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己任老師分享」

最近幾個月來不知道為什麼常常想起“楊小佩”，雖然知道她已經逝世三十多年，可是她的琴聲與最後一次跟她在一起的情景仍然常常出現在眼前。郭英聲說他生平拍的第一位女孩就是“楊小佩”，而“楊小佩”在那個年代，是與陳必先齊名才華洋溢的鋼琴家。 雖然她身材瘦小，但鋼琴在她手下卻像個玩具，第一次聽小佩彈琴，立刻被她的琴音迷倒，而更讓我注意的卻是她雙眼中透露出來的憂鬱與哀傷。今天在網路上不經意看到了這篇「遺言」，一眼就認出那位「佩吉·楊」就是楊小佩！她的故事可以為天下父母鑑！「遺言」很長，請耐心的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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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憐天下父母心和錯位的愛”

佩吉·楊，42，台灣人，台灣著名鋼琴家

這份遺言是根據我收到的幾盒錄音帶謄寫的，費時不少，是所有遺言中最長的一份，但完成後感到很值得。
寄磁帶的人是遺言中提到的那個被稱為 L 的人。

你好，親愛的先生或女士：

　　首先我非常感激你給了我這個能讓我說出自己生命中故事的機會。
我不想走，也不能走——這是我此刻最最想說的話。
此刻我對自己的生命已沒有太多的留戀，除了父母和我在音樂界和非音樂界的朋友，當然還有萊昂，我再也無法見到的法國戀人。
可是我的女兒尼娜才只有 9 歲呀！
我不敢想，她從此必須活在一個沒有媽媽的世界裡，這是何等殘酷的一件事啊！
我已經是肺癌晚期，本來就又瘦又小的身體經過多次放、化療現在已經脫了形，加上掉光了頭髮，你可以想象我的樣子有多難看。
我那樣注重外貌，愛漂亮，現在卻對自己的一切都無能為力了！
前天小尼娜來過了，她從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大哭起來，哭得那麼傷心。
我從她的哭聲裡可以聽出來，她實在無法接受這樣的媽媽，有可憐我的成分，有不懂，還有媽媽變成了這個樣子，她不知該對誰發火的憤怒。

　　我住在加州；今天早上，一個紐約的朋友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在《紐約時報》上登了一個徵集臨終遺言的廣告，然後她小心地問我是否有這樣的需要，如有，她可以代勞記錄和郵寄。
我不知道你是誰，可是你這樣做真是夠殘忍啊！因為你活生生地把一個人不願意面對的死神提前拉到了面前。
你知道嗎？不論一個人病得多重，離死亡已有多近，他也不願真的相信自己會走，因為我們只熟悉活著時的一切，能看見的生活，而死亡畢竟是件多麼陌生的事！
但我又必須承認，把最後的話留下來對我又是一種多麼致命的需要！
我現在已經不能寫任何東西了，趁現在還能勉強發聲，就把留下的話在電話裡口述給了我在紐約的朋友 L，請她謄寫，然後代為轉寄給你吧。

　　我一生在台灣教過很多學生，他們當中很多都來了美國，我得病後他們能來的都來看過我了，他們的確都讓我感動，提醒我，在我不太長的生命裡有過他們的身影和關愛。
不過，所有這些人都屬於一個正式的社會的和朋友關係的層面，由於面子和種種其他原因，我一生中最私密的事，是不可能告訴他們的。
只有紐約的朋友 L 我才可以放心地托付。
我與她雖然只是在加州的那所女校裡偶然相遇，並且她還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大陸人，按理我們之間該有很多政治和文化的偏見和隔閡才對，即使不是仇恨，可是她卻在我第一次見到她時就讓我知道，她是一個能夠讓我把生活裡最隱秘的事放心分享的人。
人真是太奇怪了！剛來美國時我只是泛泛地相信上帝，後來生活走入絕境時開始相信西藏密宗。
而遇到這個大陸來的 L，應該是上帝和佛祖的共同安排才對，讓我能將自己一生裡除了作為公眾人物之外發生的最刻骨銘心的經歷有一個寄托之處。
除了她，我真想不出還有第二個更合適的人來做這件事，看來，一些貌似偶然的事，其實早已埋伏了日後的必然。
下面的口述，我的朋友 L 無比耐心地用了三個晚上在電話裡陪著我完成了這個最後的心願，完成之後，我的病情加重，她飛來加州看我，並答應陪我走完最後一小段不長的路。

　　我出生在台灣一個很普通的家庭，父親在一家報館做編輯，母親結婚後就做了家庭主婦，五年內他們生了我和弟弟。
我很小時就對音樂有一種反常的癡迷和感覺，似乎那裡才是更值得進去探索的世界，充滿了不可言說的秘密。
父親送我去學鋼琴後，我才知道世界上最神奇的東西就是鋼琴。

　　我不需要任何人督促我練琴，我與琴的關係從一開始就與別的孩子不同，我坐上琴凳就不想再下來，直到我父母硬把我抱下來。
我 5 歲時得了全台灣幼兒鋼琴大賽的冠軍，後來在所有幼兒和青少年組的鋼琴大賽中都名列前茅，不是冠軍就是亞軍，每次得獎後，我都看到父母的極度喜悅，似乎他們卑微的社會地位瞬間得到了提升，我看到他們在接待親朋好友來祝賀的時候，臉上那種發自內心的驕傲。
他們總是對小弟說，你要向姐姐學，為我們這個家爭光。
中學還沒畢業，我就考上了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拿到了部分獎學金。
為了完成整個學業，我父母決定全家移居法國，靠打工幫我讀完大學；他們賣掉了家裡所有能賣的東西，似乎不考慮是否再回來了。
看著父親忙著這一切時臉上的決絕表情，我已經感到了巨大的壓力；夜裡我獨自暗想，如果我失敗了怎麼辦？可是在父母和弟弟面前，我永遠是一個懂事、聽話和看似樂觀的女兒和姐姐。
後來我的一生都習慣了扮演這個不能改變的角色。

　　我們到了法國後租了一個便宜的地方住下，父母馬上開始在附近的中餐館和洗衣房找工做。
我每天去上學，進出典雅的貴族式校園環境，坐在精致華美的教室裡聽課、練琴，而我的父母卻在外面做辛苦低微的體力工，強烈的反差讓我心理上感到難以承受的壓力，我只有拼命地學習，忘我地練琴，不敢有半點松懈和歡樂。
我的父親一見到我總會嚴肅地告誡我要努力再努力。
看著由於勞累使他們日漸蒼老的容貌和過早冒出的白髮，我總有想哭的，如果是在台灣，他們並不需要這樣辛苦。
壓力太大時，我開始了抽煙，在法國，十幾歲的女孩子抽煙很尋常，但由於我父母對我的要求很嚴，這事我自然瞞了他們。

　　我在法國上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參加了當年舉辦的國際蕭邦鋼琴大賽，這是世界上鋼琴界最重要的大賽，父親眼睛裡那種只能贏不能輸的令人發抖的無聲期盼，使我緊張得只能靠拼命抽煙來鎮定自己。
不過，我在真正比賽時，一切都是另一番情景了。
我忘記了自己是誰，忘記了父母的存在；我感到我就是那個飄離自己祖國的波蘭人，他內心的悲苦和悵惘之情讓我產生了極為真實和強烈的共鳴，那些熟悉的旋律好像就是為我量身而寫的。
參賽前的緊張一掃而空，是蕭邦的靈魂拯救了我。
我獲獎後，最讓我難忘的是我父親臉上突然出現的奇怪而扭曲的表情，像哭又像笑，最後發出的聲音竟然是一種近似哭嚎的聲音，嚇得我全身冒出了冷汗。
過了一會兒爸爸才掉下了眼淚，正常地嗚嗚哭起來。
媽媽則用她那雙已經變得粗糙泛紅的雙手不停地擦眼淚，什麼話也沒說，或是說不出來吧。

　　只有我在法國剛開始讀中學的弟弟自然地表達了他的感情。
他高興而興奮地和我緊緊擁抱，說：
「姐姐，你太棒了，我愛你！」

　　在向我祝賀的所有人裡，當然有萊昂。
萊昂與我同校，是學大提琴的，高我兩個年級，大我三歲，他溫文爾雅、帥氣、有禮，尤其是他的微笑極具感染力。
我們是在校園裡的一個共同喜愛的角落認識的，我們不約而同地經常在那裡出現；剛來學校不久，由於壓力太大，我特別喜歡去那個安靜又美麗的角落尋找片刻的平靜，而他去那裡竟然也是為了同樣的原因。
萊昂的幽默和熱情讓我緊張的心情得到很大的放鬆；萊昂的父親是巴黎郊區種植葡萄的農民，很支持兒子對學習音樂的選擇，因此他很少有學習的壓力，只有對愛好的甘願付出，這讓我非常羨慕。
我們開始交往後，經常一起沿塞納河騎自行車去郊遊，有時也去他家。
有一次我帶小弟一起去他家玩，他的家人熱情地接待了我們，大家都很開心，萊昂的父母是很浪漫和熱情的人，他們當著我們的面跳舞和親吻，讓人感到特別放鬆，他們還為我們做了拿手的烤鵝，味道好得我這輩子也忘不了。
看得出，小弟很喜歡萊昂。

　　他聽從了我的叮囑，沒有把我和萊昂交往的事情告訴爸媽。
我們都知道，爸媽為了讓我在巴黎讀書付出了太大的代價，他們一定不會同意我在讀書期間因為交男朋友而浪費寶貴的學習時間。

　　終於，我以優異的成績從法國國立高等音樂學院鋼琴系畢業了。
為了報答爸媽的辛苦付出，我自然開始拼命地找工作，可是，一個中國人在法國找工作是很不易的，我忙了半年卻沒有什麼結果，最後我不得不決定回台灣的大學去任教，因為已經收到了好幾所學校的邀請，這樣我至少可以馬上工作掙到錢，待遇也不錯；而爸媽為了弟弟的學業，決定繼續留在法國。

