到了同一件事：提醒一個人的被動地位。當我們以為是我們是主格，是觀察者，是生活的主宰，並因此可以置身事外。實際上，某種東西正在高處端詳、物色，伸手指向我們。我們的生活是被選擇的，遠非自己所選。這匹黑馬或是繆斯的化身，也可能是黑帝斯，無論如何，宿命引領牠找上我們，並且，我們必須學會如何駕馭，否則將就被牠踐踏或遺棄。

「為何要將蹄下樹枝踩得沙沙作響？
　為何要湧動眼中黑色的光芒？

　他來到我們之中尋找一名騎手。」──〈黑馬〉末三句，蕭宇翔譯

｜展開部──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

〈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創作於〈黑馬〉的隔一年，顯然他自覺抓到了某種可善加發展的作詩法。這兩百二十七行的輓歌體詩作，十足展現了俄羅斯古典式的耐心，那年布羅茨基只有二十三歲。誰敢將巴黎聖母院的工程交給一個二十三歲的小夥子？因此，當阿赫瑪托娃讀到此詩時驚嘆：「約瑟夫，您自己也不明白您都寫了什麼！」也並非沒有道理。但誰能料到這是讚賞？

布氏的作詩法顯然是致敬，因為他曾譯過多恩的詩作。其詩意冥想往往表現於展開、放大的隱喻。這樣的隱喻和比擬方式又稱為「協奏曲」（來自意大利語concetto，「虛構」，在這裡的意思不是臆想，而是思想的提煉，想象的建構 ）。「協奏曲」是全歐洲巴洛克風格的典型特點。（註十五）布氏透過這種方法來重構現實，試圖藉現實質量的高度來還原多恩的死亡。

開頭以「約翰‧多恩入睡了，周圍的一切都已入睡」作為梁柱，接著便是繁複的雕塑、大量裝飾、戲劇性的突出處，其中有關睡眠的動詞出現了五十二種：沉睡、入睡、酣睡、安眠、打盹、睡了，諸如此類，並附上了一百四十三個睡著的物件，包括門閘、窗幔、木柴、窗外下著的雪、監獄、城堡、貓狗、倫敦廣袤的大地、森林與海、大批書籍、人們頭頂上的天使們、地獄與天堂、上帝與惡魔、所有詩行、語言之河、韻律、真理、一切，全都睡著，一步步將敘事的時空拓幅，同時以特寫鏡頭加強景深，並不時跳回重覆的同一句：「全都入睡了，約翰‧多恩入睡了」，彷彿約翰‧多恩既渺小、單一，又等同於萬物──這輕盈、飄逸與向下俯瞰的視角正暗示多恩的死亡，因為只有靈魂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與抽離。這是大沉寂。而到了第九十九行，布氏的聲音才終於介入，扮演多恩的靈魂，這究竟是多恩的獨白，還是布氏與多恩的對話？或許兩者皆是。但絕不可能是布氏的獨白，因為他抗拒以別人的死亡來行自我的抒情，他害怕自己的呢喃蓋過了死者的哭聲。

「是你嗎？加百列，在這寒冬
　嚎哭，獨自一人，在黑暗中，帶著號角？

　不，這是我，你的靈魂，約翰‧多恩。
　我獨自在這高空滿懷悲傷
　因為我用自己了勞動創造了
　枷鎖般沉重的情感、思緒
　你帶著這樣的重負
　在激情中，在罪孽中卻飛得更高」──節錄〈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婁自良譯

｜再現部──歷史的填縫與增長

布羅茨基的傳記作者列夫‧洛謝夫認為，顯然由於某些內在的原因，布氏感到有必要完成十七世紀的功課，彌補俄羅斯詩史的缺口。這種巴洛克式的敘事詩體在20世紀俄羅斯抒情詩中被視為陳舊的或處於過渡狀態。19世紀「詩體故事」是相當流行的：普希金的《未卜先知的奧列格之歌》、雷列耶夫的《沉思》，托爾斯泰的歷史題材的抒情敘事詩，或如普希金的《箭毒木》、萊蒙托夫的《將死的鬥士》、涅克拉索夫的《毛髮》——這些只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註十六）

到20世紀這種體裁過時了。這些大量有故事情節的詩「是民眾容易懂的」，其實就是蘇維埃俄羅斯文化產品的思想檢查官容易懂，當然，也只有這樣的詩才能服務於宣傳目的。但高雅的現代派俄語詩幾乎完全排除了故事情節。於是早期馬雅可夫斯基或茨維塔耶娃激情洋溢的抒情詩，阿赫瑪托娃情感含蓄的自我反思，曼德爾施塔姆關於文化學的冥思，便傾向於極其準確的自我表現。這種純抒情詩的理想是——作者和作品的「我」的完全同一。這一類抒情詩總是充滿激情，而且詩里的情感總是明確地表現。甚至俄羅斯現代派的長篇敘事詩也是內心的傾訴。（註十七）