　　在我離開法國之前的那個生日，萊昂忽然帶著一大把玫瑰來到我家，當著我爸媽的面向我求婚。
我也第一次告訴了爸媽，我和萊昂已經認識了很久，互相很了解了；萊昂當即表示，他會一生愛我，並為此願意和我一起去台灣生活，他說他可以在那邊教法文和大提琴，只要能和我在一起。
他還說他的父母已經同意了他的選擇，因為他父親當初就是為了和他母親相愛而從比利時的城市來到法國鄉村的。
我父母當時感到非常意外，半天沒有說什麼，然後就是尷尬的沉默。
萊昂難過地離去之後，爸媽才對我說，他們是不可能同意我和這個法國小伙子結婚的。
爸爸很嚴肅地對我說，法國人雖然很浪漫，會送花和說甜言蜜語，但這些都太不實際，不是過日子必須有的；他們還說一看萊昂就不是會過日子的人。
我從小一直是父母的孝順女兒，又是老大，從未頂撞過父母一次，所以我能有的唯一表示就是沉默。
爸爸接著又說，我現在是台灣的著名鋼琴家了，這都是他和媽媽為我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才成為可能的，所以我的婚姻必須由他們為我考慮和決定。

　　那天晚上我幾乎崩潰，僵直地躺在床上，感到自己就要窒息死去。
萊昂是我一生裡唯一真正欣賞我，讓我感到自己存在的價值和讓我第一次體驗到愛的甜美滋味的人。
我從小在父母極為嚴格的管教下生活和學習，對生活裡的其他事情知之甚少，而萊昂為我推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了生命中的種種美好和愛情的美麗，還有自由和屬於個人的追求，這些都是我過去不可能知道的。
和萊昂在機場告別時，我泣不成聲；雖然他一直不懂我的父母為什麼要反對自己已經成年的女兒的婚姻選擇，但還是說他可以理解他們是為了我好。
這話不聽還好，一聽我幾乎當場昏倒。
為了我好？我情願不要所有已經得到的學位、獎項，以及一切的一切，只要能和萊昂在一起過屬於我自己的生活。

　　可是我沒有勇氣反對我的父母，從來也沒有過，那是萊昂永遠也不可能理解的。
那是中國父母與子女之間在幾千年裡形成的比法律還要嚴厲的無形的約定和永遠也還不清的沉重心債。

　　回到台灣後我很快就開始了工作，多所一流大學的音樂系聘我去任教、當系主任，待遇也都相當優渥。
此外，我在業餘時間也招收學生，收費自然也不低。
那時，我與另外幾個留洋回來的音樂人被稱為台灣音樂界的三大才子。
來找我教鋼琴的人很多，多是家長陪著自己的孩子來的，這些孩子有的具有一定的音樂天賦，更多的卻是父母的一廂情願和為了自己早年失落的自我實現；而這些孩子是我最不喜歡教的，因為他們學起來總是心不在焉。
那時的我和萊昂分手後，心情原本就不好，所以教起這些對音樂沒有感悟的孩子來，忍不住就會大發無名火，有時，下課的時間還沒到，我心情不好就徑自提前走了；家長們從不敢當著我的面有意見，下次還是會恭敬地把孩子送來。
他們都是慕我的名而來，大概都在說服自己接受藝術家的情緒化表現吧。
後來，我喜怒無常的表現大概傳到了我在巴黎的父母那裡，因為他們的來信裡提到了讓我要嚴格自律，因為我是中國人，不能把法國人的自由散漫之風帶回祖國和工作中去。

　　回到台灣後，萊昂經常給我打電話安慰我，關心我在台灣的生活，可是他聲音裡的失望我完全可以感覺到。
他也來台灣看過我一次，只一次那一次，我幾乎又想放棄一切與他回法國去，忘記生活裡的一切。
當萊昂了解到我是不可能違背父母的心意時，他眼裡流露出的失望如同一把刀扎碎了我的心。
我恨自己，可是結果還是必須向父母妥協。
回台後我生日那天，萊昂從法國定製了一盒紅玫瑰，用航空快遞發送給我。
其實，他完全可以在台灣訂購，但他從來不那樣做，似乎那是不一樣的兩件事。
幾年後，我們的聯繫隨時間的流逝減少了，但是每年我過生日，無論我是在台灣的七年當中還是後來去了美國並結了婚，他都會無一例外地在我生日的當天或提前一天用航空快遞給我一盒象徵永恆愛情的紅玫瑰。
我們分手後的 20 多年裡，他竟從未遺忘過一次。

　　我回到台灣的第二年，大概是怕我和萊昂藕斷絲連吧，我父親迫不及待地托在台灣的熟人為我介紹了一個台灣的知名商人黃先生，說是介紹，我又怎麼可能拒絕呢？
黃先生一開始對我很感興趣，鍥而不捨地追求我，每天在我教書的校門外面等我一起去喝咖啡或去吃飯。
我知道父母一生為了我不容易，希望我能嫁給一個有錢人，後半生就可以生活無憂了。
而且他們也認為，依我在台灣的聲望，完全有資格與有錢有地位的人攀親。
他們前半生為了培養我，吃了太多的苦，窮怕了，因此我不嫁有錢人是說不過去的。
我知道，感情於我已經是奢侈的事了。
想到此，想到今後的生活，想到萊昂，我開始拼命抽煙。
和這個黃先生在一起，感情自然談不上，但他至少還不讓人討厭。
和萊昂分手後，我就不再奢望能有與他相同的戀愛經歷了。

　　既然父母竭力促成，我又沒有什麼拿得出去的理由反對，心如死灰的我也就無所謂了。
為了對得起父母，我在認識黃先生三年後和他結婚了。

　　萊昂知道後祝福了我。
我用蹩腳的法文寫信給他：
「從今以後，我活著與沒有活著已經沒有什麼區別，我也不在乎了。
　你趕快找個好姑娘結婚吧，我們今生有緣無分，我身不由己，但我下輩子一定會去找你的，無論如何也不會再離開你！」

　　婚後不到兩個月，我的先生就第一次打了我。
那次只是因為我說我有課，不能和他一起去他父母家吃飯。
他下手很重，我半天都不敢相信到底發生了什麼。
雖然他之後很低三下四地道了歉，但是不久就有了第二次，似乎是打順了手。
台灣男人打女人就像是打自己的一件物品；總之，婚後的他很快就變成了另一個完全不同的、令人可怕的人。

　　其實，在我們去巴黎度蜜月的時候，我因為忍不住和過去的朋友一起抽了一支煙，站在一邊的他臉色已經陰沉下來了。
我再也無法專心教書和上鋼琴課；我變得易怒，無端地恐懼，甚至會為了小事而歇斯底裡。
就在這時我發現自己懷孕了，我沒有太多猶豫就去醫院做了墮胎手術，事先沒有告訴我先生。
但他很快就知道了，他和他的家人一直想要兒子，因為他是獨子；那一次他把我打得最重，似乎要打死我，我高聲喊叫，並威脅說要報警他才住手。
隨後我離開了那個位於台北的大宅，住到了朋友家裡。

　　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無法工作，因為身體和精神的原因，我不敢告訴在法國的父母，怕他們傷心。
但還是有人告訴他們了，也許是我先生或他的家人吧。
總之，我父親為此專門回了一趟台灣，我們進行了一次不愉快的談話。
我告訴他我要離婚，他卻說這事讓我想都不要想，為人妻後要先學會忍耐，還說他也打過我母親，但現在他們還不是很好地生活在一起嗎？
我聽了他的話無比悲哀，一字一句地告訴他說，如果不讓我離婚的話我很可能會自殺。
爸爸的臉色立刻變了，他閉上了一會兒眼睛，睜開後終於勉強地點了一下頭。
我又告訴他，離婚後我很想去美國繼續學習，修個鋼琴碩士，父親當時沒說什麼，是直到臨回法國之前才同意的。
他在台灣那些日子又忙了些什麼我不太清楚。

　　我的先生開始根本不同意離婚，認為丟了他家的臉，可是由於我的堅持，他最後還是不得已同意了。
我一拿到離婚書就飛去了加州。
到了加州，我聯繫了一所著名的私立女校，該校的音樂系非常好。
由於離開學還有一段時間，我便和一個定居加州多年，我在台灣的一個中學同學一起到各地去旅遊。
由於我回台灣後開過多次鋼琴巡回演奏會，加上幾年教授鋼琴課的積蓄，除去寄給父母的錢，我還存下了一些，可以供自己讀完碩士。
我終於開始了全新的生活，感到特別開心。
從那時拍的照片看，那是我的心情和氣色都是最好的時期，有一張照片是在納帕谷（NapaVally）的葡萄莊園品葡萄酒時照的，我做了個鬼臉，樣子很是滑稽可笑。

　　一天，父親從法國打來電話說，他有一個定居舊金山多年的老朋友俞老伯要見我，並給了我他的電話號碼。
很快我和俞老伯聯繫好在舊金山的漁人碼頭吃午飯。
和俞老伯同去的還有一個叫威廉的體態微胖的中年男人，俞老伯介紹說，威廉在美國出生，他的父母是他的朋友，也是台灣人，還說威廉是個律師，在舊金山有自己的律師事務所。

　　我立刻猜到了這次飯局的目的，但是由於那個叫威廉的人普通話說得不好，甚至有點好笑，我對他既沒有什麼好感也沒有太多反感，總之，對他沒有任何感覺。

　　不久，威廉開始給我打電話，約我出去吃飯。
我很猶豫，因為我並不喜歡他，也因為第一次婚姻的陰影還在，因此本能地不想這麼快就再次進入另一個關係。
我多次找借口婉拒了威廉的邀請。

　　沒想到，我的拒絕似乎刺激了他男性追逐獵物的欲望，他一次次地送花給我，並在我生日那天（大概是從我父親那裡知道的）給我舉辦了一個很大的派對。
那次先是威廉自己打電話給我，緊接著是俞老伯，都讓我一定要去，我實在不好推卻，就和俞老伯一起去了。
來賓都是威廉的同事和朋友，還有不少美國人。
我剛一出現，他們所有人就向我歡呼、吹口哨，大喊生日快樂，似乎我和威廉已經是很熟的關係了。
正當我有些不知所措的時候，威廉當著所有人向我走來，一只手很隨意地放在我的肩上，另一只手遞給了我一束黃色的玫瑰，大家再次歡呼的時候，我感到自己已經掉進了一個套子，無法出來了。
吃完了巨大的蛋糕，威廉請來的樂隊和歌手開始表演節目，大家開始喝酒，交談，俞老伯剛一提出要先回去時，我立刻也跟著他出來了。

　　威廉先送俞老伯回家，然後送我回家，那時，我已經在那所女校附近租了一處公寓住下。
威廉一路上問了我開學的時間和要學的課程，然後告訴我說那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女校，在加州和全美的名聲都不錯。
臨告別時，他說我缺什麼可以告訴他。
我謝了他，說自己什麼都不缺。
我剛一到家，就看到萊昂從巴黎寄來的紅玫瑰。

　　“親愛的 Peggy，只要世界上還有玫瑰，你就永遠活在我心裡。”
他在卡片上寫道。
看著屋裡的黃、紅兩色玫瑰，我突然哭得很傷心，卻說不清是為什麼。

　　開學的前幾天，我去學校報到，卻被告知已經有人為我交了全年的學費並辦好了所有的手續。
我知道這一定是威廉幹的。
回家後，為了求證我第一次給他打了電話，果然他承認是他為我辦的所有事，並告訴我說，他還有一個禮物要在開學前送給我。
第二天一早，他打電話讓我下樓來，我來到樓下的門口時，威廉輕按喇叭，我抬頭看見一輛紅色跑車停在不遠處，威廉正坐在裡面沖著我笑。

　　俞老伯幾次來電話詢問我和威廉的情況，不必說了，他背後必定是爸爸的多次催促。
三個月後，爸爸終於忍不住，親自打來了電話。
「小妹，你要懂事，爸爸是經過了解才介紹威廉給你的。
　他父母人很好，我們中國人的歸宿只能是和中國人在一起生活，我知道你是不會辜負我和你媽的一片苦心的，因為你從小就懂事，就孝順，知道心疼我們……」

　　怎麼辦？我茫然了。
威廉的父母是早年從台灣移民來美的，威廉在舊金山出生，雖然在美國長大，受的是美國教育，但他依然傳統，每星期必去看望一次住在舊金山唐人街的父母。
他似乎比我前夫直率，也更懂禮貌，嘴裡“請”“謝謝”說個不停，家暴的可能應該不存在。
但我對他實在沒有什麼感覺，除了感謝。
我想，既然再遇到像萊昂那樣的人今生已是不可能的事，干脆就徹底放棄幻想，再賭一次吧，萬一比上一次好一些呢？如果我不接受威廉，爸媽能輕易同意嗎？為此猶豫煩惱了幾個月之後，我再次向父母屈服了。
誰讓我是老大，誰讓我欠了已經年邁的父母那麼多的情債，誰讓我今生必須做一個孝順聽話的女兒，即使不願意也只能服從呢？

　　婚姻於我就是那麼回事了，只要我有鋼琴可彈，有音樂陪伴就行了。
我心情一旦煩躁或緊張我就一定會去彈琴或抽煙，我喜歡在那種時候彈德彪西的曲子來放鬆自己；那個外國人的內心有一種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美，每當我的手指與鍵盤把那種美釋放出來以後，我就會感到舒暢無比。

　　我經常感到看得見的生活只是虛幻的，唯有音樂裡的世界才是最真實的。
我和威廉的婚禮是在舊金山派拉蒙大飯店舉行的，那天來的客人很多，有威廉的家人和他們在美國的幾乎所有的中國親友，還有威廉的美國同事和朋友。
威廉當著所有賓客的面吻我，沒人知道的是，那一刻，我只是把他幻想成是萊昂。

　　在每一張來賓的請柬上是這樣寫的：
請於某年某月某日前來參加威廉·陳，律師，和佩吉·楊台灣著名鋼琴家，19xx年__________國際蕭邦鋼琴大賽冠軍得主的婚禮，地點是……
萊昂再次誠摯、大度地祝福了我，同時坦承他非常嫉妒我，不過他說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我不記得聽過任何中國男人說過這樣的話，無論對誰；我的父親沒有過，我的前夫更沒有。
他們都把自己的需要說成是為了我好，主觀地將其變成了我的需要。

　　婚後，我們住在灣區離我後來讀碩士的那所女校不遠的一處半山上的大宅子裡。
那裡是富人居住的地區，風景很好，空氣清新，樹木蔥郁，可以看到不遠處的海灣。
威廉每天早上去上班後，我就在家裡練琴。
不久我就發現，威廉雖然出生在美國，可是他和許多台灣男生一樣，生活能力很差，幾乎事事需要我為他準備，比如早上起床後我要給他把漱口水和牙膏準備好，然後給他把當天要穿的衣服和領帶拿出來也準備好，最後他臨出門時，我還要把他的公文包遞到他的手裡。
作為家裡的長女，我從小在家習慣了幫助父母做各種事情，包括照顧小弟的生活，所以一開始也並不太在乎為他做這些事。婚後大約三個月，我發現自己懷孕了；威廉似乎很高興。
懷孕期間，我基本上是一邊學習，一邊自己照顧自己；威廉在那段時間裡總愛和同事晚上一起出去，回家很晚，回來就睡了。
半年後，我開始感到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地方不太對勁，卻又具體說不出什麼來。
我告訴自己忍忍吧，婚姻也許就是這樣無趣，至少威廉沒有家暴行為。

　　臨產那天，威廉在外出差，是我自己開車去的醫院，女兒出生時他不在我們身邊，我當時也沒有想太多，因為我們之間從來也沒有愛的感覺，所以也就不會有太多的抱怨和遺憾。

　　有了尼娜之後，我便暫時休學在家裡照顧她，雖然那時家裡也雇了一個人幫忙。
威廉喜歡逗尼娜玩，他給女兒的笑臉顯然多於給我的。

　　音樂世界的美和現實生活的平庸之間形成的巨大反差開始讓我感到崩潰。
有一次，我在琴房裡一天都沒有出來，彈琴彈得忘記了一切——我全忘記了我為人女兒，為人妻，為人母的事實。
從琴房出來時我已經有些恍惚，是尼娜的哭喊聲把我重新帶入了現實。

　　萊昂知道了尼娜的出生後，給她寄了幾件法國的嬰兒服，這似乎引起了威廉的不悅。
他把包裝盒拿起看了一下，並沒有問寄東西的人是誰，然後放下就走了。

　　不久我過生日，萊昂又照例從巴黎給我寄來了玫瑰。
我從來都不想拒絕萊昂的生日禮物，因為他是我生命裡唯一能提醒我有著另一種男女感情存在的可能性的人。
我們分手已經 7 年了，他後來和一個學提琴的女孩結婚了。
他說他的妻子能夠理解他給我寄花的事，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過去，她也有，她甚至把她過去的男友請到家裡三個人一起吃過飯。
可是威廉不是法國人，他骨子裡仍舊是個台灣男人，只不過嘴裡說的是英文。
他並沒有能力理解或接受我曾認識萊昂這個事實。
那天快遞員來送花時我在琴房裡，是他開的門。
他把那盒花扔在了我門外的地上，打開後花瓣掉落了許多……
我把花拿進琴房後，迅速點燃了一根煙。

　　尼娜三歲的時候，我送她去上幼兒園，就在我上的那所女校裡，而我也開始繼續攻讀鋼琴碩士的學習。

　　記得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和威廉一起開車送尼娜去她爺爺奶奶家。
回家的路上，威廉很平靜地告訴我說他愛上了別人，是他律師事務所的秘書，一個中美混血女孩。
他說他們已經在一起很長時間了，現在想搬到一起去住，問我是否同意。
我聽後沒說一句話，到家後也沒有，我把自己關進了琴房，立刻又點上了一支煙，我還能說什麼呢？
他們已經在一起很久了——多久？一年還是兩年？
我同意與否難道還有任何意義嗎？他那樣平靜地說給我聽，其實只是通知我罷了。
幾天後，他開車把他的被褥和常用衣物都拿走了，之後就很少回家了。
尼娜不停地問我爸爸去了哪裡？我先是說他出差了，後來實在沒辦法了就說你自己問他吧。

　　威廉對自己的女兒還是有感情的，沒過多久他就打電話來找尼娜說話了。
尼娜告訴我，爸爸說他以後不回這個家住了，他住在另外一個家裡，還說周末可以讓媽媽送我過去住一天。
我聽了幾乎昏倒——讓我親自把女兒送到他和那個混血女孩住的地方去，天下還有比這樣的侮辱更令人窒息的嗎？

　　可是，我竟然這樣做了，因為我沒有選擇！
孩子要見她爸爸，我不能不讓她見，她還小，不能沒有父愛。
第一次開車送尼娜去他們住的地方時，一路上我一想到自己在做什麼就幾乎要發瘋。
我的手幾乎無法握緊方向盤，可是我又必須克制自己，因為車上還有孩子。

　　在一個高檔公寓的樓下，威廉和那個混血女孩看見了走下車子的尼娜就一起迎了上去。
尼娜剛一看見她爸爸就呼喊著跑過去，威廉則立刻把她抱了起來。
我沒有下車，握著方向盤的手在不住地抖，威廉抱著尼娜走過來，說請我第二天下午 3 點過後來接女兒。
我沒有看他，沒有任何表示，也沒有說什麼。
直到尼娜看到我的車子發動起來要走了，才忽然大聲地喊了一句「媽咪，我也愛你！」
我的眼淚立刻奔湧而出，一路上幾次遮住了視線。
那個混血女孩比我年輕和高大，更比我豐滿和性感。