然而，俄羅斯的過期品，在那個時期的英語詩歌中卻是典範。托馬斯·哈代、W.B.葉慈、羅伯特·弗羅斯特、Т.S.艾略特、W.H.奧登同樣地既寫第一人稱的詩，也寫關於「別人」的故事。他們對虛構人物進行細致的心理描寫，詳細地描述他們的生活場景，往往在詩中使用直接引語。（註十八）弗羅斯特尤其受布氏推崇，他在訪談中提到：「弗羅斯特的敘事的主要力量——與其說是記述，不如說是對話。弗羅斯特筆下的情節照例發生在四壁之內。兩個人彼此交談（令人驚嘆的是他們在彼此之間什麽話不說！）。弗羅斯特筆下的對話包含一切必要的情景說明，一切必要的舞台指示。描述了佈景、動作。這是古希臘意義上的悲劇，簡直就是一齣芭蕾舞劇。」抒情作品的戲劇化，利用「舞台」、「演員」，使他可以包羅萬象地轉述日常生活的可怖、荒誕，而在浪漫主義抒情獨白的傳統形式中，存在主義悲劇很容易就被偷換成個人的抱怨。（註十九）

布羅茨基從海洋的另一頭提領了勇氣，證明了復古與先鋒並非反義詞，而是「創造」的兩種釋義。前文提到的某種「內在的原因」，正是這跨洋閱讀的效應，從海的另一頭遠望，看到的不是自己的祖國，而是整個世界。因此俄羅斯歷史自覺的根本問題才會產生：是歐洲還是亞洲？對布羅茨基來說，歐洲從它的希臘化源頭開始，就是和諧（結構性）、運動、生命。亞洲是混亂（無結構性）、靜止、死亡。布羅茨基總是把地理（或地緣政治）主題表現於嚴格的對立模式的框架之內：亞洲——西方，伊斯蘭教——基督教，樹林——海洋，冷——熱 。「那裡的氣候也是靜止的，在那個國家……」（〈獻給約翰·多恩的大哀歌〉），與此同時西方文明正往前邁進。（註二十）

「……死亡是模糊的，
　就像亞洲的輪廓。」──節錄〈1972年〉，婁自良譯

｜結語──未完成的賦格

某些「內在的原因」以其迴避、模糊、朦朧的句式，提醒了我們作者論的重要性。布羅茨基之所以會大量閱讀英美詩歌，是因為那時候他被放逐到俄羅斯北方的諾林斯卡亞村去做苦役，這荒涼之地人口稀少，被森林和凍原所覆蓋，蘇聯時期甚至用做核彈試爆。然而重點在於，那裡的環境從17世紀起就很少變化。那是一個停滯甚至往回走的時空，作為放逐和讀詩的場所再適合不過，某種層面上來講，兩者是同一回事，因為緊接而來的總是孤獨，和絕對的遠景。

布羅茨基在那十八個月裡研讀翻譯了大量的英美詩歌，這直接造成了布氏詩體範圍的急劇擴大。這急劇的變化表現在詩的個性的結構，因而布羅茨基急需自我表現的新形式，或者說，新的作詩法找上了他，而他逼迫自己學會如何駕馭，並樂在其中。

其後的流亡也是意料中事，因為詩人的倫理態度，事實上還有詩人的性情，都是由詩人的美學決定和塑造的。這就是為什麼詩人總是發現自己始終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註二十一）故而當同時代的俄羅斯詩歌傾向減法與抒情時，布羅茨基則使用加法，並盡可能隱匿自己的音色；當蘇聯政府在拆除舊建築、發射衛星、造火箭時，布羅茨基則面向女神柱、迴廊、雕刻與大理石紋。而數十年的流亡經驗在時空幅度與心靈程度上的擴大比起放逐有過之而無不及，帶給布羅茨基更強的漂流加速度，一種從語言本身向外的擴張與膨脹，並且更多謙卑，及更加堅定的作詩法。

奧登曾對布羅茨基說：「J.S.巴赫是非常幸運的。當他想讚美上帝時，他便寫一首眾讚歌或一首康塔塔，直接唱給全能者聽。」的確，只要聽過巴赫最後的「未完成的賦格」，便能感受到那竭力向上攀升的意念，與其說巴赫試圖趨近完美，不如說是親近上帝。