　　我在這樣的屈辱中生活了兩年，沒有告訴俞老伯，更不敢告訴遠在法國的父母，雖然不是我的錯。
這次婚姻是一次更慘的失敗，比第一次更糟。
為什麼我在外面是個被人羨慕的對象，風光無限的著名鋼琴家，小巧玲瓏的身體被一頭滑順飄逸的披肩長髮包裹著，卻在兩次婚姻裡都被拋入無法啟齒的恥辱境地？
我開始沒有節制地瘋狂抽煙，有時一天兩三盒。
我也盡情地酗酒，反正沒有人看見。
然後我開始借瘋狂地彈琴發洩我無法壓抑的憤怒和屈辱，自責和無助。
我一個人在空蕩蕩的大房子裡，內心無比恐懼過，歇斯底裡過，失態地吼叫過，瘋狂地奔跑、狂跳過，也激烈地摔過不該摔
的東西。

　　那天我坐在琴房裡忽然醒悟到，我其實一直都戴著雙重面具在生活，很累很累，從小到大，從內到外，從單身到結婚。
只有和萊昂在一起的短暫時間內我才做了回自己。
那真是個陌生的自己，但卻是個美麗和幸福，自由和快樂的自己。
那個自己後來再也沒有出現過。

　　開學不久，我報了一門美國文學課，是該校英文系的招牌課，教課的女教授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頗有名氣。
那天我趕去上課，車開進校門後沿著長長的林蔭道翻過一個個減速板緩慢地行駛著，然後看到一個年輕女子背著書包獨自在旁邊的小路上走。
我第一次上課時見過她，一看就知道是大陸來的。
那次上的是大課，人多，就沒和她打招呼。
這個學校的中國學生很少，從大陸來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將車開到她身邊，搖下車窗，請她上車一起去上課，她略顯猶豫後就同意了。
我們互相簡單地介紹了自己，我得知 L 是從北京來留學的，在英語系的寫作專業讀碩士。
我問她為什麼來美國讀寫作，而不是其他專業。
她一愣，然後說只是因為喜歡，沒有別的原因，我忽然從她那裡感覺到一種久違的、熟悉又陌生的東西，一種接近真實的東西。
在幾乎所有人面前，我一直要求自己表現出一個活潑、開朗、友好，值得別人羨慕的知名鋼琴家的形象；我只穿剪裁合身的衣服，牛仔褲或燈芯絨褲，上身總穿小西服，再配一頭滑順的披肩長髮，使我看上去精致、活潑又可愛。
其實呢，我的身體很瘦小，遺傳自我父親，我知道威廉不喜歡我這樣沒有脂肪不性感的身體，還好，我的外表的確很吸引人，加上我開著紅色跑車和自身的知名度，我總能從別人看我的眼光裡讀到羨慕甚至是嫉妒。
可是在 L 的眼睛裡卻沒有這一切，她的眼睛純淨安祥，似乎只活在自己的內心世界裡。
如今什麼樣的人專門學寫作呢？就是不為畢業後工作出路考慮，只為了內心的追求非學不可的人。
我當然知道，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可以信任的，因為寫作和音樂都是對內心世界的追求，都是追求真實的感覺。
我了解那是什麼，它不會欺騙你，就像音樂一樣可靠。

　　我開始給 L 打電話，問她有什麼需要我可以幫助的，她剛來美國不久，人生地不熟，沒有車，租住在一個廣東人家裡。
她總是說她很好，什麼也不需要。

　　又是一個星期一，我開車去上美國文學課，那時的我必須用課業來平衡我業已失控的情緒化生活。
前一天發生的令人羞憤的經歷，仍在不斷挑戰著我忍耐的極限。
前一天是星期天，我照例從威廉那裡接回了尼娜，回家的路上，那小姑娘竟然對我說，她想要和她爸爸及那個混血女孩住在一起。
我的手開始握不住方向盤了，因為是下坡路，我只好強忍著把車停在了路邊，我壓下心中的大怒問她為什麼。
這個已經 5 歲的胖女孩直言不諱地說，因為爸爸比媽媽高興，能陪她去不同的地方玩，那個她叫做傑西卡的阿姨也不像媽媽，因為她不抽煙，也不愛發脾氣。
說完了，她才覺得好像有些不對，偷偷地看了我一眼，低下了眼睛。
我什麼也沒說，麻木地楞了好半天才把車開回家。
我給尼娜做完晚飯後就把自己關在了屋裡，我不想讓她看見我沮喪的樣子。
我不能相信我唯一的女兒竟然也開始嫌棄我了！
我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感覺整個世界都已經拋棄了我，可我卻不能對任何人說！

　　我把車開進校園後，立刻看見 L 正沿著布滿尤克利樹皮的小道上向教室方向走著，看見她安靜的身影，我忽然產生了想要痛哭一場的衝動。
她不是我的父母，不是我的學生，不是台灣人，不是名人，不是任何我必須顧及面子等因素而必須在其面前表現某種特定形象和展現特定表情的人；雖然她只是個陌生人，還是一個大陸來的陌生人，卻是一個最可以信賴的人。
我請她上車時，就感到自己必須做一件事了。
我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灣區最好的心理醫生也對我無能為力，因為這些美國人怎麼可能懂得中國文化裡的那些東西，尤其是那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那些東西可以讓人去死，但看上去卻有著風平浪靜般的無辜。
西方人最不理解中國人的地方就是“忍”了，雖然他們可以很專業地不去問我為什麼要忍，但是他們臉上一個一閃即過的眉頭微蹙，已經正確無誤地洩露了他們的好奇心。
對一個西方人袒露自己的隱私和內心，絕對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一直不喜歡那些貌似能專業地幫助你的人，盡管有人告訴我在美國找心理醫生必須像買東西一樣“shoparound”，我卻沒有碰到過一個讓我感到滿意和對頭的人。

　　我把車停在通往英語系的小徑轉彎處，不再往前走了，L 有些吃驚，因為馬上就要上課了，我不說話，只是呆呆地坐著，看著窗外，L 畢竟是性情中人，她什麼也沒問，就陪著我一起靜靜地坐著。

　　無聲勝有聲的理解在關閉了車窗的車子裡如同慢板的音樂在回蕩。
忽然，始料不及地，我突然就痛哭起來，就像山洪終於沖毀了堤壩；我哭得那樣失態，那樣盡興，那樣不顧體面，那樣舒暢，絕對是我一生中從未有過的一次。
L 沒有勸我一句，甚至連一句話也沒說，只是默默地陪著我坐在那裡。
她遞紙巾給我時，輕輕地拍了一下我的手臂，這正是我所需要的全部。
我終於哭累了，掏出一支煙，舉了一下向 L 做了個歉意的表示，搖下車窗後就大口地抽起來。
接下來我開始平靜地，毫無顧忌地對她講起了我真實生活裡的一切：
我的累，我每天人前的千般風光，背後的萬般無奈和偽裝，我的無法訴說的屈辱和感到再也無法繼續下去的忍耐。

　　我告訴 L 我不想離婚，不僅因為女兒太小，也因為我對威廉還有著僅存的一點希望，我不敢對這個沒有男人的家的未來做任何想象，雖然挽回的可能似乎已沒有了；但是，我為挽救這個家做了任何事情嗎？沒有。
我的身份和習慣只能讓我除了逃避就是忍耐。
我甚至托人花錢找到了一位剛剛來到洛杉磯的藏傳佛教的密宗大師，請他為我看命理和婚姻歸宿，那位大師說，我和威廉的緣分還沒有完全消盡，所以我才會痛苦不堪。
我也告訴了 L 我在家裡如何瘋狂地酗酒，之後再更瘋狂地彈琴，尤其是在彈德彪西的曲子時，總會產生各種幻覺，鋼琴的正前方會經常出現恐怖的有著中國面孔的鬼怪，猙獰可怕，然後我就會更拼命地彈，似乎在與這些魔怪決一死戰；L 一直都沒說什麼，只是不時地點一下頭。

　　那天我們都沒有上成美國文學課，我請她陪我一起去幼兒園接尼娜，然後去我家吃晚飯，她同意了。
尼娜似乎很喜歡 L，但是問我為什麼這個阿姨不太愛講話。
晚飯後我送 L 回家，返家的路上，我突然感到經過今天突發的感情宣洩，我輕鬆了許多，而 L 在經歷了這一切之後，看似並沒有什麼特別吃驚的反應，她是一個安靜的人，但是我知道寫作的人內心都是不安靜的；她的平靜讓我對自己的突然失態感受不到一絲一毫的尷尬和歉意，就像一個孩子對母親大鬧一場之後，累了，然後就理所當然地睡著了一樣。
我一生裡還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感覺，真是太奇怪了。

　　5 月份到了，我和 L 都是那年夏天畢業的。
L 邀請了她班上的同學和幾個朋友參加了我在音樂系小教堂舉行的畢業演奏會，我演奏了最喜愛的德彪西的作品。
演奏會很成功，那一次，我彈琴時可怕的魔鬼幻象沒有出現。

　　L 畢業後去了紐約另一所學校繼續讀研究所。
她走後，我又去拜訪了那位西藏的密宗大師，這一次他說我和威廉的緣分已盡。
我們終於離了婚，尼娜歸我撫養，那時我的父母已經知道了所有的事。

　　他們之前曾讓俞老伯勸過我，但是因為威廉明顯是過錯方，他們也只得接受了現實。
從爸爸在電話中的聲音裡我聽得出，我第二次婚姻的失敗對他的打擊很大。
那年夏天我帶尼娜回了一趟台灣，然後去了法國，爸爸媽媽和小弟第一次見到了尼娜。