然而在普希金說過「上帝像俄羅斯一樣哀傷」，並且布羅茨基模仿了這個句式，寫出：「死亡像亞洲的輪廓」之後，上帝不再是信仰的對象，或許死亡才是。但這並不妨礙布羅茨基的幸運，或許他比巴赫更加幸運，因為上帝畢竟不是一陣音樂，而就布羅茨基對死亡的信仰而言，他認為，寫詩正是練習死亡。因為死亡並非逃避，而具備激活現實的效用，藉此我們活下去，傾全力。(註二十二)這就是為甚麼詩人之死這個說法比起詩人之生聽起來更加具體，因為「詩人」與「生」本是同義反覆，而詩人之死揭示了一首詩的完成，因為藝術終將奔向結局。

世人最後一次見到布羅茨基是在1996年1月27日，亞歷山大‧蘇默金和他們的共同朋友鋼琴家伊莉莎白‧萊昂斯卡亞拜訪了他。妻子瑪麗亞準備了美好的晚餐，以及提拉米蘇，布羅茨基狀態良好，在庭院的草地上喝了高強度的瑞典伏特加，並且一定，他抽了好幾根菸，伊莉莎白即興彈了幾曲鋼琴。深夜，在祝妻子晚安後，布羅茨基說他還得繼續工作，便走進書房。窗外，一團世紀末的烏雲在月亮的催化下像是一顆孤獨的大腦，而星星閃亮如電子迴路，閃爍著隱藏的靈光。他站著抽菸，吸氣的時候眉頭深鎖，那貪婪的胸腔彷彿要將所有元素納入懷中，就像他所使用的語言，永遠不滿，於是只能撲向自己。而當他吐氣時，就像是壞掉的噴火器，以掃射的方式噴濺煙硝，不時岔出幾道烈焰，其熱度足以蒸發貝加爾湖。瑪麗亞在早晨的地板上發現了他，門開著，他正試圖離開房間，臉流血，眼鏡也撞壞了。一根尚未點燃的香菸掉落地面，開門時必然還在滾動，而布羅茨基的心臟必然也還在跳動，儘管再微弱。

最後順帶一提，「賦格」的字源一般認為來自拉丁文的「追逐」或「飛翔」，在義大利語中則是「逃走」。而在俄語裡，如果由布羅茨基親自發音的話，應是絕對的沉默，其理由無比高貴。因為「流亡」這個詞對他而言從來都是一種傲慢或張揚，他認為，這無非是將個人的苦難作為標籤特別化，但他仍難擺脫這段經驗，包括接踵而至的加冕與議論。如今，他以永遠的沉默終結了它。正如布氏自己的詩句：

「黑暗恢復了光明修復不了的東西。」——節錄〈論愛情〉，曹馭博譯

｜註解
註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7)《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37-41， 〈在但丁的陰影下〉p.80，〈論W.H.奧登的《1939年9月1日》〉P.263-304，〈取悅一個影子〉p.314
註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8
註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36
註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9-110
註五：參見《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77
註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哀泣的謬思〉p.28
註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3-134
註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5-106
註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自然力〉p.134
註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空中災難〉，p.249
註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9
註十二：奧登(W.H. Auden，1907-1973)英語詩人，生於英國，1947年入籍美國，是將布羅茨基引入國際詩壇的關鍵人物。此兩句詩引自奧登的組詩〈短詩集之二〉。
註十三：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水印‧魂繫威尼斯》，上海譯文出版社，p.19
註十四：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註十五：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5
註十六：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58-60
註十七：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0
註十八：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
註十九：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61-62
註二十：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詩歌全集‧第一卷‧上》，上海譯文出版社，〈佩爾修斯之盾〉p.92
註二十一：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17
註二十二：參見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小於一》，浙江文藝出版社，〈文明的孩子〉p.102

--
美術設計：Sorrow沙若
圖片來源：Sorrow沙若
--
https://cendalirit.blogspot.com/2021/02/20210203.html
＃每天為你讀一首詩　＃布羅茨基　＃巴洛克　＃賦格　＃黑馬　＃俄語　＃巴赫 #蕭宇翔

#歌劇魅影 #魅影學
#愛恨之間 #文學與心理
　
🏷讓人又恨又愛，永不止息的矛盾輪迴
　　　　　　　　——「魅影學」的奇幻世界
　
文：楊忠衡（《音樂時代》總編輯）
.
　研究《紅樓夢》的人很多，因此有所謂的「紅學」。相信曹雪芹學問再好，寫這部小說時，也不至於刻意留太多迷宮在字裡行間。只是後人太熱愛《紅樓夢》，無事生波，每個故事皺折都想鑽進去探究。於是「紅樓夢」成了一個小宇宙，住著曹雪芹自己，和一堆「夢在紅樓」的奇想者。
.
　〈歌劇魅影〉廣受歡迎，使得「魅影學」呼之欲出。除了原著故事、音樂劇之外，它也營造了一個供人自由想像的空間。原著和音樂劇創作者的傳奇，故事背景和發生地，劇中故事的影射動機……大大擴充了讀者和觀眾的閱聽趣味。
.
　美國有一對「魅影迷」，以觀賞〈歌劇魅影〉完成終身大事，原因是他們一共觀賞了九十九次。我不知道他們除了各花一萬美元的戲票錢之外，對這部劇有幾多觀感和聯想。我看魅影的次數不多，紐約兩次、倫敦一次、香港三次、台灣兩次，但是對我來說，〈歌劇魅影〉是個思緒的萬花筒，每次看總搖得出一些新意。
.
　以下文章是我品味「魅影學」的幾個線索，或許可以做為讀者尋訪這個奇幻世界的引路指南。
.
＃自卑與自大
.
　安德魯・洛伊・韋伯對《歌劇魅影》產生興趣，照他自己的說法，是到紐約逛舊書攤，看到這本便宜到不能再便宜的小書，隨手買來殺時間。但他看了之後卻似乎著了魔，決意寫成一部音樂劇。究竟什麼因素，讓一部驚悚小說對韋伯產生比世界名著更大的效應？
.
　我的觀察是，《歌劇魅影》是洛伊・韋伯的生命寫照。當作品呼應創作者的生命底蘊時，創作者往往不自覺投入無比心力，效果也更活靈活現。首先是韋伯的人格特質。
.
　魅影是缺陷的，韋伯也是缺陷的。原著小說的描述，魅影是智慧過人的畸型兒，長相醜怪。他逃離吉普賽雜技團而藏身歌劇院，以巧妙的手法，暗中操控歌劇院。魅影是一種「缺陷的天才」，外形缺陷招致異樣眼光、孤立排斥，進而影響心理。最後，如劇中克莉絲汀說的：「扭曲的不是你的臉，而是你的靈魂。」
.
　韋伯本人則是個輕度的「缺陷天才」，一方面他有過人的才華，另一方面也有不如人的地方。他從小多才多藝，熱愛文學、語文、數理、歷史和音樂，父母讓他學小提琴、法國號、鋼琴，但他從不喜歡規規矩矩學習，所有正經音樂教學法則，對韋伯統統無效。他喜歡創作，不耐煩演奏練習曲，寧可演奏自己的即興作品，如此自然無法在正統音樂體系出人頭地。
.
　體格方面，韋伯長相在英國人裡面，算是最其貌不揚的那一型。我們對英國紳士的典型印象：金髮碧眼、高挺的鼻樑、挺拔的身材、翩翩的風度……這些韋伯一概沒有。華爾許(Walsh)在一九八九年出版的《洛伊・韋伯，生涯與作品》一書中，特別提到韋伯與他弟弟朱利安(Julian)的諸多對比。安德魯長得像爸爸，中等身材、圓臉、濃眉、黑眼、蒜頭鼻，下巴多肉而渾圓，黑髮像拖把一樣罩在頭上。弟弟朱利安長得像媽媽，英挺高大、長臉、金髮、細眉、高高的鼻子，搭配性感的尖下巴。安德魯就讀牛津大學歷史系時，一個學期就耐不住想創作〈萬世巨星〉而休學；弟弟朱利安則進入皇家音樂學院主修大提琴，曾拜入大師傅尼葉(Pierre Fournier)門下，學而有成，成為英國代表性的大提琴家之一。
.
　顯然，韋伯兩兄弟間剛好呈現逃學生和模範生的兩極對比，讓人聯想到音樂劇中夏尼子爵與魅影的兩種典型。安德魯外表平庸，沒有學歷，沒有背景等等，若不是仗著一股不世出的「鬼才」，他很可能落得一無所有；相反的，由於他名揚四海，後來反而把傑出弟弟的鋒頭比了下去。這種背景，使韋伯同時帶著驕狂與羞怯兩種矛盾氣質。他的舉止總是扭扭捏捏，說話細聲細氣，眼光閃爍，很不稱頭，但言詞內容又因事業成功而顯得財大氣粗、霸氣十足。也許正是這種集自卑與自大於一身的心理狀態，讓他對《歌劇魅影》中的魅影角色一拍即合。
.
＃面具 #心靈與外界的中介
.