　　那次我吃驚地看到爸媽更加蒼老了。
回到加州後，我申請了去斯坦福大學讀鋼琴演奏的博士學位。
我再次想要開始全新的生活，我賣掉了威廉留給我和尼娜的房子，然後搬進一所公寓去住。
我把賣房子的錢都寄給了在法國的父母，讓他們改善生活，並幫助小弟上一所好的學校。

　　每天我去幼兒園接尼娜時，經常碰到一個叫雷恩的中年美國白人，他是去接和尼娜同一個班的兒子馬克，有時到的時間早了一點，我們就會聊上幾句。
慢慢地，我發現他似乎開始對我感興趣，總是談起他自己的事情。
他居然是個精神分析醫師，正在和自己的畫家妻子分居。
後來，他逐漸對我就像有了依戀之情，總給我打電話，把自己的一切都講給我聽。
我有些不知所措，但是想到也許他和我一樣，生活裡需要一個可以真正交談的人，我想起了 L 那時對於我的重要，就讓自己耐心地充當一個傾聽者。
可是事情並沒有那麼簡單，我們一起帶著各自的孩子出去玩過幾次之後，雷恩開始向我求愛了。
我不知道我對他的感情到底是什麼，雖然與前兩個丈夫都不同，但似乎也沒有足夠而明確的愛的成分，和我對萊昂的感情仍舊是很不同的。
可是，就在他剛對我說過他準備和他的妻子離婚後就和我結婚沒多久，他竟然又莫名其妙地開車去找他已經離開加州的妻子！他在電話裡毫無歉意地對我說，他對他的妻子還有留戀。
他說這話時的語氣平靜得就好像在告訴我，他剛在超市買了幾個做晚飯要用的青椒。
我終於明白，自己再次掉進了一個陷阱，我無法不責問自己，是否今生就不該再和任何異性有任何關係了呢？為什麼所有父母滿意的人都不愛我，而我似乎也不再有能力去愛任何人了——除了萊昂，那個我心裡永遠的痛和回憶？我暗自發誓，今後再也不去碰與感情有關的任何人和事，只需專心讀書，好好培養尼娜就行了。

　　大約和 L 分別一年後的一個晚上，我毫無緣由地突然想起了她，也不管當時是幾點了就撥通了她的電話。
紐約那邊正是凌晨，L 被我吵醒後，不但沒有怨言，反而很高興，我們一聊就聊到了太陽升起，至少有三四個鍾頭。
我告訴她我的所有近況，包括我正在斯坦福讀博士以及和那個精神分析師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關係。
我也沒有忘記告訴她，萊昂依然每年在我生日那天給我寄來新鮮的紅玫瑰。

　　我是在讀博士第二年的時候開始時常感到胸悶的，早晨起來還經常會咳嗽幾聲，但我一開始並沒有太在意，我知道自己近些年來抽煙很凶，所以盡量減少了抽煙的次數；可是不久以後我就第一次咳血了。
在醫院，那個高個子的猶太醫生拿著 X 光片告訴我說，我需要面對一個很殘酷的現實——我被確診得了肺癌，並且已經是晚期。
聽了醫生的這些話，不知為什麼，我心裡竟然感到一種意外的平靜，似乎早就知道那只是個早晚都會來，命裡已注定的結果，躲是躲不過去的。

　　從醫院回到家，離要接在附近上小學的尼娜還早。
我不顧一切地又抽了兩支煙，以便冷靜下來做比較理性的對身後事的安排。
不抽那兩支煙，我肯定會握不住筆的，我在一張紙上列出了下面這些需要做的事情：
1.此生需要感謝的人名單
2.以自己的名義捐一筆獎學金給法國高等音樂學院
3.捐一架鋼琴給自己獲得碩士學位的女校
4.對尼娜今後的生活和未來的安排
5.對父母和小弟的安排

　　幾天後我就開始了例行的放化療。
我的爸媽知道後，立刻就從法國趕來了，雖然我前年才去法國看過他們和小弟，可是再見到他們第一眼時，我幾乎完全認不出了。
我的爸媽在知道我得了癌症之後的短短幾天之內一下就變老了！
他們辛苦了一生培養出來的女兒在 42 歲時就要走了，他們注定要經歷白髮人送黑髮人的人間悲劇了！
我在爸爸枯黃的皮膚裡和額上那些深深的皺紋裡，在讓人不敢正視的深陷的淒哀的眼神裡，看到了一個父親對生活最深的失望。
我知道，我的兩次婚姻已經讓他的自尊飽受折磨，而現在我竟要用生死離別來對他們做最後的摧殘！
上天，這一切又怎麼可能是我的本意呢？我為什麼無論做什麼最後還是會傷害我的父母——為我付出了一切一切的父母呢？

　　深夜，我一個人躺在寂靜的病房裡，雖然身體被放化療蹂躪得幾乎不屬於我了，心裡卻澄淨極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此刻和世界上所有得了絕症的人一樣，剩下的日子就是面對並不會起什麼作用的例行治療，繼續忍受不能忍受的痛苦，毫無招架之力，然後就是應對一撥又一撥前來探望自己的人們，勉強地和他們說幾句話，感謝他們，然後那一天就終於來了。
人到了這種時刻，對死亡的恐懼其實已經消失，既然不能改變它的必然到來，為什麼不像能迎接春夏秋冬一樣，坦然跟它走呢？

　　誰說從幾十年生活的重壓下解脫出來就一定是件壞事呢？
我在台灣教過的學生很多都在美國深造，他們大都已經來看過我了。
我知道自己的身體已經縮小了很多，人瘦得脫了形。
他們看見我的第一眼，大都是露出極度意外的神情，接著就是讓人難以忍受的悲傷和憐憫。
在和我握手時，我可以感到他們的手無一不在微微顫慄，因為我那雙曾經讓我一生獲獎無數的靈巧的手，現在已經枯萎成了一個老太太的手，只剩下一層皮和嶙峋的骨。
當清楚地知道和所有這些人的見面是人生的最後一次時，那種感覺是難以形容的；好像一切都是在夢裡發生的，生活和活著本身就是一個不可確定的事實，為什麼人來了又會消失？我感到看見的一切面孔似乎那樣地不真實。
再仔細想想，一生裡真正真實的東西除了音樂和萊昂之外，還有什麼呢？一切都是過眼雲煙，一點也不假。

　　萊昂知道了我的情況後堅決要來看我，可是我也堅決地拒絕了他。
因為經過放療、化療後，我面容枯槁，頭髮脫光，雖然戴了帽子，但愛面子的我堅決不想讓我生命中唯一的愛人對我的最後記憶是那樣一種可怕的形象。
最後萊昂同意了，但是悲傷至極。
上個月我在醫院裡過 42 歲生日時，他從法國寄來了最後一次玫瑰，也是最大最多的一次。
玫瑰花擺滿了我的房間，我知道一定馨香怡人，可是我已經聞不到了，多次放療、化療已經摧毀我身體太多的功能。
我請人給萊昂寫了最後一封信，裡面只有一句話，
“萊昂，好好活，等著我，下輩子我一定會去找你！”
我所有想說的話到此應該說完了。
我 42 歲的人生隨時就要落幕了——太短了，不是嗎？
此刻我非常懷念我那些和我一起走過音樂之路，分享過音樂之美的人們，那些老師、學生、同學、朋友。

　　我知道，當年我在台灣教琴過程中遇到情緒不佳時，肯定給我的學生們造成過不小的困擾，我在此向你們鞠躬，跪求大家的原諒，並謙卑地說一聲對不起！衷心希望你們生活幸福，音樂永遠與你們同在。

　　對了，再說幾句吧。
如果我的一生令人唏噓，希望你們的人生不要重蹈我的覆轍。
我從小逆來順受的性格與我的音樂才華似乎頗不相稱，也許有人知道了我的人生故事會難以相信。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人身上貌似不可能的矛盾之處不但是真實存在，並且發生在很多人身上。
我的鋼琴雖然彈得很好，但是我的個人生活卻充滿了難以置信的曲折和磨難。
不過卡夫卡不也是這樣嗎？我在那個女校的英語系選修課上讀了他的小說，忽然明白了為什麼他在自己創造出來的最不真實的世界裡得到靈魂的解脫；而我則是在音樂裡，在手指和琴鍵創造出的另一個屬於我自己的世界裡才能自由呼吸。
上帝讓我留在世上的時間也許只有一個星期、幾天或者更短，所以此刻我對任何事已無所顧忌。
我臨走前最想說的是：
如果可以再活一次，我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和萊昂在一起，即使付出的代價是會傷害我的父母，但那應該只是一時的。
想一想我後來為了孝順他們而沒有那樣做的結果是什麼吧，難道不是更深地傷害了他們一輩子？我的不幸其實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我的父母不會懂。
我不敢想像他們如何能承受得了失去女兒這樣最無情的打擊，今後又會如何在悲哀中度過餘生。
可是，孝道如果與人性相違背難道還應成為美德嗎？
天下的父母，請你們把我的人生故事留作參照和思考吧。

※ L 告訴我，她給我寄出那盒錄音磁帶時，佩吉·楊已經去世了。
她說她這個朋友的悲劇人生其實也是很多在中國家庭裡長大的一代人的無奈。

※通過我與 L 的後續聯繫，我知道了尼娜後來被佩吉·楊的父母接到了法國去生活，也已經開始學習音樂。
我聽了之後不由得想，那個小姑娘的外婆和外公會不會把自己對女兒未竟的人生移植到尼娜身上呢？
小姑娘會不會成為她母親的影子？

※可憐天下父母心，也可憐那些為孝心忘記了自己最基本的需要，背負了一生懊悔的孩子們。
但願佩吉·楊的靈魂是自由的，愛自己的親人，但是不必為此付出愛所不能承受的負擔——那負擔最終壓垮了她作為一個優秀音樂家單薄的身體和靈魂。