　魅影需要透過面具來彌補殘缺，韋伯亦然。
.
　《歌劇魅影》原著塑造的畸形人，與其他類似故事不同。《鐘樓怪人》、《美女與野獸》中，男主角是遮蓋不住的怪物，它只能徹頭徹尾地以怪物形象存在。可是魅影呢？他的缺陷集中在一塊巴掌大的區域，是遮得住的。所以揭不揭面具，是兩種不同情況，也因此遮掩物(面具)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同一句歌詞所說：「假面舞會！藏起你的臉，這個世界就永遠找不到你！」
.
　每個人都不完美，各有強處與弱處。強項固然讓人春風得意，弱項只能用面具來偽裝掩藏。這片面具就像覆蓋在心理瘡疤上的膠布，雖然小，撕開來卻痛得不得了。世人絕少完全不戴面具的，人間世不過是場不打烊的化妝舞會。人人戴上面具，裝模作樣，虛情假意，爾虞我詐；但是要小心，千萬別去揭別人的面具，否則「意料之外的災難將會來臨」。
.
　面具除了用來遮醜，還有積極的作用，就是表現出想像中的理想身形。就像廟會的七爺八爺，或是非洲的巫師面具，把自己化身為想像中的形象。對於藝術家或文學家而言，他們的作品，乃至詮釋其作品的演員，都是他們的面具。好比一些驚天動地的愛情小說，其實出自生活平淡的宅男作家之手；出神入化的超人漫畫，作者可能手無縛雞之力。貝多芬、莫札特作品胸懷浩大，但現實生活只算弱勢族群。他們需要一張面具，來撐持他們巨大的假想身影。
.
　魅影兩副面具都有，一副用來遮掩缺陷，一副用來傳揚理念。因此「歌劇魅影」這首歌中，便有如此的對唱：
.
　「我是你戴的面具……」克莉絲汀唱。
　「他們聽到的，其實是我……」魅影唱。
.
　魅影如何能不愛克莉絲汀呢？對魅影來說，克莉絲汀根本是他的一部份。所以魅影從來沒有誇獎克莉絲汀花容月貌、溫柔嫻淑，魅影只一再向克莉絲汀強調，她的藝術與他的靈魂應該是結合的。唯有如此，才能造成一種完整的「美」，達到生命的圓滿。
.
　與其說，魅影愛戀克莉絲汀，不如說魅影是極度自戀。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自戀，當人們攬鏡自照時，總希望自己眉清目爽。這並不是我們愛上我們的臉，而是美好的臉代表美好的自己。魅影因為殘缺，所以追求完美的本能更強，那是一種巨大的渴望。克莉絲汀既是他的面具，他當然希望克莉絲汀完美。最後克莉絲汀決定離開他，他跌落到原來殘缺的狀態。結果呢？如何處理戲劇的結局，反映作者面對這個問題時的心態。
.
--
.
全文未完，完整全文刊登於 遠流粉絲團 出版於2020年末，法文直譯之經典全譯紀念本的《歌劇魅影》（Le Fantome de l'Opera）。
.
讀讀紙本書：https://tinyurl.com/y2lejjwd
下載電子書：https://readmoo.com/book/210163293000101
.
--
.
潛伏在幕後的黑影，是推手還是魔手？
繚繞於劇院的歌聲，是笑傲還是悲鳴？
.
　巴黎歌劇院的一場換角演出，讓備受打壓的新秀克莉絲汀出場一鳴驚人，在場觀眾如痴如醉，大家紛紛預測這位新女伶的時代即將到來。
.
　年輕俊秀夏尼子爵韓晤，也被這女神震懾到不能自已，他更發現，這位麗人竟是佔據他心海良久卻不敢表露的青梅竹馬，那位純潔嬌弱的走唱女孩！
.
　演出結束後，他直奔克莉絲汀的廂房。但她似乎已不認得他，態度顯得猶疑，而且她似乎藏有一位神祕戀人──在門的那端飄來那人猶如遊魂般乞憐的聲音：「克莉絲汀，你一定得愛我！」
.
　痛苦的韓晤失去理智衝進廂房，卻不見任何人影。走出房門，看見一具遭殺害的屍體被抬了出去……不久後他即發現，驚擾他的絕非那死透的工人，而是一具活著的恐怖鬼魅──劇院大名鼎鼎的「五號廂房之鬼」！
.
　來無影去無蹤的鬼魅，原本只是偶爾現身騷鬧，隨著克莉絲汀的成功與韓晤的顧戀追求，一步一步引發鬼魅更加張狂的作為⋯⋯

【🎹鋼琴的大千世界】♩.♪ 今天是我曾在德國Koblenz上過一週大師班的已故蘇聯鋼琴家 魯道夫·凱勒 (Rudolf Kerer)逝世七週年，分享他在1963年的一部電影裡為飾演列寧的演員演奏的貝多芬奏鳴曲「熱情」！

Rudolf Kerer (10 July 1923 – 29 October 2013) was a much-recorded Soviet and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童年與少年時代

鋼琴家Rudolf Kehrer於1923年七月十日出生於喬治亞首府提比里斯的德裔家庭，其先祖在1816/7年間移民自德國的符騰堡，是當時許多移民至烏克蘭以及高加索地區國家（包括喬治亞、亞塞拜然、亞美尼亞）的德國家庭之一。

Rudolf Kehrer成長在提比里斯的德裔社區，附近有一間基督教教堂、德語學校，以及一間固定有德國籍醫生值班的醫院。當地的德裔家庭維持著德國的文化傳統，其中也包括了活躍的音樂會活動。

在莫斯科、列寧格勒、奧德薩、基輔等地之外，當時在蘇聯各地頻繁舉行演奏會的眾音樂家也經常到提比里斯演奏。正如同著名的音樂家包括歐伊斯特拉赫、柯剛（Leonid Kogan）、李希特皆來自烏克蘭，巴許基洛夫（註一）、伏拉申科（註二）以及薇莎拉茲（註三）都是出生於喬治亞的提比里斯。提比里斯確實是當時蘇聯的音樂重鎮之一。

（註一：Dmitri Bashkirov 1931-，俄國鋼琴家，任教於莫斯科音樂學院以及馬德里蘇菲亞皇后音樂學院，學生包括Arcadi Volodos、Dmitri Alexeev、Nikolai Demidenko、Eldar Nebolsin以及鄧泰山。）

（註二：Lev Vlassenko 1928-1996，1958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首屆的銀牌，學生包括普雷特涅夫）

（註三：Eliso Virsaladze 1942-，喬治亞鋼琴家，1962年柴可夫斯基鋼琴大賽第三名，李希特非常讚賞她的才氣跟舒曼鋼琴作品詮釋，也多次來台演出）

Rudolf Kehrer父親Richard為鋼琴製造師及調音師，繼承了祖父Hermann的小工作坊。在這樣的社經背景中，Rudolf Kehrer與他的弟弟一起成長。家族的其他遠親也都住在提比里斯。

▫️跨出第一步

在父親的鋼琴事業耳濡目染下，Rudolf Kehrer在六歲便開始接受專門的鋼琴教育。Kehrer的第一位老師是德國女鋼琴家Erna Krause，在德國習樂而後來到提比里斯開設私立學校。儘管Kehrer日後回憶起Krause鋼琴班上的六年，認為學習成果相對而言沒有第二位老師Anna Tulaschwili的課程來得豐碩，但兩位老師都幫他打下了紮實的技巧基礎。

父親在各音樂廳以及演奏會的鋼琴調音工作也讓Rudolf Kehrer在很小的時候有機會認識到頂尖鋼琴家們的演出曲目。

十一歲時，Rudolf Kehrer被選為潛力新秀青年演奏家的一員，獲得了蘇聯文化部的支持，得到機會可以進一步深造鋼琴演奏。Rudolf Kehrer一直到十八歲都受教於Anna Tulaschwili的指導。

Rudolf Kehrer在十二歲時就能夠彈奏蕭邦的練習曲集；在著名鋼琴家Egon Petri（註四）某次來訪提比里斯的音樂會中，Rudolf Kehrer有機會在他面前演奏蕭邦的C小調練習曲《革命》，兩年後Rudolf Kehrer則可以彈奏幾乎全部的蕭邦練習曲。

（註四：Egon Petri，1881-1962，受教於布梭尼，其門下學生包括Earl Wild和John Ogdon）

▪️政治迫害和家庭拆散的年代

德裔喬治亞人長久以來安居在提比里斯的德語區，到了1930年代他們被迫愈來愈屈服於史達林政權對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壓迫。

早在1934年，所有居住於蘇聯地區的德裔居民都必須被造冊登記，而蘇聯政府稍後幾年便利用這些名單逮捕德裔居民並且驅逐其出境。

所謂的「俄羅斯化政策」指的是關閉蘇聯境內少數族裔的文化設施，而俄文則是唯一的法定官方語言。

Rudolf Kehrer也因此只能在德語學校上到四年級結束，最後在另一間俄語學校拿到畢業證書。

隨著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的基本人權不斷地遭到限縮，位於阿爾泰山脈區的蘇聯德語區主管機關也於1938年十一月遭到強制解散，烏克蘭則在1939年的三月底關閉所有的德語區主管機關。