※附註：蕭邦音樂大賽冠軍得主，查不到台灣音樂家楊珮及其人。
安息吧

※本文摘錄自「不說，就真來不及了︰紐約客的臨終遺言」一書中的故事。

#泰北孤軍

最近，黨產會百般刁難 中華救助總會 與 國防部 合作在泰北為國軍興建 #忠烈祠 的計畫。

黨產會的委員公開在媒體說，如果同意這個計畫，會幫助救總洗白，對黨產會認定救總為附隨組織的訴訟不利。

我對黨產會的政治算計不齒，也不想再和他們打口水仗，只想分享這個泰北孤軍的故事，請大家想想，政府該不該為始終效忠中華民國的泰北孤軍建這個忠烈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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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離開41年回家時，母親在村口等了他一天

王豪（止戈出品2018-08-10）

從曼谷飛往昆明的航班上，父親王畏天不停地向我念叨大媽做的破酥包，有多麼多麼的好吃，甚至口水都快流下來。我轉而問了他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我母親和大媽，你生命中的兩個女人，你覺得誰更好一些？”

“你的母親只是守婦道，和你的大媽相比，一無是處！”父親的回答就像他的性格一樣，簡單粗暴。那是1991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和弟弟阿旭從泰國美斯樂回老家雲南鳳慶探親。

41年前的春節，身為國軍中校的父親，撇下他的原配妻子，也就是我的大媽，還有兩歲的兒子，隻身逃往緬甸，在那裡認識了我的母親。之後，他們前往泰國北部定居，相守一生。
父親的回答，並不出乎我的意料。

1949年12月9日，盧漢起義。在我所學的歷史中，稱之為叛變。
3個月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解放軍進城那天，已經脫掉軍裝的父親雙手抱在胸前，站在人群中靜觀這個城市新的主人。

父親畢業于黃埔軍校17期步兵科，後服役於滇軍，至1949年已是中校副團長。

若干年後，當父親向我講述這段過往時，我問他：“你覺得你們厲害，還是解放軍厲害？”
“他們穿得很破，但是步伐非常整齊。”父親沒有正面回答。

邁著整齊劃一的步伐挺進昆明城的解放軍，讓父親感到不安。他調轉身，連夜趕回鳳慶老家，跪在地上對我的奶奶說：“娘，我要去緬甸找三哥，避避風頭，等形勢緩和就回家。”那時，三伯在緬甸跑馬幫生意。

在泰北的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一個傳統，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奶奶沒有作聲，起身去給父親收拾行李。父親的妻子，則把家裡的破酥包，全都裝進了父親的背包裡。

妻子是大他一歲的表姐，青梅竹馬。他們的孩子王磊，僅有兩歲。
那年，父親只有29歲。

父親四兄弟，大伯是舊政府的鄉長，二伯畢業于上海大夏大學，在省立昆華中學任教，三伯跑馬幫生意，常年在緬甸。

1949年，對於富甲一方的王家來說，是命運的分水嶺。

父親一路向西，再向南，翻山越嶺，在湍急的江水中拼命游向緬甸。到緬甸後不久，父親輾轉找到三伯，跑馬幫的三叔，早已不敢回老家。軍校出身的父親並不是做生意的料，時值李彌在緬北招募國軍殘軍，試圖反攻，父親當即前往，任上校副司令。

父親逃離家鄉不久，土改運動在全國迅速展開，曾在舊政府任過鄉長的大伯，是重點運動對象，他也在一天深夜，跪別母親，出走緬甸，遺下大伯母和4個幼子。

1953年，我的二伯也來到了緬甸。在此前，他被關押了3年。關押期間，他的兩個女兒夭折。被釋放後，依然處於被監視狀態。在一位同族人的勸說下，有一天趁著外出趕集，慌張逃走，未及告別家人。到此，王家四兄弟，全部在異國相聚。

王家的下一代，亦未能逃脫流亡的宿命。

大伯的大兒子，作為王家的長子，後來也逃到了緬甸，加入李彌的反共救國軍。在之前，他和奶奶、大伯母等三代人一起，被同台批鬥。他們的身上，有太多的壞人標籤，地主家屬、逃亡家屬、境外國軍家屬等等。

當兒孫們為了活命一個個地逃亡異國之後，只剩一幫婦孺，守著王家偌大的老宅，獨自承受整個家族之於歷史的苦難。奶奶只能整日以淚洗面，他的兒孫們，為了活命接連逃往異域，至她死，都沒有回家。

我叫王豪，1961年出生于泰國北部的一個小山村美斯樂。

在此前，我的父親一直在緬甸，試圖和敗退于此的國軍部隊一起反共救國。這一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緬甸政府的請求下，入緬追剿國軍部隊。後者不得不跨越湄公河，移師泰北。

父親的其他3個兄弟，也隨軍來到泰國。大伯和三伯繼續做生意，二伯後來成為美斯樂興華中學小學部的校長。

父親撤退泰國時，我還在娘的肚子裡。我的母親叫黃淑卿，1958年由雲南施甸前往緬甸，加入父親所在的第五軍政訓處。母親不僅模樣清秀，還寫得一手好字。

那時，父親已經離開雲南8年了，他知道，回家已遙遙無期，37歲的他渴望重組一個家庭。父親托人去做母親的工作，希望娶她做老婆。母親不為所動，態度非常冷淡。母親的態度，讓身為師長的父親不解，他瞭解後才得知，母親曾經有過家庭。父親並不介意，經過不懈努力，母親終於對父親有了好感，嫁給了父親。

一個英俊瀟灑的高級軍官，一個讀過書的大家閨秀，他們的結合，讓無數人羡慕。

父親的四個兄弟，先後在異國再娶，這是一個無奈且充滿愧疚的選擇。留在雲南的四個妯娌，一輩子都沒有改嫁。即使在後來，他們得知自己的丈夫有了新的家庭，他們依然在默默堅守和等待。

意想不到的是，1970年的一天，我的母親突然精神失常！這是一個讓整個美斯樂的人，都無法理解的事情。

20多年後，當我回到雲南，知道了母親的身世，我終於明白，母親為什麼會這樣。

父親的這一段婚姻，過得並不幸福。
父親常年駐紮軍營，母親只能自己帶著四個孩子生活。她是個極度缺乏安全感的人，每到天黑，她就要把門牢牢鎖好，檢查數遍才放心。然後點上蠟燭，輔導幾個孩子功課。

母親對我們非常溺愛，每當脾氣火暴的父親訓斥我們時，她便挺身而出，但每次，總是吵不過強勢的父親。絲毫不懂溫柔的父親，從來不會安慰母親。

1970年，在緬北駐防三年的父親回了家，我們一家六口終於團聚了。

有一天，全家外出做客時，母親坐在角落裡一語不發，對所有人的問候都不搭理。就在人們埋頭吃飯時，只聽“叭”的一聲，手中的筷子被她折成兩截，整桌賓客愕然。

她開始一個人喃喃自語，說著別人聽不懂的話，一會哭，一會笑。
從那以後，母親的行為愈發異常。

1970年，對於駐紮泰北的孤軍來說，正處於生死邊緣。

在此前，他們多次被泰國政府圍剿，之後又為了搶生意和毒梟坤沙打仗。這一年，泰國政府邀請他們做雇傭軍，替政府收復被反政府武裝佔領的地盤，成功後就可成立政府承認的“泰北民眾自衛隊”，獲得長期居留權。

為了更多人的生，只能讓有的人去送死。

身居副軍長的父親，幾乎天天開會研究打仗事宜，照顧母親的事交給了傳令兵。
而母親不願呆在家裡，她經常有些疑神疑鬼地對我們說，父親在外面有了女人，不要我們了。父親深夜開會到很晚，她就帶著最小的弟弟，守在門外，一坐就是幾個鐘頭。開完會的父親看到這個場景，氣得扭頭就走。

有人建議把母親送往精神病院，父親卻沒有同意。他擔心精神病院會讓母親感到害怕。1972年夏天，父親帶全家到清邁度假，他希望換個環境能讓母親的病好轉，但足足呆了一個月，沒有任何效果。

我曾問父親，他會不會像母親說的那樣，拋棄我們母子。

“不會的！”父親的回答，堅毅中，透露著一絲感傷。1950年，他曾拋棄了自己的妻兒。
母親嫁給父親的那一年，雲南廣播電臺開設“對境外國民黨軍殘部廣播”，經常會出現父親的名字，呼籲父親回歸祖國的懷抱，全家老小等候他們回家。

每次聽到這樣的廣播，傳令兵就會默默地退去。父親先是一個人躲在房間裡流淚，之後就是摔東西。對於流落異域的老兵，幾乎每一個人都有過面向北方默默流淚的經歷。同樣，在他們的家鄉，他們的母親或妻子，也是在夜深人靜時，獨自流淚。

等到1961年我出生時，父親四兄弟終於和雲南的家人取得了聯繫。大媽不識字，回信是由哥哥王磊寫來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會問：爸爸，您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我能感受到父親的歉疚和無奈，他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能力，寄錢和物品回去。

那時候，中國饑荒遍野。父親寄回去的有炒麵、布匹、炒鍋、紅糖、衣服等等，對於家鄉的親人來說，雪中送炭。

1962年，家鄉來信，奶奶去世了。父親四兄弟相約在泰北的高山上，向北長跪，痛哭流涕。

到了“文革”，雙方的聯繫中斷。直到1978年後，通信再次恢復，也比較頻繁了。只是信的內容，再也不提回家的事情。漫長的“文革”，讓大家有了生疏且絕望。

在此前，父親曾有兩次撤台機會，但他沒有走。在這件事情上，他們四兄弟一致認為，雖然泰國也是異鄉，但離家要近得多。

他們一生，都沒有放棄回家的想法。而現實，卻讓他們成了一群寄居異國的孤兒。

因為父輩們的犧牲和努力，讓我們第二代有了新的出路。中學畢業後，我前往臺灣念書，後到日本工讀。直到1990年回到美斯樂，沒想到父親劈頭就說：“你還回來做什麼，看看這個家，一點溫暖都沒有！”