1937/8年蘇聯政府開始了第一次大規模的逮捕行動，德裔、猶太裔、甚至是俄裔的知識份子都牽連於其中。Rudolf Kehrer的兩個叔叔在1938年遭到逮捕，他們之後便下落不明，唯一的可能就是遭到處決。Rudolf的父親則在1939年被指控擔任德國間諜而遭到逮捕，1943年過世在拘留所裡。母親只收到一張短短的通知信告知其夫已死，信上沒有任何關於死亡地點與原因的訊息。

隨著1941年六月二十二日德國與俄國的全面戰爭開始，德裔居民在蘇聯的生活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光在1941年的七月到十月就有大約十萬名德裔居民被強制遣送到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

德語區在1941年八月也全面被蘇聯陸軍以及內務人民委員部（簡寫為NKVD，也是日後KGB系統的前身）的特種部隊佔領，與國內其他區域的聯絡也被截斷。

1941年八月二十八日，來自蘇聯最高領導人的命令生效，蘇聯境內的德裔居民皆被指控涉嫌與德國通敵且密謀策反，並被大規模地遣送至蘇聯的中亞地區。

光是九月初，就有大約有四十萬名居住在伏爾加河流域、八萬名左右來自蘇聯其他鄰近歐洲區域，以及約兩萬五千名來自喬治亞與亞塞拜然的德裔人口，被強迫遷徙到西伯利亞以及中亞地區。在1942年到1944年之間則又有約五萬名德裔居民從列寧格勒及境內其他殘存的德語區被強迫遷出。

1941年的十月十八日，Rudolf Kehrer和母親、弟弟，以及兩位阿姨一併遭到遣送出境。他們被送上了卡車以及載運牲畜的貨運列車一路被送到了裏海旁的巴庫市（位於亞塞拜然），接著在顛簸動盪中渡過了裏海，繼續被遣送到哈薩克。最後在抵達塔什干（今日的烏茲別克首都）前的七十公里左右，遣送他們的火車停在一片荒漠的正中間。負責遣送的蘇聯士兵讓所有人在荒野中下車，而這些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最終被運送牲畜的卡車分載到不同的當地村落。

▫️軍隊的監視

在嚴刑的威脅下，這些德裔居民只有得到當地指揮官的允許才能夠離開被分派遷居的中亞村落。這樣的執法嚴格地控制了當地居民的行動。

直到1956年，對於被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才得以解除。只是這並不意謂德裔居民得以遷回到他們被蘇聯政府移居前的居住地區，他們一直等到80年代才得以回到家鄉。

Kehrer一家人先抵達哈薩克南部的村落Slawjanka，1946年後他們住在名為PachtaAral（字面上的意思是「棉花鋪成的海」）的集體國營農業公社。

當地的居住環境以及生活資源都非常惡劣：住的地方四壁都是乾土牆，沒有窗戶，屋頂是芒草鋪的，地板也僅是夯實的乾泥土；前幾個月配給的主食是玉米，偶爾有一隻陸龜（譯註：原文真的是這樣）。

嚴酷的氣候條件也讓居民吃了很多苦：當地冬天酷寒，而夏天沙漠地區的氣溫則可以來到四十度。

這些德裔居民被迫去做各種不同的勞力工作；Rudolf Kehrer得辛苦地負責照顧好幾片棉花田。

▪️勞工隊的生活

從1941年開始，當地所有能工作的男性都被徵召進勞工隊（Labor Army），1942年開始徵召的對象加入了沒有子女的女性，再晚一點則進一步增加了沒有嬰幼兒的母親們。最後算起來被徵召入勞工隊的德裔人數高達十萬人。

勞工隊負責的工作包括了建造工廠、鐵路、鋪路、以及開鑿運河。極端的工作量和惡劣的伙食條件使得許多人死於營養不良，有些人則是因為在小地方違反了規定便遭到毫不留情地射殺。

Rudolf Kehrer本來也會被徵召進入勞工隊。起初Kehrer因為生了重病而免於入伍，之後他在最後一次動員中受到徵召。正當Kehrer已經坐在準備出發的列車上時，一個舊識在月台上看到了他，讓他下車。舊識並且利用在警察單位服務的職務之便讓Kehrer不會再受到徵召。

▫️沒有鋼琴的十三年

儘管Rudolf Kehrer並沒有受過完整的教師訓練，他在接下來的幾年間開始在小學校教數學，而他的教學成功也讓他最後得以獲准接受函授教育。

在高分通過教師考試之後，Rudolf Kehrer取得了正式的教師證書。Kehrer選擇走入教育事業，卻是因為他很早就放棄了成為職業演奏家的希望。

在這段日子裡Kehrer既不能聽音樂也不能演奏。德裔的蘇聯人民持有收音機是違法的，Kehrer為了能夠記得他最心愛的鋼琴演奏，便在一塊板子上畫上了鋼琴的琴鍵，就著那塊板子舞動手指，讓音樂在腦海中響起。

這樣的生活持續了整整十三年。

▪️新的開始

遷居人民自由移動的限制在1956年得以部分地解除。這時終於出現了一道曙光，前往大城市得到進一步的教育或是新的生涯規劃變得不再那麼遙不可及。

Rudolf Kehrer這時已經三十一歲了。在家庭會議中，Kehrer向家人表示他打算重新接受演奏家的養成教育，只是這個理想自然被認為只是一廂情願，甚至被懷疑根本不可能實現。

Rudolf Kehrer於是報名了塔什干音樂學院的入學考試。他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準備，順利地通過了考試，馬上從三年級開始上課（五年制）。

在重做學生的這幾年Rudolf Kehrer非常努力，有一陣子甚至是一天花上七到八個小時學習。這些努力帶給他非常傑出的成果：畢業考一結束Kehrer便馬上獲得了該學院的教職。

▫️決定性的大突破

要不是參與了1961年的戰後第二屆全蘇聯音樂大賽（註五），Rudolf Kehrer一定會一輩子都一直待在在塔什干的音樂學院教琴。1945年的戰後第一屆全蘇聯音樂大賽的鋼琴首獎正是李希特和Victor Merzhanov。

（註五：全蘇聯鋼琴大賽舉辦年度以及各次相隔年份實在不可考，可以得知的大概是吉利爾斯為1933年第一屆的鋼琴首獎、Yakov Flier為1935年度的首獎得主）

儘管超過參賽者的年齡限制，Rudolf Kehrer仍然被破例允許參加比賽。這一次的成功再次超乎預期：Kehrer獲得了評審團前所未見的五十分的滿分，抱走了大賽首獎。大賽的評審在參考意見中是這樣寫的：「Rudolf Kehrer絕對是蘇聯音樂界的奇蹟，他擁有非常獨特、個人化且圓熟的天賦，他的演奏也具備了鋼琴演奏所能企求的最完美音色特質。」

Rudolf Kehrer馬上獲得了當時蘇聯境內最聲名顯赫的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學院教職，他同時也成為了莫斯科愛樂固定合作的獨奏鋼琴家。

▪️僅限於鐵幕內的活動

不同於李希特與吉利爾斯等演奏家，Rudolf Kehrer儘管經歷了這些成功卻很長一段時間無法踏上西方國家演出。Kehrer的活動被限制在包括東德在內的東歐國家。儘管巴黎那邊公布了他的演奏會訊息、美國也發出了無數的邀請函，Rudolf Kehrer卻一直無法得到出國許可，也沒能得知蘇聯當局任何的拒絕理由。其實Kehrer的出國文件一再被擋下的真正原因來自於他父親與兩位叔叔死於史達林政權的冤獄，這讓蘇聯當局擔心Kehrer一旦到了西方國家就不會再回來。也因此Rudolf Kehrer的名聲只流傳於東德小小的圈子裡，這些人認識Kehrer要不是因為在音樂會或是廣播中聽過他的演奏，就是聽過他為蘇聯國營唱片公司Melodiya眾多錄音中的其中一張唱片。

▫️終於到達西方國家

在八零年代的末期Rudolf Kehrer第一次得到允許前往西方國家旅行。在1990年──也是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院執教的二十九年後──Kehrer受聘為維也納音樂學院的客座教授，他在這裡一直教到了1998年。

Rudolf Kehrer最後定居在瑞士蘇黎世，他在那裡待到2013年至他在柏林過世，他下葬在柏林弗里德諾的一個所謂的藝術家墓園區。

Rudolf Kehrer教授一生獲獎無數，他同時也是眾多鋼琴大賽的評審團之一，並且舉辦了許多鋼琴大師班，也有愈來愈多他的學生在國際著名的鋼琴比賽中展露頭角。

Rudolf Kehrer在幾近八十歲高齡的今日才被西方世界所認識並獲得肯定，實在是太遲了。史達林的恐怖政治扼殺了一個本來可以向世界開展的偉大藝術生涯，讓人唏噓不已。

（內文文字引用自：http://mainlyclassicalmusic.blogspot.com/2015/03/rudolf-kehrer.html?m=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