我有些訝異地看著父親，曾經身為副軍長的父親，腰背依然挺直，但頭髮已經花白。那時，泰北的孤軍已經放下武器，解甲歸田。傳令兵早已四散而去，父親的眼裡，滿是落寞。

我看到瘋了的母親，一個人關在屋子裡，正是盛夏，身上卻層層疊疊穿了五六件衣服，頭髮很髒，身上滿是異味。沒有人能碰她，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看到我回來，母親終於有了一絲笑容，但很快，她又對著空中喃喃自語。這個場景讓我非常難受，我決定留下來，守著年邁的父母，不再漂泊。

就在我回到美斯樂的這一年，家鄉的一封來信，讓父親有些激動。信是家裡的一位長輩，受父親的兒子王磊之托寫來的：
王磊和他娘，希望你們能回家看看，王磊擔心你不相信他，就托我來告訴你，黨和政府非常開明，政策也很明確，你們回來不會有事的，我用人頭擔保。

歷史的恩怨漸漸遠去，親人們的相聚，終於可期。
第二年春節，父親帶著我，從曼谷乘坐飛機，開始前往已經離別整整41年的家鄉。

因為通訊條件所限，抵達昆明後，父親才向鳳慶的家人發去電報：
吾已抵昆，攜子豪、旭同返

在決定回家之前，母親清醒的時候，父親曾徵求她的意見，想不想回中國看看自己的父母和姐妹，那時，外公和外婆還都在世。母親猛地站起來，冷冷地答道：“不回！”然後扭頭走開。

這讓我十分不解。
這個謎底，直到我再一次回到雲南探親時，才一點一點剝開。
從昆明出發，坐著汽車在山裡顛簸了一整天，終於抵達鳳慶老家。

時年70歲的父親西裝革履，手拄文明杖，我和弟弟阿旭穿著牛仔褲，一身時髦打扮。那時的鳳慶，到處都是低矮的破房子。
回家的父親，如是異鄉人。

就在村口，遠遠的，望見一個穿舊式藍布衫的老太太站在一棵大樹下。走到跟前時，父親突然站住，他抬起右手指著老太太，用濃重的鄉音問：“你施玉蘭嘎？”

“哦，回來了嘎。”老太太答非所問地說，然後指著我和弟弟說：“哪個是阿豪？哪個是阿旭？”
那竟然是大媽。

在回家的路上，我曾無數次地想，父親和大媽見面時，一定會緊緊地擁抱在一起。沒有想到，在離別41年之後再見時，他們夫妻之間，竟是如此地克制。41年的苦難、分離，以及思念，似乎並不存在。

後來才知道，大媽為了等我們回家，就這樣在村口的大樹下，站了整整一天。父親走到大媽身邊，用手拍拍她的肩膀說：“你辛苦了，你辛苦了！”這對曾經竹馬青梅的表姐弟，就這樣說著話，往家走去。

父親的舉動，就像一位長官在嘉獎勝利歸來的士兵。

一起前來迎接我們回家的，還有父親的兒子王磊。那個曾在信中無數次呼喚爸爸回家的孩子，已是43歲的中年人。而真正與爸爸相見時，他卻難以開口，一直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小時候一直期盼著爸爸回來，別人都有爸爸，我為什麼沒有。後來長大了，我和媽媽已經不抱希望了。現在突然回來了，就像是做夢一樣，很奇妙的感覺。”王磊很平靜地說。

兩歲時父親就離開了他，但他多年後竟然記得一個畫面：他耍賴皮哭，父親打了他屁股兩下。父親教訓他的畫面，是他對父親唯一的記憶，如同珍寶一樣，深藏於心，一輩子都捨不得忘。

大媽在接到電報時，就開始準備了。他們刷白了房子，從鄉政府借來新的被褥。父親被安排和大媽同住一屋。

我、弟弟阿旭以及哥哥王磊，住在兩位老人的樓上。夜深人靜時，月光從房頂的窗戶照進來，不隔音的木板下傳來父親和大媽忽高忽低的談話聲。

我們同父異母的三兄弟沒敢說一句話，側耳細聽，只聽得父親翻來覆去說了好多遍，“你辛苦了，對不起你們了。”

大媽則說：“你也不容易。”

每當談話陷入沉默時，父親就搶著說：“過去的事你就不用再說了，你們受的苦我都知道。”

強勢的父親，沒有給大媽任何傾訴的機會。
我也終於明白，當我問母親和大媽誰更好時，父親為什麼會說母親“一無是處”。大媽對他的包容和體貼，以及作為一名傳統婦女的隱忍，是沒有人可以相比的。

父親的歸來，讓大媽高興不已，她忙前忙後張羅飯菜，待全家人落座，她卻不肯入座，我去請了好幾遍，她才悄悄告訴我：“我從嫁給你父親那天起，從來沒和他同桌吃過飯，這是老規矩。”

在準備的飯菜中，有一盤浸著油漬的破酥包，異常醒目。
回家的父親，還偶遇了當年隨他征戰的勤務兵，勤務兵頭髮花白，穿著一雙破舊的解放鞋，他正步走到父親跟前，敬了一個禮：“長官，您回來了！”

多年後，父親提到這個場景，依然是唏噓不已。
留在雲南的勤務兵，也曾遭受了歷史的折磨，但畢竟，他可以留在家鄉，與親人廝守。

父親回家的另一件事情，就是修建王氏宗祠。作為鳳慶最大的地主，王家的五代祖墳曾在文革時被毀。當地統戰部門為了向曾為副軍長的父親示好，專門撥了一塊地用於修建宗祠。

在奶奶的墳前，父親長跪不起。兒子出行或歸家時，都要向母親跪著告別或請安，這是在泰北華人中，至今還保留著的一個古老傳統。當年離家時，他告訴母親，他只是出去避避風頭。這一去，就陰陽兩隔。

在40年前，父輩們流離於緬北的叢林中，居無定所之時，留在家鄉的婦孺們，也在驚恐度日。

王家的祖宅曾是一個有著數十間房屋的青瓦四合院，依山傍水，每扇門窗都雕刻著精美的花紋，四合院前的操場有半個足球場那麼大。

1950年後，十多名家丁全部被遣散，只剩一個啞巴忠實地守在奶奶身邊。再後來，所有人被趕出老宅，王家巨大的木門被貼上封條，財產全被沒收，家人住進一間陰暗潮濕的茅草屋，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半年後，茅草屋倒塌了，他們只能在村子裡挨家挨戶借住。

“母親被批鬥時，我只能站在旁邊，邊看邊哭，等批鬥的人走後，才趕快扶起母親，去找點草藥來給母親敷在傷口上。”王磊說。

因為父親的身份，小學畢業後，王磊就不能繼續念書了，開始和母親在生產隊幹農活。

曾為地主婆的奶奶，1962年去世時，連一口像樣的棺材都沒有。心底善良的她，把很早前就給自己準備的楠木棺材，用來給那個忠誠的啞巴家丁下葬了。

她的靈前，沒有一個可以披孝的兒子。

流落泰北的王家四兄弟，其中大伯和二伯，在1990年前政策明朗之前，已經去世了，埋骨異域。

我的三伯在看到父親平安返回泰北後，相信了共產黨沒有說謊，也在一年多後回家探親，遺憾的是，見到了我父親的三伯母卻沒能等到丈夫回家，在一年前去世。

等了一生，就如此錯過。

王家四兄弟，只有我的父親，見到了自己的原配妻子。他們相見兩年後，大媽也去世了。

1993年年底，我成家了，母親的瘋病愈發嚴重，為了探究母親的過去，我帶著新婚妻子前往雲南施甸，去看望外公外婆。

我和妻子去看望外公外婆。
從外婆的口中，我知道了母親的秘密，那是一段連父親都不知道的經歷：出身大戶人家的母親，年輕時曾嫁給當地一青年教師，50年代因丈夫成分不好，夫妻被關進監獄，幾個月後母親以“陪殺”的身份目睹丈夫在眼前被槍斃，5歲女兒也在監獄受了驚嚇，夭折。

母親被釋放後，外婆集齊家裡所有的錢幣，捆在母親身上，送她跨過怒江，逃往緬甸。

我終於明白，母親的一生，為什麼會活得那般驚恐，那麼不安！她對我們的溺愛，對父親的猜疑，都是害怕再失去。可惜，行伍出身的父親，一生也沒能明白母親內心的創傷，他甚至連母親的生日都不知道。終於，母親再也無法承受歷史的沉屙，在恐懼和不安中，徹底迷失了，成了父親口中“一無是處”的妻子。

1994年，我們邀請二伯母前往泰國團聚，那年，二伯已經去世整整20年了。令人遺憾的是，二伯母臨走都沒有去二伯的墓地。她到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丈夫。

他們是王家四兄弟中，唯一自由戀愛的。關於他們的悲歡離合，他們的兒子，會在另篇泰北系列故事中講述。

2005年，我的父親和母親先後離世，這對陰差陽錯走到一起的夫妻，一輩子過得都很分裂。他們的內心，各自都有著歷史的創傷，卻相互沒能理解和寬慰。

十年後的2015年，我的哥哥王磊來到泰北美斯樂，我帶他去了父親的墓地。他跪在父親的墓前，就如同他那年見到父親時一樣，依然是淡淡的，沒有多少話可講。

就像做夢一樣。

【媽，為什麼主持人用哭調主持喪禮？為什麼不熟的民代要穿著背心來致意？】

我的婆婆今年十一月往生，享年98歲，當天的告別式，五代同堂的她，是母親，也是阿嬤、阿祖、阿太，子孫滿禮堂，特顯尊榮。

參加完阿嬤的告別式，我一直以為孩子們一定會湧出許多從未有過的複雜感受，畢竟，這是孩子第一次經歷親密家人的生離死別，是第一次參加告別式。

整個典禮很莊嚴，也很溫馨，雖充斥著悲慟難忍的氛圍，但也暗暗發散著整個大家族五代大團聚的驕傲聲勢。

沒想到小子之一回到台北後毫無隱瞞的跟我說，他並不習慣這樣的喪禮，特別不明白、也非常不喜歡主持人從頭到尾帶著哭調來主持告別式。

「阿嬤的往生和這個主持人並沒有關係，這樣的哭調讓我從頭到尾都覺得很奇怪，老實說，我覺得有一點虛假。」

乍聽聞小子竟提到「虛假」二字，第一反應當然有些慍怒，畢竟，以大人的眼光來看這個主持人，他算是非常敬業，很努力地營造整個典禮集體悼念的氛圍，

且據說，這個主持人可是禮儀界的紅牌、公認的經驗豐富，很能掌控典禮的流程與氛圍，進退有據。

且參加過多場喪事的大人們，對告別式都已有既定的認知，覺得喪禮大約都是這樣進行的。毫無疑問的，大人們一致滿意主持人稱職的表現，都覺得典禮非常圓滿。

但人生經驗也限、且對告別式該如何進行完全沒有任何概念與框架的孩子卻不以為然。

「整場告別式，我覺得最讓我感動、也最有意義的，就是爸爸自己親手製作的影片，裡面是這幾十年來全家族珍貴的照片，這部分我看了真的很感動。

我不太理解，為什麼要一個不相干的人來幫我們唱哭調呢？他為什麼哭得出來？我感覺很假。」

小子話還沒落下，我就有點失去耐性，只覺得他少不更事，只懂批評，不知大人為了喪禮的繁瑣細節，前前後後忙進忙出是多麼辛苦，甚至不解在阿嬤生前費了多少心力在照料她老人家？

然而，聽到小子提出的論點，我也一時語塞，竟只回答：「告別式就是這樣進行的啊，以前還有五子哭墓呢！」

接著，小子又豪不客氣地提出了第二個他覺得的可議之處。

那就是公祭時，不論執政黨或在野黨，有幾位民意代表的辦公室人員，穿著鮮明政黨色澤的背心，代表民代來上香致意。

「告別式不是政治角力秀，其他人都是素裝前來，我不懂為什麼民代辦公室的人就一定要像競選一樣，穿著政黨鮮明、印有斗大名字的背心？

何況，我們也跟這些名代一點點關係都沒有，我完全不喜歡這種安排。媽，你覺得這樣真的真誠嗎？」

這完全挑戰了大人一直以來對告別式的認知，婚喪喜慶誰不希望場面風風光光，有愈大的官來敬輓致意，就愈顯家世顯達，告別式更盛大圓滿，

所以治喪委員會都會儘可能利用各種人脈關係邀請達官貴人致輓聯、送花籃，若能親自到場致意更有面子。

但對於告別式該如進行沒有任何既定框架的孩子卻完全不以為然。
我初聽孩子的想法真是頭上冒出好幾條線，真覺得這孩子未免想法也太多太煩人了，甚至覺得小子根本自以為是。

於是，不假思索的就回他：「愈多人來送阿嬤不是很好嗎？阿嬤搞不好也喜歡場面愈大愈好，她就愈有面子，這樣有什麼不好呢？」

小子則回：「親朋好友多都來送別，這樣場面大不是才有真正的意義嗎？告別式又不是拉票的場子，那些代表政治民代的人穿著背心跑場子，對阿嬤到底有什麼意義？阿嬤又不認識他們，我真的覺得沒有必要！」

聽完小子這兩個論點，我啞口無言。還在思索小子的邏輯有無道理，小子又拋出最大震撼彈。

「最後我還有一點不是很能認同，媽媽可能聽了會覺得我大逆不道，那就是，一路上，子孫們要磕頭跪拜數十次，我願意和阿嬤誠心誠意行磕頭跪拜禮，但是我覺得沿路磕頭跪拜幾十次，好像沒有必要，

磕頭跪拜只是一種形式，形式只要有呈現就好，但不斷沿路重複做這個動作，真的不如我們誠心誠意地和阿嬤好好說說話、祝福她。」

我想起我大三時，我的父親就過世了，當年我二十一歲，也算是青春期近尾巴的年紀，我記得當年父親的告別式上，主持人從頭到尾都用一種類似念咒語的奇怪唱腔來主持，「三跪九叩」等繁文縟節也不知幾凡，

當年的我，和現在眼前的小子也差不了幾歲，也是我生平首次參加喪禮，但是，我卻從未思考過「告別式該如何進行才具有真正的意義」、也從未質疑過行之有年的「喪禮流程」有任何需要琢磨調整之處。

對屬於X世代的我來說，所有的流程都有它的道理，也絕對是孝道的展現，大人說什麼就做什麼，小孩有耳無嘴、有眼無語，這是我們這個世代一慣的反應，

做為晚輩的，理當只有順服與遵循，也理當要習慣凡事順服與遵循，沒有什麼需要討論、更遑論對古禮質疑或反對。

因此，在兒子對阿嬤告別式提出麼這麼多獨特思考的當下，毫不諱言的，我第一個念頭真的就是他說的那四個字「大逆不道」。

天啊！現在的孩子都如此反骨嗎？

但我隱忍著沒有立即竄出口，因為當下，真的除了「這就是行之有年的古禮與孝道展現的方式」此理由，我似乎沒有其他可以好好說服小子的立論。

看著兒子率真無偽的澄澈眼神，我想：

兒子認真地思考他親身參與的重要典禮是否能有更具意義的做法，這樣有錯嗎？

兒子坦誠無畏的把他認真思考過的想法告訴媽媽，這樣有錯嗎？

難道我要兒子閉嘴了事，就一切OK了嗎？

而回想起三十二年前的我，為什麼我不會去思考類似的問題呢?

而如果我真的有自己的思考能力，我可能有這樣的勇氣與意願，毫不保留的把我主觀認為會被父母扣上「大逆不道」的想法和盤托出嗎？

不，絕不可能！

幾個問題自我快問快答之後，我停止了反批孩子的想法，反倒好奇孩子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我根本沒想過的念頭，

於是我反問小子：「所以，你覺得怎麼做比較好呢？」

「我覺得真正認識阿嬤的家族、親朋與好友來就好，真誠地和阿嬤告別；她的兒女孫子們每個人有機會好好地和阿嬤說說話，要哭要笑都是出於真誠的自己，主持人只要負責流程就好。跪拜禮不在於多少次，出於真心的好好跪拜就好。」

沒錯，阿嬤往生，親生的子女、孫子女一定有很多心裡的話想親自和她老人家訴說，

在家祭這個專屬於自家人緬懷阿嬤的最後時刻，若每個人有機會能站上台真誠地、好好地親自跟阿嬤說說滿心的感恩、送出最後的祝福，或是一起回憶點點滴滴的往事，必更能告慰阿嬤在天之靈，

阿嬤若有靈，一定很想聽聽子孫們的聲音勝過主持人吧。

聽完兒子的想法，我毫無反駁的理由，他所說的每一個論點不是為反對而反對，不是反骨，不是叛逆，

若用豐富寬廣的眼光來看待孩子的起心動念，他乃是出於對阿嬤真正的愛，未曾被框架的自然的愛。

我謝謝兒子毫無隱瞞的告訴我他的想法，不必畏懼媽媽我會痛斥一頓，

如果他不認為我是一個可以理性討論或值得他信任的大人，我想，他根本不想費事坦誠以告；

而如果兒子預期他所表達的只會換來一頓「大逆不道」的責難，他絕對懶得惹麻煩！

此外，比起青少年時期對既定現狀從不懷疑、甚少思考、更不可能有勇氣表達意見的乖巧的我，兒子是完全反向的發展，

他們認真的去體察喪禮的流程、思考每個環節的合理性，再進一步思考怎麼做更好。

這，不就是青少年思考力蛻變進化的過程嗎？

在聆聽兒子大膽表達甚或被認為是大放厥詞的當下，我是否看到他們此時期最珍貴與最鮮明的成長印記呢？

那就是---思辨能力正大幅度的躍進。

《深度洞察力》一書引用了史丹佛大學研究員的一個有趣論點：

有青少年子女的領導人比較不會過於自信，因為家有青少年的父母知道，這個年齡層的人永遠不會為你所動，而且絕對會毫不猶豫地告訴你你有多麼的不厲害。

「和與你意見相左的人為伍，是領導成功的基石之一」。看來，永遠的反對黨--青少年，是人類能不斷革新進步的最大動力。

當然，我希望兒子有思考力，不代表我容許兒子缺乏體貼大人的溫暖心意。

「兒子，聽完你的想法，我很欣賞你有認真的去感受這個喪禮整個流程，也認真的去思考著更好的做法，」兒子面露微笑。

我接著說：「但是爸爸和長輩們這陣子真的很辛苦、很忙，而且失去了母親，真的很悲痛，他們並沒有更多的時間與心力來想更創新的做法，在他們既有的人生經驗裡，這絕對是他們最棒、最完善的規劃了！

我想你應該能夠理解的，希望你能感受他們的用心和現在的心情，並真心感謝他們為阿嬤和全家族的付出。將來，你們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與做法，沒問題的！」

兒子點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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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重點】
00:00 開場介紹
00:59 老翁要獨生女拋棄繼承？萬萬不可！
07:00 明明是自己買的房 親戚們卻跑來繼承？
12:00 就怕外人分產 子女們阻饒富爸爸再婚！
18:06 全家居住多年的房子 卻被大嫂偷賣掉？
23:55 老婦打個新冠疫苗 房產資產全不見？
26:00 一間四千萬房產 搞到而死親情散！
28:50 大地主被蛇咬死 是蛇靈的復仇？
34:10 不敢繼承房產 就怕被老公全拿走！
37:22 遺產能照顧到未成年女兒？很難講！
41:50 要孩子拋棄繼承？媽媽存什麼心？
45:54 滿屋子的骨董收藏 遺產價值怎麼算？
50:39 金條跟土地 留著哪個比較值錢？
54:55 孩子們才5歲 已經完全規劃好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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